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Paul Zhao 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更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根源性文本。现代宪政民主、人权理念和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在历史与思想的深层结构上，都深受圣经世界观的塑造。本文将从美国宪法的建构、人权理论的来源、政府权力的限制机制，以及现代国家若抛弃圣经基础所导致的政治危机等方面，系统论述圣经在现代政治体制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探讨其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启示。 一、圣经的核心政治观：上帝高于君王，人按神的形象被造 圣经以宗教语言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命题： 上帝是最高主权者，政府权力并非自生，而是受托而来。 《罗马书 13:1》：“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君王只是代理人，不拥有绝对权力。这一观念破除了古代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基础。 人按神的形象被造，人人享有固有尊严。 《创世记 1:27》：“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 人的权利因此不可被政府剥夺，而具有神圣性与普世性。 这两个原则为现代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根本的哲学前提：政府权力有限，人权不可侵犯，法律高于君王。 二、圣经对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影响 美国开国者虽建立的是世俗共和国，但其政治设计几乎全部源自圣经政治神学。以下为核心对照： 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原文作“马迪逊”）曾说： “人若无罪，政府则无必要；若天使治理人，政府亦无必要。但因为人有罪，所以政府必须受限制。” 三、圣经奠定现代人权理念的思想基础 1. 人权的来源：神学起点 现代人权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何有权利？政府为何不能剥夺？ 圣经的回答是： 人权来自作为“上帝形象”的本体地位，而非人的功能或社会地位。 人的尊严不依赖政府承认，而是天赋本有。 2. 人权的不可侵犯性 《出埃及记》禁止杀人、盗窃、奴役，确立了保障人身与财产权的律法。 《利未记》强调，无论贫富，法律一体适用。 3. 人权的普世性 《约翰福音 3:16》：“神爱世人。” 圣经宣告所有民族都在神面前平等，这一普世主义为《联合国人权宣言》奠定了道德基础。 四、圣经的政治制衡机制：防止极权的思想根基 美国独立战争正是以圣经为依据：认为英国政府违背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因此“革命不是叛乱，而是顺服至高上帝的公义”。 五、当政治抛弃圣经基础，将走向何种结局？ 案例一：法国大革命——去神化导致恐怖与专制 法国革命将人权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而非神的律法之上。结果，“人民意志”迅速蜕变为少数派意志，最终导致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与拿破仑独裁。 案例二：共产主义——以无神论为基础的政治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上帝与“人按神形象被造”的观念，将人视为生产工具，导致大规模人权灾难（古拉格、文化大革命、柬共屠杀等）。 结论： 否认上帝，就会否认人的尊严；否认人的尊严，政治便不可避免地滑向极权。 六、圣经政治理念对中国的启示 公义高于权力： 政治合法性不在于谁掌权，而在于是否合乎公义。 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必然推动人权保障与法治深化。 政府必须受限： 圣经为治理提供道德边界，也为改革提供思想力量。 民族更新之路： 并非简单模仿西方制度，而是回归普世价值的根基。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14:34） 结语 圣经不是一部陈旧的宗教文献，而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现代宪政、人权与民主，并非人类理性自发的创造，而是在圣经世界观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政治果实。 若现代国家要保有人权与自由，就必须承认一个高于政府的道德来源；...

