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

——香港宏福苑大火祈禱會之夜訪問19歲香港流亡少年易碎君 採訪：Gloria Wang 材料整理與文字編輯：劉芳 編輯：李聰玲 责任编辑：羅志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香港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奪走逾百條生命，成為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人命傷亡慘劇之一。2025 年 12 月 3 日，是火災發生後的第七天——華人傳統中的“頭七”。 在文化裡，這一天象徵亡者回家探望、家屬追思，是最重要的悼念日。 當天晚上，洛杉磯香港社區在宣道會活恩堂舉行“紀念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災民祈禱會”，替遠在香港的死者祈福，也為倖存者與仍身處極權體制下的香港人禱告。 在會場的一角，一位背著雙肩包身形單薄的年輕人吸引了許多目光——他才19歲，卻已經歷審訊、拘捕、流亡與庇護申請。他在網上的名字叫：“易碎君”。 15歲被帶走，16歲獨自來美 記者：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 易碎君：“大家好，我是易碎君，今年19歲。我在15歲的時候，因為在網上惡搞習近平，被香港警方在過年的時候從家裡強行帶走，帶到警署審問。隨後一年，我16歲的時候我自己一個人來了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現在積極參與民主運動。” 他的聲音平靜，但內容令人震動。“那時候我還未成年，而警方把我家翻了一遍，然後對家裡的房間進行拍照，留檔處理，然後把我的電子設備全部給沒收了。他們的態度讓我第一次切實感受到：原來在他們眼中，我不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必須被壓制的‘威脅’。” 國安法之後，連和平表達都成了犯罪 記者：是什麼讓你在15歲那樣的年紀，就敢在網上惡搞中共領導人？ 易碎君：“原因其實很簡單——雖然我只是個少年，但已經略微知道中共過去做過的壞事。不過當時的香港，表面上還是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我也一直抱著一種僥倖心理，覺得鐵拳應該砸不到我頭上。 直到《國安法》在一夜之間通過，我突然明白——這次他們是真的來真的了。從那天起，連和平表達意見都成了犯罪。我無法接受這種事情突然發生在香港，也無法接受自己因此必須沉默。我那時 15 歲，可我很清楚：如果就這樣跪著不出聲，我會一輩子覺得憋屈。這口氣，我咽不下去。 從問責政府，到綁匪式統治 記者：你怎麼看 2019 年前後的香港變化？ 易碎君：“2019 年以前，香港政府的官員至少還會對市民負責。即使是敏感議題，例如言論自由、普選民主，他們也會試圖回應民意。而在一些民生問題上——例如工程偷工減料、交通大混亂、公共服務失靈——官員還知道要向市民解釋、道歉、改進。 但《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政府完全變成了共產黨式的獨裁統治。如今，即使你的訴求完全與政治無關，你只是想好好做一個正常人，但只要你提出訴求，這個行為本身就會被視為“威脅”。政府不再是一個聆聽者，也不再扮演服務人民的角色，而是挾持民眾的一個綁匪角色。” 宏福苑大火：不是天災，是系統性腐敗的人禍 他告訴我們這次祈禱會的主題，就是紀念大埔宏福苑大火的死難者。 記者：您怎麼看這次大火？ 易碎君：“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這不是一場天災，而是系統性腐敗造成的一場人禍。而該系統性的腐敗根源是言論不自由，提供了腐敗的溫床。” 他解釋得很具體——“起火的那棟樓正在維修改造。從工程開始，就不斷傳出有親中派議員參與，並涉及腐敗問題。工程費用報得非常高，但實際用的圍網卻是最廉價、最不安全的材料，而且完全不符合防火標準。 正常情況下，施工必須使用具備防火等級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成本較高，於是相關人員選擇了便宜、低品質、完全不防火的網。正是這種選擇，直接導致這次火災傷亡慘重。 這次慘烈傷亡，就是廉價、不合規、充滿腐敗的工程直接造成的。” 最令他憤怒的，不是火本身，而是火後的政治反應。 “香港政府到現在只抓了幾個小職員、工程師，真正最有貪污嫌疑的高層完全沒人碰。更諷刺的是，國安部門還高調說要‘慎防以災亂港’，去抓那些要求查清腐敗、要求徹查真相的市民。” 他說得很重也很穩：“在他們眼裡，人民的安全與信任不重要；比起生命，他們更在乎政權的威信和穩定。” 採訪者：至於您提到的另一個問題：許多只是提出正常訴求的市民，反而被國安部門逮捕，針對這一問題您有什麼想法？ 易碎君：我覺得這就是中共幾十年來一貫的做法。您看看中國各地的訪民，上訪被截訪、被拘押，有些甚至丟了性命。這種情況在未來香港會發生越來越多。這次火災距離國安法通過也不過五年，但已經出現了如此嚴重的系統性人禍。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未來類似甚至更嚴重的災難，一定會一再發生。 