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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不是道德沦丧，而是极权训练出的顺民本能
作者：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和谐社会”这个词汇，在中国官方的语境中代表政治正确。然而正是这句口号，掩盖了无数绝望的哭喊，粉饰着暴力与冷漠。它不是社会理想，而是一种政治麻醉，一种对国民的精神阉割！
今天的中国并不和谐，连“稳定”也只是权力虚构的假象。所谓“和谐”，不过是政权维稳机器下被迫安静的沉默，是压制批评、扼杀表达之后的僵死空气。
当孩子流血躺在地上，路人只顾躲避；当女子被拖行羞辱，周围人集体失语；当快递员倒下死去，全世界都视而不见——这不是巧合，而是体制驯化出的冷漠本能；这不是个案，是一声声‘和谐社会’下的泣血嘶吼！
这样的现状正是执政者精心布设的困局：让人民不再相信他人，不再关心社会，只埋头顾自己。集体冷漠不是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是政权用洗脑、审查和惩罚机制制造出来的“社会病态”。
飞速的城市化浪潮和一刻也不停歇的生活节奏固然加剧了人际疏离，但更严重的是体制制造的不信任。公权力肆意妄为却无法追责，底层民众维权无门；贫富差距扩大，阶层上升通道被堵死；官媒歌颂稳定，民间却满是沉默与绝望。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参与、不表达、不出头”成了默认的生存法则。
什么叫“寻衅滋事”？发个微博，讲句真话，拍个视频。你以为你在表达权利？不，你在挑战“稳定”。政权眼中，稳定的定义是：人民闭嘴，真相闭眼，社会闭耳。异见者被定罪为“寻衅滋事”，真相被处理成“个别事件”。“和谐社会”成了扼杀正义、转移矛盾的遮羞布。
请记住，冷漠从来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极权制度的副产品。当一个社会把所有善意都视为威胁，把每一次共情都当作不安定因素时，它就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土壤。它的“和谐”，不过是静默的绝望，是发不出声音的痛苦。
今天，我们必须再问一句：谁在用“和谐”掩盖矛盾？谁在用“稳定”粉饰暴力？谁在用“制度”压住民众的呐喊？答案再清楚不过：是垄断权力、操控真相、压制民意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若真想迈向和谐，就必须迈出历史性的一步：结束一党专政，终结信息封锁，还权于民，重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制度。
只有拆除这个谎言构筑的秩序，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社会——那里，每个人都能说话、能表达、能得到援助，不再生活在冷漠中，不再害怕关心别人。
只有打破专政，冷漠才会退场，和谐才不再是谎言。
Apathy Is Not Moral Decay — It Is the Reflex of Obedience Under Tyranny
By Hu Lili Chief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u Huiwen
The...
《在野党》第12期 杂志序言
火种不灭，精神长存——《在野党》第十二期复刊序言（郑存柱）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曾燃起一次短暂却炽热的民主之火。那团火，虽被铁腕压下，却从未真正熄灭。它潜伏于流亡者的记忆里，活跃在文字之间，延续于无声的牺牲之中。今天，当我们在自由世界重新点燃这本刊物，既是一次思想的接力，也是一种历史的担当。《在野党》曾在最艰难的时期里，用微弱之声传递希望；今天，它将以更清晰的定位、更坚定的使命重归视野：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党刊，我们不仅记录历史、陈述现状，更要构建未来的制度蓝图，提出切实的方案，发出来自反对党的制度性声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送别之诗，也是重逢之诗。在这个日益压抑的旧中国与开放自由的新世界之间，《在野党》是桥梁，是路标，是照见方向的火种。今天的《在野党》，不再是仅供“备案存档”的文字集合，而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制度蓝图。我们面向世界发声，将本刊纸质版寄送至中国大陆的高校、图书馆、地方党政机关，亦将其传入台湾、美国、欧洲等地的研究与关切者之手。我们用多语种呈现民主之声，使“中国的反对党”不仅在牢狱中存活，更在思想中开花。我们将团结一切志愿者、知识人、普通民众，共同参与这一时代工程；我们将汇聚境内外声音，展开制度构想与实践模型的论辩；我们将在刊物中呈现组织之力、思想之深、人性之光。若说历史常在沉默中轮回，唯有文字与信念，能穿越禁锢，薪火相传。复刊后的《在野党》，将坚定地向未来走去。我们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终有一日，光复中华。”郑存柱2025年6月洛杉矶
The Flame Endures, the Spirit Lives On
— Editorial Preface to the 12th (Revived) Issue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By Zheng Cunzhu Translator: Lu Huiwen
Thirty years...
