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

  作者/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历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中共转入农村，以农民为基础展开武装暴力行动。 1927–1930年间：中共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地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根据地」，其中核心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1930年前后：随着中共控制区扩大，针对地主的运动变得更激烈，目的是削弱传统的土地阶级结构，企图以此获取农民的支持。 中共为达目的，争取民众盲从，在部分地区的行动导致激烈暴力，地主阶层被严厉清算，秩序瓦解，社会矛盾加剧，甚至中农也受到波及，引发混乱。 社会因斗争被撕裂，群众斗争极端化，地主不仅失去土地与财产，很多人遭到公开羞辱、殴打甚至处决。人际矛盾变得尖锐，村落内部的亲戚、邻里之间因为「划阶级」而互相揭发、报仇。还引起社会心理创伤，许多地主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均被牵连，造成社会阴影。 此举使得阶级仇恨制度化，土地革命把「敌我矛盾」引入农村生活，形成了长期的「阶级划分」思维。后来延伸到「整风运动」「土改运动」「文革」，阶级斗争思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长期基调。造成伦理秩序破坏，传统社会中的长辈尊重、宗族维系，被「革命正义」取代。年轻贫农在「斗争大会」上可以公开辱骂、惩罚年长地主，颠覆了传统伦理。这种做法虽削弱旧秩序，但也带来道德真空。 中共为达到自己的短期利益，不惜用不正当手段使得贫苦阶层被分得土地，从而出于个体利益支持中共。但这一行为付出的长远代价是农村内部矛盾激化、经济破坏、社会伦理被动摇，并种下了长期「阶级斗争」的仇恨种子。 1930年前后苏区斗争会规模庞大，一个县动辄召集数千农民参加。地主在公开批斗后常被「没收财产＋驱逐」，部分被处决。学者估算仔1927–1931年间，在红色根据地被处决的地主、富农约 20万–30万人。数字因地区不同差异极大，有的县几乎全部地主被清算。 土地分配后，农业总产量并未明显上升，部分地区1930–1931 年粮食产量甚至下降 10–15%。主因是缺乏耕牛、农具，战争环境不稳定。地主被消灭后，农村信贷体系崩溃，过去地主经常向农民放贷，农忙时提供种子、钱粮。打击地主后，农民短期虽分田，但缺乏资金与流动性。 这场「打击地主」运动的核心并非真正的社会公平，而是中共巩固政权的工具。透过分田分地，中共赢得农民支持，借由没收地主资产，补充其军事与政治资源。这是一场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斗争运动，而非为百姓谋福祉。农民在短暂分得土地后，很快又陷入新的政治压迫之下。据中共自己统计，1931–1933年间，江西苏区共重新分配土地约 1700万亩，其中大部分被军队和革命干部优先分得。普通农民虽一度得到土地，但不久又在征粮、征兵与「再分配」中失去，短暂的得益转瞬即逝。 中共打击地主的行为，既非真正的土地改革，也非社会公正的体现，而是以革命之名行劫掠之实。它用暴力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秩序，用仇恨摧毁了人伦与信任。这样的历史悲剧提醒我们：任何以「公平」为名、却建立在仇恨与暴力之上的运动，最终只会留下满目疮痍。 由此可见，中共的此举造成社会秩序的崩毁及恶劣深远的影响，此为第一罪。 The Crim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The Collapse of Order Author/Editor: Gloria Wang Chief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He XingQiang Historical...