因為當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監督不存在，腐敗就會成為制度的一部分——災難也就會成為必然。 我做頻道，不只是做視頻 採訪者：你認為自己的頻道對民主有什麼意義？ 易碎君：“準確來說,侮包視頻就啟發觀眾思考，質疑統治者的權威性，質疑當權者那種個人崇拜，政策塑造出來這種高不可攀，神聖不可觸及的那種形象。 另一方面，我也分享自己來美國辦庇護的經歷。許多剛來美國的港人，需要生活協助、需要律師、需要緊急援助，都會通過我聯繫。我算是一個‘可信的中間人’。” 他繼續解釋： “在民主運動裡，捐款人怕遇到詐騙；求助者怕遇到中共間諜；把他們舉報給領事館。如果能有一個雙方都信得過的中間人，才能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的流亡者。” 隨後，他提到一句他常掛在心裡的話：“為眾人抱薪者，不應凍斃於風雪。” “中共一直宣傳：‘你們搞民運的就算跑到國外，也會吃不飽、穿不暖、活不下去。’但如果我們能讓流亡者儘快站穩腳、融入當地社會、過上體面的生活，這就是對中共大外宣最有力的反駁。也能讓更多人明白：反共之後，不等於人生完蛋。反而可能是一條更好的後路。” 好人都死光了，壞人就會更多 採訪者問他：你想對香港、大陸同齡的年輕人說些什麼？ 易碎君：學好英語,能跑就跑。 你活下來才能跟他扛到底。我是覺得香港還有中國的民運也基本長期會困在一個烈士情結的問題上。大家都想要當這個烈士，當這個英雄，但是問題是好人死光了，那活下來的全是壞人,...

采访人：张致君 录音：常坤 资料整理：张致君/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翻译：彭小梅 视频接通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南方永恒的灰白天空——潮湿、沉闷，像随时会落下雨，却又一直憋着。我坐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出租屋里：一张桌子，一壶凉掉的茶。谢文飞在电话另一端左右环视了一下，看了看身边路过的人对我说：屋子里讲话不方便，我在外面和你通话。     谢文飞比我想象得瘦。皮肤有点黑，脸颊有些凹，眼下轻微浮肿。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是从一个很深、很暗的地方被捞起来的。我先按惯例问一些很“日常”的问题——睡得好不好，吃得正不正常。他回答习惯先停一停，再开口，好像在确认自己说出的每个字，都不是随便丢出来的。     他笑了笑，把头稍微侧过去：“睡得不好是常态了。身体非常糟糕，精神也在崩溃的边缘，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问：“出狱以后一直这样？”     他点头：“经常是这样，我给自己限定了一个时间，把状态尽可能调整回来。还没完全达到自己设想的“恢复水平”，但总算从谷底爬上来一点”。 “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  我问他：“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公共议题的？是什么让你从一个普通打工者，走上街头？”  他想了几秒，视线掠过去，像是在从一条漫长而混乱的记忆隧道里，摸索一个起点。 “我从小就是嫉恶如仇的性格，十六岁出来打工，期间也遇到很多不公的事情。”他说。      2013 年，他在网上看到中国民主党安徽党员张林的女儿“张安妮”事件，刘卫国律师在琥珀小学门口点着蜡烛，手里拿着文件，在街上宣读《国际人权公约》。这一幕非常打动他。当时的谢文飞还在工厂上班，没有机会到现场。但是从此以后他知道了在这个国家里还有可以播种希望的人，这是他所向往的。一直到7月16日，许志永因为关注教育平权、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组织公民讨论会的公民运动被关进看守所。他说“我当时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为许志永呼吁，但我想要去所有的公共场所为他呐喊。”那天他手机屏幕的光晃得眼睛发酸，他一口气敲了好几篇微博。“我当时发了一系列微博，大意就是：‘许志永是为了13亿人的自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如果13亿人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他说这段时没有夸张，没有激昂，只是平静。“我当时觉得总得有人说点什么。 我把手机号公开发出去了。” 刚开始很长时间，没有人联系他。 “大概都觉得我很可疑，”他笑，“后来很多人告诉我，当时觉得我是出来钓鱼的。直到后来，一个又一个人联系他 “到了广州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群人。以前都以为自己是孤独的。”那几年，他陆续接触到更多在街头举牌、散传单、呼吁权利的人。 “街头，是最能让普通人看到现实的地方。”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笃定。“你站在那里，就是在告诉别人：‘我不是屏幕上的头像，我是真人在这里，我公开的表达我的诉求。’...

