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前几天，一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在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参观，安检时身份证连续两次无法通过。执勤人员查看屏幕内容后，询问他最近是否通过 12345 投诉过小米。他承认确有其事，且投诉尚未结案。对方点头示意，随后放行。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经过完整核实，而在于它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在现实中完全成立。它不需要额外加工，也不依赖任何阴谋论假设。相反，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看起来过于“正常”。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质疑企业权力，怀疑是否某家公司的影响力已经可以左右公共秩序。这种理解方式看似尖锐，实则安全。它把问题压缩为“资本勾结权力”的个案，好像只要换一家企业、换一次投诉对象，就能规避风险。但事实恰恰相反：决定一个人能否“刷得过去”的，从来不是企业，而是一个早已运行多年的国家级数据治理体系。 在今天的中国，个人并不是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被对待，而是以数据对象的形式被管理。身份、行踪、消费、医疗、婚姻、信访、投诉、表达记录，被持续拆解、整合、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可调用、可标记、可联动的“人像”。技术上，这并不新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套系统已经从后台管理走向前台治理，并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约束。 这意味着，投诉不再只是表达不满，维权不再只是寻求救济，反映问题首先是一条数据，其次才可能是一项诉求。当数据进入系统，它的命运就不再由当事人掌控，而由算法、规则、权限和所谓“稳定需要”共同决定。是否反复提交、是否继续追问、是否涉及特定对象，都会被转译为风险特征。这些特征不需要公开，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申诉路径，只需要在某个关键节点弹出一个提示：注意、限制、人工处理。 这正是现代控制最危险的形态：它不靠公开镇压，而靠隐形分类；不宣布罪名，却制造障碍。个人不会收到正式通知，只会发现“刷不过”“进不去”“被多看了一眼”。没有文书，没有解释，更没有纠错机制。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也不知道如何退出这套系统。 有人会反驳：可他最终还是被放行了。恰恰在这里，控制的逻辑暴露得最为清楚。真正成熟的治理机器，并不追求每一次都拦下个体，而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拦下。今天放行，是因为系统判断“问题不大”；明天限制，也不需要新的理由，只需要“情形不同”。当权利从规则变成裁量，从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社会行为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于是，自我驯化开始出现。人们减少表达，回避公共事务，反复权衡“值不值得留下记录”。不需要命令沉默，沉默会自行生成；不需要禁止投诉，投诉会自然减少。久而久之，制度不再需要高强度维稳，因为社会已经完成了自我维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往往以“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便民服务”的名义推进。数据被高度集中，却没有独立审计；权限被层层叠加，却没有责任追溯；裁量被不断下沉，却没有清晰边界。公民被要求实名、配合、守法，却被拒绝查询自己是否被标记、因何被标记、如何纠错。系统可以在关键时刻告诉一线人员某人“因为什么被注意”，却不允许当事人作为权利主体知情。 在这样的结构中，“正常人没事”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安慰。因为“正常”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系统判断。它可以随时间、随环境、随政策需要而改变。今天是普通投诉者，明天可能成为反复申诉对象；今天是消费纠纷，明天可能被归入“影响稳定因素”。当规则不透明、标准不公开、救济不存在时，所谓安全感，只建立在“暂时没轮到我”之上。 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一次安检的偶发异常，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缺乏边界的情况下，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控制优势。它清楚地表明：在一个以数据库为神经系统的治理结构中，公民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变量；权利不是不可侵犯的底线，而是可以被临时暂停的状态。 当一个社会需要公民“尽量少留下记录”才能自保，当参与公共事务本身需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它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以及一群学会绕开系统的人。 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不再需要露面。当一个国家不必告诉你为什么限制你，只需要让你感受到它随时可以限制你，这种权力就已经摆脱了法律的约束，进入了纯粹的技术统治阶段。 而在这种体制下，权力最忌惮的，从来不是犯罪，而是记忆。因为记忆意味着记录，记录意味着追问，而追问本身，就是对控制的否定。 When the State Machine Begins to Remember You — You Are Not Being Censored, You Are Being Marked Author: Tuo Xianrun...

作者：彭小亮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剥削的本质是权力得不到约束，而不是所谓的地主、私有企业、民营经济。特斯拉、索尼、丰田等世界知名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没有权力撑腰的资本家才是真正的资本家，所以这些企业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 真正好的法律是保障人权，选举、民主、司法独立、王在法下，保护私有产权，而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做的事情是践踏私有财产，践踏人权，毛泽东从来没有制度建设，也没有私有化改革，而是一个人说了算，每天在家里自大，高傲，喊口号小麦亩产三万斤，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初饿死数千万人。 ...

