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

采访记者：贾嘉 王海霞 沈美花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 徐光，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始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学生民主运动参与者。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他在杭州武林广场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此后三十余年来，他持续关注民主、法治及公民权利议题，多次因参与相关活动受到拘留、监视和判刑。 1999年，徐光由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2022年，徐光因纪念“六四”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自被捕即音讯全无，至亲也无法知道他的任何下落。服刑期间，他长期以绝食方式表达抗议。据亲友介绍，他曾长期依靠鼻饲维持生命，身体一度极度消瘦。2026年5月19日刑满出狱时，体重仅约90斤，出狱照片在海外广泛传播，引发众多朋友和关注者的关切，从而使拍摄者毛庆祥被抓并拘留半个月，徐光本人也被警方带走，失踪至“六四”以后回家。 经过短暂休养，目前徐光体重已恢复至115斤左右，精神状态明显改善。近日，《在野党》记者贾嘉通过视频连线，对徐光进行了出狱后的首次深度专访。 “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距离徐光出狱，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出狱当天流传出来的一张照片，让很多关心他的人久久不能平静。 照片中的他，脸颊深陷，身体瘦得几乎脱形，站立时甚至需要依靠支撑。很多熟悉他的朋友第一眼甚至没有认出来。 为徐光的安全，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联系采访，而是希望他先把身体养好。 直到这一天，视频终于接通。 屏幕里的徐光穿着一件深色上衣，虽然依然清瘦，但气色比出狱时好了许多，讲话声音平稳，精神状态也恢复不少。 寒暄之后，我们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记者贾嘉： “徐老师，您好。我们一直都很牵挂您的身体，看到您刚出狱时的照片，很多海外朋友都非常揪心。这段时间恢复得怎么样？” 徐光笑了笑。 “刚出来的时候只有90斤，现在恢复到115、116斤左右了。” 听到这个数字，我们终于放下了心。 他说，恢复得快，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的心态一直比较平静。 “出来以后，睡得着，吃得下，所以恢复得比较快。” 1989年，一次绝食改变了一生 很多人知道徐光，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但他说，年轻时的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生活的人，喜欢过自己的小日子。国家那么大，我觉得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爆发。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杭州武林广场，也聚集了许多声援北京的学生。 每天，北京学生绝食、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不断传来。 他说，那些画面深深触动了自己。 “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里。我如果还只想着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于是，他来到武林广场，也加入了绝食。 他说，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爱这个国家，希望它越来越好。” 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一次社会运动。 也是自己人生方向的开始。 那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深深震撼了徐光，“从那以后，为国家、为民族、为自由、为民主，这些理念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四年绝食，真正支撑我的不是意志，而是信念 谈到狱中的四年绝食，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靠什么坚持下来，记者问：“做出一个决定已经不容易，坚持四年，更难。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您？” 徐光沉默片刻。 随后缓缓说道： “首先，我认为，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如果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早就不会坚持了。” 他说，每当身体因为长期绝食而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他都会不断提醒自己：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承受这些苦难。”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反而感觉不到那么痛苦了。” 他说，真正能够支撑自己坚持下来的，是信念，而不是单纯的意志力。 “最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1989年的年轻人” 采访中，徐光讲述了一段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话。 他说，每当自己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快支撑不住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1989年那些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很多人才二十岁左右。” “没有经历过人生，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未来。” 而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也经历过人生。 他说：“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 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会告诉自己： “他们都能够付出生命，我还有什么苦不能吃？” 他说，很多次，自己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 采访中，我们问了一个很多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长期遭受打压，会不会怀疑自己的坚持？ 徐光认真地回答： “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 他说，在自己的理解中： 国家属于人民。 不是属于政府。 更不是属于某一个领导人。 “我爱的，是这个国家，是中国人民，是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他说，这一点，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初心。” ⸻⸻⸻ 采访尾声 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就在我们准备继续聊下去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家人的声音。 徐光笑着说： “我太太叫我了，下次再聊吧。” 我们相约改日继续采访。 屏幕关闭后，我久久没有离开电脑。 采访中，徐光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自己在监狱里遭遇了什么，而是1989年、国家、人民、自由、民主，以及支撑他一路走来的信念。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选择，对他而言，这些信念构成了他人生的重要部分。 附录｜徐光狱中诗作 据了解，服刑期间，徐光坚持阅读、思考，并创作了多首诗歌。以下两首诗创作于2024年，是他狱中作品的一部分。 《为国为民争民主》作于2024年9月9日 为国为民争民主飘零半世心不空西子湖头有三忠为国为民呕心血慷慨就义赴从容仁爱博爱皆大爱自由民主普世同奋斗百年误歧路正本清源终成功 《一寸自由一寸血》作于2024年9月14日 一寸自由一寸血敬天保民根自泥砥砺前行心不迷自强不息五千载厚德载物三万里弃德报怨应巨变误入歧途俄为师一寸自由一寸血誓争民主志不移 (采访记者：贾嘉、王海霞、沈美花与民主前辈徐光视频采访中） 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Xu Guang: Four Years of Hunger Strike, Over Thirty Years of Persistence — "What I love is...

