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韩立华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章内容，在第五卷第五章。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最后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的实在太多。不论是它的篇幅的宏大、内容的丰富，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思想的深刻，都可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集大成之作。 大概二十年前，友人宋承发寄来的第一封信中讲到，每次他和一个朋友相识，会先提一些问题，好像问卷一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我在回信中说，我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其实，那时候所说的喜欢更多的是惊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风景的呈现，对人的表面光洁之下灵魂的污秽，以及那污秽之下对真理和纯洁的渴望的深入挖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一个流浪汉，一个妓女，一个孩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有他（她）的灵魂，都有他（她）的尊严，在生命的某个瞬间都会绽放出他（她）最初被造时的光芒。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他们的小说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人物、情节和写作技巧。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传达自己的思想。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能看出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世界文学两座高峰的原因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对后来的俄罗斯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 别尔嘉耶夫说：“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能引起冲动，因而灵魂得到新的火的洗礼。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的人，就会成为新人，他面前展现出新的存在尺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小说，特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呈现出这样的冲击力和存在尺度。 而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笔记中所写，这本书整个是对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回应。 那么《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究竟是在讲什么？为什么它对《卡拉马佐夫兄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如此重要？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小说中伊凡所写的一首长诗。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一个嘈杂的、乌烟瘴气的小酒馆里。 请注意“小酒馆”这个地方。正如伊凡和阿廖沙对话中所说的：“俄国的年轻小伙子，我指的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直到如今还在干些什么呢？举例说吧，这里是个肮脏的小酒馆，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你看他们在议论什么呢？他们不谈别的话题，谈的都是些世界范围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朽？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谈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谈用新的方式改造全人类，实际上这是一回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下面我们涉及到小说原文所使用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 徐振亚、冯增义的译本 1996年版） 是的，“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朽”，这对当时真正的俄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上帝折磨了我一生。” 伊凡在小说中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神论者，却时时被信仰的问题纠缠。 在和弟弟阿廖沙讨论“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时，伊凡说：“亲爱的，十八世纪有一位有罪的老人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上帝，那就应该把他造出来。而人真的造出了一个上帝。假如上帝确实存在，那倒没什么奇怪，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种想法——非有上帝不可的想法——居然能钻进像人这样野蛮而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想法又是多么神圣，多么动人，多么聪明，给人带来多大的荣誉。” 