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连载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人群里并无喉舌，只有被迫的气息；可气息一齐吐出，便比锣鼓更整齐。” 我常想，人群的声音从哪里来？从喉头？从胸腔？都不是。真正的声音，常从禁声处长出来——像石缝里的草，越压越硬，越割越锋利。 那三年里，城在罩子底下，人人学会用“安静”表态。安静久了，嗓子像收了一张欠条，欠条上没有数字，只有一个“随时”。于是人说话之前，先掂量“随时”，说到一半，便打住：小心。但有一种声音不掂量，它从缝里钻出，借谁的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空气里第一次听见了“人”的回声，而不是告示、通报、喇叭、口号。 起初，声音很小，像针落在棉上。有人在窗口和猫说话，有人在电梯里和镜子说话，有人在核酸队伍里和鞋带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发现鞋带是聋子，猫是哑巴，镜子只会复述。那晚之后，声音才找到同伴：一张举起来的白纸，响过任何字。 许多人以为人群的声音一定嘈杂，其实不然。那晚，我走在“中路”，人很多，声却不乱。有人低声唱旧歌，不唱到高音；有人念被删掉的句子，不念到句号；有人举起无字的牌子，让风替他读。最吵的其实是路灯和摄像头，它们嗡嗡作响，好像蜂巢被惊动了。蜂巢怕烟，人群怕什么呢？怕的不是警棍，也不是冬夜——怕的是第二天的解释把这一夜解释没了。 解释是一门雄壮的学问，擅长把“看见”改写为“误会”，把“参与”改写为“围观”。它像一辆勤劳的清运车，天不亮就出来，把街上的脚印一并铲走，扫把收尾，水车一浇，天地清白。可是我知道，铲不掉的那一层在鞋底，水冲不掉；更有一层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去。 我在路口看见两个青年，一男一女，像刚下晚自习。他们没有喊，只站在军队的面前。男的手抖，女的眼稳。一个年纪较长的男人路过，皱眉：“别闹。”女孩子点点头：“我们不是闹，我们只是想把声音拿出来晒晒。”男人叹口气，走远。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反对声音，他是怕声音受潮——受潮的声音会发霉，霉里长出麻烦。 不久，果然下雨。雨是公告做的，细、密、勤。它滴在词上，滴在传言上，也滴在真相上。人们把纸收起，放进书里，书又放进抽屉。抽屉一关，里面响了一声很轻的“哑”。从此，许多人改学“点头”，点头不湿，点头也不响。唯有我偶尔把抽屉拉开一指宽，让一条缝透气。缝里有旧夜的气味——冷、醒、干净。 人群的声音不是谁的私产，这点叫管理的人很苦恼。他们爱按片区分配：此片唱赞歌，彼片讲故事；这一段齐步走，那一段齐步站。可声音像水，遇到缝就流，遇到墙就绕，遇到堵死的地方，便往土里渗。渗久了，地皮会湿；地皮一湿，草就要出来。于是有人忙着铺石板，把草根一并压住，再竖一块牌子：此处不宜生长。牌子立得多了，城里绿地反而多起来——全是牌子做的绿。 有一天，广场上出现几叠小小的音符，是谁匆匆写下，没来得及用。它们像迷路的蚂蚁，一会儿排成字，一会儿散成沙。我蹲下看，认出几个旧时的词：发问、讨论、辩驳、批评。它们在风里打颤，像一桌冷掉的饭。我伸手想把它们捧起来，忽然一阵“噤声”的风吹过，音符四散，落在每个人的袖口里。袖口立即严实起来，像给心口加了一道围巾。 人群的声音还有一种，叫“沉默中的同意”。这同意不是投票，是交换：你不说，我也不说；你不看，我也不看；大家都不知道，便等于没发生。久而久之，不说话的人越来越多，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少到什么地步呢？少到连“沉默的人”也要找个沉默的人作证，证明他一直沉默。于是出现一种新职业：沉默鉴定师。他站在你旁边，看你三秒钟，便盖章：沉默合格。盖多了章，他的手生起老茧，茧里也有声音——是硬度太高时发出的摩擦。 我问一位朋友：“你那天去了么？”他说：“我在网上围观了。”我又问：“看见什么？”他说：“看见很多人被看见。” 我想了想，这句倒也公道。被看见是人群的第一课，第二课是互相看见，第三课才轮到“听见”。那晚，我们学到第二课；至于第三课，老师尚未到场——或者已经到场，只是不发声。 后来，城恢复“秩序”。秩序是一张整洁的桌布，盖住桌面上潦草的划痕。人群散去，石榴花谢，路灯继续亮。