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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3): I Dared to Start Anew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7月2日下午，在“留置”48小时后，我被释放回家。因为这次“留置”没有抄家，《宣言》尚在。我3日到吴山上去发了一些，店里的小姑娘（当时我开着一家小照相馆）嘲笑我：“这么发几张广告纸被抓进去关了两天？你给我一些，我帮你去发。”，她果然去四季青服装市场发了几百张。 这次被抓，我更加意识到到不能单打独斗了，在王炳章的催促下，我去找了王荣清和李锡安，祝正明和吴义龙也来了。毛庆祥在温州随后也加入了。国内组党的事，在海外民运圈也掀起了波澜，好几个民运大咖都提出要做中国民主党的海外发言人，希望得到我们国内中国民主党的授权。经过大家协商，由祝正明与我签署了委托王希哲先生建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的信件，王希哲先生组建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并被选为首任主席。从此，在海外有了中国民主党。这是1998年7月初的事情。 7月9日傍晚，老朋友俞杭生来看我，聊了一会，他要走了，我准备骑摩托车送他去车站，正准备走，从前面、后面黑黝黝地围上来七八个人，我拍拍老俞，示意他离开，但是已经走不掉了，我对拉着他的那个人说“他与我的事不搭界的”，那个人竟真的放了他。 进屋后，那些人扬了扬手里的《传唤证》和《搜查证》就七手八脚、里里外外的进行搜查了，把我带到望江派出所，闻讯赶来的胡晓玲（毛庆祥夫人）给我买来一碗面，吃后警车就把我送到望江村办的“秋涛宾馆”。事后知道，这次抓捕是一次联合行动，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也都被抓起来了。随即，海外舆论一片哗然。 在宾馆楼下的一个边角房间里，三个特警看守着我，一连几天没有人来提审我，大约第四天，上城区政保科副科长郑刚开车将我带到古蕩桃源岭北麓的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处（公安七处），将我交给里面的人就走了，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 在一个放着乒乓球桌的大房间里，我坐了很长很长时间，这是他们的套路：保持高压态势，让你感到焦虑、烦躁，但是这对我没用。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与邪恶的较量中，我置生死于度外，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我全部都交给你们啦。终于进来了一女三男，那个女人在斜对面坐下后，三个男子围在旁边。只见她抽出一张《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三角眼装模作样地打量一会，开口问道：“你们说的封建主义的阴霾，是不是指的共产党？”，我回答，“我个人认为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想到这货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你这个无赖，你敢做不敢承认！”，面对这个悍妇，我当然不甘受辱，但是我也不能与这货对骂以辱斯文，我就微微笑着，慢条斯理地对她说：“就无赖说无赖，让大家评评，你那样子像无赖还是我这样子像无赖？”，该雌一时语塞，旁边一个马仔（事后知道叫陈伟星）见状，挺身护主：“朱虞夫，是不是没有给你吃生活（即“打一顿”）？”，我回怼他：“好啊，来吧，我今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场面一下子凝固了，这时，一个年龄最大的男人开腔了：“我们继续吧。”，那个女人回过神来，说：“王东海都已经承认了，这阴霾指的就是共产党。”，我说：“王东海的认为是他的认为，不能代表我的认为，每个人的认知不尽相同，如果你们非得强迫我按你们的要求回答，你们用不着问我了，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软硬不吃、油水不侵，他们也无法扩大“战果”。一时间，他们全部离开了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册厚厚的案卷。我坐久了，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走到那册案卷边，看到封面写着“王东海”字样，我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这么疏忽，忘记拿走这么重要的物件？突然，我心里明白了，他们此刻正在另一个房间看着监控，我是不是“心虚”，抵不住诱惑，去翻看王东海的证词。于是，我冷然一笑，走开了。 长着死蛇眼睛的聂海芬 事后知道，那个三角眼女人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女神探”聂海芬。大凡我们这一类的政治案件，一个爱惜羽毛的正常人是刻意回避的，而聂海芬之流的嗜痂逐臭之徒却是求之不得的，她们正需要找垫脚石，把这个案子办成她们的“投名状”。他们凭常识都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不平反的政治案件，她们的行为是丧失良知的。但是，中国自古至今都不缺周兴、来俊臣这样的货色。聂海芬与杭州市检察院的张哲峰、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傅樟绚沆瀣一气，做下了“文革”后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大案——镇压中国民主党案。