作者：马雪丰 编辑 ： Gloria wang 翻译：彭小梅 近年来，“跨国镇压”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对身处海外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监控、骚扰、威胁甚至间接施压等方式进行控制。进入2026年，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系统化的趋势。 首先，直接针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延伸式打击”，成为跨国镇压的重要特征。2026年，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是：一名旅居美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其在香港的父亲被判刑。该案件被外界解读为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连带施压”，即通过惩罚家属来影响当事人的行为。这种方式突破了地理边界，使个人即使身处他国，也难以摆脱来自原政治体系的压力。 其次，在海外直接展开行动的情况也在增加。2026年3月，意大利方面驱逐了8名中国公民，原因是他们被怀疑参与监视并骚扰一名异见人士。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双方执法合作受影响，也显示出相关活动已经进入欧洲社会内部，引发主权与安全层面的担忧。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2026年初有人员被指控代表中国公安系统，对当地宗教团体进行情报收集和监控。当地安全机构指出，这类行为属于“外国干预”甚至带有跨国镇压的特征，尤其容易针对移民和侨民群体。 ...

文：林养正编辑：Geoffrey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若一去不回，那便一去不回—纪念天桥上的那位勇士。 两千二百年前， 一位名不见传的燕国使者，以秦国叛将之首和割地契约为见面礼，面见秦王。 他对面的，是普天之下最有威势之人。强大，冷酷。他的目光里，透露着一股属于上位者的威严。那是身拥百万雄兵，踏遍八荒，横扫六合，连灭韩赵，即将掌控天下的人才有的威严。 但他凌然不惧。缓缓为秦王打开地图。 当地图全部打开的一瞬间，情况突然发生了剧变。一把匕首，出现在地图中，使者的手握着匕首把柄。 在同一刹那，使者握着匕首，朝着秦王胸膛狠狠地刺去。这位小小使者，逆天逆命而行，试图终结这位上位者，试图以一人之力做到数十万大军无法做到的事情，试图拯救天下苍生。 最终，因朝廷内安保森严，这位使者失败了，没能打破天道，逆天改命。 但他的精神，却永久地流传下来，流传了不止百倍于这位秦王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时间，流传到了今天。 两千二百年后。 一位名不经传的电磁学家，以装修工人的装扮为掩饰，登上天桥，面见全体国民。 他将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一言九鼎的人。他排除异己，修改宪法。将所有跟他意见相左的人，通通斩灭。乃至一言而将十四亿人关在家中三年，害死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二号总理。他也想和两千二百年前的那位一样，登基为帝，大权独揽，甚至同样妄图长生不死。 但他同样凌然不惧。缓缓展开横幅，打开音响。 当横幅全部展开的那一刻，吸引了闹市区，车水马龙，每一个人的目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就像一把尖刀，把一介草民代表全体中国人发出的诉求，狠狠地刺进了中南海的心脏。 他同样作为一介凡人百姓，试图逆天逆命。他以自己为全国的榜样，向全国人民发出抵抗暴政的呼吁。 他试图号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团结起来，罢工罢课，走上街头。试图以一己之力拉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做到美国总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让民主和人权的光辉照耀中国大地。 最终，因习皇威势过盛，这位凡人失败了，没有阻止习近平的第三连任、大权独揽。...

