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蔡楚 怀念一棵老树根，扎进大地叶，撑开乌云即使被雷霆劈断仍然挺立怀念一个人用骨灰书写爱情在海上把忧伤化作阴间的地址怀念一个灵魂没有远去海浪一样向你扑来礁石一样站成宪章怀念，年年抽出新绿直到怀念长成树前我不会忘记把种子留给人间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July Poem — Remembrance Author: Cai Chu Cherishing the memory of an old tree: Its roots, dug deep into the earth; Its leaves, pushing open...

作者：胡平 去年7月6日，达赖喇嘛九十华诞，达赖喇嘛发表讲话，对自己的继任问题作出明确阐述。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达赖喇嘛制度将会延续。 「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Gaden Phodrang Trust）及其董事会，将负责寻访并认证转世灵童；该基金会将遵循藏传佛教传统，并与各大教派领袖及其他宗教领袖协商。 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即中国之外。 不出意料，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这番阐述表示强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其核心内容亦可归纳为三点： 必须在中国国内寻访； 必须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 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然而，中共的这三项主张皆站不住脚。  一、关于「国内寻访」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早已有于中国以外寻访转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诞生于蒙古，是蒙古族人。当时中国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图并不包括蒙古。 其理甚明：藏传佛教的弘传本就超越西藏地域与中国国界。活佛转世的寻访范围主要依据藏传佛教的信仰传播与信众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来，藏传佛教的信仰圈已涵盖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诸地，因此在蒙古与印度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早有先例。  当代以来，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流亡印度后，藏传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国之外的信众达五六百万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欧美各地；事实上，中国境外已有多位转世活佛，其中不少并非藏族。因此，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既合理，又完全正当。 二、关于「金瓶掣签」 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签」方式介入达赖喇嘛转世的认定，但实际上，真正依此程序认定的达赖喇嘛仅一两位，多数历代达赖喇嘛——包括现任第十四世——均未经过金瓶掣签程序而确定。 退一步说，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并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满清皇帝介入转世事宜，是基于与西藏间「施主与上师」的特殊关系。 然而中共当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何以有资格干涉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早已明言：「现今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视佛教为愚昧落后的象征，且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若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也说得过去；但如今却是中共坚持要自己寻找魔鬼的转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再去找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转世，然后再来干涉我的转世，那才合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插手。」 他并补充道：「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若出于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则无人需要承认或信奉那个孩童。」 三、关于「中央政府批准」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称：「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的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 此说并不符合事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非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事实上，民国政府曾有意干预，但西藏政府并未理会。从寻访、确认到坐床，均由西藏摄政王及僧团自行完成。坐床典礼时，民国政府仅派蒙藏委员会代表吴忠信前往观礼。 阿沛·阿旺晋美于1989年即明确指出：「没有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这回事，他只是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观礼’而已。」 为何民国政府当年希望参与？因当时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为宗教领袖，又为政治领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脑。对国民政府而言，作为宗教领袖的产生他们无权干涉，但作为地方政府首脑的产生，则与中央有关。为体现「中央—地方」关系，他们主张至少须经中央认可。然而，多数藏人并不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从属定位。结果，国民政府欲干预而未果，只能派员观礼。中央方面报称是「主持」，但藏方仅视之为「贵宾观礼」。 从民国角度看，他们的干预尚有一点道理——因当时政教合一。但此理于今日已不复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实现政教分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退出政治职务，仅保留宗教领袖身份；而中国境内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法律上也规定达赖、班禅不再是地方政府领导人。既如此，现今中共当局又有何理由干预其转世？ 此外，中共当局还声称「藏传佛教没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说同样错误。2013年6月，《亚洲周刊》（第27卷第22期）刊载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访谈，文中指出：「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极为关键，因为它属于史实而非观点。凡了解藏传佛教史者皆知确有其事。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其间并非一成不变，今后亦可调整。而决定是否变革、如何变革的权力，自然在达赖喇嘛本人与藏传佛教机构及信众之手，与中国政府毫无关联。 此处，不妨参照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制度，以助理解。 在十一世纪以前，罗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仍需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会议与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确认后，才正式规定教皇可由枢机主教单独选出，惟法、西、奥三国君主仍保有否决权。至二十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此种世俗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遂成为首位无需世俗介入而由教会单独选出的教皇。 由此可见，早期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影响极大；随历史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削弱，终至归零。  昔时君主干预教皇继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彼时教权与王权互为依存：新教皇须得到君主认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权神授」。 随后政教分离制度确立，教皇继承制度的改革由教会自行决定，非世俗权力所能干预。今日欧洲已完全政教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世俗君主登基亦无需教皇加冕。 这即是政教分离——国家机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国家。  达赖喇嘛已多次阐述转世观念、制度起源与寻访方法，强调：达赖喇嘛转世属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皆无权干涉。其立场——无论从藏传佛教传统、政教分离原则，或藏传佛教全球化的现实——皆完全合理、正确。 简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达赖喇嘛的事，是藏传佛教的事，与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毫无关系。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中共当局炮制的那一套「寻找与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办法，错误而荒谬。未来若真推出所谓「官方达赖喇嘛」，必不会得到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众的承认。这场政治操弄注定成为历史笑柄，最终被彻底废弃。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the Dalai...

