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

采访：林小龙 资料整理：赵杰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翻译：戈冰 在当今中国政治言论空间持续收紧、公共表达不断被压缩的现实中，公开讨论制度问题本身已成为一种风险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表达独立政治观点的人，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郭泉，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学硕士、哲学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在高压之下持续发声的学者型异议人士。 与许多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的知识分子不同，郭泉将其政治理念直接付诸实践。他并不满足于抽象地讨论“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以极为明确甚至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提出：真正的制度核心不在于修辞，而在于“多党竞选”。在他看来，所有可以被专制体制反复包装和利用的政治话语——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宪政”——如果缺乏真实的权力竞争机制，都不过是对权力的再装饰。 2007年，郭泉在互联网发起组建“中国新民党”，公开主张以多党竞选取代一党专政。这一举动迅即触碰政治禁区，使其成为当局重点打压对象。2008年，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出狱后短短一年多时间，再次因言论问题被捕并被判刑四年，直至2024年才得以再次走出监狱。前后超过十年的牢狱生涯，并未使其沉默，反而使其立场更加激进、表达更加直接。 郭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制度批评者，更是制度替代方案的明确倡导者。他将复杂的政治问题压缩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没有多党竞选，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一切不建立在权力竞争基础上的制度，最终都将滑向专制。这种高度简化但极具指向性的表达，使其观点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都引发强烈反响。 在一个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郭泉的持续表达本身，已构成一种对现实秩序的挑战。他的经历，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表达与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在沉默与发声之间作出选择。 本次采访中，郭泉不仅回顾了自身从学术研究走向政治表达的思想路径，也进一步阐述了其对专制体制、外部干预以及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判断。他的观点或许激烈，甚至具有争议，但在日益收缩的公共空间中，这样的声音本身，已成为值得记录的一部分。 林小龙: 郭先生您好，鉴于目前国内的严峻政治言论环境，关于本次采访您的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你换个题目就是了。 首先我想您这边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家庭背景,对您的成年后的价值观会产生过什么影响,以至于后来您在那样一个政治高压的社会敢于公开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郭泉先生: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上大学,所以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但是我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天安门,我们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地方,也就是参加过那次的运动。那么之后呢,也是经历过，接受过一些民主思想的熏陶,后来90年大学毕业后带着这些民主思想后就走向工作岗位,它就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是在企业政府里面工作,那么就发现很多社会问题,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进行解决,那就解决不了,虽然专制制度它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在民主决策上面是有很大很大问题的。所以我93年就考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在这个社会学硕士的学习过程中,我更加发现民主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种运作方式,但是专制不行。所以说硕士毕业之后,然后读博士,这个时候是在法院工作,在南京市法院工作。那么在法院的审判工作当中,也发现很多很多的,其实社会问题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又去读了哲学博士,在读哲学博士基本上形成的观念 就是,政治它跟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用哲学来思考政治,那么政治就会走向极端。 所以说在96年到99年读哲学博士,这三年就形成了民主观,也就是普世价值。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呢,现在整个社会也在讲普世价值,但是比如说自由,民主,我认为自由民主这四个字,专制者它也会拿来忽悠人,它也会用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甚至还有我们社会主义也是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所以我把这个自由民主换成四个字,多党竞选,我认为只有多党竞选,才能制衡专制。 林小龙: 是的，几乎所有的反美的国家它都是专制的制度,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不愿意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所以这个是专制制度的死穴。我在我写的文章里面讲过这个问题，后来1999年博士毕业,我到南师大做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的课题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这个更加让我觉得,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制度。所以后来做了博士后论文结束之后,留在南师大做副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就逐渐地给同学们探讨民主制度,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逐渐到了2007年,就自己在网上发起了中国新民党。那么到2008年,就抓起来,被判刑,判了10年,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从发展到被捕,然后在监狱里10年,出来2018年,出来我的观点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就是说多党竞选,哪怕有一万个,这不好,比如说效率的一种损耗,那不好啊，比如：是决策的缓慢,或者其他对于专制制度的劣势，但是多党竞争的制度都要比专制要好。这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就是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制,一定比专制要好。所以你专制制度怎么伪装自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等等,那肯定是不如多党竞选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到现在2020年,就出狱一年两个月,又被捕了,又说我是在煽动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罪,又判了4年,到2024年出来。出来之后,我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在写文章,包括现在,我认为关注国际政治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将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借鉴和促进作用的。所以我现在我的文章已经不大关注中国内部的事务,因为我觉得中国内部事务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什么食品问题啦、环境问题啦、这个维权问题啦,这些我认为这些东西如果用多党竞选,一切迎刃而解。 