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连载

《君无戏言》之账本与头颅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有人爱拿算盘当正义,拨得响,便以为天理也该进项;只是到最后,账上盈余,头上却少了几颗。” 城里风声异样。传说国用亏虚,像老屋梁上忽见裂缝,先召木匠,再召鼓手,鼓手负责把锣敲响,叫四邻围观:屋梁要救,人人出力。什么叫出力?就是有人递钉子,有人献肩膀,更精明些的,便把旁人家的门板拆了拿来加固。门板一拆,门后的人就站在风里,衣角被掀起,和贴在墙上的票据似的。 票据会说话:公平稳定。说得越多,越像旧年熟词,贴在每一出整顿的门框上。整顿总要有对象,于是有人开始清点:谁家账面干净,谁家账面油光;谁家最肥,谁家最不易叫喊。清点完毕,纸上画圈,圈里不写名字,只写“某某企业的某某人士”;圈外自然是掌声。掌声与圈,彼此成全。 自古清账与清人,常是一条路上的两口井:一口口沿宽,叫法;一口口沿窄,叫势。先让人低头去看法,看完便顺势跌入势。跌下去的人,不一定有罪,却一定有价,价目贴在另一张账上,名为“没收”。没收是好字,和失而复得一样;只是失的是人,得的是物。旁人若问:为何?答曰:历史有先例。说罢,便把厚厚一本史书翻到几页熟处,指给你看:某年“整风”,某年“公私合营”,某年“三反五反”,某年“运动”,每一页都很整齐,整齐得看不见血。血一旦溅上去,过几日也会被删去,字仍是黑,纸仍是白,只余几处皱折,像被谁攥过。 闲时茶楼有两位先生谈话。一位长衫,一位夹克。长衫沉吟道:“如今讲‘依法依规’,应不至于走老路。”夹克点头如捣葫芦:“自然,自然。”正点得欢,茶博士端来一碟花生,泛着油光,像刚抄完家的清单。夹克忽然压低声音:“只是你听没听说,某地有位‘领衔人物’,忽而‘轻生’。”长衫忙摆手:“嘘,茶楼墙薄。”墙果然薄,薄得能把人心的风声都漏出去。风声绕一圈,又从告示牌上吹回来:正在调查,切勿传谣。于是两位先生不再谈,埋头剥花生,花生壳落在桌上,凋零的如同两封无人敢收的信。 传言多处出,证据总在别处。别处往往是在程序那里。程序是个慈祥的长者,说话慢,步子稳;只是他站台时常背光,你只看见一个黑影,再听见几句熟词,便自觉安心。安心久了,胆子也就小了,眼睛也就近了,只看见脚下那条配合的线:照这线走,谁也不找你麻烦;偏离一步,便有温柔的手搭在你肩上,笑道:还是进去吧。 有一次,我看最高领袖召开 “营商环境推介会”。场上灯光明亮,背景板上写着“护航发展”。“护航”二字写得很宽,像两张手掌,掌心却并不柔软。主持人高声念:优化、升级、共赢、普惠。台下的掌声像潮,潮里却夹着沙。散会时,角落里一位穿西装的伙计悄悄把名片塞给参会的人,名片上印着“专项服务”。他们低声问他何谓专项。他眨眨眼:“你懂的。风向来了,先把帽子戴好;若帽子来不及戴,就把头低下。”要是问那头要低多久。他说看天色——天若阴,低久一点;天若晴,也不要抬太高。说罢,他抬手比划一个高度,刚及胸口。 我忽然想起旧时一条规矩:抬棺不过胸。便觉背脊微凉。 所谓“没收”,也讲究姿势。有的姿势是自愿,有的姿势是依法,还有一种姿势,名叫配合调查。被配合者常常在镜头前点头,说“相信组织、服从安排”,像扭开了机器人的开关。在场的人点头,屏外的人也点头;点头的海洋里,只有几个孩子抬着眼睛,不懂大人们在同意什么。孩子问我:“阿姨,什么是没收?”我想了想,说:“你把心爱的玻璃球借给隔壁一阵子,后来他说那球本在他家祖谱上,写着‘公共’,你便把球留下也不是,还回也不是。”孩子点点头,又问:“那我以后还借吗?”我呐呐不能答,只得把他领到窗边,指着天说:“风在那儿,现在先别玩球。” 有人喜欢把“清欠”写在红纸上贴满街,用来“刮骨疗毒”。毒字可怖,人人避之不及;于是“疗”变得无限正当。只是疗得久了,骨便薄,薄到风一吹就嗦嗦响。响声被解释为“换骨”的征兆,便更要再刮几刀,好让大家听个明白。明白也好,疼也好,都是写进统计里的两列数据:一列叫“治理成效”,一列叫“个案处置”。