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 记者：沈美花    贾嘉 摘要：朱虞夫亲历文革、杭州民主墙、八九民运及中国民主党筹建，三次入狱、历经十六年牢狱。晚年回忆往事，只为留下民运历史，让后人铭记那些为民主付出代价的人。 人物简介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长期参与者，中国民主党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在野党》创办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朱虞夫便参与杭州地区的民主运动。他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冻、参与杭州民主墙的创建活动，1998年6月又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和发展。此后数十年间，他因政治活动多次受到监控、拘押和判刑，三次入狱，坐牢十六年多。 朱虞夫的人生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运动的发展紧密交织。 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尤其重视保存历史。他希望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以及身边曾经参与民主运动的人记录下来，使后来的人能够知道，在那些已经逐渐远去的年代里，究竟有哪些人曾经站出来，他们做过什么，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觉醒 朱虞夫的政治意识，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小学未毕业，因为运动停课，他参加了当年高中毕业生朋友的“读书会”，开始了人生思索。文革最黑暗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他曾在民国总统府任职的父亲被迫害自杀，使他更深层次的看清中共暴政的本质。 1971年朱虞夫以“可教子女”身份，“上山下乡”从事最繁重的农业劳动，他大量阅读、广泛交友，保持冷静观察、独立思考能力。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开始平反海量的冤错假案，提倡解放思想，朱虞夫待机而动，投身于社会活动。 那个年代，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迫害甚至死亡，他们的家属开始要求平反和恢复名誉。 朱虞夫回忆，当时杭州市政府附近的墙壁上曾贴满各种大字报。 有些家庭的亲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整死；有些人因为政治问题蒙受多年冤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终于开始公开申诉，希望政府还他们一个公道。 这些景象给年轻时期的朱虞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逐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某几个家庭的个人悲剧，而与整个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方式有关。 这也成为他后来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真正反思文化大革命，不能清算造成政治灾难的制度性原因，那么类似的悲剧仍然可能重新发生。 他致力于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  二、美国之音与外部世界 在那个信息高度封闭的年代，海外广播成为一些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 朱虞夫回忆，他和身边的一些朋友长期收听美国之音等海外广播。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收听所谓“敌台”本身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但仍然有人冒险偷偷收听。 到了1978年至1979年前后，中国政治环境开始出现变化。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各地民间刊物、民主活动的消息，也通过海外广播逐渐传到杭州。 朱虞夫和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 北京发生了什么？ 海外媒体今天又报道了什么？ 中国究竟应该走向哪里？ 这些信息使他们非常振奋。 他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在北京已经有人公开讨论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问题。 于是，一个想法开始形成： 既然北京可以出现民主墙，杭州为什么不可以？  三、杭州民主墙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前后，朱虞夫和朋友们开始尝试在杭州张贴大字报。 最初大家非常谨慎。 一篇大字报稿子写好以后，几个人会坐在一起反复研究，检查里面哪些字可能“惹祸”，哪些句子可能成为公安追究的依据。作为“安全模式”，在大字报中把矛头对着老百姓，《国民性一瞥、二瞥、三瞥》等等。 朱虞夫却觉得，这样的文章过于谨慎。中国老百姓的蒙昧是专制暴政的“愚民政策”造成的，我们争取民主的锋芒所向应该是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 他回忆，有一次朋友们把稿件交给他抄写。他一边抄，一边觉得原来的文字“不温不火”，于是干脆不完全按照原稿，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组织语言。 结果，这批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第二天，他们回到现场，看见墙前聚集了很多人。 有人认真阅读，有人议论，还有人拿出钢笔、圆珠笔，在大字报后面写下自己的感叹和感想。 朋友们感到非常紧张。 回去以后，大家责怪朱虞夫： 原来的文章没有写得这么激烈，你为什么自己加了这么多话？你这样做，会把大家给害了！ 朱虞夫接受了大家的批评，但这件事情也使他更加确信： 只要有人敢把普通人心里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公开写出来，就会有人回应。 他每天都一定要去民主墙看看：有没有新的大字报出现；自己写的大字报上有没有别人的留言，通过留言他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有时候即使到了深夜，他也会过去转一圈，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深夜，他在民主墙附近结识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新朋友。 他说，那种每天一定要去民主墙转转的感觉甚至“像去看情人一样”，一天不去看看，心里就不踏实。  四、从大字报想到印刷传播 一次，朱虞夫在民主墙附近看到有人正在抄写大字报。 他认识这个人，一个杭州郊区的青年农民。朱虞夫早几年经常拿着相机去郊区农村访“三老”：老地主、老反革命、老右派。这个青年人曾是他的向导。 交谈以后才知道，他是受村里一名老右派的委托，来抄录这些文章的。因为那位老人自己不敢到现场，担心被公安发现，只能请别人代为抄写。 这件事情给朱虞夫一个启发： 既然有人需要一字一句抄写，为什么不能把大字报印刷出来？ 如果印成小册子或者传单，不仅方便携带，也更容易传播。 他立即赶去找朋友商量。 但朋友们非常紧张。 他们认为，公安恨不得把墙上的大字报铲下来作为证据，如果印刷成册子，就等于给公安提供了“物证”。 这反映了当时民主墙参与者面对的危险和每个人的真实困境： 一方面，他们希望扩大民主思想的传播； 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清楚，这种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五、《四·五 》月刊 因为不计后果的“危险创意”，忍无可忍的朋友们把朱虞夫踢出了朋友圈。 朱虞夫像“丧家之犬”般踌躇徘徊在民主墙下。突然他眼睛一亮，民主墙上贴出了一长溜油印的刊物：《四·五 》。 