火种重燃，从地下到重生——朱虞夫先生访谈录

采访/编辑：鲁慧文 2025年6月21日

鲁慧文：朱老您好，今天下午想请您就《在野党》复刊事宜给我们做一个访谈节目，想先请您做个简单自我介绍，以及您与《在野党》的关系。

朱虞夫先生：今天我很开心鲁小姐到我家里采访我关于中国民主党当年党刊《在野党》诞生和国内发展的情况。（《在野党》在毛庆祥主持下）出了九期的大概这个过程是可以讲一下，九期后我和毛庆祥都一起被抓起来了，后来的民主党人聂敏之、王荣清、陈树庆他们把这个事情又担当起来了，又出了两期，马上也遭到了中国当局镇压。到了第十一期时候就被迫关闭了。那这十一期的《在野党》被关闭这个情况我是这样看的，我说《在野党》就像是一粒种子，因为在黑暗高压政策下，共产党把它想埋葬掉的，把它埋到地里去，但《在野党》是个有生命的东西，它虽然处在地下，但它还活着，还在慢慢成长，非常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我来到了美国，大陆春节时候我采访国内当年创党人员入狱的情况，我和谢长发先生联系上了，（他是）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的主席，为民主党他判了13年刑，也就是说在中国民主党整个镇压过程中，谢长发先生是判刑最重，而且是坐满了13年的人。当时另外一个人也判了13年，但那个人过了三年就放到美国来了，是谢长发先生提了一个建议，既然我们来到海外，是不是把当年《在野党》继续搞起来？要有自己的喉舌，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党刊，我听了以后，当时我因为很孤立嘛，身体也不好，偶然和一些朋友聊天时候谈起这个问题，那天正好是一个我们原来浙江民主党的来金彪到我家里来看我，郑存柱陪他一起来，在吃饭的时候一说，突然他们受到启发了，他说好啊，谢长发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马上把它搞起来。确实我们也在这块是一个空白，要把它填补起来。然后当场来金彪和郑存柱募捐了2,900块钱。这个事情我找到张致君，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我希望这个事情她来做，就是总的我来管，以我的名义来做，由我来承担所有责任。张致君最近也有点不太方便，所以我今天非常开心，我发现你也确实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完全可以把张致君暂时没有精力顾及的这一部分由你来担当。你今天的采访你想了解的哪些情况我都可以告诉你。当年中国民主党最初三个月基本上就是我们浙江筹委会在独立担当这个责任，没有其他兄弟党起来，受到了海外媒体和海外民运的高度关注，得了王炳章先生和王希哲先生的高度关注。他们就是感觉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民运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是要全力支持，要给他做大，因为当时在中国民主党没有成立的时候，海外的民运也是一筹莫展，从哪里入手？因为共产党严格的把我们国内和国外防火墙一样的切断。（我们需要海外民运的支持）他们援助我们就是建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后援会是1998年7月份，也就是说我们组党了一个星期之后。当时我们浙江的祝正明和我一起写信给王希哲和傅申奇，希望他们成立这个海外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后援会的作用就是一个新闻发布，把我们国内做的事情，通过他们告诉大家来扩大我们的影响，把我们的诉求告诉所有的人；第二个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在某些材料方面帮助我们，比如说当时的互联网不发达，我们有什么事情要打国际长途。国际长途是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的，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传真机把那些东西可以传送到海外来，王希哲也确实担当起来了，得到了我们授权以后，他就把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想搞，比如说我们浙江的有一个姓徐的，徐先生，浙江的富阳老乡，他也一直要我们授权，他要做我们国内民主党的发言人什么的。既然海外有了后援会了，这个事情也就算了，所以，海外民主党一任一任的，就这样发展下来了，也确实海外对国内如果要想帮助的话，对国内是可以帮助的，而且可以做出许多好的事情来，这个是一个方面。

鲁慧文：您与《在野党》是怎样一个关系？或者像我们中国民主党整个创党过程您讲得非常详细，那怎么后来又转去办了一个杂志呢，或是您与毛庆祥先生是怎样一个契机去办了这个《在野党》？

朱虞夫先生：我们在建立了筹委会和海外后援会后，我们这里就着手办其他事了，这个着手也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海外的王炳章、王希哲他们不断的给国内各个省市民运人士打电话，希望他们建立起民主党的兄弟组织，就是形成大势，不让我们单打独斗。我们这里也派人出去，去联络，去点火，当时派了吴义龙出去拿了我们这个党章程和宣言，就直接去一个省一个省的跑，外省的许多人也都跑到我们杭州来取经。我当时也很奇怪，怎么他们都跑到杭州来了，现在我才知道当时是那个王炳章和王希哲先生打电话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过来取经的。当时全中国没有人像我们浙江这样二愣子的冲锋啊，大家都考虑到一个安全问题，你这样组党非常危险会被抓起来，所以观望的人很多。这时毛庆祥灵机一动，我们再点一把火，把我们《在野党》搞起来，让我们有书面东西邮寄给他们，所以很多人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比如说山东那个车宏年先生，他现在到美国来了，在纽约，他讲到自己当年，（他也是山东筹委会发起人创办人）他说你们当时每一期这个民主党杂志都寄给他，他说印象很深刻，所以《在野党》也高度受到了共产党的重视和打压，最后被压下去了。在我出来了以后有这么一个契机 我们现在又搞起来了。现在搞起来的条件和国内的条件是完全两码事情了，但是海外的朋友是不忘初心，这一次的《在野党》是国内民主党的《在野党》的传承，就像海外的民主党是国内民主党的传承一样，年轻人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方方面面都有新的思维，我相信你们完全可以超过我们那个时代的做法。我上次已经把照片拍上来了，你们都看到当年的《在野党》真的很简陋，很粗糙，就是像那个地下刊物一样。就像民主墙时候的这些刊物一样，但是你们传承的是他的精神，是未来民主中国的一个向往，中华民族这么一种不屈不挠的向上发展，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一员，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这么一种诉求。由你们年轻人来提出，你们来主导，所以我也联络了当年国内民主党各个省的创党人员，能够联络上的都联络上了，也非常遗憾，有许多好同志都已经去世了。我想他们的在天之灵看到我们搞起来传承下去，他们也会感到非常欣慰。

