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NING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中篇） 记者：沈美花    贾嘉 人物简介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长期参与者，中国民主党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在野党》创办人。 十一、上街逼宫 朱虞夫散发传单被抓，激起了一片涟漪，中共完全没有料到它们刻意经营的中美蜜月祥和气氛中，有人向它们发难。向民政厅注册可以留着不发，“研究研究”，拖着拖着也就拖没了。但是仅仅五天，有人上街要逼宫了。抓了人，“留置”了二天，层层上报却因为没有人拍板拘留而只能放人。当局的患得患失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中国的政治生态在没有了邓小平以后面临着一种新的可能。虽然放回家了，对于朱虞夫来说，他要趁着这个时刻继续给当局增加压力，为撬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寻找一个支点。 其他参与者受到很大震动。 在此之前，很多人仍然抱有一种想法： 注册是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如果政府不同意，就不批准； 至少不应该因此抓人。 但是朱虞夫散发宣言以后被带走，使所有人意识到： 事情正在迅速升级。 按照朱虞夫的回忆，王有才尤其紧张。 因为中国民主党甚至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组织，一个主要参与者已经因为街头散发注册材料被抓。 但是对朱虞夫本人而言，这恰恰证明了他此前的判断： 政治空间不是等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拓出来的。 当局当年对王有才的判决是毫无道理的，在所谓判决书的主要罪状中，凭空捏造朱虞夫散发传单是王有才“指使”的，王有才的回忆文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朱虞夫上街散发的是什么传单，在哪里印的。朱虞夫本人也从来没有编造这样的故事。朱虞夫估计这个段子一定又是名扬天下的“神探”聂海芬的杰作。   十二、组建“浙江筹委会” 王有才与陈龙德、王东海、傅国涌等人在筹划“中国民主党”阶段考虑的是不至于遭到当局打压的注册，并没有考虑具有极大风险的组织和行动。最初参与注册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王有才被“监视居住”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急流勇退了，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一度停顿。 朱虞夫脱险回家后就考虑要寻找一起干的朋友。他首先想到自己1978年底至1979年杭州民主墙时期认识的那些老朋友。 前文讲了浙江筹委会六位成员的参与过程，但是杭州的组党形势如果仅靠六个人也必然撑不开一片土地。 毛庆祥联络戚惠民提供采荷新村的房子作为党部联络处，安顿热恋中的吴义龙情侣。 李锡安利用他的社交能力陆续又带来了来金彪、池建伟、李巴根、黄国安、王富华、杨建明、吴远明、萧利彬、高海兵、聂敏之、昝爱宗、邹巍、叶建、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等等，在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热心市民，一时间杭州的组党活动轰轰烈烈，同时吸引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来杭州“取经”。 杭州的组党活动完全不是王有才设想中的样子。 但是中国民主党的草根组织框架，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铁匠没样，边打边像。   十三、一段佚史 这也是朱虞夫特别希望澄清的一段历史。 1998年6月25日的注册石破天惊，名震天下，毕竟中共建政后49年间，所有组党的领导人连坐牢的资格都没有，无一例外都在看守所被枪杀了。他们的罪名很简单：反革命集团首犯。 朱虞夫出国后一位当年与国内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向朱虞夫提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疑问：王有才既然是注册行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为什么后来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中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朱虞夫的回到非常简单，因为王有才没有参与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 主要原因是王有才在注册后迅速受到公安控制，因此无法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其次是王有才的组党构想使他无法接受这类的草根政治。 