林小龙: 您的这个多党竞选理论是与宪政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泉先生: 就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也讲我们国家也是宪政民主,但其实它不是多党竞争的。就是说,如果不是多党竞争,那你是什么宪政都没有用的。因为这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专制国家它也这样讲了。历史上秦始皇统治的时期,它也有秦朝的法律,它也可以说它是法治国家,皇权专制。所以,用多党竞争这四个字来替代一切,就是掩盖真相的那些名词,什么人权啊、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宪政啊,那些东西我认为全部都会被专制者利用。即使是希特勒活到现在,或者是慈禧太后活到现在,她也是。 林小龙: 对,要落在实处,落在实处就是四个字：多党竞选。 关于竞选,您认为,如果实现这个多党竞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去变动或者推动,然后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呢？ 郭泉先生: 过程呢,我现在我的感觉呢就是如果没有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没有美国打击伊朗,这种方式是实现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去把马杜罗抓到美国,那么委内瑞拉永远都是这种专制国家。那么,如果没有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行动,伊朗永远不可能走向民主。那么,同样是中国,也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专制制度自己内部矛盾、内部斗争,会出现像蒋经国或者戈尔巴乔夫这种敢于推翻的专制制度的人，那种方式就是自动的通过党内内部的斗争走向民主,我认为不可能,所以必须借助外力，一定要来自外力的干预。 林小龙：但是我的了解的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集体,它现在是一个集体在执行这个专 政,并不是一个人。如果就是把这个人,就是把一个总统,或者把习近平这个抓了以后,但依然不会影响这种专制体制,不会走到您说的那个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 我今天写的文章就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让一个领导人先走,根本不能动摇它整个管理体制的那种运行方式,就是说如果是川普总统这次把哈梅内伊杀死了,但是没有把革命卫队所有的管理层消灭的话,那没有用的,他换成他儿子就行了,他儿子还有什么弟弟啊,哥哥啊,甚至还有孙子啊。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让领导人先走,而是要让领导层全走,让整个管理体制全部消灭,才能够让老百姓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政府。但是呢,在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先用了你原来的人,但是你原来那些人如果不是按照美国那种操作方式操作的话,美国照样把你清除掉。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就是用委内瑞拉原来政府里面的一些人进行临时的操作,目的是为了过渡到最后多党竞选,这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的现在临时政府是为了多党竞选做准备。 林小龙: 也就是说你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多党竞选这条路，就必须依赖外部的力量干预。 郭泉: 对,就是只有外力,只有外力,否则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千万党员,你去掉哪一个,那么 还有其他人,就会继续上台专政。 林小龙: 那您认为普通的老百姓如何参与这样的一个进程,如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在推动中国民主这个事情上去呢? 郭泉先生: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一样嘛,接受你们的采访嘛,和你们在海外的朋友们做朋友嘛,然后写文章,多介绍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让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制度,能让中国人知道。然后也要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做的事情,让海外的人知道。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新的政府要使用人的话,它当然要使用符合新的运行体制的人,不能使用原来的人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将来肯定是新社会要使用的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新社会使用的力量,那么现在就要露出你的光芒，要准备好。 林小龙: 您認為這個進程會很快吗? 郭泉先生: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快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下滑,老百姓的生活很显然没有前几年好了。中国跟克林顿当时搞这个经济捆绑，那个时候经济非常好,现在基本上脱钩,断 链差不多了。经济非常不好,这就是一种内在的因素,就是说老百姓希望生活。然后,另外中国有一种这个扩张的这种意图,这种意图跟美国是冲突的,所以说必然未来中美冲突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会发生。 从经济战发生到外交战,最后还是能发生成热战的。只要一旦热战爆发,那么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看中国攻台,中国打台湾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人开玩笑,我想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么中国就会永远这样,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办法改变中国。那么,但是中国如果攻打台湾,那么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破局。比如说其他国家就会美日澳就会联合起来帮助台湾。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中国永远跟国际社会不会战斗,那不会战斗,那它永远能执政。所以说如果中国不发声攻台,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没有办法。中国老百姓可以讲,14亿人,14亿没有枪的人根本打不过10万有枪的。 林小龙: 对1989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郭泉先生：对呀,所以那个伊朗9000万人根本打不过10万革命卫队,根本打不过。所 说,美国必须帮伊朗人民。如果美国不帮伊朗人民,伊朗永远永远被这个伊朗邪恶政权统治。 林小龙: 在您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关点后，您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什么样具体事件？因为您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压力嘛,包括被逮捕，判刑过程中。 郭泉先生: 我最深刻的,就是总是社会上有很多人理解我。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开心,也是最让人鼓舞的地方。如果我做这个事,很多人不能理解,社会上人不能理解,那么我就觉得我做错了。如果是一部分人不理解,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理解,多党竞选就是有人赞同你,有人支持你,要有人反对你,对吧，有人反对你,有人支持你,那我现在,我总是能发现有人支持我,这就够了。包括很多朋友,在我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看我文章,看我一篇文章,打賞一元钱。錢雖然不多,但是就這樣子,也能夠讓我生存了,所以非常開心。 林小龙: 这个也是您持续这样做自己的一个观点,去形成一个动力。对,只要有人支持你,这就是动力,...

