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连载

Explaining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through the Five-People Constitution – Part IVArticle 2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Cornerstone of Civil Governance and Freedom 作者：何清风     编辑：冯仍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作者：程铭 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编者按： 这本书讲述的是国民党汪精卫先生和平运动始末。汪精卫，一个人品及其高洁、青年时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举成名，成为多少人高山仰止的对象。可为何？他宁愿“跳进粪坑”，不惜自污也要实现中日之间休止战争？原因就在他的初衷——反共。如果国民党不与日本媾和，拼个两败俱伤，最终将是中共渔翁得利，唾手取得天下，这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与日本媾和，汪精卫先生不知道这是与虎谋皮吗？可为什么他犹豫、彷徨、涕泪滂沱，然而一次次艰难地走那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因为他知道，赤匪横行的中国大地，将是一个怎样的非人世界。 第一章 青年首相 1 ...

Explai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Part III: Article One —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作者：何清风 2025年7月12日 编辑：冯仍...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4): The Democratic Party Moves Toward Grassroots Politics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我只手空拳，无法施展，想到了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八九六四，我因为“参与动乱”被抓（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随即被江干区房管局解除工会负责人职务，逐出机关，下放基层，病休在家，恰好毛庆祥开在清泰立交桥下的化工原料店歇业，在与陈维健、张震毅商量后邀我去开照相馆，他自己在温州做生意，经常两头跑。他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相距不到一百米。我听说他回家了就去找他，他回家也会第一时间来我家聊聊。组党的事我也每次都对他说起。那天我又讲了民主党的事，现在正缺人手，希望他能把温州的生意结了，回杭州来，毛庆祥很爽快地一口答应，就回温州去清理转让业务了。 1998年10月，浙江筹委会初创时期接待外地朋友，左起前排：王荣清、王东海、邓焕武、朱虞夫，后排：吴义龙、毛庆祥、王培剑、姚遵宪、傅升、祝正明 王荣清的家已经从建国北路搬到离我不远的采荷新村，也就是一里地左右，他在家附近经营一家洗头店，79年民主墙时期的几个老朋友时而去他那里叙叙旧。李锡安住在望江门，经营过自行车和锁具生意，均不如意，王荣清在自己的门店附近帮他盘下一间洗头店，我这里搞民主党正缺人，就去一个一个请他们出来共襄义举。 祝正明写了一本《民主政治》的书，经济本不宽裕的他希望圈内的朋友能帮助他回流一些款项，并以文会友，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带他见陈立群——她是二十年来杭州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她在杭州民运圈的人缘不错，在组党过程中我很希望她能与我们一起努力，便约了祝正明一起去她家动员她出山。祝正明带上十本《政治民主》，与我到卖鱼桥立群的家，我给他们二人互相作了介绍后，立群买下了这十本书。但是，对于我们邀请她参加民主党的事，她非常遗憾地说，她明天就要启程去多米尼加了。这一别就是许多年。 我想起民主墙时期有勇有谋的方醒华，在问到他的电话后，向他要了地址，就与祝正明一起去他萧山的厂里动员他出山。方经营着一个制作市政工程人行道地砖的工厂，原料就是隔壁萧山（火）电厂烧剩的废渣，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陌生人，自始至终抽着烟一言不发。方婉言拒绝了我们，说他的心是与我们一起的，但是他的工作很忙，不能参加。其时，我心里已经怀疑那个陌生人是他叫来的萧山政保，直到我被逮捕的那天才证实。那天杭州市政保押送我去老东岳看守所，一个戴墨镜的便衣在车上对我说，你这样做害了你的伢儿，你看方醒华就比你聪明，他为了儿子能去省检察院工作，答应我们，永远不搞民运了。 我因为在秋涛宾馆突然病倒，与王东海差不多时间放出来了，王有才和祝正明又关了些日子。出来后，趁着中共没有取缔中国民主党，大家都觉得不能自我放弃。同时在城隍山和湖滨一公园有许多关心时事的人也通过“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知道了杭州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事略，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渐渐有几个比较活跃的市民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引起上城区政保科张建华和郑刚的注意。 