作者：张宇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毁掉一个民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篡改他们的语言。”——乔治·奥威尔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呼吸。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不是它的楼房有多高，不是它的高铁建得有多长，也不是工厂的机器转得有多快，唯一的标准是它的人民能否自由地说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许多词语正在被悄悄“消失”。“离婚”成了不祥的话题，“自杀”成了禁忌的词汇，“维权”“抗议”“真相”这些原本属于公民日常表达的词语，却被网络算法和系统判了“无声”的死刑。 文字狱是封建帝王专制的利器，是古代中国专制统治者对文人的一种政治迫害。它的历史几乎与帝制本身一样长，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尤为严酷。一个读书人写了“天地会”三个字，被判谋反；一首诗中用了“明月”二字，被解释为怀念前朝，当立斩；一句“白云苍狗”，也可能被扣上“影射圣上”的罪名，轻则流放，重则斩首。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但今天，当我们打开电脑或手机，看到“此内容无法显示”，内容“涉嫌敏感”时，看到一个个词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难道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字狱吗？现代中国因言获罪的例子还少吗？ 不同的是，古代的人知道自己被禁言；而今天，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更加恐怖之处：当沉默变成了习惯，不公就会显得理所当然。 当一个国家连字句都要审查，它不只是怕言语——它害怕的是人民思考。如果人民学会说出真相，谎言就再也无法稳固！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11月1日在洛杉矶星光大道举行的集会活动） 2019年，中共在举行大型阅兵式庆祝建国70周年之际，抓了很多所谓的“辱国人士”。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网上说了几句官方不喜欢的话就被抓走。其中一个案例让我觉得最为荒谬，一位四川网民说：“阅兵有什么好看的”，一位山东网民说：“祖国没有养你，是你妈养的你。”结果二人双双被拘留。 45岁的黄根宝是徐州市一家国企的高级工程师，2019年6月1日，他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罪名是在Twitter等平台上侮辱国家领导人、损害国家形象。服刑期间，他与20多人一起住一个牢房，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包括上厕所。他和妻子都失去了工作，现在他靠送外卖养家糊口。 2020年4月，北京三名90后疑因备份新冠疫情期间被删除的文章失踪，陈玫和蔡伟随后以“寻衅滋事罪”被正式逮捕。 也许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那些因发表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言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人。位居榜首的一定是李文亮医生，2020年1月1日，他和其他七人因试图向亲朋好友发出新冠病毒的警告而受到训诫。2020年2月6日，李文亮死于新冠病毒，人们现在把他当作新冠疫情爆发的吹哨人来纪念。但因新冠病毒言论受到行政处罚的还有其他587人。 还有一些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知名人物，比如地产大亨任志强，他曾暗示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最后他被重判18年；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他接连发表批评当局文章被革职；出版界“侠女”耿潇男，她声援多位良心犯被起诉“非法经营罪”；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她抨击共产党是“政治僵尸”被开除党籍；记者张展，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 …… （图片为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意为：中国那些起来吹哨的人，他们要背负非常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监狱、可能是失踪。） 当前中共政权将“惟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谁反对共产党、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谁就是反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司法的量刑手段，对维护人权、倡导民主、争取自由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予最为严厉的镇压、抓捕以及迫害。 