鲁慧文：是的，咱们《在野党》和中国民主党是同年创办的，都是1998年。

朱虞夫先生：对，就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刊，所以当时从9月份第一期创刊以后，就是力争每一个月出一期，而且因为怕毛庆祥先生太累了，风险太大，由我们大家轮流来坐庄，这个月轮到你，下个月轮到他。从封底看到四个电话，其实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第八期是王荣清负责，我在上面的文章，我的笔名叫施哲，第八期有一篇文章《历史是人民写的》，因为当时也是既然出了杂志，再忙我也得写点东西。施哲，写了一个施，哲学的哲，后来我抓起来的时候，共产党提审时问我施哲什么意思，我不会告诉他，我现在可以公开了，第一个就是说我是使者，我是感觉到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因为我对基督教一直是非常向往，后来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了。就是使者，我是富有使命感的人。第二个哲，我当时对王希哲先生非常佩服，1974年时候他就写了《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个在中国的民运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事情，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不好，当时我们都埋头觉得要铲除封建主义的土壤铲除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土壤，铲除封建主义的阴霾，而王希哲先生他们这个大字报已经提出了这个是国家制度层面的问题了。我觉得很了不起，所以我的老师王希哲，就这是两层意思。那么在国内出这个东西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毛庆祥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出第一期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就是非常严厉的追查是谁印刷的，因为在国内每一个印刷单位都是共产党国保部门的重点的防范对象，都写过保证书，写过什么东西，就是不能印任何思想政治类方面的东西。所以毛庆祥如果他顶不住这个东西，说出来了那个老板的饭碗就没有了。

鲁慧文：对，可能还会有危险，对人家。

朱虞夫先生：而且那里开店的都是拖儿带女的，一家的生活所在。所以他坚定地咬定牙齿是自己搞的，自己印刷的，就是这样。

鲁慧文：把所有罪责自己背下来了，

朱虞夫先生：对，自己背下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的一个道义的所在。

鲁慧文：那复刊的《在野党》您希望它跟前面十一期比起来的话，它更多的是传承，或者您希望哪些它是来传承，哪些它是来创新的东西？

朱虞夫先生：因为我个人的能力也有限，我现在就是努力在这方面把关，任何有利于中国民主化发展的、任何有利于中国未来的、任何有利于民运团结向上的事我们都做，而不利的事情就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不利于反共的我们这里是绝对要避免的。因为在海外的民运中间问题很严重，有许多就是共产党的耳目爪牙很活跃，到现在都很活跃，一定还要防范这种颠覆和渗透，那我这里就是我要把《在野党》扶上马，送一程，我相信没多久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会像我一样，因为政治经验是慢慢来积累的。你看到问题了以后，你们会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怎么会冒出来？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让子弹飞一会来分析一下，不多久就会看出他的端倪来。不要匆匆忙忙的去表态，站错队以后再回过来比较麻烦。不是像共产党那些耳目一样的根本就是不存在道德包袱的。他想怎么说、想怎么做，只要组织让他做，他就去做。

鲁慧文：对，是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前面的11期《在野党》的话，更多的是关注了哪些话题？

朱虞夫先生：就是当时我们也写了一些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章，也提了一些社会改革的建议，也引用了大量的海外民运人士的文章，报刊上面出来的那些热点文章，把它拿下来以后我们印刷了以后，然后再广为传播，因为它便于流通，有时候他听到你讲了他不一定复述的时候能够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如果有个书面的东西，字面的东西，大家可以流传来看。我现在也在努力让国内把那个十一期想办法找出来。拿到美国来，成为我们《在野党》的党产，在野党的这个编辑部的资料。

鲁慧文：对，是的，未来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去创办一个民主的博物馆。

朱虞夫先生：是的。

鲁慧文：可以把这些都放到我们博物馆。

朱虞夫先生：对对，是的。

鲁慧文：除了记录异议的声音，《在野党》还可能会承担哪些使命？未来的话。

朱虞夫先生：《在野党》它是一支战斗队，我们这几天，因为25号要出版了。每一位编辑都像打仗一样，在认认真真的站好自己的岗，守住自己的阵地，认认真真的准备在25号交出一份圆满的答案出来；第二个，它是一个播种队，它把这个我们的民主理念广泛的播种出去，因为现在电子版的传播量是非常大的。他不但在海外能看到，国内也能看到。那么我们不割裂和国内的关系，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把那些元老创党的那些人荣誉编辑的文章，我们要在里面发出来，因为在国内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他们为民运的奉献，他们做的从事的民运事业，是没有任何人会怀疑的，可以说都是老将出马，一个不是顶俩了。