复刊词–火种不灭，精神长存
曾有人问：“你们还在坚持什么？”
我说，我们坚持的不是幻想中的明天，而是为那些被迫沉默的人，保留一个可以继续说话的出口。赉志而殁的先烈在看着我们，当年的先驱依然是我们的荣誉编辑。
这本杂志，叫《在野党》。
她诞生于铁锁重压之下，在中国民主党草创之初，在浙江的民居里，在地下印刷机旁，在那些没有头条却被审讯的夜里。她的前十一期，是一个时代最微弱却最倔强的声音；是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冒险的尝试；是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承载。
她的创刊者毛庆祥先生，因坚持信仰长期入狱；继任编辑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他们一个个相继被捕甚至被迫害致死。到第十一期后，《在野党》被迫停刊，那些拿笔的人，被换上了囚服，那些原稿，被国保特务抄家没收。
这不是结束，只是沉默。
不是失败，只是等待。
二十七年后，在洛杉矶，在这个可以说真话的地方，在中国民主党旗帜依然高举的所在，《在野党》第十二期回来了。《在野党》是一块我们共同耕耘，留待我们共同收获的土地。
她不仅仅是一份复刊的中国民主党党刊，她是一种薪火相传，一种精神宣示，是一次记忆的归来，是从牢房、流亡、恐惧中走出的字句，是写给故人、同道和尚在黑夜中的故国。回望艰难征程，记录民主步伐，探讨前进道路，共建未来中国。
我们不敢奢望它能唤醒多少人，也不指望它能改变什么结构。我们只是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崩塌之前，文字仍是抵达灵魂的最深路径。
所以我们写，写历史的断点，写权力的暴行，写自由的火苗没有熄灭，只是沉沉地伏在心里，等待下一次被风点燃。
今天，就是那一次。
你正在读的这本《在野党》，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接续他们未竟的句号。你参与她，就是对先驱最好的致敬；你阅读她，就是心还活着的证据；你转发她，就是为自由递出的一个机会。
我们写，因为我们还相信。
我们写，是为了不让历史只剩沉默。
自由从未死去，
只是沉默片刻。
火种不灭，
精神长存。
朱虞夫
中国民主党《在野党》编辑部
2025年6月 · 洛杉矶
The Flame Endures, the Spirit Lives On
“What are you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one once asked.
I replied, We are not holding on...
复刊词——为了不被遗忘的声音，为了尚未完成的使命
作者/耿冠军 责任编辑：鲁慧文
1998年，《在野党》在白色恐怖的余波中诞生于一纸呐喊。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又遍布铁锁的年代，一群志士以笔为剑，在暗夜中点燃思想的微光，试图照亮被封锁的言说之地。它曾短暂高飞，又被暴力击落；但它从未消失，只是在沉默中等待归来的一天。
今天，我们宣布：《在野党》复刊了。
这不仅是一本杂志的回归，更是一个时代良知的觉醒。我们复刊，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回应时代更深的危机。中国正处于空前的政治寒冬，自由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良心犯被投入黑牢，异议者被标签为“敌人”，而人民的声音被算法封锁、被宣传机器抹平。在这种时代，我们不能沉默。
...