那是1976年清明由一群干部子弟结集印刷，借悼念周恩来，控诉“四人帮”的诗集，当年朱虞夫曾去信与他们联络，为首的是某公安局局长的儿子，笔名“边齐”，由于父辈在文革中备受凌辱，他们起来抗争，并遭到弹压。时过境迁，刊物前观者寥寥。 朱虞夫正准备离去，有一个人叫住了他。告诉他，晚上六点半，“边齐”要在西湖边的一公园见他。 见面后“边齐”说，由于他在杭大政治系读书，他想把《四·五 》杂志交给他操办，同时转给朱虞夫的有他智囊团的朋友们和印刷器材。 接手后朱虞夫立即把一段时间来结识的民主墙活跃分子拉进杂志社，沿用旧名，出版了杭州民主墙的第一份民刊。 一炮打响，大家歆羡不已。紧接着另一批以方醒华、王东海为首的朋友出刊了《浙江潮》，前不久朱虞夫离开的那些朋友们也出刊了《沉钟》。有一批文艺界子弟刘志群、胡天马、卓刚来参加《四·五 》，朱虞夫考虑到政治的残酷性，不希望小年轻涉险，建议他们自己出刊中性一些的刊物，他们就出刊了《萤火虫》。一时间杭州民主墙风起云涌，蔚成气候。 六、“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 198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兴起时，朱虞夫在杭州江干区房管局担任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区总工会给各个工会的任务是，让大家都悄悄把参与运动的人取证下来，以后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北京还没有戒严，但是中共已经在布局秋后算账了。 朱虞夫私下在晚上与几位朋友去武林广场看望学生，当时学生比较幼稚，很警惕社会人士进入他们的地盘，他还是背着摄像机去拍了一些镜头，还与陈维健一起给学生捐款。与其他朋友一起组织了声援游行。 5月18日，朱虞夫太太生日，他陪去西湖边拍录像。途中遇到他大学同学新闻单位组织的游行，他停下来拍了录像，第二天在工会办公室放给同事看。“六四”后被举报。江干区公安分局将他以“参与动乱”的罪名“收容审查”，因为他播放是在北京戒严之前，关押二十七天后释放了。单位为政治正确撤除了朱虞夫的工会领导职务，下放基层。 朱虞夫曾在《八九那一年》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次事件，当年网上的文章已经找不到了。  七、筹建中国民主党 进入1990年代以后，朱虞夫的政治参与逐渐从民主墙时期的思想表达，转向更加明确的组织活动。 1998年2月，王炳章从海外悄悄回国，四处点火，号召大家组党，国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太危险，没有人响应，但是朱虞夫却认为应该冲击党禁。 四月王东海询问朱虞夫对组党的看法，他滔滔不绝地说值得一试。 五月王有才参加北大一百周年被有关部门拦回杭州，他综合多方信息，准备筹组中国民主党。 六月，中国民主党在浙江杭州开始筹组，由祝正明起名“中国民主党”并撰写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 朱虞夫回忆，1998年6月25日下午一点，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前往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注册材料。 朱虞夫回忆，当天为他们送行的只有他一人，那天在王东海家楼下东太平巷与他们三人一一握别的情景历历在目。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进去以后还能不能平安回来，那次告别带有一种悲壮意味。 至今朱虞夫清楚记得王有才临别前的嘱托，如果他们回不来了，他就想办法营救，并把中国民主党的事情接下去做。 整个下午朱虞夫一直牵挂着他们的安危，不断给王东海打电话，一直没打通。 五点多，朱虞夫终于联系上王东海，得知三个人已经平安回家，材料也被有关部门收下，对方表示需要“研究”。 但是第二天，王有才即被当地派出所叫去问话。 公安开始询问： 为什么成立中国民主党，有哪些人参加? 为什么成立这个组织？ 中国民主党的活动由此迅速进入公安机关的视线。 但是他们逐级上报，最终遭到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否定。也许是投鼠忌器，怕影响了蜜月期的中美关系。也许是文革中那么多的冤错假案为人诟病，当时监狱里已经七八年没有关押政治犯了。王有才至今感念李泽民，将李泽民列为中国民主党组党重要人物。江泽民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同时，严厉指斥李泽民（见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并撤了他的浙江省委书记。  八、中国民主党的两个不同做派 对于中国民主党究竟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政党，参与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根据朱虞夫的回忆，王有才构思的中国民主党相对温和和具有一定成员门槛的政党模式，“别说政党，就是单位招聘也有门坎”，怎么阿狗阿猫随便都能加入呢？ 而朱虞夫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后来形容： 王有才想做的是“阳春白雪”，而自己做的是“草根政治”“街头政治”。 朱虞夫说，由于注册回家后，王有才立即被西湖政保带到翠苑派出所调查，并随即被软禁起来，他已经无法开展党务工作。 而海外以王炳章为首的民运人士非常关注国内的组党活动。他几乎每天都给朱虞夫打电话，催促朱虞夫趁热打铁，在克林顿回国前把中国民主党做大做强。“到街路上去，见一个发展一个，要形成势，这样你们就不会被轻易扑灭了”。 但是国内当时的形势是，根本没人关心政治，大家都忙着赚钱。朱虞夫形单影只，就是去散发传单，也没有人陪他去，他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人拿着《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去街路上散发。果不其然，他在散发传单时被便衣警察抓捕了。 公安局逐级上报，没有人拍板，只好在“留置”48小时后释放了他。他是王有才之后第二个因为中国民主党被抓的人。 回家后朱虞夫深感孤掌难鸣，朱虞夫看来，如果民主党只是少数知识分子讨论政治的平台，就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民主运动。 普通工人、农民、失业者、小商贩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只要认同民主理念，都应该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因此，他更加重视街头传播和基层发展。于是他开始物色人才，他先找的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友王荣清，王荣清处事圆滑，是个商业人才，很会出点子，但是他也与政保保持着来往，时不时会“喂点料”，同时也把对方的意图告诉这边，这是他的“安全模式”。这时，有二位王有才的老部属祝正明和吴义龙也来找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了雏形，我又去找了住我附近的毛庆祥，他一口答应加入，最后请来了民主墙时期的李锡安，六个人撑起了一场台面，朱虞夫说。 这也使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活动方式与最初注册时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完全改变了王有才的初衷，使王有才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朱虞夫强调，在他看来，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不能简单写成“某三个人注册了一个党”。 注册固然重要，但一个政党真正形成，需要后来许多人不断组织、传播、发展成员并为此承担政治风险。 朱虞夫调侃：是他“篡党夺权”，自作主张走了另一条路线才形成了后来的局面。  九、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 为了扩大影响，朱虞夫开始亲自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等材料。 他回忆，那天他带着一叠宣言来到杭州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 他把摩托车停在附近，然后开始向路人发放。 