文｜林小龙采访：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资料整理：林小龙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陈西，基督徒，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自1980年代起，他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发表政论文章一百七十余篇，著有五十万字《绿色文化工具书》。因坚持民主理念，他三次入狱，累计服刑二十三年。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教师的他，被当局“选定”为贵州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在国家机器的指认下，他从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承担者——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的民主进程紧密绑定。从此，牢狱、伤痕与打压成为常态，但“做一个反者、做一个公民”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上期采访回顾了他的人生转折与苦难经历，也呈现了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通过制度约束驯化权力，而非制造新的权力循环。他寄望年轻一代延续反对派传统，记录历史，推动自由、民主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然而，出狱后的陈西并未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他原本应像普通退休教师一样，安稳地回归生活，却发现自己过去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体系被当局系统性剥夺。尽管家人为他多年缴纳了社保，地方社保部门却以判刑期间不计入缴费年限为由，粗暴地取消了他本应享有的养老金，将一个本该安享晚年的公民逼入长期的不确定与困顿之中。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异议人士群体中并非孤例：无数因为坚持信念、追求自由的人，即便服完刑期，依然被剥夺退休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昔日为推动宪政民主、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精力与付出，被赤裸裸地否定和掠夺。 对陈西而言，这种制度性的“延续惩罚”无疑暴露了中共权力的冷酷与无情：惩罚从未在庭审结束后止步，极权通过行政、司法、社会机制层层加码，持续重新界定他的身份与权利，使他无法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轨迹。在独裁极权下没有公正、没有救济，只有一套精心设计、永不停息的权力机器——专门针对那些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人而运转。 每一次被取消的养老金，每一次行政阻碍，都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中共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 林：您从出狱之后，共产党对你的养老金是如何处理的？ 陈：我出狱之后，我对社保局、军人事务部进行了投诉，我家里人给我交了社保，但是社保局说我坐牢十年，给我取消了，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一种契约的不履行，更是一种落井下石。我已经受到了惩罚，共产党的这种行为是跟法律相抵触的，完全就是以地方的行政法规去处罚我。之前我是贵州省贵阳学院的教师，1989年因“64”事件被学校开除。 林：当社保部门告诉你取消你的社保待遇的时候，有没有提供书面解释和法律依据？ 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是以贵州省的行政法规给我解释的，我认为这跟法律不相符，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因为我坐牢，我退伍军人的待遇可以取消，但是我坐牢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的正常待遇不应当给我取消。 林：您是否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陈：我进行了行政复议，从社区到观山湖区到贵阳市政府，他们是这样答复我的“根据贵州省的行政法规，坐牢期间的缴费不应当计算在内”。地方性法律法规与法律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我在我的投诉状中给到了建议，法律的处罚是有边界的，但是你们对我的处罚是没有边界的，你们可以剥夺我退伍军人的优待，曾经我作为一名军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你们对我的处罚无异于“无期徒刑”。 林：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保状态，那么现在你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陈：如果按照正常工龄来计算，那么我可以领到5~6千，社保局有二十年的工龄没有给我算，加上五年的军龄一共是二十五年，家人给我交了十八年的社保，一共是四十三年。 林：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单纯的行政行为还是一个政治惩罚的延续？ 陈：这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没有进入法治国家的理念，而是阶级斗争，还是旧理念的模式，遇到“敌人”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姑息。 林：您去反应你的情况的时候是否有工作人员暗示过您的情况跟别人的不一样？ 陈：没有暗示过我，社保是我的家人给我交的，但是处罚我的法规文件是不给我看的，除非我同意他们的处罚，都是暗箱操作。导致这种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马列主义”时期，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随时都要求“意识形态”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党治”国家，全由共产党统治。 林：据您了解像跟您一样的所谓的“政治犯”是否遭到同样的遭遇？ 陈：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党治”的受害者。 林：现在您没有养老金，那么您的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陈：主要是来源于我的家人。 林：那么您现在住房、医疗开销压力大吗？ 陈：压力肯定大，现在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物价还高。现在当地公安、政法委四十多个人轮班看守我，“疫情”早就过去了，但是“红袖章”还在我居住的这里，每年他们统计过花在我身上的慰问费是200万元，共产党的维稳经费是很高昂的，管理国家的经费是全球最多的，这就是专家学者已经公布的。五年前我出狱的时候，当时公安局的某位大队长曾经用一千万让我“息事宁人”，但是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不是为金钱而活，你们把我这种精神看得太渺小了。早期贵州另外两位民运人士就是这样处理的，改革开放初期每人给了五十万让他们放弃民运。 采访并非发生在同一空间。记者身在海外，陈西本人仍在中国，交流只能通过远程方式断续进行。但正是在这种被时间、地域与审查层层隔开的状态下，一个个细节得以被反复确认、拼接与记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清晰的表达。惩罚可以剥夺自由、切断收入，却始终无法彻底消除一个人对尊严、法治与自由的坚持。这，或许正是陈西至今仍被严密“看守”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出狱”并不意味着惩罚的结束。对一些人而言，它只是另一种长期惩罚的开始。贵州民运人士陈西，正是这样一位始终被制度持续追逐的人。 当制度以无边界的权力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公民的责任不仅是自保，更是守护普遍的法治原则与社会正义。 陈西选择的不仅是生存，更是长期的社会实践：通过记录历史、捍卫自由、批判权力。 他试图为极权社会留下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制度的野兽面前，公民的理性与良知可以成为驯化力量。 Chen Xi: A Life Punished, Yet a Faith Unextinguished Interview: Lin Xiaolong Editor: Zhang Zhijun Responsible...

