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作者： 李家亮（中国民主党党员）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张雪峰去世了，确切地说，中国的“张雪峰现象”和张雪峰时代也一起在走向消亡。这位1984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网络爆红考研和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老师，教育博主，以其风格直白、观点犀利走红网络，在中国的学生和家长群中影响很大，他的去世突然而仓促，很多中国家长和学生错愕而哀伤，他们自发组成送葬队伍，哪怕相隔千里的人也会用外卖的方式送上一束花，杭州的街头，人们为了张雪峰而落泪。 那些送行的队伍是在送走张雪峰，也是在送走一个张雪峰时代，这个时代将永远尘封在中国的历史里，和历史一起埋葬。 是的，张雪峰时代结束了！ 什么是张雪峰时代呢？张雪峰是1984年生人，他在2000年左右参加高考，正好赶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开放国门，迎接世界——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WTO之后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外贸尤其快速增长，成为了“世界工厂”、吸引了大量外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和模式；制造业和出口产业爆发，整个中国经济呈现一片前所未有的蓬勃之态。时值政治上是中国独裁体制中相对宽松的胡温时代，两厢结合中国人从上至下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淋漓，对于未来充满希望，那个年代的人们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相信爱拼才会赢，相信明天更美好！张雪峰就是和其他八零后一起赶上了那个好时代，那个有希望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像70后一样毕业了包分配，但是却可以迎着上升的中国经济实现那个只要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就可以顺利找到自己心仪的机会，留在一线城市的梦想——很多70后期和80后凭借努力上好大学就可以实现从农村到一线城市精英的阶层跨越。这一代人也是最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爱拼才会赢的那一代，这就是张雪峰时代，或者“张雪峰现象”时代。 如今张雪峰去世了，“张雪峰现象”时代也迎来了尾声，确切地说，“张雪峰现象”比张雪峰更早地迎来了生命的枯萎期。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更专制的集权化（如修改宪法避免自己下台），经济上不断倒行逆施，不断和美日等主流国家产生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的国家指责中国未完全遵守某些规则，不断地破坏WTO运行机制。中国虽然没有正式退出WTO，但是中国和WTO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尤其近年来，大量的外资诸如SAS Institute、IBM、Amazon、Canon、Panasonic、Suzuki、Honda、Toyota、Old Navy、GAP、Carrefour、John Deere、 Kato Works等都全部或大部分撤离中国搬到经商环境更为宽松的东南亚国家。习近平一顿骚操作：减少民营加强央国企使得民营经济直接凋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支柱房地产行业全面崩盘，配套外资的制造业大面积关停等，中国经济陷入了中共执政以来的又一次冰点，这种冰点带来的是机会萎缩和消失，所以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跻身去送外卖、跑滴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整个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卷，卷学历，卷名校，留给普通人或者基本盘的机会越来越少，阶层跨越基本成为痴人说梦， 社会生存空间的天花板越压越低，人们被压得抬不起头，原本通过给基本盘社会标准答案和上升通道解析的张雪峰们也就逐步失去市场，和追随他们的基本盘们被永远封印在社会底层的夹缝里，于是张雪峰时代结束了！ 张雪峰时代的结束，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离世，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起伏回落回合的结束。这次结束，基本意味着接下来很多年，至少在习近平时代、乃至中共高压极权时代基本盘普通人再无跨越社会阶层的可能，学历改变命运的时代彻底成为了历史，张雪峰时代和张雪峰一样，和着普罗大众的梦想一起埋葬在这个春天。 在社会机会缺失，底层没有出路，没有安全感可言的当下，对张雪峰的崇拜像人们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如今这个时代留给基本盘的机会消失了，张雪峰也恰在此刻离开了人世，令人倍感悲哀，人们前去悼念，送的是他，送的也是自己摇摇欲坠的人生。 是过于商业化；是过于考虑学历回报率而忽视人生的容错率；是把基本盘用一个干瘪的答案甩进原本开阔复杂的真实世界；是让基本盘丧失自我判断能力；是让基本盘更趋同了；是关闭了基本盘对于世界适应修行的宝贵能力；是为了制造焦虑赚的盆满钵满，还是确实帮助了一部分学生和家长找到人生方向，无论社会不同层面对张雪峰本人怎么评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张雪峰现象背后真正掌控基本盘命运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给予普通人的人生机会彻底关闭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开放阶段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又一次无尽的黑暗。 再见了，张雪峰；再见了，张雪峰时代；再见了，“中国基本盘”的向阳而生时代！ The era of Zhang Xuefeng, which is disappearing in China Author: Li Jialiang (Member...