至于那些空下来的椅子,桌上的相框,半页未签完的合同,统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摆进展示柜,配上灯光,题名曰“警示”。灯光很亮,人影却淡,淡得像被水洗过三十遍的真相。 我想起旧年见闻。老会计做账一辈子,识得钱的冷暖。世上的钱有两种,一种走在账上,一种走在人身上。走在账上的,总要对得平衡;走在人身上的,多半没有凭据。我问他如今是哪一种多。他叹道:“如今钱走在说辞上。”说辞是软的,钱是硬的;硬物一旦被软物包住,便不再有响声。没有响声,便没有人看它走到哪里去了。等到要用的时候,便说“亏虚”。亏虚也好,是个正经病名;接下来就要配药。药名一个比一个雅:整顿、净化、规范、提质。吃药的人,常常不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反倒坐在桌前敲碗:再来一剂。 我知道几家做生意的,忽然学会了沉默。昔日谈笑,今朝谨慎,话到嘴边,先用眼睛度量一下四周:是否安全。安全这个词,在这些年里越长越大,几乎占满了门面。门面里的人把安全当拐杖,拄着走,走久了,忘了脚本可以用来自行。脚一旦忘了,就需要被带路;带路的人自有地图,地图上每一块空白都写着待开发。于是路越走越直,直到尽头,出现一道门:配合、承诺、共享、交割。门后还有门,门后的人皆笑,说欢迎回到大家庭。大家庭的饭菜热气腾腾,只是上桌之前先要缴纳。缴纳的名目多:心意、责任、政治、信任。名目越多,胃口越小;最后人人只剩一口汤,端着碗,谢恩。 生意人追问:为何屡见不鲜?我只好指给他看一条旧时的河。河边立着一块碑,上刻:某年公私合营。再往下游,是某年专项运动;再下游,是某年“严打”;再远些,是若干轮“整肃”。河从碑旁绕过,浑而不止。每到拐弯处,河水总要掀一层浪,把岸上的摊子打翻几个。摊主多半不懂水文,只会收拾残局,换地再摆。摆了几回,耳聪些的,学会了看天色;看久了,眼神便像旧镜,光亮里夹着裂纹。 开会的领袖下文说:“这都是谣言。”我笑而不答。谣言这物事,在历史上与真相常作邻居;隔着一道薄墙,墙薄到风可过。风若从谣间吹来,真相的烛火就摇;从真间吹去,谣言的尘土就飞。执烛的人于是愤怒,要把风抓住。风抓不住,便抓人。抓到的是衣角、影子、姓名、章程;抓不到的是那只捏在暗处的手:是谁在拨算盘?算盘打得正,事情便也正;打得响,事情便也响。只是算盘再会打,终究算不出一件事:人的胆寒。胆寒一来,市井无语,坊间失笑,灯火早早关门。关门之后,谁还敢为一纸契据去撑天? 我愿意给未来的事留一行字:做账要清,做事要清,做人更要清。只是“清”这个字,落在不同的手上,就有不同的温度。落在铁手上,叫清算;落在纸手上,叫清理;落在温手上,才是清明。清明远了,清算近了;近得像那张忽然递来的纸:配合。配合之后,门可开;再配合,窗可关。窗一关,屋里只剩一盏灯,灯下只照见账本。账本翻了一页又一页,页页有章,章章有痕。痕迹像鱼骨,卡在喉咙,咳不出,咽不下。 写到这里,想起街口的那家铺子。掌柜原先爱把算盘挂在门梁下,日头一晒,珠子透亮;如今算盘不见了,门梁却更低,低得进门要弯腰。弯腰久了,人会忘记直立。忘记直立的人,最合适和功绩合影。合影上人人端正,背景板写着:风清气正、法治保障、稳中向好。我也站在那合影里,学着把笑挂在嘴边。摄影师喊三声,我在第三声里听见一点细碎的回响,是旧年的木头被拧紧的呻吟。那声音极小,小到只够我自己听。听完,我不自觉地把头又低了一寸。 头低了,我就能从狗洞里钻出去。我也确实钻了出去,经年累月的,腰又直不起来。 我去寻医:可有良方治我的驼背? 寻来寻去就只得到两句话:第一把账本摊在阳光下,第二把帽子从人头上摘下来。 阳光能照见数目,帽子也许能保住人。 若还要第三句,便是:让人先安,国用自会慢慢安;切莫反过来,把“安”先写在账上,再去找人头去补缺。 但这些都由不得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人做主。我的驼背,又什么时候能治好? “A Ruler’s Words Are No Jest” — Of Ledgers and Heads Summary: I watched as the supreme leader convened...