直到已将社会主义法治确定为宪法原则的今天，这种镇压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文字狱在国民的唾弃中愈演愈烈，并把它改头换面，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中共将其纳入司法执法的范围，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一罪名绝对是与宪法原则及其精神背道而驰，它与上述强加在国民身上的所谓“反革命罪”同工异曲，其功能便是以法律的名义镇压和迫害敢于对中共独裁提出批评的民主人士。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现代法治精神和宪法原则的一个悖论。其唯一的表现就是“霸王硬上弓”的强权镇压和凶残的政治迫害。它无非是一条镇压言论自由和迫害思想自由的独裁暴政的锁链，这条蔑视宪法，打压自由民主的锁链终究会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建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政治洪流中被彻底打碎。 中共压制语言的力量，绝不会一直成功，每当真相被遮蔽，人们就会用新的方式去表达它。 语言被删，人们就创造新的词汇； 话题被封，人们就换一种语气去问。 这是人类思考的本能，也是意识的反抗。 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再高的墙，也挡不住思想的流动。中共试图控制语言时，它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恐惧——害怕被质疑，害怕被揭穿，害怕被记住。 历史告诉我们：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只要对国民实施专制独裁的极端统治，这个国家政权都会在国民的声讨中轰然垮塌。 China’s New Era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Author: Zhang Yu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在极权制度中反复上演的悖论现象：一件“小事”总被放任，直至演变为席卷区域性甚至全国的“大事件”，而当危机彻底失控，政权又总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以雷霆之势平息一切。这看似矛盾的循环，并非偶然，而是极权治理逻辑的必然产物。它既暴露了权力的傲慢，也折射出权力的脆弱；既是日常治理的失效，更是危机应对的表演。 一、小事被掩盖——信息垄断与纠错失灵 极权制度的核心，是对信息、资源和权力的绝对垄断。在这种结构中，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视为对整体叙事的威胁，因此从一开始就被系统性掩盖。 信息流动被层层截留。基层官员深知，上报负面消息意味着政治风险。于是，瞒报、淡化、归类为“个案”成为常态。一件普通的民生诉求，在乡镇被视为“无理取闹”，在县里被归为“局部问题”，到省市层面则消失在“总体稳定”的报告中。中央决策者看到的，永远是经过“优化”的现实。 权力结构拒绝纠错。极权制度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基层不敢、也不能在问题萌芽时主动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上级指示不得擅动”——这种垂直依赖，让“小事”失去了被及时处理的可能。结果是小病不医，终成大患。 二、大祸爆发——压力积累与减压阀缺失 当小事被长期积压，社会矛盾就像地下岩浆，持续升温。极权制度看似坚不可摧，实则缺乏弹性。它没有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多元的监督作为“减压阀”，压力只能以更剧烈的方式爆发。一方面，社会信任持续瓦解。民众反复经历“投诉无门、维权无果、真相被掩盖”的过程，逐渐形成集体记忆：小事无人理，大事必引爆。一旦某个偶然事件触碰神经——无论是一起交通事故、一次执法冲突，还是一段网络视频——积怨便瞬间被点燃，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技术加速了事态失控。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远超管控能力。一段视频、一个帖子，可在数小时内冲破所有封锁。技术与民意的双重合力，往往让“小事”在转瞬之间升级为“大祸”。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非常态应对与治理表演 危机全面爆发后，极权制度祭出“杀手锏”——集中力量办大事。军队、警察、宣传、财政等资源被迅速整合，以摧枯拉朽之势平息风波。这种模式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摆平”局面：封路、抓捕、删帖……动作迅猛，规模宏大，外界往往为之震惊。但这并非治理能力的体现，而是危机应对的“非常态”。它依赖不受约束的权力，可跨部门、跨地区、无视程序调集资源；不受监督的决策，不计成本、不问效率；不受问责的后果，前期失误无人负责，深层问题并未解决。 四、恶性循环的根源——反馈机制的结构性缺失 为什么极权制度总陷入“小事→大祸→集中力量”的循环？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正常的治理反馈机制。在民主社会，小事通过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推动政策调整；官员受监督，必须承担责任。在极权制度，小事被瞒报、积压，直至突发危机才启动应急；官员只对上负责，无需面对民众。于是，放任→失控→强力压制成为唯一路径。 极权制度看似强大，却在“小事”面前暴露了致命的脆弱。它掩盖小事，是为了维护面子；它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为了挽回局面。但每一次循环，都在透支公信力、积累新隐患。真正的治理，不是在危机中“力挽狂澜”，而是在日常里“防微杜渐”；真正的强大，不是能“办成大事”，而是能让“小事”不再酿成大祸。一个不敢正视小问题的政权，终将被大问题拖垮；一个只会“集中力量”的制度，终会发现，再大的力量，也填不满信任的裂缝。 Why “Small Incidents” Become “Great Disasters” Under Totalitarian Rule Abstract: In totalitarian systems,...