作者：彭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近来中文舆论中流行所谓“美国斩杀线”的说法：一旦失业或生病，美国中产就会迅速坠入流浪、死亡的深渊。这类叙事往往通过混淆低收入脆弱群体与中产阶级、嫁接极端个案，制造出强烈的情绪冲击。 不可否认，美国社会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族群歧视等，这些问题本身也值得批评和反思。但必须明确的是：美国的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统治是否正当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联。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它是否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通过对比他国的缺陷来获得心理优势。这类“比惨”叙事之所以在当下广泛传播，是因为它充当了一种精神止痛药。通过不断强调“全世界都一样，甚至更糟”，让对独裁制度的追问被悄然替换为认命。 下面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普通民众所面临的系统性“斩杀”： 1.《宪法》就是废纸 任何现代社会的权利体系，都建立在权力受到约束的前提之上。但在中国，宪法长期停留在象征层面，无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形成现实约束，只是一份政治宣传文本，而非可被公民依赖的权利保障。司法从未独立，在现实中，“党大于法”人尽皆知，法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以法律条文作为准则。 2018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修改取消，清楚表明宪法可以被权力按需要调整。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推动宪法为个人权力服务时，宪法对普通人的保护效力已经归零。 2. 未出生即被斩杀：计划生育与强制流产 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有一部分生命甚至来不及出生，就已被独裁制度提前终止。共产党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强制流产、强制引产成为常态化行政行为。 在这一政策下，生育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被纳入政治考核的指标。妇女的身体被视为政策执行对象，胎儿的生命被简化为“超生数量”。当一个社会可以为了抽象目标而系统性地终止未出生的生命，生命本身就不再被视为权利主体，而只是可被管理、可被牺牲的资源。 3. 农民：长期被牺牲的多数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规模最大、却最缺乏权利保障的群体。他们为工业化、城市化和财政积累贡献了一生，却始终被排除在完整的权利体系之外。 共产党事实上拥有中国全部土地，农民并不拥有真正的土地产权，所谓的产权只是“集体所有”，农民的土地不能交易，户籍限制人口流动，进城务工却难以获得完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能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边缘生存。他们贡献了粮食、劳动力与社会稳定，却在晚年只得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养老金。医疗、养老、失能风险，被系统性地下沉到家庭，导致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在官方叙事中，农民被称为“奉献者”，但在制度现实中，他们从未被当作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来对待。 4. 教育沦为思想控制与精神驯化的工具 在中国，教育并非以培养独立思考为目标，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思想控制与社会筛选机制。其核心并不是鼓励质疑、讨论与判断，而是反复训练对规则的服从、对单一标准答案的接受，以及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被动认同。 在这种体系下，教育不再承担培养公民的功能，而是用于筛选“适应者”。能够顺从既定叙事、避免越界思考的人被保留下来并获得继续前进的资格，无法适应、试图独立判断的人，则在升学、评价与机会分配中被逐步淘汰。最终，教育演变为一个持续削弱独立思考、强化服从意识的过程。它训练的不是如何成为有判断力的个体，而是如何成为不制造问题的人。 5. 没有参与权的社会：法律从不需要你的同意 在中国，普通人一生没有见过选票，无法参与规则制定，也无需被征求同意，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人们被要求履行纳税义务，却从未被赋予与之对应的纳税人权利。 出行政策的变化是典型例子：先是全面禁摩，随后民众转而选择电动车，不久电动车也被限制，新国标将速度压到甚至低于自行车，却仍被强制执行。规则如何变化，从来不取决于使用者的现实需求，而只取决于行政意志。类似的逻辑同样出现在更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河北省的农村老人无力负担燃气取暖费，但为了不影响旁边“北京蓝天”的形象工程，被禁止烧煤取暖。对农民而言，烧煤是最现实、也是可负担的取暖方式，但在政策之下，烧煤不仅被罚款，甚至会被拘留入狱。在零下摄氏20度的严寒冬季，这种规定既未提供可行替代方案，也未承担任何后果，其荒谬程度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法律和政策并非经由公共讨论形成，受影响者的生存成本、现实可行性与风险后果，并不构成决策前提。当一个社会只要求个人承担纳税与服从，却不赋予参与和否决的权利，法律就不再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是单向施加的命令。个人无法成为规则的主体，只能在不断收紧、不断加码的制度框架中被迫适应，哪怕代价是基本的生活尊严。 6. 