疫情三部曲(番外)— 蚊城记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堵水以防蚊,正如捂耳以止鸣;于是耳朵静了,蚊却在心里飞。” 今年城里忽然多了个新名词,叫“基孔肯雅热”。名字绕口,像一条打结的绳。绳子一打结,许多脑袋便舒坦了:有了名词,就有对策;有了对策,就有公文;有了公文,就有成绩。成绩要上墙,上墙之前,先把城里的下水道一律装上纱网。纱网雪白,像给井口盖上了被子——盖得很孝顺。 纱网的用处,公文说得极详:可阻蚊、可断链、可护民。只是雨来了,雨不识字,冲到纱网上,犹豫了一下,便站成一汪汪积水。积水里蚊子生得更勤,像遇到了公费的产房。于是有人建议再加一层更密的网,以杜后患。网越密,水越闷;水越闷,蚊越壮。壮到黄昏时分,黑云一抖,城便响成一锅。 我在街角看见几个小吏捧着卷尺,蹲在井边丈量“网孔标准”。他们一丝不苟,像在选拔孔雀的羽。丈量完了,便抬头望天:今日任务饱满。饱满是个好词,像刚煮开的馒头;只是馒头若闷在笼里,久之也会落水。落水的馒头不易咽,但仍可统计为“发放完毕”。 对策不止一条。为了“源头斩断”,城里又想到了菜园。说菜园滋水,水滋虫,虫滋病。于是派人去封,水泥推成白浪,一浪浪扑到青菜上。青菜来不及喊,便直挺挺站成了纪念碑。纪念碑的题名叫“环境整治”。整治之后,蚊子仍在;只是菜不在了。没有菜,便少了积水;少了菜,也少了人心——人心向来怕见水泥。 有个老夫妇守了一角方寸的土,种的是葱与蒜。蒜不怕味重,葱不怕天冷。小吏来时,他们把锄头立在脚边,问:“这也封?”小吏笑,笑得像公事包的扣:“封一点,放心。”于是水泥从葱蒜根部缓缓爬上来,像一层殷勤的霜。老头沉默,老太太问:“那蚊子呢?”小吏更笑:“我们还要全民抽血呢!”老太太一怔,像被门把磕了额头。 抽血是更科学的法子。科学这两字一出,人人肃然。队伍像旧年核酸时那样排起来,袖子挽上去,血管一根一根报到。管子收满了,放在银亮的托盘里,像一排不容争辩的红逗号。逗号多了,句子就长;句子一长,意义便由上面解释。解释里自然免不了几个好听的词:监测、预警、筛查、呵护。呵护是好词,尤其对流动的血说起,显得极为体贴——仿佛血是国家的,共有的,暂住在你体内,随叫随到。 抽完血的手臂上贴一张小方片,像兵营里的号牌。有人问:“我并不病,为何抽?”答曰:“大局需要。”大局是个无形的胃,饿的时候,会把零碎的日子一并吞下。吞下之后,过几日又说饿;于是再抽。抽血的好处,在于看得见:袋里鲜红,统计报表也鲜红。至于井里积水、天上蚊云、菜地水泥,那些颜色不太入账。 我在报上见到一则图解,标题写:“从源头到末端,织密防蚊网。”图上箭头四方八面,像四个队长同时指挥操练。操练需要队列,队列需要口号,口号需要响亮。于是街道有了喇叭,喇叭里有了“请立即处理自家积水容器”的慈声;又有“如发现阳性滋生地,立即报告”的威声。慈威交替,像老旧钟楼撞了晴天。钟楼从不去井边看一眼,它只负责数点。 人间也有“看一眼”的人。他们蹲在井边,翻起纱网的角,想让水顺一顺。水顺了一小会,蚊也跟着顺。顺到一个拐角,又被另一层网截回。便像旧年防疫时,门洞贴着黄条,黄条贴得比风还疾:此巷通而不通,此路开而不开。老母去买药,绕了三道封条,回家药晾成了纪念品。那会儿城里学过一门绝技,叫“静默”。静默时,蚊子也静默;等一声令下,蚊子复活,人还要排队学习复活。 如今这门学问又翻出来。小吏戴着红袖标,会看网,会找水,会训话,也会合影。合影时,他们竖起大拇指,背景是刚封完的菜地。菜地不言,泥里渗出一点汁,像一张擦得太勤的脸。旁边贴了一张告示:“此处整改到位。感谢配合。”配合这词再度回归。它像一把万能扳手,套在谁身上都刚好。只是常被套的那批人,肩膀渐渐低了半寸。低半寸,才合群。 蚊子的学问,不在诗里,在水里。下水不畅,蚊便畅。纱网盖住了洞,没盖住逻辑。逻辑是个怪物,最恨“为你好”的好心。好心若走到极端,便成了一种熟悉的姿势:先堵,再看;先封,再讲;先采,再说。说来都为众生,做去却沿着表格。表格像方格纸,落在城上,把生人都画成了工整的字。字里有笔画,笔画里有小小的倒刺,扎在谁身上,谁就负责“理解”。 红卫兵式的小傻也不难见:冲锋,喊口号,抬着喷雾机,一路驱赶人影和良心。良心跑不过制度,回头一看,自己已戴上红袖标——原来良心也能被征用。征用之后,良心学会了审核:谁家的桶没倒,谁家的窗没关,谁家的狗碗积了水,谁家小孩笑得太响。笑得太响,容易招蚊;于是笑也得抽查。抽查久了,人便学会了“安静生活”,像旧年的“安静小区”:出门凭证,进门扫码,咳嗽报备,呼吸限频。 