鲁慧文：千军万马。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就是很那个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成员，我现在说我们开放门户，只要是有能力的，多让他进来得到锻炼，就是得到培训，能够增长一些见解，增长一些政治经验，以后都会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军、元帅。

鲁慧文：让我们的《在野党》一步一步的走向下去，是的。那如何保证我们《在野党》的这种独立性或者是这种创新性？

朱虞夫先生：第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有人，有那么多的年轻朋友在勇敢地在干了，通过他们的行动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是不是一块普通材料，他们以后都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可堪重用的，可堪重任的，也是在为其他民运组织输送人才，以后什么地方需要的话，我们出去的话一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了，这是很重要的一面，我希望我们洛杉矶地区培养出自己的未来的干部，把我们洛杉矶建成一个非常坚强的民主堡垒，然后我们在就像种子一样的，向四周飘到外州去，传回国内去。这个《在野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手头的工作，我们做的事情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这个《在野党》不但要做电子版的，时间允许我们还是会出纸面板的、纸质版的。哪怕要花些钱，我们希望得到募捐。拿来以后，我们会把它送到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去，会把它送回到国内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去档案馆去做一个档案资料，50年、100年我们没有了，后人会看到这段历史记录，由后人来评价我们做的事情有多少意义。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朋友都会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人其实是很简单，很微妙，我们是真的很脆弱，可是人之所以为一个人，人之所以成一个有分量的人。就是在于我们从事的事业，我们把我们微小的个人和民主事业结合，我们就是一个强大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野党》是一个非常光荣、非常艰巨，也意义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份杂志，我相信能办好。

鲁慧文：所以《在野党》就是传承了我们在中国的原来的这一部分，前面十一期的所有的这些历史的这些责任感，然后我们再结合海外民运，它其实是承载了中国对未来的民主希望。它是这样一个定位吗？

朱虞夫先生：就是说在共产党窃取大陆政权以前，曾经有过民主运动，有知识分子发起的争人权的运动，但是很快共产党窃取了中国大陆，共产党也笼络了那些知识分子，结果那些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时候全部被共产党一网打尽了。也就是说从那以后中国几乎已经是没有民主，甚至于连种子都没有留下来，在社会上冒出来的小小的一个头，像林昭、王申酉，反正你只要你不服，立马就没有了，搞掉了，所以民主墙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争民主的那些人，现在自然去世的不少，被共产党抓起来折磨了死在监狱里面的也不少，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凤毛麟角。我们这一次的《在野党》是继承了我们48年的民主运动，那是一种精神传承，传承了57年的那些知识分子，也传承了文化大革命被共产党压下去的那些人的一个精神所在，也传承了民主墙，因为我本身就是民主墙的人。浙江的民主墙杭州民主墙是我发起我领导的。然后六四，我们也传承了学生要民主要自由的精神。本身我们就是组党和六四分不开，当时的王有才就是天安门的高自联的秘书长，排在通缉犯的第十五号。因为当时像王丹他们已经出来了，如果王丹在国内，他肯定会参加组党运动。因为当时23个省市都搞起来了。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鲁慧文：在过去的这十一期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刊物或者是事件，或者是遭受过什么样特别重大的迫害的一些事件？

朱虞夫先生：当时是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出了九期，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花絮，当时也没料到，大家也没仔细的审稿，我们都是自己负责，大家审稿，发出来以后突然发现用了一篇魏京生的文章，上面直接就是推翻中共一党专制。这一行字很明显如是被共产党看到，他立马就可以把你搞起来，当时就是发现的这个人他就通知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下午赶到他家里去，这个事情要处理下。当时正好那句话是在这个这篇文章的最下一行，因为他说我们把这一行裁掉就行了，这一句没有了，就其他前后看看过去还是看得通的，我们忙了几个小时，把所有的杂志全部裁了，全部。我们以为会没事情了，结果没想到法庭上法官拿出来的是有这个字的，其实叫我们把他裁掉那个人已经把这个杂志交给公安部门了。我们蒙在鼓里还咣咣的裁。所以你说我们这个要危险到什么程度？当然他去世了，这个事情我现在也不提，但是他的家属有困难，我也在想办法帮助。我写回忆录的时候，对于他当时做出的事情，我也要肯定他，因为毕竟他是没人做事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事情。当时在国内搞民运也是非常艰巨的，别说国外复杂了，国内也非常复杂，大家在寻找一个安全模式：我尽可能不要得罪共产党，我尽可能在两面都通吃，共产党那里我给他提供一些小情报，比如说那个人他有一次到我家里来，我家里正好在搞装修，我的东西全部放在对面的房子，我借来的一间房子，他来了，我就让他到对面去聊天，自己同志嘛。也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我在对面我是有钥匙。结果国保到我家里抄家的时候，一定要我把对面的房子的钥匙拿出来，那这个很明显了，就是他，除了他没人说么。当时我告诫了大家，大家都怀疑他，他在原来民主墙的时候，确实就出卖过别人。出卖过那个叫戚惠民的，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本来他也很有前途的，结果栽在他手上，所以我告诫大家，你们自己个人有什么秘密你们不用告诉他，自己保守。我们当时中国民主党提出来的，就是我们是公开、和理非，公开加上和理非，所以共产党抓住我们以后也不用什么严刑拷打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招，你愿意招你招。我是不招的，我到现在我判了三次，坐了三次牢，判了三次刑，拿不出一张问询笔录我签字的，没有。