人们相互点头，像从同一部手册里学出来的礼貌：不提问，不追忆，不泼冷水。只是每当夜深，风从街角拐进来，总会碰掉一两句压低了的词，它们滚在路沿边，叮叮当当，像迷你钟。钟不大，却提醒得很准：那晚并非梦。 至于那一夜之后的“人群之声”，有人在档案上给它另取了名字，名字很长，读完要喝水。我懒得背，依旧称之为“声”。声在，不必多说。声若不在，多说也无用。写到这里，我忽然自笑：一篇讲“人群之声”的文字，竟大半时光在讲沉默。可这并不矛盾——真正的声，往往从沉默里出；真正的沉默，也常被声照了一下脸。 我把稿纸翻过来，背页空白。空白上风正好。 我用指腹轻轻一抹，像摸一个孩子的头，摸到了微小的涌动：那不是话，那是气。气在，便有声；声在，便有人。而我不会收笔。 The Pandemic Trilogy (II) — The Clamor of Voices Abstract:There is a kind of sound in crowds called “consent in silence.” This...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写字要胆子，擦字要钉子；故而最响的，常是那张什么也不写的纸。” 我向来不信天灾能连续三年。天灾不过一口气，人祸才是长命烟。三年前，城门忽然合拢，门缝里吐出几张告示，字迹大得像春联：为了大家好。大家于是各自回家，把门反锁，把窗钉死，把嘴巴也用胶纸贴上。街心的石榴树照开，开得像无声的火，可那火只用来照花名册——谁出门谁回家，几时出、几时回，门口摄像头一睁一合，像庙里的钟。庙钟不问人，只问规矩。 规矩日日更新，比天气还勤快。昨日可以下楼做核酸，今日不行；昨日核酸阴的可以上班，今日也不行；昨日“静默”，今日“再静默”。我见过邻居家乳名“壮壮”的孩子隔着铁栏杆冲我笑，牙缝里卡着面包屑。第二天他不笑了，栏杆那头多了一块红纸，上写：封。第三天，壮壮与红纸一起不见了。我本想问问，可问话需要出门，出门需要通行证，通行证需要理由，而我没有“必要的理由”。于是我把嘴角的面包屑抠掉，仍然沉默。沉默也是一种通行证，还是万能的。 我在窗里数日光，光像一枝没气的铅笔，时粗时细。偶有刺耳的喇叭车驶过，喇叭喊话，声音一半像劝、一半像审：“不要聚集，不要传播，不要思考——哦，不，是不要信谣。”我便想起古书里说的“绝学无忧”，此处稍作改良：绝言无忧。无忧久了，连梦也变得安静，梦里人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点头算是最大的风流。 直到有一夜，风忽然换了方向。西北城传来火光，火光里有人喊娘，喊得嗓子像被门扣住。第二天城里贴出讣告，字仍旧很大，意却很小：一切正常。可街心的石榴花却在风里乱跳，像谁掌心攥紧又张开——张开的，是一张白纸。白纸没有字，偏生最吵。它越空，人的心里越满；它越轻，人的脚步越重。于是许多人走到路灯底下，举起那一张空白，像举起一口无名的碑。碑不写字，写字就要被涂黑；碑不雕像，雕像就要被推倒。人们便举空白，空白里有他们不敢写、也来不及写的全世界。 我也去了。不是去写，而是去看。乌鲁木齐、长安、广场、河边，每一座城都有一条街叫“中路”，因为它们都在我们心里正当中。年轻人站在那儿，像新磨的刀——不是要砍谁，只是想照照自己到底长成了什么样。他们唱歌，有人把歌词吞回肚里，只把曲调扔给夜风；他们说话，有人把名字藏在口罩里，只把眼睛亮给摄像头。我看见一位姑娘举纸的手在抖，纸也抖，纸上的无字便像千百个小黑字在跳。旁边有个小伙子笑，她问笑什么，他说：“我第一次拿起纸，发现比拿起任何东西都沉重。” 我知道，这一夜之后，白纸会被没收——不是从手里收，而是从记忆里收。收走以前，总得先装裱。于是城里忽然勤快，忙着给每张纸加框、给每双眼睛加帽。帽子上有字：聚集，煽动，扰乱，寻衅。字多了，纸就轻了，手也空了。它们要把一夜的火，改写成一阵风，风吹过，叶落尽，树还在。树在，是为了明年再开石榴花，好让人误以为这一切周而复始，天下太平。 不过，还有人不太识相。他带了台不大不小的机子，站在路灯和白纸之间，用镜头把夜色一寸寸折叠，叠成一部我要叫它“人眼的备忘录”的东西。他不喊口号，也不挑灯火，只让街上的脚步自己响，让纸边的沉吟自己长。他只是把“看见”这件事，照相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姓陈，名字像雨后的玻璃：品霖。玻璃最怕被敲，可也最爱反光。他把那夜的风映在玻璃上，玻璃便有了温度。可温度一高，玻璃就容易碎。