不分年龄，也不特别挑选对象。 手中的材料发完要离开时，一名年轻男子突然站在他的车前，对他说： “你不要走。” 朱虞夫第一反应就是： 这人是公安便衣，自己将失去自由。 他立即拿起路边摊位上的电话给王东海打电话。 他说自己正在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现在已经被便衣控制，马上要被带去公安局。 他唯一拜托王东海的事情，是晚饭时去告诉自己的妻子：今天不要等我回家吃饭了。随后，他被带走并受到拘押。 这是1998年6月30日，王东海将朱虞夫被抓的消息告诉了“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的卢四清，卢四清编发了新闻稿，第二天是香港“回归”一周年纪念日，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播发了这则消息，这可以说是为香港的未来吹的第一次哨声。 这也是第一次中国民主党的公开活动。  十、来金彪事件 朱虞夫的回忆中，还有一个他认为值得留下姓名的人——来金彪。 来金彪是杭州人，多年以后他逃来了旧金山。朱虞夫回忆，在杭州早期民主活动中，来金彪是杭州市民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的代表。 当时，中国民主活动的消息经过美国之音传播以后，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公园等地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那里经常聚集着大量的退休老人。 大家坐在树林间交流着各种时事新闻，他们特别关心杭州本地的中国民主党活动。 来金彪经常在那里公开演讲，评论中国民主党建立的意义并给大家讲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由于他说普通话，有人误以为他是“北京来的学生”，于是有密探向派出所报告。 据朱虞夫回忆，政保人员随后来到现场，在附近观察，他们判断这个人是一条北京来的“大鱼”，特意由区政保科长和副科长出手抓捕。等来金彪结束演讲离开以后，两名政保科长将他带走送往派出所。 现场有人目睹了这一过程，随后赶去通知朱虞夫。 朱虞夫得知以后，立即带着一台小收音机赶到派出所。 因为过去工作关系，他与当地一些工作人员比较熟悉，因此得以在附近等待。 到了美国之音播出时间，他打开收音机。 当天的新闻中，第一条就是来金彪被抓走的消息。 朱虞夫后来回忆，这一刻给他的感受非常深： 一个普通人在杭州街头因为公开表达政治意见被带走，但很快，全世界就可能通过广播知道他的名字。 这使他越来越认识到： 公开表达本身，就是打破信息封锁的一种方式。也给被捕者带来极大的慰藉。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Lest the Annals of History Turn to Ashes — Zhu Yufu’s Reminiscen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Reporters:...

——访《在野党》杂志副总编辑冯仍 采访记者：贾嘉 在中国民主运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中，有些人站在聚光灯下，有些人则选择默默承担那些并不引人注目的工作：整理资料、编辑文字、校对史料、采访亲历者，将一个个容易被遗忘的名字、一段段可能湮没的历史重新记录下来。 冯仍，现任《在野党》杂志副总编辑。从主动加入编辑团队，到承担校对工作，再到进入编辑部、担任轮值总编辑，他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从最初“希望能够帮一点忙”，逐渐变成了一份希望长期坚持下去的责任。 对于为什么加入中国民主党、为什么投身《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以及如何看待一本海外民主刊物的使命和未来，冯仍有着自己的思考。 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一个关键词——真实。 “我们可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事实必须真实。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批评，才真正有力量。” 从个人思考到走进中国民主党 谈及自己与中国民主党的渊源，冯仍表示，自己真正开始接触中国民主党，是在来到美国之后。 在中国生活期间，他一直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也曾因为公开表达个人意见而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压。 来到美国后，他开始接触更多民主人士，并参加与民主、人权相关的活动。 随着接触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最终仍然指向制度问题。 “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很多问题最终还是制度问题。”冯仍说。 基于这样的认识，2024年10月17日，他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希望能够真正参与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进程。 对他而言，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身份选择，而是个人长期思考之后作出的行动。 从主动自荐到参与《在野党》复刊 冯仍参与《在野党》杂志，也有着一段颇为直接的经历。 2025年6月11日，他主动向朱虞夫先生自荐，希望能够加入《在野党》编辑团队。当时，杂志正处于复刊后的发展阶段，他也恰好参与了第12期杂志的编辑工作 最初，冯仍主要负责编辑和校对工作。随着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他后来开始负责校对部门，并进入编辑部。从第26期开始，他担任《在野党》轮值总编辑。 从最初“帮一点忙”的想法，到后来逐渐承担更多责任，冯仍对这份工作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刚开始只是觉得自己能够帮一点忙，但做久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这本杂志最大的意义，就是把很多容易被遗忘的人、事件和声音保存下来。” 这也是他希望将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 一本杂志或许无法立刻改变现实，但它可以留下记录。 而对于一个经历过政治压制、社会变迁和无数个人命运起伏的时代而言，记录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责任。 《在野党》最需要传承的精神：不沉默 《在野党》创刊于1998年，与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 在冯仍看来，今天重新复刊《在野党》，最需要传承的精神，首先就是——不沉默。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本身就是在一个非常压抑的环境中，公开表达不同政治主张。” 而今天重新复刊《在野党》，在他看来，也不仅仅意味着恢复一本杂志。 “更重要的是继续坚持民主、自由表达和独立思考。” 不过，冯仍特别强调，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事实。 “我们可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事实必须真实。只有建立在事实上的批评，才真正有力量。” 对于一份具有政治立场的媒体而言，如何在价值立场与新闻真实性之间保持原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冯仍认为，立场可以鲜明，但不能以牺牲事实为代价。 因为只有真实，才能使记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记录真实，是《在野党》的核心使命 如果用几句话概括《在野党》的办刊宗旨，冯仍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记录真实、坚持民主、关注人权、保存历史、传播思想。 在这几个关键词中，他最为看重的仍然是“真实”。 