作者：华言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极权最大困境在于：忠诚无法量化、无法恒定、无法阻止其转化为替代能力。 无法量化——今日满分的忠诚，明日可能降一分，如何测量？ 无法恒定——时间是忠诚的溶剂。资历越老、功勋越大，越可能认为“我比他更配”。 无法阻止转化——一旦掌握枪杆子、钱袋子、宣传机器，忠诚本身就会成为替代的资本。 理性领袖的唯一选择，是在忠诚衰减至威胁临界点前，先发制人。 这不是偏执，而是冷酷的概率计算。 在极权世界里，最大的功臣，就是最大的隐患；最忠诚的自己人，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清洗自己人，不是嗜血，而是自保；不是偶然，而是铁律。 公理一：权力终身垄断，威胁生于忠诚；极权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单一领袖对全部决策权的终身占有。军队归他，财政归他，宣传归他，暴力机器归他——所有关键资源直通一人。在这种结构下，“自己人”——最接近权力核心、最掌握机密、最具替代能力者——忠诚度越高，潜在威胁越大。忠诚不是静态的，它随时间递增资历、递增野心、递增可替代性。越是功勋卓著、越是贴身辅佐、越是深得信任，越可能在某个夜晚萌生“江山该轮到我”的念头。 结论：最忠诚者，终将成为最大威胁。 公理二：无制度化退出，更新等于消灭；极权拒绝任期制、拒绝选举制。 权力层没有自然代谢机制：老同志不走，新同志不进，权力像水泥一样凝固。 清洗，成为唯一的疏通阀。 正常政权靠制度化更替实现血液循环；极权没有这种通道。于是，权力更新的唯一路径就是——暴力清除。 清洗不是领袖的个人嗜好，而是制度真空下的必然产物。没有清洗，权力就会被老一代功臣架空； 有了清洗，权力才能重新回到领袖一人手中。 公理三：清洗工具自带反噬基因；清洗不是领袖亲自动手，而是依赖专职执行者——秘密警察、专案组、反腐专班。他们掌握整人技术，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熟悉系统所有漏洞、所有弱点、所有潜规则。工具完成使命之日，即成为最大知情者之时。他们知道的秘密越多，反噬能力越强；他们手中的刀越锋利，威胁就越大。推论：清洗需要刽子手，刽子手用完即成新威胁。清洗者必须被清洗，否则领袖无法安睡。 公理四：忠诚世界，表忠唯一方式是不断比赛、烈度升级在极权体系内，忠诚无法量化、无法验证。表忠行为陷入经典的囚徒困境：沉默等于自杀，唯一可观测的忠诚，是比他人更狠地揭发、更彻底地清洗。 所有参与者陷入零和竞赛：你整一人，我整两人；你毁肉体，我毁名节；你用撤职，我用枪决；你用开除党籍，我用永不续用。于是，忠诚不再是内心信念，而是外在表演。 表演的唯一标准，是清洗的规模与残酷程度。每一轮清洗之后，幸存者为了证明“我比别人更忠诚”， 主动加码，主动扩靶，主动升级罪名。忠诚竞赛没有上限，清洗烈度没有天花板。 The Iron Law...

作者：张宇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黎明来到 要光复 这香港 同行儿女 为正义 时代革命 祈求民主与自由 万世都不朽 我愿荣光归香港——《我愿荣光归香港》 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在一盘盗版VCD里看到的香港情景：街头闪烁的霓虹灯，穿风衣的警探，叼着烟的歌手，还有那句唱到心底熟悉的旋律——“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那时的香港，对我来说，不只是城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由、时尚、文明、开放的象征。 在那个信息被围墙阻隔的年代，香港是我们“窥见”世界的一扇窗。 可是，当我长大，从2019年3月开始，当关于“自由“”民主”的 话题从香港新闻在消失，当我看到“占中”的学生被打压、“反送中”的人群被污名化，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被定性为犯罪标语，我忽然明白，那座我心中像征着自由民主的东方明珠——香港，已经死去。 我看着那座曾经闪烁着自由光芒的国际大都市，变成了红旗下的橡皮印章，我心痛不已。而更令人悲哀的是，它的死亡，并不是孤独的，那是整个华语世界的暗夜——当自由被践踏，当思想被驯服，当恐惧被合理化，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幻化成了香港。 很多人以为香港还在热闹，铜锣湾依旧人潮汹涌，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依旧耀眼，金融区的灯光照得人眼花缭乱。地铁依然准时，商场依然高端，游客买着免税化妆品和时尚奢侈品，好像一切看起来就如从前，表面上一切都没有变。 但真正的变化，总是从不被看见的角落开始。 新闻台原本敢于提问的记者，不再出现在镜头前；大学校园里挂满了“国安教育”的横幅，取代了学生会的宣言；图书馆里下架了成推的政治书籍，连《苹果日报》的旧刊都成了“危险物品”；连街头的涂鸦也变得小心翼翼，只剩下模糊的“光”与“自由”，被雨水一点点冲淡。 中共政府告诉世界，香港依然“一国两制”；央视镜头下，香港依然“繁荣稳定”；但每个香港人心里都明白——那只是布景板式的繁华。 我曾经相信，香港会永远保持自己的节奏：那种既中又西、既古典又现代的独特气质。可如今，街头的普通话越来越多，红旗无处不在，连广播里的粤语语调都开始变得“规矩”而单调。