果然，没多久，有人来敲门；门开了，他的机子被装进袋子里，他的人被装进另一只袋子——袋子叫“手续”。手续走得很快，说辞走得更快：上传、传播、寻衅、滋事。四个词像四颗钉，把一个拍过“空白”的人钉在文件上。文件夹厚得像城墙，城墙外头，石榴花照旧开。 有人问我：你看这些年，总算是“解封”了不是？我笑笑。解封像拆创口贴，贴久了，皮都跟着走。门上的白条撕了，心上的那一道还粘着。那道看不见的封条更牢，它把许多夜晚封在我们喉咙里，遇到风就勒一下，提醒你：别抬头，别出声，别做梦。若一定要做，做个省油的梦——梦见排队，梦见核酸，梦见“为你们好”。梦醒了，手机里还会跳出提醒：今日新增零、社会面零、舆情零。零真是好字，圆滑，没有棱角，塞进任何缝里都不硌人。只是被零包围久了，人也就学会了把自己削成一个零，恰好镶进缝隙，彼此安之若素。 我偶尔也去街上走。街上新换的路灯又白又冷，照得人影像没栽稳的树。有人把那一夜剪成了短视频，发上去，像把纸鸢放进天井。天井很高，风也很高，可除了四面墙，再没有云。纸鸢绕了一圈，线被人轻轻一扯，稳稳落回地面，落在“违规”的标签上。贴标签的手很熟练，像老裁缝缀扣子，找准洞眼，一戳、一拉，一颗扣子就端端正正系在你胸口。你若觉得勒得慌，它会说：“这是为了体面。” 体面原来也分配。分配像口罩，一人一只，罩住不同的脸，露出同样的沉默。有时我看见公交站里的告示牌，镜面反光，反出来的不是广告，而是几年前空荡荡的车站——那时候车并不空，是城在空。空城的风喜欢说话，可风后来也学会了避嫌；它绕开人群，去吹没有备案的草。 我也想过写点什么。写字是一种坏习惯，像咳嗽，会传染。有朋友劝我别写，写了也别发，发了也别贴真名。我说好。于是我改了个名字，像给尸体化妆。化完妆的尸体看着舒服，大家都敢靠近。只是我写着写着，笔尖沾上一点冷汗——那是纸渗出来的。纸是白的，汗也是白的，干了就不见。我把汗吹干，继续写。写到后来，忽然觉得这文章最好什么也别写，空着。空着的文章像那张纸，既省事，又省命。我便在页眉打一行字：此处无字。页脚也打一行：此处更无字。如此一来，上不言，下不语，中间的沉默就像一枚硬币，两面都是真。 陈君的纪录片里有很多人，举纸的，不举的；唱歌的，闭眼的；走过的，停下的。我也混在里头，像一滴水混进水里。后来他被带走，我才猛然觉得嗓子有点沙，像吞进一粒玻璃渣。医生说多喝水。我确实渴，可水越喝越干，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人说时间能磨平一切，我看未必。时间只是把凸起磨成不痛的形状，叫你忘了它还卡在肉里。等你翻身的时候，它又硌了一下，你便知道，三年的封门没有真的过去，白纸也没有真的过去，甚至连那台机子里微微发热的芯片，都没有过去。它们化在空气里，像看不见的粉尘，时不时被呼吸带出来，又被我们自己咽回去。 有人要我给这几年下个名字。我不敢。起名是种权力，权力是种病，它爱把复杂的痛，简化成方便的药名。我只好照旧，用一张纸，白纸。纸不说话，可它在风里翻动，就像一只手从水底探上来，摸到谁算谁。摸到我时，我把它按回去，笑道：别闹。按下去的那一刻，我听见远处像有人在敲门。敲了三下，又三下。门没有开，心先开了一条缝。缝里有一点光，像石榴花刚要绽。花开得慢，慢到足以让人误会它根本没开过。可我知道——它开过。开过一次，就够我一辈子记。 到这里，本可收笔。可我又想起那些喜欢“为我们好”的人，他们最怕的不是谣言，是记性。记性像草，禁了还长。于是我决定把记性放进一个无字的匣子里，贴上标签：无害。倘若有朝一日，有人问起：那一夜，你们见了什么？我便把匣子递过去，叫他自己照一照，匣子里有他，也有纸，也有镜头。镜头的玻璃反射出一张脸，脸上既没有口号，也没有笑，只有一对眼睛——不是怒，是醒。 醒来的人不一定说话。醒只做两件事：把窗打开，和把灯关小。窗打开，风就进来；灯关小，影子就不那么吓人。至于别的，我不敢想，也不敢教。教人是危险的行当，尤其在一个连风都要备案的地方。便这样吧。我写到这里，停笔，像医生把刀从伤口里慢慢抽出来，刀是冷的，血是热的，二者互相谁也不服。等它们自己去交涉，我只把纱布按住，再叮嘱几句：别跑跳，别哭闹，别去看热闹。因为看热闹的人，迟早也会变成热闹里被看的人。 纸上无字，字在纸外。 你若要看，抬头；你若不看，低头。 抬头有风，低头有土。 二者之间，刚好够一张纸通过。 Epidemic Trilogy (I) -- No words on paper Abstract: Urumqi, Chang'an, Square, Riverside, every city has a street called "Zhonglu", because...

