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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1日 作者：Tony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今天是“9·11”事件二十四周年。在这个本应缅怀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无比沉痛和沉重的心情宣告：我们的基督徒弟兄查理·柯克于2025年9月10日在犹他谷大学公开活动中遭遇惨无人道的刺杀，安息在主里，享受永恒的天国，享年31岁。查理弟兄不仅是Turning Point USA的创始人，也是Turning Point Faith的联合创办人，该事工呼召信徒将信仰带入公共领域。他坚信，基督徒的生命不能仅限于私人虔诚或教会四墙之内，而必须像盐和光一样，在社会中发光，为家庭、生命与自由作见证——这些价值观皆根植于圣经真理。  通过演讲、著作和媒体工作，他清晰而有力地向年轻一代传达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在日益世俗化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承受巨大压力和批评，却依然勇敢捍卫真理。他短暂的生命因此被中断，成为另一种见证，公共神学的门徒能够将信仰化为行动，奋勇争战。如此无意义的暴力，不仅夺走了一位充满潜力的年轻领袖，也使无数人的心灵破碎。  我们呼吁所有弟兄姊妹一同祷告： 为他的家人祷告：愿主以慈爱亲自环抱他的妻子埃里卡，以及所有至亲好友，在深切的悲痛中赐下那超乎人所能明白的平安，并以充足的恩典扶持他们，使他们在软弱中经历主奇妙的安慰。 为美国教会祷告：愿主坚立祂的子民，使我们在黑暗与逼迫之中不失勇气，彼此同心，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作盐作光，将真理活出来，见证祂国度的荣耀。为美利坚合众国祷告：愿主怜悯并医治这片因仇恨与分裂而受伤的土地，叫祂的公义如江河滚滚，祂的平安如溪水长流。愿祂转化人心，使世人认清真正的仇敌不是彼此，而是那背后操纵的黑暗权势；唯有在基督里，万民才能得着真正的合一与复兴。 虽然我们为查理弟兄的离去悲痛，但我们的盼望指向永生，超越死亡。我们坚信，他已放下地上劳苦，完成了善工：“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当跑的路也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我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提摩太后书4:7-8），我们相信，他在基督里已得胜：“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将要失掉生命；凡为我失掉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5） 我们郑重宣告：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家与文化，中国地下教会的千万信徒，仍与查理弟兄同为一体。因为我们共享同一本圣经，持守同一真道，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相连，永不分离。 我们坚信：圣经无误，信仰必须活出来！查理弟兄以生命作见证，他的事奉提醒我们，跟随基督不仅是私人的虔诚，更是公共的见证。我们愿承接这托付，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中，勇敢作盐作光，直到主再来。 愿逝者安息在主的怀中，得享永恒的安慰；愿生者刚强站立，在主里得力量，继续奔走天路。我们仰望那荣耀的盼望——当号筒吹响之日，死里复活，永远与主同在。阿们！ Obituary: In Loving Memory of Brother Charlie Kirk September 11, 2025 Author: Tony Editor: Mengmeng Wang   Responsible Editor: Zhifei...

第一章 第三节 作者：程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1937年7月7日，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夜间作战演习，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装填了弹药”。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中远远地、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墙，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这是一个寂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10点40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这是演习士兵误发的空包弹。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满洲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在片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对此，清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心断然膺惩，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那个失踪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兵在演习时迷路了。“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几十年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地伊七说，他时年20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的当年兵”；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踪”。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店。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11时57分，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时年45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但我觉得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合。”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完成战斗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木的电话后，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的29军进行交涉。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29军副军长，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1935年12月，在勒逼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成为北平市市长。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与此同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人的规模。但1936年4月18日，东京宣布增兵华北，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一个多月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1771人猛增到5774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之所以采取“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痛感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改驻丰台。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一旦卢沟桥失守，北平将旦夕沦亡。 1936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注意到了这个因素。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1937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6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尽管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新步兵操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平城。也是这个月份，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洲事变的爆发地。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7月7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得进城检查。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在此之外，为解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松井太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2时3分，一木大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得知志村菊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命令部队照常行进，并包围宛平县城。他后来谈道：“作为我的想法，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态。他唯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城搜查”的新借口。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3时20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近了卢沟桥、宛平城。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并架起大炮。这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从这里射击，炮弹可以直接落入宛平城内。紧接着，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可直接与北平通话”；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牟田口廉也打来了电话。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一木再也忍不住了。他告诉牟田口廉也，中国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后来，他这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不能让战争打不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对此，一木更加急切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便是个机会……在此之际，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策。”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可以打。”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4点20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7月8日上午4点20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一木当即下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一个多小时后，尽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尽管这一行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但一木还是以不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一时之间，一发发炮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官今井武夫少佐，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年生，日本长野县人。作为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他亲历了那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并亲耳听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而天麻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后来回忆说：“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记者们散去了。在参拜招魂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南方响起了大炮声，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这时候开始下起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今井开始回顾几天来的蹊跷际遇。 6月26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次日，他邀请今井武夫见面，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对此，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态。 无独有偶的是，也是这一天，29军宣布北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本清福中佐也来了，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7月6日也就是事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他宽慰石友三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但石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他恳求说：“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意图。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7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一天，在瓢泼大雨中，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他的老熟人、132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就这样，几分钟后，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了。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决定。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这个命令，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Part three) Author: Ming Cheng Editor:...