我在心里替这些词排了一个家谱:封控生封条,封条生关卡,关卡生告示,告示生口号,口号生合影,合影生总结,总结再生封控。至于蚊?蚊是旁系,见缝插针,逢雨成灾。灾与封控互相倚仗,彼此成全,像两条握在一起的手:一条冷,一条热,最终都伸向了你的手臂——抽血那一刻,针头入皮,谁也不问你愿不愿意,谁也不问井底的水愿不愿意。 有人说:这不过是一阵子;过阵子雨停,蚊散,网烂,泥干,一切复旧。复旧这词很安慰,像给病人说“明日就退烧”。只是城里有一种热,不是热度,是热心——热心铺出来的路,直通封控的旧仓库。仓库很大,里面堆着“三年所学”:封、卡、扫、查、报、贴、剪、封。每个字都练得极熟,像随时要上阵。上阵从来不缺号角,缺的是回头。回头一望,井盖下的水黑而静,静得像一个不肯再被打扰的夜;再望,水面之上,纱网正轻轻抖动,像一张没合上的嘴。 忽想起一位老友,旧年给我说:瘟疫教会人两件事,一是如何不去看,二是如何只看表面。表面是干净的证件,合格的栏杆,标准的网孔,热心的合影。至于井里翻腾的那点浑,最好不谈。谈多了,会被蚊叮:你传播负能量。负能量这四字像蚊香,绕你三匝,叫你昏睡。昏睡的人不会去翻网角,不会去拔水泥;昏睡的人最体面,适合合影。 雨点打在纱窗上,像数不清的小问号。我想去路口看看积水,撑伞下楼。楼下的井口戴着新网,网目细得像强迫症;旁边的菜畦是一整块新水泥,水泥上画了一个笑脸,似乎在安慰谁。我忽然起了一个坏心思,伸手把网角掀起一指;水在下面挪了挪腰,喘了一口气。那一口气里,似乎有去年冬天压下的叹息。我又把网放回原处,像把刀悄悄插回鞘。插得轻,才不会惊动什么“整治小组”。 回到屋里,我把这篇文字放在桌上,像一块没凝固的水泥。它若干了,会裂;裂纹里要长草。草长出来,蚊也会来。到那时,或许又有人提议:再加一层更密的网。网格如棋,棋子的去路便少了一半。至于城,照样会出通告、排队、抽血、合影;照样会把“为你好”印成红字,贴在每一道我们必须经过的墙上。墙越来越白,心越来越黑,蚊越来越肥,水越来越闷。只有雨,还是那样落下——落在网的正中,发出轻轻的一声:噗。 倘有人问:如何防蚊? 我答:先让水走路,再教网做人;若还不成,先学会把门从里头打开,而不是从外头封死。至于抽血,且把针拔慢一点,慢到能听见那一小点良心“咔嗒”入位的声。 The Pandemic Trilogy (Epilogue) — Chronicle of the Mosquito City Abstract: This year, a new term suddenly appeared in the city—“chikungunya fever.”...

疫情三部曲(三)— 影片余温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世上有两样东西最怕热:一个是谎话,一个是镜头;偏生手心一热,它们就开始滴水。 镜头是冷的。厂里出来时,它的心不过一块玻璃加几片金属;拿在手里,贴上皮肤,才慢慢升温。温度从哪里来?从掌心,从呼吸,从不合时宜的好奇。有人不喜欢这种温度,觉得发热的镜头像发炎的眼睛,会把不该长出来的东西拍出来。于是他们主张给镜头降温:罩袋、封存、断电、停用。冷到一定程度,镜头就学会“自我毁灭”:只拍风景,只拍花,只拍庆典的笑。 2022年冬天,有一只镜头拒绝降温。它被人举在街头,举得比白纸还高。镜头里,风从东到西,人从南到北,灯从亮到更亮。镜头没有说话,声音从四面八方撞进来,再从它背面无声地散开。它不过是个孔,却比许多嘴都会记事。 拿着镜头的人,我见过。他走路不快,像怕踩痛街上的影子。别人举口号,他举光圈;别人念标语,他念快门。他的肩不宽,肩上的带子却很稳,一头连着镜头,一头连着他不太出名的名字。名字后来出名了,是因为镜头有了温度——温度惹事。 我常思考,镜头为什么“惹事”?因为镜头记得太多。它记得人群里那只抖了一下的手,记得纸边的一滴雨,记得警觉从一双眼睛里迅速逃走,又从另一双眼睛里迅速回来。镜头是个忠诚的叙述者,忠诚到不肯删掉“无关紧要”的抖动与迟疑。不删的人,往往要被删掉。于是,镜头被套上袋子,名字被按在桌上。按住者微笑道:都是程序,别急。 程序是温柔的,它让冷变得理直气壮。冷的好处很多:器材不坏,记录不乱,解释不累。只是街头因此降到零度,零度之下,许多呼吸不见雾了,看起来像没有。没有呼吸的城市,睡得很沉——沉得像石头扔进湖底,不起泡,连鱼也不惊。 有人说:“镜头没有立场,它只是光学。”这话对,也不对。镜头确实只会进光,却会把光引向某个人的脸。那一刻,立场就长出来了,无需表态。镜头对准哭,哭就有位置;镜头对准笑,笑就有分寸。更多时候,镜头对准等待——排队、核酸、出示、扫码。