（宪法第五条：国旗、国歌、国徽与货币的象征和意义） 作者：何清风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我们立志要建立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以普世价值和民族文化复兴为目标的理想国度，其国家象征体系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从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到国歌《中华联邦颂》，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及官方语言、文字和多元化的货币体系，这些元素共同勾勒出联邦共和国的独特形象和国家意志。本文将围绕这些国家象征，深入探讨其设计理念、文化内涵以及未来对联邦共和国的意义，展现其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宏伟愿景。 一、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 联邦共和国的国旗被命名为“红地国土自由花”，这一设计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由理念。“红地国土”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热情与活力，红色在当前的中华文化中普遍代表吉祥、繁荣和团结。“自由花”是国旗的核心图案，象征着联邦共和国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国土的热爱。花朵的绽放象征着自由的盛开，表达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在自由土壤中追求幸福与发展的愿景。国旗的设计简洁而富有深意，既扎根于传统，又面向未来，成为联邦共和国团结公民，激励为自由奋斗的象征。 二、国歌：《中华联邦颂》 《中华联邦颂》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国歌，是精神与理念的音乐表达，改编自《中华民国颂》。这首国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凝聚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对国家、民族和未来的热爱。国歌的歌词融入了地域、先贤等元素，象征着我们这个新生的联邦制国家，在疆域与文化上的传承。《中华联邦颂》的歌词围绕着地域、文化、先贤、国家等主题，歌颂联邦共和国的壮丽河山和文化传承的精神。国歌不仅是国家身份的象征，更是联邦共和国公民的精神纽带。 三、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 联邦共和国的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其恢弘的设计，展现了国家的历史传承与未来愿景。金盾作为国徽的核心元素，象征着联邦共和国的坚不可摧和对公民安全的承诺。金色代表繁荣与尊贵，盾牌则寓意保护与正义，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和平的维护。龙与凤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图腾，分别象征着力量与智慧，寓意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在联邦共和国的保护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在国徽中，龙凤共存，也寓意联邦共和国兼具刚强与柔美的特质，追求力量与智慧的平衡，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两仪相得益彰。大好河山则描绘了联邦共和国的壮丽自然景观，从巍峨的山脉青藏高原到奔腾的长江黄河，象征着国家的辽阔疆域和丰富资源。 四、语言与文字：汉语普通话与正体字 联邦共和国将汉语普通话定为官方语言，汉语正体字为官方文字，这一选择既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也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适应。汉语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打破了地域和方言的隔阂，促进了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在联邦共和国的学校、媒体和公共服务中，汉语普通话的使用确保了信息的畅通和公民的平等参与。正体字作为官方文字，承载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简体字相比，正体字保留了汉字的传统形态，体现了汉字的艺术美感和历史延续性。在联邦共和国，正体字不仅用于官方文件和教育，也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领域，如书法、文学和传统工艺。政府通过推广正体字教育，培养公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联邦共和国在推广官方语言和文字的同时，也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多样性。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方语言和文字同样受到保护和支持，体现了联邦共和国对文化包容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应该成立专业的语言文字专家团队，对正体字进行适当的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方便人们学习使用。 五、货币体系：纸质五民币、数字五民币与黄金五民币 ...