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那堵墙,与这堵墙

三十七年前,柏林墙一个晚上就倒了;中国的墙却越修越高 作者:赵志伟 1989年11月9日夜里,东柏林的检查站,边防军抬起了栏杆。没有上级命令,就是抬起来了。一小时里有两万人走过桥。西柏林的人站在桥那边,递香槟、递花,陌生人抱在一起哭。这堵墙已经立了二十八年,倒下只用了一个晚上。 墙是怎么倒的?1989年秋天,莱比锡每个星期一都有人上街,举着蜡烛,就这么走。9月一千人,11月四十万人。10月9日那天七万人上街,现场有八千名武装人员,没有人开枪。11月9日,官员在记者会上说错一句话,新旅行规定“立即生效”。四天里,四百三十万东德人涌入西德。墙不是被坦克推倒的,是被走路的人推倒的。 今年11月9日,墙倒了三十七年。柏林只剩下一段墙当遗址,供游客拍照。中国的墙却还在,而且越修越高。它不是砖头砌的,是代码砌的,名字叫防火墙。墙倒不倒,不取决于墙有多高,取决于墙里面的人。 很多中国年轻人长这么大,没用过谷歌,没看过脸书,不知道维基百科长什么样。墙对他们来说不是墙,是世界本来的样子。防火墙挡住的网址有十四万多个。墙是一年一年长起来的:脸书和X是2009年被封的,谷歌是2014年,维基百科2019年被全部封掉。很多人每天的第一件事,是打开VPN,看看今天能不能连上,能连上是运气,连不上是常态。去年八月,有一天夜里,全国连往境外的网断了七十四分钟。我写这篇文章,查资料用的全是墙外的网站。墙里的人想写这样一篇文章,连资料都查不到。 翻墙是有代价的。上海有人因为翻墙被罚三千块,广东有人被拘留十五天。这还只是轻的。律师谢阳今年三月被判五年,法院将他在微信上发表的多条言论作为判决依据。写给朋友看的话,成了判刑的理由。微信是私人地方,朋友之间说的话,墙连这个都听得见。记者张展因为在推特和YouTube上发帖,去年九月又被判了四年。河南的贾榀因使用VPN登录Facebook、Twitter等境外社交平台发帖,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今年9月刚刚刑满释放。 香港以前是墙外面的。报纸敢骂,游行敢走,谷歌随便用。2020年国安法之后,墙修到了香港。2024年3月,香港通过了23条,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47人案里,四十五个人被判四年多到十年的刑期。黄之锋这个月刚被判十年,黎智英今年二月被判二十年。墙不是静止的,它会长。一堵墙立起来的时候,当权者总说是为了防外面的敌人。可墙修好之后,枪口永远对着里面。 更多的人没有被抓,只是学会了不说话。父母教孩子网上什么话不能说,老师教学生什么文章不能写。墙不用派人看着,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看守。柏林墙倒下的时候,东德人还记得墙外面是什么,他们能收到西德的电视,还有西边的亲戚,墙再高也挡不住记忆。中国的墙立了二十多年,一代人长大了,他们对墙外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什么要翻过去的。第一代翻墙的人还记得墙外面有什么,第二代连墙都看不见了。第一代人是害怕,第二代人是习惯。害怕的人还知道自己在怕,习惯的人连怕都忘了。柏林墙是把人关在墙里,中国的墙是把墙修进人心里。 没有人能预测墙倒在哪一天。等到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晚上。中国人呢?墙里面的人,有人翻墙,有人沉默,有人已经忘了墙外面还有世界。三十七年前,东柏林的人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答案,还没有写出来。 编辑:胡丽莉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That Wall, and This Wall Thirty-seven years ago, the Berlin Wall fell overnight; China’s wall, however, is being built...