⸺兼论现代普世⼈权与威权治理逻辑的根本冲突 作者：Cooper Guan/《在野党》采访部记者编辑：李晶 翻译：彭小梅 ⼀､ ⼀场被重新定义的“新闻审判” 黎智英案并⾮普通的刑事案件 它更像是⼀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审判｡ 案件的核⼼争议，不仅是个⼈⾏为是否触法，⽽是新闻活动本身是否被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由是权⼒监督的重要机制，⽽在威权政治结构中信息控制则被用作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核⼼⼯具｡ 黎智英的审判实际上反映了⼀个问题：当权⼒将自由⾔论视为⻛险时，法律是否仍然是法律，还是仅成为政治⼯具。 ⼆､ 新闻⾃由的国际法基准与现实背离 国际社会对于新闻⾃由与表达⾃由有明确规范： 世界⼈权宣⾔ 第19条，明确保障思想､ 良⼼与表达⾃由 包括传播信息的权利｡ 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将新闻与⾔论⾃由列为核⼼基本权利｡ 联合国⼈权理事会多次强调，国家安全不得成为压制媒体的模糊性理由｡ 黎智英案所引发的争议，恰恰集中在以下⼏点： 首先，国家安全概念的⽆限扩张。新闻评论､ 国际交流被纳⼊“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 其次，法律的模糊性与追溯性适⽤，使⾏为⼈在事前难以判断合法边界｡ 第三，本案程序公正的国际质疑。包括陪审制度变化､ 审理透明度下降等｡ 当法律不再提供清晰预期时，新闻⼯作者⾯对的将不再是法律⻛险，⽽是制度性危险｡ 三､ 威权信息治理，从内容管理到思想控制 黎智英案并不是孤⽴事件 ⽽是更⼤信息管控体系的⼀部分｡这⼀体系具有典型特征： 特征一，从“内容审查”升级为“意图审查” 不再仅关注具体信息真假 ⽽是追究观点⽴场与其产生的潜在影响｡ 特征二，从“违规处罚”转向“刑事化表达” ⾏政监管逐步升级为刑事指控 形成寒蝉效应｡ 特征三，从“媒体管理”延伸⾄个⼈表达 普通公⺠的社交媒体⾔论也被纳⼊管控范围｡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 新闻机构趋于⾃我审查；公共讨论空间急剧收缩；社会共识形成机制被削弱。最终，社会失去真实信息与理性讨论能⼒｡ 四､ 新闻伦理的悖论，当追求真相成为⻛险 新闻职业伦理要求：独⽴调查、权⼒监督、公开讨论。但在被⾼度控制的信息环境中，这些职业要求反⽽可能成为⻛险来源｡ 这产生⼀种结构性悖论，越专业､ 越独⽴的新闻⾏为，越可能被视为威胁｡⻓期来看，这影响将从传媒行业扩张至整个社会。使学术研究受限，创作表达萎缩，让公共政策失去反馈机制，最终损害国家治理本身的理性基础｡ 五､ 法治的核⼼不是法律⽂本，⽽是权⼒边界 真正的法治，不取决于律的数量，⽽是看法律是否限制权⼒，法律是否保障少数派与异⻅者，法律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如果法律主要⽤于规范⾔论、定义思想、惩罚批评，那么它更接近“统治技术”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黎智英案引发的国际关注，本质上并⾮针对个案，⽽是对法律⼯具化趋势的系统性担忧｡ 六､ 社会舆论的⻓远影响：信任结构的瓦解 新闻⾃由不仅是媒体⼈的权利 更是社会的公共资产｡ 当公众意识到媒体⽆法独⽴报道、信息存在系统性过滤、表达可能带来⻛险，社会将出现三种长期不良后果：一是信任断裂，官⽅信息与⺠间认知脱节｡二是谣⾔⽣态化，真实信息缺失反⽽滋⽣谣⾔｡三是公共讨论极端化，中间理性空间消失｡这对任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是⻓期隐患｡ 七､ 新闻⾃由不是特权，⽽是⽂明社会的基础设施 黎智英案，不仅关乎⼀个⼈的命运。当新闻成为罪名，社会失去的不只是记者，⽽是对现实的共同理解能⼒｡ 现代社会的稳定，不来⾃沉默，⽽来⾃开放的信息流通、多元的意⻅表达、独⽴的监督机制。真正的强⼤，不是没有批评，⽽是能够容纳批评｡ 新闻⾃由､...

当新闻成为⻛险⸺以黎智英案为镜鉴的个⼈与时代观察 作者：Cooper Guan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 ⼀个曾在体制媒体⼯作的⼈的观察 我曾在中国体制内党群⼝从事宣传⼯作，同时为多家体制媒体撰稿与通讯｡ 在那个阶段，我接受的职业训练强调舆论导向､ 宣传纪律与信息控制｡ 后来，我创办⽂化传播机构，专注创意视频制作，并逐渐转向以真实表达与创作⾃由为核⼼的职业路径｡ 新闻与创作让我相信：真实是职业的基础，表达是社会进步的动⼒。 然⽽，中共治下的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使这⼀信念不断受到冲击｡ 黎智英案，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个问题：当新闻被视为威胁时，媒体⼈还如何存在？ ⼆､ 从制度内部到表达受限，个⼈经历与公共现象 在中国⽣活期间，我通过⽹络逐渐接触到更多历史､ 政治､ 时事信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曾在社交平台纪念＂六·四＂等历史事件，分享公共议题观点，呼吁法治､ ⾃由与⼈权。结果，不仅内容被删除，账号被限制，最终在⼀次全国性的⽹络整治⾏动中被永久封禁。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表达本身可能已成为⻛险｡ 这种现象并⾮个案，⽽是信息治理体系的⼀部分｡ 三､ 黎智英案 新闻活动如何被重新定义 黎智英案的核⼼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具体⾏为是否合法，⽽是新闻评论是否被视为政治威胁，国际交流是否被解释为安全⻛险，媒体⻆⾊是否被重新定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新闻通常被视为监督机制，⽽在⾼度控制的政治结构中，新闻可能被视为潜在⻛险源｡ 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个别记者，也改变整个媒体⽣态｡ 四､ 从国内经历到海外媒体参与，表达空间的对⽐ 来到海外后，我开始参与华⼈⺠主媒体的采访与志愿⼯作｡ 我第⼀次感受到可以公开提问、可以讨论敏感议题，可以表达不同观点｡ 这种对⽐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由表达并不是抽象⼝号，⽽是每天可以实践的现实｡ 同时，我也意识到，海外华⼈社区中仍存在⾃我审查与沉默⽂化｡ 不愿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在社交媒体避免讨论敏感议题，对媒体采访保持警惕｡ 这不仅是个⼈选择，更是⻓期制度环境塑造的⼼理结构与⻓期的信息控制环境和中共⼴泛的海外⻓臂监控密切相关｡ 当新闻活动被刑事化，所产⽣的寒蝉效应不仅局限在某个地区，它将通过社群⽹络扩散到全球华⼈社会｡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