当医疗费用没有上限 在医疗制度上，美国与中国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美国的个人医疗自付有上限，一旦个人当年的自付费用达到这一上限，后续符合保险范围的医疗支出由保险全额承担，也就是说，费用再高，个人承担是封顶的。而中国并没有兜底上限，中国的医保逻辑完全不同。它不是“你最多掏多少钱”，而是“医保最多给你报多少钱”。医保一旦报完，剩下的风险全部由个人无限承担。 在中国，住院往往要先交钱，不交钱就无法继续治疗，而为医疗费用在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募捐，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默认的求生方式。所谓医保，在很多关键时刻只是参与报销，而不是兜底保障。医疗体系也存在双重标准。普通人为了治疗费用四处筹款，而共产党干部却可以长期占用高等级医疗资源，在 ICU 接受免费治疗，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权力结构在医疗体系中的直接体现：谁有权力，谁就拥有不计成本的生命保障。 7. 食品安全失守 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并非偶发事故，而是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甚至连婴儿吃的奶粉都会造假。吃得安全并不是被制度保障的权利，而更多依赖个人经验和运气，监管往往在曝光前失灵，在舆情后介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问题不在商户的道德，而在制度结构，违法成本长期低于守法成本，监管与被监管者存在利益关联，问题食品得以反复流入市场，健康风险却由普通消费者承担。食品安全的失守，是普通人被迫为制度失灵持续买单的缩影。 8. 编制体系下的身份断层只保障少数人 相对稳定的保障主要集中在公务员体系和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企业，而绝大多数民营岗位长期处于低保障、高风险状态。这种差异并非市场结果，而是权力结构的产物。国企依托行政资源和准入壁垒，在多个领域无孔不入、与民争利，持续压缩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甚至对企业进行“跨省远洋捕捞”，即异地执法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跨越行政区域对外地民营企业进行抓捕。民企利润被挤压，用工成本被压低，风险最终转嫁给普通劳动者，导致民营岗位普遍艰难。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热衷“考公”、“考国企”只是避险本能。当安全感只能通过进入体制获得，社会活力与创新自然被抽空。更讽刺的是，即便在政府和国企内部，大量一线岗位同样被外包，脏活累活由低保障人员承担。是否稳定，取决于身份，而不是你做了多少劳动。 9. 官本位结构中的职业歧视 中国社会中最普遍、也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歧视，是职业歧视，其根源不在市场，而在官本位结构。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任命而非选票，因此只需对上负责，而无需对社会和纳税人负责。在这种体系下，公务员被普遍视为“最优职业”。在职时，工作强度相对较低，福利待遇和安全感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退休后，即便不再创造社会价值，却享受最高等级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远超其他普通劳动者。这些福利来源于民众的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剥削。 与之相对，农民、清洁工、外卖员、保安等基层岗位被系统性贬低，“农民工”这一称呼将职业、出身与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去人格化的标签。 10. 户籍制度制造的内部分裂 地域歧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制度化并被持续放大。严格的户籍制度将资源、福利与身份绑定在户籍地，使人口无法自由流动。 城乡对立与地域污名化并非文化偏见，而是制度性分配不公的产物，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谚语早已揭示问题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留守儿童这一全球罕见的现象，更是户籍制度直接制造的社会后果。 11. 房子掏空了普通家庭 中国的购房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土地出让金以及围绕土地设置的各类税费，本质上是通过住房将家庭财富转移到了政府。对购房者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的环境下，大量烂尾楼问题长期存在，购房者既拿不到房，又必须继续偿还房贷，几乎无法通过制度获得真正救济，房贷由此成为长期的现金流绞索，住房从安居工具，变成了放大家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来源。 12. 年龄作为被淘汰标准 年龄歧视不仅存在于企业，更由政府官方招聘带头执行。政府公务员考试普遍设定35岁上限，公然违反共产党自己制定的就业法律，将大量劳动者提前排除在制度之外。这意味着人并非随着经验增长而被重视，而是被视为可替换的消耗品。 13. 女性在就业和生育之间被迫买单 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长期承受隐性歧视，生育成本被系统性转嫁给个体。法律存在却难以执行，既压制女性发展，也加剧生育率下滑。女性既被要求承担生育责任，又要为此付出职业代价。 14. 从公共生活中消失的群体 在中国社会中，一些群体不仅遭受歧视，还被系统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残障人士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大街上，几乎很少能看到残疾人，而在美国，使用轮椅的人并不少见。