记者：赵杰、林小龙 资料整理：林小龙 编辑校对：张致君 翻译：吕峰 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中，总有一群人始终以理想为灯，以信念为路。他们或沉默坚守，或挺身而出，在历史的激流中为时代留下注脚。郑存柱，既是1989年风云变幻中的亲历者，也是中国民主转型道路上执着的追梦人。从教育岗位到街头游行，从企业家到在野政治力量的一员，他的生命轨迹既见证了时代的撕裂，也体现了思想与责任的重量。在这次深度专访中，郑存柱先生回望八九记忆，剖析民主理念的坚守与实践，坦露他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待。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一步。 赵杰：郑老师，您好。我们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您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英语系，后来又获得了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您下海经商创办企业，而在此之前，您曾于1989年参与并发起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率领数百名学生赴京声援天安门事件，是安徽省学校与政府秘密谈判的代表之一。这样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否请您先谈谈，当时您为何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 郑存柱：那是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潮活跃、改革呼声高涨的时期。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有了松动，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走不下去的。温家宝总理后来也提到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会付诸东流，甚至文革还可能重演。八十年代后期，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城乡改革推进后，利益分配不均、下岗潮、物价上涨、权力寻租等问题集中爆发。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一些掌握批条权力的干部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再以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这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陡增，也让社会充满不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大学生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主要群体。1988年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让进程停滞。当胡耀邦因改革失势被迫下台、最终去世时，全国学生的悼念情绪迅速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诉求。我当时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任教。作为教师，我切身感受到教育体制的危机——教师纷纷辞职下海，教育质量下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日益减少。我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教育、社会、经济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因此，1989年合肥的学生运动，首先是由我们这些教育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发起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带领队伍赴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林小龙：那时的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毕业即意味着体制内的稳定职位。您是否意识到参与这场运动的风险？ 郑存柱：坦白说，当时没有。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从小被教导“五四精神”“学生爱国运动”，认为青年学生有责任为国家的命运发声。我们相信政府会倾听理性诉求，绝没有想到会以武力镇压。在合肥，我们学生游行持续了一个多月，全程和平有序，没有一家商店被砸、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学生甚至在十字路口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所以当后来得知北京流血镇压时，我们都极度震惊与悲痛。六四事件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体制的全部认知。 赵杰：事件之后，您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郑存柱：我当时被定为学校“首要分子”，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两级。相比一些被判刑的同学，这算轻的。那段时间，社会普遍陷入恐惧，许多被处分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或就业。安徽的处理还算相对宽松，因为合肥是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当地政府对学生采取了“以教育为主”的态度。但对我个人而言，那次事件让我彻底认识到体制问题的根源，也让我走上了后来政治反思与行动的道路。 政治理念与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 赵杰：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参与者都受到了处分，甚至入狱。