作者：司空先让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吴可正 我出生的年月（1957年），恰逢以打断知识分子精神脊梁为目的的反右运动如汹涌潮水般掀起，紧接着几年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艰难岁月的开始，饥饿如影随形，笼罩着每一个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上面有一个正处于长身体关键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每日辛勤劳作，然而全家依旧处于半饥半饱的困顿之中。无奈之下，在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将我送到了桐庐芦茨湾的外婆家寄养。其实外婆家的粮食也是不够吃的，时常要吃麸糠野菜糊糊。好在芦茨湾山野溪沟里有时也能捉到一些鱼虾和小动物补充一下动物蛋白质。 芦茨湾，那是一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宁静小村落，村里的村民大多姓方。据族谱记载，唐代处士方干（‌方干，836年-888年，字雄飞，号玄英，唐代著名诗人）曾在芦茨湾隐居。外婆和舅舅住在一起，那时的舅舅大约十九岁光景，年轻且充满朝气。由于他是方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属于单传，从小便多受点宠爱，得以读书识字。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舅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家族的资助，成为了乡里少有的读书人。他平日里喜欢舞文弄墨，对诗词文章有着浓厚的兴趣，总能在闲暇时光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书写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我来到外婆家后，便常常喜欢跟着舅舅。舅舅会带着我穿梭在芦茨湾的山间小道，采一些野果子和芦苇的嫩芽根给我吃，有时还会讲鬼故事给我听，吓得我有时晚上会做噩梦惊叫……这时我外婆会拿一只小酒盅放满米，再放一枚银戒指在米里然后包上一块手帕，在我胸前一边上下左右舞动，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似乎在驱赶邪魅。一套流程下来，然后打开手帕，发现之前一整酒盅的米凹下去了一小半，这时外婆的整个脸都舒展开了，兴奋地说，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小鬼被赶走了……等懂事后的我每每想起外婆的“法术”有点好笑，但我知道外婆对我的爱是深切无比的。 就这样，我在外婆的芦茨湾快乐的生活了3年。 我6岁那年被父母亲接回到了杭州。在我读初三的时候我从父亲那里得知舅舅死了（母亲有意不让我们知道这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家族里出了一个”反革命“是非常非常忌讳的事）。 若干年后，我大致了解到了我舅舅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和惨死的大致经过—— 那场史无前例“文革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将人们卷入了无尽的漩涡之中。舅舅，这个平日里只知埋头读书，在乡办小学里做做代课老师什么的，不知在“文革”中何时何地触犯了“文革运动”的大忌，或许是他在与友人交谈时，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对某些政策的不满；又或许是他写的某篇文章中，一些观点被误解为是对“文革”的攻击。总之，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舅舅一夜间成了批斗对象，他们给舅舅扣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一刻，外婆惊呆了，如同天塌下来了，她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舅舅被带走后，外婆家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舅舅被关押在县监狱接受所谓的“审查”和“改造”。在那段日子里，他不时遭到殴打、羞辱等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最后，我舅舅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和痛苦，决心以一死来抗争！那天在监狱放风时舅舅不知从什么角落里搞到了一条尺巴长的铁条，突然大叫着冲出监狱牢门前的警戒线作出了要行凶越狱的样子（其实是只求一死）结果随着几声枪响，我的舅舅方志刚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片罪孽深重的土地上空又多了一个飘荡的冤魂！ 当得知舅舅惨死后，外婆每天以泪洗面不久也因悲伤过度随舅舅而去了…… 得知舅舅是这样的惨死的，如同一场沉重的噩梦，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中。舅舅原本可以在乡野平淡无奇的过完一生，却因为那个荒唐暴政的年代，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残忍地剥夺了。 如今，舅舅的离世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每当我回到芦茨湾，看到那熟悉的山水，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舅舅的身影。 2001年初，我被当局以“煽颠罪”而坐牢，冥冥之中似乎与我舅舅有着某种命运的交织。 选自《我所经历的人和事碎片（一）》 司空先让 杭州 2025年9月11日 My Uncle — Fang Zhigang Author: Sikong Xianrang Responsibl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Wu Kezheng The year I was born (195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作者：程铭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59年了。那不过是一个失势的独裁者毛泽东，利用民粹，利用陕西整风树立起的个人绝对权威，打乱所有秩序、火中取栗，重新夺回最高权力的一场游戏。但所有被波及的人粉身碎骨、受尽凌辱。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00万到2000万之间。十年浩劫后，文革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不允许讨论、不允许统计完整的受害人档案、不允许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个政权不是人民的选择，它是“枪杆子”里抢夺来的政权，是靠着“笔杆子”来迷惑和欺骗民众的政权。他们要的，是人们迅速忘记它的罪恶，做一个浑浑噩噩听话的韭菜，任人宰割。 文革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发动的。这些被利用的学生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反人类独裁者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总人数超过1100万。利用这一群没有分辨能力的孩子，对人造出来的“神”、“红太阳”的热爱，煽动他们去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打人杀人和破坏文物。文革十年，全国各地大批“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家属遭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屠杀。以“破四旧”的名义，无数珍贵文物古迹被红卫兵损毁。 自1966年北京“红八月”起，黑五类成员及亲属受到了广泛的迫害甚至屠杀，较为知名的案例包括北京“大兴事件”、广西文革屠杀、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杀湖南文革屠杀、内蒙古内人党事件等。在国际上，文革影响了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法国五月革命等政治事件。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毛泽东煽动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行为，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坏。 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发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因遭红卫兵迫害，作家老舍在北京“八二三事件”后投湖自尽，翻译家傅雷于9月初在上海与夫人一同自尽。全国还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粪水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中共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文革在发动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红卫兵掀起了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自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起，全国造反派对党政机关大规模夺权，公检法体系被摧毁，各派系之间的武斗导致了全面内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红卫兵、工宣队、军队等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残酷的斗争在中华大地不断上演，历经十年浩劫，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才被抓捕，才“拨乱反正”，人们得以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超过2.6万件，被判刑的人2.8万多。政府瘫痪、公检法被打倒，而他们，甚至不是被迫害最严重的群体（《科技日报》）。 