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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国退民进”时代的民主战略思考 作者：李保潭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的公民组成的……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并且尽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强大，那么这样的国家通常治理得更好” 。在当前高科技时代，要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中共下台或真正政改，只有利用其政策最有效地削弱其独裁与反动的程度，从而最大化地发展民主与法治的生存空间。所以，揭批习近平开倒车，并助力推动习近平下台，力争改革派上台，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活动最迫切、最现实、最重大的任务，中国民运应紧紧抓住时代脉搏，高度关注中国中产阶级的力量，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深度思考民营企业家与中产阶级的政治需求，从而找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佳契机与机会。 引言：汪林朋坠楼与沉默的群体 2025年7月27日，一条简短的新闻在企业界、媒体圈和社交网络中掀起涟漪：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在接受司法调查期间，从北京某高层建筑坠亡。官方通报如往常般“简洁”，原因模糊，细节缺失。但对民营企业界而言，这不是孤立的偶然，而是一个趋势的最新注脚。 习近平上台以后，至少有几十位知名民营企业老板——从房地产、互联网到制造业——被迫逃往海外、或被抓捕判刑、或在被调查被限制自由期间突然 “意外身亡”，如肖建华、许家印、吴小晖、郭文贵、贾跃亭、孙大午、王健、段伟红、包凡、林生斌等。仅仅今年4月份开始就有四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跳楼（见下表）。这些事件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民营经济，正遭遇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酷的政治与制度压力。 表1. 最近三个月连续跳楼的知名民营企业家 这份如此近似的清单，足以说明一个趋势：在“国进民退”的体制氛围中，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存在感，正被一步步剥夺。 而更危险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家——这一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上没有代言人、没有保护伞，既无法在制度内自保，也没有在制度外发声的渠道。他们的沉默，正在被政权解读为可以无限收紧的绿灯。 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路径时，不应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制度理想，而应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保护并壮大中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力量，使之成为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基础力量。 一、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现代民主的经济支柱 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多国经验表明：经济多元化推动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由此产生法治诉求与权利意识，再由法治化的中产阶级形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推动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为社会稳定与民主化的双重保障。经济学家巴林顿·摩尔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并非绝对真理，但放在中国的语境下却格外贴切。 民营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者，也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他们雇佣工人，推动创新，刺激消费，缴纳税收，并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机器的经济力量。这种经济力量，一旦获得法治保障与政治权利，就可能成为制衡权力、推动改革的重要支柱。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成长历程可谓是曲折中崛起： •1980年代：个体户、乡镇企业萌芽，经济上虽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其已经注定将焕发出蓬勃生机； •1990年代—2000年代初：民营经济快速扩张，市场机制初步确立，中产阶级规模显著扩大； •胡温时期：尽管政治改革停滞，但经济自由度相对较高，民营企业家迎来“黄金十年”； •习近平时期：从“防风险”到“共同富裕”的旗号，实质是国有资本全面渗透民营领域，“国进民退”成为新常态。 在中国语境下，民营企业家及其雇员、上下游供应商和依赖其收入的家庭，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体之一。