请问郑老师，当时您为什么仍然决定继续投身政治改革？ 郑存柱：那场事件让我彻底看清了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改革如果只限于经济层面，最终会陷入新的危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当年的我们，虽然年轻，但都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知识分子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哪怕冒风险，也不能沉默。 林小龙：您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能否谈谈这一决定的过程？ 郑存柱：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6月25日正式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成立申请，很快就遭到镇压。但那次事件让我看到，仍有人在坚持八九年未完成的理想。我本人是在2000年秘密加入的。当时，我已离开体制，在上海经商，拥有一定自由和资源。我与在海外的民主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的渠道入党。那时候，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高压，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风险随时可能到来。但我认为，如果连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都不站出来，那么中国就永远不会改变。 赵杰：加入后，您是否参与了党内的组织活动？ 郑存柱：是的。我当时在上海，身边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有的来自教育界，有的在外企工作，也有在高校读研究生的朋友。我们经常私下讨论政治、举办沙龙，传播民主理念。那时互联网刚兴起，我们通过论坛、QQ群等方式联系彼此，比如“西祠胡同”“猫眼看人”等社区。很多人通过这些平台相识、交流、组织。后来，我的几位同伴因传播资料或制作民主党宣传品被捕判刑。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路不会轻松。 林小龙：那么，九八年“建党”运动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郑存柱：我认为那是对八九运动精神的延续。许多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其实都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参与者。他们经历过镇压，但并没有屈服，而是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我们并不想“推翻政权”，而是希望中共能依法承认公民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让国家真正回归宪法框架下的治理。 赵杰：在高压环境下坚持这些理念，需要极大勇气。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 郑存柱：我始终记得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牺牲的年轻人。那一夜死去的人中，很多比我还年轻，他们没有机会再为中国发声。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活下去，并延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另外，我深信教育和法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后来我在美国重新攻读法律，希望将来能把西方法治精神与制度经验带回中国。只有当权力被法律约束，人民才真正拥有尊严。 林小龙：所以您认为，中国的转型仍然有希望？ 郑存柱：有。虽然过程艰难，但每一次思想觉醒、每一次反思，都是积累的力量。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民不懂民主，而是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敢于思考，政治改革迟早会到来。 赵杰：您认为《在野党》复刊有什么重大意义？ 郑存柱：《在野党》的复刊象征着海内外中国民主力量重新连结的契机。长期以来，海外民主组织与中国本土之间因环境、风险与交流受限，几乎失去实质性的对话与共同议题。而《在野党》的重新出版，使这种断裂的联系得以恢复：它不仅延续了当年海外民主运动与国内自由思想的精神纽带，也为被压抑的公共讨论重新打开了窗口。 杂志的设想是一刊两制——电子刊以海外为主，持续展现自由发声与国际倡议；纸质刊则以中国为重心，探讨国内现实与民众关切，使民主理念重新扎根本土。这种双线并行的方式，让《在野党》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第二次阻挡”，通过思想与文字把分散的精神力量再次凝聚在一起，为未来可能的民主进程保存火种与方向。 编者按： 人这一生，总要听几段沉重的话，记几件沉下去的事。风吹过历史的墙角，有些名字被灰尘掩埋，有些声音被风带走了。但真相这东西，就像老屋檐下的石头——你不去看，它照样在那儿，裂着缝，冒着水，年年岁岁。 本期采访的受访人，他不是写史书的人，虽未曾在中共政权下经历过牢狱之灾，但却亲手翻过那一页火热又疼痛的日子。他没站在权力的戏台上，却在风口浪尖上走了半生。他说的，不是煽情的段子，也不是激愤的口号，是一个读过书、下过海、扛过压的人，对命运、对体制、对良知的慢火回望。 我们刊发这篇访谈，不为制造波澜，也不为谁鸣冤。只是觉得，这个年代，该有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声音；该有一些人，不靠高声喧哗，也敢低声坚持。郑存柱的经历，不是传奇，是现实。他的沉默与不沉默之间，藏着许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想说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话。 你读懂多少，就带走多少。剩下的，时间会替我们记住。 Faith Lights the Way — An Interview with Zheng Cunzhu Interviewers: Zhao Jie, Lin Xiaolong Data Compilation: Lin XiaolongEditor and...