更讽刺的是，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数倍，按比例计算，街头本应出现的残疾人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15. 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债务无限兜底 在中国，除深圳有限试点外，全国范围内不存在个人破产制度。破产法只适用于企业，普通人一旦无力偿还债务，没有合法清算与“重新开始”的途径，债务会被长期追索，个人需为失败终身兜底。 与此相反，美国实行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符合法律条件下对无法偿还的债务依法清算。其核心不是纵容失败，而是止损，让失败有明确的法律终点，个人可以承担后果后重新进入社会。结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结构：在美国，失败是阶段性的；在中国，失败往往是终身性的。当一个社会鼓励冒险却不给失败任何出口，债务就从经济问题，变成持续摧毁人生的工具。 以上，这些问题并非所谓“发展阶段的代价”，而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宪法无法约束权力、责任无法追溯的环境中，个体的生命、尊严与未来，就只能被当作可管理、可消耗的成本。 中国共产党并非不知道这种统治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代价，却选择以控制代替纠错、以洗脑代替改革，并通过对外转移矛盾掩盖内部失败。在其统治下，人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治理对象。拿别国的问题反复对比，无法为自身洗白。统治的合法性从来不是靠“别人也很糟”来证明的，而是靠是否尊重并保护本国人民来建立的。当社会只能靠比惨维持平衡，被质疑的就不该是人民，而是统治者。根本问题在于一个拒绝约束权力、否认公民权利的独裁体制。 The Country of...

作者：马群编辑：黄吉洲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2026年3月，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一起围绕殡仪馆建设项目的争议，在短短数日内迅速升级为持续性的群体性冲突，并引发外界关注。 3月16日，信宜市政府发布“颐福园”殡仪馆项目公示，拟选址马六塘，项目投资约1.45亿元，计划于当年3月至12月建设完成。公示称，项目周边500米范围内无居民。然而，这一说法很快遭到当地村民的普遍质疑。 多位村民反映，此前相关土地征收是以“修建励儒大道”的名义进行，并未明确告知将建设殡仪馆项目。更令村民不满的是，实际选址与官方公示存在明显差距：距离旺埇村不足700米，距五胜村约200米，附近还有一所小学约600米。对于一个具有明显邻避属性的公共设施而言，这样的距离使村民难以接受，也加剧了对政府信息透明度的质疑。 3月17日，数百名村民前往村委会聚集，要求政府撤回项目并公开真实情况。随着现场警力增加，局势迅速紧张，防暴警察进场维持秩序。在随后的冲突中，警方采取强制措施驱散人群，现场出现推搡与混乱，有村民受伤并被带走，矛盾由此激化。 3月18日至19日，抗议行动进一步升级。部分村民转至信宜市政府门口集结，挥舞国旗、高喊口号，表达诉求。随着情绪升温，现场出现向警方方向投掷石块和鸡蛋的行为。与此同时，警方不断增援，对周边道路实施封控，双方形成持续对峙。有消息称，部分村口一度出现停电情况，使外界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状况。 在连续三天的冲突之后，当局迅速加强管控措施。自3月20日起，大量特警力量进驻水口镇及周边区域，强化巡逻与布控，试图以高压手段遏制事态扩散。村庄整体氛围趋于紧绷，人员流动与信息传播均受到明显限制。 然而，3月25日，在持续高压之下，仍有村民再次走上街头表达反对立场。这一行动发生在管控尚未解除的背景中，因而更具象征意义：即使在强力压制之下，部分民众仍选择发声，而非完全沉默。 从整个事件的演变来看，这不仅是一场典型的“邻避冲突”，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当官方公示与民众感知出现明显不一致时，信任基础便会迅速动摇。其次，是决策过程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对于高度敏感的公共设施选址，如果缺乏充分沟通与协商，任何单方面推进都可能引发强烈反弹。 更值得关注的是应对方式。当局在冲突升级后，主要依赖警力介入与高压管控来恢复秩序。短期来看，这种方式能够迅速降低街头对抗的强度，但从长远看，却可能加深对立情绪，使问题从具体项目争议，转化为更深层的信任危机。 3月25日村民的再次集结，正说明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高压可以压低声音，却难以消除不满。对普通人而言，他们的诉求并不复杂——不过是对生活环境、安全感以及基本尊严的守护。当这些最基本的关切被忽视时，街头便成为最后的表达出口。 在现实条件下，这类抗争往往难以改变既定决策。项目或许仍将推进，参与者也可能承受各种压力。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一场难以取胜的行动。但其意义，并不止于结果本身。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制度性表达渠道不足时，社会张力终将以更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信宜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村民的呐喊，也许无法立即改变项目走向，却让人看到，在高度约束的环境中，仍有人试图守住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 如果类似问题的根源得不到正视，那么信宜不会是孤例。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如何更有效地“维稳”，而是如何让民众在不走上街头的情况下，也能被认真倾听。 The Xinyi Incident: A Public Opinion Dilemma Under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nd High-Pressure Stability Maintenance Author: Ma QunEditor: Huang Jizhou Proofreader: Kong...