按2023年中国统计局与民间机构综合估算： •民营企业贡献60%以上GDP； •创造80%以上的城镇就业； •提供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占全部企业数量90%以上。 这些数据不仅是经济数字，也是社会结构的映射。民营经济的衰退，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而中产阶级的萎缩，将直接削弱中国社会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动力。 二、市场经济、法治与民主化的内在逻辑 经济与政治之间并非一条单向因果链，但现代史证明：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够孕育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则是民主制度的温床。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契约精神的维护以及司法的独立。台湾在19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离不开其经济高度市场化与中产阶级壮大的背景；韩国、智利等国的经验也表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中产阶级的自信，是民主化浪潮的重要推手。市场经济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它是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原因在于： 1.产权保障需求：市场经济离不开明确、稳定的产权制度，而产权保障必须依赖独立司法和透明立法。 2.契约精神：商业活动培养了基于规则的合作与竞争文化，这与民主的政治文化相契合。 3.多元利益格局：市场经济会打破单一的权力垄断，使社会形成多中心、多利益群体结构。 亚洲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比较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台湾：1980年代中期经济高度市场化，中产阶级壮大，最终推动政治开放； •韩国：民营工业巨头与工会、学生运动共同构成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并推动了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智利：经济自由化之后，中产阶级在民选制度下扮演稳定器角色，经济发展促进了智利中产阶级的发展，反之亦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半市场经济”虽不完整，却已经部分打破了计划经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为未来的政治多元化埋下了种子。这一结构的存在，本是通往政治现代化的潜在阶梯。 遗憾的是，这一萌芽在习近平时代遭遇了全面扼杀。市场经济被国企垄断、被行政命令凌驾，法治被党纪替代，产权保护沦为纸面承诺。这不仅摧毁了经济活力，也正在切断通往政治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三、习近平时代的“国进民退”与结构性倒退 “国进民退”并非始于习近平，但在他的任内，被推到了极致。“国进民退”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习近平的政治需求，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控制色彩。 动机： 1.权力安全优先：中共担心民营经济过大削弱党的控制力； 2.财政依赖：国企可以成为政治工具和财政输血管道； 3.意识形态回潮：强调“党领导一切”，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东西南北中，都归党管！将经济资源重新收归国有。 表现： •金融领域：整肃蚂蚁金服、限制互联网巨头融资。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到银行贷款难，银行大量向国企投放低利息贷款； •实体经济：房地产行业断供式调控，教培行业“一刀切”禁令，互联网平台的严厉封控等等，通过国资委、地方国企、央企集团收购或控股优质民企，实现政治性资源回收； •制度层面：强化国企垄断地位，限制民企准入。实行司法压制，以反腐、金融安全等名义，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直接介入企业运营与所有权。 后果： •投资信心崩塌，资本外流加速； •创新能力下降，高科技产业受制于外部制裁； •大规模裁员与失业，社会焦虑上升。 这些现象不仅是经济衰退的预兆，更是民主化土壤被人为掏空的警讯。这种倒退不仅是经济上的自残，更是政治上的战略自杀——它削弱了中国社会中最有可能推动制度进步的力量。 四、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困境与心理危机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困境，主要包括缺乏明确的政治身份认定、政治保护伞不足、面对高压监管和政策不确定性、难以通过政治途径维护自身利益等等。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孤立无援： •无代表：在人大、政协等政治机构中，他们只是装饰品。 •无保护：产权得不到真正保障，随时可能被以“反腐”“安全”之名剥夺资产甚至自由。 •高压司法：纪检与司法体系失去制衡，法律程序形同虚设。 这导致企业家群体普遍心理高度紧张，部分人被迫转移资产、移民甚至放弃事业。跳楼、自杀、被捕——这些不是个案，而是压抑到极点的群体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的沉默，不是因为认同现状，而是因为缺乏安全发声的渠道。汪林朋的坠楼，是这种无声恐惧的一个冰冷符号。 五、民主运动的战略契机：对接中产阶级 在当前高科技信息时代，要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中共下台，不能依赖空洞的革命口号，而要利用其政策的软肋，削弱其独裁根基，扩大民主力量的生存空间。