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国安法之刀:先香港,后澳门

两天之内,香港判了黄之锋,澳门判了区锦新 作者:刘叶梅 事情要连起来看,才看得明白。 11月5日,香港高等法院判黄之锋十年。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第二天,11月6日,澳门那边也判了一个人:前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十二年六个月。 一个三十岁,一个六十九岁。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澳门。判决书一前一后,相隔只有一天。要说这是巧合,恐怕没人信。这更像是一个信号——这把刀,在香港用了六年,如今轮到澳门了。 黄之锋认了罪,还是判了十年 先说黄之锋这一宗。 他被指控的事情,发生在2020年7月1日到11月23日。说起来有点绕,其实内容很简单:他和已经流亡海外的罗冠聪等人一起,呼吁外国对中国和香港实施制裁。没有动刀动枪,没有伤人,没有什么秘密情报,就是公开喊话、游说、表态。放在很多地方,这叫政治表达;放在今天的香港,这叫勾结外国势力。 今年9月2日,他认了罪。按常理,认罪总该换一点宽大吧?结果呢,法官谭耀豪量刑的起点是十三年,认罪之后减到十年。而十年,恰好是国安法里“罪行重大”这一档的最低刑。也就是说,减无可减,法官给的已经是这一档里最轻的了——可还是整整十年。 更要命的是刑期怎么接。他从2020年11月被还押算起,已经在里面快六年了。初选案判的四年八个月,本来服到2027年1月就能出去,眼看只剩两个多月。可新判的十年,只有两个月零两天跟旧刑期重叠,剩下的要接着服完。这么一算,他得待到2036年底才能重获自由。那一年,他四十岁。 三十岁进去,四十岁出来。一个人的壮年,就这么交代在高墙里面了。 澳门这一刀,等了十七年 再看澳门。澳门的情况,其实更值得琢磨。 澳门的国家安全法,2009年就通过了,比香港早得多。可是通过之后,十七年,一次都没用过。澳门也因此落了个安稳的名声,常被拿来当“一国两制”的样板:你看,不抓人,不判刑,日子照样过。2023年,这部法律又修订了一次,罪名添了不少,口子开得更大。当时也有人担心,可澳门毕竟多年没动过这把刀,不少人觉得,修订也就是摆个样子。 现在,第一案来了,一出手就是十二年半。 区锦新这个人,在澳门政坛待了大半辈子,做立法会议员做了二十年。如今六十九岁了,判他的罪名有三项:颠覆国家政权、与境外组织保持联系危害国家安全,还有一项违反保密义务。刑期要到2038年1月29日才结束——到那时,他八十一岁。一个老人,这辈子还能不能走出监狱,谁也不敢说。 十七年不用的刀,第一次出鞘,就砍向一个在议会里坐了二十年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刀一直都在,只是以前没想用,或者说,没必要用。现在想用了,便是这个用法。 说到底,国安法已经沦为中国共产党惩处异议人士的工具。它收拾的不是什么危害安全的行为,而是立场——是那些敢批评、敢站在对立面的人的立场。 刀口对准的,一直是同一种人 把这两宗案子摆在一起,很多话就不用多说了。 黄之锋做过什么?呼吁制裁。区锦新做过什么?跟境外组织保持联系。一个在街头长大,一个在议会里老去,经历、年纪、做事的方式,没有一样相同。硬要找共同点,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当局眼里的异议人士,都是不听话的人。国安法惩罚一个人从来不是看他的行为有多危险,而是看这个人有多不顺眼。国际特赦组织这次的话说得很直白:国安法已沦为惩罚异议人士的工具。这话不是情绪话,是看着判决书说出来的。 还有刑期。呼吁几句,十年;联系往来,十二年半。这比不少伤人害命的案子判得都重。刑罚重到这个地步,图的就不是惩治已经发生的那点事了,图的是给旁人看:看清楚了,这就是说话的下场。说穿了,重判本身就是一种警告,警告所有还在观望的人。 香港人对这一套已经不陌生了。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落地,六年下来,报纸关了,团体散了,初选案里四十五个人被判颠覆国家政权,黄之锋也在其中。当年有人说,这部法律只针对极少数人。六年过去,“极少数”已经数不过来了。如今澳门补上第一案,版图又拼上了一块:先香港,后澳门,路数一模一样,只是时间早晚。 判决出来之后,外面的反应不小。人权观察说黄之锋这一判“残酷且不公正”;11月6日,欧盟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十国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谴责。香港政府的回应还是那四个字:铁证如山。 铁证如山。这四个字,这些年听得太多了。证据到底在哪里,普通人看不到卷宗,也无从判断;能看到的,只有结果——一个三十岁的人要坐到四十岁,一个六十九岁的人要坐到八十一岁。 刀还在往下落。香港落完,澳门落。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名字会是谁,现在没人知道。只是照这个势头看,名单恐怕只会越来越长。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The Sword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irst Hong Kong, Then Macau Within...