采访：赵杰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资料整理：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许万平，重庆人，1961年生，是中国当代民间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累计刑期23年。自20世纪80年代末参与公共事务以来，他因持续从事与民主、政治改革相关的活动，多次遭到拘押与判刑。1989年之后，他因筹建民间政治组织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998年又被处以劳动教养；2005年再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其间长期服刑于重庆监狱系统，直至2014年获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中，许万平的个人经历几乎是一部中共政治控制史的缩影。他的口述不仅揭示了民间政治行动者在中共高度集权与高压维稳体制下的真实生存处境，也为理解中共如何通过司法体系与意识形态手段压制异议、塑造并限制公民意识，提供了罕见而重要的一手材料。 问：许老师，您能从最早开始谈起，您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逐渐走上追求民主道路的经历吗？ 许万平：我最初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在印刷厂工作。那时候，我接触到的社会现象让我心生不满：官员腐败、权力寻租、靠关系和人情上位。八十年代中期，我的内心开始产生反抗心理，开始写一些反映社会不公的文章和意见。最初只是心理上的抗争，但后来，我发现仅仅思考和写作远远不够，于是我参与到广场上的集会和活动中。 问：您在广场上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许万平：我会参与演讲、写标语和公开信，也会帮助同学发放物资。在广场上，我表达了对社会不满和对公正的追求。当时我们的行动更多是象征性的，但每一步都凝聚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渴望。 问：六四事件发生时，您当时在做什么？ 许万平：六四事件当天，我和家人吃过晚饭后，收听新闻联播，意识到中共的专制性质。那晚我非常震惊，但内心坚定了继续反抗的决心。我参与了相关行动，但不久就被抓捕，并被关押。 问：在监狱中，您经历了哪些情况？ 许万平：监狱生活十分艰苦。手被反绑，睡在硬铁床上，几乎没有自由。除了身体上的限制，更可怕的是心理压力：每天都要参加所谓“政治学习”，承受精神上的威逼。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有放弃信念，用坚强意志应对折磨。 问：您出狱后，加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这是您第一次正式参与组织工作吗？ 许万平：是的。出狱后，我通过朋友联系，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开始参与组织和宣传工作，同时继续写作和整理社会情况资料，包括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出狱初期面临不少压力，但我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接受妥协。 问：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权，您曾害怕过吗？ 许万平：在八年监禁中，我接受了许多考验，但明确告诉自己不会退缩。出狱后，我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坚持写作和组织工作。威胁和压力始终存在，但我保持清醒和坚定。 问：监狱里是否有严重酷刑？ 许万平：更多是精神压迫。身体上有些折磨，比如手被反绑，但没有极端虐待。高压环境主要是心理威逼，意图让我们屈服，但我没有被击垮。 问：能描述一下监狱生活环境吗？ 许万平：非常艰苦。床是硬铁制，中间有铁杆，空间狭小。饮食简陋，几乎没有活动自由。监狱通过这种方式削弱人的意志，但信念是我最大的支撑。 问：在这种环境下，您如何保持信念？ 许万平：我始终相信，坚持信念才有意义。即便身处最艰难的环境，我也没有屈服，而是用时间和耐心去应对各种压迫。活着就是本钱，活着就要坚持正义和信念。 问：出狱后参与筹委会，具体工作是怎样的？ 许万平：出狱后，我参与组织筹备工作，在四川等地建立联系，整理资料，协调行动。初期困难重重，但我坚持原则，不向压力妥协，逐步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参与计划制定和宣传工作。 问：政府提出了哪些条件？ 许万平：政府希望我不再参与某些活动，不在公开场合发声，甚至对个人生活提出安排。我拒绝任何干涉，但为了顺利出狱，做了一些不违背原则的妥协。 问：这些经历对您的人生和思想有何影响？ 许万平：六四事件和监禁经历让我对民主自由有了深刻理解，也坚定了反抗专制的决心。它让我明白，坚持正义和自由是每个追求民主的人应承担的责任。 问：您在行动和写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许万平：我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整理社会各方面资料，包括经济、军事、外交。我参与组织建设，协调行动和宣传工作，记录历史同时推动社会民主发展。 问：总结来说，最重要的信念是什么？ 许万平：活着就要坚持信念，继承为自由正义牺牲的人们精神。无论多大压力，坚持民主、反抗专制，是每个追求自由者必须承担的责任。 问：许老师，您提到写作和整理资料，这些材料是否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 许万平：是的。我整理的资料被国内外研究者和民主人士引用，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我的文章和书籍在海外刊物发表，引起一定关注，也为国内外了解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参考。 问：在组织建设上，您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许万平：最大的困难是政府的打压和内部协调。成员经常被监控、拘留，有些人不得不退出，这对组织发展造成影响。同时，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人在策略和理念上存在分歧，需要耐心协调。 问：您如何处理内部分歧？ 许万平：主要通过沟通和共识达成。我强调共同目标的重要性，即推动民主和法治。遇到不可调和的分歧，也会尊重个体选择，但组织核心原则不妥协。 问：您是否有后悔过走上这条道路？ 许万平：从未后悔。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正义和自由是无法用舒适生活交换的，如果放弃信念，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将失去意义。 问：您如何看待社会上的冷漠和恐惧？ 许万平：理解，也遗憾。在高压环境下，许多人选择沉默和自保，这是本能。但这也是为什么坚持公开发声、记录历史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因为恐惧而放弃责任。 问：出狱后您如何保持安全？ 许万平：采取了谨慎措施，避免直接与高风险人群接触，注意行踪和通讯安全。但我不畏惧威胁，坚持行动的同时保护自己和家人。 问：您认为民主运动的下一步应该如何推进？ 许万平：需要两个方面：第一，提高民众认知，让更多人理解自由与法治的重要性；第二，坚持行动，尤其是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改革。历史证明，任何暴力或极端行为都不利于长期民主建设。 问：在海外，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许万平：海外经验在组织建设、宣传方式、法律援助等方面非常宝贵。尤其是如何利用媒体、社会资源和国际舆论，推动民主理念的传播，这是国内运动可以借鉴的。 问：您如何看待现代网络技术对民主运动的作用？ 许万平：网络技术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让信息传播更快，更广泛，有利于教育民众、组织行动；另一方面，它也容易被监控、操纵。因此，使用网络必须谨慎，确保信息安全和传播效果。 问：您是否考虑过离开国内生活？ 许万平：曾经考虑，但最终决定留在国内，继续行动。离开可能更安全，但对推动民主和影响社会有限。留下来才能真正承担责任。 问：在您看来，哪些品质是民主斗争者必须具备的？ 许万平：坚定信念、耐心、勇气和智慧。面对压力和威胁，能够冷静判断，长期坚持，不因短期利益或恐惧妥协。同时要善于团结他人，形成合力。 问：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寄语？ 许万平：要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理解自由与权利的价值。遇到不公时，要勇敢表达和行动，但方法要理性、和平。历史需要他们继承和延续正义精神。 问：许老师，您在多年经历中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件？ 许万平：有很多，但印象最深的是几次大规模行动被镇压。那种感觉非常震撼，让人清楚意识到现实的压力和风险，同时也坚定了继续行动的决心。 问：面对这种风险，您是如何心理调适的？ 许万平：一方面依靠信念：相信追求自由与正义是值得的；另一方面注重日常生活的规律和安全措施，让自己保持理智和冷静。家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问：您怎么看待外界对您行动的评价？ 许万平：评价各有不同，有支持者，也有批评者。我理解批评，但不会因此改变原则。行动的目标是推动社会正义，不是取悦他人。 问：您如何看待国内政治改革的前景？ 许万平：改革是长期过程，需要社会各界耐心推动。短期内可能进展缓慢，但历史的趋势不会倒退。关键是要培养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和民主理念，为未来积累力量。 问：您是否参与过与海外组织的合作？ 许万平：有的。主要是在信息共享、研究交流、策略讨论方面。合作必须谨慎，避免暴露核心成员和行动计划，同时也让国内运动获得更多参考和支持。 问：对于信息安全，您有什么建议？ 许万平：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要随意使用未加密的通讯工具，避免泄露个人身份和组织信息。