这里所说的“有罪的老人”指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伊凡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到底有没有上帝，而是问：人为什么需要上帝？ 他有一个着名的观点：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但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说，当伊凡大声呼喊“一切都是允许的”时候，“并不是要求得到拯救和快乐的喊声，而是一种略带苦味的发现。相信一个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上帝，这种信仰的诱惑力大大超过了作恶而不受惩罚的权力。” 至于上帝是否存在，伊凡说，这是他的这个欧几里德式的世俗的头脑所无法解答的。虽然他愿意接受上帝，但是他不愿意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伊凡不愿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小说第五卷第四章《叛逆》中伊凡作出了详细的解释。这一章的冲击力之强，甚至使得作为反击的第六卷佐西马长老的回应都看起来力不从心。 下面我们来看伊凡的讲述。 《叛逆》这一章是伊凡对上帝的严厉控诉。其实这也是神学中一个古老的难题：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世界上有苦难存在？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让无辜的人受难？ 伊凡的控诉集中在孩子的痛苦上面，他的理由是：“可以爱近处的孩子，哪怕他们蓬头垢面，外貌丑陋（不过我觉得孩子的面貌从来不会丑陋）。第二，我所以不愿谈成年人，除了他们令人讨厌，不值得爱以外，还因为他们遭到了报应：他们偷吃了禁果，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现在他们还在偷吃禁果。但孩子们什么也没吃过。” 这种聚焦的效果就像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里那个全片黑白背景下的红衣小女孩一样，充满了冲击力。 伊凡详细描述了一桩桩针对孩子的暴行录。 ①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将婴儿逗笑之后当着怀抱他的母亲的面，举起手枪把孩子的脑袋打得粉碎。 ②瑞士的一个从小被父母遗弃的私生子，度过了贫苦悲惨的童年，长大后在日内瓦抢劫杀害了一个老人，被判死刑。在监狱里被感化信了主，受了洗。然而这并没有减轻和延缓他的刑罚，他按照原来的审判被砍下了脑袋。 ③俄国的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被她有知识有教养的亲生爸爸用树条抽打，并且越抽越带劲，越抽越兴奋，最后在法庭上父亲被无罪释放。 ④俄国的一个五岁小女孩，也有两位有教养的父母。他们不但对小女孩拳打脚踢鞭子抽，还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大冷天，在厕所里把她关了一夜，怪她夜里不叫大小便，把她拉的屎涂到她脸上，还硬逼着她吃屎（这是她母亲做的）。 ⑤也是在俄国，农奴制最黑暗的年代，在一个告老还乡的将军家里，他的一个农奴的孩子，八岁的小男孩，不小心打伤了将军一条狗的腿，于是将军就放出他全部的猎狗，将被剥得精光的小男孩撕成了碎片。 我想起在疫情封城期间，我所住小区的一只流浪的小黄狗，平时我经常喂他，它也特别乖巧。后来小狗不见了，是被小区里的人杀掉煮着吃了。 伊凡说：“有时候形容一个人残酷得像‘野兽’，其实这是极不公正的，委屈了野兽。野兽绝不可能像人那么残忍，残忍得那么巧妙，那么精致。” 伊凡认为，人们在感情上无法忍受、在理智上也无法理解的正是世界上存在着这种痛苦和苦难。是的，大人也会遭受痛苦，但他们已经吃过禁果，已经知道善恶，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他们犯罪之后的代价。但伊凡不能理解的是，孩子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他们是无辜的。 伊凡想要报复，并且不是在某个无限遥远的地方和时间，而是在这地上，他能亲眼目睹恶人遭报。就算有未来永恒的和谐，伊凡也不同意用受苦的孩子当作为他人培育未来和谐的肥料。 是的，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未来永恒和谐的愿望当中，基督教也是这样。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5：25）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 伊凡并非没有读过圣经，他也知道在未来的和谐中一切都将得到解释，那时他会看见那个母亲和那个驱赶猎狗撕碎她儿子的凶手互相拥抱，两人流着泪高呼“主啊，你真英明”。但是现在，伊凡说：“趁着还有时间，我要赶紧独善其身，所以我坚决拒绝最高和谐。这种和谐还抵不上那个受尽折磨、用拳头捶打自己胸脯、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向‘上帝爷爷’祈祷的那个女孩的一滴眼泪，抵不上的原因在于她的眼泪是无法抵偿的。……我不要和谐，出于对人类的爱我不希望和谐。我情愿保留未经报复的痛苦，最好还是保留我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我错了也心甘情愿。再说大家对和谐的价值估计得也太高了，我们完全支付不起这张过于昂贵的入场券。所以我要赶紧退还这张入场券，只要我是个诚实的人，那就应该尽快退还。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廖沙，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入场券还给他。” 伊凡认为孩子的眼泪是无法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去宽恕虐待孩子的凶手，包括孩子的母亲也没有权利。