一支烟头,一口黑锅

——从宏福苑大火的最终处理,看香港走上“中国式问责”的套路 作者:孔祥庆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爆发五级大火。一支烟头、一堆易燃杂物,烧了43个小时,8座楼烧掉7座,168人遇难(包括1名消防员),79人受伤——这是77年来香港最惨烈的火灾。 2026年10月,历时一年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交出最终报告,处理结果也随之落定。细看这一案,几乎是一份完美的“背锅学”教材。这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冷酷的事实:香港已不再是那个法治与问责彰显的香港,而是日益融入中共治下大城市的行政逻辑与套路中。 一、 责任下沉:理想的“底层背锅者” 报告认定,火灾“最可能”由一根烟头点燃宏昌阁平台堆积的可燃物料引起。于是责任链条从下往上层层推演:扔烟头的工人——无姓名、无面孔,甚至始终未被确认身份;买了非阻燃棚网的二判商;应承建商“以免引起事故”的要求关掉消防总掣、连带关掉火警钟的电工;向消防假称“维修期间不会关警钟”的消防承办商;以及承建商宏业建筑的两名董事。 最终,7人及2家公司被起诉,罪名集中在“误杀”和“诈骗”。锅总有一个最合适的背法——顺理成章地落到一个具体的、低级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基层人员身上。扔烟头的人堪称理想背锅者:他确实点了火,但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二、 监管缺位:避重就轻的“意外事故” 然而,真正该承担监管职责的部门又在何处?这场大火本身是政府“强制验楼计划”派生的工程:2016年发令,2019年的验楼报告已明列外墙混凝土爆裂、钢筋外露等严苛问题,工程却拖到2024年才动工;名义上分三期,实际8座楼同时被竹棚和防火能力不合格的围网所罩。 劳工处连续收到居民16次关于工人吸烟的投诉,巡查16次却次次“没有发现”,既不发禁烟令也不发停工令,还与消防处踢皮球声称“公众安全不属我们管”;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指示承建商更换棚网后,从未查验新购围网是否阻燃,对承建商递交的伪造检测证书听之任之;烧楼那晚,政府斥资一亿建成的“手机紧急警示系统”更是一声不响。 面对这一连串的系统性失职与监管瘫痪,独立委员会的最终定性却轻飘飘地落在四个字上:属意外事故。 三、 官僚过关:“政治责任”的避风港 再看官方的后续处理:特首率官员鞠躬道歉,宣布“政治任命团队承担政治责任”。翻译成现实逻辑,就是由民选的业主立案法团和出资的1984户业主自己承受损失。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一人请辞,问责即止——而何永贤的任期本来就只剩三个月。 政府代表律师在总结陈词里直言:“没有客观证据支持政府人员和承建商串通,将责任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并呼吁专业人士应该“自觉自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个组织联署为灾民发声的24岁大学生关靖丰,成了第一个被国安处拘捕的人;而那个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定权力强制证人作供。“问责到底”喊了许久,宏福苑大火证明:所谓的“底”,不过是“政治责任”这块遮羞布。担下去的是形式上的责任,保住的却是实质上的权力。 四、 “中国式问责”在香港的复制 纵观调查时长、报告定性与后续处置,这套操作展现出极其熟悉的“中国式问责”逻辑:责任可以归咎于任何基层个体,实在不行找个替罪羊,而最不可能承担实质责任的就是各级政府与官员。其核心逻辑在于维持官僚体制的“伟光正”形象,绝不进行深层的体制反思与根本道歉。 这种“避重就轻、政治洗牌”的案例在大陆比比皆是。例如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多名被问责下台的官员随后纷纷复出或异地升迁:前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后任河北省政府党组成员;被处分的孙咸泽此后升任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被问责的王智才亦复出担任农业部总畜牧师。这种“问责-避风-复出”的循环,正是该体制下固有的政治惯性。 结语:法治沦丧与制度侵蚀 宏福苑大火的处置,将体制的冷酷展现无遗。高官免于实质追责,基层沦为背锅工具,发声者反被收监。这不仅是对168条生命的漠视,更是对香港以往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与制度尊严的沉重打击。 一支烟头,一口黑锅。当行政权力的自我保护凌驾于公众利益与法治之上,留在历史记录里的,终究只剩下一声叹息。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One Cigarette Butt, One Scapegoat — Seeing How Hong Kong Has Adopted the "Chinese-Style...