——专访中国公民陈西先生 陈西借“文明对话国际日”倡议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并通过《对话——教育的目的》一文阐述其核心观点：社会进步源于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对话，而非单向服从与权威灌输。 记者：林小龙（美国洛杉矶）受访人：陈西（中国贵州贵阳）采访方式：远程视频连线采访时间：2026年6月1日林小龙：陈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在野党》的采访。首先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会选择“推动公务员财务公开”作为主题？陈西：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中国至今没有通过相关法律。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提出了“文明对话国际日”，那么最应该讨论的就是中国自身尚未解决的重要公共问题。 林小龙：您在公告中提到，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实行相关制度，中国却长期缺位。您认为症结在哪里？陈西：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开讨论和社会监督。一个良法如果三十多年都无法通过，就说明立法过程中存在某些阻碍。具体是什么阻碍，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公开对话，共同寻找答案。 林小龙：您还提到“良法未到，恶法先来”。这里指的是什么？陈西：我指的是近期关于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的调整。在许多民众看来，反腐标准被提高，而财务公开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这种反差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因此更需要公开讨论。 林小龙：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话”二字？陈西：因为我认为，对话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话，就只能剩下命令和服从。对话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发现问题的方法。 林小龙：在您的文章《对话——教育的目的》中，您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听话”，而是培养“对话能力”。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陈西：我长期观察中国教育和社会运行方式后发现，我们的教育往往更重视服从，而不是思考。学生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却缺少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训练。我认为这是教育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林小龙：您在文中引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布伯以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您认为他们共同说明了什么？陈西：他们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类通过语言和对话认识世界。智慧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人学会思考，而不是学会服从。 林小龙：您提出“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能否进一步解释？陈西：很多人把民主简单理解为投票，其实投票只是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投票之前的讨论过程。同样，法治不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是在规则下讲事实、讲证据、讲道理。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把“对话教育”和“听话教育”进行了鲜明对比。您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陈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对话教育承认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听话教育则更强调服从和等级秩序。 林小龙：有些人认为强调秩序和稳定并没有错，您怎么看？陈西：秩序当然重要，但秩序不应该成为压制人的理由。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沉默和恐惧基础上。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提到“沉默是金”的文化传统，并认为这种观念可能限制社会进步。为什么？陈西：因为很多问题恰恰是在沉默中积累起来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讨论机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社会才有自我修复能力。 林小龙：您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陈西：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开、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无论是公务员财务公开，还是教育改革，还是社会治理，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回避问题。 林小龙：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最想传递的信息。陈西：文明的本质不是统一声音，而是让不同声音能够和平、平等地对话。 林小龙：感谢陈先生接受《在野党》远程视频专访。陈西：谢谢《在野党》，也谢谢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朋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Dialogu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mocracy ——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Chinese Citizen Mr. Chen Xi Chen Xi...

记者：贾嘉 人物简介 陈开频，1963年7月10日出生，1984年毕业于浙江公安专科学校（现浙江警察学院）文艺系。毕业后曾在杭州从事服装设计工作，后下海经商，先后经营公司、娱乐业、酒店、桑拿等产业，并长期从事迪拜与伊朗之间的外贸生意。 2008年6月4日，北京奥运前夕，陈开频在杭州闹市区——杭州大厦楼顶悬挂巨型横幅，横幅尺寸约1米×10米，并从楼顶撒下两箱传单，约四百余份。传单内容包括：“不要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页”“共产党、政府腐败是万恶之源”“她杀害了胡耀邦”等文字。 事件发生后，陈开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并在杭州监狱及十里丰监狱服刑。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后，陈开频再次公开表达政治观点。他在网络上发文，批评个人崇拜与权力集中，并提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相关言论随后引发关注。 此后，陈开频曾多次公开发声，包括在网络平台发表文章、接受采访，以及骑自行车前往台湾，希望通过民间传播方式表达自身诉求与政治理念。 长期以来，陈开频持续呼吁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与制度改革。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并非人民本身，而是长期缺乏正常的权力监督与制度约束。 陈开频在其自述中写道： “高悬横幅，不断发声，不断坐牢，也是为了让人们觉醒。绝不屈服强权，是我做人的性格和理念使然。” 时代背景 这场采访所呈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城市化、市场化与互联网浪潮迅速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许多人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更好的生活，也对未来抱有期待。 但与此同时，社会内部也逐渐出现贫富差距扩大、权力失衡、言论空间收缩等问题。尤其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第一次拥有了更广泛的信息获取能力，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公共议题、社会公平与个人权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选择沉默，一部分人选择离开，也有少数人，选择继续发声。