他质问阿廖沙：“假如为了造福人类，为了给他们和平和安宁，你自己正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一个小生命，就是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胸脯的小女孩，用她未经报复的眼泪作为这座大厦的基石，根据这些条件，你能答应担任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 阿廖沙跟伊凡一样，不会接受孩子无辜受难的基础上的人类幸福生活。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伊凡的思想中有一些极其宝贵的东西，就是不愿为了一个宏大的理想或目标而牺牲世上哪怕一个弱小的个体。联想中国的强拆和城管对路边摊贩的驱逐，就可以看到他们正是因为无视这一点而心安理得地为所欲为。 到现在为止，这一章几乎是伊凡的独白，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勇气。他要让伊凡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也不试图削弱伊凡言论的力量。因为信仰若是真理，它就必须能够经受住情感的冲击和理性的质疑。 其实，上面伊凡所说的，一定程度上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表达的。包括这一系列的虐待儿童的记录，都在他的《作家日记》中提到。还有我们刚才读到的“建造人类命运的大厦”的话，1880年在普希金纪念活动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论述。 演讲的背景是关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来自外省的女主人公塔吉扬娜爱上奥涅金，但奥涅金由于骄傲，看不上这个纯朴天真的姑娘。后来，塔吉扬娜嫁给一位年迈的将军，她在彼得堡重逢奥涅金。这一次，奥涅金发现了她的魅力，开始追求她，却被她断然拒绝。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说就是“当初你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当然，塔吉扬娜没有这么世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她的这一拒绝体现了俄罗斯女人的神圣和高尚的品格。因为她知道，抛弃丈夫将会使她的丈夫“蒙受耻辱，这将意味着他的死亡。一个人能够从另一个人的不幸中找到幸福吗？”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伊凡的口气说：“幸福，在于精神的最高和谐。……请问，如果您自己建立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在最后使人幸福，最终给他们以和平和安定。你再想一下，为此必须和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仅仅是一个人…您会同意在这个条件下成为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演讲和他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同一时期） 所以，《叛逆》这一章伊凡的控诉，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控诉，不同之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意义，他也同时准备对伊凡的观点进行反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编辑的信中，把伊凡的这些观点形容为“当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大杂烩。它们不是否定上帝，而是否定上帝创造的世界的意义。社会主义全都肇始于否定历史的现实意义，然后终结于某种毁灭世界的无政府主义纲领”。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准备通过小说中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来反驳伊凡的观点。那么，长老的遗言是怎样反驳伊凡的观点的呢？ 我们知道，伊凡是基于对无辜受难的孩子的爱而要求报复，否则他宁愿毁了自己，宁愿保留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错了也心甘情愿。 其实伊凡对孩子的爱，从根本上说也是基督教的“爱他人”思想的体现。正如伊凡在跟阿廖沙谈孩子之前讲到的，人很难爱亲近的人，身边的人，具体的人，只能爱远处的人，抽象的人。那么照伊凡的观点，他对孩子的爱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抽象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若是具体的爱，这又是人的本性难以做到的，唯有基督或是通过基督才能做到。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凡因着理性拒绝了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但在理性之上他仍然践行着基督之爱。就像他说的：“爱生活本身超过爱它的意义。” 佐西马长老劝诫的核心也是爱的普遍性。“因为世界就像一片海洋，一切都是流动的，相通的。你在这儿触动一下，世界的另一端就会作出反应。” 所以他要我们爱上帝创造的一切，既包括整体也包括每一粒沙子。“爱每一片树叶，每一道上帝之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他再一次提到要爱孩子，“特别要爱孩子，因为他们也没有罪孽，像天使一般，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感动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给我们以启示，欺负婴孩的人是可悲的。”这一点长老和伊凡和阿廖沙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怎样对待那些伤害孩子的恶人呢？