鲁慧文：如果您要给《在野党》的前面十一期写一个墓志铭的话，用一句话，您想用怎样一句话来说？

朱虞夫先生：我们抗争过，我们努力过，我们不害怕，虽然我们被共产党埋在地下，但是我们是有生命的种子，他埋错了。我现在非常高兴的就是说，现在它的藤蔓越过了太平洋，在美国发芽，美国成长，在美国开花结果，发扬光大，我相信《在野党》，新的《在野党》会传承老的就是前辈先驱们的精神，把它做的更好，告慰地下的先烈，告慰那些现在不能发声，在黑暗中挣扎期盼着光明的民主党先驱们。

鲁慧文：国内那些老百姓还仍然在这种黑暗中生活，所以《在野党》一定程度上不但是海外民运人士的一线光，也是国内老百姓对于民主的希望和自由的一线光，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情。

朱虞夫先生：对，所以，小鲁，你做的非常好，你们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鲁慧文：对，是的。

朱虞夫先生：其实你们也是冒着风险在做这个事情，因为不知道明天的命运是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执政以后是非常残暴、非常血腥的这么一个政权，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反对过他的人。

鲁慧文：对的，它永远都会给我们记在本本上，永远都会给我们秋后算账。

朱虞夫先生：它永远会秋后算账。六四都看到了，他口口声声都公开告诉世界不秋后算账，结果还是把他们抓起来，结果还是判刑。

鲁慧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勇敢的。

朱虞夫先生：对，是的，我相信你们，我的有生之年是和你们是无论如何都是站在一起的，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好这个事情。

鲁慧文：您曾经为这本杂志或是为这场运动付出过什么样的个人代价？有没有哪些瞬间让你想退出，或者是有过没有退缩的想法？

朱虞夫先生：没有，没有。从我做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从第一天去注册的时候，我要求这个王东海改成我的名字，因为他太太都肚子很大，马上就要生孩子。

鲁慧文：就是在国内注册的时候？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马上生孩子。我说如果你，万一你回不来，阿惠谁来照顾？他说虞夫啊，你来照顾我放心啊，名字我不改了，就去了。那么当时注册其实是没有风险，注册的三个人除了王有才被抓起来，注册是没有罪的，当时指控他的罪，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王有才搞的民主党是搞他的精英党，参加民主党是要有门槛的，不能阿狗阿猫都来的。你有多少存款，你有多少社会地位，这些都是他要看的，你有多少文化文凭，所以去年8月份的时候王有才都还在怪我，人家去招聘都要有门槛，你参加民主党怎么能没有门槛呢？是我把这个，当王有才被控制在家里边不能出来搞民主党的时候，我把民主党拿来了以后，找来了我民主墙时候的王荣清、毛庆祥、李锡安，也收下了王有才的旧部下祝正明和吴义龙，我们6个人把这个浙江筹委会搞起来。那么我也告诉过他们可能会坐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所以里面有人就是选择了安全模式：我尽可能在共产党那边留一只脚，确实第一批把我们抓起来的时候，他唯一不抓，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他怎么能不抓呢？连徐光这样的从来没参加过我们杭州筹委会组党这个活动的人都抓起来判了五年，他怎么能不抓呢？嗯，但是他就是没有抓，后来我们全部抓起来了的时候他做了不少事情，这个他的功不可没，把民主党坚持下来了。后来聂敏之来了，聂敏之被抓了，他没有抓。后来他终于被抓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民主党扑灭不了，可能他自己良心上面有什么想法，他感觉到不愿意抛弃，终于被抓了，抓了以后他因为这个做透析么，肾病么，他保外了，我全力支持他保外，他前妻，他的弟弟是我的好朋友，跑到我家里来，要我出面把他去保释出来，我说你们家属应该保释，他说家属保释出来也没有能力管他这个治病费用，那么我就毫不犹豫了，我发动了全球的募捐，大概募捐了二十几万，就是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让他出来过年。结果在过年以前把他保释出来，后来他还是在保释期间，也就是在服刑期间死在了医院里，这个他的事情，我还得讲讲，他还是我们民主党的先驱前辈，他，我现在在捍卫民主党这块牌子的时候，对他也是一种告慰。

鲁慧文：虽然他曾经可能也软弱过，出现过退缩，受到这种高压或者他就是害怕过，但他也是在一边害怕一边往前走。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是的，共产党的压力实在太强了，共产党实在太邪恶了，没有几个正常的人能够抵挡得了压力。