毛泽东有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蔑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知识分子、文化艺术团体是被迫害最严重的群体。无数知识分子被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毒打迫害致死。 以中科院为例，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一千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从1966到1976年，学校被迫关闭。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中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十年浩劫期间，文学艺术界有约175位文学、书画等艺术大师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以下记录的仅仅是被迫害致死的。 书画艺术家（26人） 潘天寿、丰子恺、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作家、诗人（35人） 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电影艺术家（19人） 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京剧表演艺术家（10人） 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在这疾风暴雨般的运动中，无数有骨气的中国人，因为不堪凌辱、愤而自杀。这里记录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的人在受尽凌辱后，悄无声息地死去。至今没有文革受迫害人员完整名单，各行各业精英均无幸免。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著名翻译家，文革时被红卫兵逼死，在家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他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舒庆春（1899年1月21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都是老舍的名著。文革时期，他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陈琏（1919年－1967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琏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少年儿童部部长。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文革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跳楼自杀。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后因政治原因被撤销职务，文革之初自杀身亡。 顾圣婴（1937年7月2日－1969年1月31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中国女钢琴家，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黄国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曾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文革后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广田（1906年－1968年11月2日），山东邹平人。集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文革中，62岁的李广田被红小兵污辱及殴打，和太太于云南大学“翠湖”投水自尽。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中国作家。曾被关押于渣滓洞，后越狱脱险。著有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与杨益言合著）等。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跳楼自杀。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曾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他因受刘少奇案的牵涉而被迫害，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释良卿（1895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文革初期，红卫兵欲抢夺法门寺舍利，良卿法师全身浇满煤油，惨烈自焚。红卫兵被吓的逃散，真身宝塔下的佛指舍利方才得以保全。 容国团（1937年8月10日－1968年6月20日），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南屏乡(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文革期间遭到批判，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江西临川钟岭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折磨，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原名韦均荦，著名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文革期间遭到政治迫害，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跳楼自杀，终年48岁。 田家英（1922年1月4日－1966年5月23日），原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毛泽东主要秘书之一。1965年年底，田家英在为毛泽东做会议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一剧的意见，因此被批判。后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浙江金华义乌人，历史学家。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惨遭摧残。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杨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原籍广东省中山县。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代表作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乳名“二妞”。为蒙古旗人后裔，祖籍北京，著名京剧、昆曲女演员。文革中，在戏曲学校卫生间悬梁自尽。 叶以群（1911年5月－1966年8月2日），笔名以群、华蒂，安徽磬歙县人，文艺工作者。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文协。建国后任《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文革开始后，不堪迫害跳楼自杀。 周小舟（1912年－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周因认同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失误，被定性为“走资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文革后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侮辱，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浙江杭州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次子。文革期间，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赵慧深(1914年5月1日-1967年12月4日)，四川宜宾人。曾演出《泼妇》，《雷雨》等话剧。曾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影厂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屡遭批斗，其中一个理由是她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自杀身亡时年仅53岁。 赵畸（1889年－1968年），字太侔，山东益都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因不堪迫害，投海自尽。 周华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祖籍江苏江阴，生于上海，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文革中，周华章遭到攻击。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后自杀身亡。 周瘦鹃（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20世纪中国作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翻译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文革中，投井身亡，年73岁。 严凤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黄梅戏演员，文革初期，因“封资修代表”的罪名受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uthor: Cheng Ming Editor: Luo Zhifei Chief Editor: Lu Huiwen Translation: Lu Huiw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already unfol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