灵魂拷问:中共跨国镇压何时休?

作者:孙浩亮,Haoliang Sun 近年来,中共针对海外民运人士及人权活动家的“跨国镇压”愈演愈烈。从“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在泰国住所被秘密带走,到人权律师卢思位在老挝被强行遣返,北京的长臂管辖不断挑战国际法治的底线。而近期发生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王君剑遭跨境绑架案,更是将这种肆无忌惮的恐怖政治推向了新的恶劣高度。 面对极权黑手在海外的疯狂蔓延,世人不得不发出灵魂拷问:中共的跨国镇压,究竟何时能休? 王君剑案的发生,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法外绑架。这位长期旅居日本的异见人士,仅因在海外加入中国民主党、发表反对极权体制的政治言论,便成了中共处心积虑清洗的目标。2026年10月30日,当王君剑在中越边境的越南一侧送家人回国时,中共国安人员竟公然践踏他国主权,跨越边界将其强行掳走。目前,王君剑已被秘密押回国内,被长沙市国保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黑箱羁押于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

五中全会33名高官被开除党籍,反腐十多年究竟反出了什么?

作者:冯仍 2026年10月29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新华社当天公布的会议公报,确认了中央政治局此前对33名高级官员作出的开除党籍处分决定,另外还有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被撤销党内职务。 看到这份名单,确实让人感到吃惊。33人中有16人来自军队系统,另外17人涉及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军工企业和高校。这些人不是普通干部,而是曾经掌握重要权力的高级官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也有省委书记、部长和大型国企负责人。 军队系统被开除党籍的16人包括:张又侠、刘振立、王仁华、刘青松、黄铭、李桥铭、李伟、张红兵、汪海江、张林、王鹏、刘发庆、杨诚、钟绍军、赵晓哲、方永祥。 ...