最后，这个邪恶组合由于“张辉叔侄案”而永载史册。 我被关押的房间采光不好，空间狭窄，并不对外营业，是旅馆老板专门无偿提供给警方使用的，三个特警闷上八小时就下班换人了，我除了吃就是睡，体质迅速下降，第九天清晨起床小解，回床的时候眼前一黑，仰面倒下，三个特警吓得不轻，赶紧向上面报告。 午后，郑刚又来将我送去公安七处。她们还是从我身上拿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比如，她们问我，那天拿到的《宣言》有多少份？我回答，“那不是钞票，我去数它干什么？”，问那天拿给我《宣言》的人长什么样，我说光线暗暗的，看不清。问我那个人大约有多高，我说好像比我高。他们实在从我身上掏不出东西来，只能结束了讯问。 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那个年龄大的，他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刚才给上城分局打了电话，现在他们很忙，要么你在这里等一下，要么你自己坐车回去。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块钱坐公交，那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硬币给我，我问他厕所在哪里，他点了一个方向。等我出来后没看见他，就自己从大门走了出来。出门拐角处又意外的遇见他，我问他去城站的公交车站在哪里，又问他的名字怎么称呼。 他说，他叫司马刚，在这个工作岗位干了二十多年了，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了，他对这几次的审问有点不好意思，虎头蛇尾，来势汹汹，戛然而止，有点不适应。说，我们是听上面的，上面叫抓，我们抓；上面叫放，我们放。要我自己的话，看看你这个人我也不会抓你。我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还那么蛮不讲理呢，他说，那些人年纪太轻。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我们被抓，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联合国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特意来北京要求江泽民放人。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People Constitution” Part II: Appendix — An Open Letter to Our Compatriots & The...

作者：何清风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引言：一部优秀的宪法乃法治之魂    在历史的洪流中，宪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权力，更在于勾勒出一个国家的精神与未来。《五民宪法》以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为核心政治理论，构建了一套既扎根于中国土壤又放眼全球未来的宪政蓝图。其第一章总则，作为宪法的灵魂篇章，明确了国家、宪法和军队的定义，阐明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通过特别条款构建权力制约体系。 《五民宪法》以民治为核心，超越了传统三民主义的理论范式，回应了21世纪中国对民主的深切渴望。本文将初步解读第一章内容，并在后续文章当中逐条解读每一条款的详细内容，揭开“由民治出发，引导出为公民表达意志的民主制度，即为民主之制度五民宪法”的思想内核，带领读者走进中国民主未来的宏伟蓝图。 五民主义的精髓：民治为魂    五民主义并非承袭于三民主义，而是以“民治”为核心的全新政治哲学，由民治逐步推导出民主、民权、民生和民族，民治就是那个“1”，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以及更多的公民权利则是后面的“0”。民治由两个核心理论组成：一为公民自治，即自我管理，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以及权利与义务。一个人处于社会中有权利和义务进行自我管理，公民享有权利的同时则需要负有对等的义务；二为公民治理国家，公民治理国家是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公民治理国家，而非国家（统治者）统治公民。这一核心理念打破了传统政治的精英垄断权力、王权（皇权）垄断权力的传统政治理论，主张公民不仅是权力的来源，更是治理的主体，是由公民来治理国家。由民治出发，引导出民主为公民表达意志的制度，即为民主之制度；因有民主之制度，方可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公民权利，即为民权；因公民有了民权，公民能有效行使民权，以建立一个关注公平与福祉的社会，即为民生；公民的生存得以更好的保障，人们才有更多的可能复兴民族的文化，民族能守护国家的独立与文化传承。五民主义以民治为根，串联起民主、民权、民生、民族，形成一个立体而平衡的政治理论体系，为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提供了理论支点。 《五民宪法》的核心内容：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总则作为《五民宪法》的开篇，奠定了宪法的基调与框架，其内容涵盖以下关键要素：  国家的定义：第一章明确国家为“民治之国”，主权完全归于全体公民。