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在巴黎生活呢，恰逢大罢工，街道上垃圾堆积如山，坐着地铁，突然广播通知：地铁罢工。你稀里糊涂被丢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铁站，只好绕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公交站台。刚开始，站台上聚着一群人，大家怨声载道，抱怨公交怎么还不来。等了半天，公交还是没有。人一个个散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心想，算了，走吧，看来公交也罢工。我只好悻悻然穿过马路，准备徒步远走。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公交车突然来了。我赶紧转身往回跑。结果还没等我跑到站台，公交车已经开走了。那一刻，我站在巴黎街头，突然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 几个月后，全城又骚乱，到处都是烟雾缭绕，一会这座仓库被烧，一会那座公寓被烧。一次马路边抽烟，看到一个蒙面人在用打火机试图点市场里的垃圾堆，一个大妈突然问：Que faits vous？那个人跑了。大妈赶快通知市场管理员…… 法国人的运动，有时候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你明明知道它会发生，却永远不知道它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影响你的生活。 ...

作者：徐陈鹏   摘要：中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奴化教育，“中国式校园”是一所未成年人的监狱。 偶然间，我看到了一段初中政治老师曹志星的教师节采访视频。他如今已是我们镇上中学的校长，坐在镜头前，语气和蔼地谈论自己的管理经验，对学生的用心，以及学校成绩的提高。这与我记忆中的他极不相符。他曾把一个个头很小的学生抱起来往墙上撞，让一个比他还高的学生蹲下去，往他的背上猛踩，还经常用黑板擦给学生“洗头”。想起他当年的那些畜生行为，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几句牢骚。我预料到爸妈会劝我删掉。毕竟都是一个镇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没想到，第一个劝我删除朋友圈的，竟然是我三姨。一、一个“好女人” 三姨是个可怜人。她结婚第二天就开始遭受家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十多年。亲戚们骂过她丈夫，劝过他不要那么冲动，我外公也后悔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渣，却没有一个人劝她离婚。我读高中时，三姨和丈夫已经分居，他却仍会跑到县城骚扰她，找她要钱、打她。我劝三姨离婚。她说两个孩子还在念书，等表妹考上大学再说。后来，前三姨父嫖娼、出轨被发现，亲戚们才终于一致认为：这个男人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必须离婚。我那时觉得非常荒唐。一个“好女人”被丈夫打了，是不能还手的；天天挨打，也不能轻易离婚。丈夫第一次嫖娼，要劝他回头；第一次出轨，要强烈谴责。只有屡教不改，在亲朋好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她才终于可以离婚。仿佛二十多年的殴打，还不足以成为结束婚姻的理由。而三姨这个“好女人”，又要教育自己的女儿成为“好女人”：不要早恋，远离男生，出去玩要报备，胖了要减肥。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我这辈子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们。”她经常跟我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又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可想而知，表姐和表妹听过多少次：“我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二、我们是怎样成为“好学生”的 初中时，老师打学生是常态，羞辱更是不在话下。我的语文老师郝德义是二班班主任。他在我们三班从来不打人，教课认真，大家都喜欢他，我也觉得他是个好老师。直到有一次课间，我看到他用三角板的一角往二班学生的手掌上猛斩下去。他打人时脸上发狠，完全不像在我们班上那副和风细雨的模样。我开始讨厌他。而比厌恶更强烈的，是恐惧。我曾试探着跟朋友说他打人多么凶狠，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从来不乱打人，我们有时候太皮了，他才打我们。”甚至有时候，我直接叫他的名字，也会被制止：“不准叫他名字，要叫郝老师。”我开始怀疑自己。大家都认为他是好老师，我讨厌他，是不是说明我是一个坏学生？多年以后，我又见过一次郝德义。与他重逢，我甚至有一种亲切感。但是，他一笑，我依然感觉到恐惧。其实，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老师打学生。看到同学因为上课吵闹而挨打，我有时也觉得他是应该的。甚至我自己因为讲话被老师打了，也觉得没什么好委屈的。毕竟，是我破坏了课堂纪律。我的班主任聂祥斌，在我看来是初中老师中最有人味的一个，但他有时也会发神经。有段时间，一个同学经常欺负我。他每次打我一下就跑，我总是追不上，只好向班主任求助。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班主任把我们两个叫上台，让我当众扇他耳光。站在那里，我手足无措。以前他打我，我总想追上去还手；而这一次，我却希望他跑，飞快地跑。他没有跑。他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惩罚。最后，我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摸了一下。他哭了出来。我感到非常愧疚，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巨大的无聊感。那时候的我还不懂，这种无聊感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在两个同学之间流动的关系，在老师绝对权力的干预下，被粗暴地画上了句号。