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张 宇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上午，在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28岁的女性魏亚蕊，在结婚当天跳楼身亡。官方与舆论很快就给出熟悉的解释：“家庭矛盾”“一时想不开”“心理问题”“极端个案”。这些说法看似中性，实则残忍，它们的共同作用只有一个——迅速切断追问责任的可能性。 但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不是：“她为什么这么极端？”而是：为什么一个明确拒绝婚姻的女性，会被逼到只能用死亡来终止一场她不同意的人生安排？魏亚蕊不是在“选择死亡”，她是在一个拒绝承认女性拒绝权的社会结构中，被系统性地剥夺了所有安全的生存选项。 当她说“不”时，迎接她的不是尊重、不是暂停、不是保护，而是来自家庭、宗族、亲戚、舆论，乃至地方权力结构的集体施压与围剿。 她的死亡并非偶发事故，而是一个高度可预测的结果。 在中国，一个长期将婚姻、生育与“社会稳定”“基层治理”“人口任务”绑定的独裁体制下，女性的身体、情感与人生选择，被视为可调配的社会资源。当她们拒绝配合，系统并不会为她们提供退路，而是通过家庭压力、道德规训、舆论羞辱与制度冷漠，将她们一步步逼向悬崖。 因此，魏亚蕊之死，不是“家庭悲剧”，不是“个人心理疾病”，更不是“无法避免的极端个案”。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结构性压迫女性、将婚姻政治化、将顺从视为稳定前提的必然结果。 魏亚蕊触碰的禁区，不是“结不结婚”，而是她说了“不”。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女性的拒绝从来不被当作一种合法决定。它被重新翻译为“任性”“不懂事”“情绪化”“给家里添麻烦”。拒绝本身，就是对秩序的冒犯。 当一个女性拒绝进入一段被安排好的婚姻，她挑战的并不只是某个家庭决策，而是一个早已形成共识的结构性预期——女性的人生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家庭安排、社会需要与“稳定逻辑”。 最先出现的是家庭压力。父母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制度的第一代理人——以“为你好”为名，行剥夺之实；以“我们也是没办法”为名，完成对女性意志的碾压。 接着是宗族与亲戚的合力施压。拒绝被迅速定性为“丢脸”“不孝”“破坏关系”“让大家难做”。女性的选择被置于集体情绪之下。 然后是舆论与社会规训。“别人家的女儿都结婚了”“都到这个年龄了还挑什么”“再拖下去就没人要了” 这些话看似随意，却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羞辱系统——不断提醒女性：你的价值正在过期，你已经没有资格拒绝。这不是几个人的恶意，也不是沟通失败，而是一整套社会运行逻辑对“女性拒绝权”的系统性封堵。 在中国，婚姻从来不是私人选择。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纳入治理体系的政治工具。中共通过基层治理、人口政策与稳定责任制，将婚姻与生育直接绑定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单元。女性的婚姻状态，不再是个人决定，而是被默认为一种需要按时完成的社会任务。 在这一逻辑下，结不结婚，从来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有没有按要求配合”。当中共将“低生育率”“人口结构失衡”“社会不稳定”定义为治理风险时，它并没有反思制度本身，而是将压力层层下压——压到家庭，压到女性身上。催婚不是亲情行为，而是政策压力的民间传导。 中共从未正面承认逼婚是暴力，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这个体制依赖对女性的强制，才能维持自身运转。因此，婚姻被去权利化，被去同意化，被重新包装为“责任”“义务”“现实选择”。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时，她不仅是在对抗家庭，她是在对抗一个将顺从视为公民美德、将拒绝视为威胁的政权逻辑。 而中共对此心知肚明。正因如此，它从不为女性提供制度出口：没有有效的法律保护；没有可被信任的求助系统；没有真正独立的公共讨论空间。因为一旦女性拥有安全的拒绝权，这套治理逻辑就会失效。 所以，中共选择了另一条路，对逼婚保持沉默，对父权暴力视而不见，对女性的痛苦进行系统性降级处理。 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魏亚蕊的处境，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的。当婚姻被政治化，拒绝就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被视为“稳定”的破坏行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女性不是公民，而是被管理、被调配、被消耗的治理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当她拒绝结婚时，整个系统都会站在她的对立面。不是因为她错了，而是因为她不再服从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那种秩序。 在每一次类似的死亡之后，总会有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不离开？” 这个问题看似理性，实则残酷。