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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醒来：我为什么反共
——一个“岁月静好派”女性的自救手记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0. 序：体面与谎言之间，总有裂缝会漏风
我曾以为，人生的终极形态叫“独善其身”：学历堂皇，上海白领，周末咖啡，朋友圈九宫格——政治这玩意儿，离我远点。后来才发现，体面是临时工，谎言是正式工；你以为在风平浪静的人生里打卡，其实是在专制的气压里待机。直到风从裂缝里灌进来——裁员、封控、禁言、黑箱——我才明白：所谓“岁月静好”，只是尚未轮到你。
于是，我开始给过去的自己写一份说明书：我为什么反共。
1. 家庭起点：善良的父母，粗暴的时代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勤劳诚实，却在文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青春喂了“斗”和“批”。改革以后，他们又遇到下岗潮；父亲自学成了助理工程师，却背着饥荒年代落下的病根，家计常常捉襟见肘。我们家没什么“阶级仇恨教育”，只有“谁错了先道歉”的家规。民主的家庭氛围让我从小就知道：权威可以尊敬，但必须可被质疑。
我也像标准答案里写的那样好学、听话：少先队、共青团，能上的都上；只不过当时不懂，红领巾和团徽并不等于道德与真理，它们只是组织关系。第一次对“正统叙事”生疑，是小学那年看 1989。堂哥去游行，回来背了处分。电视里说“有不法分子搅局”，我却只记得：年轻人的呐喊为什么要以学业和前途为代价？
2. 书本与银幕：独立的种子，被外语浇了水
中学时的政治课像快递：到课即签收，不含思考。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历史只剩一种版本。校规要求“统一短发与劣质校服”，我忽然明白：剃头与制服，常见于监狱与精神病院。
幸运的是，90 年代末到 00 年代初，世界还留了条缝给我。《简·爱》《傲慢与偏见》《飘》告诉我，做人的底线是尊严，自由和爱情都靠得住；《V 字仇杀队》《黑客帝国》《肖申克的救赎》教我：在系统性谎言面前，逃跑不是懦弱，思考才是冒险。一位室友劝我好好学英语——“真正的知识在墙外”。我没出国，但这门语言成了逃离精神版图的护照。
直到某天起，Facebook、YouTube、Google 被一键消失。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无形词条：防火长城。我学会“翻墙”，像在黑夜里摸到一只手电筒。光很小，却足以看见房间里并非只有家具，还有锁链。
3. 科研现场：当“真问题”遇上“真 KPI”
我读的是生命科学，从细胞到分子，从观测到机理。逐步看清一个不太体面的事实：中国科研并不缺钱，缺的是把钱用在真问题上的制度。经费评审看人脉，论文数量当绩效，导师忙应酬，学生当螺丝钉。学术理想最后被六个字打包发走：发文章、要指标。
两个事件把我的“科研滤镜”砸得粉碎：
基因编辑伦理翻车：某副教授把人类胚胎当试管小白鼠，科学没跑通，伦理先失踪。最后三年牢狱出来还是教授，体制责任人“路过不背锅”。
不可复现实验的跃进：一个震惊世界的新工具，几个月后被发现“别人就是做不出来”。楼起得快，塌得更快；追问失效得最快。
科学需要时间、诚实与失败权，而体制提供 KPI、排名与宣传片。当真理被“年度汇报”衔着跑，结果往往不是突破，而是事故。
4. 职场见闻：外企的规矩，内资的魔法
博士后我留在上海。外企的第一课：流程不是摆设，合规不是口号。大家没有加班文化（至少不是996），发现不内卷也能把事情办好。但并购一来，“中国式管理”像病毒：表格宇宙、权力斗法、劣币驱逐良币。于是我转向“民族产业”，想做点真正造福病人的事，结果经历了两家“人矿工厂”。
公司 A 口号是“无边界”灵活工作，翻译成人话叫：没有边界的无偿加班。疫情爆发，他们把研发扔进疫区抢样本，“捐赠”只是 PR，合规是可选项，薪资则是闭口不谈。Apple Watch 是我健康的遗书，心率报警像上班考勤。最终产品死在审批门口——游戏一早写好，行业真正赚钱的，是早就在白名单里的既得利益者。赌徒式老板妄图抄近道，拿员工健康与性命去填坑；监管黑箱，游戏早被写好，外人只配当炮灰。
公司...