《在野党》希望关注和记录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关注政治犯、人权问题、宗教自由、司法不公，以及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冯仍特别希望，《在野党》不仅仅成为海外人士讨论中国问题的平台，也能够让更多来自中国国内的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真实的故事。 “别人可以写很多评论，但真正亲历者的声音，是很难替代的。” 因此，在内容选择方面，他越来越重视第一手资料和亲历者的讲述。 无论是政治犯家属、人权人士、宗教人士、民主人士，还是普通中国人，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都可能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材料。 “这些内容非常有价值。” 在冯仍看来，评论可以提供观点，而亲历者的讲述则能够保存一个时代最直接的记忆。 一本杂志，如何建立自己的真实标准？ 对于涉及历史事件和重要新闻的内容，真实性如何保证？ 冯仍认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只依靠单一来源。 “有原始文件，就尽量寻找原始文件；能够联系当事人，就尽量向当事人核实；新闻事件则尽量通过多个来源进行交叉确认。” 除此之外，采访录音、文字记录以及相关资料，也应该尽可能完整保存。 如果一件事情暂时无法得到完全确认，也不应该为了追求新闻效果而将未经证实的信息直接写成既定事实。 “我们应该告诉读者，我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而不能把未经证实的信息直接写成事实。” 对于一家希望长期存在的媒体来说，这样的原则或许并不惊人，却至关重要。 因为新闻可能很快被遗忘，但记录会留下来。 而今天的报道，也可能成为未来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个人热情走向制度化运作 目前，《在野党》杂志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组织架构，包括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轮值总编辑，以及编辑、采访、校对、美编、翻译和宣传等不同部门。 一篇稿件从进入杂志社开始，大致需要经过收稿、编辑、校对、美编排版，最终出版和发布等多个环节。 在冯仍看来，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进一步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 “谁编辑、谁校对、谁审核、谁推广，都应该清楚。只有这样，杂志才能长期稳定运行。” 这也反映出他对于《在野党》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判断：一家媒体不能永远仅仅依靠个人热情维持。 目前，杂志面临的现实困难之一，就是许多参与者都是义务工作者。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能够投入杂志的时间有限，专业人才也相对不足。 与此同时，稳定的稿源和宣传推广，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因此，冯仍希望推动《在野党》逐渐从主要依靠个人热情，走向更加稳定的制度化运作。 “未来也希望有更多专业记者、编辑、翻译、新媒体和国际传播方面的人才加入。” 不只是一个人的声音，也不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刊物 对于《在野党》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定位，冯仍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期待。 “我希望《在野党》不要只成为某一个人的声音，也不要成为某一个小圈子的刊物。” 《在野党》有着中国民主党的历史背景，也有明确的价值立场，但在冯仍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成为一个封闭的平台。 相反，他希望《在野党》能够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平台。 它可以传播民主思想，记录中国民主运动，也可以关注和记录中国社会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做的不只是一本杂志，也是在给未来保存历史资料。” 这句话或许也揭示了《在野党》存在的另一层意义。 许多当下看似普通的采访、文章和个人经历，在时间的沉淀之后，都可能成为理解一个时代的重要线索。 而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人，也许会因为一次采访、一篇文章而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声音。 从中文杂志走向国际传播 谈及《在野党》的未来，冯仍认为，现阶段它仍然主要是一份中文杂志。 但从长期发展来看，他希望《在野党》能够逐渐走出海外中文圈，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主、人权媒体平台。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标准。 英文翻译、事实核查、资料引用、图片版权和专业编辑，都需要逐步建立更加严格的规范。 但在冯仍看来，国际传播并不只是简单地把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再发布到网站上。 真正的国际化，需要主动走出去。 “我们不能只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放到网站上，而是要主动把有价值的内容传播给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学者和研究机构。” 未来，他希望《在野党》不仅能够成为海外华人关注中国问题的一个窗口，也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民主、人权与社会现实的参考平台。 “我希望未来有一天，别人研究中国民主、人权和社会问题的时候，也会把《在野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来源。” 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也是一项需要时间积累的工作。 但对于一本希望记录历史的杂志而言，或许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短时间内获得多少关注，而是在时间的洪流中，能够留下多少真实的声音。 结语：不沉默，也不遗忘 从加入中国民主党，到主动加入《在野党》编辑团队；从最初参与编辑和校对，到承担更多编辑工作，冯仍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个人身份和职务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记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真实、第一手资料、历史保存以及制度化运作。 这或许也是一位媒体工作者最朴素的坚持：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不能放弃对事实的尊重；可以面对现实的困难，但不能因此停止记录。 “不沉默”，是《在野党》希望传承的精神。 而“不遗忘”，或许正是记录者的另一种责任。 那些曾经被压制的声音，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物，那些正在发生或已经远去的事件，都需要有人去倾听、去整理、去保存。 一本杂志能够走多远，也许取决于很多现实条件。 但只要仍然有人愿意记录，有人愿意说出真相，有人愿意为那些可能被历史遗忘的声音留下位置，那么，这份坚持本身，就已经具有意义。 编辑：韩立华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Not Being Silent Is a Choice — An Interview with Feng Reng,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Interviewer:...