等待久了,人会忘记自己在等什么,于是镜头替他记。最可怕的不是镜头看见了你,是你习惯镜头看见你;更可怕的是,你习惯镜头不看见你——你成了背景,被无害化地擦掉。 我认识一个修机的老匠,他告诉我:镜头若长期不拍,会生霉;若只拍一种,霉会长在眼里。他说这话时,用布擦自己的眼镜,布上落下灰,灰里有微小的光点。光点像水里的盐,尝不出味,却让水有了性格。 后来,事情如你所知:有人来敲门,镜头被装袋,名字被装进另一只袋。袋子有口,口上有绳,绳扎得紧。紧到什么程度?紧到舌头也跟着打结。于是传媒上出现了一种新句法:被动、抽象、无名。它们像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教你如何把一个夜晚改写为“某地某时发生情况”,再把“人”改写为“有关人员”,把“看见”改写为“据称”。据称久了,连据称的人也开始据称自己。 可镜头的温度不是据称。它是当时、当场、当面——是风经过玻璃时起的那一层雾,是手心因为握紧而出的一点汗。温度一旦存入画面,就像把手印按进湿泥,干了也在。有人想磨掉,于是派来一队解释,拿着抛光机,对着泥印一顿打磨。打磨的声音不小,像一支乐队在演出。演出结束,台上很亮,台下很暗。亮处说:看,地面整洁如新;暗处却有人摸索到一道浅浅的凹,像一只没化好的皱纹。 我去看过那条街。白天,行人稀少,咖啡馆里的杯子很薄,薄到几乎听得见指尖摩挲的“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风把落叶翻了一遍又一遍,翻到背面,背面还是叶。柜台上的电视在放新闻,新闻说“秩序井然”。井然两个字落地很稳,稳得连杯垫都不偏。偏的是我心里那颗螺丝,拧得太紧,咬住不松。我把杯子端起来,照着窗口,杯里倒映出街对面一扇门——有人曾在那扇门后按下REC。现在门关得严丝合缝,像纸封了一层漆。 我忽然想到,那镜头拍下的并不只是人群,是时间。时间通常无影,镜头给它找了一件外套:冷、亮、白。穿上外套的时间被递给我们看,我们接在手里,有的人手心热,有的人手心凉。我不知那位举镜的人此刻手心什么温度,只知他的名字被许多嘴说过,又被许多句式吞回。吞回去的名字会去哪儿?大概落进嗓子后面那条狭窄的沟,和咽口水的动作挤在一起,时不时哽一下。 写到这,我本想抒一口气,偏偏气卡在肋下,进退两难。于是想起一个笨法子:把镜头比作灯。灯不必须照亮正义,灯只负责让你看清屋里的家具——沙发在左,桌在右,门在正对面,谁坐下、谁站起、谁绕到镜头背后去了。看清之后,你还是可以选择不开口;不开口,不等于没看见。灯的温度来自灯丝,灯丝细,易断。灯一旦灭,屋里的人会说:本来也没什么可看的。我不劝他们,我只在门框上摸了一把,那儿有一道极浅的划痕,像曾被谁急急忙忙抓过一次。 我收好笔,像把镜头收入袋。与那只“被收入”的袋不同,我这只袋没有绳子,只有一枚扣。扣很松,风一吹就开。开了也不紧要,稿纸会翻一页,白页露出来,白得像一面微型的幕。幕上没有影,只有温度。温度看不见,摸得着。你若把手心贴上去,会觉得它不烫,只是暖。暖到什么程度?暖到记忆还敢伸手,暖到夜里也不太冷。至于更多,我不说了。说多了,镜头要起雾。雾里的人看起来都像好人,这不好。 若你问,镜头究竟该几度? 我答:不冷不热,正好烫手。 烫一下,便知还活着。 The Pandemic Trilogy (III) — After the Film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2022, there was a lens that refused to cool...

疫情三部曲(二)———人声鼎沸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人群里并无喉舌,只有被迫的气息;可气息一齐吐出,便比锣鼓更整齐。” 我常想,人群的声音从哪里来?从喉头?从胸腔?都不是。真正的声音,常从禁声处长出来——像石缝里的草,越压越硬,越割越锋利。 那三年里,城在罩子底下,人人学会用“安静”表态。安静久了,嗓子像收了一张欠条,欠条上没有数字,只有一个“随时”。于是人说话之前,先掂量“随时”,说到一半,便打住:小心。但有一种声音不掂量,它从缝里钻出,借谁的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空气里第一次听见了“人”的回声,而不是告示、通报、喇叭、口号。 起初,声音很小,像针落在棉上。