陈开频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经历，既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里，一部分普通中国人对于现实、制度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 受访者：陈开频（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采访人：贾嘉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很多人不理解，你明明可以过得很好” 贾嘉：陈老师，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您的经历，确实很受触动。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惑：您原本生活条件挺好的，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这样一条路？ 陈开频：这个事情说来话长。我是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学服装设计。后来做生意，做过外贸，也开过公司、酒店、歌厅、桑拿这些。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已经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了。那个年代，其实已经算过得很好了。我也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东西。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明明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为什么还非要去做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人活着，总有一些事情，是你觉得“应该做”的。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慢慢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不是突然反对的，我以前也相信这个体制” 贾嘉：您是一开始就对体制有怀疑吗？ 陈开频：不是。其实我以前也是相信的。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都是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相信它的。我家条件也很好，在当地属于大家都羡慕的家庭。工作、待遇、生活条件，都挺好。所以我后来慢慢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挣扎很长时间。因为你会发现明明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劳的，但很多事情越来越不对劲。问题不在人，问题在体制。“挂横幅的时候，我知道会出事” 贾嘉：您后来在杭州挂横幅、发传单，当时其实已经想到后果了吧？ 陈开频：知道。我当然知道。尤其2008年奥运前那个时期，其实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是有一种感觉—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如果每个人都怕，那很多问题永远不会有人说。 我当时挂横幅、撒传单，其实已经知道，回去以后肯定会出事。但还是去做了。“其实我也怕，但不做会更难受” 贾嘉：那您害怕吗？ 陈开频：当然怕。怎么可能不怕。他们完全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对付我们。很多事情，外面人根本想象不到。但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做，你这一辈子心里会一直过不去。所以最后还是去做了。 我不是因为自己多勇敢。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心里有一团火。 “台湾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民主社会” 贾嘉：后来您骑自行车去了台湾，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式？ 陈开频：因为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大陆真实的情况。我不是为了作秀。 当时环骑台湾，其实过程很辛苦，但我在台湾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真正感受过的东西。包括普通人的表达、媒体环境，还有社会讨论。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一个民主社会是什么样子。“在台湾，我一直在为大陆民主发声” 贾嘉：您在台湾期间，也接触了不少媒体和社会人士？ 陈开频：对。我在台湾期间，接受过一些采访，也一直在为大陆民主发声。因为我觉得，大陆很多真实情况，外面其实并不了解。我也接触了一些台湾的民主运动人士，还有一些政界人士。包括后来也见到了苏贞昌。大家会聊大陆的情况，也会聊民主社会的发展。我那时候感受很深。因为在台湾，很多事情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台湾的民主，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 贾嘉：您怎么看台湾的民主制度？ 陈开频：我觉得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解决权力的问题。 哪怕他们内部有争吵、有不同意见，但至少权力是受到约束的。 领导人是可以被批评的。社会也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我那时候参与台湾一些社会活动，感触特别深。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社会如果允许人说话，它就不会越来越压抑。“很多人劝我别回大陆，但我还是回来了” 贾嘉：那后来为什么还是决定回大陆？ 陈开频：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回来。但我最后还是回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突然走了，那我前面做的那些事情，好像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我始终觉得—— 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我个人。包括很多民主人士，很多站出来的人，其实都不是为了自己。只是觉得，一个正常人，看见不公平的事情，应该说句话。“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播” 贾嘉：您觉得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开频：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传播。以前写文章还有用。现在短视频、互联网传播更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看长文章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网络也盯得越来越严。所以现在特别需要懂技术的人、懂互联网的人、会做视频的人。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只要更多人知道，我们就会相对安全一点” 贾嘉：那您觉得，外界还能怎么帮助你们？ 陈开频：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很多事情，一旦没人知道，就很危险。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相对就安全一点。最怕的是没有声音“我不想当英雄”。 贾嘉：如果未来真的发生改变，后人再回头看您的故事，您希望他们记住一个怎样的陈开频？ 陈开频：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什么英雄。我只是觉得，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在觉得事情不对的时候，应该站出来说句话。哪怕只是留下一点点痕迹。至少以后会有人知道曾经有人认真地活过。 结束语 采访结束时，已是黄昏。 电话那头的陈开频，声音里带着疲惫，却始终平静。他没有激烈的语言，也没有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壮”的人物。更多时候，他只是反复提到两个字——“良心”。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原本可以完全走向另一条道路：继续经商、继续赚钱、继续过一种安稳而富足的生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站出来，哪怕明知道代价是什么。 在漫长的历史里，个人往往显得渺小。很多人的名字会被遗忘，很多故事也可能不会被完整记录。但时代真正发生改变时，人们最终记住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最强大的人，而是在沉默年代里，仍愿意开口说话的人。 陈开频说，他不想当英雄。 可恰恰是在那些普通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一个坚持说“这不对”的人，才显得格外珍贵。 也许历史不会立刻给出答案。 但总会有人记得，在那个压抑、复杂、充满恐惧的年代里，曾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相信的东西，付出代价，坚持到底。 本刊采访部记者贾嘉女士越洋采访陈开频前辈 编辑：钟然 ...