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更是公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旨在实现民治之下的公平、正义与繁荣。  宪法的定义：宪法被定义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超越一切权势，确保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的原则贯穿治理始终，确保国家的法治根基牢固，公权力的来源正当。  军队的定义：军队被定义为“公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其核心职责是保卫国家主权与公民权利，而非服务于任何个人或派系，杜绝军事干政的可能性。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包括言论、结社、信仰等，同时负有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的义务。民治理念贯穿其中，鼓励公民通过选举、监督与直接参与，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  宪法的特别条款：第一章引入创新的特别条款，为宪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提供保障。这些条款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调整治理机制，以应对危机或重大社会变革，确保宪法的生命力。 《五民宪法》对中国民主的启示    《五民宪法》第一章以民治为核心，勾勒出中国民主的独特路径。它回应了西方民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同时避免陷入过度集权与民粹主义的双重陷阱。通过将公民自我管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五民宪法》赋予公民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打破了传统政治的被动参与模式。同时，其对军队的严格定义与公民权利义务的平衡设计，确保了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条款的设置则为宪法注入动态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技术革命、全球化等新挑战。在当今世界，民主的实践面临诸多困境：西方民主饱受分裂与低效之苦，威权体制则难以回应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五民宪法》提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又吸纳了现代民主的普世价值，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主流政治体制发展的方向。它不仅是一部法律文本，更是一场关于中国民主未来的思想实验，也是全体中国人相互签署的共同契约，激发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团结：思考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与文化自信的同时，赋予公民真正的治理权力？ 结语：迈向民主的星辰大海    《五民宪法》第一章总则以民治为魂，勾勒出一幅令人振奋的民主图景。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未来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植根于自身文明的创新实践。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这个理念指引着中国迈向一个自由、民主、正义、平等、求实和繁荣的未来。下一篇文章将聚焦于条款细节，深入探讨《五民宪法》中的条款设计，敬请期待这场思想的盛宴！ ---“五民主义”奠基人、《五民宪法》撰写人何清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Title: Explaining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through the “Five-Min Constitution” Part One: The Soul of the Five-Min...

作者：朱虞夫 编辑：鲁慧文 责任编辑：罗志飞 新生儿的涉世初期 申请的第二天，王有才被国保抓去审问了八个小时，将他放回家后，就失去了自由——门口有一个便衣小警察坐着监视他（这个蒋姓小警察从此与中国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与此起彼伏的浙江民运的缠斗中屡立战功、一路迁升）。与王有才当时一起热血沸腾的战友们，在知道王有才被控制后，嗅出了危险的气息，纷纷隐退自保，也没有人继续中国民主党的作为，王有才济世经国的谋划没人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当年王有才有个同学在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他搞到了全省处级干部名录交给王有才一份，王有才印刷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准备与《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一起寄送给那些干部，王有才想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是此时此刻他身边没有人，他只能自己动手装函邮寄。