比如那个放狗撕咬孩子的将军，长老不赞成伊凡和阿廖沙的意见，“枪毙他们”，而是说：“你应该永远作出这样的决定：‘要用温柔的爱去感化他，如果你永远下定了这样的决心，那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 长老认为，“我们的天性中有许多最强烈的感情和冲动是我们在人间暂时还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帝从另外的世界取来种子播撒到这个世界上，培育了自己的花园，长出了一切可以生长的东西，但他培育出来的东西全靠与另一个神秘世界具有密切联系的感觉而得以存在，获得生命。如果你内心的这种感情淡薄了或者被扼杀了，那么在你心中成长的一切也将随之消亡。那时候你就会对生活感到冷漠，甚至仇视。” 伊凡主动割裂了自己思想和感情同上帝的联系，以上帝所赐的爱来反对上帝，所以他找不到出路，后来发疯了。 关于无辜的人为何遭受苦难，这在神学上叫“神义论”。基督教并未回避这一问题。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约伯记》，就是在讲述这一古老的困惑：当人无辜受难时，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何让他所爱的人遭受苦难？ 佐西马长老在他的讲述中就以感人的语气回忆他八岁时第一次在教堂聆听《约伯记》的场景，其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童年的经历。 《约伯记》讲述了上帝为了考验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约伯，任由撒但使约伯遭受各种残酷的折磨。 长老说，约伯的故事“伟大之处正在于这里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来去匆匆的凡人形象与永恒真理结合在一起了”。 在长老看来，这个故事的奥秘在于，尽管受尽世间的苦难，约伯仍然宣称他相信上帝。 长老还说，约伯最终将会像爱他失去的孩子一样爱他那些新的孩子。他说这是可能的，可能的，“旧的创伤可以通过人生的沧桑巨变逐渐转化为宁静而感人的欢乐，年轻人沸腾的热血将被老年人的谦和和睿智所取代。”（这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圣徒吉洪的话） 那么基督教怎样看人无辜受难的问题呢？ 就以约伯为例，神若真的存在，他的属性是公义的，赏善罚恶。但约伯并没有犯罪，就像伊凡所讲的那些小孩子一样。圣经说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约伯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遭受苦难，我们读过《约伯记》也会看到约伯受难不是因为他犯罪了，而是来自上帝与撒但的赌约。至于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考验、证明约伯的信心，也是一个奥秘。但是约伯和前来安慰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天上的赌约，所以整卷书几乎都是约伯和他们的辩论。朋友们认为约伯受苦肯定是因为他犯了罪，而约伯宁死也不认为自己有罪。 最后当上帝向他们开口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解释约伯受苦的原因，也没有为自己的公义辩护，而是申明了自己的大能和主权。于是约伯不再争辩，他认识到神掌管万有并且常常眷顾自己，不会撇下自己不管，于是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2-5） 是的，就像长老所说，“我们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个世界，而在另一个世界，在于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我们的良知来自于上帝的良善，我们的理性来自于上帝建立的秩序，我们对他人的爱来自上帝对我们的爱。伊凡虽有良知、理性，虽有对他人特别是对孩子的爱，但他的眼睛只盯在地上，所以他愤怒，他不明白，他拒绝了上帝，拒绝了天堂的永恒和谐，这是一种可贵然而也可怕的态度。这种思想转化到恶的一面就是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就是他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宗教大法官，也都跟这种思想有关。用伊凡的一句话总结：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 伊凡身上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在和阿廖沙的谈话中认为“爱生活要超过爱它的意义”，所以他的理论未来某一天还有经过生活洗礼发生改变的可能。此刻，他对于上帝是否存在也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所以长老说他“有一颗高尚的心，能‘思考并探索天上的事，因为我们的住所在天上’”。 不得不说，伊凡基于人道的立场对上帝的控诉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在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似乎更有了让人无法反驳的力量。阿廖沙赞成伊凡对孩子的爱，但反对伊凡对上帝的指控。所以直到这一章的最后，阿廖沙才开始求助于耶稣基督——“那唯一无罪的人。”“你刚才问：全世界有没有一个能够宽恕而且有权宽恕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的，他可以宽恕一切，宽恕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因为他自己为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献出了自己清白无辜的鲜血。你忘记了这个人，大厦正是建筑在他身上的，人们正在向他呼喊：‘主啊，你真英明，因为你指引的道路畅通了！’” 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 (I)— Why Do the Innocent Suffer? Author: Han LihuaEditor: Zhang Yu ...