那么既然王有才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其他二位注册者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海外民运”的污浊了。 1998年二月，王炳章先生闯关在杭州见了几位民运人士，“中国人权”主席刘X，十分光火，公开谴责王炳章见了“我的人”，动了他的奶酪。当注册的信息一公开，他就千方百计压迫“他的人”离开，果然，他的人就在他的金钱操作下，于10月23日（离注册还不到四个月）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回想我与有才等朋友公开组党的行动实有不妥之处”，“给国内留下了不良的后遗症”，“我认为我们必须作全面的检讨”。 朱虞夫认为，后来浙江民主党的发展，是另外一批参与者继续推动的结果。 所以他一直强调： “注册中国民主党”与“后来把中国民主党真正组织起来”，是两个既相连又完全不相同的过程。 他并不否定王有才注册行动的重要意义。 但他反对把中国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某一个人的个人历史。   十四、向全国“点火” 随着杭州组党活动的展开，外地民运朋友纷纷前往取经，上海姚遵宪参与了杭州的所有活动，上海、陕西、四川、东三省、云南、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北京、重庆、两广、内蒙的朋友纷至沓来。 说真的 ，大家都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量扩展，希望其它省市也起来冲击党禁，记得西安的傅升建议浙江派人去外地“点火”，大家都认为是好办法，吴义龙正好写完了硕士论文，有大把时间可以利用，而姚遵宪也非常乐意陪着一起去。 于是，他们开始搜集各地民运人士的名单、住址和联系电话，延京广线的省会城市找到当地民运人士鼓动他们组党。 一路上基本很顺利。2025年朱虞夫偶遇参加房东party的杨海，他回忆吴义龙当年去西安的时候是坐飞机去的，看来浙江朋友很有钱。朱虞夫说当时王荣清、毛庆祥和我们几个人都凑了路费给吴义龙，但是姚遵宪陪着吴义龙全国跑，花费的都是姚遵宪卖了上海的房子的钱。 到一个地方，找到当地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告诉他们浙江已经开始组党，希望当地也成立自己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 如果一个联系人找不到，就找名单上的下一个。 中国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首肯，来自于祝正明的制度设计，祝正明没有“占山为王”的想法，通常人都有权欲，拉一个杆子抢一个位置，而且嘴上还念念有词的喊着“公心至上”。但是浙江组党不抢位置、只办实事。虽然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也只是“浙江筹委会”，准备与各地的“筹委会”平起平坐。朱虞夫记得在入狱前曾经与湖南的谢长发谈过，筹委会是浙江搭台，大家唱戏，如果浙江一上来就占了位置，这戏就没人唱了，你们湖南唱得好，湖南就是老大，别的哪个地方唱得更好也可以超过湖南。未来的位置是由大家的选票决定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别称自己是“民主党”。 没想到浙江的谦让被个别野心家以为有机可乘，争抢桃子，给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1998年之所以组党活动如燎原之势席卷全国，祝正明的设计功不可没。 在他的构想里，各省之间应该竞争的是 谁真正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 谁先抢到主席的位置。  十五、浙江筹委会为什么没有“主席”？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早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 没有主席。 朱虞夫反复强调这一点。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民主党不是要首先找一个全国领袖，然后由这个领袖向各地任命负责人。 浙江成立浙江筹委会； 上海可以成立上海筹委会； 湖南可以成立湖南筹委会； 各地都是平等关系。 大家共同在这个平台上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初始的这种组织思想与后来变了味的“中国民主党主席”、“全国委员会、“全国联合总部”等形成鲜明对照，甚至一个街头混混都可以自称是“国际联盟主席”。 当然海外的那些组织除了街头表演賺非法移民的钱，基本上与国内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什么关系了。 朱虞夫曾经希望海外的“中国民主党”能停止内耗，联合起来，走上正路，他好不容易说通了一家，却在另一家碰了鼻子，那家的“主席”说，联合是好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在他的任上有大动作。他已经做了十五年主席了，他的“任上”恐怕还有十五年吧，朱虞夫彻底失望了。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Lest...