鲁慧文：是的，他们会胁迫家人。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是的。

鲁慧文：像您刚才说的这样我们《在野党》的话，未来出刊之后可能会以电子版的形式或者是书面的这种形式我们会传递到国内，那传递到国内，如果我们进到大学，那我们当下面临的这些学生就是00后、10后，您有怎样的话对这些新生代的中国孩子们说？

朱虞夫先生：我想告诉他们，嗯，人是自由的，人的天性，人的思想，人的嘴巴是不能被封闭的。人就要活得有尊严，否则你跟动物就没什么区别。作为未来的年轻人，作为未来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作为未来一个具有正常人性的人，肯定也会像我们一样去争取——如果没有民主的话。会去争取，会去抗争，我相信共产党的第一代、第二代在大陆的洗脑是最有成效的，他们一场一场运动把那些敢思想的、敢反抗的人都消灭掉了，从物理上消灭掉了，造成了现在的一些粉红横行流行，他们其实非常愚昧，他们就像这个脑子被阉割过一样，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在监狱的时候，监狱里面的警察就问我你看社会上那些人就是这么一个素质，你值得为他们牺牲吗？我说他们有后代，我也有后代，中国有未来，我是为我们未来的后代在争取，我不希望那个时候的人回过头来骂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时代你们居然什么都不做，无所作为，你们还算是人吗？所以我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不管我有多大的牺牲，我的内心非常平静，我非常欣慰，我对得起这个时代，我对得起我们这个民族，对得起未来，我做了，我努力了，我付出了，我希望我们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鲁慧文：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他在教育上是阉割过的，所有现在的孩子，他们离六四，离八九，离文革，离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太遥远了，他们被断层了。

朱虞夫先生：这是共产党有意识地在消除，抹不掉的，这个血写的历史是抹不掉的。

鲁慧文：所以其实现在这些孩子们，我们想象中的说年轻人可能是更有想法、更创新，其实他们因为受到了教育已经是极度高压下的洗过的教育，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些孩子们其实脑子里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书本上宣传的那一套，他们对八九六四这些更加的一无所知了。

朱虞夫先生：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代人里面也会出现精英，也会出现有思想的人，基因会突变。

鲁慧文：对，其实共产党教给孩子们的历史书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这些孩子们只要足够的聪明，去想一下为什么里边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本书为什么会前后矛盾？只要他有独立的思想，他们早晚会去寻找。如果我们有《在野党》这样的杂志，能够给到他们，告诉他们当年那些断层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件，所以他们就能把这个历史给它了解到，了解到之后他们也会成为我们未来新的火种。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会，一定会，是的。

鲁慧文：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变化的一个时代，您希望在野党这本杂志什么东西不要变？

朱虞夫先生：就是中华民族的道统不要变。几千年我们中国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文明社会，他一直都有这样的道统存在，在知识分子中间一直有这样的道统存在。当我看到了这个北京六四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跪在那里把自己的意见诉求要递上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四个字，叫伏阙上书，伏阙上书这个事情在南宋的时候就发生过，那些大学士把自己的意见到皇宫里面要上告天庭，那个时候有个大学子叫陈东，结果被杀掉了，他也是继承了这么一种道统。就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伍子胥，看看屈原，看看历史上的所有的，看看颜真卿，看看文天祥，反正就一路看过来，趋势就是这么一种道统精神在传承，这个历史没有割裂，你不要用什么封建主义，什么资本主义来讲，就是要讲的是人性，人性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血一直是热的，没有什么忽冷忽热，就是这么一直过来的，我们的皮肤都是怕冷怕热也是一直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的消化器官，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种种和古人相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要去，五四运动批判孔子那是一种激愤之作，因为我们太痛恨了，其实该痛恨的是那些统治阶级，是清代的那些文字狱，是那些高压政策残暴的镇压，扭曲了人性。只要把人性扶正，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堂堂正正的民族。

鲁慧文：对，没有道理，没有诚信。

朱虞夫先生：所以说他把一切就是被历史上所抛弃的垃圾，他全部拿出来当做正宗的事情来，大跃进的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什么事都敢做的这样的一个扭曲时代。所以说现在是在慢慢的回归人性，我相信最后人性是会压倒一切的邪恶的东西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鲁慧文：所以您相信《在野党》未来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吗？

朱虞夫先生：对，我相信，我相信必然有这一天，我相信只要我们健康的、稳健的走下去，中国民主党迟早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当然那是民主社会的执政党，通过选举，通过选票来执政的一个党。所以现在之所以民运被边缘化，也是因为自己不争气，我非常痛心的是一些打着中国民主党旗号的领导人对中国民主党没有感情，不愿意为他承担风险。我对中国民主党比我自己的儿子、女儿还更有感情，海外为中国民主党做出牺牲的唯一就是王希哲。我不管王希哲后来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可是就凭他是共产党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跑到联合国门口去绝食一个星期，请问还有人吗？还有第二个人吗？所以他也跟我有这种一种情节在那里，不愿意看到中国民主党被糟蹋，我现在就是凭我一己之力把《在野党》做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感到浑身是劲。