有人在窗口和猫说话,有人在电梯里和镜子说话,有人在核酸队伍里和鞋带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发现鞋带是聋子,猫是哑巴,镜子只会复述。那晚之后,声音才找到同伴:一张举起来的白纸,响过任何字。 许多人以为人群的声音一定嘈杂,其实不然。那晚,我走在“中路”,人很多,声却不乱。有人低声唱旧歌,不唱到高音;有人念被删掉的句子,不念到句号;有人举起无字的牌子,让风替他读。最吵的其实是路灯和摄像头,它们嗡嗡作响,好像蜂巢被惊动了。蜂巢怕烟,人群怕什么呢?怕的不是警棍,也不是冬夜——怕的是第二天的解释把这一夜解释没了。 解释是一门雄壮的学问,擅长把“看见”改写为“误会”,把“参与”改写为“围观”。它像一辆勤劳的清运车,天不亮就出来,把街上的脚印一并铲走,扫把收尾,水车一浇,天地清白。可是我知道,铲不掉的那一层在鞋底,水冲不掉;更有一层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去。 我在路口看见两个青年,一男一女,像刚下晚自习。他们没有喊,只站在军队的面前。男的手抖,女的眼稳。一个年纪较长的男人路过,皱眉:“别闹。”女孩子点点头:“我们不是闹,我们只是想把声音拿出来晒晒。”男人叹口气,走远。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反对声音,他是怕声音受潮——受潮的声音会发霉,霉里长出麻烦。 不久,果然下雨。雨是公告做的,细、密、勤。它滴在词上,滴在传言上,也滴在真相上。人们把纸收起,放进书里,书又放进抽屉。抽屉一关,里面响了一声很轻的“哑”。从此,许多人改学“点头”,点头不湿,点头也不响。唯有我偶尔把抽屉拉开一指宽,让一条缝透气。缝里有旧夜的气味——冷、醒、干净。 人群的声音不是谁的私产,这点叫管理的人很苦恼。他们爱按片区分配:此片唱赞歌,彼片讲故事;这一段齐步走,那一段齐步站。可声音像水,遇到缝就流,遇到墙就绕,遇到堵死的地方,便往土里渗。渗久了,地皮会湿;地皮一湿,草就要出来。于是有人忙着铺石板,把草根一并压住,再竖一块牌子:此处不宜生长。牌子立得多了,城里绿地反而多起来——全是牌子做的绿。 有一天,广场上出现几叠小小的音符,是谁匆匆写下,没来得及用。它们像迷路的蚂蚁,一会儿排成字,一会儿散成沙。我蹲下看,认出几个旧时的词:发问、讨论、辩驳、批评。它们在风里打颤,像一桌冷掉的饭。我伸手想把它们捧起来,忽然一阵“噤声”的风吹过,音符四散,落在每个人的袖口里。袖口立即严实起来,像给心口加了一道围巾。 人群的声音还有一种,叫“沉默中的同意”。这同意不是投票,是交换:你不说,我也不说;你不看,我也不看;大家都不知道,便等于没发生。久而久之,不说话的人越来越多,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少到什么地步呢?少到连“沉默的人”也要找个沉默的人作证,证明他一直沉默。于是出现一种新职业:沉默鉴定师。他站在你旁边,看你三秒钟,便盖章:沉默合格。盖多了章,他的手生起老茧,茧里也有声音——是硬度太高时发出的摩擦。 我问一位朋友:“你那天去了么?”他说:“我在网上围观了。”我又问:“看见什么?”他说:“看见很多人被看见。” 我想了想,这句倒也公道。被看见是人群的第一课,第二课是互相看见,第三课才轮到“听见”。那晚,我们学到第二课;至于第三课,老师尚未到场——或者已经到场,只是不发声。 后来,城恢复“秩序”。秩序是一张整洁的桌布,盖住桌面上潦草的划痕。人群散去,石榴花谢,路灯继续亮。人们相互点头,像从同一部手册里学出来的礼貌:不提问,不追忆,不泼冷水。只是每当夜深,风从街角拐进来,总会碰掉一两句压低了的词,它们滚在路沿边,叮叮当当,像迷你钟。钟不大,却提醒得很准:那晚并非梦。 至于那一夜之后的“人群之声”,有人在档案上给它另取了名字,名字很长,读完要喝水。我懒得背,依旧称之为“声”。声在,不必多说。声若不在,多说也无用。写到这里,我忽然自笑:一篇讲“人群之声”的文字,竟大半时光在讲沉默。可这并不矛盾——真正的声,往往从沉默里出;真正的沉默,也常被声照了一下脸。 我把稿纸翻过来,背页空白。空白上风正好。 我用指腹轻轻一抹,像摸一个孩子的头,摸到了微小的涌动:那不是话,那是气。气在,便有声;声在,便有人。而我不会收笔。 The Pandemic Trilogy (II) — The Clamor of Voices Abstract:There is a kind of sound in crowds called “consent in...