三、你有农民工辛苦吗？ 大一暑假，我自己办了一个辅导班，赚了点钱。后来去东至县城玩，请一帮高中同学吃饭。席间聊起办辅导班的经历，我说自己又要教学，又要管事，很辛苦。一个我一直认为很聪明的同学突然问我：“你有农民工辛苦吗？”如果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大概不会奇怪。可偏偏是他。我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应该能够想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当然没有说自己比农民工更辛苦。我只是说自己很累。难道因为有人比我更辛苦，我就不能说自己累了吗？后来，我看电影《狗十三》，看到一些弹幕：“还是打少了。”“矫情。”“都是闲的。”“我小时候比她苦多了。”这种口气，我太熟悉了。我小时候挨过打，也没怎么样；我吃过那么多苦，也没见我整天抱怨。既然我能忍受，你凭什么不能？仿佛一个人过去忍受过多少痛苦，就获得了要求别人忍受同样痛苦的资格。而那些不愿意忍受的人，不是太矫情，就是太闲了。四、另一种服从 我有一个朋友，从小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和对她的忽视，让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她努力表现，希望获得父母的爱；父母偶尔给她一点体贴，她便又觉得他们终究还是爱自己的。有一次，她又被父母辱骂、贬低，独自坐上了去拉萨的火车。她在火车上给我打电话，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她理智上知道父母对她很残忍，却始终放不下对亲情的渴求。我告诉她，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真正爱自己的子女，也没有必要非得获得父母的认可。你还有朋友，有男朋友，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得不到爱的家庭里？她在电话那头大哭了一场。我静静地听着，预感到这可能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她会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后来，她开始接触心灵疗愈，花钱报班，修行、感悟，还经常向我分享自己吸收了宇宙高维度能量的心得。她甚至开始给别人做心灵顾问。有一次，我让她给我做疗愈。我向她抱怨，领导不看具体工作成果，只看员工工作的姿态。你好像稍微闲一点，就是在偷她的钱，而且她说话极不尊重人。朋友劝我站在领导的立场考虑问题，理解领导的压力，反省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好，是不是太冲动了。我又问她：“我有一个手下，安排给他的活总是做不好，我应该怎么办？”她说有事，下次再聊。后来，她再也没有续上这个话题。从她平时写的文章、制作的视频和做疗愈的方式来看，在她的体系里，似乎只有面对上位者时，你的心态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很喜欢一些宏大的词语：疗愈、成长、宇宙能量、高维度……当有人诉说来自父母、老师、领导的压力时，她总会和风细雨地告诉对方：你要改变自己。你要提高自己。而当我告诉她，我的下属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烦恼时，却几乎毫无悬念地得不到答案。扎在她身上的毒箭，被她稀释成莲花清瘟注射液，推销了出去。五、那个被打进医院的“刺头”忘记是哪一年，石门街政府和外地开发商合作拆迁新街。大部分居民都同意了，只有街口一家始终不肯签字。后来，开发商找人把那家的男人打进了医院。我爸说：“那个人就是个刺头。别人都同意了，就他不同意，耽误大家的事，无非是想多要点钱。”最后又补了一句：“被打活该。”我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拒绝拆迁，也不知道他提出过什么要求。但在我爸的叙述里，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于是，唯一不同意的人，就成了那个“不懂事”的人。而因为你不懂事，所以你活该被打。六、“好学生”长大了，就成了“良民” 疫情解封以后，我和一个老同学聊起过去三年的防疫。我跟她说起封控期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她说：“国家也没有办法，疫情多难控制。我们好不容易挺过这三年，你看，一解封，多少人阳了？”我问：“清零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呢？”她说：“国家也不容易，保护了我们三年，总要发展吧。”我又说起那些走上街头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白纸抗议者。她说：“国家防疫多不容易，这些人捣什么乱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我绝不能说她是个坏人。她平时待人很有礼貌，性格甚至有些软弱。可无论政策继续还是停止，无论前后发生什么，她似乎总能替一个比她强大得多的东西找到理由。防疫后期，我经常在QQ空间发一些所谓“负能量”的东西。之所以发在那里，是因为我希望以前的学生们能够看到一些和官方宣传不同的东西。后来，一个高中隔壁班的同学在qq上找我，问我既然对中国这么不满意，为什么不去国外。我跟他说了一些自己不满的原因，他几乎听不进去。他既愤怒于我的“不忠”，又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羔羊，告诉我现在中国发展得多好，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将来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最后他说：“只有弱者才会抱怨环境，强者从不抱怨，只会努力奋斗，让自己过得更好。”前段时间，我一个表姐在朋友圈发视频，教儿子模拟杀“日本鬼子”。我打电话劝她，不要让一个孩子从小去憎恨自己从未见过的人。后来谈到中国的宣传教育，她突然说：“弟弟，你不能不爱国啊。”我说：“我不是不爱国，我只是不爱共产党，也不爱习近平。”她马上紧张起来：“你别再说了，再说我挂了。”我问：“你怕什么？你是怕我，还是怕习近平？”后来我们没有再争下去。我同样不能说她是坏人。她一直很关心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害怕。我害怕的并不是几个面目狰狞的恶人。