作者：唐鑫 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動盪、集權擴張的浪潮下，民間力量的覺醒與行動，正成為撼動獨裁體制最堅韌的基石。2026年9月下旬，適逢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抵達華盛頓特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一群懷抱著對自由民主執著追求的抗議者，完成了一場橫跨全美、從太平洋沿岸直達美國政治心臟華盛頓特區的萬里奔襲行動，向獨裁政權表達最為強烈的抗議。這不僅是一次行動的記錄，更是一次對自由意志與民間抗爭力量的深刻體現。 一、 橫跨全美：跨越三千英里的萬里長征2026年9月20日上午，行動團隊一行5人駕駛私家車從洛杉磯出發，於當晚順利抵達拉斯維加斯；21日下午，團隊在拉斯維加斯擴充至一行7人，並換乘了一輛空間更為寬敞、頂部加裝行李架的銀灰色本田 Odyssey（Honda Odyssey）廂型車，正式踏上了橫跨美國大陸前往華盛頓特區的征程。從西海岸的陽光到中西部的平原，團隊橫跨無數州界。在堪薩斯州的歷史標記牌（Kansas Historical Marker）前、在深夜無人的公路加油站旁、在途經的休息站裡，隊員們身著印有「END CCP」與「廢除中共一黨專制，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政共和新中國」等標語的白色宣傳衫，留下了一幕幕堅毅的身影。這段經歷不僅是體力與意志力的極限考驗，更是將抗爭聲浪從地方推向全國的公路拉力宣示。經過連續數十個小時的高速駕駛與輪流交替，一行人於23日下午順利到達華盛頓DC。 二、 華府夜幕與白宮前喊話：抗擊「跨國鎮壓」與聲浪穿透白宮23日下午，習近平專機抵達華盛頓。到達華府當晚，團隊未作任何休整，便直接趕赴習近平入住的賓館附近展開夜間抗議。在華府夜色中，隊員們高舉「共產黨下台」、「習近平滾出去」等標語，拉起「結束中共,...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 作者：张兴贵 第一章 第二节 “全知规划者”的幻觉：中央计划经济的信息困境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图景中，私有制与市场竞争被视为混乱、无序与浪费的根源（即所谓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了消除这种无序，共产主义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收集全社会的资源、需求与生产能力信息，然后制定出一套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宏大计划。 然而，这套构想建立在一个隐性的、却极其脆弱的认识论假设之上：存在一个“全知”的中央规划者。 一、信息海啸 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国家每天产生的经济行为与交易信息是无与伦比的。从一粒纽扣的生产成本，到千家万户对某种食品的实时偏好；从某家工厂机器零部件的磨损程度，到下一个季节服装样式的流行趋势……这些信息的数量以海量计算。 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将这些庞杂的信息全部上传至一个顶层决策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再由该机构计算出每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原材料分配额度以及出厂价格。在现实运行中，这种模式立刻遭遇了信息处理能力的物理极限： 信息的失真与延迟：信息在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过程中，必然遭遇极其严重的时效滞后与人为篡改。基层的生产单位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降低自己的考核指标，有强烈的动机虚报需求、隐瞒产能。 计划的僵化与脱节：当中央计划委员会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制定出包含上百万种商品的“五年计划”时，市场实际的需求、技术条件与自然环境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讽刺现实。 二、假定“数据已知”的逻辑谬误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往往会假定“已知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求解均衡价格”。许多早期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奥斯卡·兰格）据此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算力（如现代计算机），中央计划部门就能联立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式，从而实现比市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观点的致命漏洞在于：它把经济学数学模型中的“假定已知”，错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已知”。 在现实的市场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供给函数”或“需求函数”等待计划部门去收集。消费者自己往往都不清楚自己在三个月后具体需要买什么、愿意为此支付多少价格，直到他站在商品面前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生产者也不知道某种新产品能否成功，直到它投入市场接受检验。 这些数据只有在市场交易的动态过程中才会产生。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在没有市场交易的前提下事先收集这些数据，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结构性信息屏蔽与反馈机制缺失 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中，信息是通过价格波动和盈亏信号进行实时纠偏的。如果某种商品短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就会立刻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进入，短缺随之缓解；反之亦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高频、敏感的反馈回路。而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取消了自由价格与市场竞争： 纠偏机制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计划部门无法获知某种商品究竟是真正过剩还是假性过剩，是需求不足还是分配不均。 错误无法被及时识别，甚至会被政治意志不断放大，直到演变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大匮乏或严重的资源浪费（例如，一边是重工业钢材的极大过剩，一边是轻工业日用品的极度匮乏）。 