贷款交社保?看中国社保现状危机

作者:卢超 最近几则关于社保的新闻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湖北、广西、重庆等地的部分银行,陆续推出了诸如“社银贷”、“续保贷”、“渝保贷”之类的金融创新。其核心逻辑听上去十分荒诞:针对那些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人员,如果手头紧交不起社保,可以向银行贷款交费;等到未来退休了,再从每月的养老金里按比例扣还本息。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网友们苦笑着调侃这是名副其实的“借债养老”——还没开始享福,就已经把退休后的养老金提前预支交了利息。这场看似滑稽的金融操作,像一面刺眼的镜子,折射出了中国社保体系深层的制度性危机与底层焦虑。 随着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我国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外卖骑手,面临着极其现实的生存困境。按照规定,职工养老保险需要累计缴费满15年才能领钱。对于体制外普通劳工而言,全额自负的缴费压力极为沉重。收入不稳定时,每个月固定的几百上千元社保费成了一座压在肩上的大山。“断缴”意味着前功尽弃,但咬牙坚持又会让眼下的生活陷入困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保贷”粉墨登场,用“退休后再还钱”的缓兵之计,精准切中了这部分人既想保底又拿不出钱的无奈。然而,这种把“缴费压力”转化为“金融债务”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更为深刻的矛盾在于,人们不禁要问:社保基金为什么会缺钱到需要逼着底层借贷参保的地步?追根溯源,中国社保危机的核心根源在于体制设计上的严重失衡与长期积累的“养老双轨制”阵痛。 长期以来,中共推行的养老体系呈现出极度倾斜的“双轨制”特征。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国企高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不用交一分钱社保,退休后却能领取占原工资80%甚至90%以上的高额养老金;而体制外占绝大多数的企业职工和农民,不仅需要承担高昂的缴费比例,退休后的替代率却低得可怜。哪怕后来出台了形式上的“并轨”政策,体制内人员依然依靠财政兜底的“职业年金”和极高的缴费基数,维持着高昂的退休待遇。人社数据显示,仅占领取养老金总人数极小比例的体制内退休人员,却分走了极其庞大的社保与财政养老支出;相比之下,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每月的养老金甚至仅够糊口。这种特权阶层吃大头、普通大众吃残渣的财富分配模式,造成了极其惊人的制度性亏空。 与此同时,中共过去在计划经济转型期留下的巨大“历史欠账”——没有将当年国企职工积累的资产及时划转做实养老账户,导致养老基金长期处于“用年轻人的钱养老人”的吃紧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席卷而来,现役劳动力人口急剧萎缩,拿钱的退休老人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无力继续大幅度转移支付补贴亏空,社保资金池的入不敷出便成了必然现象。为了维持这个庞大且向体制内严重倾斜的资金池不至于崩盘,官方只能想方设法拉更多体制外劳动者入局“开源”,这才催生出让老百姓借钱交社保的畸形产物。 把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保障责任,强行捆绑上商业贷款利息,实则暴露出社会安全网在面对普通大众时的严重失能与冷酷。如果一个底层劳动者连当下的社保都交不起,未来又怎么可能指望那点被扣除贷款本息后所剩无几的养老金安度晚年? 社保的本质本该是转移支付、再分配与社会风险的兜底防线,而不是抽取底层血汗去供养特权阶层的工具,更不该变成一笔带有商业利息的个人负债。面对社保危机的深水区,如果不去触碰体制内特权养老金的巨额消耗,不去真正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是把心思放在逼老百姓贷款续保上,这场关于“老有所养”的时代大考,终究无法给公众一个交代。 编辑:黄吉洲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Loans for Social Security? Examining the Crisis in China's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Landscape Author: Lu Chao Recently, several news...