我害怕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教育、宣传和生活经验里，慢慢学会什么叫“懂事”，什么叫“顾全大局”，什么叫“感恩”，什么叫“爱国”。然后，再把这些标准用在别人身上。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要做“好学生”。老师打你，是为了你好。你受了委屈，要先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长大以后，我们又学会了做“良民”。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安排。别添乱。别抱怨。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自己学会了低头。而是有一天，当别人不肯低头时，我们会主动走过去，替掌权者按住他的头。然后告诉他：谁让你不听话。七、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 妈妈看到我的朋友圈后，果然劝我删掉。她苦口婆心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为什么不懂得宽恕？”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仇恨他什么呢？他又没有打过我。为什么我骂他几句畜生，就成了活在仇恨里？曹志星当我们的老师还不足一年，我却记了他将近二十年。因为恐惧。他的暴力虽然没有施加在我身上，却随时可能施加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抱起来往墙上撞的人会不会是我。二十年前，我亲眼看见那些暴力。二十年后，我看到的却是他坐在教师节采访的镜头前，和蔼地谈论自己如何关心学生。那些被他打过的学生有没有得到过道歉？这些年里，他有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我不知道。可我不过是在朋友圈说出自己亲眼见过的事情，就已经有人来劝我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我不删。因为我不服。要不要宽恕，是受害者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被他打过，也没有资格替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宽恕他。只有加害者的帮凶，才会首先劝受害者放下仇恨，而不是劝施暴者放下棍棒。我不宽恕，因为我不配。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没有得到道歉，还轮不到我替他们原谅。更何况，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忏悔过的人，仅仅因为时间过去了，就自然变成了一个好人。我也不相信，一个没有真正面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政府，仅仅因为那些错误已经成为历史，就不会在将来犯下同样的、甚至更大的错误。时间不会自动带来悔改。遗忘更不会。八、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这种“听话”的教育，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的。我的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经历了三年饥荒、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和文革。这样的经历，留给下一代的往往不是反抗的经验，而是更实际的生存智慧：少惹事，少说话，离权力远一点。他们被折磨成了共产党的“良民”。这些生存经验，又变成了对子女的教育。而到了我的父母这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经历了“严打”、反自由化、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严格的计划生育年代。他们见识过暴力执法的冤狱，做小生意的以“投机倒把”罪抓进牢里，超生被牵牛扒房，以及89年前后权力主导的社会氛围的迅速变化。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不要和权力较劲。于是，上一代传下来的“听话”，不再只是一句家训，而成了一种被现实反复验证过的生存经验。所以，我从小也被教育要听话、要顺从、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不要惹事，不要跟国家对着干。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又看见很多人正在用类似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代人被这样教育长大，然后再把同样的标准交给下一代。父母要求孩子服从，老师要求学生服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慢慢学会了彼此监督，看谁还不够听话。我们不仅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恐惧，也继承了他们解释恐惧的方式。于是，很多本来应该被追问的事情，就这样一代一代变成了：“算了。”很多本来应该被纠正的伤害，也一代一代变成了：“都过去了。”没有被反省的东西，就这样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毛病不改，积恶成习。正因如此，我才越来越反感那句：“为什么不能宽恕？”为什么一个人说自己累了，要先证明世界上没有比他更累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受了伤，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服从，就有人觉得他被打也是活该？为什么到了最后，总是受伤的人被要求成熟一点、宽容一点、懂事一点？我已经做过太多年的“好学生”，不想再做“良民”了。如果连正常表达自己的感受，都要先自省自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够宽容、不够成熟，那么我宽恕的恐怕不是那个曾经施暴的老师。我只是又一次宽恕了自己的懦弱。                                      ...

