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刘芳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本身并不存在争议。真正需要被讨论的，是死亡数字如何被统计、如何被解释，以及这些数字在政治叙事中如何被使用。任何历史结论，一旦无法通过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与算术检验，就已经偏离了史学讨论的轨道，转而成为政治工具。       1937 年以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人口接近百万。随着战局迅速恶化，政府南迁、军队撤离、学校停办、工厂内迁，大规模疏散迅速展开。离城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南京成为全国撤离最为彻底的城市之一，这直接改变了城内人口规模与结构。       多方第三方记录对南京沦陷前后的城内人口规模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断。1937 年 12 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正式文件中提到，集中在安全区内的平民约二十万人；美国外交人员的公务电报估计，城内人口在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之间；负责安全区事务的德国人士，以及多位传教士和医务人员，根据避难点容量得出的结论亦大致相同。这些来源彼此独立，却从未出现五十万，更没有“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的说法。       由此可以确定第一组基础事实：南京城内平民总数约为二十多万人。       第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幸存者规模。日军进城后，南京安全区并未立即瓦解，而是持续运作，集中收容并保护了约二十万平民。这些幸存者并非事后推算的抽象数字，而是有明确居住、配给与管理记录的具体人群。任何关于南京的叙事，都必须承认：城内至少有约二十万平民被明确记录为存活。       第三组证据，是占领初期之后南京出现的人口回流与基本社会恢复，这一现实情形，与“城内发生三十万级别平民大屠杀”在社会学与人口学层面形成明显矛盾。 随着战事结束、局势相对稳定，一部分此前逃离的市民陆续返城，城市开始重新运转。一些研究者指出，人口回流本身不足以单独决定死亡规模，但若城内在短时间内发生三十万量级的平民屠杀，其社会后果不应仅体现为人口减少，而必然表现为长期、系统性的恢复障碍：大量岗位空缺、生产与服务链条断裂，以及由极端暴力所造成的持续恐惧，对回城意愿形成强烈抑制，其结果更应是回流迟缓、恢复困难。然而，结合战前人口基数、安全区幸存者记录与随后出现的人口回归情况，南京并未呈现出与如此规模屠杀相匹配的长期社会失序状态。基本生活秩序得以维持，社会运转逐步恢复。这一现实状况并不能用于“证明”具体死亡数字，却在既定人口结构框架下，进一步削弱了高死亡估计在城内语境中的合理性。       将上述事实合并考察，矛盾便十分清楚：城内平民总数只有二十多万，其中约二十万人被明确记录为幸存者，同时还存在战后回流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南京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在算术层面难以成立。要维持这一说法，必须假定城内曾存在远超五十万的平民人口，或否认安全区幸存者的存在，又或将回流人口视为凭空出现，但这些假定均缺乏同时期证据支持。       正是在这里，中共叙事引入了一个关键前提：南京城内曾有“五十万平民”。这一数字并未见于 1937 年当时的安全区文件、外交电报或现场记录，更像是为既定结论倒推出来的人口设定，其功能在于为“三十万”提供算术空间。       为回避由此产生的矛盾，相关叙事不断模糊统计边界，将城内与城外、平民与士兵、战俘与溃兵、战斗死亡与非战斗死亡混合计算，最终把性质各异、责任不同的死亡压缩进一个情绪化的整数。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史学研究，而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叙事体系对数字讨论实行事实上的垄断。任何质疑都会被迅速转化为道德或政治指控，方法问题被等同为立场问题，证据讨论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不再允许被检验，只能被重复。       这一选择性执着，与中共对自身统治下大规模死亡的长期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大跃进时期造成的饥荒被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政策责任被系统性抹去；新冠疫情早期因隐瞒、封锁和打压信息而导致的死亡，则迅速被去责任化、去政治化处理。这些生命既缺乏持续、公开的统计，也不允许被严肃追问，更谈不上制度性的纪念。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中，南京被不断放大，成为转移责任与制造情绪的安全对象。       