华为——中共权力逻辑的缩影

作者:张婷 华为作为中国知名的私营企业,近年来在多起争议事件中的应对方式,不断消耗着公众的信任。纵观华为处理问题的表现,哪一个不是与中共非常相似。 2026年10月17日,一辆问界M9汽车在神木市冲撞了交通灯立柱,车辆随即起火燃烧,导致驾驶员不幸遇难。事故发生后,华为发布官方声明称,起火原因是因为“高速情况下车辆机舱遭受剧烈撞击引发线路短路及油液泄漏”,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企业,拿车速当挡箭牌,甩锅给车主,真正的安全调查都不去做。但是还是有很多清醒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网友拿监控做了一道物理题,估算车速明显很低。华为用这简单的一纸声明来掩盖事实,实在是龌龊至极。问界已有多起涉及人员伤亡或汽车起火的公开事故报道,但是华为没有把人权放在第一位,不去找出自己的问题,而且每次事故调查和透明度都不公开。10月23日,网友拍到,此前被华为问界M9撞击的交通信号灯柱外围已被围挡遮挡,马上要拆掉。华为的这种出事就甩锅,捂嘴第一名,连一根交通信号杆都要搞“封锁维稳”真的是让大家大跌眼镜。 2019年的新冠疫情,中共就是把甩锅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甩锅民众,说是由于民众乱吃野味导致的,接着又甩锅给美国,让民众开始恨美国,最后又甩锅给世界,中国已经清零了,可以复工了,再爆发都是由于外界的输入。疫情初期封口李文亮、方斌、张展,病毒泄露全球酿成数百万人死亡,中共不去正视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而是一直洗白自己。疫情发生后,中共不顾科学、无视人权,以维稳为名,在全国实施极端封控,人民最终成为牺牲品,社会的活力也被摧残殆尽。 2026年9月,网上还流传一则问界准车主的说法:其因在社交平台抱怨交付方案和提车进度,被相关人员联系工作单位,要求删除内容。同样10月22日,搜狐汽车官方账号因发布问界爆燃事故相关内容,被禁言15天。华为的这种操作就是在控制舆论,掩盖真相。 中共也是这样,为了掩盖真相,人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好像一点都不重要,中共总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封锁消息。六四屠杀,疫情封控等事件,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而这种死亡也是建立在他们暴力政权下的,在这样的独裁统治下,很多人都消息闭塞,知道的人不敢说,会被教训、被打压、被判刑,所以每一次的发声都会遭受到惩罚,中共试图将这些历史永久抹去。任何涉及高层腐败、宗教迫害、器官移植、疫情源头、经济真实数据等领域的信息,都被层层防火墙封锁、删帖、抓人、嘘声。中共创造一种社会,让所有人民都活在巨大的幻想中,连质疑的权利都被剥夺,只能接受中共所说的,中共希望你信什么,你就得信什么。 华为“251”事件是在华为工作12年的李洪元,离职后和公司谈妥了30多万元补偿,到账后就被华为举报为涉嫌敲诈勒索,遭羁押251天。华为简直妥妥的流氓行径。中共何尝不是这样,中共警察在执法中常常公然侵害人权,一副流氓嘴脸与行径。面对宗教信仰,中共把正常的信仰打成“邪教组织”,把信徒正常的聚会和传福音描述为社会威胁,一边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一边又打压教会。“709”事件更让我们看到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侮辱、妖魔化,毫无廉耻地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将原本好好的律师,以人民的利益为主的律师,但却遭到中共乱扣帽子,很多失去了他们的执照,甚至被判刑。 这些年华为造了很多工业垃圾,但是他们却把营销绑架硬生生包装成爱国情怀,打着“你不买你就不爱国”的噱头,让人民为他们的劣质产品买单,活脱脱的道德绑架。在中共的统治下,当你不愿意为体制张扬喝彩,你就成了不爱国者;当你质疑国家的宣传真相,你就成了不爱国者;当你坚持说出事实,你就成了不爱国者。中共也是利用爱国情怀去绑架一代代的人民,让他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华为是一个通过“盗窃、谎言和掩盖”运作的“犯罪企业”,长达约20年的模式化违法行为,包括敲诈勒索共谋、共谋窃取商业秘密、银行欺诈、电汇欺诈、违反伊朗制裁、洗钱及妨碍司法公正等。华为这些行径简直没有底线。同样,中共就是一个非常不守规则,没有契约精神的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承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等自由,相关基本方针五十年不变。2020年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随后改变议员资格规则。任何规则对中共都没有约束力,它会根据实际需求改变规则,并且找出各种理由为其无赖行径辩解。 华为的种种行径给我们看到它与中共如出一辙,把形象置于真相之上,把服从置于权力之上,把批评视为敌意,把追责当作威胁。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和社会,应当是真实的,勇于接受批评与指正的,人民是受尊重的。                                                ...