鲁慧文：所以我觉得像您刚才讲的这些中国民主党，他在整个过程中、发展过程中，其实这些年来不断的遭受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一些被渗透，或者是我们党内人士的变质，或者是有一些各种虚伪的民主啊等等一些事情的存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整体上我们的大方向是往前走的，而且是更加壮大了，通过《在野党》的这些记载，像我刚才说的中国历史书，他是删减或者是重新编过的。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扭曲的。

鲁慧文：就是谎言的历史，扭曲的历史，那我们《在野党》会把真正的历史记录下来，有一天等到我们回归到中国，我们把《在野党》拿出来，我们《在野党》就可以呈现出我们真实的中国历史，所以他也承载了一个，在教育界方面承载了一个中国真实历史的一个记载者。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是的，对的，27年来共产党不管怎么打，压不下去的他们现在也懂了，他越打压中国民主党越强大。

鲁慧文：如果穿越回当初创办的第一天，创刊的第一天的话，你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朱虞夫先生：我感觉到就是鸟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个三国演义看过的人都知道赵子龙有句话，男子汉大丈夫，当顶天立地的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你不建功立业，你就像草木一样腐烂掉，你做人有意义吗？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出彩的机会。现在我们这个《在野党》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你们就到这里来演出你们的绝活，写出你们的文章，在这里留下你们的名字，不管多少年后人都能够《在野党》上面看到你做的事情，这是一块非常好的舞台，这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只要你是一个健康的种子，你就在可以在这里得到滋养，得到发展，你会生根，你会发芽，你会长成大树，《在野党》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提供给你们，它不但是民主党的也是整个民运的一块战场。

鲁慧文：对，是，它是个民运战场。对，更多的是民运的希望。

朱虞夫先生：所以我们这个《在野党》的第十二期，也就是我们海外重建的第一期，复刊的第一期。

鲁慧文：《在野党》前十一期他基本上都是一个纸质的这样一个，未来我们除了纸质的，还有电子版，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形式？比如说视频的形式，或者是？

朱虞夫先生：这个就是你们年轻人，你知道我坐了16年牢，我在监狱里是不能碰电脑的，监狱里有这个服刑人员，有电脑学习班，就是我不能进去的。没问题，有你们年轻人在，我相信你们会做得很好，做的非常好，我一开始我也担心。我跟那个张致君讲，我说出纸质本呐。张致君考虑纸质本代价很大，还有传播面没那么广，也没那么迅速，那么现在，就是现在25号把这个电子版先出来，做为我们27周年的献礼，然后我们这一期还是要出纸质版，因为要把它像档案一样的让有关部门存起来。

鲁慧文：民主档案，是的。

朱虞夫先生：那么也让你们每一个民主党员有一个出彩的机会，你把你的活动，你把你的文章在这里显示出来，对，是的，以后这个纸质版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个人的纪念品。

鲁慧文：对对对，民主道路上的一个勋章。

朱虞夫先生：也希望你们适当的捐款支持这次纸质本，出来以后都有你们的份。

鲁慧文：您曾经因为这个前面十一期的办刊的过程中，个人是不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朱虞夫先生：付出了不是很大，付出了很大的是毛庆祥，有时候我的事务很多，我在具体操作其他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就让毛庆祥去办，你就以我的名义办。因为这个风险大家担，不能让毛庆祥一个人担的太多。

鲁慧文：您曾经有过害怕吗，在整个过程中？

朱虞夫先生：你说不害怕，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的人，我曾经在写到《我八九那一年》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关于参与当年的89年民运的时候，我被抓起来。我当时的整个我写得很细腻的，警察过来了，叫我把皮带拿掉，然后把口袋的东西全部掏出来，然后全身搜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进去了，这个时候我是全身发凉的，我这个冷气从天灵盖上，就是要从脚底上来一直上到身上，升得很高的时候，我感觉到不对了。

鲁慧文：意识到就调整状态？

朱虞夫先生：对，我等待的这个日子到了，我怕什么？我既然到了这一步了，我什么都不用怕了，怕也是这个结果，不怕也是这个结果。然后这个暖气就慢慢就回升了。后来我在研究秋瑾的时候，我也发现秋瑾也有这个经历，她被判死刑的时候，口不能言，就是说不出话来，全身发抖，也有这个经历，因为她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面对着这么重大的选择的时候，你说不怕是假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勇气来自于我们的经验。你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了，你没有什么东西好怕了，你也就用不着怕了。

鲁慧文：对，当我们有所害怕、有所畏惧的时候，也就有所把柄。当我们没有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中共拿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朱虞夫先生：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情那些出于不得已而走上这条路的人，我们都知道，看过水浒的人不知道，逼上梁山。我们也是，都是几乎或多或少的都有被逼上梁山的经历。可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上梁山，是真上梁山还是假上梁山。既然上了梁山的话，你就不要为高俅高衙内、高太尉这些人去讲话了，不要去做粉红了，我们只有一条路：反共。

鲁慧文：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反共，只有等到中国真正的民主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得到人生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朱虞夫先生：我们只有一条路走，我们只能走这条路，我们不要犹豫，不要彷徨。古人有句话说，畏首畏尾，所剩无几，又怕头又怕脚，最后还有剩下多少？没有东西剩下来。