—— 写在昝爱宗受审的日子里张致君 作者：张致君翻译：程铭 杭州的秋天，总是会有雾气。雾气从钱塘江里生出，沿着河堤的石缝爬上来，把街灯和行人都变得模糊。这样的季节里，有人走进法院，成为被告。那个人叫昝爱宗。 （被捕前的昝爱宗（中）与邹巍（右）在朱虞夫（左）家） 在中国新闻的字眼里永远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被放进了“涉嫌寻衅滋事”这一栏里。这个词语已经太熟悉了，它像是一个永远张着口的黑色袋子，随时可以把人丢进去。昝爱宗只是去海边祭奠一位逝者，却因此失去了自由。 我想起刘晓波。他在囚禁中死去。他的名字本来属于书籍和奖章，如今却被中国政府刻意遗忘。昝爱宗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意忘记，于是他们去了海边。他们面朝大海，把花瓣撒进浪潮里。海水吞下花瓣，也吞下他们的沉默和祈祷。就在这一刻，纪念变成了罪行。 昝爱宗出生在安徽的平原，1969 年的秋天。那个年代的中国，饥饿与贫穷像影子一样笼罩着乡村。他走出来，成了写字的人。他写散文、写评论、写那些不愿被湮没的故事。他是基督徒，也是独立作家。他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和那些相信文字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 他常常在边缘上行走。警方会跟踪他，国保会找他谈话。二十大的时候，他甚至被带去“旅游”，所谓的旅游，其实是监视与隔离。他明白这一切，也从未装作不明白。他只是继续写，继续说，继续活成一个清醒的人。 2024 年 7 月 13 日，海宁的潮水翻涌。昝爱宗与几位朋友来到钱塘江入海口。那天的天空并不晴朗，海风带着咸涩的味道。他们没有喧哗，只是点燃蜡烛，撒下花瓣，念出一个名字——刘晓波。 这是一场安静的仪式。安静到除了风声和浪声，没有第三种声音。可就是这样安静的纪念，却被视为危险的行动。午夜时分，警车划破黑暗，把他们带走。 我想起一句话：人的命就是一直忍受。可有些人不只是忍受，他们还在忍受里保持记忆。 2025 年 9 月15日的杭州，法院的门口一定也有雾气。昝爱宗会走进去，坐在被告席上。公诉书上的字冷冰冰，写着“寻衅滋事”。 法官一定会问他：你是否认罪？而他大概会抬起头，用微微沙哑的声音说：我只是去海边祭奠一个人。 这样的回答，法律无法容纳。 也许在庭下坐着的人，眼神复杂。朋友们可能被阻拦在法院之外，甚至无法靠近。空气里充满一种荒诞：在别的国家，人们可以为逝去的诗人、作家、思想者竖立雕像；在这里，去海边献花却成了罪行。 昝爱宗并非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一个信仰者，一个不愿丢掉记忆的人。可是正因为普通，所以他的遭遇更让人心酸。 在当下中共的统治里，遗忘是最廉价的事情。每一天都有新的新闻、新的热点，把昨日掩盖。昝爱宗却拒绝遗忘。他知道刘晓波的名字不能消失，哪怕只是在海边低声呼唤一次。 这种记忆的坚持，像是一种顽固的信仰。它没有枪支，没有队伍，没有口号，却比任何口号都要锋利。 海浪一遍遍涌来，把岸边的脚印抹去，也把花瓣卷走。可海不会忘记。海是巨大的记忆体，它保存着人类的欢呼与哭泣，保存着那些无法被官方档案写下的秘密。 昝爱宗把自己的良知托付给海。海回应了他，却无法保护他。于是他走进了看守所，走进了法院。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带着浓重的余华式的荒诞感：一个人去海边撒花，被告知这是“寻衅滋事”；一位作家因为祭奠另一位作家，而成了被告。现实本身，已经荒诞到比小说更难以置信。 声援昝爱宗，其实也是声援我们自己。 2024年7月13日，我也一手策划了海祭刘晓波的活动，只不过我在圣莫妮卡海，他们在钱塘江入海口，我们平安的回了家，他们关进了专制的牢笼。 我们要问：今天他因为海祭而受审，明天还会是谁？如果连纪念的自由都被剥夺，那么我们将生活在怎样的沉默里？ 他的遭遇提醒我们，记忆需要守护，良知需要有人承担。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像他那样走到海边，但至少我们可以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为什么被审判。 杭州的秋天，雾气依旧会从江面升起。法院的审判终将结束，判决书会落在纸上。可我相信，当年钱塘江的海风，已经把昝爱宗的花瓣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里有刘晓波，也有无数逝去的人。他们在海的另一边，看见一个中年作家俯下身，把花瓣投进浪潮。 而我们，也要记得。 （照片为2024年7月13日作者策划的圣莫妮卡海滩祭奠刘晓波逝世7周年活动现场） The echo of the sea - written on the day of the trial...