因为王有才秀才一个，没有多少危险性，加之当时当局还顾忌中美之间的蜜月关系，尚未打算严厉镇压，看守的小国保坐不住了就去附近逛逛街，时不时有人溜进王有才家去看他，小国保看到了也并未严加阻止，有人找来对王有才说，参加你们的民主党有什么好处呢，能拿钱还是能当官啊？王有才被弄得苦笑不得。这个蒋姓小国保也趁着没人，向王有才提出想加入中国民主党，王有才同意并吸收了他。蒋国保对当时的形势也看不懂，以为中国民主党真有可能成立，他近水楼台先打一个眼，脚踩两只船。 因缘二插图：当年的小特务蒋晓敏终于上了恶人榜，这辈子爬上了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王有才根据中共的需要被抓，随着国际社会的关注放：他被抓了，没有影响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他被放了，也没有机会参与民主党里的各种事务。当局抓他判他实在是政治需要，完全是一个冤案。是我害了他。在他最后一次被捕前，我们在岳庙对面的茶室晤面，当我伸出手与王有才握手时，他将手缩了回去，他对我完全违背他构想的，将民主党的发展诉之于街头政治的做法十分愠怒。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对不起他，我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困扰。11月下旬，法院审理王有才案，后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便衣国保，上城区国保大队长张建华回来，随口就对我说：“王有才说是你朱虞夫害了他。”我当时认为是张挑拨离间的话，没有在意，现在想想，确实如此。 在王有才被控制在家的日子里，我已经根据王炳章、王希哲的指点招兵买马在拉人搭班子了，我还带王荣清去看王有才，事后王有才可能听说了王荣清不可靠，更对我有了看法。当时我还动员另外几位民主墙旧友加入，他们说，你既然把王荣清弄进来了，我们就不来了。我感觉他们是害怕风险的托词，后来王荣清去世不在了，也没见他们加入。 王荣清倒是干劲十足，在草创阶段做了很多工作，我也有证据他一直与国保暗通情款，递送了许多情报给警方，那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按理在第一次大抓捕中，他应该在列，偏偏他没抓，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我们都被抓后，他还是惹恼了警方被抓被判了。无论如何，因为民主党是主张公开、理性的，王提供的情报价值也不大（严正学先生强烈反感被王出卖另作别论），所以我在他被抓后，为他保外就医，向他离婚的前妻和弟弟做劝解并发起募捐，大力帮助他。 ...

作者：朱虞夫 编辑：鲁慧文 责任编辑：罗志飞 王炳章点火九州 1998年二月初，王炳章博士“风风火火闯九州”，来到杭州。那天，老友毛庆祥邀我早上去开元路口的“开元茶室”喝茶，见见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们。他对王博士来杭的事只字未提。  我来到茶室，看到王东海、毛庆祥、王荣清、戚惠民等老友，但是大家都没有泡茶，甚至都没有坐下来，我感到气氛有点奇怪，但也不方便问，就自己拉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王东海出去了，然后毛庆祥出去了，戚惠民与我在寒暄了几句也去“上厕所”了，久久不回。剩下我和王荣清面面相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一会，手足无措，实在无趣，就悻悻然各自回家了。 事后方知，当时他们是把王荣清和我带去做掩护，因为圈内一直认为王有些不可靠，而我在民主墙以后已经脱离多年，怕我们去见王博士会造成危害，也为了他们去少年宫的安全，把我们留在茶室吸引公安的注意力。 但是那天去少年宫见王博士的人没有一个认得王博士，只是感觉来人风度很好，自我介绍是“做医生的”。在谈到“那人”的谈话内容时，见过的人都提到，“那人”说要他们成立政党，但是大家都认为目前成立政党风险太大，时机不成熟，只能以后再说。基于大家尚对我有疑虑，我也不方便置喙，只是感到与王博士缘慳一面，殊为抱憾。 四月份的某天，我去王东海家（我供职的上城区房管局离他家不远，我经常顺路去他那里转转），王东海有点认真地问我：“虞夫，你对组党怎么看？” “好啊！”我说。 “为什么？那样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当前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当局既想从西方得到经济利益，又不愿顺世界潮流而行，进行承诺已久的政治改革。西方白左也自欺欺人、一厢情愿地陶醉在当局的虚假宣传中，未来堪忧。当局目前还不想与西方交恶，信誓旦旦不走老路，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目前组党的风险相对比较小，我们不妨促一促。 “许多年来，我们生活在这头猛兽的暴虐之下，如今它难以为继，向西方示好，说自己不再残虐老百姓，西方相信了它的说辞，以为绥靖政策有了成效。没人愿意揭破它的真面目。它占着一大块地盘在呼呼装睡，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日显窘迫，我们不妨去推它一下，要么它挪一挪身子，给老百姓让出一些活动空间，要么让它露出本来面目——吃了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组党是高压线，会坐牢的。”王东海说。 “是的，我们既然投身民运，就应该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听说它们最近向国际社会宣称将签署联合国的重要人权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有可能不久后会开放党禁，当然也有可能不开放。