当南京被反复强调、并被赋予“不可讨论”的数字时，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已不只是历史细节，而是动机本身。一个政权为何执着于放大他人造成的死亡，却对自身统治下的大规模死亡长期保持沉默，甚至系统性抹除？       南京在这种叙事中不再是理解战争残酷的历史事件，而被转化为政治工具，用以制造仇恨、转移视线。受难者被抽象为数字与符号，历史被固定为情绪表达与忠诚测试。这既是对南京死者的再次利用，也构成了对所有无法被纪念的受害者的共同伤害。 Manipulated Mourning and the Nanjing Narrative Author: Liu Fang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作者：赵令军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摘要 本文以黎智英拒绝离港、选择入狱的决定为核心，探讨在威权体制下“回归与坚守”这一看似非理性的选择所具有的道德与历史意义。通过对黎智英、纳瓦尔尼与金明日牧师的对照，文章指出：当语言被权力占用，人的身体与命运本身便成为无法抹去的证据。他们的牺牲未必立刻改变现实，却构成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见证。 在全球持续关注中，黎智英案终于进入关键审理阶段： 黎智英老先生被判“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3项罪名，至此，已被关押了5年多，前后被审讯了共156天的黎先生，总算被中共强按了几个正式的罪名。黎先生坚持自己无罪，但《国安法》指定的3名法官，判定他有罪。 虽然最终量刑结果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仅“勾结外国势力、煽动颠覆”这一项指控，便足以判处无期徒刑。黎先生已年近八旬，长期监禁对其身体的摧残早已显现；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下，人们几乎看不到他重获自由的可能。 而黎老先生，显然已经做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的准备！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选择！ 在当代政治迫害史中，有一种选择反复出现，却始终令人心惊： 明知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死亡，仍然选择坚守或回归。 黎智英先生，正是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作为香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传媒人之一，他并非无路可退。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巨额财富，并持有英国护照，离开香港，对他而言并不困难，继续在海外发声，也完全可行。但在香港自由迅速坠落的关键时刻，他婉拒了好友的劝说，依然选择留下，并最终被捕入狱。 在被关押前夕，他于九龙家中接受 BBC 记者采访。当记者试图询问——或者说，提醒他，是留在香港还是迁往他处生活时，他不等问题说完，便平静地回答： 在狱中。 他说： 现在在这里，我是平静地活着；在狱中，我是有意义地活着。 那不是一句即兴的话，那是一个睿智的长者对自己未来走向的清楚认知。 “有意义的活着”，不是激情的宣言，而是一条清醒而孤独的归途。 这条路，通往牢狱，通往审判，也通往历史。 选择，并非源于误判，也不是情绪化的冲动，而是一种清醒而沉重的判断。 一、为什么不走？ 在威权体制下，“离开”往往被视为理性之举。 安全、自由、持续发声——这些理由看似无可反驳。 但问题在于： 当所有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都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将面对什么？ 留下来的，不仅是风险，更是被迫承担“失败者”“被抛弃者”的身份。 而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社会的清空。 黎智英拒绝让这种逻辑成立，他说：我不能离开。一旦离开，即会影响苹果日报的信誉，也会影响民主运动的团结。这件事，必须由我来承担责任！ 他的留下，意味着一种立场： 不是因为走不了，而是拒绝让“离开”成为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当身体成为证据 在极权环境中，语言最容易被扭曲和掏空。 “法治”、“秩序”、“稳定”、“国家安全”这些词汇被反复使用，却不断被重新定义，最终服务于独裁专制本身。 当语言失去可信度，人的遭遇，就成了最后的证据。 黎智英的被捕，清楚地表明： 所谓“依法治港”，并非法律对权力的约束，而是权力对法律的占用。 他的审判，也以最直观的方式证明： 那个曾以法治与自由著称的百年香港，在被中共统治仅二十余年后，迅速陨落——经济凋敝、法治崩塌、自由消亡，使得中共对于香港自由、繁荣状况的一切辩解，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愈发苍白。 