虚妄的宏大叙事与极权危机——从历史基因看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破产

作者:张磊 一、 现实困境与宏大叙事的破产 今日中国正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与信任赤字:言论自由受到严厉限制,异见者遭受高科技监控与打压;房地产低迷、地方债务高企与青年就业困难相互交织;司法缺乏独立性,“依法治国”在现实中不断沦为“以法治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持续宣扬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套宏大叙事试图以国家崛起的集体荣光,掩盖民生困境与公民权利的缺失。 现实迫使我们追问:一个统治着十几亿人口的政权,其权力正当性究竟从何而来?当最高决策层不断犯下系统性错误时,人民是否拥有监督、纠错乃至和平更换执政者的权利?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审视中共的历史起源与百余年来权力演变的核心逻辑。 二、 历史基因:从革命夺权到毛时代的极权统治(1921—1976) 尽管中共信奉所谓的“枪杆子出政权”,但现代政权的正当性,不应建立在军事胜利或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占有之上,而应建立在人民授权、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之上。 1921年,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与支持下成立,其早期组织建设、意识形态与活动经费均高度依赖苏俄。此后,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体系,并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强行移植俄国政治模式,形成独立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割据政权。 革命时期,中共通过“打土豪”、强行没收财产等暴力剥夺方式筹措经费,延安时期大规模秘密经营鸦片(隐称“特货”)充实财政等史实,进一步揭示了其筹款手段对基本伦理的践踏。从江西苏区“反AB团”肃反到延安整风,政治审查、逼供与思想改造不断强化组织控制,逐步形成党性凌驾于个人权利与基本人性之上的政治逻辑。 1949年建政后,中共迅速背离了此前关于民主自由与联合政府的承诺,确立了一党专政制度。随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伴随着绕过正当司法程序的公开处决与私有产权剥夺,传统社会伦理与自治空间遭受毁灭性打击。 1950年代末,“大跃进”及激进政策酿成了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与信息封锁,使重大决策错误长期无法得到内部纠正。至“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与阶级斗争被推向极端,社会信任、家庭伦理与基本法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从革命时期的组织控制到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其共同特征是权力不断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人,而人民始终缺乏有效制约最高权力的制度性手段。 三、 制度转型与权力回归:改革开放以来的合法性危机(1976年至今)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进行了权力再分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重大政策转向。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试图以经济发展与有限的制度调整重建执政基础。 1. “绩效合法性”与六四血案 改革释放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也为中共建立起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绩效合法性”。然而,经济发展并未改变权力的垄断本质。1989年,当学生与市民发起反腐败、争民主的抗议运动时,中共高层动用军队实施武力镇压,制造了血腥的“六四血案”。国家暴力对和平诉求的碾压,彻底摧毁了其统治的道德正当性,更暴露出一党专政体制缺乏公开问责与和平纠错的制度缺陷。 2. 香港变局与“一国两制”的破产 香港回归前,中方曾向国际社会承诺维持原有制度与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动摇”。然而,《中英联合声明》随后却被中共外交部定性为“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在2019年大规模“反送中”运动后,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解散民主派组织,关闭独立媒体,限制新闻与言论自由。昔日东方之珠的彻底“内地化”与数十万居民移居海外,反映出缺乏权力制衡的极权体制对制度承诺的不可靠性。 3. 台海威胁与强权逻辑 台湾经过民主转型,建立了自由选举、政党轮替与宪政制度,证明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完全能够实现民主政治。然而,北京持续强化常态化的军事威慑与政治施压,试图以武力威胁代替制度吸引力。这种依靠仇恨动员与武力胁迫维系的统一叙事,暴露出其统治伦理的贫瘠与对区域和平的严重威胁。 4. 疫情极端封控:治理神话的破灭 在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权力不受约束的弊端被推向极致。官方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强行推行层层加码的极端封控:暴力焊死居民大门、强推全员强制接种、粗暴转运隔离病患、阻断基本医疗救援,酿成无数次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悲剧。这一场权力不受监督的极端演练,彻底撕下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人民至上”的温情面纱,让全社会清晰地看到:在绝对的极权控制下,公民的生命尊严与基本生存权可以被任意剥夺。 5. 修宪集权与自我纠错机制的丧失 2018年,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彻底打碎了改革开放以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最重要制度遗产。随着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集体领导与内部监督机制被摧毁殆尽。 制度最危险的时刻,不是领导人犯下错误,而是整个国家已彻底失去公开指出错误、追究责任并纠正决策的能力。 四、 结语: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危机 纵观中共百余年历史,从依靠境外培植与暴力搜刮起家的早期史实,到毛时代数千万人丧命的人道灾难;从天安门的枪声打碎道德底线,到高压吞噬香港自由、武力威胁台海民主;从三年疫情期间将极端封控强加于人民的人道悲剧,到如今修宪集权、回归终身制——中共百年的历史向世人宣告了一个冷酷的真相:人民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体制也早已切断了自我纠错的可能。 武力可以夺取政权,经济可以巩固政权,谎言与高压可以维持政权,却唯有人民基于自由意志的授权,才能赋予统治真正的正当性。当繁荣的神话破灭,当宏大叙事被现实刺穿,这个缺乏起源正当性、失去道德与绩效支撑,且彻底失去纠错能力的独裁政权,终将面临来自历史与人民的全面清算。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The Illusory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Totalitarian Crisis: The Bankruptcy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