作者：刘乐园 在所谓“七一建党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应随中共的宣传机器一起歌功颂德，而应翻开一张跨越百年的历史账单，严肃清算这个极权政党给中华民族、给中国人民、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 中共的历史，从来不是一部所谓“解放人民”的历史，而是一部以谎言夺权、以暴力治国、以恐惧奴役人民的血泪史。从土地改革中的暴力斗争，到反右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整肃；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中对人性、家庭、文化和信仰的摧毁；从“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碾压，到对法轮功、家庭教会、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普通上访民众的持续迫害，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充满了无数被掩盖的冤魂与苦难。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年那些起义、投诚或被整编的原国民党官兵，也未能善终。不少原国民党官兵在整编后被编入部队，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体制下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参加朝鲜战争，并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些幸存者在战争结束后又经历了后续政治运动和清查，而朝鲜战场上部分投降后选择返回中国大陆的国军官兵，也被中共视为叛徒对待。历史证明，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一句空话，留下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对人的利用与政治清算。 这个政权最可怕之处，不只是它制造灾难，更是它不允许人民记住灾难；不只是它伤害人民，更是它逼迫人民感谢伤害者。它用教科书篡改历史，用媒体封锁真相，用监控和警察压制声音，用恐惧让人沉默。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被它强行关进一党专政的精神牢笼之中。 改革开放一度让许多人误以为中国会逐步走向开放与法治，但近年来，言论管控不断加强，社会控制持续收紧，个人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极权体制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新的形式不断强化。 今天的中国，表面的繁荣正在迅速破灭。青年失业，中年负债，老人养老无依；房地产烂尾，民营企业凋零，普通家庭一生积蓄被掏空。地方财政枯竭后，各种罚款、收费、盘剥层出不穷。所谓“为人民服务”，早已变成权贵阶层对人民最后一点血汗的榨取。 更令人愤怒的是，当人民遭受不公时，体制并不保护受害者，反而保护作恶者。农民失地无人管，工人讨薪被打压，上访者被截访，信仰者被监控，敢说真话的人被威胁、拘押甚至判刑。在中共统治下，法律不是保护人民的盾牌，而是打压人民的工具。 我之所以站出来发声，是因为我深知，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普通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今天被迫害的是别人，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沉默不能换来安全，退让也不能换来自由。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揭露真相，极权的高墙才会出现裂缝。 我们在海外发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公义；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让历史真相不再被掩埋。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更不代表中国人民。真正的中国，是那些在苦难中仍然坚守良知的人，是那些不愿向谎言低头的人，是那些渴望自由、尊严和信仰权利的普通百姓。 百年暴政，必须清算；百年谎言，必须揭穿；百年血债，必须被历史审判。中共靠谎言起家，靠暴力维持，靠恐惧统治，但没有任何独裁政权能够永远站在人民的头上。高墙再厚，也挡不住人心觉醒；黑夜再长，也终将迎来黎明。 我们相信，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那一天终会到来。那一天，人民不再因说真话而恐惧，不再因信仰而被迫害，不再因追求公义而被威胁。那一天，中国将摆脱一党专制的阴影，重新迎回属于人民的尊严、自由与光明。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Liquidating the Century of Tyrann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lcoming Back the Dignity and...