——从一个普通人的社会感受，到义无反顾走上民主之路  记者：贾嘉   沈美花    访谈人物：陈树庆访谈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著名人士、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副主席，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视频采访开始时，镜头中的陈树庆老师精神状态良好。  谈起现在的生活，他显得平静而乐观：  “现在生活状态还可以，身体也好。有时候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锻炼身体。”  很难想象，这位如今谈笑从容的人，曾因追求民主与自由而多次遭遇政治迫害，并在监狱中度过漫长岁月。  从普通家庭走出来，到逐渐形成民主思想；从相信社会可以在现有体制下逐步改善，到最终认识到民主必须由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决定——陈树庆的人生轨迹，是一代中国民主人士思想成长和现实选择的一个缩影。  而这一切，并非始于某一个瞬间。  “民主思想不是哪一件事情突然改变的，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一、民主思想并非突然形成，而是在生活中逐渐积累  贾嘉：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民主思想的？有没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改变了您的人生？  陈树庆说，他对民主、自由以及社会公平的认识，并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个思想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点一滴地进步、积累起来。不是哪一件事情突然完全改变了我。当然，也有几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他说，自己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从小就能够感受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公平。  “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也能看到老百姓的苦难，还有一些官僚主义、打官腔等现象。”  这些生活中的观察，让他从很早开始便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愿望。  “发自内心地希望中国、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公平，希望老百姓能够真正享受到民主。”  但是，在早期，这种想法还并不明确，也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政治理念。  二、“六·四”让他重新认识共产党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在陈树庆看来，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自己思想成长过程中影响极为深刻的一件事情。  在此之前，他并非完全否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以前甚至认为，自由、民主这些思想，和共产党表面上的宣传也是一致的。我们也曾经认为，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改善党的领导，中国也能够逐渐走向民主。”  然而，“六·四”事件改变了他的看法。  “八九年以后，我开始看清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可以把这个政权当成自己的私产。”  这种认识，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  “我以前认为，也许可以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领导下逐渐实现民主。但后来，这种想法彻底改变了。”  陈树庆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坚定的信念：  “如果中国要真正实现民主，绝对不能依靠某一个集团，包括执政党。应该是全体人民都拥有真正的、不可剥夺的、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权。”  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三、知道道路艰难，但仍然决定“尽力而为”  当然，思想上的觉醒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道路会变得轻松。  陈树庆非常清楚，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了推动民主化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共产党从建政以来，一直垄断着全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资源。我们要真正实现民主，当然知道这个过程会非常艰难。”  但是，他认为，困难并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  “既然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么不管有多少困难，就看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尽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也成为他此后人生选择的真实写照。  四、从提供帮助到亲自站出来  谈到2006年前后的经历，陈树庆回忆起当时与一些民主人士共同活动的过程。  那时，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识，并开始接触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  最初，陈树庆并没有计划成为主要的组织者。  “那时候我的生意还比较好。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都是一些积极、有理想的人，我也愿意尽一些绵薄之力。”  然而，随着当局不断打压，许多参与者相继被抓捕、判刑，原本参与相关活动的人越来越少。  “后来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进行打压。朱虞夫等很多朋友都被抓进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站到前面。  陈树庆说，当时其他朋友并不需要他的金钱或者其他物质支持。  “他们需要的不是我的钱，也不是其他东西，只是需要我这个人出来做工作。”  于是，他开始参与《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 然而，很快便遭到了当局的打压。 五、第一次被关押4个多月  由于参与编辑民主党党刊《在野党》，陈树庆遭到警方调查。  当局要求他交代刊物的印刷地点以及稿件来源。  对此，他明确拒绝。  weie “他们问我在哪里印刷，稿源是哪里来的。我拒绝回答。”  陈树庆认为，如果民主人士向警方提供其他参与者的信息，就等于帮助当局继续进行打压。  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自己的态度：  “我说，这就像带着日本鬼子去扫荡一样。作为民主党人，怎么能带着警察去印刷的地方，或者告诉他们其他人的情况？”  由于拒绝配合调查，他被关押了4个多月。  最终，当局要求他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继续编辑出版《在野党》杂志。  陈树庆表示，当时刊物已经遭到破坏，即使自己想继续，也很难恢复原来的工作。  因此，在经历4个多月的关押之后，他获得释放。  但是，这次经历并没有让他放弃。  恰恰相反，它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未来可能面对什么。  六、明知可能坐牢，为什么仍然坚持？  在第一次遭遇关押之后，陈树庆已经非常清楚，继续走下去意味着什么。  “我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已经被判刑了。我知道，如果继续做下去，我可能也会和他们一样，受到政治迫害，甚至坐牢。”  但是，他认为，追求民主与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从横向来看世界各国，从纵向来看历史，没有哪个国家实现民主、走向进步的过程中，不需要有人付出代价。”  在陈树庆看来，历史上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有人承担风险，甚至付出生命。  他提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  “比如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身边的那些革命者，很多人明明知道可能会失败，也知道可能会失去生命，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付出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  “我只是愿意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保障自己的同胞能够拥有基本的人权做一点事情。如果因此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我认为也是理所应当的。”  面对记者流露的敬佩之情，陈树庆反而显得十分谦逊。  “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更大，做的工作也比我更多。”  也许正是这种朴素的信念，让一个原本拥有稳定生活的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而这条道路，也最终将他带入两次，总共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岁月。 面对着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残酷镇压，陈树庆这样的浙江勇士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选择的不是自保，不是激流勇退，而是坦然承受十几年的牢狱之灾，通过访谈记者深深被这些勇士们所感动。   下篇预告：  《陈树庆：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他经历了什么？  面对监狱所谓的“思想改造”，他为什么说：“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们改造，我自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把我打死也不会改变。”  在漫长的铁窗岁月中，是什么支撑着他坚持下来？  下篇将继续讲述陈树庆的故事，以及一位民主人士如何在漫长岁月中坚守自己的信念。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Chen Shuqing: Democracy Is Not a Belief That Arrives Suddenly, but a Choice...