——纵长夜漫漫仍要秉烛前进的先行者 采访人：张致君录音：常坤 语音 整理：林小龙 背景资料整理：陈婷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谢长发先生是中国民主党党刊《在野党》杂志复刊推动人，是《在野党》荣誉主编之一。本期采访人与《在野党》杂志一起走进谢长发先生的民主道路，体味其中的艰辛历程。 1998年中国民主党创党，他作为中国民主党湖南地区负责人，为推动多党竞争、呼吁政治改革与民主选举各处奔走。后因其行动活跃，2009年中共当局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其服刑13年，谢长发先生是中国民主党案判刑最多、拒不认罪、不减一天刑的政治犯。 在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中，谢长发先生冲在最前面。他串联各地，参与座谈，组织游行，申请注册。仅仅在湖南，被判刑的就有佟适东、廖石华、张善光、柏小毛、何朝晖、李旺阳等人。他侥幸逃过了第一次搜捕，之后，谢长发先生毅然挑起了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负责人的重担。 零八年春节，由于有七、八个省市的民运朋友与会，受到长沙“国保”严厉的警告。他策略性地放弃了主持这次团拜会，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为自己赢得自由空间，去推动建设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全国“一大”的召开。 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必须具有牺牲精神，而谢长发先生是以百分之百精力投身进去的。他甘于清贫，受他接济的民运朋友不下百人，款项不下十万。 记者与谢长发先生连线采访，赫然可见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侃侃而谈，监禁并未销磨掉他身上的英雄气质，交谈中似乎又再见到了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那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孑然一身朗朗前行的样子。 （图为记者与谢长发先生视频，视频中一直有干扰） 张致君：谢老先生，安康！您现在是《在野党》杂志的荣誉主编，您也是复刊的主要推手之一。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在野党》的？ 谢先生：我们要想进入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社会，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刊物。理论知识就是一座灯塔，《在野党》就提供这样的思想，它会照亮中国人前行的道路，给未来的可能性指明方向。 张：您在国内的时候看过早期《在野党》刊物吗？ 谢：看过，朱虞夫把杂志给过我。当时就觉得太好了！中国民主党作为要和中国共产党竞争的党，就必须有自己的刊物，就是在理论上有了基础。 张：谢先生，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你是如何一个心路历程？ 谢：我当时跟浙江、 湖南、湖北、上海、北京、贵州这些各地负责人私下达成了一些协议，一定要勇敢建党。1998年，因为我在外面比较活跃，我们就顺势组建了湖南民主党， 我们向湖南省民政厅去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备委员会的申请。当时我们4个人去的，我、还有北航的教授、长沙大学的、还有一个湘潭大学的。 张：您在组党的时候做过很多推动组党进程的事情，比如各地串联，您觉得是什么锻造了您的这种能力？ 谢：83年的时候，我在长沙钢厂任助理工程师期间，成立了“良友社”。我用毛笔字写过“良友”两个大字做招牌，那时候就有20多位民主人士联合在一起。良友会就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旅游和交流，在良友会期间我逐渐学会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很重要，但前提是一定要有很好的人品，否则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的。这样的结社生活是为组建党派奠定基础的，组党和结社是一个道理。 张：是哪些因素让您意识到中国的制度问题，从而让您走上民主之路的？ 谢：在中南大学读书期间，我一直考虑的问题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享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我们是第一个按照宪法申请的注册组党的，尝试着做筹备委员会，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守信用，欺骗我们。我研究历史比较多，我懂得“信，国之保也，民之所平也”不守信用的国家是会出大问题的。 张：您因为声援“89”学生，也被判过2年劳教，当时在1989年的时候，您是怎么反对中共对学生镇压的？ 谢：1989年2月28日，由长沙市委组织部到各个工厂抽调工作人员去扶贫。我是以工程师的身份被抽调到浏阳市官渡镇扶贫。我经常听美国之音的报道，能够获取外界的信息，1989年6月4号上午，当我听到北京的“枪声”，我就意识到可能要开始革命了。早上七点多，我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工作证到浏阳市高中，学校里有我认识的七、八个男学生，我亮出我的工作证，告诉、鼓励他们“现在北京已经镇压学生运动了，我们要奋起反抗，因为我们也是学生”。 张：您单单只是鼓励他们站出来然后您就被抓了吗？共产党又是怎么发现您在做这个事情的？ 谢：那些学生自发捐钱买笔、墨、纸，在官渡镇的街上写了很多标语“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反对专制”等等。12月16日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一個科長和副科長就在我厂里将我带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判了两年劳教，抓我的科长叫罗海蛟。 