面对全方位武装的专制政权，单纯的街头政治或网络口号，无法直接改变政权结构。真正的突破口，在于充分利用中共的政策，扩大民主力量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家，正是这个软肋的核心——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安全高度依赖法治与制度稳定。一旦他们意识到自身命运与民主法治息息相关，就可能成为民主运动的天然盟友。为什么中产阶级是关键？ •他们有稳定收入与资产，需要法治保护 •他们具备一定教育水平，更能理解制度的重要性 •他们经济独立，不完全依赖政府救济 中国民主党应如何介入？ 1.成为代言人和舆论代表：在国际舆论场公开且持续关注、揭露中产阶级及民营企业家的困境，塑造“民主=经济安全”的认知； 2.建立信息网络：通过海外商业与学术网络，搭建信息与资源桥梁，形成海外与国内企业家的安全沟通渠道。特别需要为中国中产阶级造势和政治宣传； 3.提供援助：国内外建立理论阵营为中国中产阶级鼓与呼，在中国民营企业家遭遇打压时，提供法律、媒体、经济上的援手。 4.政策倡议：制定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减少行政干预、限制国企垄断的政策蓝图。 5.尝试扩大建立中国民主党外围组织，比如中国民营企业家互助会、中国知识分子互助会、中国中产阶级神性启迪会（引导企业家信神信灵魂信因果等等）、中国企业家行善互助会等类似互助组织，多渠道拓展其联合与互助，扩大其社会生存空间。 这样做，不仅是对一个群体的保护，更是在为未来的民主经济基础积蓄力量。其战略意义在于：保护民营企业家，就是保护民主的经济命脉。 六、结语：在废墟完全成型之前，抓住时代的脉搏 汪林朋的死亡，不应只是新闻档案中的一个数字，而应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契机；汪林朋的坠楼，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历史的一声警钟。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正在被“国进民退”的倒车碾压殆尽。如果民营经济的基石被彻底摧毁，中国社会将失去最有可能推动民主化的阶层基础。 中国民主党的使命，不仅是反对独裁，还要主动保护和扩大这一阶层的生存空间，保护并壮大那些能够支撑未来民主制度的经济与社会力量，因为抓住他们，就是抓住了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抓住他们，就是抓住了中国未来的制度希望。忽视他们，就是放弃了最现实的变革路径 历史从不等待犹豫者。中共的倒车正在摧毁四十年来积累的经济与社会成果，现在正是决定性的时间窗口——在废墟完全成型之前，我们应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让中产阶级的利益与民主运动的方向结合，让他们的呼吸与民主的脉搏同频，让中产阶级的声音与民主运动的心跳同步。 The Political Predicament of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Democratic...

致敬万润南与彭载舟  作者：吕峰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0月13日清晨，旅居巴黎的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值北京“四通桥事件”三周年。时间与命运在同一天交汇，仿佛在告诉我们：两代人的信念与勇气，在时空中遥相传递，点燃更多人心中的自由之火。万润南先生，1946年生于江苏宜兴，清华大学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工程师。1984年，他创办“四通公司”，推出风靡全国的“四通打字机”，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科技理想主义的象征。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被迫流亡法国，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与主席，继续为中国的自由与民主奔走呼号。 “四通公司”早年曾捐建北京“四通桥”，这座桥原本象征着现代化与开放的精神。然而三十多年后，它因另一位勇士而被重新铭记——2022年10月13日，北京市民彭载舟登上四通桥，举起横幅，上书：“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   那一年，中国正深陷严酷的疫情封控。千万人被迫停业、停工、停学，方舱与铁栏之内的人们饱受饥饿、孤立与恐惧，而当局却以“防疫”为名，实施毫无人性的社会管控。在这样的黑暗之中，彭载舟以一人之力，点燃被压抑已久的怒火与希望，照亮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直接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公民抗议——“白纸运动”。 随后，彭载舟被“消失”，四通桥路牌被拆除，地图上也抹去了所有痕迹。当局还派出警力昼夜把守，甚至禁止人们拍照留念。然而他们试图掩盖的名字，却在人民心中愈加鲜明。 万润南先生曾说：“中共害怕‘四通’两个字，因为那象征着开放与自由。他们试图抹去历史，恰恰说明他们的内心仍在恐惧”。他提醒世人：“别忘记四通桥，也别忘记四通桥上的勇士——彭载舟”。 从“四通公司”到“四通桥”，从1989到2022，从知识分子的理想到公民的孤勇，他们跨越时间的鸿沟在同一日交汇。 桥，是连接，是支撑。火，是照亮，是觉醒。2025年10月13日，一个人逝去，另一个人失踪，但他们共同留下了一件永恒的事——让身处黑暗中的人，可以看见那道光。 Courage Across Time- In Tribute to Wan Runnan and Peng Zaizhou Author: Lü Feng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Proofreader: 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