--中共统治下的戾气、恐惧与信任崩塌 作者：赵雪峰 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有一种感受：中国社会的戾气似乎越来越重。地铁里一次碰撞可能演变成争吵，开车时谁也不愿让步，网络上一句意见不合就可能招来辱骂。面对陌生人的困难，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并非帮助，而是警惕：“会不会被骗？”“会不会被讹？” 于是有人问：中国人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冷漠？ 但真正应该问的，也许不是“中国人怎么了”，而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学会了防备、沉默和攻击？ 中国人当然不是天生缺乏善意。灾难发生时有人捐款，陌生人遇到危险时也有人挺身而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社会究竟是在鼓励善意，还是在不断提高信任和善良的成本？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住房、教育、工作、医疗、养老，每一样都关系到家庭的安全感。如今又叠加了房地产调整、就业和收入压力。当越来越多人觉得生活空间正在被压缩，人就更容易把身边的人视为竞争者。 问题不再是“规则为什么不公平”，而变成了“别人是不是占了我的便宜”。 更值得注意的是愤怒的流向。 任何社会都会有不满。工资被拖欠、房子烂尾、政策不合理，人自然会愤怒。区别在于，人有没有安全而有效的渠道表达这种愤怒。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当向权力表达不满的成本很高，而攻击普通人的成本很低时，愤怒就更容易横向释放。 对老板的不满不能说，于是回家骂孩子；对现实的不满无处表达，于是在网络上攻击陌生人；自己曾遭受过不公平待遇，等拥有一点权力，又把同样的不公平施加给更弱的人。最终形成了一种令人悲哀的社会关系：面对强者谨小慎微，面对弱者却异常苛刻。 而冷漠，有时也未必意味着没有良心。中国人从小常听到一句话：“少管闲事。”为什么看到别人遇到困难不愿帮？因为怕惹麻烦。为什么看到不公平选择沉默？因为担心影响自己。 当一个社会长期让参与公共事务、帮助陌生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意味着额外风险时，“冷漠”就可能成为一种自我保护。于是人们逐渐学会：不要相信陌生人，不要多说话，不要出头，不要管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久而久之，被消耗掉的正是社会最宝贵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些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人素质差”。 在中共长期一党执政、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媒体、结社和政治表达受到了严格限制。当批评权力的成本高于攻击普通人的成本，当人无法改变规则却又每天承受规则带来的压力，那么压力就更容易在人群之间转移。这正是我所说的中共长期统治之下形成的一种畸形社会生态。 所谓“畸形”，不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出了问题，而是正常的人被放进了一个不正常的激励结构之中。当说真话需要计算代价，沉默就会成为理性选择；当帮助别人可能带来麻烦，冷漠就会成为自我保护；当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受到限制，愤怒就更容易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攻击。 所以真正应该追问的不是“中国人怎么了”，而是：为什么一个拥有无数善良普通人的社会，会逐渐形成彼此防备、彼此伤害的生存逻辑。 如果一个社会最终让人害怕权力、提防邻居、攻击弱者、习惯沉默，那么最值得反思的就不只是人的“素质”，而是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被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作为统治者的中共，难辞其咎。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Why Are Chinese Peopl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different? -- Hostility, Fear, and the Collapse of Trust Under CCP...