拒绝成为中共教育孕育的恶婴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中国70、8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很熟悉葫芦娃的故事。应该记得故事里有一个金刚葫芦娃，和其他兄弟不同，他不是在山上长大的，而是由妖精带回魔窟，亲手用邪恶养育的，因此一出生就带着邪恶力量。这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童年与青春期被中国共产党体制欺骗和毒害。我们本该像藤上的葫芦一样，自然成长，拥有独立的思想与纯真的心灵。然而，我们的成长却被牢牢控制在另一只无形的手里——国家与党的教育体系。从识字的第一天起，我们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被刻意隔绝在真实之外，慢慢被塑造成忠诚的接班奴隶，而不是独立的人。以下事实都是我亲身所经历的荒谬事实。
一、中国式政治洗脑教育：把孩子养成驯顺的奴仆
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变成沉默，服从的顺民。我入学的第一天，被教导就是服从，双手放在桌上，一动不动，不说话就得到表扬。而调皮反抗就会受到惩罚。但当时的父母心中，老师地位很高。父母因为文革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总是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否则将来会一无是处。儿童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就这样被扼杀。我所在的中学会强迫学生剪短发，穿没有设计感劣质的校服，遏制爱美天性和个性。我知道的只有监狱和精神病院才需要剃头发穿制服。有一个男生头发长超过了一寸一点点，竟然被主任强行剃头羞辱。反抗就会受到处分。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热爱祖国”，对党感恩。就像那首歌唱的是党带领中国人推翻了旧体制，打跑了侵略者，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给了我们一切。我在小学时，因政治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强制看了十多场的黑白爱国教育电影《闪闪红星》《游击队》《邱少云》等等，作为政治学习的一部分。现在想来抗日影视片段的夸张暴力与仇恨表达，其实是不利于小学生的身心成长的。中学时，也有一段唱红歌的热潮。老师为了获奖，全班同学把《黄河大合唱》唱到吐。
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我从小在课堂里背诵“抗日战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标准答案，背诵“新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那时候，我以为这些就是全部的真相。直到有一天，加入了国民党的远房亲戚回国，和我聊起那个战争年代。我在YouTube查看到了一些海外资料，才发现原来还有被掩盖的历史：国民党军队才是正面战场的主力，数千万平民在饥荒和政治运动中死去，六四惨案更是从未出现在任何教材里。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我从小到大背诵的，不过是被删改过的历史，是统治者精心编织的谎言。真正的历史从未消失，只是被隐藏，而我们却被迫在虚假的记忆中长大。
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下一代，被教育成了夜郎自大的样子，盲目的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周围很多孩子母亲都不止一次的谈论起现在越来越加强的洗脑教育。领袖崇拜、党史歪曲、仇外叙事全面强化。2017 年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强制写入小学、初中、高中教材，要求学生背诵。而文革，大跃进已经从历史课本中删去。曾经我们学习的古汉语诗词发音，现在也是只有老师才是唯一答案。家长和学生都无法和老师所代表的权威提出质疑。
强调国学，弱化英语教育：近十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词叫“国学”。其实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国学班”“弟子规诵读”“国学夏令营”培训和商业活动。表面是“文化自信”，本质是切断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的通道，让他们更多停留在官方编排的文化叙事里，填补精神空白。 这与封锁互联网、限制海外信息渠道，是一脉相承的操作。
近五年英语课比例的调整、去英语化的试点、教材标准中外语比例保存或下调的规定，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英语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和学知识的工具。我真不敢想象将来学生还有什么可以去依仗、去了解世界的进步和中国发生着的这一切邪恶罪行？另一个讽刺的是中国权贵的孩子却无例外的选择了留美、英、奥求学。
二、努力营造的厉害国的神话和全民自嗨
首先，基础教育里反复洗脑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关于地大物博号称煤炭储量丰富，但大量资源被国企垄断，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并未因此受益。稀土储量丰富，精炼带来的环境污染也同样伤害的是老百姓。有耕地和粮食，却常常要靠进口大豆、玉米来维持供应。中国历史“最悠久”只是宣传口号，放到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中国只是众多古文明之一。看看埃及的展览就可以发现古埃及文明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3100 年，比中国夏朝早一千多年。苏美尔文明更早，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与城市。