它假设女性始终拥有“安全选项”，并将结局的责任重新推回到她个人身上。 但在中国，这个假设本身就是虚假的。 对许多女性而言，离开并不等于安全，而是进入另一种风险更高的不确定状态。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试图逃离家庭压力时，她面对的不是一条清晰的出路，而是一片制度性的真空。 首先，是法律层面的失效。在中国，逼婚、精神控制、情感勒索几乎从未被清晰地界定为违法行为。报警往往意味着被劝返，被要求“多沟通”“互相体谅”“不要把事情闹大”。执法系统并不为拒绝婚姻的女性提供保护，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表面稳定，而非保障个体权利。对女性来说，报警并不是求助，而是一种可能进一步暴露、激化冲突的高风险行为。 其次，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在一个长期压制公民社会、打压独立组织的体制下，真正可被信任的心理援助、法律援助与庇护机制几乎不存在。你可以被要求“去看心理医生”，但你的出境不会因此改变；你可以被告知“想开点”，但没有任何人能为你的拒绝提供现实支撑。心理问题被个人化，而造成心理崩溃的结构性压力，却被完全回避。这正是体制的惯常做法：将系统性压迫转化为个体心理失败。 再者，是舆论环境的围堵。在中国，公开表达对家庭、婚姻、父母安排的决绝，往往意味着被迅速道德审判。“白眼狼”“不孝”“自私”“矫情”这些标签不是偶然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高度稳定、可复制的舆论惩罚机制。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让拒绝变得代价高昂，让沉默看起来更安全。 最后，是经济与身份层面的现实困境。在一个对女性就业、流动、社会保障高度不友好的体系中，“独立生活”往往只是纸面选项。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支持，没有制度兜底，“离开”很容易被重新包装为“不负责任”“不现实”“不懂事”。当所有现实条件都在提醒你：顺从是唯一成本最低的生存方式，拒绝就成了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危险。 当法律不保护，当社会不接住，当舆论不站在你这边，当国家只关心“稳定”，那么所谓“个人选择”，就只剩下名义。魏亚蕊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承受，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反抗的代价。她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为拒绝提供安全路径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死亡并不是“冲动选择”而是被一步步逼近的终点。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询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离开”，却从不追问“是谁让离开变得不可能”，那么这个社会，早已选边站队。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个“没有退路”的结构性制造者。 魏亚蕊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结果。面对这样的结构性暴力，我们必须明确立场： 反对中共将婚姻和生育政治化：婚姻不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更不应该是人口、稳定或基层政绩的附属品。女性的人生不是国家任务，她们的选择权必须被承认、被尊重。 反对以“传统”“孝道”“现实”为名的制度和家庭暴力：任何以道德、情感或社会压力为借口的逼婚行为，都是暴力。不管是谁执行，强迫就是强迫，剥夺就是剥夺。 坚持女性拥有完整、不可让渡的人身权和人生选择权：她们的拒绝、退让、甚至不合作，都是合法的意志表达。没有人有权用“稳定”“家族”“责任”来剥夺女性的自决权。 要求建立可触达的支持系统：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公共讨论空间。不是事后道德评判，也不是旁观者的指责，而是真正能提供退路的保护机制。 反对去政治化叙事：任何试图将逼婚、死亡、压迫解释为“家庭矛盾”“心理问题”“极端个案”的行为，都是在替施暴者和制度洗白。直面责任，是正义的前提。 只有当社会、法律与舆论正视这些结构性问题，当每一个女性都拥有安全的选择和生存空间，魏亚蕊的死亡才不会白白成为一份警示。 这不仅是为她发声，更是为所有可能被逼到绝境的女性、为我们自己，争取选择权和生存权。 魏亚蕊已经离开，但她的故事不应该被封存为“悲剧新闻”，也不应该被简化为“心理问题”“家庭矛盾”或“偶发事件”。她的死亡，是中共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系统、一套逻辑、一种制度，逼迫女性走向绝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必须清楚：女性不是家庭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稳定器，更不是政策的牺牲品。每一次强迫、每一次忽视、每一次道德绑架，都是对人权、自由与尊严的直接侵犯。在一个没有退路的社会里，顺从并不等于安全，沉默并不等于保护。 反对逼婚！反对父权！反对独裁！ From the Death of Wei Yarui: A Look at China’s Systemic Coercion Author:...