从我的经历到小洛熙事件：普通人在医疗体系里的无力感 作者：朱晓娜 看到宁波小洛熙的事情，我一直缓不过来。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就这样离开了。作为一个母亲，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第一反应不是“事件本身有多复杂”，而是那种很直接的难受——如果换成是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类事情为什么总是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也许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医院的问题，而是很多普通人在面对医疗体系时，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我自己也经历过。2021年，我怀孕37周，因为宫颈环扎需要拆线，到医院就诊。那段怀孕经历并不轻松，之前经历过两次流产，所以这个孩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好不容易才保住的。 本来以为只是一次常规拆线，但到了医院后，医生告诉我需要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说实话，当时我没有太多判断能力，也不懂医学。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紧张，还有对孩子安全的担心。医生说要这样处理，我就只能接受。第二天，37周加1天，我做了剖腹产手术。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我偶尔还是会想：当时有没有其他选择？我是否真正理解了所有情况？如果我当时提出疑问，会不会得到更充分的解释？ 这些问题，其实一直没有答案。因为在那样的场景下，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信息差是很大的。医生掌握专业知识，也掌握判断依据，而患者往往只能依赖医生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不想问，而是不知道该怎么问，也不敢问。 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有类似经历：签字很快、解释很简短、选择看起来也不多。大家更多是“相信医生”，而不是“做出选择”。这种信任当然是必要的，但当信息不对等变成常态时，很多人心里其实是没有底的。 所以看到小洛熙事件的时候，我才会特别有感触。一个家庭在失去孩子之后，最基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现实中，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那么直接。信息、流程、鉴定、沟通，每一步都可能变得很复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些程序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压力。我并不想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某个医生或者某一家医院，因为我相信大多数医护人员也是在自己的体系里工作。但我确实觉得，一个让普通人感到无力的系统，本身是值得被讨论的。 医疗本来应该是最需要信任的领域之一。但这种信任，应该建立在清晰的信息和充分的沟通上，而不是“只能相信”。一个社会是否尊重普通人，不只是看它能提供多先进的医疗条件，也要看一个普通人在遇到问题时，能不能被认真对待。 我写这些，不是想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只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放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人不安的，不只是结果本身，而是过程里那些说不清、问不明、等不到的部分。如果信息足够透明，沟通足够充分，很多误解和恐惧其实是可以被提前化解的。可一旦普通人的疑问被轻轻带过，感受被匆匆忽略，再大的专业也很难真正安抚人心。 也许，医疗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治病救人，更是在每一个脆弱的时刻，让人知道自己被看见、被解释、被认真对待。只有当信息透明、沟通充分成为常态，普通人才能真正拥有面对未知的底气!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From My Own Experience to the Xiao Luoxi Event:...

作者：田永德 杭州民运前辈徐光出狱了，瘦成了一道闪电，只有八十多斤，要知道曾经的他有一百五十多斤。 我与杭州前辈们的交集缘于2006年上海开六国峰会。当时，我在上海宝山打工，上海开六国峰会，而我被上海有关方面认定为不稳定因素。在与我沟通无果后，转而向我老板施压，为了不连累给我工作机会的老板，最终我妥协——在上海开六国峰会期间，我离开上海一个月。于是，我开始了“在祖国的大地上流浪”的生存模式（这句话是现在不活跃的一位朋友说的）。期间，我去了安徽，北京。密切关注我行程的警察知道我在北京后，惊慌失措，强烈要求我离开北京。一番讨价还价后，我到了杭州。 当朱虞夫大哥第一次刑期的七年结束后，我赶上了杭州前辈们为他接风。那一年，王荣清前辈向杭州朋友们介绍我是内蒙古民主党人，基于对民主党了解的浅薄，我谨慎表示我目前还不是民主党人，但我对杭州的前辈们表示最大的敬意。 ...

作者：张维清 2026年6月6日，一座名为《捍卫自由·乌克兰》的大型主题雕塑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那一刻，我有幸站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神圣而震撼的历史瞬间。该雕塑旨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全体军民致敬，纪念他们四年多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英勇顽强地抵抗俄罗斯侵略，坚守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壮举。 站在雕塑前，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22年2月。当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时，文明世界无不义愤填膺，一致予以强烈谴责。然而，中共官方却背道而驰，高调宣称“中俄互信不封顶，战略合作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没有止境”，在国际社会上公然表达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纵容与支持。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购买俄罗斯石油、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对这令人窒息的黑白颠倒，我在微信上公开、坚决地表达反对，我呼吁和平，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援因为在街头举牌支持乌克兰被中国警察抓捕的异见人士。因为我知道，俄罗斯的侵略以及中共对其的支持，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残酷践踏，更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挑衅。尤其是当看到无数无辜的平民与儿童在无差别袭击中失去生命、流离失所，我作为一个尚存良知的人，无法对这种暴行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