民主党因缘（一）：王炳章点火九州
作者：朱虞夫 编辑：鲁慧文 责任编辑：罗志飞
王炳章点火九州
1998年二月初，王炳章博士“风风火火闯九州”，来到杭州。那天，老友毛庆祥邀我早上去开元路口的“开元茶室”喝茶，见见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们。他对王博士来杭的事只字未提。
我来到茶室，看到王东海、毛庆祥、王荣清、戚惠民等老友，但是大家都没有泡茶，甚至都没有坐下来，我感到气氛有点奇怪，但也不方便问，就自己拉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王东海出去了，然后毛庆祥出去了，戚惠民与我在寒暄了几句也去“上厕所”了，久久不回。剩下我和王荣清面面相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一会，手足无措，实在无趣，就悻悻然各自回家了。
事后方知，当时他们是把王荣清和我带去做掩护，因为圈内一直认为王有些不可靠，而我在民主墙以后已经脱离多年，怕我们去见王博士会造成危害，也为了他们去少年宫的安全，把我们留在茶室吸引公安的注意力。
但是那天去少年宫见王博士的人没有一个认得王博士，只是感觉来人风度很好，自我介绍是“做医生的”。在谈到“那人”的谈话内容时，见过的人都提到，“那人”说要他们成立政党，但是大家都认为目前成立政党风险太大，时机不成熟，只能以后再说。基于大家尚对我有疑虑，我也不方便置喙，只是感到与王博士缘慳一面，殊为抱憾。
四月份的某天，我去王东海家（我供职的上城区房管局离他家不远，我经常顺路去他那里转转），王东海有点认真地问我：“虞夫，你对组党怎么看？”
“好啊！”我说。
“为什么？那样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当前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当局既想从西方得到经济利益，又不愿顺世界潮流而行，进行承诺已久的政治改革。西方白左也自欺欺人、一厢情愿地陶醉在当局的虚假宣传中，未来堪忧。当局目前还不想与西方交恶，信誓旦旦不走老路，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目前组党的风险相对比较小，我们不妨促一促。
“许多年来，我们生活在这头猛兽的暴虐之下，如今它难以为继，向西方示好，说自己不再残虐老百姓，西方相信了它的说辞，以为绥靖政策有了成效。没人愿意揭破它的真面目。它占着一大块地盘在呼呼装睡，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日显窘迫，我们不妨去推它一下，要么它挪一挪身子，给老百姓让出一些活动空间，要么让它露出本来面目——吃了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组党是高压线，会坐牢的。”王东海说。
“是的，我们既然投身民运，就应该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听说它们最近向国际社会宣称将签署联合国的重要人权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有可能不久后会开放党禁，当然也有可能不开放。有人会问，既然要开放，你们何必冒这样的风险，等开放了再组党吧。问题是，它们已经在历史上玩过多次帽子手法，我们民运人士作为社会压力集团，主动提出要求，将计就计，将球踢给对方，让对方的行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台湾如果没有民进党的顽强抗争，蒋经国未必会开放党禁，一举使台湾实现了民主转型。当台湾开放党禁后，一窝蜂地许多人都去注册政党，数量令人咋舌，却没几天就关门大吉了，只有民进党赢得了人心，因为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努力奋斗过，坐过牢，作出过牺牲，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党。”
王东海认同了我的观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二月初王炳章先生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发芽了。他们在酝酿组党的事了。
其时，我还没有见过王有才。大约在九六年，老朋友陈立群在与我聊天时，希望我将78—79年杭州民主墙的事写点回忆录，我就写了《盗火者—杭州79民运回忆》，立群看后拿给王有才看，王有才看后对立群说“你们那时候搞得很好啊！”并有结识我的意愿，立群回复了我。
1998年6月25日，单位组织员工去中山中路的上城区房管局“普法学习”，中午我顺便去王东海家，王东海家里没人，大门、房门都开着，客厅中间的方桌上放着一沓纸，我拿起来看，一份是《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另一份是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报告，申请人王有才、王东海和林辉。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门外走廊上有人进来，到了门口脚步停了。少顷，我听王东海在说：“这个就是朱虞夫呀。”原来走在前面的是王有才，他走到门口，看到屋里有个戴头盔的大个子，心里一惊，以为都还没去申请，警察就已经上门来了。
他们三人进来后，说起这场误会，大家哈哈一笑。王有才向我说起他们三人准备下午去申请的事，问我对这事有什么看法，我想到王东海太太程云惠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如果王东海此去被扣，程云惠会陷入困境，于是我对王东海说，把你的名字换成我吧，你万一出了事，阿惠谁来照顾。不承想王东海说，我如果回不来，阿惠你来照顾，你照顾我放心的。王有才也说，这事已经定了，不要改了，我们如果进去的话，你们在外面声援接着干。
转眼一点多了，他们要去民政厅递交申请，我也要去单位了。一起走到楼下，在东太平巷窄窄的巷子里，骤起的凉风吹乱了大家的头发，我一一与他们握手告别，林辉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心里涌上了“萧萧易水”的句子。
整个下午，我都牵挂着他们三人的安危，从三点后接连给王东海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直到快五点的时候，王东海接了电话，我问他申请注册的事，王东海说民政厅办事人员说，这种事没有遇到过，叫他们把申请材料放在那里，交给领导“研究研究”。民政厅对这种情况只能按《社团法》处理：需要申请人提供五十个以上成员的名单；秘书长以上人员的简历和五万元注册资金。
王有才的安排很有策略，这天是克林顿访华到达西安的日子，谅不至于在国际媒体的焦点关注下抓几个政治异己分子添乱。再则，其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士，不希望开历史倒车。民主党兴，德国《镜报》记者问李鹏中国国内组党的事，李鹏说这是决不允许的，不久张德江取代李泽民，准备对浙江的民主党人展开镇压。在李鹏表态后，江泽民也说要把民主党消除在“萌芽状态”，2002年面对舆论汹汹的国际压力，余怒未消的江来浙江讲他的“三个代表”，说“有的地方出了怪事，不解决、不报告。”推脱长达半年多的民主党组党事件他一无所知。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迫使共产党将自己包装成“全民党”，抛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
王有才在去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同时，已经在网上向外界作了公布，一时间成为了海外媒体的关注焦点，海外媒体纷纷来电采访报道，海外民运也十分踊跃地给予支持和谋划。王炳章先生不遗余力地联系我们，他与王希哲、连胜德是最活跃的支持者。我几乎每天都接到王炳章先生的电话，他明确告诉我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窗口期，与其等着克林顿红利消退，等着他们“研究”完了腾出手来镇压，不如趁这空档做大做强。王博士说：“虞夫，你们趁着这个机会到街路上去发展中国民主党成员，见一个发展一个，抓紧做大做强，形成势了就不容易被镇压了。”
The Origin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uthor: Zhu Yufu · Editor: Lu Huiwen · Chief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u Huiwen
Dr. Wang Bingzhang...