记者：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资料整理：邢志远 翻译：周敏 高智晟，中国人权律师，曾被外界誉为“中国最勇敢的律师之一”。 他出生贫寒，靠着自学一步步走上法律道路，通过司法考试后，在北京创办律师事务所，很快在业内崭露头角。那时的他，拥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前景，也完全可以像许多成功律师一样，在商业案件与现实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安全、体面的立足点。 但高智晟没有这样选择。 随着执业深入，他接触到越来越多普通人无力发声、也无人愿意接手的案件：弱势群体的维权、宗教信仰者的处境、政治异议者的申诉。这些案件往往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意味着触碰权力最敏感的边界。在中国多数律师迫于政治压力，对敏感案件避之不及，而他却一步步走了进去。 2000年代初的中国，正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叙事之中。高楼拔地而起，资本涌动，世界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那样一个普遍歌颂“发展”与“稳定”的年代，高智晟选择走向另一条路：他没有停留在繁荣表象之中，而是进入制度最幽暗的边缘地带，去触碰那些不被允许触碰的问题，去凝视那些被刻意遮蔽的人。 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伸冤成为他人生真正的转折点。 2004年底开始，他连续三次向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发出公开信，揭露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并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行动。这些信件措辞直接、内容尖锐，既带有法律人的理性，也带有一种几近孤绝的道德勇气。它们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也让高智晟从一名执业律师，转变为当局重点打压和清除的对象。 从那之后，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律师事务所被关闭，原本建立起来的职业生涯被强行中断。他本人则陷入长期的拘押、软禁、监控与强迫失踪之中。与许多政治案件不同，高智晟所遭遇的，并不是一次明确的审判、一段清晰的刑期，然后一切结束；相反，他面对的是一种更为模糊、也更令人窒息的状态——反复发生的“消失”。长时间里，外界无法得知他的确切处境，也无法确认他是否安全。即便偶尔获释，也只是短暂回到公众视野，不久之后便再次进入同样的循环。这样的命运，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摧毁：它不只是剥夺人的自由，更是要摧毁一个人稳定生活，摧毁他与社会、与家人、与公共记忆之间的连接。 关于他在拘押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外界至今仍难以获得完整而权威的答案。人们只能通过极少数流出的描述，拼接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轮廓：长期隔离、严密监控、持续施压，以及那些始终难以被完全证实、却又从未真正消散的酷刑指控。正是这种“无法被证实”的状态，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因为它让暴力不必公开，也不必承担解释。 2017年，高智晟再次失踪。 自那以后，关于他的下落，始终缺乏公开、明确、可信的信息。多年过去，一个曾在中国法律界公开执业、曾以文字和行动震动国际社会的人，就这样在中共制度深处被“抽离”出公众视野，仿佛一个名字仍在流传，但一个具体的人却被有意从现实中抹去。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律师职业道路的悲剧性终结：一个本有才华、有理想、有影响力的人，被权力机器层层碾压，最终归于沉寂。 把他的经历放到更大的时代语境中来看，它显然不止于个人悲剧，而是制度性现象的缩影。 2026年在美国加州雕塑公园，一座以高智晟的雕像落成。人们在现场集会、发言，而高智晟律师本人依然被囚禁在中国。 《在野党》杂志社有幸采访到高智晟律师的家属——耿和女士。 问：耿和老师，如今在很多人眼中，高智晟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更像是一种象征。那么，在家庭里、在您的心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耿：在我心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幽默，而且极有智慧的人。真的，我觉得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他还很会唱歌，而且唱得特别好听。 如果要说他的为人，我会说，他特别善良，也特别正直。正是这些品行，这么多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一家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事。2005年3月，高智晟的母亲去世了，去世时才67岁。自那以后，他每年回陕北老家，无论是一年回去一次、两次，还是三次，每次回去，他都会专门去看望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并给每位老人送上20块钱。虽然钱不多，但那份心意非常珍贵。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点物质上的表达，更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善良、体贴和对长者的尊重，也代表着一种非常可贵的中国传统美德。 问：作为家属，您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会带来危险，是在什么时候？ 耿：应该就是在2006年。那年8月15日他被抓捕之后，我们家就一直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家门口有人跟踪，家里也住进了警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已经不仅仅是承受压力，而是随时可能付出自由甚至更沉重的代价。 其实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被抓捕。虽然我们已经能感觉到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我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发展到那一步。 问：当高智晟律师面临的政治风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您和他之间有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争执？ 耿：我和他之间没有过这样的争执。因为在我们家里，我更多是负责家庭这一边，他主外。在国内的时候，他也很少跟我讲这些事情，很多事他都是自己在承担。 问：高智晟律师失踪以后，对您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还是一种漫长而持续的消耗？ 耿：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还是抱着一点希望。因为有时候他会消失三天、两天，我们就会想，也许再等一等，他就回来了。