第一章第三节 哈耶克知识问题：分散知识、隐性知识与价格机制 对共产主义认识论缺陷最致命的解构，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中，哈耶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传统概念，给中央计划经济贴上了认识论上的死亡标签。 一、知识的两种形态：科学知识与“特定时空知识” 传统观念（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知识”就是指那些可以被公式化、文字化、统计化的科学定律、技术数据和生产指标。如果知识仅仅是这些，那么理论上将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确实是可行的。 但哈耶克指出，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亦可称为分散知识或隐性知识。 这类知识包括：一个机器操作工对某台旧机器特定脾气和磨损状况的直觉掌控；一个季节性商人对当地突发天气变化引发的特定商品需求的敏锐察觉；一个物流调度员对某条道路临时拥堵所掌握的避让路线；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对某种商品的边际偏好。 这类知识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 高度分散性：它零散地分布在数以亿计的社会个体头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其全貌。 不可文字化与不可统计性：许多隐性知识甚至连拥有者自己都无法用语言精准表达（如“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但我无法用物理公式向你解释我如何保持平衡”），因而根本无法填入行政统计表格中上报给计划部门。 瞬息万变性：这类知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随时生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二、价格机制的本质：一种分散信息的通信系统 如果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高度分散、不可集中且随时变化的，那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究竟是如何实现协调运转的？ 哈耶克的答案是：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价格绝不仅仅是买卖商品时付出的货币数量，在本质上，价格是一个极其巧妙的信息压缩与传播系统。例如，假定世界上某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锡矿开采技术，或者某个主要锡矿发生了塌方导致产量剧减。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罐头制造商来说，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锡的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政治、自然或技术变动，他也不需要去读计划部门下发的文件。他只需要看到一件事：市场上锡的价格上涨了。 这个上涨的价格信号，立刻将庞大复杂的全球供求变化信息，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动，并向全球所有的相关经营者传递了一个指令：节约用锡，或者寻找替代品。 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哪个人在扮演“指挥官”，也没有任何中央计划机构在下达命令。价格机制通过自发形成的信号网络，协调了全球数以亿计互相不认识的个体的行动，使得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高度精准且迅速的重新配置。 三、共产主义对价格机制的摧毁 共产主义体制强行废除了私有产权与自由交易，取消了真正的市场价格，转而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进行行政定价。 这一举动在认识论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直接切断了社会上唯一能够高效传递分散知识的信息网络。 当价格不再由自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计划官员凭空制定时： 价格就彻底失去了表达稀缺程度与个人偏好的功能。 价格变成了一串毫无意味的行政数字，无法指示资源的真实价值。 整个社会陷入了“信息的黑暗时代”。 计划部门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价格参照系的经济黑洞。他们不知道应该生产100万双鞋子还是1000万双鞋子，不知道应该把钢材分配给农机厂还是汽车厂。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任何资源分配的决策都变成了盲目的拍脑袋和政治博弈。 编辑：钟然 ...

作者：吕峰 人民以为的社保：政府兜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中共治下的社保：人民兜底，为体制缺口持续买单。 据国新办发布会相关新闻，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面对尚未参保的人群，人社部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找到他们，动员参保。 对于这项政策，中共只关心还有多少人没有进入系统，而不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参保：是收入不足，是就业不稳定，还是对未来待遇缺乏信心？ 当政府首先强调如何找到缴费者，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回答民众如何负担、如何监督，社会保障就可能偏离保护劳动者的初衷，变成向劳动者转移制度成本的工具。中国社保争议背后，是中共独裁体制下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不对等：制定规则的人掌握征缴权，承担成本的人却缺少有效的政治问责渠道。 一边是扩面指标，一边是家庭账本 根据网络数据，以河北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基数4446元、养老保险费率20%计算，每月缴费889.2元，一年10670.4元。这还没有包括医疗保险。 同样一笔缴费，落在不同收入者身上，重量截然不同： 这一对比采用相同最低缴费额，只用于说明支付能力差异。对月收入3000元的人来说，单是养老保险就接近收入的三成。所谓“最低档”，并不意味着低收入者就承担得起。 根据网络公布的2025年收入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50元。河北上述最低档养老年缴费，分别相当于这两个数字的29.5%和105.1%。 家庭人均收入不是就业者工资，不能据此认定每个低收入者都必须拿出全年收入缴费。但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职工养老的缴费门槛，与部分家庭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政府不能把这种距离简单解释为“保障意识不足”。对于缺少积蓄的人，今天的房租、孩子的生活费和父母的医药费，都是无法推迟的支出。