作者：杨长兵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坚持独立思考与公民责任，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邹巍，这位来自浙江杭州的普通公民，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长期坚守民主与人权理念，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公民的良知与担当。 邹巍出生于1960年，浙江省杭州市人，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基本价值，积极参与地方民主活动与公民倡议。在当局长期打压民间组织和独立政治力量的环境下，邹巍依然以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开展宣传与联络工作，推动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 2023年11月20日，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中疑似遭警方殴打致死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邹巍出于对生命权与程序正义的关切，公开举牌表达关注，并参与相关公开信的联署活动。随后，杭州市拱墅区警方对其实施行政拘留，其本人及家人住处也遭到搜查。这一事件标志着针对他的打压进一步升级。 2024年3月17日，在纪念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逝世四周年之际，邹巍再次举牌表达悼念与呼吁。 2024年7月13日，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七周年之际，邹巍与友人前往浙江海宁海边举行纪念海祭活动，并将相关照片发布到网络，以表达对这位和平倡议者的缅怀与敬意。然而，这一和平纪念行动随后被当局认定为涉嫌违法。邹巍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于同年8月29日被正式批准逮捕。2025年7月，该案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目前，邹巍被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案件仍在等待进一步审理之中。长时间的羁押不仅影响其个人自由，也给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与生活压力。 事实上，邹巍之所以在各地民主人士中受到尊重，不仅因为他的公开行动，更因为他长期以来对他人的帮助与支持。多年来，他积极联络各地朋友，为遭遇困境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发起募捐，关注被打压群体的生活状况，并尽力为他们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在高压环境之下，这种互助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邹巍的遭遇，再次反映出当前公民表达空间的现实处境。当和平纪念、理性表达与人道关怀都可能被视为风险行为时，社会的公共空间无疑正在不断收缩。一个健康而稳定的社会，应当能够容纳不同声音，而不是将理性表达者推向对立面。 今天，我们声援邹巍，不仅是关注一位公民的个人命运，更是对基本权利与法治原则的呼吁。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以和平方式纪念历史人物，本应属于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应成为长期羁押与刑事指控的理由。 我们呼吁中共要依法保障邹巍的合法权益，确保其案件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并充分保障其人身权利与基本尊严。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此案的发展，以理性与和平的方式表达关切。 在现实的沉重压力面前，个体的声音或许微弱，但正是这些微弱而坚定的声音，构成了社会良知的基础。我们声援邹巍，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理性表达的社会，才是国家真正的稳定之源，也是所有人共同期待的未来。长江黄河之水不会倒流，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我们会继续坚持发声，直到邹巍自由真正到来！ In Solidarity with Zou Wei: A Citizen Upholding Conviction Under Pressure Author: Yang Changbing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

作者：卢超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权贵在谈“长生不老”，百姓在丢“血肉至亲” 就在不久前，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让无数国人心惊肉跳。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密谈中，普京和习近平竟然聊起了“器官移植可以让人类永生”的话题。习近平甚至信心满满地预测，人类寿命将很快突破150岁。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更像是一个恐怖预告。 如果权力者想要活到150岁，如果他们认为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器官就能实现“永生”，那么这些“新鲜零件”从哪里来？总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我们把这段对话，和国内校园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失踪案连在一起看时，那种毛骨悚然的真相就浮现了：权贵们的“长生梦”，就是建立在普通人家孩子的“夺命符”之上的。 校园里的“黑色陷阱” 就在今年1月，河南新蔡那个13岁男孩在学校宿舍离奇死亡。