我甚至会拿着给他准备的钱，心里想着，他大概还是抱着“我明天就能回来”的念头离开的。 可是后来，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原本以为只是几天，结果变成了两个月、几个月，最后变成一种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那种感觉，不只是恐惧，更是一种无止境的消耗。你一直在期盼，一直在等，一直在盼着会不会突然有一点关于他的消息。 到后来，我几乎像看天气预报一样，时刻关注外界的变化，总觉得是不是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是不是哪一天，就会传来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就是这样，在盼望和失望之间，一天天熬着，整整盼了八年零八个月。 问：这些年里，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主要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 耿：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往前走，也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我也一直在学习，慢慢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调整好，把当下的日子过好，把眼前的每一天过稳。只有先把自己撑住，才能继续走下去。 问：耿和老师，您有没有什么话，是一直想对高智晟说，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口的？ 耿：其实，我常常也会想这个问题。但到了今天，我觉得自己最想的，已经不只是说一句什么话，而是如果每天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一点力量，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因为这样的分离，已经持续了17年。到了今天，我们能做的，好像已经不只是等待，而是继续坚持，继续想办法营救他。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更像是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士，仍然在为把他救出来而努力。 问：今天，我们在美国加州的这座雕塑公园里，看到了这座关于高智晟的雕像。对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耿：这座雕塑从开始筹备、制作到现在，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它承载的不只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也承载着陈维明老师的心血和希望。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高智晟，关注高智晟，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迎来一个好的结果。 说实话，我今天是发自内心地感动。你看，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大家都愿意来到自由雕塑公园，愿意为高智晟律师的雕塑落成仪式伸出援手，愿意关注这件事。我们真的非常希望高智晟被囚禁、被失踪的日子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更希望，有一天高智晟能够重新回到公众面前，重新回到家人面前，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亲眼看到这座雕像。 问：您觉得，如果高智晟本人今天站在这里，看到这座雕像，他会说些什么？ 耿：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我觉得，这座雕塑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高智晟个人。它承载的是一个真相，也是一种揭露。它让人看到，在暴政之下，一个因为说真话、因为坚持良知而遭受迫害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觉得，高智晟的雕像就像一面镜子。透过这座雕塑，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更能看到中共暴政本身的丑陋和残酷。 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里，高智晟律师的雕像静静矗立。它沉默无声，却仿佛始终在传递着某种讯息:即使身处黑暗，人依然会抬起头，去寻找光的方向。 对于耿和来说，时间从来不是简单地流逝。它被分解为漫长的等待、反复的回忆，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 这些片段拼凑出了一种更为具体、也更为沉重的现实。而在这样的现实之中，仍有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但也许，正如那尊雕像所隐含的意义：人未必总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却仍然可以选择——在黑暗中，仰望星空。 编者按： 高智晟律师的被中共当局“失踪”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权力运作方式：惩罚并不以法律程序的终结为终点，甚至很多时候，真正沉重的打压发生在法律程序之外。行政权力、国保体系、社会控制、信息封锁、职业剥夺、人格污名化——这些机制交错运作，使一个人即便在形式上“服完刑”或“结束处理”，其身份、权利与行动空间，仍然被随时重新定义、重新限制、重新剥夺，乃至强制失踪。 高智晟的失踪，绝不只是针对他个人的迫害，更是中共当局向所有仍试图在制度框架内争取权利、推动改变、坚守原则的人发出的一种威胁与警告。 而这，也正是“高智晟”这个名字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他的意义，早已超出一个律师的职业范畴，也超出一桩个案本身的范围。他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注脚：当法律不再是限制权力的工具，而逐渐成为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当程序不能保证正义，反而可能被用来包装压制；当一个以法律为武器的人，最终被法律与法律之外的力量共同吞没——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重新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当法律本身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时，个体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来保护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高智晟用自己的一生，提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诘问。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Waiting for Gao Zhisheng Reporter: Lin Xiaolong Editor: Zhang ZhijunExecutive Editor: Zhu Yufu Data Compilation: Xing...