张：在劳教所里面经历过事情让你特别难忘吗？ 谢：根据当时的制度，他们把我在之前工厂工作的工资私自克扣了之后给我减刑，这是一种贪污行为。当时我们这个监室有四十五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其中也有大学教授，对于我们的劳教相对于宽松，我们只需要工作半天，但是另外的违法乱纪的整天都需要工作。 张：后来您第二次入狱的十三年中是否有遭到过虐待？ 谢：狱警看过我写的文章，他佩服我，对我的待遇还可以。我在里面也受到外界各方资助，一直有人在外面声援，有钱就可以在监狱里面买饭。再者，我会为人处事，里面的人就都待我不错，在刚进去的时候，被扇过我耳光。 在湖南省赤山监狱服刑期间，被一个名叫刘宏的当班狱警用塑料板打在我的头部，虽然不是很重，但行为是恶劣的。为此，我弟弟还在岳麓山的云麓宫举横幅，也在监狱大门前举横幅，横幅内容“单挑恶狱警刘宏！”。由于我弟弟的勇敢行动和外界的声援，据说监狱长和那个恶狱警刘宏都被调走了，他们是否受到处分不得而知。 我认识的另外一个邵阳的李旺阳，被虐待到耳聋眼瞎。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在里面生活就会稍微好一点，经济状况不好的，在里面受不了的就有割腕自杀的。 张：您组党被捕的时候，心理上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谢：我的心态还是很好的，佛家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既然要走这条路，我心理早有准备。我第一次被劳教，在劳教所的时候有一个干部就很欣赏我写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优秀的政党没有强有力的机构去监督他的话，这个优秀的政党总要腐化堕落的”、“一个不让人说真话的政党，终会坍塌的”。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无怨无悔。 张：听朱虞夫老先生说您当年把您做生意赚的钱都投入到民主运动的事业当中去了。 谢：199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点小生意，我到全国各地鼓励别人，自己跑了26个省市地区。我在大学时期是学轧钢专业的，所以我就用自己的专长很有信心到全国去推销。利用推销的机会就到这些地区讲政策，讲建党。干大事就要不辞辛劳，吸引人才就要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们要把握历史的时代潮流。 张：中国共产党当时判您13年就最大的主要对您的指控是什么？ 谢：说是颠覆国家政权。共产党看到我集结那么多人、跑了那么多地方。1999年到2008年6月我是比较隐蔽的去做这些事。 张：这将近横跨十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您做的事？ 谢：之前共产党是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事的，早些年我在甘肃认识一个叫王凤山的，他当时也是个大学生，但是他的哥哥是哈尔滨的市委书记，王凤山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叫岳天祥的也是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了十年，我就邀请他们6月8号到长沙来玩。当时来的有王凤山、他的哥哥、岳天祥。我们在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些民主党准备召开“一大”会议的构思，这些信息被他们传播出去，我就被抓捕了。 张：谢老，出狱后，您近况如何？ 谢：我出狱后状态还是比较好的。2023年2月20日突发糖尿病，我的弟弟对我的帮助很大，病情虽然有所缓解，但轻微后遗症还是存在，不得不继续服药。我现在一个人住，之前的家人也挺好。周末我会去教会做礼拜。 张：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谢：人品好、有教养的年轻人一定要勇敢的联合，我觉得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勇敢联合的精神，大家只要联合起来，优秀的同胞越来越多,发挥自己的特长，那我们就一定能够竞争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年轻人要根据他们自身的专业、追求、志向，有伟大志向的我们就可以引导、启发、激励他们。 年轻人也要学以致用，学习德国的经济如何发展的，美国的三权分立如何建立的，不停地学习，运用起来，中国的民主道路才有希望。 张：谢老，您经历了那么多，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您在民运这条路上还会这样做吗？ 谢：要善始善终，做一个决定、做一个伟大的事业，就不要后悔，我对我所作的事情是不后悔的，并且我有圆满胜利的信心，我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我们要把民主事业继续做下去，联络更多人品好、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們就能竞争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竞争就能贏得民心。 记者语：采访至此，我深知笔墨难以完全承载谢长发先生走过的风雨与苦难。他的坚守与信仰，在与专制抗衡的历史的长河中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前路依旧险阻，而正是有谢老这样的人存在，中国的民主理想才从未熄灭。谢老在采访最后对年轻人和理想国的期待，也是一代代坚守在中国守护公义的志士的愿望。 愿读到这篇采访的朋友们，在心中点燃属于自己的微光，薪火相传。 （照片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的谢长发先生（左一），在杭州拍摄，后排中为毛庆祥先生，后排右为朱虞夫先生）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Xie Changfa — A...

