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婷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近日,联合国五位人权专家联合发布通报,对中国当局涉嫌严重干涉西藏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宜,以及对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长达三十年的强迫失踪表示严重关切。这份通报让我深受触动,也引发了许多思考。
首先,作为一名藏传佛教的修行者,我清楚地知道,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仪式,而是西藏文化与身份的核心。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更是西藏人民精神上的依靠。转世制度千百年来依靠藏传佛教自身的传统与仪轨延续,绝非世俗政权能够干涉的范围。中国政府通过法律将转世纳入政治掌控,实质上是对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剥夺。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藏人,也挑战了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宗教自由原则。
联合国专家特别提到,中国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和《宗教事务条例》,要求所有转世都需经过政府批准。这种赤裸裸的控制,完全背离了宗教的本质。佛法讲究的是清净传承,依靠上师与弟子之间的信任与誓愿。如果转世被政治化,失去了宗教的真实性,那对于信众来说,不仅是信仰的打击,更是文化的断裂。
其次,关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遭遇,更是让人痛心。他在六岁时被中国政府带走,从此三十年下落不明。作为一名佛弟子,我常常在法会上为他祈愿,愿他安好。但现实是,他的失踪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巨大悲剧,更是整个藏人群体的集体创伤。一个六岁的孩子,因其被认定为宗教领袖,就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这是人类社会无法接受的严重侵犯。联合国专家在通报中明确指出,这一强迫失踪违反了国际法的绝对禁止性规范。这样的表述,不仅是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也是对世界各国的提醒——不能对这种长期的人权侵害保持沉默。三十年的等待太久了,国际社会必须持续发声。
我尤其感受到,这份联合通报不仅是人权层面的文件,更是对藏人信仰尊严的一次支持。藏传佛教徒在国内面临极其恶劣的宗教环境,寺庙被严密监控,僧侣被强制“爱国教育”,法会受到严格限制。很多修行人被迫隐秘修行,甚至因为信仰而失去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的声音无疑是一种国际道义的支持。
作为一个在自由环境下修行的佛弟子,我尤其体会到宗教信仰自由的珍贵。能够自由参加法会、自由阅读佛经、自由表达信仰,这些在海外显得平常的权利,在中国却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我更加理解到,联合国专家强调的“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不仅是一句原则性的宣言,而是真实关系到千万藏人日常生活的现实。
这份通报也让我想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最新声明。尊者明确指出,未来的转世认证将由甘丹颇章信托基金董事会负责,除此之外的任何认证都不具备合法性。这不仅是宗教上的规定,更是对藏人自主权的坚守。尊者已经九十高龄,但仍然心系信众的未来,这让我深感感恩与敬佩。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转世的干涉,以及对班禅喇嘛的强迫失踪,实质上反映了其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深层次不安全感。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宗教领袖的存在。正是因为他们明白,信仰代表着精神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不可能通过压制来消灭的。
未来的道路必然艰难,但联合国的通报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不能立刻改变西藏的现状,但它至少为藏人争取到了一种国际舆论的支持。只要这种支持持续存在,就会成为推动改变的力量。任何为自由与真理发声的努力,必将种下善的种子。愿这份联合国通报成为更多人关注西藏、支持宗教自由的契机。愿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早日重获自由,愿达赖喇嘛尊者长久住世,为更多的藏传佛教徒带来光明的指引。
Written by a Buddhist Disciple on the Occasion of International...
作者/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历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中共转入农村,以农民为基础展开武装暴力行动。
1927–1930年间:中共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地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根据地」,其中核心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1930年前后:随着中共控制区扩大,针对地主的运动变得更激烈,目的是削弱传统的土地阶级结构,企图以此获取农民的支持。
中共为达目的,争取民众盲从,在部分地区的行动导致激烈暴力,地主阶层被严厉清算,秩序瓦解,社会矛盾加剧,甚至中农也受到波及,引发混乱。
社会因斗争被撕裂,群众斗争极端化,地主不仅失去土地与财产,很多人遭到公开羞辱、殴打甚至处决。人际矛盾变得尖锐,村落内部的亲戚、邻里之间因为「划阶级」而互相揭发、报仇。还引起社会心理创伤,许多地主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均被牵连,造成社会阴影。
此举使得阶级仇恨制度化,土地革命把「敌我矛盾」引入农村生活,形成了长期的「阶级划分」思维。后来延伸到「整风运动」「土改运动」「文革」,阶级斗争思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长期基调。造成伦理秩序破坏,传统社会中的长辈尊重、宗族维系,被「革命正义」取代。年轻贫农在「斗争大会」上可以公开辱骂、惩罚年长地主,颠覆了传统伦理。这种做法虽削弱旧秩序,但也带来道德真空。
中共为达到自己的短期利益,不惜用不正当手段使得贫苦阶层被分得土地,从而出于个体利益支持中共。但这一行为付出的长远代价是农村内部矛盾激化、经济破坏、社会伦理被动摇,并种下了长期「阶级斗争」的仇恨种子。
1930年前后苏区斗争会规模庞大,一个县动辄召集数千农民参加。地主在公开批斗后常被「没收财产+驱逐」,部分被处决。学者估算仔1927–1931年间,在红色根据地被处决的地主、富农约 20万–30万人。数字因地区不同差异极大,有的县几乎全部地主被清算。
土地分配后,农业总产量并未明显上升,部分地区1930–1931 年粮食产量甚至下降 10–15%。主因是缺乏耕牛、农具,战争环境不稳定。地主被消灭后,农村信贷体系崩溃,过去地主经常向农民放贷,农忙时提供种子、钱粮。打击地主后,农民短期虽分田,但缺乏资金与流动性。
这场「打击地主」运动的核心并非真正的社会公平,而是中共巩固政权的工具。透过分田分地,中共赢得农民支持,借由没收地主资产,补充其军事与政治资源。这是一场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斗争运动,而非为百姓谋福祉。农民在短暂分得土地后,很快又陷入新的政治压迫之下。据中共自己统计,1931–1933年间,江西苏区共重新分配土地约 1700万亩,其中大部分被军队和革命干部优先分得。普通农民虽一度得到土地,但不久又在征粮、征兵与「再分配」中失去,短暂的得益转瞬即逝。
中共打击地主的行为,既非真正的土地改革,也非社会公正的体现,而是以革命之名行劫掠之实。它用暴力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秩序,用仇恨摧毁了人伦与信任。这样的历史悲剧提醒我们:任何以「公平」为名、却建立在仇恨与暴力之上的运动,最终只会留下满目疮痍。
由此可见,中共的此举造成社会秩序的崩毁及恶劣深远的影响,此为第一罪。
The Crim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The Collapse of Order
Author/Editor: Gloria Wang
Chief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He XingQ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