习近平担忧的互联网执政关,可能正是变革的突破口

作者:小舞(@reporterxiaowu)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当习近平亲自把互联网治理与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联系在一起时,这句话其实已经点明了互联网在中共政治安全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对他们而言,这是事关执政周期的命门;而对我们而言,也由此看见了这个看似强大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所谓“长期执政这一关”,已经是习近平相当委婉的说法。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共产党能否继续掌握国家政权,会不会有一天失去执政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看上去如此强大的政权,拥有超过一亿党员,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筑起了世界上规模庞大的互联网审查与封锁体系,为什么它的最高领导人仍然如此在意“互联网这一关”,甚至把它直接提升到能否“长期执政”的高度? 如果互联网只是一种传播工具,为什么会被置于政权存续的尺度上衡量?如果现有的控制体系已经足够牢固,又为什么需要不断强化网络审查、舆论引导和信息封锁? 习近平的这句话,无意间提出了一个比答案本身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互联网究竟拥有怎样的力量,以至于一个拥有庞大组织体系和严密社会控制能力的执政党,仍然把能否驾驭它视为关乎长期执政的一道关口? 从习近平长期、反复强调“互联网这一关”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并非一次会议上的偶然表态,而是被持续置于中共执政安全的框架中加以强调。至少从他的公开表述来看,互联网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传播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党内长期保持警惕的政治问题。 当一个最高领导人反复把互联网与“长期执政”联系在一起时,其中传递的政治信号已经十分清楚:互联网这一关不能失守。因为在这种政治逻辑之下,失去的可能不仅是网络舆论的控制权,还可能进一步触及执政安全本身。 也正因此,“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值得反过来理解:习近平是在反复提醒他的党内同志,必须牢牢控制互联网,决不能让它成为中共长期执政的致命软肋。 习近平所担忧的软肋,也可以成为我们突破铁幕的另一个方向。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不可能简单复制一次武昌起义,更不可能寄希望于传统意义上的武装暴动。一个最现实的事实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反共人士和民主力量,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组织一支足以与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军事和国家机器相抗衡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如果政治行动长期停留在中共驻外使领馆门前举牌、喊口号,其传播范围和实际影响也十分有限。抗议当然具有表达立场、凝聚群体和保存历史记录的意义,但如果希望让更多中国人接触未经官方筛选的信息,仅靠线下活动远远不够。 现阶段,能够跨越地域边界持续发挥作用的工具之一,就是互联网。 它不要求人们拥有军队,不需要占领一座城市,也不以暴力作为传播思想的前提。文章、图片、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可以突破地理距离,把原本彼此孤立的人连接起来,让被删除的信息重新出现,让被禁止讨论的问题继续被讨论,让官方叙事之外的声音获得传播空间。 对于一个长期强调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体系而言,互联网带来的重要变量,就是信息传播权力的分散。 过去,报纸、电视、广播、出版社构成的信息传播体系高度集中。一件事情能不能报道、如何报道、报道到什么程度,都存在明确的把关机制。从记者、编辑到总编,从媒体机构到宣传主管部门,信息必须经过一道又一道“闸门”。在这样的传播结构下,一份指令、一个电话、一纸通知,就足以让一条新闻从报纸版面、电视画面和公共视野中消失。 互联网首先改变的是信息传播的权力结构。过去只有少数机构掌握的麦克风,被分散到了无数普通人手中;过去需要经过层层审核才能抵达公众的信息,现在可以由一个身处现场的普通人,用一部手机、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出去。 更重要的是,权力可以删除一篇文章,可以让一段视频消失,可以封禁一个账号,却越来越难保证所有人都没有看见过它。 即便中共建立包括网号、网证在内的网络身份管理制度,拥有庞大的内容审查体系,又用防火墙阻断大量境外信息进入中国,只要中国仍然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互联互通的基本属性就很难被彻底消除。封锁可以增加获取信息的成本,审查可以压缩表达空间,却很难保证所有信息都被永久隔绝在边界之外。 信息突破,让被封锁的消息仍有机会穿透审查;议题设置,让普通人可以提出官方媒体不愿提出的问题;身份连接,让原本互不相识、散落各地的人因为共同关注的议题彼此发现;公共动员,让线上讨论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中的公共参与;而对官方叙事垄断的削弱,则意味着一个政府越来越难仅仅依靠控制传统媒体,就决定整个社会能够看到什么、讨论什么以及相信什么。 信息突破、议题设置、身份连接、公共动员、叙事竞争——互联网把这些过去难以由普通人同时掌握的能力,大规模分散到了社会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面对互联网所做的事情,从来不只是“管理网络”,而是在互联网改变信息权力结构之后,试图重新建立一道又一道被技术冲开的闸门。 那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制造虚假信息,更不需要用谣言对抗审查,只需要做好四件事情: 记录、核实、保存、传播。 文章可能被删除,就保存底稿;网页可能消失,就及时存档;图片和视频保留原始文件;重要材料建立包含时间、地点和来源的完整证据链;一个平台无法继续保存,就在其他合法平台留下副本;国内无法长期存在的重要公共资料,就进行境外和离线备份;面对真假混杂的信息,先核实,再传播。 目的只有一个:让事实越来越难以被彻底删除,让公共记忆不再随着一个又一个“404”消失。 删除仍然有效,却越来越难以等同于彻底消失;封锁仍然可以筑起高墙,却越来越难以保证墙的另一边永远无人看见。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记录事实,如果被删除的文字能够重新出现,被封锁的信息能够跨越边界,被遗忘的人和事件能够重新进入公共记忆,那么,一个高度依赖信息控制维持自身叙事的治理体系,还能不能永远把“互联网这一关”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或许,互联网给我们的,正是将铁幕撕开一道缝隙的可能。 不是用谎言对抗谎言,不是用暴力回应暴力,而是让真实的信息持续流动,让被删除的事实重新出现,让被噤声的人重新获得表达的机会,让原本彼此孤立的人能够看见彼此。 以真实对抗封锁,以记录抵抗遗忘。 我们无法决定一条信息最终能够走多远,也无法预知互联网究竟能够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政治变化。但至少可以让更多真实的记录留下来,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接触不同信息、独立判断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习近平是在提醒他的党内同志,而对于所有关注中国政治变革的人来说,这句话还有另外一面值得思考: 当信息开始突破边界,当记录不再能够被轻易抹去,当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获得记录、传播和表达的能力—— “互联网这一关”,会不会成为变革的突破口?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The "Internet Hurdle" That Worries Xi Jinping May Be the Very Breakthrough for Change Author: Xiaowu (@reporterxiaowu) "If we...