作者：彭硕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

——中共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的滔天罪行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一个正常社会，婴儿死于手术台、学生死于校园，都会引发彻底、独立且透明的调查；死亡本身虽不可逆，但至少真相能够被还原，责任能够被追究，制度能够被反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期待几乎注定落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统一口径的官方通报、迅速消失的网络讨论，以及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强力压制。死亡并未带来真相，只带来了更深的沉默。         2025年底发生的“宁波小洛熙”事件，与2026年初河南新蔡中学生在校突然死亡事件，表面看似两起彼此无关的“个案悲剧”，却在处理方式、舆论控制和权力反应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当这两起事件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加以审视，即中共政权长期被国际社会指控、却始终拒绝接受独立调查的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所谓的“偶发”“巧合”便显得愈发站不住脚。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个由权力垄断、信息封锁与生命物化所构成的制度性结构。         小洛熙是一名年仅五个月大的女婴。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她所接受的是一项“技术成熟、风险可控、成功率较高”的心脏手术。然而，手术结束后不久，这个尚未开始理解世界的生命便永远停止了呼吸。真正引发社会震动的，并不仅是婴儿的死亡本身，而是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在事后表现出的高度防御姿态：关键医疗信息披露前后矛盾，家属获取完整病历和影像资料困难重重，官方通报反复修改乃至下架，网络舆论迅速被引导至“理性看待”“避免网暴医生”等方向。         在一个真正以生命为核心价值的医疗体系中，婴儿术后死亡理应自动触发最高等级的独立调查机制，调查过程应当对家属与社会保持透明。然而在中国，调查由谁主导、专家由谁遴选、结论由谁发布，始终指向同一个权力中心。当权力既是裁判者，又是潜在责任方的保护者，所谓“专业结论”便难以获得基本的公信力。    ...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至今已数年，但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未随着封控解除而真正过去。相反，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社会创伤，潜伏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之中，也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深处。对这场灾难的回顾，不应止于“疫情防控”的技术讨论，更无法简单归结为“不可抗力”。因为在这场瘟疫之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社会撕裂与长期心理创伤的，并不仅是病毒本身，而是一个长期依赖信息控制、行政强制与政治优先逻辑运转的统治体制。         2020年初，在疫情尚未全面爆发之前，风险信号事实上已经出现。武汉多名一线医生在临床中发现异常病例，并尝试以专业判断向同行示警。然而，这些出于职业责任的提醒，并未被视为公共卫生预警，而是迅速被定性为“扰乱秩序”。多名医生遭到约谈和训诫，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并非政治异议人士，也未试图挑战权威。他只是履行了医生在正常社会中最基本的义务——基于事实提醒风险。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真相本身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的死亡，使这场疫情首次以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个人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         疫情早期的信息延误与压制，后来被证明对防控窗口期造成了严重影响。多项研究与回顾性分析指出，如果在早期阶段采取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疫情的扩散规模与社会代价本可以显著降低。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首要反应并非风险沟通，而是舆情管控；并非医疗准备，而是维稳优先。这种反应模式，并非偶然失误，而是长期政治激励结构下的必然选择。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极端行政措施。封城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卫生合理性，学界至今仍存在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配套准备严重不足。交通骤停、医疗资源调配失序、普通病患就医受阻，导致大量非新冠患者在封控期间陷入无医可治的境地。