https://youtu.be/xTArfwgTwt4

作者：袁崛  （中国民主党党史法规部长） 编辑：朱虞夫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继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申请注册后，六月三十日朱虞夫单独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被抓，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发了新闻稿，但是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朱虞夫在杭州凯旋派出所“留置”二天后释放。中共于七月九日陆续开始了对浙江民主党人的大抓捕，这次大抓捕激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反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玛丽·罗宾逊女士的关注，迫使中共释放了被捕人士。中共的强力镇压并没有让中国的民主人士屈服，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开展了一系列的声援、救援。山东筹委会的申请成立更将这场民主党人对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推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部分浙江民主党成员：前排王荣清、吕耿松、胡远明，中排邹巍、胡臣、陈开频、戚惠民，后排陈树庆、吴义龙、毛庆祥、来金彪 中国律师“中国民主党事件”法律后援会成立 法律后援会提出五点声明，包括“为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使公民政治自由不受侵犯，律师部分代表自发组成‘法律后援’，义务为浙江王有才、王东海等人辩护，执行律师职务。王有才、王东海等人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行为，是依据宪法并履行法定程序的合法行为，也是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等涉及建党案的所有人员”。 中国律师界浙江建党案法律后援会   起草人：王文江   联署人：周国强，张鉴康 王文江 后援会联络人：徐文立 （010-63517814 北京）   「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成立 海内外民运联手声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希望借此冲破党禁、加速中国民主进程。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表示，该党结合了十八个海外民运团体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和中国异议人士共同冲破党禁、致力中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表示，成立後援会获得各民运团体的热烈回应，主要是希望藉由後援会的成立，将海内外民运人士团结起来，所达成的三点共识分别是：一、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二、 後援会以现有各民运组织为基础，欢迎各界人士和组织参加；三、後援会是临时性的组合形式，由各组织委派联络人及若干个人组成磋商小组来协调各种後援工作。参与「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的团体， 包括民联阵、中国民主党（王若望先生）、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等机构和组织。海外后援会得到了国内中国民主党人的授权，一九九八年七月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祝正明等给海外签发了授权信。 王炳章、王希哲等人出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会议，声援国内组党运动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立   国内组党第二波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在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到大陆访问前夕，山东省三名异见人士谢万军、刘连军及姜福祯九月五日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并将申请书及建党宣言等文件，邮寄给北京的大陆民政部及山东省民政厅。 申请人： 谢万军 刘连军 姜福祯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河南省民权县人，中国法律学者、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长期致力于推动公民权利、教育平等和法治建设。他被认为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权捍卫者之一，却因坚持自由、公义和非暴力抗争而多次遭中共迫害。 许志永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他性格温和，却一贯坚持理性表达和公民责任感。2003年，他作为公益律师参与推动“孙志刚事件”的舆论与法律救济，直接促成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进步，也使他被广泛视为公民维权运动的先行者。 2005年，他与朋友创办公益组织“公盟”，关注教育平权、环保与弱势群体权益。然而，随着组织影响力扩大，他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控。2009年，当局以“偷逃税款”为由取缔公盟，并以“逃税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两年，这被普遍认为是政治性打压。 出狱后，许志永并未沉默，而是于2012年提出“新公民运动”。这一运动核心理念是：公民通过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宪政改革。新公民运动的标志性诉求包括：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等、反腐败与公民社会建设。他倡导以“同城聚会”等形式让普通公民交流社会问题、学习法律知识，从而培养独立思考与公民意识。 然而，这一系列活动很快遭到镇压。2013年7月，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2014年1月，北京法院判处他四年徒刑。入狱期间，他多次受到苛刻待遇，但依旧坚持信念，撰写大量反思文章。 2017年刑满释放后，他虽被持续监控，却继续以写作和公开演讲呼吁社会改革，强调非暴力公民抗争的重要性。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志永在网络上发表《劝退书》，呼吁习近平下台，要求恢复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这份文字再次触怒当局。同年2月，他在广州被捕，随后被秘密羁押，遭受长时间隔离和酷刑。2021年4月，北京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是近年来中国对知识分子与人权捍卫者最沉重的一次判决，震惊海内外。 许志永始终强调“自由、公义、爱”，他坚信一个健康的国家必须建立在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基础之上。他曾说：“公民的责任，就是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 中共极权政府为了延续统治，不惜混淆是非，把公民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视为威胁。它不是回应社会问题、改善治理，而是用高压手段去压制异议，把敢于发声的人打成“罪人”。这种做法既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惧与沉默。许志永这样的知识分子本应是国家进步的良心，却被当局痛下杀手，这无疑暴露出极权的脆弱与虚伪。他的人生经历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与正义道路上的苦难与坚持。   Xu Zhiyong: A Civic Fighter Guided by Freedom, Justice, and Love Author/Editor: Ran Zhong Chief Editor: Zhifei Luo Summary: Xu Zhiyong,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