——专访中国维权人士吕耿松 访谈时间：2026年8月22日 记者：贾嘉 沈美花 访谈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吕耿松，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席。195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曾任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因为“8964”而辞职。他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腐败以及普通民众的权益维护。2007年，吕耿松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1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继续从事中国民主党活动。2014年，吕耿松再次被捕。2016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吕耿松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图片：吕耿松领导下的浙江中国民主党团队） 2025年，吕耿松刑满获释。两次入狱、十余年的牢狱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信念。如今的吕耿松依然关注中国社会、人权与民主问题，也愿意与年轻一代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这次访谈中，我们试图从他的个人经历出发，了解一个曾经身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走上维权之路；了解两次入狱和漫长监禁给他带来了什么；也试图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经历十多年牢狱之后，为什么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祝正明 吕耿松 徐光） 2025年，曾两度入狱的中国维权人士、独立撰稿人吕耿松刑满回到家中。从第一次被捕，到第二次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他的人生经历了漫长的牢狱岁月。出狱后的吕耿松，依然保持着一种令人意外的平静和乐观。今天我们连线上吕老师，面对两位年轻后辈，他谈起了自己为什么走上维权道路、1989年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两次入狱，以及十多年监禁期间最难忘的经历。网络信号被严重干扰，不断中断，手机也因为长时间通话而发热，但谈话仍然继续。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放弃最初的信念。 一、从农村走出来：看到别人受苦，就想去帮助无助者 谈起自己为什么会走上维权道路，吕耿松首先提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他说：“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村的生活经历，让他很早就接触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困难。 他说，自己最初帮助别人，并没有特别复杂的目的。 “我看着老百姓有苦难，我就想去帮助他们。” 从帮助个体，到接触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和普通民众，他逐渐发现，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背后，还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图片：吕耿松在维权群体里深孚众望） 二、1989年：人生思想发生重要转变 吕耿松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但1989年的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回忆当年的情况，他说，自己曾经到街上、大学校园以及相关活动现场，听年轻人和学生们讲话，亲眼观察当时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身处体制内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当被问到1989年之后自己的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化，他的回答很明确。 那段经历让他开始更加关注民主、社会公正以及普通人的权利。 此后，他逐渐从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走向独立写作和帮助民众维权。 三、“别人来找我，我就不得不帮” 在长期从事维权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到吕耿松。 他说：“我愿意帮助人家维权，他们都来找我。” 很多人知道他愿意帮助普通人解决问题，于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 对于这些求助，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经历过第一次牢狱而停止。 采访中，我问他： “您已经因为这些事情付出过代价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吕耿松的回答很简单： “我的天性就愿意帮助别人，我就乐意做这样的事情。”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朴素，但或许正是他多年坚持的原因。 他并没有把帮助别人描述成一种宏大的政治行为，而更是一种个人选择——看到别人有困难，就想伸手帮一下。 四、第二次入狱：11年并没有改变他 吕耿松第一次入狱是在2007年。 出狱以后，他仍然继续从事写作和维权工作。2014年，他再次被捕，后来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第二次漫长的监禁，对他的身体和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但在谈到这段经历时，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悲观。 相反，他讲起监狱里的生活时，最让采访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一些看似细小问题的坚持。 五、“我不肯认罪” 谈到狱中的经历，吕耿松首先提到的是一个细节。他坚持不认罪。 在看守所和监狱期间，他曾因为是否需要向管理人员喊“报告”等问题发生争执。 当他听到狱警说喊“报告”就是一种“认罪”后，吕老师在狱中就再也没有喊过“报告”这两个字！如果自己认为没有做错，就不应该为了获得所谓的“表现”而违背自己的原则。 他说：“我就不喊报告了。” 这一坚持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知道这样的做法会给自己带来更严格的管理，甚至会遭遇禁闭、处罚等“严管”后果。 但他还是选择坚持。 他说：“我反正已经坐牢了，最多就是严管。” 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失去了自由，那么至少应该保留自己的判断和尊严。 六、因为生活用品问题，与监狱管理人员争辩十多次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监狱工作人员不定期检查和整理他的物品。 按照他的回忆，有一次检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物品被弄得非常凌乱。 于是，他找到相关管理人员理论。 他说：“你们到底是贼还是强盗？把我的东西搞成这个样子。” 这样的争执并不是一次两次。他回忆说，自己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与管理人员发生过十多次争辩。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事情和管理人员发生冲突？ 吕耿松的回答依然是：因为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就应该说出来。即使身处监狱，他也不愿意因为害怕处罚而放弃自己的基本尊严。 七、最难受的不是身体，而是不能自由阅读 在十多年监禁生活中，吕耿松认为，对自己的精神折磨尤其严重的事情之一，是阅读受到限制。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读书。但在服刑期间，他曾长时间受到限制，不能自由阅读自己想看的书和报纸。 后来，在不断争取之后，他获得了一些阅读机会，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他说，最初能够获得的阅读材料非常有限，甚至一份报纸也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对于一个长期写作的人来说，无法自由阅读意味着什么？答案不言而喻。 书籍、报纸和知识，是他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但即使阅读受到限制，他也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思想。 八、“从来没有没有动摇过” 采访中，我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在这样的状态下，您的思想有没有动摇过？” 吕耿松的回答非常坚定：“没有动摇。” 他说，自己甚至会把监狱里要求阅读的一些政治书籍当作一种反面材料来阅读。 当书中出现一些关于“民主”“人民”等概念时，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民主，为什么现实中又存在这些问题？ 这种思考方式，也成为他在长期监禁期间保持精神独立的一种方式。 他说： “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坚持的是什么。” 这也是整场采访中最让我感受到力量的一句话。 九、十五年之后，他为什么依然乐观？ 与一个经历过十多年牢狱生活的人相比，出狱后的吕耿松显得非常平静。 我问吕老师： “经历了这么多，您为什么还能保持这么乐观？”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乐观描述成一种特殊能力。