作者：郑伟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们习惯把目光投向强者，仿佛只有掌握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书写时代。然而真正推动社会前行的，往往是那些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出来的普通人。 广东信宜的民众抗争持续多日。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中，一位白发老人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没有退缩，只是举起手中的一枚鸡蛋。 那一刻，没有激烈的动作，却令人震撼。 她没有力量优势，没有任何防护，也没有现实意义上的胜算。从表面看，这是一场悬殊的对峙。但她依然站在恐惧与压力面前。这个简单的举动之所以沉重，不在于它能改变什么，而在于它表达了一个态度——不再沉默。 ...

——论中共少数民族政策的结构性本质 作者：周敏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叙事中，少数民族始终享有特殊照顾：豁免计划生育、高考加分、文化保护条款。这套表达被精心维护，在国内制造汉族对少数民族的隐性怨怼，在国际上作为外交防护工事。然而，当我们穿透这层叙事，所见到的，是一场系统性的文化解除武装。 1、优待的舆论功能 中共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国内外同时运作着双重舆论效果。 对内，它向汉族传达一个清晰的道德信号：少数民族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照顾，任何抵抗都是不知感恩。这使得汉族民众在面对新疆、西藏问题时，先天具有一种防御性的道德优越感，将抗议者视作分裂势力，而非受压迫的群体。 对外，这套舆论构成了应对国际人权批评的标准话术：我们给了他们生育豁免、给了他们加分、给了他们节日假期，何来压迫？这种反驳将人权问题化约为福利统计，以量化的优惠转移对本质性自由的追问。 对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则以上升通道换取沉默与代言：他们可以成为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以出现在官方宣传的画面里，条件是扮演体制所需要的民族团结符号，而非本族利益的真实发声者。 2、阉割发生在哪些层面 阉割，是比消灭更精密的统治技术。肉体的消灭会制造殉道者与历史记忆；文化的系统性解除，若能成功，连抵抗的语言都将消失。中共少数民族政策，正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系统性剥夺表现在五个层面。 关于语言：削减母语教育。2020年内蒙古强制以普通话代替蒙古语授课，引发大规模抗议。藏语学校持续萎缩。语言的消亡即意味着一个族群无法再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去理解和传承世界。 关于宗教：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被纳入中国化改造工程。清真寺被拆除圆顶与月牙，神职人员须宣誓效忠党。宗教是少数民族自我认同与道德秩序的核心，去除宗教即切断族群的精神主权。 关于历史记忆：将少数民族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自古以来融入中华大家庭的注脚，而非拥有独立轨迹的历史主题。 关于生育：纸面上豁免计划生育，实际上对维吾尔族女性强制安装宫内节育器、实施绝育手术。2015至2018年间，维吾尔族聚居县份出生率断崖式下降，部分地区降幅超过80%。这是对优待神话直接的证伪。 关于政治代表：有少数民族面孔的官员存在，但他们代表的是党的意志，而非本族群的利益诉求。代表权在形式上保留，在实质上被架空。 给你面包，让你没力气造反；拿走你的语言，让你没有工具思考；保留你的节日服装，让外人看见“多元文化”。这是宽容吗？这是隐蔽的征服。 3、这套模式的历史性谱系 以优惠换认同、以收编代替征服，不是中共的原创。这是帝国们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经典绝活，在历史上有着清晰谱系。 罗马公民权：扩大公民权以整合精英，以法律身份的赋予稀释地方认同，使边疆族群内化帝国的价值体系。 清朝盟旗制：保留蒙藏贵族的形式权威和宗教特权，把它纳入帝国等级体制，用有限的自制换取对中央权威的效忠。 苏联民族区划：创造民族形式的自治单位，填充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列宁称之为“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中共的版本是这一传统当代升级版。数字监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细管控，大数据治理使异见的识别与压制可以在公开镇压之前完成，“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则将再教育（洗脑）工程规模化、系统化。 4、统战逻辑之本质 理解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统战是比种族歧视或文化多元主义都更准确的分析框架。统战的核心是：对稳定有利者给予可控的利益；对稳定构成威胁者，施以不对称的软暴力。 因此，优惠不是权利保障，而是维稳成本的精算结果。当生育豁免有助于边疆稳定时，它存在；当某个族群的人口增长被评估为威胁时，绝育政策随之而来。