鲁慧文：在野语录，就是曾经比如说我们整个十一期当中您自己觉得记忆最深、最感动的就一直记到现在的这样一句话，陪伴到您现在的？

朱虞夫先生：一往无前。走了，就真的向前走。我要向前走，全心全意的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我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要把民主党联合起来，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做好反共。我在很多地方我已经和那个王军涛主席已经达成共识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希望下面年轻人也按照王主席这个思路走联合之路，一起把这一段办好，一起把行动做好，把活动做好，一起把我们党员需要的事情做好。

鲁慧文：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或者是想法促使您在今年2025年去复刊？为什么是现在？

朱虞夫先生：这是一个偶然，我都没想到，谢长发湖南这个当年的民主党筹委会的主席。我已经讲了，他为了民主党坐了13年牢。为了民主，他原来也做过两年牢，加起来已经坐了15年了，就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付出了15年的生命的代价，而且他是非常艰难困苦，牢里出来以后没有人记得他，糖尿病很严重，没人知道的。一直到我在了解国内民主党当年坐牢统计这个刑期的时候跟他联系上了，发现他非常艰难，然后我就提出来了要帮助他，为他捐款，我非常感谢全委会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大家非常踊跃的为他募捐，给他募了1多万美元，而且都给他到位了，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觉得你做的很好，你们这样做，你们不是我的孩子，还会是谁的孩子？我不保护你们，不带着你们一起往前走，我也说不过去。那么这次他又提出来了，他决定要做《在野党》这一块这次他提议了，那一天正好郑存柱和那个来金彪在我家里面，来金彪也是我们早年浙江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除了我们六个人以后，后来有一些很多人进来，他是其中之一。浙江之所以搞得这么热闹，和他们是分不开的。所以当场就募捐，一下子就募了2,900块，然后我跟张致君商量了，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你们年轻人把它担当起来，希望他这样搞起来，结果后来你们都来了，你也是张致君的好小姐妹吗么，都来了，所以我们搞得很好，所以我相信25号能打的出来。

鲁慧文：嗯，是这样。复刊后，这个《在野党》杂志和前面十一期的刊物比起来，在版块上或者是内容安排上会有哪些不同？或者是前面那11期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朱虞夫先生：安排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在国内是简陋的一塌糊涂。

鲁慧文：就在当时更多的是哪些内容？自己撰稿还是读者投稿？

朱虞夫先生：也就读者有读者投稿，有海外的这个情况，这些我现在要讲的话，我一下子还讲不起来，反正东西还在，以后实物也会拿出来。因为当时这个编辑这个杂志的大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鲁慧文：对，完全不同。

朱虞夫先生：就像大家知道的中国挺进报一样的，就是在地下的状态下匆匆忙忙的，慌慌张张的这么一种黑暗中，在黑暗中摸索的这就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到了现在可以堂堂正正的出了，那么这里边要防范的，就是要防范共产党分子的潜入，把它带偏，在里面找事、闹事，分散你们的精力。那么我相信，只要这个正气上升了，只要像那个小鲁啊，像你这样的这些人都能够站在那里，就像栅栏一样的，他们也钻不进来，都有这么一个方向感，也不会被人家带偏，我相信会做的很好，我对它是充满信心，充满信任。

鲁慧文：对是的，嗯，所以就是我们在内容板块上是比前面十一刊更多了、更丰富了，

朱虞夫先生：对。

鲁慧文：有了更多的想法和见解。那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我们当下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依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您希望我们整个创刊团队去怎样的规避一些风险？

朱虞夫先生：这个风险呢？不要害怕。我相信就是按我目前的体力，你们这前几期我还是可以走一程的，你们整个文章的版面我会仔细看的，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我会及时提出来，你们早一点把它搞出来，有的文章你们准备刊了，你们也可以单独的，也可以私下现在就发给我。我现在用就养病的时候我看一下有什么内容，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向你们提出来。

鲁慧文；嗯，好，谢谢。

朱虞夫先生：那么我也希望大家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对待，也号召那些党员踊跃的来这里募捐。我们有了经费以后就可以考虑到出版多少份，就是主要捐款是为纸质版服务，如果有多余的钱，我们也会支持国内的一些老一辈的这些民主党的前人，有一个遗孀，他丈夫也是民主党的早期创党人，他的儿子女儿不理解，就是让他们老两口单独生活，而且还有个第三代单独的让他们在养，老伴没有了，所以我呢每个月都在给他汇款，那么像这样的状况在国内也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以后我们这里有经费的话，那么我的压力就不是很大了，目前我的压力很大。

鲁慧文：如果我们的这个电子版的传到国内，然后国内的这些粉丝他们如果想投稿的话。有没有这样。。。？

朱虞夫先生：可以通过他们的途径，国内的朋友会发给我，因为我现在和国内的老的那个民主党人都是有联系的。

鲁慧文：前面的十一期，他更像黑暗当中点燃的火柴，它虽然微光，但是它一直在燃烧，直到现在它又燃到了我们这边，我们这边现在在海外更像一个大的火把，未来我们可以点燃更多的希望。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是的，是这样，更大的火把，那么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训干部，其实也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那像你们原来的党史什么啊是非常好的民主的概念，以后叫这个罗伯特议事规则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学习班上，在你们的这个茉莉花或者是周五江湖的活动中作为内容搞起来，任重道远。让他们懂得民主应该怎么操作，民主应该怎么参与，那么有朝一日民主党进入国内了，回国了，如何不要成为共产党那样；第二，如何去除我们曾经受过被共产党影响之下产生的那些后遗症，要给他治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回国。