三、相似的归途：纳瓦尔尼先生与金明日牧师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却做出了同一种选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中毒并成功治疗后，本来可以选择在德国陪伴家人并用另一种方式抗争的，但依然返回俄罗斯。他十分清楚，等待他的将是监禁，甚至更糟的结局。但他仍然选择回去。 因为他明白：如果反对只能在流亡中存在，那么权力就已经赢得了道德优势。 他的死亡，彻底暴露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真实面目。 而在中国，金明日牧师所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他原本可以选择在美国做牧师，家人也在身边陪伴，过着优渥的生活。 但他依然选择了宗教自由被严格控制、甚至被摧毁的中国，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继续牧养、讲道、见证。 金牧师的选择并非出于政治动员，而是源自信仰本身；被捕后，面对来访者，他说：以前看到其他的牧师或传道人被捕，他无能为力，很是纠结；现在自己被抓，反而觉得很坦然了。 以生命实践信仰，以大无畏的牺牲，深刻诠释“为真理而死”境界。 他们都明白： 真理若只能在安全之地被宣讲，便失去了超越性。 四、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现实结果看，他们的选择并未带来立刻的改变： 香港未能因此恢复自由！ 俄罗斯未能因此走向民主！ 中国的宗教与言论空间依然严重受限！ 如果仅以短期成效衡量，这些牺牲似乎“并不划算”。 历史也从来不只由结果构成。 但他们发出的光芒，会引领很多人走出黑暗！ 五、不可被抹去的意义 威权最渴望塑造的，是一种顺从的共识： 低头是理性，沉默是成熟，活着比尊严重要。 而黎智英、纳瓦尔尼、金明日牧师的存在，使这种叙事在道德上彻底破产。 他们并未诉诸暴力，也未谋取私利， 他们只是拒绝配合谎言，坚持真理。 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被彻底抹黑，也无法被轻易遗忘。 结语：归途之上的人 他们并不要求后来者复制他们的道路，因为牺牲从来不是义务。 但正是因为有人愿意承担最沉重的代价， 后来的人，才仍然拥有选择是否站立的自由。 归途之上，有人离开，有人沉默，也有人回去。 黎智英等伟大的殉道者们，选择了回归和坚守。 而这种选择本身，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清晰、也最沉重的注脚。 赵令军（Frank），2025年12月20日星期六，加拿大 On the Road Home — In Tribute to Mr. Jimmy Lai Author: Zhao LingjunEditor: Wang Mengmeng Managing Editor: Luo...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凛冽的寒风中，偏远地区的孩子穿着破烂单衣，脚上还是夏天的凉鞋，小手被冻得一道道开裂。这是许多中国人都见过的刺痛人心的画面。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长期缺乏照料与御寒条件的留守儿童死于破旧屋中，这一事件曾短暂震动全国，却很快被舆论封存。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都会激发起民间排山倒海般的援助。然而，在中国，伸向这些孩子的温暖的手，却总是被名为“政治安全”的冰冷手铐锁住。 人们难道不奇怪吗？一个拥有核武器、拥有庞大的维稳机器的政权，怎么偏偏怕几件棉衣、几箱牛奶和那些奔走在穷乡僻壤的好心人？2018年，多名志愿者在甘肃、青海等地为牧区儿童募集御寒物资时，被以“未经批准开展活动”为由约谈，部分物资被扣留，相关人员被警告不得再组织类似捐助。 现在，让我们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剥开核心。 首先是，救助者有罪：人们的善良超过了权力的边界。 在极权逻辑下，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一种特许经营权。听起来可能荒谬，但是有许多例子。比如，立人图书馆。曾经试图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开启民智的民间组织“立人”，在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数十所乡村图书室，却因被认定存在“意识形态风险”，负责人被长期约谈，项目被全面叫停，图书被封存，志愿者网络被强行解散。政府害怕的不是那些书，而是怕孩子们在棉衣之外，还获得了思考的能力。 比如，天使妈妈。多年来，无数非官方的孤独院被强制取缔。一些跨省救助病童、弃婴的志愿者，曾被以“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管理秩序”为由调查，救助通道被迫中断。官方宁愿让孩子在福利院的破窗里无助地消瘦，也不允许像天使妈妈这样的民间团体展现出超越体制的温情。自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以来，无数深耕基层、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劳工、性别、教育类NGO被扣上了“境外渗透”的帽子，被连根拔起。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大量民间公益项目被迫注销，负责人被限制出境或长期监控。 