姆巴佩伤害的是共产党的感情,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作者:余茂春   这几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谁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今天,我也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事情起源于法国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恼了中共。因为他说毛泽东是个独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责他“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可是,毛泽东本来就是独裁者,他的统治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难道说出这个历史事实,比毛泽东当年害死那么多中国人,更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件事看起来荒唐,却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来惯用的一套政治把戏。只要有人批评共产党,就说人家侮辱了中国;只要有人批评毛泽东,就说人家伤害了中国人民。毛泽东虽然已经死了半个世纪,但他留下的独裁体制还在,中共对毛的政治遗产更是碰都不让人碰。   “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大家应该早就听腻了。美国总统见了达赖喇嘛,中国人民的感情受伤了;日本首相谈到台湾,中国人民的感情又受伤了;外国政府批评中共迫害人权,中国人民的感情还是受伤了。  奇怪了!十四亿中国人真的都这么容易被伤感情吗?更重要的是,谁问过他们?   一个不让人民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不准人民公开批评政府、连上网说几句真心话都可能惹上麻烦的政权,居然一天到晚宣称自己最了解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不是很可笑吗? 其实,这套说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中国媒体研究计画(China Media Project)发现,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报》就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来指责印度。研究人员统计了1959年至2015年间《人民日报》的143个相关案例,发现中共用这句话骂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而台湾和西藏问题也经常成为引爆点。 说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对历史和领土的说法,中国人民的感情就会突然受到“严重伤害“。  最离谱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当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屠杀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国民众,美国国会对这场血腥镇压提出谴责。结果北京竟然反过来指责美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是什么道理?杀害中国人民不算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谴责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罪过?   这就是中共这套说词最荒谬、也最虚伪的地方。  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大饑荒,估计有三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中国人因此丧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被折腾得天翻地覆。无数家庭被拆散,老师被学生批斗,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寺庙古蹟被砸得乱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开枪。   中共治国无方,折腾有数。目前的中国,民不聊生,失业飞涨,就业艰难,人人思润,万众躺平,遍地贪腐,无限监管,镇压空前。难道因此而受煎熬的亿万中国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数?难道这些事情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这些人公开诉说自己的苦难。谁想追究责任,谁就可能受到打压;谁想纪念历史,谁就可能被当成政治上的寻衅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国人民的感情“,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规矩,只要是外国人让中国人不高兴,中共就要替大家出头;但如果是共产党自己伤害了中国人民,那就最好闭嘴,连提都不准提,因为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几十年的中国人民是没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说明这种荒唐的地方。中国媒体忙著谴责他的所谓“辱华“言论,却不敢清楚告诉中国民众,他到底说了什么。有些中国网民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气。连别人讲了什么都不让你知道,却要你义愤填膺,这不是很滑稽吗?   这种愤怒,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气的时候,才刻意制造出来的。 这套把戏其实很好懂。对内,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对经济、失业、贪腐和社会不公的不满,转移到外国人身上。对外,则可以利用庞大的中国市场,逼外国政府、企业、学校、运动员和演艺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规矩。   2019年,美国职篮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失业的人还没找到工作,找钱的人已经找上门了,