鲁慧文：嗯，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国了，《在野党》这个杂志，您希望他继续办下去，转型呢？转什么样的形式呢？

朱虞夫先生：继续办下去，仍旧成为反对党，仍旧要监督执政者，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英文的名字就是反对党，永远的反对党。

鲁慧文：那这一次的话，我们之前的十一刊他应该都是中文的，现在我们应该是中文加英语，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加一些更好的对其他的语言，比如说像西班牙与德语，我们像欧洲去进，那您在这个就是说现在想把它从一个单语种变成双语种，这个角度是怎样一个考虑？

鲁慧文：因为我希望民主党和美国的主流社会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也曾经提出来下一步我们这个《在野党》出版以后，我们要搞新闻发言人制度。对于发生的任何的国际性的时事大事件，或者美国的事件或者是洛杉矶的事件，我们都要有人出来讲话。要用英语，要告诉主流社会，然后让美国政府知道我们的做法，从他们一开始对于民运的重视，到后来民运自己不争气，成了一个边缘化，要仍旧把我们失去的东西去争取回来，再站立起来，让主流社会刮目相看。我相信随着共产党的这个慢慢的失势，也是此长彼消吧。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的上升，国际主流社会越来越看清共产党的那些所作所为了，在抛弃他的时候，我们民运要成长起来，要成为以后跟美国主流社会所依重的力量，他看得起的力量。

鲁慧文：也是国际社会了解我们中国民运的一个窗口。

朱虞夫先生：对，一个窗口，我们要有发言人制度，我们要自律自强，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要煞有介事的，一本正经的把这个事情弄起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就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一样的精神，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让我们这里的人才能够得到锻炼，能够起到作用，让一个让主流社会看到我们的政治态度。

鲁慧文：您在我们即将到来的27周年庆这个大会上，关于在野党复刊这件事情的一个推出，要邀请您来给我们去做一个复刊开启仪式。

朱虞夫先生：好的，我会讲话。

鲁慧文：时间会把真相透露出来，我们花时间去等待真相，然后我们去选择自己，其实每一个搞民运或者是走民主道路的人都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去能够辨别真伪，无论是外面的渗透，还是我们内部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都要去想办法去做。但是我们不管内部怎么样，我们整体上是在往前走的，而且民主党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这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的想法是越来越越多了，未来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而且加上《在野党》，它会给我们成为一种理论上的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个很重要。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

鲁慧文：就是在过往我们整个民运过程中是缺乏这种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的一个支撑的。

朱虞夫先生：对，它应该是还有其他一个理论指导的作用。

鲁慧文：对，同时他还起到一个记载真实中国历史的一个过程，能够警醒现在中国的青年，同时能够帮助海运人士有一个指导性的方向，其实我觉得这个杂志的存在是具有千秋意义的。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对，记录现实世界，把它交给历史。就是纠正那些偏的东西，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当他们行动的时候《在野党》或许在就是这个旁观者在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提出；当你们在搞活动的时候，找不到活动的内容，找不到活动的方向，有时候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时候，《在野党》杂志就给你们指出你们所应该着重点把它力量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去。

鲁慧文：对，是的，《在野党》他有这种一个上帝视角一样。

朱虞夫先生：对对对。

鲁慧文：他引领着我们往前走，然后同时还鼓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还记载着整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今天整个采访过程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我原来想的是说有一天我们《在野党》有一天，如果说中国民主党回到中国，我们中国解放了回到中国了，然后它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党他去执政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当时想的是我们《在野党》会不会就去给它，我们就会去转型，比如说我们会转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内的一个刊物，但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依然叫它《在野党》，我们依然去扮演，在扮演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

朱虞夫先生：对，反对党的角色。

鲁慧文：然后我们继续去观察我们台上的这些执政党是不是做的很好。这个永远的这样一个监督的一个作用是很好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其实我整个今天采访下来，同时也向您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事情，包括《在野党》的一个整个历史的过程，我本人也是受益匪浅，然后希望未来能够和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在野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快接近尾声了，我在想看看您有没有说我没有问到您想提到的一些点，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在补充几点。

朱虞夫先生：没关系，你今天你想到的你都可以问。嗯，我是跟不上了，跟不上趟了。

鲁慧文：是我今天准备的问题其实蛮多的，应该大概都问到了，那我想在我们今天用最后一个问题来总结一下我们的采访，就是您觉得这一切，花费了您毕生的精力、心血和遭受的所有的个人代价，您觉得值得吗？

朱虞夫先生：我认为值得。我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这个笔名叫施哲一样，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人。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我的主有使命给我，他让我活着，就是让我来承担这种使命。既然是我的使命，我乐此不疲，而且我感觉到我使命越重，我身体会越好，我会越健康，我的斗志会越强。我希望和你们年轻人能走得更远，我能做的更多。

鲁慧文：谢谢，谢谢朱老，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采访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今天的采访主题就是火种重燃，从地下到重生，那我希望我们的《在野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