在官方统计中，这部分“次生死亡”长期缺乏系统呈现。与此同时，殡仪系统超负荷运转、骨灰集中发放等情况，被大量市民以影像与文字记录下来。多种迹象显示，官方公布的数据难以全面反映疫情对社会造成的真实生命损失。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公开、独立的调查，相关讨论也很快被纳入严格的信息管控之中。         疫情在武汉的失控并未促成制度反思，反而推动了一套更具政治化特征的防疫模式在全国铺开。“动态清零”最初被描述为临时应对策略，但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一条不可质疑的政治路线。病例数字、封控力度与官员问责机制直接挂钩，使公共卫生决策日益脱离专业判断，而更多服务于政治安全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封控措施不断加码。一些社区被长期封闭，居民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核酸检测从风险筛查演变为日常行政要求；健康码成为影响出行、就医与基本生活的关键工具。多起经由媒体与民间记录披露的事件显示，孕产妇、老人及重症患者在封控环境中因就医受阻而遭遇严重后果，甚至失去生命。         这些悲剧往往被解释为“执行偏差”或“个别问题”，但从制度角度看，它们并非偶发。缺乏问责机制的权力结构，使得基层在压力传导下倾向于采取最严厉、最保守的手段，以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逻辑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不断边缘化，服从成为生存前提。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发生的一场居民楼火灾，使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疑问集中爆发。火灾发生时，该小区处于持续封控状态。事后流出的现场影像与多方证词显示，逃生受阻、通道受限等因素，对人员伤亡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官方最初试图将事件与防疫政策切割，但随后相关部门也承认管理和应急处置存在严重问题。这场火灾之所以引发全国范围的情绪震荡，并不仅因为伤亡本身，而在于它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揭示了封控政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当行政秩序被置于生命之上，当“按规定办事”压倒基本人道原则，防疫便不再是保护，而可能转化为风险本身。         随后在多地出现的白纸抗议，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集中体现。参与者并未提出复杂诉求，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长期封控、信息不透明以及权力失责的不满。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恐惧并非牢不可破，沉默也并非永久。然而，政策转向同样缺乏审慎准备。在2022年底，防疫措施迅速全面放开，但并未同步建立分级医疗、药物储备与重点人群保护机制。长期封控已削弱基层医疗承受能力，而突然放开则使医疗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冲击。多地医院出现挤兑现象，药品供应紧张，殡葬系统承压。由于统计与信息发布的不透明，社会至今仍难以了解这一阶段的真实伤亡情况。         从极端封控到无序放开，这种政策急转弯并非科学调整的结果，而更像是在政治路线难以为继后的被动收场。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始终缺乏参与权与知情权，也缺乏对决策者进行问责的制度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亮医生的象征意义愈发凸显。他并未制造危机，而是试图阻止危机；他并未挑战秩序，而是尊重事实。他的遭遇表明，在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体制中，专业良知本身就可能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纪念李文亮，并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更是对制度性失责的追问。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类似的灾难就无法被真正总结，只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疫情终将过去，但它所暴露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一个将稳定置于生命之上的统治逻辑，一个将忠诚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记住李文亮，记住武汉，记住乌鲁木齐，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拒绝遗忘；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Disaster Caused by Human Factor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Liquidation of Xi Jinping’s Autocratic Rule Abstract: The enormous...