作者：LIU XIAOCAI 一个普通人想出国读书、工作、探亲，或者只是看看世界，应当拥有多大的自主权？当政府能够阻止一个人离开时，它又应当承担怎样的说明义务，接受怎样的监督？这些问题关系到每个人能否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关系到公民与政府之间最基本的权利边界。 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使这些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需要准确地说，这份规定没有宣布全民禁止出境，不能直接等同于关闭国门。但其中涉及出境事由核实、不准出境和告知例外的内容，确实值得公众认真审视。批评应当从具体条文出发，追问权力边界与公民保障。 出境自由从来不只是买一张机票、去一个地方。它关系到一封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一份支撑家庭生活的工作，一场等待多年的团聚，或者与病重亲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出境受阻，对于管理部门也许只是一个决定，对于当事人却意味着无法弥补的损失。 正因为如此，限制出境不能成为轻率的管理手段。作出决定的人，应当考虑它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后果。限制依据是否明确，证据是否充分，期限是否合理，有没有影响更小的替代措施，这些都应当经得起追问。公民需要能够理解规则，也需要能够挑战错误的决定。 新规第三条涉及身份和申请事由核实，允许有关机关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规定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导致不予签发证件或者不准出入境。这使核实标准尤为重要：一般疏漏、行程变化和故意欺骗，应当如何区分？什么资料与核实目的有关？个人需要配合到什么程度？ 如果标准不够清楚，普通人就陷入一种不安：材料交了，还不知道是否足够；问题回答了，还担心表达是否会被误解。这不是说上述情况必然发生，而是任何涉及重大自由的制度，都应当提前防范这种风险。规则越具体，公民越容易遵守，执法也越容易接受监督。 第六条原则上要求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同时为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设置不告知的例外。告知义务具有重要意义，而例外的适用同样需要严格约束。一个人如果难以知道自己为何被限制，就难以有效提出异议。 国家安全当然需要维护，但这一理由必须具有可审查的具体内容。即使某些信息确实需要保密，也应当有相应机制核查限制是否合法、是否必要、是否仍应继续。保密不能让错误无法纠正，更不能使受到影响的人无限期地等待。 新规第二条还涉及对特定高风险目的地的提醒和必要时劝阻。“劝阻”不能直接解释为全面禁止出境，但其执行边界应当清楚。对于具有判断能力的成年人，政府应提供可靠的风险信息，并尊重其依法作出选择的能力。任何进一步的强制措施，都需要明确依据。 保护公民的责任，与尊重公民的自主权，应当同时得到落实。人们前往某个地方，涉及工作、家庭和其他迫切需要。行政管理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具体处境，不能只从管理便利出发，把复杂的人生选择简化成一句“最好不要去”。 也应看到，出境查验和不准出境制度并非此次新规才建立。2013年施行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已经规定相关手续与限制情形。因此，讨论的重点应当是限制范围、执行标准和纠错保障，而不能把过去描述成毫无限制，再把今天描述成所有人都无法离开。 事实上的准确，不会削弱对自由的坚持。公众完全可以在承认管理制度存在的同时，要求它受到严格约束。政府掌握的决定权越大，就越应说明如何防止误用。权利保障不能停留在原则表述中，还应体现在当事人能够及时获得解释、提出异议和得到处理的每一步里。 如果一个政府担忧人才流失，或者担忧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就应认真了解离开背后的原因。人们期待怎样的工作机会和教育环境？他们能否通过劳动获得稳定生活？遇到不公时，是否相信问题会得到公正处理？这些问题影响着人们愿不愿意留下，也影响着他们愿不愿意回来。 当然，并非所有出国的人都不愿回来。求学、探亲、旅行和移居有着不同目的，不能把每一次离开都理解为对国家的否定。一个人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亲人，也可以选择在海外生活。公民不应因为拥有不同的人生计划，就被要求不断证明自己的忠诚。 即使有人决定长期定居海外，这种选择也应受到尊重。国家的发展最终应当服务于人的生活。人们愿意留下，是因为看见机会、感到安心，并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有所回报。增加离开的困难，无法代替改善这些条件，更无法自动赢得信任。 值得警惕的是自由在日常手续中逐渐缩小。如果材料要求不断增加，核实范围不断扩大，而解释、监督和救济没有同步加强，个人安排生活的空间就受到挤压。防止这种风险，需要公开的规则、清楚的责任，以及对执行情况持续而具体的监督。 所谓防止把人“焊死在国内”，应当落实为可以检验的要求：限制必须有依据，期限必须受约束，错误必须能纠正，受到影响的人必须有切实可用的救济途径。公众不必等到大门彻底关上，才有资格讨论门上的锁由谁掌握。 护照依然握在手里，航班依然起降。每个人都应能够相信，自己符合明确、合理的法律条件时，生活计划会得到尊重。一个有信心的政府，应当努力创造让人愿意留下的环境，也尊重人选择离开的自由。 编辑：张致君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Do Not Let Freedom of Departure Become a Privilege Awaiting Approval By LIU...