政策的弹性，本身就揭示了其工具性的本质——它服从于统治的需要，而非任何内在的平等原则。 中共给少数民族的，从来不是权利，而是赎买——赎买顺从，赎买沉默，赎买对主权的放弃。 拨开以上种种幻象的迷雾，当我们再问“中共是否优待少数民族”，我们就知道，这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福利政策的账面上，是的，曾经存在，且正在被侵蚀。在政治权利与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从未有过。 优待的幻象，是帝国统治精妙的修辞成就：让被统治者感激，让旁观者困惑，让批评者一上来就会陷入对是否真的有优待的无谓争辩，而无暇追问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民族，是否有权做自己？ 文化灭绝与肉体灭绝的区别，不在于后果的轻重，而在于可见性。前者更难被看见，因此也更难被追责。正因如此，探讨这套系统的结构性逻辑，对笔者与读者都意义重大。 The Illusion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the Structural Essence of the CCP’s Ethnic Minority Policies Author: Zhou Min ...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再次提高20元。这个数字被包装为“民生改善”，被当作国家关怀农村老人的证明。然而，当我们把这20元放进真实的生活语境中，就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制度性的敷衍，甚至是一种对底层群体长期忽视后的象征性安抚。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20元能改变什么？当一碗面接近20元，一次普通就医远超其数额，这种调整几乎不具备实际意义。农村老人每月两三百元的养老金，本就无法覆盖基本生活，更不用说医疗、护理与意外支出。当国家以如此微小的幅度调整养老金，却将其宣传为重大民生进步时，问题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真正的矛盾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长期建立在对农民的制度性牺牲之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农民排除在现代福利体系之外。数亿农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承担了通货膨胀与公共服务不足的风险，却在年老之后只能领取象征性的养老金。这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缺乏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的环境下，公共财政的使用优先级往往由少数决策者决定，而非通过社会讨论形成共识。农民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独立组织表达利益诉求的空间。他们的养老困境很难转化为制度压力，只能被动等待自上而下的“施舍式改革”。当权力无需为选票负责时，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自然最容易被忽视。 与此同时，大量资源被投入到维稳体系、形象工程以及各种宏大叙事中，而基础民生保障却长期停留在低水平微调。养老金每年象征性上涨几十元，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强化一种危险的信号：只要社会缺乏反抗能力，再不合理的待遇也可以被合理化。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政策调整，让不公平逐渐常态化，让底层群体习惯于低预期生存。 有人将这种政策称为“德政”，因为毕竟是增加了。但真正的德政，应当是保障人的尊严，而不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一个国家如果在拥有巨大财政与发展成就的同时，仍让农村老人依靠两三百元度过晚年，那么问题显然不在于有没有能力，而在于有没有意愿。 因此，农民养老金只涨20元，并不是简单的财政选择，而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一个高度集权体制在面对底层民生问题时的真实态度：可以缓慢调整，但不愿触动结构；可以象征改善，但避免制度重构。只要权力缺乏来自社会的有效约束，这种局面就很难根本改变。 对于普通人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这20元是否太少，而是为什么在一个强调“人民至上”的政治叙事中，最需要保障的人却始终站在福利体系的边缘。真正的民生改善，应当以人的尊严为尺度，而非以最低生存为底线。当一个社会无法保障最基础的养老尊严，其发展成就也将失去根基。 作者：毛一炜 翻译：戈冰 2026.3.15 Peasants’ Pensions Rise by Only 20 Yuan Abstract: With peasants’ pensions increasing by a mere 20 yuan,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ir act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