疫情三部曲(一)———纸上无字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写字要胆子,擦字要钉子;故而最响的,常是那张什么也不写的纸。” 我向来不信天灾能连续三年。天灾不过一口气,人祸才是长命烟。三年前,城门忽然合拢,门缝里吐出几张告示,字迹大得像春联:为了大家好。大家于是各自回家,把门反锁,把窗钉死,把嘴巴也用胶纸贴上。街心的石榴树照开,开得像无声的火,可那火只用来照花名册——谁出门谁回家,几时出、几时回,门口摄像头一睁一合,像庙里的钟。庙钟不问人,只问规矩。 规矩日日更新,比天气还勤快。昨日可以下楼做核酸,今日不行;昨日核酸阴的可以上班,今日也不行;昨日“静默”,今日“再静默”。我见过邻居家乳名“壮壮”的孩子隔着铁栏杆冲我笑,牙缝里卡着面包屑。第二天他不笑了,栏杆那头多了一块红纸,上写:封。第三天,壮壮与红纸一起不见了。我本想问问,可问话需要出门,出门需要通行证,通行证需要理由,而我没有“必要的理由”。于是我把嘴角的面包屑抠掉,仍然沉默。沉默也是一种通行证,还是万能的。 我在窗里数日光,光像一枝没气的铅笔,时粗时细。偶有刺耳的喇叭车驶过,喇叭喊话,声音一半像劝、一半像审:“不要聚集,不要传播,不要思考——哦,不,是不要信谣。”我便想起古书里说的“绝学无忧”,此处稍作改良:绝言无忧。无忧久了,连梦也变得安静,梦里人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点头算是最大的风流。 直到有一夜,风忽然换了方向。西北城传来火光,火光里有人喊娘,喊得嗓子像被门扣住。第二天城里贴出讣告,字仍旧很大,意却很小:一切正常。可街心的石榴花却在风里乱跳,像谁掌心攥紧又张开——张开的,是一张白纸。白纸没有字,偏生最吵。它越空,人的心里越满;它越轻,人的脚步越重。于是许多人走到路灯底下,举起那一张空白,像举起一口无名的碑。碑不写字,写字就要被涂黑;碑不雕像,雕像就要被推倒。人们便举空白,空白里有他们不敢写、也来不及写的全世界。 我也去了。不是去写,而是去看。乌鲁木齐、长安、广场、河边,每一座城都有一条街叫“中路”,因为它们都在我们心里正当中。年轻人站在那儿,像新磨的刀——不是要砍谁,只是想照照自己到底长成了什么样。他们唱歌,有人把歌词吞回肚里,只把曲调扔给夜风;他们说话,有人把名字藏在口罩里,只把眼睛亮给摄像头。我看见一位姑娘举纸的手在抖,纸也抖,纸上的无字便像千百个小黑字在跳。旁边有个小伙子笑,她问笑什么,他说:“我第一次拿起纸,发现比拿起任何东西都沉重。” 我知道,这一夜之后,白纸会被没收——不是从手里收,而是从记忆里收。收走以前,总得先装裱。于是城里忽然勤快,忙着给每张纸加框、给每双眼睛加帽。帽子上有字:聚集,煽动,扰乱,寻衅。字多了,纸就轻了,手也空了。它们要把一夜的火,改写成一阵风,风吹过,叶落尽,树还在。树在,是为了明年再开石榴花,好让人误以为这一切周而复始,天下太平。 不过,还有人不太识相。他带了台不大不小的机子,站在路灯和白纸之间,用镜头把夜色一寸寸折叠,叠成一部我要叫它“人眼的备忘录”的东西。他不喊口号,也不挑灯火,只让街上的脚步自己响,让纸边的沉吟自己长。他只是把“看见”这件事,照相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姓陈,名字像雨后的玻璃:品霖。玻璃最怕被敲,可也最爱反光。他把那夜的风映在玻璃上,玻璃便有了温度。可温度一高,玻璃就容易碎。果然,没多久,有人来敲门;门开了,他的机子被装进袋子里,他的人被装进另一只袋子——袋子叫“手续”。手续走得很快,说辞走得更快:上传、传播、寻衅、滋事。四个词像四颗钉,把一个拍过“空白”的人钉在文件上。文件夹厚得像城墙,城墙外头,石榴花照旧开。 有人问我:你看这些年,总算是“解封”了不是?我笑笑。解封像拆创口贴,贴久了,皮都跟着走。门上的白条撕了,心上的那一道还粘着。那道看不见的封条更牢,它把许多夜晚封在我们喉咙里,遇到风就勒一下,提醒你:别抬头,别出声,别做梦。若一定要做,做个省油的梦——梦见排队,梦见核酸,梦见“为你们好”。梦醒了,手机里还会跳出提醒:今日新增零、社会面零、舆情零。零真是好字,圆滑,没有棱角,塞进任何缝里都不硌人。只是被零包围久了,人也就学会了把自己削成一个零,恰好镶进缝隙,彼此安之若素。 我偶尔也去街上走。街上新换的路灯又白又冷,照得人影像没栽稳的树。有人把那一夜剪成了短视频,发上去,像把纸鸢放进天井。天井很高,风也很高,可除了四面墙,再没有云。纸鸢绕了一圈,线被人轻轻一扯,稳稳落回地面,落在“违规”的标签上。贴标签的手很熟练,像老裁缝缀扣子,找准洞眼,一戳、一拉,一颗扣子就端端正正系在你胸口。你若觉得勒得慌,它会说:“这是为了体面。” 体面原来也分配。分配像口罩,一人一只,罩住不同的脸,露出同样的沉默。有时我看见公交站里的告示牌,镜面反光,反出来的不是广告,而是几年前空荡荡的车站——那时候车并不空,是城在空。空城的风喜欢说话,可风后来也学会了避嫌;它绕开人群,去吹没有备案的草。 我也想过写点什么。写字是一种坏习惯,像咳嗽,会传染。有朋友劝我别写,写了也别发,发了也别贴真名。我说好。于是我改了个名字,像给尸体化妆。化完妆的尸体看着舒服,大家都敢靠近。只是我写着写着,笔尖沾上一点冷汗——那是纸渗出来的。纸是白的,汗也是白的,干了就不见。我把汗吹干,继续写。写到后来,忽然觉得这文章最好什么也别写,空着。空着的文章像那张纸,既省事,又省命。我便在页眉打一行字:此处无字。页脚也打一行:此处更无字。如此一来,上不言,下不语,中间的沉默就像一枚硬币,两面都是真。 陈君的纪录片里有很多人,举纸的,不举的;唱歌的,闭眼的;走过的,停下的。我也混在里头,像一滴水混进水里。后来他被带走,我才猛然觉得嗓子有点沙,像吞进一粒玻璃渣。医生说多喝水。我确实渴,可水越喝越干,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人说时间能磨平一切,我看未必。时间只是把凸起磨成不痛的形状,叫你忘了它还卡在肉里。等你翻身的时候,它又硌了一下,你便知道,三年的封门没有真的过去,白纸也没有真的过去,甚至连那台机子里微微发热的芯片,都没有过去。它们化在空气里,像看不见的粉尘,时不时被呼吸带出来,又被我们自己咽回去。 有人要我给这几年下个名字。我不敢。