网络行动要经过严格规划，确保安全。 问：您曾经多次被拘留，对法律制度有什么看法？ 许万平：现实法律制度存在局限，尤其是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但法律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如果公民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制度会逐步完善。 问：您在受压环境下，如何保持行动力？ 许万平：关键是明确目标和价值，不被恐惧和压力左右。同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支持、互相激励，共同前行。 问：您是否考虑过将自己的经验系统化、写成书籍？ 许万平：考虑过，也已经开始整理部分材料。这不仅是记录历史，也是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和启示，让民主理念得以延续。 问：您如何看待媒体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 许万平：媒体是桥梁和监督工具。它可以让社会了解真相，传播理念，也能形成舆论压力。关键是媒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直接影响信息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问：对未来的社会变革，您有何期待？ 许万平：期待一个自由、法治、公正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平等表达意见，权利得到保护，社会资源公正分配。虽然道路艰难，但这一目标值得长期坚持。 问：您如何看待历史对个人的评价？ 许万平：历史是公正的。无论当下如何评价，坚持正义的人最终会被认可。重要的是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追求短期名誉。 问：对于年轻的民主推动者，您有什么实际建议？ 许万平：首先要学习历史、法律、社会知识，增强理论基础；其次要注重实践经验，从小行动开始，逐步扩大影响；最后保持心理和行动的平衡，避免冒进。 问：许老师，您在组织行动时如何处理内部分歧？ 许万平：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我倾向于通过理性讨论解决问题，确保每个人的意见都被听到，同时坚持核心目标不动摇。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策略上可以灵活调整。 问：您认为社会动员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许万平：主要是体制压力和信息封锁。同时，民众的观念也需要时间转变。很多人害怕风险，不愿公开参与，这是现实阻力的一部分。 问：在行动中，您如何平衡安全与传播效果？ 许万平：必须先保证安全，否则任何行动都会失败。在传播效果上，可以通过安全的渠道、分层次信息公开和长期策略来实现，不必追求短期轰动。 问：您如何看待国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 许万平：国际关注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提供压力和支持，弊在于可能被政治化或误解。国内运动应以自身实际为主，不完全依赖外部力量。 问：您觉得社会教育对民主意识的培养有多大作用？ 许万平：至关重要。教育决定公民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法治意识的人，很难理解民主和自由的意义。 问：在长期斗争中，您如何保持信念？ 许万平：信念来源于价值认同和历史责任感。我相信正义最终会被承认，这种信念比个人安危更重要。同时，通过小成果获得鼓励，也能增强动力。 问：您认为行动与舆论的关系如何把握？ 许万平：舆论是行动的延伸，但不能完全依赖。行动要符合现实条件，舆论则作为宣传和引导工具。两者相辅相成，但必须分清主次。 问：在经历挫折后，您如何调整策略？ 许万平：首先分析原因，找出可改进之处；其次调整计划，确保下一步更加安全高效；最后维持团队士气，让每个人都能继续前行。 问：您如何看待社会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差异？ 许万平：差异很大，有的人完全不了解，有的人意识到但不敢行动。教育、信息传播和实践机会是弥合差距的关键。 问：对于国际舆论中的误解，您如何应对？ 许万平：保持沟通和解释，但不纠结于所有误解。重要的是让关心者了解核心事实，让支持者有明确判断依据。 问：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 许万平：我只是一个行动者，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角色重要，但不是自我中心，关键是推动整体运动前进。 问：您是否有后悔的时刻？ 许万平：后悔很少，因为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可能会对方法选择有所反思，但从目标来看，从未后悔。 问：在行动和家庭之间，您如何平衡？ 许万平：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基础。我尽量把行动安排得不影响家庭，同时与家人保持沟通，让他们参与安全决策。 问：未来的行动中，您会有什么调整？ 许万平：会更加注重安全、策略和信息化，同时加强团队培训和心理建设，确保行动可持续且高效。 问：最后，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寄语？ 许万平：保持独立思考，坚持原则，同时学会策略和耐心。社会变革不是一蹴而就，长期积累力量才会产生真正影响。 问：许老师，回顾整个行动历程，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许万平：最大的感受是责任感和坚持的重要性。每一次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叠加起来才形成整体影响。看到团队成员的成长和民众意识的提升，是最值得骄傲的部分。 问：在整个过程中，您遇到过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 许万平：最困难的是在高压环境下保持信念，同时保护团队安全。有时候必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艰难选择，这种压力几乎无时无刻不在。 问：您如何看待未来社会变化的可能性？ 许万平：社会变化总是缓慢而曲折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的积累最终会推动制度改进。我相信长期来看，正义和合理的制度会逐步得到认同。 问：您觉得自己的经历对年轻一代有何借鉴意义？ 许万平：年轻人应该理解责任与实践的重要性，不只是口头上的理念。要敢于思考、敢于行动，同时保持耐心和策略。理论与实践结合，才可能产生真正影响。 问：您认为民间力量在社会发展中能发挥多大作用？ 许万平：民间力量非常关键，它是制度改进和社会觉醒的基础。尽管力量有限，但通过长期积累和协作，可以形成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问：对未来的行动者，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许万平：要有战略眼光，注重安全和团队协作，同时提升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保持信念，但不能盲目乐观。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问：在采访的最后，您希望公众记住什么？ 许万平：希望公众明白，坚持原则和责任感的重要性。无论环境多么艰难，理性和正义最终会找到生长的空间。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思考。 编者按 在许多人的一生里，“历史”不过是课本上的字句和老师板书的年号。对许万平来说，历史是铁窗里的寒夜，牢房里那根冰冷的铁床，是每一次被扣押、每一次被威胁的日子里沉甸甸的呼吸。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开始，走进街头，走进集会，写下标语、发出声音，而带来的是多次被拘押、劳教、判刑，累积了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活。中共的高压与专制如同冬日里不断落下的霜雪，把人压得喘不过气，可他没有低下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权力可以被无限集中，异议可以被系统镇压，公民的权利可以被一点点剥夺，却无法掩灭人的意志。 这次访谈记录的，是他在铁窗监狱、在高压日常中挣扎的故事。有宏大的政治事件的轰鸣，也有夜深人静的恐惧与痛苦；既是专制政权的冷酷，也是个体的坚韧与智慧。 我们刊发此文是希望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如何在独裁下活着、思考、记录，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被高墙与沉默遮蔽的年代。理解许万平，也就是理解那个被权力压抑、被恐惧笼罩的时代；保存这些声音，是对压制的见证，是对公民权利的呼唤，也是记录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国民主党历史的重要篇章。 Those Who Raise Their Heads Under Heavy Pressure — An Interview with Xu Wanping Interviewer: Zhao Jie ...