作者：杨辰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知乎上，一个热门问题引发了不少讨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似乎缺乏信仰，但这其实是中共长期洗脑和操控的结果。中国人的“无神论”不是自然演化，而是被中共强加的意识形态枷锁，根植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却被扭曲成服务于极权统治的工具。这篇文章从中西方差异入手，揭露中共如何通过压制宗教、推广唯物主义来维持控制，或许能撕开一些伪装的面纱。 拿史前大洪水的神话来说明中西方差异吧。西方传说中，上帝看到人间罪恶，便降下洪水惩罚，只怜悯诺亚一家，让他们建造方舟逃过一劫。这反映出西方文化中，神是绝对主宰，一切源于神的意志，强调个人与神明的精神连接。而在中国神话里，大禹带领民众艰苦奋斗，堵塞洪水、疏通河道，最终战胜灾害。这本是“人定胜天”的积极理念，但中共却将其篡改为集体主义神话，宣扬“群众力量”，实则掩盖他们对民众的奴役。中共的教育体系从小学起就灌输这些故事，不是为了启发独立思考，而是为了培养对党的盲从，让人民相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战胜天灾”——就像他们宣传的抗疫“胜利”一样，忽略了无数被掩盖的悲剧。 许多人天真地认为中国人不信神是因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强调无神论，但这正是中共的宣传伎俩。实际上，中共正是利用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将无神论作为武器，摧毁传统信仰，代之以对党的崇拜。中国神话中神仙众多，道教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佛教有如来佛祖、观音菩萨，还有财神爷、土地公等，各司其职。但在中共统治下，这些被贬为“封建迷信”，民众与神的关系被扭曲成“交易”：人敬神，神须服务。但中共不允许任何“神”凌驾于党之上，他们摧毁寺庙、迫害信徒，将宗教变成可控的工具。西方人祈祷是“上帝赐我力量，感谢上帝”，成功归功于神，失败自责。中国人求愿后，若实现就还愿，若不成则换庙——但在中共时代，连这点自由都被剥夺，寺庙成了党的宣传阵地，僧侣被迫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举些例子就能看出这种扭曲。华北“晒龙王”的习俗，本是民间对神明的“讨说法”，但中共视之为“落后风俗”，在文革中被砸烂。民国军阀张宗昌炮轰龙王求雨的事儿，虽荒唐，却体现了不畏“神权”的民间精神；如今，中共却用“人工降雨”技术自夸“科技兴国”，实则在新疆等地用高科技监控宗教少数民族。乐山大佛因有“实绩”而受维护，但中共在西藏摧毁无数寺庙，强迫喇嘛“爱国爱党”，将宗教遗产变成旅游道具。动画《哪吒》里那句“拜了三年，生不出来，我砸了这破庙”，在今天会被审查为“负面能量”，因为它挑战权威——而中共最怕的就是人民挑战党的“神圣”地位。 中国人拜神多为实用主义，“无事不登三宝殿”，但中共将此妖魔化为“唯物主义胜利”，实则通过“破四旧”运动摧毁了亿万人的精神家园。西方人难懂这种模式，故觉得中国人敬神却不信神。但真相是，中共不允许真信神，因为那会分散对党的忠诚。少数虔诚信徒？他们被监视、关押，如法轮功学员或地下基督徒。汉字象形说有道理，难有统一一神教，但商朝的鬼神崇拜被周灭商后理性化——可惜中共篡改历史，将周易变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伪装，废人祭是进步，但中共的“阶级斗争”造成更多死亡。 如今中国人“信仰”祖先，烧纸钱祭祖，但中共连这都控制：清明节被宣传为“文明祭扫”，禁止“迷信活动”。国外烧冥币潮流有趣，但在中国，中共用“无神论”教育从小洗脑，让人民无处寄托，只剩对党的“感恩”。中国人并非无信仰，而是被中共剥夺了自由信仰。王权大于神权的历史，被中共放大成极权大于一切，四次灭佛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想想新疆的再教育营、基督教会的“三自”控制。相比西方神明，中国人被逼信“伟大领袖”，这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极权奴役。在当下，这“无神论”不过是中共维持统治的谎言，唤醒需要真相。 Why Are Most Chinese People Athe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CP’s Manipulation of Culture and Belief Author: Yang...

作者：黄娟  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不久前的九三阅兵语境中，习近平曾公开表达对“长寿”的执念，甚至流露出妄想活到极端年岁150岁的个人意志。这并非一句玩笑。在一个高度集权、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生命焦虑会被层层放大，并转化为对“资源”的系统性占有。当人被彻底工具化，生命与身体本身就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可被调配、可被消耗的资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与制度背景下，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与儿童失踪事件，才显得格外令人不安。 近几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事件，已经很难再被简单归因为“个别偶发”。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表面情形各异，却在事后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结论迅速形成，调查过程封闭，关键信息无法被独立核查，家属的合理质疑被视为需要“稳控”的风险。 2025年11月，昆明两名青年被宣布脑死亡，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多台器官移植；同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倒地，校方未在关键时间实施有效急救，最终不治；2026年1月，河南新蔡，一名13岁男童校内离世，遗体出现不明针孔，家属维权受阻、信息迅速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