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维忠案看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恐惧
作者/冯仍
近日,我看到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对李维忠提起公诉的一份《起诉书》。读完以后,我最震惊的,并不是其中出现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几个字,而是检察机关列出的那些所谓“犯罪事实”:写文章、发推文、转发政治观点、印刷和传播文章。这些原本属于公民表达思想和政治观点的行为,竟然被一项一项写进了刑事起诉书。
更值得注意的是,检方不仅记录李维忠在Twitter,也就是现在的X平台上发表、转发了多少条内容,甚至连这些推文获得多少评论、多少转发、多少点赞,都进行了统计。看到这里,我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案件,而是一套非常具体的政治监控和追责方式。它说明,中共不仅在意一个人说了什么,也在意这些话传播了多远、影响了多少人。
根据起诉书记载,李维忠长期在境外网站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也曾在Twitter平台发布、转发相关政治内容。如果这些事实属实,我首先想到的问题却是:批评一个执政党,为什么可以被认定为颠覆一个国家?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一个公民批评执政党,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甚至公开主张民主化改革,本质上都属于政治意见。一个现代国家如果连这些声音都无法容纳,那么问题恐怕不在说话的人,而在这个制度本身。
可是,在中共建立的政治逻辑中,“党”“政府”和“国家”长期被有意混为一体。批评共产党,可以被解释成攻击国家;反对一党专政,可以被解释成颠覆政权;呼吁民主宪政,也可能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于是,一个人没有枪,没有组织武装,没有实施暴力,仅仅写了文章、发了推文,就可能面对“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指控。
这究竟说明言论有多危险,还是说明这个政权对言论有多恐惧?我认为,李维忠案中最值得关注的,恰恰不是这些文章和推文本身,而是司法机关如何把思想表达一步一步转化为刑事证据。
起诉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检察机关专门统计了其Twitter账号相关内容的评论数、转发数和点赞数。为什么要统计这些数字?在我看来,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处理政治言论的一种基本逻辑:它不仅要判断一个人“说了什么”,还要评估这些话究竟传播了多少人。
换句话说,一个观点影响越大,在所谓“维稳”体系眼中可能就越危险。这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中国为什么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进行网络封锁、删帖、封号、关键词过滤和舆论控制。真正令专制制度害怕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说一句话,而是这句话被第二个人听见,再被第三个人转发,最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
所以,一条推文的点赞、评论和转发,最终都可以变成司法文书中的数字。这已经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案件侦查,更像是在计算一种思想传播的范围。
这份起诉书对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尤其值得警醒。很多人离开中国以后会认为,到了美国、欧洲,只要使用Twitter、YouTube、Facebook这些境外平台,中共就看不到,也管不到。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判断。
李维忠案至少说明,中国公安机关不仅会搜集境外网站发表的文章,也可能长期保存境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发言、转发和传播数据。一个人在海外说过什么、写过什么、与谁联系过,这些内容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并在某一天成为政治案件中的材料。
这件事情对我有特别直接的触动。来到美国以后,我公开加入中国民主党,参加中国领事馆前的抗议活动,纪念六四,声援政治犯,也通过实名社交媒体持续批评中共的一党专政以及对宗教自由、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打压。我还参与《在野党》的编辑和校对工作。按照李维忠案中呈现出来的办案逻辑,这些事情中的很多内容,完全可能成为公安机关记录的对象。
而这种担忧对我来说并不是抽象的。在我参加海外政治活动、发表政治言论之后,国内公安人员曾多次到我父母住所,也曾通过家人传递对我海外言论的警告;后来,我在国内的商业关系也受到政治因素影响。正因为经历过这些事情,当我看到李维忠起诉书中那些“境外网站”“Twitter账号”“境外机构”这样的文字时,我感到格外刺眼。
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遥远的案件,而是一套非常现实的追责机制。它真正产生的作用,也许并不仅仅是把一个人送进监狱,更重要的是警告其他人不要说话。
一个政府不需要把所有批评者全部抓起来。只需要抓几个,只需要让几份起诉书流出来,只需要让大家知道:“你在国外网站写的文章我们也能看到,你发过多少条推文我们也能查到,甚至有多少人点赞,我们都记录着。”恐惧自然就会产生。
接下来,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这一句是不是不能发,这个名字是不是不能提,这篇文章是不是最好删除,回中国会不会出事,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当一个人开始主动删除自己的思想时,审查制度就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最高效的审查,从来不是警察每天站在每个人身后,而是让每个人心里都住进一个警察。
我始终认为,无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多么尖锐,只要他没有鼓动和实施针对他人的暴力,就应该允许他表达。你不同意一篇文章,可以写另一篇文章反驳;你不同意一种政治主张,可以公开辩论;你甚至可以认为一个人的观点完全错误,但不能因为一个人批评执政党,就把他关进监狱。
更不能因为一个人发表几十篇文章、几十条推文,就说他“颠覆国家”。如果几十条推文真的能够颠覆一个拥有庞大军队、警察、国安系统、宣传机器和互联网防火墙的政权,那么真正应该被质疑的,也许并不是那几十条推文,而是这个政权为什么如此缺乏安全感。
看到这样的案件,有人可能会说,既然说话有风险,那就少说一点。这当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我也完全理解这种恐惧。当公安找到我的家人,当国内的人因为我的政治活动受到询问时,我不可能毫无压力。
但这些经历也让我越来越明白,我今天之所以珍惜在美国可以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正是因为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不能自由说话的社会。如果来到自由社会之后,我们仍然因为中共的恐惧而自我审查,那么人在地理上虽然离开了中国,思想上却仍然没有真正走出那堵墙。
李维忠案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正在这里。今天进入起诉书的是李维忠的32篇文章、36条推文;明天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YouTube视频、Facebook文章或者X平台帖子。所以,对这样的案件保持关注,不仅仅是在声援一个具体的人,也是在维护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评政府不是犯罪,反对一个政党不是犯罪,要求民主不是犯罪,思想更不应该成为犯罪。
一个政权可以删除文章,可以封锁网站,可以把一个人投入监狱,但它很难永远封锁一个社会对真相和自由的追问。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主动沉默。
当一条推文都能够成为“颠覆国家”的罪证时,真正值得担忧的,从来不是那条推文,而是那个害怕人民说话的政权。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When Tweets Become "Criminal Evidence": Looking at the CCP's Fear of Free Speech Through the Case of Li Weizhong
Author: Feng Reng
Abstract: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