起名是种权力,权力是种病,它爱把复杂的痛,简化成方便的药名。我只好照旧,用一张纸,白纸。纸不说话,可它在风里翻动,就像一只手从水底探上来,摸到谁算谁。摸到我时,我把它按回去,笑道:别闹。按下去的那一刻,我听见远处像有人在敲门。敲了三下,又三下。门没有开,心先开了一条缝。缝里有一点光,像石榴花刚要绽。花开得慢,慢到足以让人误会它根本没开过。可我知道——它开过。开过一次,就够我一辈子记。 到这里,本可收笔。可我又想起那些喜欢“为我们好”的人,他们最怕的不是谣言,是记性。记性像草,禁了还长。于是我决定把记性放进一个无字的匣子里,贴上标签:无害。倘若有朝一日,有人问起:那一夜,你们见了什么?我便把匣子递过去,叫他自己照一照,匣子里有他,也有纸,也有镜头。镜头的玻璃反射出一张脸,脸上既没有口号,也没有笑,只有一对眼睛——不是怒,是醒。 醒来的人不一定说话。醒只做两件事:把窗打开,和把灯关小。窗打开,风就进来;灯关小,影子就不那么吓人。至于别的,我不敢想,也不敢教。教人是危险的行当,尤其在一个连风都要备案的地方。便这样吧。我写到这里,停笔,像医生把刀从伤口里慢慢抽出来,刀是冷的,血是热的,二者互相谁也不服。等它们自己去交涉,我只把纱布按住,再叮嘱几句:别跑跳,别哭闹,别去看热闹。因为看热闹的人,迟早也会变成热闹里被看的人。 纸上无字,字在纸外。 你若要看,抬头;你若不看,低头。 抬头有风,低头有土。 二者之间,刚好够一张纸通过。 Epidemic Trilogy (I) -- No words on paper Abstract: Urumqi, Chang'an, Square, Riverside, every city has a street called "Zhonglu", because...

论中国民主的未来之《五民宪法》详解 第7篇

(宪法第五条:国旗、国歌、国徽与货币的象征和意义) 作者:何清风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我们励志要建立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以普世价值和民族文化复兴为目标的理想国度,其国家象征体系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从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到国歌《中华联邦颂》,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及官方语言、文字和多元化的货币体系,这些元素共同勾勒出联邦共和国的独特形象和国家意志。本文将围绕这些国家象征,深入探讨其设计理念、文化内涵以及未来对联邦共和国的意义,展现其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宏伟愿景。 一、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 联邦共和国的国旗被命名为“红地国土自由花”,这一设计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由理念。“红地国土”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热情与活力,红色在当前的中华文化中普遍代表吉祥、繁荣和团结。“自由花”是国旗的核心图案,象征着联邦共和国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国土的热爱。花朵的绽放象征着自由的盛开,表达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在自由土壤中追求幸福与发展的愿景。国旗的设计简洁而富有深意,既扎根于传统,又面向未来,成为联邦共和国团结公民,激励为自由奋斗的象征。 二、国歌:《中华联邦颂》 《中华联邦颂》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国歌,是精神与理念的音乐表达,改编自《中华民国颂》。这首国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凝聚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对国家、民族和未来的热爱。国歌的歌词融入了地域、先贤等元素,象征着我们这个新生的联邦制国家,在疆域与文化上的传承。《中华联邦颂》的歌词围绕着地域、文化、先贤、国家等主题,歌颂联邦共和国的壮丽河山和文化传承的精神。国歌不仅是国家身份的象征,更是联邦共和国公民的精神纽带。 三、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 联邦共和国的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其恢弘的设计,展现了国家的历史传承与未来愿景。金盾作为国徽的核心元素,象征着联邦共和国的坚不可摧和对公民安全的承诺。金色代表繁荣与尊贵,盾牌则寓意保护与正义,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和平的维护。龙与凤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图腾,分别象征着力量与智慧,寓意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在联邦共和国的保护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在国徽中,龙凤共存,也寓意联邦共和国兼具刚强与柔美的特质,追求力量与智慧的平衡,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两仪相得益彰。大好河山则描绘了联邦共和国的壮丽自然景观,从巍峨的山脉青藏高原到奔腾的长江黄河,象征着国家的辽阔疆域和丰富资源。 四、语言与文字:汉语普通话与正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