那几天，市民来金彪每天都在湖滨一公园用普通话发表政论，口才滔滔，经常在那一带的李锡安把他带进了我们筹委会的圈子里（同时带来的还有池建伟和李坝根等人）。有人说，湖滨来了一个北京的大学生，这消息传到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被张建华和郑刚盯上了，他们潜匿在公园出口处附近的灌木丛后面，当来金彪走出公园的时候，他俩猛扑上前，架住来金彪就往车里塞。正巧被人看到，来马上告诉池建伟，池了解到来金彪被关在南星派出所，急急忙忙找来我家。因为南星派出所在我工作的南星房管站隔壁，平时他们有文案都来找我帮忙，我立即赶过去探视。来金彪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他怕母亲着急，希望我能去报个信。我叫上复兴北苑社区的治保主任祝德胜一起过去了，看到他家境十分贫困，我向治保主任借了二百元钱，交给他母亲，安抚她，待她情绪稳定下来，再回派出所隔着铁栏杆聊天，七点正，我把随身携带的收音机调到“美国之音”频道，把国际新闻中来金彪被抓的新闻放给他听，门口值班的那个警察也感到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遇到张建华，问他来金彪的事，张大呼上当。他说，他们接到“耳目”（线人）说湖滨有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在演讲，他们悄悄去听了，估计这个人是“徐文立”，就把他抓起来，到湖滨派出所做笔录，这个人说自己名字是来金彪，问他哪里人，他说是南星桥的。 原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结果大失所望，张建华和郑刚的沮丧可想而知。 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络续各自担负起各方面的工作。吴义龙与他女友单称峰没有住处，毛庆祥找到戚惠民，让戚惠民把自己在景芳一区的一套房子无偿借给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居住，同时戚惠民这个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友也来为羽毛未丰的民主党做些实务，毛庆祥又发挥他在民主墙时期办理民刊的特长，编辑、发行了《在野党》。更重要的是，毛庆祥找来了当年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聂敏之，当民主党的各位干将被捕入狱后，面对群龙无首的局面，聂敏之当仁不让地站出来担当重任，继续带领大家艰苦卓绝地奋战（聂敏之最后被捕并判刑，在服刑期间去世，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第一个殉道者）。各地的民运朋友纷纷前来杭州，王荣清的家就成为接待大家的地方，由于他经商多年，经济比较宽裕，凡是来杭的各地民运朋友，他往往有所接济；李锡安经常在市民活跃的地方走动，把有意加入民主党的新人带来圈内，当时像李巴根、池建伟、萧利彬、高天佑、苏元贞、来金彪、王富华、吴远明等都是他带来的，这些新人又陆陆续续带来其他人，杭州的民主党活动蒸蒸日上。 The Origins of...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3): I Dared to Start Anew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7月2日下午，在“留置”48小时后，我被释放回家。因为这次“留置”没有抄家，《宣言》尚在。我3日到吴山上去发了一些，店里的小姑娘（当时我开着一家小照相馆）嘲笑我：“这么发几张广告纸被抓进去关了两天？你给我一些，我帮你去发。”，她果然去四季青服装市场发了几百张。 这次被抓，我更加意识到到不能单打独斗了，在王炳章的催促下，我去找了王荣清和李锡安，祝正明和吴义龙也来了。毛庆祥在温州随后也加入了。国内组党的事，在海外民运圈也掀起了波澜，好几个民运大咖都提出要做中国民主党的海外发言人，希望得到我们国内中国民主党的授权。经过大家协商，由祝正明与我签署了委托王希哲先生建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的信件，王希哲先生组建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并被选为首任主席。从此，在海外有了中国民主党。这是1998年7月初的事情。 7月9日傍晚，老朋友俞杭生来看我，聊了一会，他要走了，我准备骑摩托车送他去车站，正准备走，从前面、后面黑黝黝地围上来七八个人，我拍拍老俞，示意他离开，但是已经走不掉了，我对拉着他的那个人说“他与我的事不搭界的”，那个人竟真的放了他。 进屋后，那些人扬了扬手里的《传唤证》和《搜查证》就七手八脚、里里外外的进行搜查了，把我带到望江派出所，闻讯赶来的胡晓玲（毛庆祥夫人）给我买来一碗面，吃后警车就把我送到望江村办的“秋涛宾馆”。事后知道，这次抓捕是一次联合行动，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也都被抓起来了。随即，海外舆论一片哗然。 在宾馆楼下的一个边角房间里，三个特警看守着我，一连几天没有人来提审我，大约第四天，上城区政保科副科长郑刚开车将我带到古蕩桃源岭北麓的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处（公安七处），将我交给里面的人就走了，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 在一个放着乒乓球桌的大房间里，我坐了很长很长时间，这是他们的套路：保持高压态势，让你感到焦虑、烦躁，但是这对我没用。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与邪恶的较量中，我置生死于度外，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我全部都交给你们啦。