最让家属心碎和愤怒的是，家长还没赶到，救护车竟然就急着把尸体拉走。要不是孩子的姑父拼死拦在校门口，这具小小的身体恐怕早就进了焚尸炉，或者更可怕——被悄悄送上了手术台。 这绝不是孤例。从胡鑫宇到今天的朱同学，每一个在学校这个理应最安全的地方失踪、死亡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进学校要采集血样？为什么失踪的孩子往往精准匹配了某位病重权贵的需求？当“器官捐献”被冠以“国有”的名义，当医疗系统变成了收割机，学校就不再是象牙塔，而成了权贵们的“供体养殖场”。 拒绝“国有器官”，就是拒绝被当成耗材 现在国内网络上发起了“拒绝器官移植”的活动，这是百姓走投无路后的集体自保。在正常国家，器官捐献是生命延续的赞歌；但在中共治下，这却成了一场官方组织的“人身收割”。 所谓的“国有器官”，本质上就是把人的身体资源化、公有化。如果你的肝脏、肾脏甚至是眼角膜，在官僚系统的档案里标好了价格，那么你在他们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是一个随时可以报废并提取零件的“耗材”。 中共近年来大力推广器官移植产业，甚至将其作为“一带一路”的医疗出口项目。这种带血的GDP，每一分钱都粘着普通家庭的泪水。他们宣称志愿者人数激增，但现实中，那些失踪人口的家属却连一个真相都求不到。这种极度的不透明和权力对生命的蔑视，正是“活摘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能够持续存在的土壤。 我们的呐喊，是为了不让悲剧继续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深知如果中共得知我孩子的器官血型被匹配将会发生什么。我站在这呐喊的不仅仅是抨击那个邪恶的体制，更是为了告诉国内的父母们：你们并不孤单。 每一个失踪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每一个被强摘的器官都是对整个人类的暴行。我们要撕碎独裁者“150岁”的幻梦，因为那个梦是拿无数年轻生命铺就的。我们要求调查校园失踪的真相，我们要求废除剥削生命的器官政策。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让他们的长生梦，在我们的血泪中实现！ Reflection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Safeguard Children’s Lives, Demand the Truth About Campuses” Event Author: Lu Chao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作者：魏晓鸣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政治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希望过好自己的生活，努力工作，照顾家庭，对国家和政治保持一种“少说少错”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中国，有些话不是“敏感”，而是被禁止思考；有些价值不是“争议”，而是被系统性否定。 我第一次真正、持续地关注美国，是从2024年开始的。那一年，我的妻子和孩子前往美国旅游。在与他们的通话和交流中，我第一次从一个极其具体、生活化的角度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不同。 他们讲到的并不是宏大的政治，而是一些很普通却在中国并不“普通”的细节：公开场合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不必担心因一句话惹来麻烦；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生活，没有被强制要求统一思想；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一种日常而自然的存在，而不是口号。 正是从这些真实、细碎的生活体验出发，我开始进一步了解美国的制度和价值。我逐渐意识到，美国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民主、包容、尊重人权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它允许问题被讨论，允许权力被质疑，个人不因观点不同而受到惩罚。 我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公民讨论制度、批评执政党，那么它的“稳定”只是一种恐惧下的沉默；一个把政党等同于国家、把反对等同于犯罪的政权，本质上是独裁的。正是这些看法，给我带来了麻烦。 在中国，反对中共并不需要组织、行动或煽动。你只需要说出“中共不是中国”“权力需要制约”“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就被视为危险人物。我逐渐感受到来自环境的压力：谈话被打断、被警告、被“提醒注意立场”。那种无形却持续的压迫，让人清楚地知道——这里不欢迎独立思考的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中国，你并不需要做错什么，只要你想得太多、说得太直，就已经站在风险之中。 中共所维护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自身的统治安全。它害怕自由讨论，因为自由会暴露谎言；它打压异议，因为真相会削弱权威。所谓的“稳定”，建立在监控、审查和恐惧之上；所谓的“爱国”，往往被简化为对政党的无条件服从。 当我发现继续留在中国，意味着要么沉默、要么自我否定、要么随时承担不可预知的后果时，我知道，我已经没有真正的选择。 来到美国，并不是因为这里没有问题，而是因为这里允许你承认问题、讨论问题、反对问题。在这里，说政府不等于犯罪，反对执政党不等于背叛国家，个人不需要把一生交给某个不可质疑的权力。 我离开中国，不是因为我憎恨中国这片土地，而是因为我拒绝把一生交给一个不允许我说真话的政权。如果一个国家需要用恐惧来维持忠诚，那它害怕的不是敌人，而是真相本身。 Convicted by Word: Why I Was Forced to Flee China Author: Wei Xiaom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Cheng Xiaoxiao  ...