《在野党》杂志记者 贾嘉 2026年9月27日 洛杉矶 一、距离中期选举仅剩五周，美国政治风向正在发生变化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1月3日，美国选民将投票选出全部435名众议员以及35名参议员。当前国会仍由共和党控制，但进入9月以来，民主党在全国性民调中的表现明显改善，众议院翻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参议院也逐渐进入真正的激烈竞争阶段。 Cook Political Report最新判断认为，民主党在参议院可能净增1至5席，但要重新取得参议院控制权，需要至少净增4席，因此参议院竞争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全国国会通用选票调查已经出现明显的民主党优势。近期一项Emerson College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国会通用选票中以53%对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另一项Reuters/Ipsos调查则显示民主党领先共和党8个百分点。 因此，一个越来越值得讨论的问题是： 如果11月3日民主党真的实现“蓝色横扫”，同时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那么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的移民政策会不会出现重大转折？ 答案是：会，但不会是简单的政策翻转。 美国移民政策并不是由总统单独决定，而是总统行政权、国会立法与拨款权、联邦法院司法权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白宫仍由特朗普控制，而国会转为民主党控制，美国移民政策真正可能发生的变化，不是“民主党立即开放边境”，而是行政权受到更强的国会监督，移民执法与人道主义保护之间重新出现政治拉锯。 二、最直接的变化：国会可能开始“管住”移民执法 即使民主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特朗普仍然拥有DHS、ICE和CBP的行政指挥权。 因此，民主党无法仅凭中期选举结果取消ICE，也无法直接命令白宫停止遣返。 但国会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武器：拨款权。 ICE、CBP、移民拘留设施、遣返行动以及大量边境项目，都需要国会提供资金。 这意味着，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移民政策最先发生变化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预算谈判。民主党可能要求增加执法预算必须同时附带监督条件，例如： 强化执法人员身份识别；加强执法录像和监督；提高被拘留者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改善拘留地点和被拘留者信息透明度；对公民被误捕等事件进行调查；要求DHS定期向国会报告拘留、遣返以及执法行动数据。 因此，民主党最现实的做法并不是“废除ICE”，而是：利用国会的拨款和监督权，对ICE的执法方式设置更多制度约束。 这将成为2027年白宫与国会之间最直接的一场权力较量。 三、第二个战场：庇护制度可能重新成为移民政策核心 如果说ICE代表特朗普政府的“执法端”，那么庇护制度则可能成为民主党重新布局的“保护端”。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明显收紧庇护政策，包括限制申请、加速遣返以及扩大第三国遣返等措施。第三国遣返政策已经引发法律和政治争议，并面临联邦法院挑战。 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预计会重点推动：恢复更完整的庇护申请程序；强化credible fear审查；增加移民法庭资源；提高被拘留者获得律师和法律咨询的机会；重新评估人道主义假释政策；对部分TPS政策进行重新审查；恢复或扩大难民安置项目。 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政治逻辑：民主党未必能够直接取消特朗普的行政政策，但可以通过立法、预算和国会监督，把庇护制度重新拉回政治议程中心。 因此，对于正在等待庇护程序的人来说，国会易手可能带来的最大变化，不一定是“立即获批”，而是程序环境、法律资源和行政执行方式可能逐步改变。 四、Dreamers可能迎来新的立法窗口 DACA和Dreamers问题，则可能成为民主党最容易形成政治共识的移民议题之一。 民主党长期希望把DACA这种行政保护转化为国会正式立法，为童年时期来到美国的无证年轻人提供更加稳定的法律身份。 如果民主党同时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Dream Act或者类似的Dreamer保护法案重新进入立法议程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加。 