——香港宏福苑大火祈禱會之夜訪問19歲香港流亡少年易碎君 採訪：Gloria Wang 材料整理與文字編輯：劉芳 編輯：李聰玲 责任编辑：羅志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香港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奪走逾百條生命，成為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人命傷亡慘劇之一。2025 年 12 月 3 日，是火災發生後的第七天——華人傳統中的“頭七”。 在文化裡，這一天象徵亡者回家探望、家屬追思，是最重要的悼念日。 當天晚上，洛杉磯香港社區在宣道會活恩堂舉行“紀念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災民祈禱會”，替遠在香港的死者祈福，也為倖存者與仍身處極權體制下的香港人禱告。 在會場的一角，一位背著雙肩包身形單薄的年輕人吸引了許多目光——他才19歲，卻已經歷審訊、拘捕、流亡與庇護申請。他在網上的名字叫：“易碎君”。 15歲被帶走，16歲獨自來美 記者：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 易碎君：“大家好，我是易碎君，今年19歲。我在15歲的時候，因為在網上惡搞習近平，被香港警方在過年的時候從家裡強行帶走，帶到警署審問。隨後一年，我16歲的時候我自己一個人來了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現在積極參與民主運動。” 他的聲音平靜，但內容令人震動。“那時候我還未成年，而警方把我家翻了一遍，然後對家裡的房間進行拍照，留檔處理，然後把我的電子設備全部給沒收了。他們的態度讓我第一次切實感受到：原來在他們眼中，我不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必須被壓制的‘威脅’。” 國安法之後，連和平表達都成了犯罪 記者：是什麼讓你在15歲那樣的年紀，就敢在網上惡搞中共領導人？ 易碎君：“原因其實很簡單——雖然我只是個少年，但已經略微知道中共過去做過的壞事。不過當時的香港，表面上還是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我也一直抱著一種僥倖心理，覺得鐵拳應該砸不到我頭上。 直到《國安法》在一夜之間通過，我突然明白——這次他們是真的來真的了。從那天起，連和平表達意見都成了犯罪。我無法接受這種事情突然發生在香港，也無法接受自己因此必須沉默。我那時 15 歲，可我很清楚：如果就這樣跪著不出聲，我會一輩子覺得憋屈。這口氣，我咽不下去。 從問責政府，到綁匪式統治 記者：你怎麼看 2019 年前後的香港變化？ 易碎君：“2019 年以前，香港政府的官員至少還會對市民負責。即使是敏感議題，例如言論自由、普選民主，他們也會試圖回應民意。而在一些民生問題上——例如工程偷工減料、交通大混亂、公共服務失靈——官員還知道要向市民解釋、道歉、改進。 但《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政府完全變成了共產黨式的獨裁統治。如今，即使你的訴求完全與政治無關，你只是想好好做一個正常人，但只要你提出訴求，這個行為本身就會被視為“威脅”。政府不再是一個聆聽者，也不再扮演服務人民的角色，而是挾持民眾的一個綁匪角色。” 宏福苑大火：不是天災，是系統性腐敗的人禍 他告訴我們這次祈禱會的主題，就是紀念大埔宏福苑大火的死難者。 記者：您怎麼看這次大火？ 易碎君：“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這不是一場天災，而是系統性腐敗造成的一場人禍。而該系統性的腐敗根源是言論不自由，提供了腐敗的溫床。” 他解釋得很具體——“起火的那棟樓正在維修改造。從工程開始，就不斷傳出有親中派議員參與，並涉及腐敗問題。工程費用報得非常高，但實際用的圍網卻是最廉價、最不安全的材料，而且完全不符合防火標準。 正常情況下，施工必須使用具備防火等級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成本較高，於是相關人員選擇了便宜、低品質、完全不防火的網。正是這種選擇，直接導致這次火災傷亡慘重。 這次慘烈傷亡，就是廉價、不合規、充滿腐敗的工程直接造成的。” 最令他憤怒的，不是火本身，而是火後的政治反應。 “香港政府到現在只抓了幾個小職員、工程師，真正最有貪污嫌疑的高層完全沒人碰。更諷刺的是，國安部門還高調說要‘慎防以災亂港’，去抓那些要求查清腐敗、要求徹查真相的市民。” 他說得很重也很穩：“在他們眼裡，人民的安全與信任不重要；比起生命，他們更在乎政權的威信和穩定。” 採訪者：至於您提到的另一個問題：許多只是提出正常訴求的市民，反而被國安部門逮捕，針對這一問題您有什麼想法？ 易碎君：我覺得這就是中共幾十年來一貫的做法。您看看中國各地的訪民，上訪被截訪、被拘押，有些甚至丟了性命。這種情況在未來香港會發生越來越多。這次火災距離國安法通過也不過五年，但已經出現了如此嚴重的系統性人禍。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未來類似甚至更嚴重的災難，一定會一再發生。 