自由的城市，变成了“听话的特区”。警察不再是维护秩序的守护者，而是政权的执行者。港府官员在北京的指令下行事，而不再代表市民的声音…… （图片来自于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 2019年的香港，是一座被愤怒和希望同时点燃的城市，那年夏天，街头的空气都是炽热的。雨伞、头盔、口罩成了新的标志，年轻人用身体去对抗权利的机器。他们高喊的那句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并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哭喊，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觉醒。 起初，只是一条看似普通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是通往极权的桥。一旦通过，任何人都可能被送往内地受审——记者、教师、议员、甚至只是一个发帖表达不满的市民。于是，百万港人走上街头，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黑色的衣服连成一片，如同海浪，呼喊声此起彼伏，那是一场属于公民的复活。 学生们举着“撑香港反送中”的牌子，年轻的女孩在地铁出口分发口罩和水，有老人站在人行道上静静地比出“加油”的手势。这是香港人最温柔，也最坚强的时刻。 但温柔的抗争很快被暴力回应。催泪弹在狭窄的街巷里炸开，白烟弥漫，尖叫四起。有人倒下，有人被拖走，有人用雨伞遮住身边被打的人。警棍挥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再分得清正义与秩序。媒体的镜头被封锁，报道被删改。电视上说“暴徒破坏社会安宁”，可每个在现场的人都知道，那些被称为“暴徒”的孩子，只是想要一个可以安全发声的城市。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成了自由的遗言。它被政府定性为“分裂国家”，却被世界记住，印在游行的横幅上，印在被捕者的额头上，也印在每个热泪盈眶的香港人心里。 最终这场运动没有胜利，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在没有经过立法会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于午夜强行生效。香港正式进入“红色时代”。街头的旗帜换了颜色，学校的课程换了内容，新闻的标题换了语气。所有事情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同。 我还记得，那几天香港的气氛异常安静，没有庆祝，也没有喧嚣。只是人们在手机上默默删掉旧帖，有人换了头像，有人清空了相册，有人关掉了社交账号，就像每一个人都低下脑袋，准备被驯服。 （图片来自于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 从此以后，香港变得“听话”。抗议消失了，标语消失了，连街头音乐都变得温顺。艺术家改画风，出版商改选题，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必须忘。 港府称这叫“恢复秩序”；中共称这叫“回归正轨”；可我知道，那只是“顺从”的另一种说法。 香港人开始移民。一波又一波，像潮水退去。有人去了伦敦，有人去了台北，也有人去了我所在的城市。他们背着行囊，带着那口熟悉的粤语，却述说着“香港已死”的故事。 有时我看着新闻镜头里的中环，那熟悉的霓虹还在闪烁，但我再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那是一座被中共极权改写的城市，名字还叫香港，灵魂却早已被换了。 它被迫忘记自己的语言、历史、信念； 被迫学会赞美、表忠、沉默。 那不是香港，而是中共的一个“洋娃娃”。 香港的故事，不只是香港的故事。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共极权制度如何一步步吞噬一座城、一群人、乃至整个文明的灵魂。 中共极权的方式从来不是摧毁，而是同化。它不需要推土机，不需要枪炮。它只需要改变语言、改写教材、关闭报社、收编学校。它让人习惯恐惧，习惯沉默，习惯在安全的范围内假装自由。等到有一天，人们真的学会“自我审查”，中共极权就不再需要监控，因为每个人，已经成为自己的看守。 中共极权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统治土地，它要统治人的心。让人习惯屈服，习惯遗忘，习惯把谎言当成常识。一旦记忆被抹去，悲剧就能被重新书写成“成功的故事”。这正是它最阴险的地方。 有人说，香港是“叛逆的孩子”，可在我看来，香港只是一个敢于做梦的地方。它曾经用几十年的时间，证明华人社会也能拥有自由与法治。而如今，这个实验被摧毁。这不是香港的失败，而是中共极权的胜利。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连香港都守不住，我们还能在哪里谈自由？还能在哪一片土地上相信真相、尊严与思想的独立？ 虽然香港的自由被夺走，但它留下的火种不会熄灭。中共极权可以封锁街头、关闭报社、审查言论，却无法摧毁记忆。那记忆藏在流亡者的梦里，藏在被没收的报纸边角，藏在海外小镇的集会上，在被驱散的广场回声中。 那些高喊口号的年轻人、那些被捕的记者、那些流亡的学者，正在续写“时代革命”的意义。他们在异乡重建媒体、翻译书籍、记录真相。 他们让世界记得：香港并非死去，而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延续。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张宇参加洛杉矶领事馆门口举行的集会活动） Glory to Hong Kong Author: Zhang YuEditor: Xing Wenjuan Responsible Editor: Li Congling...