政策要求他们考虑几十年后的生活，也必须先尊重他们今天的生存。 一边是基金结余，一边是财政依赖 发布会相关新闻提到，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11.2万亿元。这个数字包含不同险种，不能全部当作养老保险的可用资金，也不能用来代替对年度收支的解释。 根据网络财政数据，2024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约8.19万亿元，支出约7.28万亿元，其中财政补助约1.93万亿元。 最后一项只是静态算术对照，并不意味着财政补助应当被取消，更不等于基金已经无法支付。它说明的是，财政支持对于维持收支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扣除财政补助后的收入，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缴费收入。 既然养老保障依赖公共财政，公众就有权知道，补助如何分配，哪些群体获得更多支持，未来压力准备由谁承担。不能在展示成绩时强调结余，在讨论责任时却主要强调普通人的缴费义务。 财政压力不是独裁体制独有的问题，但谁有权决定解决办法、谁承担调整成本、谁能追究决策责任，是政治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共不能要求公众无条件承担长期责任，却拒绝让公众对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一边是共同承担，一边是待遇悬殊 根据网络数据，2025年企业退休职工人均月养老金约3962元，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者约281元。 两者月待遇相差约368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4.1倍。 两套制度的缴费水平、缴费年限和历史安排不同，不能把这一差距直接解释为相同付出获得不同回报。但公共财政的作用，恰恰应当包括弥补弱者保障不足，而不是让历史差距成为永远不必改变的理由。 一个领取居民养老金的老人，全年待遇约3372元；一个按上述河北最低档缴费的灵活就业者，全年养老缴费约10670元，约为前者全年待遇的3.2倍。这并不是同一制度内部的个人收益比较，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感受：老人得到的支持有限，年轻人承担的缴费却并不轻。 最需要解释的，是公共资源为什么这样分配，以及处于底层的人能通过什么渠道推动改变。中共若以代表人民自居，就必须接受人民对分配公平的追问，而不能只要求人民理解财政困难。 一边是长期缴费，一边是门槛提高 按照已经公布的改革安排，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最低年限增加5年，增幅为三分之一。 如果仅以每年10670.4元作静态示例，15年缴费约16万元，20年约21.34万元，相差约5.34万元。实际缴费会受到未来基数变化影响，增加缴费也会影响待遇，因此这不是净损失测算。但对于现金紧张的家庭，多承担五年的缴费义务，已经足以改变原有生活安排。 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可以基于人口变化调整，但改革必要性不能代替公众参与。规则调整应当说明成本如何分担，为困难群体提供什么过渡安排，以及参保者的合理预期如何得到保护。 独裁体制的问题，在于政府能够要求个人修改人生计划，个人却难以通过选票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公众被要求相信长期承诺，却缺少足够力量约束作出承诺的一方。 保障人民，还是管理缴费者？ 依法督促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对于依法自愿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则应当尊重选择，通过补助和便利吸引参保。不能因为掌握了数据，就把所有未参保者都当成等待完成的行政任务。 当指标层层下达，基层可能更关心新增了多少账户，而不是家庭承受了多少压力。数据系统越精密，越需要清晰的权力边界和有效监督。否则，技术提高的只是征缴效率，民众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善。 不是所有社会保险缴费都构成剥削。但如果权力能够持续向劳动者提出要求，却不必充分回应其支付能力；如果制度调整的成本不断向弱者转移，而资源分配缺少有效问责，那么对其剥削性的批评就有充分理由。 中国社保需要的，不只是更强的征缴能力，更是更公平的财政分配、更可负担的参保门槛，以及公开透明、能够追责的权力运行机制。 骑手、农民工和小摊贩首先是拥有权利的人，其次才是缴费者。他们没有义务以无限忍耐，承担不受自己监督的权力所分配的成本。 政府能够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号、就业记录和缴费账户，也应当看见他们的收入、债务和生活困难。社保应当帮助人民抵御风险，不能成为中共向人民转移治理成本的提款机。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Social Security Has...

 (四)政治参与意识   作者：祝正明      公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能否建立并长期维持下去的关键。民主社会政府的构成与行为完全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观点与信念。具体包括:政府机构应该如何设置?政治家应起何作用?政府应该如何运作?     民主得以实现,社会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使反对派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第二,必须有明文条例使公众能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控制官员,当选民选择其他领导人后,原政治领导人必须自觉下台。    ...

以民主实践推动中国宪政转型 在野党记者：缪青报道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5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日前举行换届选举，张小驹当选新一届支部主任，王礼华当选副主任。本次选举共有16名党员参加，其中8人现场投票、8人通过远程方式投票。选举采取自主报名、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由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委选举委员会主任杨皓担任监票人。 此次换届不仅是支部负责人的正常交接，也是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持续探索组织建设、民主实践与政治理念传播的背景下，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组织更新。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换届选举现场 一、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从支部换届看海外民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