采访：林小龙 资料整理：赵杰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翻译：戈冰 在当今中国政治言论空间持续收紧、公共表达不断被压缩的现实中，公开讨论制度问题本身已成为一种风险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表达独立政治观点的人，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郭泉，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学硕士、哲学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在高压之下持续发声的学者型异议人士。 与许多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的知识分子不同，郭泉将其政治理念直接付诸实践。他并不满足于抽象地讨论“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以极为明确甚至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提出：真正的制度核心不在于修辞，而在于“多党竞选”。在他看来，所有可以被专制体制反复包装和利用的政治话语——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宪政”——如果缺乏真实的权力竞争机制，都不过是对权力的再装饰。 2007年，郭泉在互联网发起组建“中国新民党”，公开主张以多党竞选取代一党专政。这一举动迅即触碰政治禁区，使其成为当局重点打压对象。2008年，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出狱后短短一年多时间，再次因言论问题被捕并被判刑四年，直至2024年才得以再次走出监狱。前后超过十年的牢狱生涯，并未使其沉默，反而使其立场更加激进、表达更加直接。 郭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制度批评者，更是制度替代方案的明确倡导者。他将复杂的政治问题压缩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没有多党竞选，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一切不建立在权力竞争基础上的制度，最终都将滑向专制。这种高度简化但极具指向性的表达，使其观点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都引发强烈反响。 在一个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郭泉的持续表达本身，已构成一种对现实秩序的挑战。他的经历，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表达与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在沉默与发声之间作出选择。 本次采访中，郭泉不仅回顾了自身从学术研究走向政治表达的思想路径，也进一步阐述了其对专制体制、外部干预以及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判断。他的观点或许激烈，甚至具有争议，但在日益收缩的公共空间中，这样的声音本身，已成为值得记录的一部分。 林小龙: 郭先生您好，鉴于目前国内的严峻政治言论环境，关于本次采访您的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你换个题目就是了。 首先我想您这边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家庭背景,对您的成年后的价值观会产生过什么影响,以至于后来您在那样一个政治高压的社会敢于公开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郭泉先生: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上大学,所以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但是我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天安门,我们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地方,也就是参加过那次的运动。那么之后呢,也是经历过，接受过一些民主思想的熏陶,后来90年大学毕业后带着这些民主思想后就走向工作岗位,它就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是在企业政府里面工作,那么就发现很多社会问题,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进行解决,那就解决不了,虽然专制制度它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在民主决策上面是有很大很大问题的。所以我93年就考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在这个社会学硕士的学习过程中,我更加发现民主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种运作方式,但是专制不行。所以说硕士毕业之后,然后读博士,这个时候是在法院工作,在南京市法院工作。那么在法院的审判工作当中,也发现很多很多的,其实社会问题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又去读了哲学博士,在读哲学博士基本上形成的观念 就是,政治它跟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用哲学来思考政治,那么政治就会走向极端。 所以说在96年到99年读哲学博士,这三年就形成了民主观,也就是普世价值。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呢,现在整个社会也在讲普世价值,但是比如说自由,民主,我认为自由民主这四个字,专制者它也会拿来忽悠人,它也会用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甚至还有我们社会主义也是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所以我把这个自由民主换成四个字,多党竞选,我认为只有多党竞选,才能制衡专制。 林小龙: 是的，几乎所有的反美的国家它都是专制的制度,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不愿意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所以这个是专制制度的死穴。我在我写的文章里面讲过这个问题，后来1999年博士毕业,我到南师大做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的课题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这个更加让我觉得,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制度。所以后来做了博士后论文结束之后,留在南师大做副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就逐渐地给同学们探讨民主制度,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逐渐到了2007年,就自己在网上发起了中国新民党。那么到2008年,就抓起来,被判刑,判了10年,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从发展到被捕,然后在监狱里10年,出来2018年,出来我的观点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就是说多党竞选,哪怕有一万个,这不好,比如说效率的一种损耗,那不好啊，比如：是决策的缓慢,或者其他对于专制制度的劣势，但是多党竞争的制度都要比专制要好。这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就是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制,一定比专制要好。所以你专制制度怎么伪装自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等等,那肯定是不如多党竞选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到现在2020年,就出狱一年两个月,又被捕了,又说我是在煽动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罪,又判了4年,到2024年出来。出来之后,我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在写文章,包括现在,我认为关注国际政治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将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借鉴和促进作用的。