Chen Xi — Facing the Beast: The Mission of the Opposition 采访/编辑：赵杰 时间： 2025/8/16 陈西先生介绍：基督徒，资深异议人士。1980年代以来，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是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发表有一百七十多篇政论文章，著有五十万字的《绿色文化工具书》。曾三次被捕入狱，一共在狱中服刑二十三年。 赵杰：陈西前辈您好，您当初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后来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您还记得那时候是因为什么让您有了转变？ 陈西先生：是因为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我认为是民主社会选择了我，当时我在当地的一个大学，当时拍板定我有罪的公安局长他找我谈话，他说我很有代表性，这个代表性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够代替的，他们选中我作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贵州地区这个代表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老师，也曾经当过兵，也做过工人，那么他这样子跟我说的话我也认了，因为毕竟我在社会上也做了关于讨论民主的工作 ，我跟朱虞夫先生说过我在部队的时候是一个文艺兵 ，也就是吹、拉、弹、唱我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 ，那么在八九年以前呢 ，我在贵阳和朋友们曾经搞了一个【沙龙联谊会】，当时我很单纯的认为社会年轻人 8小时以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而我本人有这个能力，当兵的人都有组织能力，所以和朋友一起在贵阳举办了「浪潮讀書會」、「英語角」等民間沙龍活動，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我举办【沙龙联谊会】也在当地参加声援了那场学运 ，但是当时公安机关没有立刻处罚我，是后来当地公安机关跟我说：全国这么大的运动，贵州总得有代表吧，我当时想既然国家，民族是这样认定我做贵州的这个代表，那么我当时就只能承认死了， 我就是那个贵州的代表，过去我只是被动的参与建设民主社会，那么以后呢我就认为我应当主动的投入民主社会生活当中去，这是我作为民主人士的一个起点，我在我以前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中写到，我也欢迎大家前去上网看一下，是六四事件改变我，也是六四事件改变我们很多人，这是我的回答。 赵杰：确实，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确实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今天我和朱虞夫先生还参加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的陈小平先生关于反思六四事件的专题讲座，在那里也看到更多像您一样被六四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他们和您一样都有这一颗追求自由，向往民主的心，虽然您是被中共强迫的拉上这样一条路，但是您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这条路，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 赵杰：我们知道您是三次被捕入狱，那您在监狱中是否遭受到很多折磨 ？虽然我自己没有被正式判刑入狱过，但我自己也曾经因为组织村民一起反抗政府非法暴力拆迁中说了一些关于这个政权就是个土匪、流氓之类的话，就被派出所拘留过，我深知当一个人去面对这种国家的机器的时候肯定内心都有一些恐惧和不安吧 ，那像您是怎么样坚持的 ？而且就是哪怕自己后来出狱依然继续坚持这条路，又因坚持这条路又反复入狱，直到现在来看，您依然继续在坚持这条路？ 陈西先生：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我跟我的太太也说过，尽管你们不太读书对法律方面的知识各方面都不太清楚，但是人要凭着良心凭着良知去做事情，那么的话就可以义无反顾，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身正不怕影子斜，那么我前前后后入狱时，我就在想：我又没做错了什么，我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我认为呢，我是把我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和生命以及整个国家，民族它的前途，我是在潜意识中把它考虑进去了，所以我组织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追求民主的义工活动，这是在八九学潮前我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以前我做这种事情是短暂的，现在我被捕入狱了就当上了个大学，我现在想全身心投入社会、国家、民主、未来的这个事业当中去，那么我就思考整个国家它缺少什么，不缺什么，就像一个人他吃饱饭后物质得到满足，但在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是缺乏的，当时我就认为我们当下的国家，在民主方面的发展几千年来它都是缺乏的，这方面我就不太细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观看我写的文章，但是我们最终的理想就是要丰满整个社会文化、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多元化的理念要深入到更多人的观念中去，打造平衡的社会关系。 赵杰：我在来美国后在读过王炳章先生写的一部叫《民运手册》，书中的第一章就是说这个人类刚开始没有政权，没有政府这个概念的。人类就是为了在以前那个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活下去，才相互抱团取暖，慢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才有了政权和政府这个概念，但后来这个本应该为大家遮挡苦难的地方最后确成了最大的苦难的来源，这样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推翻它呢？ 陈西先生：是的，就是这个政权它存在的意义本身就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这个当权者处在这个位置上，他们有他们的焦虑，在一些问题处理出现了很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尽量去要理性的处理和解决这些事情，我们普通百姓总是有英雄情结，总希望有个英雄能带领我们推翻当时的政权，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大多数的英雄带给普通民众的又是一场灾难，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场保皇位与打皇位之间的争斗，我个人觉得应该给政府划出一个边界，一个界限，举个例子我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驯兽师，这个政权就是一头野兽，我们要去驯化它，在驯化它的过程中肯定会受伤，甚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驯化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总比屠杀掉这只野兽又出现了另一只野兽。