作者:老默 早上醒来,先看手机。招聘软件没有新消息,昨天投出去的简历依旧没有回音。吃过早饭,继续投简历。中午随便吃点,下午等电话。房租快到期了,银行卡里的余额越来越少。到了晚上,算一算这个月还剩多少钱,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这时,社保的事找上门了。人社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识别尚未参保的人员,动员他们参加社会保险。失业的人说,工作都没有,拿什么交?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达到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累计投资收益超过2.29万亿元。再看看退休以后。在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普通企业退休人员每月领取三四千元养老金并不少见;一些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加上职业年金,每月一万多元,甚至两万元以上。在职时,有些岗位还有补充医疗、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福利。工资条上的数字,并不等于全部待遇。退休以后,基本养老金之外,还有职业年金等补充收入。农村老人又是另一番光景。很多人年轻时靠种地养家,没有单位为自己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年纪大了,主要依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月领取几百元。有些老人还要种点地、打点零工,补贴日常开销。他们并非没有参保,也并非人人没有其他收入。但年轻时缺少稳定的职工养老缴费记录,老了以后能领到的养老金,往往与职工退休待遇相差很大。有人退休后每月领一两万元,有人领三四千元,还有人靠几百元过日子。有人不是不想缴,而是眼下没有钱缴;有人不是不需要保障,而是忙了一辈子,能依靠的保障仍然有限。失业的人还在等一份工作,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还在盘算每个月的几百元。数据找到了尚未参保的人。至于他们手里有多少钱,日子还过不过得下去,是另一张名单上的事。当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越来越难挣,普通人已经在为生计焦头烂额的时候,还要用越来越精准的技术找到他们、催促他们缴费——这种只看见缴费责任、却看不见生存困境的冷酷,才是整件事最令人不齿的地方。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

我们为什么反共?

——反对独裁更要警惕自己成为独裁者 作者:赵雪峰          我们为什么反共?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每一位参与民主运动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有人因为遭受过不公而反共;有人因为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而反共;也有人因为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而选择反共;也有人为了留在文明社会而反共等等。这些原因都可以理解,但我始终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反共,不应该仅仅源于对某个政党的仇恨,而应该源于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的认同。 我们反对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不认同其独裁统治,不认同其权力不受约束,更不认同人民缺乏自由表达和选择政府的权利。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反对的,不应该只是共产党,而应该是一切形式的独裁与暴政。 如果我们反对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却对普京对乌克兰人民的屠杀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反对中共的个人崇拜,却对金正恩的世袭统治保持沉默,那么,我们所坚持的民主原则究竟是什么? 民主价值观不应该有双重标准。不能因为某个独裁者与我们有共同的政治敌人,就选择原谅他的反民主行为。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往往能够为了共同利益相互支持,而我在现实中看到的民运人士,却常常因为观点分歧而四分五裂。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有人高喊言论自由,却无法容忍不同意见;有人反对政治迫害,却热衷于辱骂、抹黑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有人批评中共制造仇恨,自己却在网络上使用污秽语言,肆意攻击他人。只要别人提出不同观点,就被视为敌人;只要有人提出批评,就被怀疑动机,甚至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很多人即使到了海外,但其思维逻辑还是受“文革”思想残害至今。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交往对象的自由,也有权利屏蔽不愿接触的人。但如果一个人一边要求言论自由,一边又试图通过羞辱和抹黑让不同意见者闭嘴,那么,他所追求的自由,恐怕只是属于自己的自由。这让我不禁思考:有些人的反共,究竟是出于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还是仅仅因为与共产党存在个人恩怨? 如果一个人反共,仅仅是因为自己不是共产党,那么他的反抗究竟是为了结束暴政,还是为了取而代之?斯大林反纳粹,但这依然不妨碍他大量屠杀苏联人民。 如果一个人在尚未拥有权力时,就已经无法容忍不同意见,那么当他真正掌握权力时,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他会尊重民主?中国历史已经给过我们太多这样的教训。历代农民起义,往往始于对暴政与不公的反抗,但旧政权被推翻之后,新建立的政权却常常重新走向专制。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底层人民的苦难,但建立明朝之后,依然采取严厉的政治控制。太平天国以反抗清朝统治为起点,最终却建立起等级森严、高度集权的统治体系。 历史一次次提醒我们:推翻一个独裁者,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到来。如果没有民主价值观和制度约束,今天的反抗者,明天也可能成为新的压迫者。因此,我认为海外民主运动不仅需要反对中共,更需要认真反思自身。 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民主?是否能够尊重不同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批评?是否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在共同的价值观下寻求合作?民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需要身体力行的信念。它意味着宽容、克制、平等,也意味着即使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依然愿意尊重他的基本权利。我们可以争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彼此不认同,但不应该因为观点不同,就忘记了最初的理想。 我们追求的,不应该只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而应该是一个没有独裁、没有政治迫害、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权力受到法律约束的中国。如果缺少民主价值观的支撑,即使有一天共产党不再执政,中国也未必能够迎来真正的自由。因此我认为真正希望改变的,不仅是掌权的人,更是那个让暴政不断重演的历史循环。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Why Do We Oppose the Communist Party? — Opposing Dictatorship Requires Even Greater Vigilance Against Becoming a Dict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