这些案例反复证明，在中共当局眼中，一个不受控的救助者，比一个受冻的孩子要危险得多。 其次是独裁者的逻辑：宁愿“绝对控制”，也不要“社会自己救自己”。中国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排斥，源自其骨髓深处的三个深度恐惧。 一是恐惧“组织化”的萌芽。独裁政权最害怕的是民众产生横向的联系。慈善活动天然具有动员力和凝聚力，能让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团结起来。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部分不隶属于官方体系的民间救援队因拒绝接受统一指挥，被禁止进入灾区，而救援迟滞的现场画面却被迅速清理。对于一个推崇“原子化社会”的政权来说，任何能绕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纽带，都是对其统治权力的直接威胁。 然后是恐惧“合法化”的流失。中共始终强调，共产党才是幸福的源泉。如果民间组织在灾难和贫困面前表现得比政府更迅速、更透明、更具人文关怀，那民众就会发问：“既然民间能做得更好，我要这个臃肿贪腐的官僚系统何用？”在多次灾害中，民间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公布救援与物资信息，反而被要求删除内容，而官方通报却往往迟至数日之后才出现。为了掩盖无能，它必须扼杀卓越。 第三个恐惧，也是最虚伪的一个原因，就是恐惧真相。每一个需要民间求助的孩子，都是对“大国崛起”和“全面脱贫”谎言的无声控诉。民间慈善的介入，必然伴随着实地调查和信息传播，这会刺破官媒编织的盛世幻境。类似的逻辑在新冠疫情初期已被反复验证：民间记录与求助信息被迅速删除，但问题并未因此消失。他们于是出手了-----既要捂住受难者的嘴，又要斩断救助者的手。 洋葱被剥开以后，就可以站上高墙，低头俯瞰这权力下的寒冬如何凛冽。慈善被收编为“官僚红十字会”式的权力寻租场。当爱心必须经过层层政审才能到达基层，这种体制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它不仅是在拒绝外界的帮助，更是在扼杀整个国民的道德活力与同情心。 冰天雪地里，孩子依然在瑟瑟发抖，而那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正躲在高墙背后，警惕地盯着每一件试图递过墙去的棉衣与书。这种对温情的恐惧，恰恰是共产党内心极度虚弱与恐惧的明证。 Starving Children and the Fear of Power Monopoly — Why Does the CCP Regard Grassroots Charity as...

作者：张维清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     灾难从来不是偶然，而往往是制度的产物。当权力不受制衡、新闻透明被压制、民众权利被剥夺时，一个接一个的惨剧便不再是意外，而成为可以预见的悲剧。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火势蔓延时，当局竟然决定“让领导先走”，最终造成325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事后没有独立调查，也没有透明问责、没有制度性的反思。死亡被定性为“事故”，而不是一个需要追责和改变的社会问题。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处住宅楼发生火灾。由于长期封控等制度性措施，居民逃生受阻、救援迟缓，最终造成10人死亡。民众的愤怒迅速蔓延，演化为上海、北京等地的“白纸革命”。人们用空白纸控诉审查，最终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习近平下台”！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劣质材料、层层外判、监管失能、媒体噤声、民众投诉被当作空气——这一切都不是所谓的“疏忽”。这是制度性犯罪，是政治体制从骨子里烂到外墙的结果。当大火夺走生命时，中共首先做的不是追责，而是压制；不是公布真相，而是封口；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保护官僚和利益集团。       从克拉玛依的325人死亡、乌鲁木齐的封控悲剧，到宏福苑的159人死亡，贯穿其中的不是偶发意外，而是一个清晰的制度性危机。当权力无法被监督，决策者就会漠视底层民众的生命安全；当真实信息被过滤或封锁，事故原因就无法被透明调查和追究；当没有独立调查与责任追究，错误就不会被纠正，悲剧只会再重演；当公民无法参与决策、无法表达异议，风险就无法提前暴露和防范。        独裁和极权，是最大的公共安全威胁。只要这种体制存在，火灾会继续发生，矿难会继续发生，沉船会继续发生，塌楼会继续发生。只有当公众可以质疑权力、权力必须面对公众时，制度才能真正对生命负责。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独裁，势在必行！ One-Party Dictatorship, Disasters Everywhere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Li Kun Executive...