终于进来了一女三男，那个女人在斜对面坐下后，三个男子围在旁边。只见她抽出一张《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三角眼装模作样地打量一会，开口问道：“你们说的封建主义的阴霾，是不是指的共产党？”，我回答，“我个人认为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想到这货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你这个无赖，你敢做不敢承认！”，面对这个悍妇，我当然不甘受辱，但是我也不能与这货对骂以辱斯文，我就微微笑着，慢条斯理地对她说：“就无赖说无赖，让大家评评，你那样子像无赖还是我这样子像无赖？”，该雌一时语塞，旁边一个马仔（事后知道叫陈伟星）见状，挺身护主：“朱虞夫，是不是没有给你吃生活（即“打一顿”）？”，我回怼他：“好啊，来吧，我今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场面一下子凝固了，这时，一个年龄最大的男人开腔了：“我们继续吧。”，那个女人回过神来，说：“王东海都已经承认了，这阴霾指的就是共产党。”，我说：“王东海的认为是他的认为，不能代表我的认为，每个人的认知不尽相同，如果你们非得强迫我按你们的要求回答，你们用不着问我了，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软硬不吃、油水不侵，他们也无法扩大“战果”。一时间，他们全部离开了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册厚厚的案卷。我坐久了，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走到那册案卷边，看到封面写着“王东海”字样，我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这么疏忽，忘记拿走这么重要的物件？突然，我心里明白了，他们此刻正在另一个房间看着监控，我是不是“心虚”，抵不住诱惑，去翻看王东海的证词。于是，我冷然一笑，走开了。 长着死蛇眼睛的聂海芬 事后知道，那个三角眼女人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女神探”聂海芬。大凡我们这一类的政治案件，一个爱惜羽毛的正常人是刻意回避的，而聂海芬之流的嗜痂逐臭之徒却是求之不得的，她们正需要找垫脚石，把这个案子办成她们的“投名状”。他们凭常识都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不平反的政治案件，她们的行为是丧失良知的。但是，中国自古至今都不缺周兴、来俊臣这样的货色。聂海芬与杭州市检察院的张哲峰、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傅樟绚沆瀣一气，做下了“文革”后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大案——镇压中国民主党案。最后，这个邪恶组合由于“张辉叔侄案”而永载史册。 我被关押的房间采光不好，空间狭窄，并不对外营业，是旅馆老板专门无偿提供给警方使用的，三个特警闷上八小时就下班换人了，我除了吃就是睡，体质迅速下降，第九天清晨起床小解，回床的时候眼前一黑，仰面倒下，三个特警吓得不轻，赶紧向上面报告。 午后，郑刚又来将我送去公安七处。她们还是从我身上拿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比如，她们问我，那天拿到的《宣言》有多少份？我回答，“那不是钞票，我去数它干什么？”，问那天拿给我《宣言》的人长什么样，我说光线暗暗的，看不清。问我那个人大约有多高，我说好像比我高。他们实在从我身上掏不出东西来，只能结束了讯问。 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那个年龄大的，他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刚才给上城分局打了电话，现在他们很忙，要么你在这里等一下，要么你自己坐车回去。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块钱坐公交，那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硬币给我，我问他厕所在哪里，他点了一个方向。等我出来后没看见他，就自己从大门走了出来。出门拐角处又意外的遇见他，我问他去城站的公交车站在哪里，又问他的名字怎么称呼。 他说，他叫司马刚，在这个工作岗位干了二十多年了，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了，他对这几次的审问有点不好意思，虎头蛇尾，来势汹汹，戛然而止，有点不适应。说，我们是听上面的，上面叫抓，我们抓；上面叫放，我们放。要我自己的话，看看你这个人我也不会抓你。我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还那么蛮不讲理呢，他说，那些人年纪太轻。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我们被抓，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联合国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特意来北京要求江泽民放人。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People Constitution” Part II: Appendix — An Open Letter to Our Compatriots &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