作者：华言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极权统治需要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体像“原子”一样彼此孤立，缺乏家庭、社区和宗教联结，无法形成凝聚力或组织化的力量。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纽带，能够把独立的个体连接起来，凝聚出一股强大的集体意志，可以向极权统治说不，因而被极权视为潜在威协。宗教提供了一种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精神秩序和价值体系——这看似独立，实则互为秩序，共同构成了极权对宗教自由的根本恐惧。 正因为宗教具有这种凝聚人心、连接个体的力量，它才成为极权统治最忌惮的对象。要削弱宗教的影响，极权往往会反向塑造一种彻底去联结、去信仰的社会形态——这正是“原子化社会”。 那么什么是“原子化”社会？简单说，就是把每一个个体从一切横向的、自主的、基于信任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孤立、无援、只能仰赖国家权力的“原子”。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家庭的忠诚、没有邻里的互助、没有教会的团契、没有社团的协作——只有个人与国家的直接对峙，而个人永远是弱者。 宗教天然就是原子化的死敌。教堂、清真寺、寺庙、会堂，不是冰冷的行政单位，而是活生生的共同体。信徒在这里彼此称呼弟兄姊妹，分享喜悦、分担苦难，建立起超越血缘、地缘、阶层的纽带。这种纽带一旦成型，国家就无法再对个体实施“一对一”的全面控制。 为什么极权如此恐惧这些共同体？因为原子化的社会才是极权最肥沃的土壤。只有当个体被剥夺了所有中间归属，他才会把国家当作唯一的“大家庭”、把领袖当作唯一的“父亲”。极权要的不是公民，是没有尊严的臣民，每个人都是可任意揉捏的“螺丝钉”。宗教自由所孕育的共同体，恰好是这种臣民化工程的最大障碍。 为了破除宗教所带来的障碍，极权统治需要一种统治技术，极权主义就是一种理想的治理技术，它更是一种世俗宗教。它有自己的原罪（阶级敌人、种族劣等）、救赎（革命、种族净化）、末世论（共产主义乌托邦、千年帝国）、圣礼（批斗会、纽伦堡大会）、殉道者。它需要信徒的狂热、献祭，甚至自杀式忠诚。 极权主义许诺的“地上之城”永远无法兑现：斯大林的“新苏联人”最终只是饥荒与古拉格；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十二年就崩塌；中共极权政权许诺的“共同富裕”与“民族复兴”，仍在监控摄像头与铁丝网的阴影下挣扎。宗教提供的是一种“垂直的希望”：它不许诺消灭苦难，而是赋予苦难以意义；它不许诺地上天堂，而是指向天上之城。这种希望的韧性，是任何极权乌托邦都无法复制的。 极权最害怕的，是宗教在“意义生产”上的垄断被打破。极权需要你相信“历史终结于我们的主义”，但宗教告诉你：“历史在上帝手中。”极权需要你为领袖的画像下跪，但宗教说：“除了上帝，任何偶像都是假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正面交锋，极权从未赢过。 更致命的是，宗教的普世性天然反极权。极权靠“敌我划分”存活：敌人是阶级敌人、种族敌人、文明敌人。基督教说“爱你的仇敌”，佛教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些教义直接瓦解了极权赖以维系的社会张力。1989年东欧剧变，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每周一晚上的和平祈祷，吸引了从朋克到老党员的各色人等——这就是普世宗教对极权“敌人政治”的釜底抽薪。 结语 极权之所以害怕宗教自由，不是因为宗教本身威胁到公共安全，而是因为宗教自由照见了极权的虚伪与脆弱，它揭示了极权对个体原子化的渴望，也动摇了其在精神领域的垄断地位，在极权体系下，宗教可以“被容忍”，但必须被阉割，被控制，成为宣传“信仰自由”的工具，并非真正承认人的信仰权利与内心自由。 捍卫宗教自由，不是为了维护某种教义，而是为了每一个人都能免于被强制统一；不是因为神学高于世俗，而是因为信仰提供了抵御极权的最后庇护所；不是为了宗教本身，而是为了反抗被割断连接的人，能重新找到共同体，获得尊重 Why Totalitarian Regimes Fear Religious Freedom Author: Hua Yan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Hu Lili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Xiaomei Peng Abstract:Totalitar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