所以我现在我的文章已经不大关注中国内部的事务,因为我觉得中国内部事务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什么食品问题啦、环境问题啦、这个维权问题啦,这些我认为这些东西如果用多党竞选,一切迎刃而解。 林小龙: 您的这个多党竞选理论是与宪政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泉先生: 就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也讲我们国家也是宪政民主,但其实它不是多党竞争的。就是说,如果不是多党竞争,那你是什么宪政都没有用的。因为这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专制国家它也这样讲了。历史上秦始皇统治的时期,它也有秦朝的法律,它也可以说它是法治国家,皇权专制。所以,用多党竞争这四个字来替代一切,就是掩盖真相的那些名词,什么人权啊、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宪政啊,那些东西我认为全部都会被专制者利用。即使是希特勒活到现在,或者是慈禧太后活到现在,她也是。 林小龙: 对,要落在实处,落在实处就是四个字：多党竞选。 关于竞选,您认为,如果实现这个多党竞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去变动或者推动,然后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呢？ 郭泉先生: 过程呢,我现在我的感觉呢就是如果没有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没有美国打击伊朗,这种方式是实现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去把马杜罗抓到美国,那么委内瑞拉永远都是这种专制国家。那么,如果没有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行动,伊朗永远不可能走向民主。那么,同样是中国,也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专制制度自己内部矛盾、内部斗争,会出现像蒋经国或者戈尔巴乔夫这种敢于推翻的专制制度的人，那种方式就是自动的通过党内内部的斗争走向民主,我认为不可能,所以必须借助外力，一定要来自外力的干预。 林小龙：但是我的了解的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集体,它现在是一个集体在执行这个专 政,并不是一个人。如果就是把这个人,就是把一个总统,或者把习近平这个抓了以后,但依然不会影响这种专制体制,不会走到您说的那个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 我今天写的文章就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让一个领导人先走,根本不能动摇它整个管理体制的那种运行方式,就是说如果是川普总统这次把哈梅内伊杀死了,但是没有把革命卫队所有的管理层消灭的话,那没有用的,他换成他儿子就行了,他儿子还有什么弟弟啊,哥哥啊,甚至还有孙子啊。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让领导人先走,而是要让领导层全走,让整个管理体制全部消灭,才能够让老百姓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政府。但是呢,在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先用了你原来的人,但是你原来那些人如果不是按照美国那种操作方式操作的话,美国照样把你清除掉。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就是用委内瑞拉原来政府里面的一些人进行临时的操作,目的是为了过渡到最后多党竞选,这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的现在临时政府是为了多党竞选做准备。 林小龙: 也就是说你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多党竞选这条路，就必须依赖外部的力量干预。 郭泉: 对,就是只有外力,只有外力,否则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千万党员,你去掉哪一个,那么 还有其他人,就会继续上台专政。 林小龙: 那您认为普通的老百姓如何参与这样的一个进程,如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在推动中国民主这个事情上去呢? 郭泉先生: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一样嘛,接受你们的采访嘛,和你们在海外的朋友们做朋友嘛,然后写文章,多介绍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让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制度,能让中国人知道。然后也要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做的事情,让海外的人知道。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新的政府要使用人的话,它当然要使用符合新的运行体制的人,不能使用原来的人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将来肯定是新社会要使用的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新社会使用的力量,那么现在就要露出你的光芒，要准备好。 林小龙: 您認為這個進程會很快吗? 郭泉先生: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快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下滑,老百姓的生活很显然没有前几年好了。中国跟克林顿当时搞这个经济捆绑，那个时候经济非常好,现在基本上脱钩,断 链差不多了。经济非常不好,这就是一种内在的因素,就是说老百姓希望生活。然后,另外中国有一种这个扩张的这种意图,这种意图跟美国是冲突的,所以说必然未来中美冲突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会发生。 从经济战发生到外交战,最后还是能发生成热战的。只要一旦热战爆发,那么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看中国攻台,中国打台湾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人开玩笑,我想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么中国就会永远这样,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办法改变中国。那么,但是中国如果攻打台湾,那么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破局。比如说其他国家就会美日澳就会联合起来帮助台湾。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中国永远跟国际社会不会战斗,那不会战斗,那它永远能执政。所以说如果中国不发声攻台,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没有办法。中国老百姓可以讲,14亿人,14亿没有枪的人根本打不过10万有枪的。 林小龙: 对1989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郭泉先生：对呀,所以那个伊朗9000万人根本打不过10万革命卫队,根本打不过。所 说,美国必须帮伊朗人民。如果美国不帮伊朗人民,伊朗永远永远被这个伊朗邪恶政权统治。 林小龙: 在您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关点后，您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什么样具体事件？因为您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压力嘛,包括被逮捕，判刑过程中。 郭泉先生: 我最深刻的,就是总是社会上有很多人理解我。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开心,也是最让人鼓舞的地方。如果我做这个事,很多人不能理解,社会上人不能理解,那么我就觉得我做错了。如果是一部分人不理解,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理解,多党竞选就是有人赞同你,有人支持你,要有人反对你,对吧，有人反对你,有人支持你,那我现在,我总是能发现有人支持我,这就够了。包括很多朋友,在我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看我文章,看我一篇文章,打賞一元钱。錢雖然不多,但是就這樣子,也能夠讓我生存了,所以非常開心。 林小龙: 这个也是您持续这样做自己的一个观点,去形成一个动力。对,只要有人支持你,这就是动力,...