民主党因缘（二）：新生儿的涉世初期
作者：朱虞夫 编辑：鲁慧文 责任编辑：罗志飞
新生儿的涉世初期
申请的第二天，王有才被国保抓去审问了八个小时，将他放回家后，就失去了自由——门口有一个便衣小警察坐着监视他（这个蒋姓小警察从此与中国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与此起彼伏的浙江民运的缠斗中屡立战功、一路迁升）。与王有才当时一起热血沸腾的战友们，在知道王有才被控制后，嗅出了危险的气息，纷纷隐退自保，也没有人继续中国民主党的作为，王有才济世经国的谋划没人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当年王有才有个同学在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他搞到了全省处级干部名录交给王有才一份，王有才印刷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准备与《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一起寄送给那些干部，王有才想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是此时此刻他身边没有人，他只能自己动手装函邮寄。因为王有才秀才一个，没有多少危险性，加之当时当局还顾忌中美之间的蜜月关系，尚未打算严厉镇压，看守的小国保坐不住了就去附近逛逛街，时不时有人溜进王有才家去看他，小国保看到了也并未严加阻止，有人找来对王有才说，参加你们的民主党有什么好处呢，能拿钱还是能当官啊？王有才被弄得苦笑不得。这个蒋姓小国保也趁着没人，向王有才提出想加入中国民主党，王有才同意并吸收了他。蒋国保对当时的形势也看不懂，以为中国民主党真有可能成立，他近水楼台先打一个眼，脚踩两只船。
王有才根据中共的需要被抓，随着国际社会的关注放：他被抓了，没有影响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他被放了，也没有机会参与民主党里的各种事务。当局抓他判他实在是政治需要，完全是一个冤案。是我害了他。在他最后一次被捕前，我们在岳庙对面的茶室晤面，当我伸出手与王有才握手时，他将手缩了回去，他对我完全违背他构想的，将民主党的发展诉之于街头政治的做法十分愠怒。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对不起他，我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困扰。11月下旬，法院审理王有才案，后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便衣国保，上城区国保大队长张建华回来，随口就对我说：“王有才说是你朱虞夫害了他。”我当时认为是张挑拨离间的话，没有在意，现在想想，确实如此。
在王有才被控制在家的日子里，我已经根据王炳章、王希哲的指点招兵买马在拉人搭班子了，我还带王荣清去看王有才，事后王有才可能听说了王荣清不可靠，更对我有了看法。当时我还动员另外几位民主墙旧友加入，他们说，你既然把王荣清弄进来了，我们就不来了。我感觉他们是害怕风险的托词，后来王荣清去世不在了，也没见他们加入。
王荣清倒是干劲十足，在草创阶段做了很多工作，我也有证据他一直与国保暗通情款，递送了许多情报给警方，那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按理在第一次大抓捕中，他应该在列，偏偏他没抓，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我们都被抓后，他还是惹恼了警方被抓被判了。无论如何，因为民主党是主张公开、理性的，王提供的情报价值也不大（严正学先生强烈反感被王出卖另作别论），所以我在他被抓后，为他保外就医，向他离婚的前妻和弟弟做劝解并发起募捐，大力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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