或许对于他来说，真正支撑自己的，是一种长期没有改变的信念。 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实现民主。 而且，他认为这个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当我问： “您觉得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 他的回答是： “不会太久！” 简单的一句话，却透露出一种非常强的信念感。 十、给年轻人的三个建议 采访最后，我想请吕耿松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 他的回答可以概括成三个关键词： 第一，坚持民主理念 他说： “希望你们要坚持民主的理念，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 在经历过多年监禁之后，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一信念。 第二，踏踏实实做事情 他说，年轻人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帮助那些遭受不公、受到迫害的人。 “要做一些比较踏实的工作。” 在他看来，真正的改变并不只是表达观点，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具体的人。 第三，要有扎实的知识 他说：“要有扎实的知识，没有扎实的知识也不行。在他的理解中，信念与知识必须结合起来。只有真正了解历史、社会和政治，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简单跟随别人。 十一、“你们要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告诉吕耿松，我们这一代没有亲身经历1989年，也没有亲眼见过当年的历史。我们更多是从父辈的讲述中了解那段历史。 因此，我们更需要通过与吕耿松这样的前辈交流，更深入地理解过去，也寻找继续坚持的力量。 吕耿松回应说，希望年轻人能够继续学习、坚持自己的理念，同时尽可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说：“坚信这个民主是可以实现的。” 这句话也成为这次采访最重要的落点。 十二、“如果他们找您怎么办？” 采访过程中，吕耿松还提到一个现实问题。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言行仍然可能受到关注。 他甚至半开玩笑地告诉我： “如果你们给我聊完天以后，可能马上就有国保的人来找我了。” 这句话让现场气氛一度变得复杂。 一方面，他依然愿意与年轻人交流；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经历过的那种压力并没有因为刑满释放而彻底消失。 我也因此反复提醒他： “您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结语：走出高墙之后 这次采访的网络条件并不好。 声音一次次中断，画面不断卡顿，手机因为长时间通话甚至开始发热。 但即便如此，这场对话还是持续了下来。 对于我来说，我们想了解的不只是一个“政治犯”的经历。 大家更想知道： 一个人经历了十多年牢狱之后，为什么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念？ 吕耿松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 帮助别人，是他的选择。 坚持自己的判断，是他的选择。 相信民主，也是他的选择。 他说：“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 2025年，他走出了高墙。 但十多年牢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对未来的判断。 如今，面对年轻一代，他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学习、思考、帮助别人，并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 也许，这正是这场采访最值得记录的地方： 一个走过漫长牢狱岁月的人，走出高墙之后，依然没有选择沉默。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Having Endured 15 Years in Prison, He Still Believes Democracy Will...

采访记者：贾嘉 王海霞 沈美花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 徐光，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始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学生民主运动参与者。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他在杭州武林广场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此后三十余年来，他持续关注民主、法治及公民权利议题，多次因参与相关活动受到拘留、监视和判刑。 1999年，徐光由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2022年，徐光因纪念“六四”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自被捕即音讯全无，至亲也无法知道他的任何下落。服刑期间，他长期以绝食方式表达抗议。据亲友介绍，他曾长期依靠鼻饲维持生命，身体一度极度消瘦。2026年5月19日刑满出狱时，体重仅约90斤，出狱照片在海外广泛传播，引发众多朋友和关注者的关切，从而使拍摄者毛庆祥被抓并拘留半个月，徐光本人也被警方带走，失踪至“六四”以后回家。 经过短暂休养，目前徐光体重已恢复至115斤左右，精神状态明显改善。近日，《在野党》记者贾嘉通过视频连线，对徐光进行了出狱后的首次深度专访。 “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距离徐光出狱，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出狱当天流传出来的一张照片，让很多关心他的人久久不能平静。 照片中的他，脸颊深陷，身体瘦得几乎脱形，站立时甚至需要依靠支撑。很多熟悉他的朋友第一眼甚至没有认出来。 为徐光的安全，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联系采访，而是希望他先把身体养好。 直到这一天，视频终于接通。 屏幕里的徐光穿着一件深色上衣，虽然依然清瘦，但气色比出狱时好了许多，讲话声音平稳，精神状态也恢复不少。 寒暄之后，我们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记者贾嘉： “徐老师，您好。我们一直都很牵挂您的身体，看到您刚出狱时的照片，很多海外朋友都非常揪心。这段时间恢复得怎么样？” 徐光笑了笑。 “刚出来的时候只有90斤，现在恢复到115、116斤左右了。” 听到这个数字，我们终于放下了心。 他说，恢复得快，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的心态一直比较平静。 “出来以后，睡得着，吃得下，所以恢复得比较快。” 1989年，一次绝食改变了一生 很多人知道徐光，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但他说，年轻时的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生活的人，喜欢过自己的小日子。国家那么大，我觉得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爆发。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杭州武林广场，也聚集了许多声援北京的学生。 每天，北京学生绝食、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不断传来。 他说，那些画面深深触动了自己。 “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里。我如果还只想着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于是，他来到武林广场，也加入了绝食。 他说，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爱这个国家，希望它越来越好。” 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一次社会运动。 也是自己人生方向的开始。 那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深深震撼了徐光，“从那以后，为国家、为民族、为自由、为民主，这些理念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四年绝食，真正支撑我的不是意志，而是信念 谈到狱中的四年绝食，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靠什么坚持下来，记者问：“做出一个决定已经不容易，坚持四年，更难。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您？” 徐光沉默片刻。 随后缓缓说道： “首先，我认为，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如果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早就不会坚持了。” 他说，每当身体因为长期绝食而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他都会不断提醒自己：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承受这些苦难。”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反而感觉不到那么痛苦了。” 他说，真正能够支撑自己坚持下来的，是信念，而不是单纯的意志力。 “最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1989年的年轻人” 采访中，徐光讲述了一段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话。 