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He

作者：陀先润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中秋将至, 我想先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习近平并没有“开倒车”。外界流传的所谓“改革开放倒退论”，其实是对中共历史认知的误解。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未真正改变过行进的轨道。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路线始终如一，只不过演绎方式不同。 　　很多人以为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新的道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画皮”。共产党并未放弃极权体制，只是在经济层面做出有限让步，以换取生存空间。所谓“政治改革会随着经济改革推进”的说法，是党内三十多年对内对外的宣传话术。西方上当了，中国知识分子也上当了。 　　真正有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屈指可数。胡耀邦、万里短暂提出过探索，但很快被压制。此后，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温时代的“四万亿”，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党的统治，而非制度转型。 　　习近平因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被指“开倒车”。但我们回顾历史，毛泽东终身执政，邓小平虽无正式头衔，却垂帘听政十五年。江泽民更是从1994年至2012年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相比之下，习近平只是撕下了虚伪的遮羞布，把前任们的伪装公开化而已。 　　许多人怀念江泽民的“开放”、胡锦涛的“温和”，甚至称朱镕基是“改革派”。但事实并不如此。朱镕基主导的高校扩招、医疗市场化、土地财政和三峡工程，造就了今天的教育贬值、看病难、房地产畸形发展等沉疴。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提出的“国进民退”，以及2008年4万亿刺激，直接让国企坐大，挤压民营经济。江泽民表面引入企业家入党，实则是把民营经济纳入统战体系，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掌控。他们的所谓“改革”，不是走向民主，而是维护权力的另一种手段。 　　习近平与前任的不同，不在于方向，而在于速度。他没有像江胡那样演戏，而是直截了当加速了体制的本质。过去那辆在旧轨道上行驶的大巴，本来还要二三十年才驶向悬崖；习近平拉开窗帘，踩下油门，让所有人更快看清车外的虚假风景与体制的真实面目。因此，说习近平“开倒车”并不准确。他并没有掉头，而是让中国共产党更快走向既定的结局。 四十多年来，中国并没有走过一条新路。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在旧轨道上伪装前行。政治清洗、思想高压、经济控制，从未停歇，只是形式不同。习近平的“独裁”，不过是前任们的延续与加速。他让人们看清了一个现实：中共从未开向过民主与自由的方向。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Old Road That Never Changed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Zhou Zhigang | Executive Editor: Luo...

作者：熊辩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三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骤袭武汉，那些灰色影像仍历历在目：封城、口罩、“大白”穿梭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的花圈、火葬场的滚滚浓烟、不绝于耳的哀乐和恸哭？的确，彼时的武汉像被死神张开的黑翼笼罩着，熟悉的街巷空荡如荒原，医院成了最拥挤、最令人绝望的地方：走廊里堆满病床与氧气瓶，呻吟声与呼吸机的嘶哑混合交织。有人晕倒在挂号窗前，有人在病房门口痛哭，求一张床位，却换来“已满”的冰冷回应。更令人心碎的是，120急救电话一直未能接通，“市长热线”始终占线，许多病人等不到确诊，等不到救治，在家中孤独倒下，人命成了数字，真相成了禁忌。恐惧之外，还有愤怒与压抑：一位疫情的“吹哨人”试图说出真相，却被训诫警告；一群穿着防护服的“白大褂”满大街抓捕突破疫情封控外出的市民；一本反映武汉真实疫情的“方方日记”被中共封杀；组组唱好不唱衰的新闻报道试图粉饰太平，蒙蔽一双双探求真相的眼睛。封城、封路、封楼、“封”嘴，人们被隔绝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疫情期间因医院刻板遵守防疫要求，加之医生并未给予孕妇这一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及便利，妻子未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流产。这份失去，不仅是家庭的悲剧，更是制度冷酷的缩影。我原天真地以为这样的苦难能唤醒中共的反思，然而，最近在广东发生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却让我再次看到历史正在重演，顿生透骨的悲凉...... 在湛江赤坎，当地街头涌现出大批穿着防护服的人群，那画面像极了当年武汉的恐慌与混乱。可怕的不仅是病毒，而是那熟悉的权力逻辑：第一反应不是信息公开，不是科学治理，而是用惊吓和管控制造秩序和“维稳”。 在珠海，有社区以“防控疫情”为由，强行把两位阿姨的生活家具装上卡车运走。面对撕心裂肺的阻拦，冷漠的执行者无动于衷。这与当年武汉疫情期间，许多家庭被强行拉走亲人的场景何其相似——一次又一次，人们的家园与尊严被粗暴践踏。 在佛山，政府更是演绎了一出荒唐闹剧。社区不去清理臭水沟和绿化带，却偏偏盯上居民家的花盆、鱼缸，甚至养狗的家庭。以“一刀切”的方式清理楼顶绿植和露台花草，逼迫居民搬走宠物。这种熟悉的“配方”，让人想起新冠疫情时，官方以防疫为由直接闯入民宅，把宠物强行带走处死的黑色记忆。如今，佛山的做法几乎是在拷贝当年的荒唐：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 更令人震惊的是，广东部分地区甚至掀起了所谓的“强制抽血”活动，借疫情防控之名，肆意侵犯公民的身体权利。这样的“防控”，已完全偏离了公共卫生的科学原则，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操练。 从武汉到广东，从新冠到基孔肯雅热，旧的伤口还未愈合，新的伤口又在开启。病毒在变，但体制的冷酷与荒谬却从未改变，对生命的漠视，远比病毒更加致命！ 武汉疫情期间，我失去过孩子，也目睹过同胞在疫情中死于非命，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在中共体制下，每一个家庭、每一条生命都随时可能被牺牲。今天的广东，再次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瘟疫”，并不是某一种病毒，而是专制和谎言。 公共卫生危机，本应是科学与人道的领域，但在极权体制下，却成了“维稳”机器的附庸，成为权力加码的借口。武汉的封控导致无数生命的消逝；而今天广东的病患，则可能在同样冷漠中经历痛苦的折磨！ 悲剧在重演，历史在轮回！我愿将这些亲历和思考告诉每一位关心中国的人，一个国家若不允许真相公开，那么无论是新冠还是基孔肯雅热，又或是下次一场什么疫病，都会变成一次次对民众的摧残！人民的眼泪和鲜血一次次被抹去，但痛苦不会消失，它会积累、会传递，最终会告诉世界：这并非单纯的疾病悲剧，而是一个体制的殇！ ...