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tory (VI): A Surprise Signal from Our Friends in Shandong 作者：朱虞夫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六、山东朋友突放卫星 1998年9月5日网上传来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立的消息，当时传说是已经注册成功了，我们浙江知道这事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浙江当时去注册，民政厅也是这么讲的，但是山东朋友“善良的谎言”给许多彷徨中的民运人士带来了勇气，一下子各地的民主党如雨后春笋般亮出旗号来。我们很欣慰，感到“德不孤，必有邻”，从此，我们不再孤军奋战。紧接着，其它省市也纷纷宣布成立，一时蔚为壮观。民间的强力推进给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他们又将王有才抓起来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天吴义龙来我家，他见到我，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老朱，我带来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啊？”吴说：“我们最想解决的问题，共产党帮助我们解决了：王有才被抓起来了！”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这真是玩政治的高手啊！ 12月17日，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少年宫开庭审理王有才，我被上城区政保科，指令闸口派出所将我关在八卦田旅社，到晚上才放回家。我想起王有才7月被抓后放回家时，我叫上王荣清一起去翠苑新村看他，当时我知道，王有才回家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允许任何监督制约他们的社团存在的，他或我们都迟早还会进去的，就提出大家各与王有才一起拍几张照片做个纪念，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 图为朱虞夫探望短暂释放回家的王有才； 果然没多久王策来杭州，记得那天陈光铭给我打电话，邀我去玉泉茶室喝茶，恰巧那天我有事，跑不开，事后就传来消息，王有才、王策和陈光铭在玉泉茶室被警察抓走了。 据说那天王策给了王有才一千美元，这是当局非常忌讳的事情，当年维经斯基就是拿了大把的卢布来中国建立的共产党。江干区政保专门对王荣清说过，要他及时告诉他们这里是不是收到海外的汇款，如果王荣清拿到钱了，他们出面全部没收，事后会把他的钱还给他。王荣清还套出了政保的话：那些没收的钱，办案的警察可以拿到60%的回扣。知道这个情况后，我让王希哲转告《民主论坛》的洪哲胜先生，不要把我的文章稿费（其中有朋友托我投稿的）寄给我，就寄给我日本的四妹。 2008年海外有个姓魏的写了一本书《一众精英，十年历史：我看中国民主党》，在书中说：“海外把支持浙江民主党的经费都寄给了朱虞夫在日本妹妹的账号”，我看到以后，托陈立群向洪先生证实一下，还来不及知道结果，我又关进去了，想必没有此事吧。陈立群是个很正派的人，容不得促狹的事，我如真有这卑污行为，她恐怕早就与我割席了。 当年浙江民主党应该收到过一笔较大的款项：上海姚遵宪在赴美前，将上海的房子卖了，将钱交给吴义龙，当时吴对我说，姚给他一千元钱，我说你先保管着，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再说。吴义龙刑释后，找单称峰要这笔钱，单不给，说用掉了。吴义龙一怒之下告诉了毛庆祥，希望毛去找单要。那绝对不会是“一千元”，（2024年8月24日，刘连军召集了一次网上座谈会，上海当年民主党组党人蔡桂华谈起，姚遵宪把卖房子后的20多万元钱捐给了浙江组党）。 人性很难经受金钱的考验，但是浙江同仁前赴后继勇敢向前，几乎都不是为了金钱。特别是聂敏之先生，他把每一笔款项都仔仔细细记录下来，自己不拿半分，却被政保将账本搜走，政保拷问不得，老聂遭遇牢狱之灾，以致殒命。这笔姚遵宪所捐给浙江用于中国民主党运作的巨款（1998年），成为中国民主党组建后的第一个腐败案件，我记录在此，只能留给历史解决了。 1999年春节来了，王东海来我家，邀我大年初二早上去临安。江棋生先生说想见见祝正明和我，地点就在吕耿松的临安亲戚家里。在那里江棋生详细了解了杭州民主党成立发展的过程，江棋生先生是甩掉了跟踪尾巴突然从无锡南下的。他向我们介绍了北京民运的大概情况和他们自由公民运动的情况。下午分手前，我提议去钱王陵游览一下，在那里摄影留念。 图为1999年春节期间，吕耿松安排江棋生与朱虞夫、王东海、祝正明见面，在临安钱王陵留影。 A Surprise Signal from Our Friends in Shandong Author: Zhu...

（宪法第四条：国家格言）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Five People’s Rights’ Chapter 6: Article 4 of the Constitution –...

青年首相（二）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 (Part Two) 作者：程铭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远在1936年10月3日，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然而，这篇文章仅昙花一现。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脆弱的、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去目标，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尾崎秀实谈到，中国的统一，源于蒋介石与四万万民众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1937年1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