其次通过各种媒介制造强国假象。从80年代开始，中共极其重视奥运会金牌，努力提升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奥运冠军被当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在利益加持下使用兴奋剂已经成为中国运动员的常用手段。殊不知奥林匹克在国外最多就是个人成就。重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承办，不惜重金打造会场，奖励运动员，大肆宣传。人民未必享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通过拍摄大量自嗨的类似战狼的影片，塑造的中国特种兵几乎是“超人”战无不胜。战狼影片宣传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幻象”：中国无比强大，敌人不堪一击， 把爱国等同于盲目崇拜，把国家和政党混为一谈。现实中，中国军队缺乏实战经验，真正的国际军事行动远不如影片所展示的那样。观众被动接受这种情绪灌输，很容易陷入虚假的民族自豪感，而忽视现实中的问题：腐败、经济下滑、社会不公。
中国在非洲的现实影响力，主要靠资金+工程+资源换取政治支持。中共的“援助”不是平等合作，而是一种新的掠夺与控制。我们自豪的遥遥领先的民族之光公司，不过是靠抄袭、技术窃取、政府庇佑发展起来的假象。当制裁来临，芯片遭美国禁运，中国的“科技巨头”立刻显出脆弱。所谓“卡脖子”问题，本质就是几十年没有真正掌握原创技术。
当我具备了学习能力和了解了世界后，回看这一切。才清楚意识到这些都是教育的洗脑手段。一开始对于盲目的夜郎自大的爱国宣传，我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在国内无处表达。因为周围的造谣的人永远比辟谣的人多，盲目信任的人永远比相信真相和科学的人多。要知道中共造谣是职业的，甚至还雇用了大量的职业写手，文人，科学家，文艺工作者都一起来造谣。而说真话，辟谣的声音力量太小，从此我也不再愿意讲出来。根本没有人听。
三、宣扬仇恨，转移矛盾
我读书时美国被描绘成“霸权主义国家”，日本永远是“军国主义的潜在威胁”，韩国则常被贬为“棒子国”。国外都是流浪汉，非法枪支。在美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日本则是充满了辐射污染，连日本刺身也不可以吃了。同时，各类抗日神剧，把日本人塑造成愚蠢、残暴的小丑；官方媒体宣传经常用“欧美帝国主义”“西方敌对势力”来解释社会问题。新闻联播里最不和谐的声音永远都是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敌对。抹黑的真实目的有三：制造敌人：没有外部“强敌”，中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转移矛盾：经济、社会、腐败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外国打压”；强化控制：让人民相信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从而更依赖中共“保护”。
四、利用欺骗手段掩盖信息，新闻早已没有自由
记忆中第一次接触到政治运动是1989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和父亲一起关注新闻里六四学潮报道。堂哥当时在读大学，尽管他的母亲打来长途电话，再三劝说他不要去游行，可能会留下污点。但他还去了。当时堂哥的行为让我觉得那时的大学生和后来不同，他们心怀天下，愿意为了民主和自由呐喊，敢于承担历史使命而不顾个人安危。我不明白他们做错了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演变成了恶人乘机而入的暴动。这个事件便是中国欺骗手段的铁证。当时作为远离北京的民众，听到的消息都是从新闻报道来。学生的非暴力运动被污蔑成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从中挑拨学生和武警导致事态不可控制。请大家留意，这是共党最常用的下作手段，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手段血腥镇压。20万武装军人面对几万学生。死伤至今无法统计。而中共报道里却只有武警被学生杀害的离谱事实。最后的手段就是惩罚和掩盖。这次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潮最终被武力干预而偃旗息鼓，很多学生被通缉，而当时我信任并敬佩的堂哥也因为参与那个事件，受到了三年不能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惩处。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也因为这个事件中支持学生的抗议导致个人前途灰暗。六四事件第一次让我感到了阴霾，学生的非暴力正义的举动、却要以个人未来发展受阻甚至以血为代价。随后这段历史仿佛没有发生过，消失在了中国历史中，消失在中国任何媒体里。
五、高筑信息茧房，防止人民知道真相
2000年正是互联网发展的年代，作为大学生的我天天都兴奋的在网上冲浪，我很喜欢的《v字仇杀队》和《黑客帝国》，还有《肖生克的救赎》这些电影让我有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He crawled through a river of shit and came out clean on the other...