文｜林小龙采访：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资料整理：林小龙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陈西，基督徒，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自1980年代起，他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发表政论文章一百七十余篇，著有五十万字《绿色文化工具书》。因坚持民主理念，他三次入狱，累计服刑二十三年。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教师的他，被当局“选定”为贵州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在国家机器的指认下，他从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承担者——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的民主进程紧密绑定。从此，牢狱、伤痕与打压成为常态，但“做一个反者、做一个公民”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上期采访回顾了他的人生转折与苦难经历，也呈现了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通过制度约束驯化权力，而非制造新的权力循环。他寄望年轻一代延续反对派传统，记录历史，推动自由、民主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然而，出狱后的陈西并未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他原本应像普通退休教师一样，安稳地回归生活，却发现自己过去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体系被当局系统性剥夺。尽管家人为他多年缴纳了社保，地方社保部门却以判刑期间不计入缴费年限为由，粗暴地取消了他本应享有的养老金，将一个本该安享晚年的公民逼入长期的不确定与困顿之中。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异议人士群体中并非孤例：无数因为坚持信念、追求自由的人，即便服完刑期，依然被剥夺退休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昔日为推动宪政民主、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精力与付出，被赤裸裸地否定和掠夺。 对陈西而言，这种制度性的“延续惩罚”无疑暴露了中共权力的冷酷与无情：惩罚从未在庭审结束后止步，极权通过行政、司法、社会机制层层加码，持续重新界定他的身份与权利，使他无法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轨迹。在独裁极权下没有公正、没有救济，只有一套精心设计、永不停息的权力机器——专门针对那些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人而运转。 每一次被取消的养老金，每一次行政阻碍，都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中共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 林：您从出狱之后，共产党对你的养老金是如何处理的？ 陈：我出狱之后，我对社保局、军人事务部进行了投诉，我家里人给我交了社保，但是社保局说我坐牢十年，给我取消了，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一种契约的不履行，更是一种落井下石。我已经受到了惩罚，共产党的这种行为是跟法律相抵触的，完全就是以地方的行政法规去处罚我。之前我是贵州省贵阳学院的教师，1989年因“64”事件被学校开除。 林：当社保部门告诉你取消你的社保待遇的时候，有没有提供书面解释和法律依据？ 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是以贵州省的行政法规给我解释的，我认为这跟法律不相符，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因为我坐牢，我退伍军人的待遇可以取消，但是我坐牢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的正常待遇不应当给我取消。 林：您是否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陈：我进行了行政复议，从社区到观山湖区到贵阳市政府，他们是这样答复我的“根据贵州省的行政法规，坐牢期间的缴费不应当计算在内”。地方性法律法规与法律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我在我的投诉状中给到了建议，法律的处罚是有边界的，但是你们对我的处罚是没有边界的，你们可以剥夺我退伍军人的优待，曾经我作为一名军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你们对我的处罚无异于“无期徒刑”。 林：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保状态，那么现在你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陈：如果按照正常工龄来计算，那么我可以领到5~6千，社保局有二十年的工龄没有给我算，加上五年的军龄一共是二十五年，家人给我交了十八年的社保，一共是四十三年。 林：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单纯的行政行为还是一个政治惩罚的延续？ 陈：这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没有进入法治国家的理念，而是阶级斗争，还是旧理念的模式，遇到“敌人”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姑息。 林：您去反应你的情况的时候是否有工作人员暗示过您的情况跟别人的不一样？ 陈：没有暗示过我，社保是我的家人给我交的，但是处罚我的法规文件是不给我看的，除非我同意他们的处罚，都是暗箱操作。导致这种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马列主义”时期，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随时都要求“意识形态”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党治”国家，全由共产党统治。 林：据您了解像跟您一样的所谓的“政治犯”是否遭到同样的遭遇？ 陈：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党治”的受害者。 林：现在您没有养老金，那么您的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陈：主要是来源于我的家人。 林：那么您现在住房、医疗开销压力大吗？ 陈：压力肯定大，现在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物价还高。现在当地公安、政法委四十多个人轮班看守我，“疫情”早就过去了，但是“红袖章”还在我居住的这里，每年他们统计过花在我身上的慰问费是200万元，共产党的维稳经费是很高昂的，管理国家的经费是全球最多的，这就是专家学者已经公布的。五年前我出狱的时候，当时公安局的某位大队长曾经用一千万让我“息事宁人”，但是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不是为金钱而活，你们把我这种精神看得太渺小了。早期贵州另外两位民运人士就是这样处理的，改革开放初期每人给了五十万让他们放弃民运。 采访并非发生在同一空间。记者身在海外，陈西本人仍在中国，交流只能通过远程方式断续进行。但正是在这种被时间、地域与审查层层隔开的状态下，一个个细节得以被反复确认、拼接与记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清晰的表达。惩罚可以剥夺自由、切断收入，却始终无法彻底消除一个人对尊严、法治与自由的坚持。这，或许正是陈西至今仍被严密“看守”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出狱”并不意味着惩罚的结束。对一些人而言，它只是另一种长期惩罚的开始。贵州民运人士陈西，正是这样一位始终被制度持续追逐的人。 当制度以无边界的权力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公民的责任不仅是自保，更是守护普遍的法治原则与社会正义。 陈西选择的不仅是生存，更是长期的社会实践：通过记录历史、捍卫自由、批判权力。 他试图为极权社会留下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制度的野兽面前，公民的理性与良知可以成为驯化力量。 Chen Xi: A Life Punished, Yet a Faith Unextinguished Interview: Lin Xiaolong Editor: Zhang Zhijun Respon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