——看Gloria画展有感 作者：何愚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熊辩 翻译：刘芳 Figure 1图片来自Gloria 2025年11月29日上午10点，我与朱虞夫先生、曾群兰女士等友人一同前往位于La Puente的“六·四”纪念博物馆。洛杉矶的十一月空气清新宜人，但当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逐一走近那些揭露中共邪恶的画作时，心情却愈发沉重。这些作品出自艺术家Gloria及其丈夫Jin之手，既充满讽刺与现实意义，又不乏幽默。Gloria夫妇对中国政治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忧虑令我印象深刻。尤其这幅讽刺中共和习近平妄图统治全球乃至全人类的画作，我将其称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后令人不寒而栗，深感警醒。 画中揭示了习近平试图以“武汉病毒”为手段，将全世界人民的命运捆绑在一根铁索之上，如同铁链女般，这样他就可以让自己高枕无忧并“活到一百五十岁”。这看似荒谬，实则令人恐惧——而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三年疫情，从最初的隐瞒到后来的放任扩散，全球在短短数月内陷入紧急状态，几乎无一幸免。紧接着，他亲自部署、指挥，将中国的口罩销往世界各地，让N95口罩从医护专用品变为全球标配。他还将管理新疆人的极端手段，悄然推广至世界每个角落，在各国政府和人民毫无防备之时悄然实施。据世卫组织估计显示，仅在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这次灾难造成全世界逾1490万人死亡。然而，这个世界终究掌握在上帝手中，疫情终将过去，世界秩序得以恢复，邪恶势力终将被抛弃。中国人的苦难虽未终结，但我相信，这既是转折，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中国人在觉醒，世界也在觉醒。 回望七十余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塑造出一个与世界隔绝的铁桶社会。 建政初期，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巩固权力，以“革命”之名推动社会改造，将传统文化视为落后与阻碍，进行系统性清除。中国人失去了文化与信仰的依托，取而代之的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空洞口号。在高强度洗脑和国家机器的压迫下，国人逐渐沦为可操控的“人肉电池”，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共政权。 随后的阶级斗争、三反五反、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让政治高压和社会动员成为常态，经济则在浮夸与失序中陷入衰退。1989年的抗议，是社会不满的集中爆发，最终却以武力镇压和屠杀收场。全世界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中国人已在饥饿、死亡、监禁与孤立中麻木，难以再抗争。 事件之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增长和市场活力视为延续政权的关键。中国人为中共续命一代代付出牺牲，成为体制的“螺丝钉”。经济发展带来更严密的思想与行为控制，现代科技巨资打造的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只能听一种声音、看一个图像。街道和社区监控系统的建设，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十户一长，从生活细节到情感变化无所不控。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俨然成了巨大的监狱，行走其间的公民无时无刻不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Figure 2此图来自自由亚洲电台 改革开放的确推动了城市的扩张、制造业的崛起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矛盾的加剧和价值体系的断裂也随之而来。社会的急速变迁并未带来制度上的同步开放，反而催生了一种依赖经济增长却压制社会表达的畸形结构。这种结构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导致倒退。随着大型外企不断撤资，失业人口持续增加，社会的不安情绪逐渐蔓延。尽管中共不断出台各类预防措施，试图阻止农民返乡等现象，但在我看来，中国已然站在了一个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风口之上。 进入习近平时代，官方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试图将其包装为全球合作的新愿景。然而，在许多人眼中，这更像是将国内治理模式向外延伸的工具。在“一带一路”政策遭遇失败后，习近平已然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却仍以极权体制为依托，试图通过病毒控制全人类，令全球人民在三年疫情中饱受苦难。 这一理念强调话语权主导、政治统一和制度自信，却刻意回避权力监督与个人自由。当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瓶颈时，这种外向叙事成为新的政治工具，用以扩大影响力，同时缓解内部压力。 回顾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驱动，还是习近平的全球叙事，其核心逻辑始终围绕权力的维系展开。尽管各阶段的策略和口号不断变化，但其根本目的始终未变。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逻辑带来的并非所谓的共同命运，而是持续不断的结构性束缚。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Reflections on Visiting Gloria’s Art Exhibition Author: He YuEditor:...

作者：周敏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在过去十五年间，中国的县城发生了一场外界几乎看不见的深刻变化:          一个以身份垄断、权力继承、资源控制为核心的地方等级结构正在迅速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