因為當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監督不存在，腐敗就會成為制度的一部分——災難也就會成為必然。 我做頻道，不只是做視頻 採訪者：你認為自己的頻道對民主有什麼意義？ 易碎君：“準確來說,侮包視頻就啟發觀眾思考，質疑統治者的權威性，質疑當權者那種個人崇拜，政策塑造出來這種高不可攀，神聖不可觸及的那種形象。 另一方面，我也分享自己來美國辦庇護的經歷。許多剛來美國的港人，需要生活協助、需要律師、需要緊急援助，都會通過我聯繫。我算是一個‘可信的中間人’。” 他繼續解釋： “在民主運動裡，捐款人怕遇到詐騙；求助者怕遇到中共間諜；把他們舉報給領事館。如果能有一個雙方都信得過的中間人，才能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的流亡者。” 隨後，他提到一句他常掛在心裡的話：“為眾人抱薪者，不應凍斃於風雪。” “中共一直宣傳：‘你們搞民運的就算跑到國外，也會吃不飽、穿不暖、活不下去。’但如果我們能讓流亡者儘快站穩腳、融入當地社會、過上體面的生活，這就是對中共大外宣最有力的反駁。也能讓更多人明白：反共之後，不等於人生完蛋。反而可能是一條更好的後路。” 好人都死光了，壞人就會更多 採訪者問他：你想對香港、大陸同齡的年輕人說些什麼？ 易碎君：學好英語,能跑就跑。 你活下來才能跟他扛到底。我是覺得香港還有中國的民運也基本長期會困在一個烈士情結的問題上。大家都想要當這個烈士，當這個英雄，但是問題是好人死光了，那活下來的全是壞人,...

采访人：张致君 录音：常坤 资料整理：张致君/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翻译：彭小梅 视频接通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南方永恒的灰白天空——潮湿、沉闷，像随时会落下雨，却又一直憋着。我坐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出租屋里：一张桌子，一壶凉掉的茶。谢文飞在电话另一端左右环视了一下，看了看身边路过的人对我说：屋子里讲话不方便，我在外面和你通话。     谢文飞比我想象得瘦。皮肤有点黑，脸颊有些凹，眼下轻微浮肿。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是从一个很深、很暗的地方被捞起来的。我先按惯例问一些很“日常”的问题——睡得好不好，吃得正不正常。他回答习惯先停一停，再开口，好像在确认自己说出的每个字，都不是随便丢出来的。     他笑了笑，把头稍微侧过去：“睡得不好是常态了。身体非常糟糕，精神也在崩溃的边缘，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问：“出狱以后一直这样？”     他点头：“经常是这样，我给自己限定了一个时间，把状态尽可能调整回来。还没完全达到自己设想的“恢复水平”，但总算从谷底爬上来一点”。 “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  我问他：“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公共议题的？是什么让你从一个普通打工者，走上街头？”  他想了几秒，视线掠过去，像是在从一条漫长而混乱的记忆隧道里，摸索一个起点。 “我从小就是嫉恶如仇的性格，十六岁出来打工，期间也遇到很多不公的事情。”他说。      2013 年，他在网上看到中国民主党安徽党员张林的女儿“张安妮”事件，刘卫国律师在琥珀小学门口点着蜡烛，手里拿着文件，在街上宣读《国际人权公约》。这一幕非常打动他。当时的谢文飞还在工厂上班，没有机会到现场。但是从此以后他知道了在这个国家里还有可以播种希望的人，这是他所向往的。一直到7月16日，许志永因为关注教育平权、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组织公民讨论会的公民运动被关进看守所。他说“我当时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为许志永呼吁，但我想要去所有的公共场所为他呐喊。”那天他手机屏幕的光晃得眼睛发酸，他一口气敲了好几篇微博。“我当时发了一系列微博，大意就是：‘许志永是为了13亿人的自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如果13亿人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他说这段时没有夸张，没有激昂，只是平静。“我当时觉得总得有人说点什么。 我把手机号公开发出去了。” 刚开始很长时间，没有人联系他。 “大概都觉得我很可疑，”他笑，“后来很多人告诉我，当时觉得我是出来钓鱼的。直到后来，一个又一个人联系他 “到了广州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群人。以前都以为自己是孤独的。”那几年，他陆续接触到更多在街头举牌、散传单、呼吁权利的人。 “街头，是最能让普通人看到现实的地方。”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笃定。“你站在那里，就是在告诉别人：‘我不是屏幕上的头像，我是真人在这里，我公开的表达我的诉求。’...