但这里也不能过度乐观。 即便民主党控制两院，是否能够通过大规模移民改革，仍然取决于民主党内部是否团结，以及参议院具体的政治结构。因此，更现实的路线可能是：先从Dreamers等政治上较容易形成共识的群体入手，再逐步讨论更广泛的身份调整。 这比一次性推动全面移民特赦更符合美国国会的政治现实。 五、TPS、人道主义项目与合法移民：可能出现“政策修复” 特朗普政府近年来收紧TPS、humanitarian parole以及难民项目。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这些领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政策修复。 TPS 重新审查部分国家的TPS终止决定。 Refugee 提高难民项目的接纳和安置能力。 Humanitarian Parole 恢复部分人道主义入境渠道。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可能把注意力扩大到合法移民。 美国移民政策并不仅仅是非法移民问题。留学生、H-1B工作者、科研人员、医生、工程师、企业家，以及家庭和职业移民，同样受到签证处理、排期和行政政策变化的影响。 因此，民主党如果重新掌握国会，可能推动：改善职业移民排期；缓解家庭移民积压；增加USCIS处理资源；改善高技能人才签证制度；保护部分留学生和国际人才。 对华人社区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华人移民群体并非单一的“庇护群体”，其中同样包括大量留学生、技术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和家庭移民。 六、但民主党不会简单走向“开放边境” 这是判断未来政策时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如果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并不意味着美国边境政策会完全转向。事实上，民主党内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主义趋势：保护移民权益，同时承认边境必须受到有效管理。 民主党过去推动的两党边境方案，本身就包含增加边境人员、技术设备、移民法庭资源以及边境管理能力等内容。 因此，2027年民主党更可能寻找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组合： 边境继续管，严重犯罪继续执法；但减少无差别式执法，同时恢复庇护、人道主义和合法移民渠道。 这与“开放边境”并不是一回事。 而这恰恰可能成为民主党未来几年重新塑造移民议题的核心。 七、真正的权力冲突：白宫与国会谁说了算？ 假设11月3日民主党同时拿下众议院和参议院，美国将进入典型的分裂政府状态： 白宫是共和党，国会是民主党。 这意味着特朗普仍然可以通过行政权：指挥ICE和CBP；调整DHS政策；发布行政命令；调整部分签证和边境政策。 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可以：控制拨款；举行听证；调查行政部门；传唤政府官员；要求政府提交文件；修改移民法律；对行政部门形成持续监督。 因此，2027年美国移民政策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项政策会不会立即被取消，而是：总统的行政权与国会的立法、拨款和监督权将发生正面碰撞。 而在这场碰撞中，联邦法院又会成为第三个重要角色。 换句话说，美国移民政策很可能形成： 白宫 VS 国会 VS 联邦法院，三方博弈。 八、为什么参议院翻蓝尤其重要？ 如果只看众议院，民主党翻蓝已经足以改变华盛顿的政治气氛。 众议院可以加强调查、举行听证、推动拨款谈判，并提出新的移民法案。 但如果谈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改革： 参议院才是关键。 目前民主党需要净增至少4席才能控制参议院。因此，即使民主党成功夺回众议院，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自动推动新的移民法律。 这也是为什么2026年中期选举需要分开观察： 众议院翻蓝 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面对更强的调查和监督。 参议院翻蓝 意味着民主党获得更大的立法和人事任命影响力。 参众两院同时翻蓝 才真正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面临系统性的国会制约。 九、对华人移民而言，真正需要关注什么？ 对于华人社区而言，与其简单讨论“民主党好还是共和党好”，不如把自己的移民身份放进不同政策类别观察。 已经拥有合法身份的人 包括永久居民、DACA、TPS以及各种合法工作身份持有人。最值得关注的是政策稳定性、身份续期以及行政审查方式。 正在移民程序中的人 包括庇护申请者、工作许可申请者、移民法庭案件以及家庭和职业移民申请者。如果未来国会增加USCIS、移民法院和法律援助资源，程序效率和法律服务环境可能有所改善。 