有人会问，既然要开放，你们何必冒这样的风险，等开放了再组党吧。问题是，它们已经在历史上玩过多次帽子手法，我们民运人士作为社会压力集团，主动提出要求，将计就计，将球踢给对方，让对方的行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台湾如果没有民进党的顽强抗争，蒋经国未必会开放党禁，一举使台湾实现了民主转型。当台湾开放党禁后，一窝蜂地许多人都去注册政党，数量令人咋舌，却没几天就关门大吉了，只有民进党赢得了人心，因为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努力奋斗过，坐过牢，作出过牺牲，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党。” 王东海认同了我的观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二月初王炳章先生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发芽了。他们在酝酿组党的事了。 其时，我还没有见过王有才。大约在九六年，老朋友陈立群在与我聊天时，希望我将78—79年杭州民主墙的事写点回忆录，我就写了《盗火者—杭州79民运回忆》，立群看后拿给王有才看，王有才看后对立群说“你们那时候搞得很好啊！”并有结识我的意愿，立群回复了我。 1998年6月25日，单位组织员工去中山中路的上城区房管局“普法学习”，中午我顺便去王东海家，王东海家里没人，大门、房门都开着，客厅中间的方桌上放着一沓纸，我拿起来看，一份是《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另一份是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报告，申请人王有才、王东海和林辉。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门外走廊上有人进来，到了门口脚步停了。少顷，我听王东海在说：“这个就是朱虞夫呀。”原来走在前面的是王有才，他走到门口，看到屋里有个戴头盔的大个子，心里一惊，以为都还没去申请，警察就已经上门来了。 因缘一插图：注册多年后重逢林辉 他们三人进来后，说起这场误会，大家哈哈一笑。王有才向我说起他们三人准备下午去申请的事，问我对这事有什么看法，我想到王东海太太程云惠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如果王东海此去被扣，程云惠会陷入困境，于是我对王东海说，把你的名字换成我吧，你万一出了事，阿惠谁来照顾。不承想王东海说，我如果回不来，阿惠你来照顾，你照顾我放心的。王有才也说，这事已经定了，不要改了，我们如果进去的话，你们在外面声援接着干。 转眼一点多了，他们要去民政厅递交申请，我也要去单位了。一起走到楼下，在东太平巷窄窄的巷子里，骤起的凉风吹乱了大家的头发，我一一与他们握手告别，林辉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心里涌上了“萧萧易水”的句子。 整个下午，我都牵挂着他们三人的安危，从三点后接连给王东海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直到快五点的时候，王东海接了电话，我问他申请注册的事，王东海说民政厅办事人员说，这种事没有遇到过，叫他们把申请材料放在那里，交给领导“研究研究”。民政厅对这种情况只能按《社团法》处理：需要申请人提供五十个以上成员的名单；秘书长以上人员的简历和五万元注册资金。 王有才的安排很有策略，这天是克林顿访华到达西安的日子，谅不至于在国际媒体的焦点关注下抓几个政治异己分子添乱。再则，其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士，不希望开历史倒车。民主党兴，德国《镜报》记者问李鹏中国国内组党的事，李鹏说这是决不允许的，不久张德江取代李泽民，准备对浙江的民主党人展开镇压。在李鹏表态后，江泽民也说要把民主党消除在“萌芽状态”，2002年面对舆论汹汹的国际压力，余怒未消的江来浙江讲他的“三个代表”，说“有的地方出了怪事，不解决、不报告。”推脱长达半年多的民主党组党事件他一无所知。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迫使共产党将自己包装成“全民党”，抛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 王有才在去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同时，已经在网上向外界作了公布，一时间成为了海外媒体的关注焦点，海外媒体纷纷来电采访报道，海外民运也十分踊跃地给予支持和谋划。王炳章先生不遗余力地联系我们，他与王希哲、连胜德是最活跃的支持者。我几乎每天都接到王炳章先生的电话，他明确告诉我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窗口期，与其等着克林顿红利消退，等着他们“研究”完了腾出手来镇压，不如趁这空档做大做强。王博士说：“虞夫，你们趁着这个机会到街路上去发展中国民主党成员，见一个发展一个，抓紧做大做强，形成势了就不容易被镇压了。” The Origin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uthor: Zhu Yufu · Editor: Lu Huiwen · Chief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u Huiwen Dr. Wang Bing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