记者：赵杰、林小龙 资料整理：林小龙 编辑校对：张致君 翻译：吕峰 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中，总有一群人始终以理想为灯，以信念为路。他们或沉默坚守，或挺身而出，在历史的激流中为时代留下注脚。郑存柱，既是1989年风云变幻中的亲历者，也是中国民主转型道路上执着的追梦人。从教育岗位到街头游行，从企业家到在野政治力量的一员，他的生命轨迹既见证了时代的撕裂，也体现了思想与责任的重量。在这次深度专访中，郑存柱先生回望八九记忆，剖析民主理念的坚守与实践，坦露他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待。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一步。 赵杰：郑老师，您好。我们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您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英语系，后来又获得了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您下海经商创办企业，而在此之前，您曾于1989年参与并发起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率领数百名学生赴京声援天安门事件，是安徽省学校与政府秘密谈判的代表之一。这样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否请您先谈谈，当时您为何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 郑存柱：那是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潮活跃、改革呼声高涨的时期。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有了松动，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走不下去的。温家宝总理后来也提到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会付诸东流，甚至文革还可能重演。八十年代后期，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城乡改革推进后，利益分配不均、下岗潮、物价上涨、权力寻租等问题集中爆发。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一些掌握批条权力的干部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再以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这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陡增，也让社会充满不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大学生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主要群体。1988年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让进程停滞。当胡耀邦因改革失势被迫下台、最终去世时，全国学生的悼念情绪迅速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诉求。我当时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任教。作为教师，我切身感受到教育体制的危机——教师纷纷辞职下海，教育质量下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日益减少。我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教育、社会、经济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因此，1989年合肥的学生运动，首先是由我们这些教育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发起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带领队伍赴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林小龙：那时的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毕业即意味着体制内的稳定职位。您是否意识到参与这场运动的风险？ 郑存柱：坦白说，当时没有。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从小被教导“五四精神”“学生爱国运动”，认为青年学生有责任为国家的命运发声。我们相信政府会倾听理性诉求，绝没有想到会以武力镇压。在合肥，我们学生游行持续了一个多月，全程和平有序，没有一家商店被砸、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学生甚至在十字路口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所以当后来得知北京流血镇压时，我们都极度震惊与悲痛。六四事件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体制的全部认知。 赵杰：事件之后，您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郑存柱：我当时被定为学校“首要分子”，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两级。相比一些被判刑的同学，这算轻的。那段时间，社会普遍陷入恐惧，许多被处分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或就业。安徽的处理还算相对宽松，因为合肥是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当地政府对学生采取了“以教育为主”的态度。但对我个人而言，那次事件让我彻底认识到体制问题的根源，也让我走上了后来政治反思与行动的道路。 政治理念与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 赵杰：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参与者都受到了处分，甚至入狱。请问郑老师，当时您为什么仍然决定继续投身政治改革？ 郑存柱：那场事件让我彻底看清了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改革如果只限于经济层面，最终会陷入新的危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当年的我们，虽然年轻，但都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知识分子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哪怕冒风险，也不能沉默。 林小龙：您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能否谈谈这一决定的过程？ 郑存柱：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6月25日正式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成立申请，很快就遭到镇压。但那次事件让我看到，仍有人在坚持八九年未完成的理想。我本人是在2000年秘密加入的。当时，我已离开体制，在上海经商，拥有一定自由和资源。我与在海外的民主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的渠道入党。那时候，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高压，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风险随时可能到来。但我认为，如果连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都不站出来，那么中国就永远不会改变。 赵杰：加入后，您是否参与了党内的组织活动？ 郑存柱：是的。我当时在上海，身边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有的来自教育界，有的在外企工作，也有在高校读研究生的朋友。我们经常私下讨论政治、举办沙龙，传播民主理念。那时互联网刚兴起，我们通过论坛、QQ群等方式联系彼此，比如“西祠胡同”“猫眼看人”等社区。很多人通过这些平台相识、交流、组织。后来，我的几位同伴因传播资料或制作民主党宣传品被捕判刑。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路不会轻松。 林小龙：那么，九八年“建党”运动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郑存柱：我认为那是对八九运动精神的延续。许多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其实都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参与者。他们经历过镇压，但并没有屈服，而是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我们并不想“推翻政权”，而是希望中共能依法承认公民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让国家真正回归宪法框架下的治理。 赵杰：在高压环境下坚持这些理念，需要极大勇气。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 郑存柱：我始终记得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牺牲的年轻人。那一夜死去的人中，很多比我还年轻，他们没有机会再为中国发声。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活下去，并延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另外，我深信教育和法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后来我在美国重新攻读法律，希望将来能把西方法治精神与制度经验带回中国。只有当权力被法律约束，人民才真正拥有尊严。 林小龙：所以您认为，中国的转型仍然有希望？ 郑存柱：有。虽然过程艰难，但每一次思想觉醒、每一次反思，都是积累的力量。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民不懂民主，而是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敢于思考，政治改革迟早会到来。 赵杰：您认为《在野党》复刊有什么重大意义？ 郑存柱：《在野党》的复刊象征着海内外中国民主力量重新连结的契机。长期以来，海外民主组织与中国本土之间因环境、风险与交流受限，几乎失去实质性的对话与共同议题。而《在野党》的重新出版，使这种断裂的联系得以恢复：它不仅延续了当年海外民主运动与国内自由思想的精神纽带，也为被压抑的公共讨论重新打开了窗口。 杂志的设想是一刊两制——电子刊以海外为主，持续展现自由发声与国际倡议；纸质刊则以中国为重心，探讨国内现实与民众关切，使民主理念重新扎根本土。这种双线并行的方式，让《在野党》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第二次阻挡”，通过思想与文字把分散的精神力量再次凝聚在一起，为未来可能的民主进程保存火种与方向。 编者按： 人这一生，总要听几段沉重的话，记几件沉下去的事。风吹过历史的墙角，有些名字被灰尘掩埋，有些声音被风带走了。但真相这东西，就像老屋檐下的石头——你不去看，它照样在那儿，裂着缝，冒着水，年年岁岁。 本期采访的受访人，他不是写史书的人，虽未曾在中共政权下经历过牢狱之灾，但却亲手翻过那一页火热又疼痛的日子。他没站在权力的戏台上，却在风口浪尖上走了半生。他说的，不是煽情的段子，也不是激愤的口号，是一个读过书、下过海、扛过压的人，对命运、对体制、对良知的慢火回望。 我们刊发这篇访谈，不为制造波澜，也不为谁鸣冤。只是觉得，这个年代，该有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声音；该有一些人，不靠高声喧哗，也敢低声坚持。郑存柱的经历，不是传奇，是现实。他的沉默与不沉默之间，藏着许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想说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话。 你读懂多少，就带走多少。剩下的，时间会替我们记住。 Faith Lights the Way — An Interview with Zheng Cunzhu Interviewers: Zhao Jie, Lin Xiaolong Data Compilation: Lin XiaolongEditor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