这个如何打造一个文明的社会的问题，其实英国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著名的英国的《大宪章》就是由英国的骑士们以及各个阶层的人们一起起草，他们反抗国王并不是要把国王杀掉，并且经过各种斗争打败国王，最后让国王在大宪章上面签字，这本身就是一种驯服权利这头野兽的过程。 赵杰：谢谢陈西先生的回答，你这个回答也阐述你对如何解决屠龙者终成恶龙的问题，这个也对于我们未来如何打破中国陷入历史的轮回给出了建议。陈西老师我在添加您的微信时候看到你的微信名字叫：陈西.反者.公民。这个您起的微信名字对于您个人来说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想法呢？ 陈西先生：首先陈西是我的名字，反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要做一个反者，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该只有正的一方，它应该有一个或者一群反者，中国目前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对于敢于做出头鸟的人就是狠狠的打压，但我个人来讲有一句话叫：世上若无出头鸟，世人皆是待宰鸡，我愿意为世人做这一只出头鸟，最后的公民就是表达：我想做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居民，行使一个公民的权益，监督甚至批评政府的一些行为，虽然付出是巨大的，但也赢得很多的尊敬，包括你们海外的人士的支持，十分感激。 赵杰：是的，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前后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对您和您的家庭来说付出的代价不可为不巨大，您这些年都是被定义为政治犯关进监狱的，政治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有没有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当局的恶意伤害呢？ 陈西先生：是的，通常政治犯是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服刑，而中国的司法系统以及监狱系统又是在中共的绝对掌权下控制的，他们对待我是有多次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记得有一次好几个人把我围起来打，企图让我屈服，我不屈服只是一味的大声喊叫，至今还有一个很深的伤疤留在我的左眼眉毛下面，后来出狱后我太太帮我剃头，发现我的头上都是一些凹点，这些都是在监狱被打后留下来的，而且监狱里的房间通常会把本身只能容纳八个人的房间安排住进十几个人住进去，默许监狱中欺压其他犯人的狱霸的存在，把监狱中的日用品用远高于市场价出售，甚至在生病期间把本应该服用药物的剂量减去三分之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人的生命，这种事情在我多个服刑的监狱都遇到过，我也相信在国内大部分的监狱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赵杰： 那你曾经在监狱中还有其他场合受到当局残酷打压以及酷刑的时候是否有机会或者有这样的规章制度允许您向外界，向其他部门控诉您的遭遇呢？ 陈西前辈左眼被当局殴打留下伤疤 陈西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也这样去行动过，我们在举办贵州人权研讨会期间，以及一些敏感时期时候，（敏感时期：例如当局召开两会，或者当地举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时期）我们被国安和警察强制要求驱散甚至于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只要稍微不服从，就遭到国安，警察们的毒打，我们也使用法律也捍卫自己权益，因此我们向贵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投诉贵州省公安局以及其局长、法人代表。那么我们把这个投诉交到中级人民法院，中级法院通知一个星期给我们结果，等待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那个投诉又退还给我，并告诉我投诉不了，中国在司法不独立是不可能投诉的，所有的机关，部门都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法律应该是人人遵守的规则，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我在我的有些文章里提过这些问题，这也是未来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赵杰：陈前辈，您现在是《在野党》杂志的荣誉主编，您的照片和姓名将一直挂在网上，您的实名文章《“文明对话国际日“公告》系列也是发表在《在野党》杂志上，您现在是什么心情？您不怕再次因此而坐牢吗？ 陈西先生：小赵，《在野党》成立之初，当局就找到过我，但我没有畏惧，我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无惧则无畏，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的信念。 赵杰：在野党这本刊物1998年在中国已经编写过十一期了，现在我们在海外复刊，网站已经更新了十二期和十三期，纸质版的也印刷出来了，这一次对您的采访也是我们第十四期《在野党》人物专访栏目内容，您是荣誉主编，您对它有什么期待？ 陈西先生：《在野党》这个党刊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中华民族太需要这种杂志，我之前说过反者，在野党的存在就是一种反对派，目前的中国需要有其他声音的存在，你们做的非常好，你们做了当做的事情，宝贵的事情，希望你们年轻的党员继续坚持下去，让后世子孙记住这段应该被记录的历史。 赵杰：谢谢陈西前辈，谢谢您对我们的鼓励，复刊《在野党》是朱老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之间的联系太少了，对于国内民运前辈的遭遇和现状也了解的太少了，《在野党》的复刊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都了解这段建立中国反对派的历史经历，也了解你们这些前辈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坚定的信仰，为此我们也成立专门的对外联络部，希望以后能随时联系您，让您感受到您是有后盾支持的，感谢，感谢您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一切。 责任编辑：鲁慧文...

——专访毛庆祥 Igniting the Flame of Freedom Under the Iron Curtain —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Mao Qingxiang 撰稿：《在野党》编辑部 陆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