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正在进行有效移民程序的人 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主党赢了就安全”。民主党仍然会支持边境管理和一定程度的移民执法。 未来真正可能形成的区别，更可能体现在执法优先级、程序保障和个案处理方式上，而不是完全停止执法。 十、2027年最值得观察的五个信号 如果以《在野党》记者的角度观察，选举之后真正值得追踪的，不是竞选口号，而是以下五件事情： 第一，民主党能否控制参议院。 这是移民立法能否真正推进的第一道门槛。 第二，ICE和DHS预算谈判。 这是白宫与国会争夺移民政策实际控制权最直接的战场。 第三，Dreamer立法是否重新启动。 这可以观察民主党究竟选择“小步立法”还是继续追求全面移民改革。 第四，庇护、TPS和人道主义政策是否出现制度性恢复。 这将直接影响移民保护体系。 第五，联邦法院如何处理行政部门的移民权力。 如果法院进一步限制总统单方面改变移民政策的空间，国会的作用将更加重要。 十一、我们的判断：不会“全面翻转”，但可能发生一次再平衡 如果民主党最终实现参众两院“双翻蓝”，最可能发生的不是美国突然进入“开放移民时代”，而是一场持续两年的政策再平衡。 特朗普政府过去强调的是： 边境控制、移民执法、拘留与遣返。 民主党控制国会后，可能试图增加： 国会监督、程序保障、庇护、人道主义保护和合法移民改革。 两者之间不会迅速分出胜负。 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政策组合：边境安全继续存在，移民执法继续存在，但执法的范围、优先级和程序受到更多国会限制；与此同时，庇护、Dreamers、人道主义保护和合法移民渠道重新获得政治空间。 这可能是2027年美国移民政策最重要的变化方向。 所以，中期选举改变的，是移民权力的分配方式 2026年中期选举表面上是在决定435个众议院席位和35个参议院席位。但如果从移民问题来看，这场选举真正决定的，是未来两年谁能够约束总统、谁能够控制预算、谁能够推动立法，以及谁能够决定移民政策的政治议程。 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移民政策将获得更大的制度支持。 如果民主党只夺回众议院，最大的变化将是调查、监督和预算博弈。 如果民主党同时夺回参众两院，那么美国移民政策才可能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白宫继续强调执法，国会开始重新强调程序、人道主义和合法移民改革。 因此，11月3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蓝色浪潮是否出现”，而是：美国移民政策的权力中心，会不会从白宫重新部分转回国会。 这，可能才是2026年中期选举对美国移民政策最深远的影响。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

作者：Yong Yi                 近年全球政经格局中最深刻的剧变，莫过于西方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的“脱钩断链”。早年美欧打响关税战时，不少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短期的贸易摩擦；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终究看清：这场断裂绝非偶然，而是中共将经济高度武器化之后引发的必然反噬。它不仅在强行撕裂全球产业版图，更宣告了那个以效率至上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时代走向终结。         西方对中国供应链“去风险”的决心，绝非凭空产生的政治偏执，而是被一次次冷酷的现实教训彻底逼出来的。长期以来，西方将大量关键产业和基础产能外包，追求极致的成本效益，却严重低估了将命脉交到一个威权体制手中的致命风险。         最直接的转折点发生在新冠疫情初期。当全球陷入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的恐慌时，口罩、防护服及基础药物原料的出口，被中共第一时间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威胁色彩，沦为对外宣示威权，要求他国臣服甚至进行政治胁迫的筹码。这种将民生与人道物资“武器化”的极其不体面的做法，给西方政界与民间敲响了警钟。         而真正让西方感到极度痛苦，并彻底下定决心断链的，是中共对稀土等战略矿产资源的限制与切断。作为现代高科技、新能源以及国防军工不可或缺的命脉，稀土被频繁当作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水龙头”，说关就关，用来要挟和惩罚异见国家。面对关键资源随时被卡脖子的巨大阵痛，西方国家彻底清醒：将国家安全和尖端产业的命脉寄生于一个缺乏法治、动辄撕毁承诺的体制之上，是极其危险的战略失误。正是这种切骨之痛，彻底瓦解了西方过去对“自由贸易能带来制度融合”的幻觉，也让将关键产业链和资源链强行搬离中国的决心变得不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