作者：于越 编辑：韩立华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真正脆弱的，从来不是政权本身，而是建立在遗忘和恐惧上的统治。当一个政府连悼念死者都不允许，连烛光都要扑灭，连追问历史的人都要送进牢房，这样的政权，就已经在向世界承认它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之所以被指控，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危险的事，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了一种最朴素的信念：历史不能被抹去，死者不应该被再次杀死于遗忘之中。  今天，被告上法庭的是他们，但真正受审的，却是“正义”这两个字。如果一个社会连公开悼念都被定性为“颠覆”，那么所谓“法治”，就只剩下一套冰冷的程序，而失去了最基本的精神内核。法律本应保障公民免受权力的侵害，而不是成为恐惧笼罩的工具。以“煽动颠覆”的名义关押为死者发声的人，只会让更多人明白：问题不在于这些公民勇敢，而在于掌权者太害怕光亮。 声援他们，并不是要推翻谁，而是要捍卫一种做人的底线：有权记住，有权悲伤，有权在公共空间讨论历史。今天，香港的烛光被强行熄灭，纪念的广场被铁栏围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会终结。恰恰相反，每一次对纪念者的审判，都是对这段历史的再次提醒；每一次企图抹除记忆的举动，都会促使更多人去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连悼念都会怕。 愿更多人记住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的名字，记住他们挺身而出的身影。支持他们，就是在捍卫一种最普通、却最珍贵的权利：面对真相，而不是在谎言中沉睡。愿有一天，人们可以在没有恐惧的夜空下，重新点起那一片烛光，让被压抑的哀悼与追问，堂堂正正地回到广场中心而不是在法庭阴影下低声诉说。 在任何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里，悼念死者，都不应该成为罪名。天安门事件中逝去的人，是真实存在的生命，是一个个被历史碾碎的个体；而那些坚持点燃烛光、为他们守住记忆的人，不应该被戴上“颠覆政权”的帽子，更不应该被送上审判席。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以及支联会多年来所做的事情，说到底，只是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让世界不要忘记一段血写的历史——如果这都算犯罪，那么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害怕真相的人。 所谓“煽动颠覆政权”，在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暴力的影子。他们没有组织武装起义，没有鼓动仇恨，更没有号召任何人去伤害无辜。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武器，而是蜡烛；他们举起的，不是刀枪，而是一块写着“平反”“追究责任”“还政于民”的布条。这些诉求，也许尖锐，却绝不是毁灭国家，而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公正、更有人性。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要求真相、要求问责、要求不再重演悲剧，不应当被视为敌意，而应当被理解为对公共良知的捍卫。 写在周幸彤、李卓人、何俊仁被审判之前                                  2026...

作者：孔德翠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这个世界，需要勇敢的人。 刘虎是我十多年的微信好友。巫英蛟是他的合作者，也是我多年的微信好友。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一直在为普通人发声。在很多人选择沉默的时候，他们选择记录；在很多人退后的时候，他们站了出来。有人称刘虎为“国内最后的调查记者”。这不是一个荣耀的头衔，而是一种沉重的现实：当正常履行新闻职责，变成一种稀缺品质；当说出事实，需要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这个社会本身，就已出了问题。 我常常想起多年前，在深圳的一个下雨的夜晚。一名年轻人摔倒在马路中央。车灯刺眼，雨水混着泥水，街头的人行色匆匆，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那是中国经济最繁华、最“文明”的城市之一，可那一刻，恐惧比冷漠更真实。我冲了过去，把他扶了起来。很快，有人看到我这样做，才开始陆续加入。我们把他抬到路边，拨打了急救电话。 事情结束后，我才发现自己浑身发抖，手心全是汗。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却依然害怕——害怕被误解，害怕被讹，害怕所谓的“后果”。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刘虎。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很勇敢，别担心，应该没事的。”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明明知道风险存在，依然选择站出来。 前几天，听到刘虎再次被捕的消息，我感到震惊，也感到一种熟悉的悲伤。朋友们半夜发来消息，说他“又被抓了”。“又”这个字，本身就令人心寒。刘虎曾在2013年因调查报道被长期羁押，最终无罪。那一刻，很多人以为这是法治进步的信号。可今天，历史并没有向前，而是在倒退——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巫英蛟长期关注法治与公共利益议题，通过自媒体发布深度调查内容，与多位记者合作，揭示地方权力的黑箱运作。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带走、被噤声、被警告。 他们并不是“危险人物”。真正被视为危险的，是真相本身。 当纪检系统取代司法程序；当警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当写作、调查、记录被定性为“罪行”。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几个记者，而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 没有舆论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没有表达自由的社会，只剩下恐惧与沉默。 但我依然相信一件事：真相不会因为抓捕而消失，自由也不会因为恐吓而终结。这个社会，正是因为还有像刘虎、巫英蛟这样的人，才没有彻底失去对良知的信任。 这个世界，需要勇敢的人。 写作无罪，记录无罪，说出事实无罪。如果连记录现实的人都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那么沉默，才会成为真正被强迫的“共识”。 Liu Hu, We Support You! Author: Kong Decui Editor: Geoffrey Jin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