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的社会与政治逻辑
作者/编辑：李之洋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在极权主义研究的经典框架中，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一直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与社会学的重要命题。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不仅通过恐怖与暴力维持统治，更通过制度化的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塑造，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阿伦特，1951）。中共体制正是此种极权模式的典型延续。
对于体制外的民众而言，中共的专制本质早已显而易见。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个体同样身处风险与困境之中。他们不仅是体制运转的执行者，更常常成为体制自我清洗与自我消耗的牺牲品。因此，分析中共体制内人为何更应放弃体制，不仅有助于理解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也有助于揭示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
一、共产体制的独裁本质与“绞肉机”效应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与“先锋队党”的理论，为极权主义政党的权力垄断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1902）。在这种体制下，个体必须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最终所有权力汇聚于党与领袖之手。
在实践中，这种高度集权必然导致“绞肉机效应”。体制不仅通过物理暴力清除异己，也通过政治运动、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周期性地吞噬自身成员。苏联大清洗（1937）、中国的反右运动（1957）、文化大革命（1966-1976），均证明了即便是最忠诚的干部，也可能在体制的自我更新中被牺牲。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的恐怖并非仅针对敌人，而是针对所有人”（阿伦特，1951）。因此，中共体制内个体的身份并非安全保障，而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其存在本身意味着时刻可能被清算，区别只在于时间早晚。
二、列宁主义模式与虚伪合法性的延续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但实质上严格延续了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集中”的代名词，党组织权威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强调“党要管一切”，这一原则延续至今。
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共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虚伪的双重结构上：一是形式上的民主与法治：宪法文本中写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至上等条文；二是现实中的党治独裁：一切权力最终归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法律和宪政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
正如林茨在《后极权主义社会》中所言：“在后极权体制中，法律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宪法沦为政治装饰”（林茨，1996）。中共体制恰恰体现了这一特征。体制内人被要求忠于宪法，却更必须忠于党，后者才是实际的安全与升迁保障。
这种虚伪的合法性结构，迫使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矛盾与撕裂之中。他们明知制度不公，却必须以维护制度为己任；他们寄望体制保障，却随时可能被体制抛弃。
三、掘墓人的历史逻辑极权体制往往在其最鼎盛时期孕育自我毁灭的力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即为典型案例。他出身体制内，却在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1985-1991）。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1989），均有体制内改革派与思想者的作用。
这表明，极权体制的掘墓人往往来自体制内部。原因在于：一是体制内思想者更熟悉制度运作与权力结构，拥有揭示真相与行动的条件；二是他们在长期矛盾中积累了思想异化，对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更为迫切；三是当体制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衰退时，体制内的背离行为将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不仅是个体的选择，更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
四、中共体制内的权力与身份结构要理解体制内人的处境，必须分析其内部的分层结构。一是权贵阶层：这是人数极少但掌控庞大财富与资源的群体。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权力已被约一百多个家族牢牢控制，他们在经济、政治与军队中具有绝对话语权（沈大伟，2015）。这一群体与体制深度绑定，他们的利益与体制存亡紧密相连。二是庞大的从属群体：包括各级官僚、干部、事业单位人员、军警系统人员。他们是体制的日常运转者，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耗材”。党内运动、纪律检查、政治整肃，使他们随时可能失去地位甚至自由。
这一结构决定了体制的脆弱性。少数权贵的高度依附，与多数从属群体的潜在离心，构成了内在张力。一旦体制衰退，从属群体出于生存考虑选择中立或背离，政权的崩塌就会迅速发生。
五、社会逻辑：从压迫到离散从社会逻辑看，体制内人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不稳定性。一是依附性与恐惧：中共体制强调上下级关系的绝对服从，下级必须依赖上级的保护，但上级本身也随时可能被清算。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普遍的不安全感；二是思想的双重性：体制外的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信息与价值观，使体制内人接触到民主、法治、自由等理念。这些理念与现实中的专制体验形成强烈反差。三是被迫的自我异化：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必须口是心非，公开场合高举忠诚旗帜，私下却可能充满不满与怀疑。这种撕裂最终会推动他们在历史节点上选择离散。
正如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所言：“当人们意识到可以过得更好，而制度却阻碍他们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托克维尔，1856）。
六、政治逻辑：从维护到放弃极权体制的稳定有两个前提：一是核心利益集团的高度团结；二是下层官僚群体的广泛服从。当第二个条件不复存在时，政权将迅速丧失运行能力。苏联的解体说明，当体制内多数人不再愿意为体制背书，极权大厦顷刻之间便可坍塌。对于中共而言，若体制内大多数个体在关键时刻选择放弃体制，哪怕仅仅是消极抵抗、不再维护，它的统治机制也将陷入瘫痪。政治逻辑的铁律在于：统治的合法性不是通过暴力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服从与合作维持的（韦伯，1922）。一旦这种合作瓦解，独裁的根基就将动摇。
综上所述，中共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部吞噬个体的“绞肉机”；它延续了列宁主义的虚伪合法性；它必然在内部孕育出掘墓人。体制内部的分层结构进一步揭示了多数从属群体与少数权贵之间的张力。从社会逻辑上看，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不安全与撕裂状态；从政治逻辑上看，他们的放弃行为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历史转折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更应放弃体制。这不仅是个体的理性选择，更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正如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极权体制的崩塌，往往源于体制内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击。体制内人的背离，既是他们自我拯救的出路，也可能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契机。体制内个体的放弃行为不仅是自我保护的必然选择，更可能成为推动体制瓦解的重要历史力量。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ose within the CCP system abandoning the system
Author/Editor: Li Zhiyang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ion: tomorrow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