他说，每当自己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快支撑不住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1989年那些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很多人才二十岁左右。” “没有经历过人生，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未来。” 而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也经历过人生。 他说：“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 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会告诉自己： “他们都能够付出生命，我还有什么苦不能吃？” 他说，很多次，自己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 采访中，我们问了一个很多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长期遭受打压，会不会怀疑自己的坚持？ 徐光认真地回答： “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 他说，在自己的理解中： 国家属于人民。 不是属于政府。 更不是属于某一个领导人。 “我爱的，是这个国家，是中国人民，是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他说，这一点，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初心。” ⸻⸻⸻ 采访尾声 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就在我们准备继续聊下去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家人的声音。 徐光笑着说： “我太太叫我了，下次再聊吧。” 我们相约改日继续采访。 屏幕关闭后，我久久没有离开电脑。 采访中，徐光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自己在监狱里遭遇了什么，而是1989年、国家、人民、自由、民主，以及支撑他一路走来的信念。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选择，对他而言，这些信念构成了他人生的重要部分。 附录｜徐光狱中诗作 据了解，服刑期间，徐光坚持阅读、思考，并创作了多首诗歌。以下两首诗创作于2024年，是他狱中作品的一部分。 《为国为民争民主》作于2024年9月9日 为国为民争民主飘零半世心不空西子湖头有三忠为国为民呕心血慷慨就义赴从容仁爱博爱皆大爱自由民主普世同奋斗百年误歧路正本清源终成功 《一寸自由一寸血》作于2024年9月14日 一寸自由一寸血敬天保民根自泥砥砺前行心不迷自强不息五千载厚德载物三万里弃德报怨应巨变误入歧途俄为师一寸自由一寸血誓争民主志不移 (采访记者：贾嘉、王海霞、沈美花与民主前辈徐光视频采访中） 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Xu Guang: Four Years of Hunger Strike, Over Thirty Years of Persistence — "What I love is...

——专访中国公民陈西先生 陈西借“文明对话国际日”倡议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并通过《对话——教育的目的》一文阐述其核心观点：社会进步源于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对话，而非单向服从与权威灌输。 记者：林小龙（美国洛杉矶）受访人：陈西（中国贵州贵阳）采访方式：远程视频连线采访时间：2026年6月1日林小龙：陈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在野党》的采访。首先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会选择“推动公务员财务公开”作为主题？陈西：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中国至今没有通过相关法律。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提出了“文明对话国际日”，那么最应该讨论的就是中国自身尚未解决的重要公共问题。 林小龙：您在公告中提到，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实行相关制度，中国却长期缺位。您认为症结在哪里？陈西：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开讨论和社会监督。一个良法如果三十多年都无法通过，就说明立法过程中存在某些阻碍。具体是什么阻碍，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公开对话，共同寻找答案。 林小龙：您还提到“良法未到，恶法先来”。这里指的是什么？陈西：我指的是近期关于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的调整。在许多民众看来，反腐标准被提高，而财务公开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这种反差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因此更需要公开讨论。 林小龙：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话”二字？陈西：因为我认为，对话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话，就只能剩下命令和服从。对话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发现问题的方法。 林小龙：在您的文章《对话——教育的目的》中，您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听话”，而是培养“对话能力”。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陈西：我长期观察中国教育和社会运行方式后发现，我们的教育往往更重视服从，而不是思考。学生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却缺少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训练。我认为这是教育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林小龙：您在文中引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布伯以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您认为他们共同说明了什么？陈西：他们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类通过语言和对话认识世界。智慧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人学会思考，而不是学会服从。 林小龙：您提出“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能否进一步解释？陈西：很多人把民主简单理解为投票，其实投票只是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投票之前的讨论过程。同样，法治不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是在规则下讲事实、讲证据、讲道理。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把“对话教育”和“听话教育”进行了鲜明对比。您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陈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对话教育承认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听话教育则更强调服从和等级秩序。 林小龙：有些人认为强调秩序和稳定并没有错，您怎么看？陈西：秩序当然重要，但秩序不应该成为压制人的理由。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沉默和恐惧基础上。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提到“沉默是金”的文化传统，并认为这种观念可能限制社会进步。为什么？陈西：因为很多问题恰恰是在沉默中积累起来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讨论机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社会才有自我修复能力。 林小龙：您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陈西：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开、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无论是公务员财务公开，还是教育改革，还是社会治理，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回避问题。 林小龙：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最想传递的信息。陈西：文明的本质不是统一声音，而是让不同声音能够和平、平等地对话。 林小龙：感谢陈先生接受《在野党》远程视频专访。陈西：谢谢《在野党》，也谢谢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朋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Dialogu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mocracy ——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Chinese Citizen Mr. Chen Xi Chen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