https://youtu.be/q3zxkLiXHcQ

https://youtu.be/Ouf1a5meLvk

https://youtu.be/nD_hETSebXU

作者：陈婷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在许多国家，人们谈论宗教自由时，往往默认它意味着一种平等：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来自什么民族、属于怎样的背景，都有权利公开表达信仰，参与宗教仪式，传承教义，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立场。宗教自由，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尊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标志。 然而，在中国，尽管宗教自由被写入宪法，但在现实中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信仰不仅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反而被分层管理、区别对待，成为一种“政治敏感事项”。 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国家对不同宗教群体的制度安排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所谓“五大宗教”表面上享有合法地位，但它们必须依附于官方宗教协会开展活动。未登记的团体，如家庭教会或民间佛教道场，即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常常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法律保护的边界，并不是根据信仰是否和平来划定，而是取决于是否“服从管理”。于是，宗教自由沦为一种在政府许可下才能进行的有限活动。 更严重的是，国家在民族与宗教结合处的高度干预。藏传佛教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原本自成体系、拥有千年历史的宗教传统，在中国不仅被拆解成碎片，还面临语言限制、传播审查、领袖否定等多重管控。活佛转世制度本是藏传佛教的核心传统之一，过去由教派内部依据仪轨识别灵童。但2007年，中国政府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所有转世必须经过审批。一个活佛是否为真实转世，不再由信众和上师判断，而由国家发文决定。这不是宗教制度的现代化，而是灵魂的行政化控制。 在汉地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索达吉堪布法师，也未能幸免。他从不谈论政治，讲法时用语克制，积极配合各方要求，对党政态度始终温和中立。然而在2019年底，他仍被迫宣布解散自己创办的“菩提学会”，并关闭相关网站。尽管声明中称此举是为避免有人冒用学会名义违法敛财，但不少舆论指出，这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压力。索达吉堪布的讲法影响力广泛，信众遍及全国，尤其吸引了大量知识阶层与青年。正是这种“脱离控制的宗教传播”，让当局感到警惕，即便他从未直接挑战体制。 宗教平等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也存在于同一宗教内部的区别对待。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虽然同属“佛教”，但待遇却天差地别。前者往往能在官方主持的寺庙中举行法会，甚至获得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而后者则频频遭遇审查、限制乃至打压。一个民族的宗教活动之所以被贴上“敏感”的标签，根本原因并非信仰内容本身，而是当局对所谓“社会稳定”的过度焦虑。 在中国的宗教治理逻辑中，宗教并非被视为信徒的灵魂需求，而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宗教要“爱国”，要“服从党的领导”，要“抵御外来渗透”。凡是超越这些框架的信仰实践，无论是否和平，都会被视为“隐患”，甚至被定义为“敌对势力”。这实际上构建出一种“信仰等级制度”：注册团体优于未注册，官方认定高于传统认定，顺从的信徒优于活跃的信徒，大宗教优于小宗教，汉族信仰优于少数民族信仰。 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不仅压缩了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制造了信众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许多年轻人害怕公开信仰，担心影响学业、就业和社交；一些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信徒们习惯性地自我审查，哪怕在宗教聚会中也不敢讨论涉及政策的话题。这种“看不见的恐惧”，才是自由最深层的崩塌。 真正的宗教平等，并不是表面上“五大宗教并存”，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不分族群、身份、宗派，自由地选择、传承和表达信仰。政府的职责，不是去批准谁可以信仰，而是保障所有人的信仰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当藏人可以公开敬仰达赖喇嘛、汉人可以自由皈依藏传佛教、穆斯林可以自主管理清真寺、家庭教会能够合法讲道时，宗教自由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一个社会的自由与文明程度，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寺庙与牌匾，而在于它是否敢于放手那些不被驯服的灵魂。 Hierarchy of Belief: Implicit Discrimination in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Abstract: In many countries, when people talk about religious freedom, they often acquies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