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火种

——要不要活下去 作者：谢文飞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题记：当利维坦这头怪兽肆无忌惮地吞噬我的自由与尊严时，要不要活下去，便成了我必须要做出抉择的命题。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我的座右铭，也将是我的墓志铭。——这是我在2019年3月1日出狱当天写下的《出狱宣言》里的一句话。2023年5月30日至6月13日，在被郴州监狱关在0.18平方米和0.7平方米的铁笼子里那半个月里，我曾以为我用生命书写自己的墓志铭的日子到了，不意竟苟活至今日。 苟活的痛苦，不经历绝望的人自然是无感的。而我之所以会绝望，正是因为我对自己、对我们的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的人性）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宗萨蒋扬钦哲说：“我们之所以没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没能善待自己的痛苦、希望和恐惧。”而我这几十年来，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对自己、对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寄予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对于恐惧，我的天性让我从小就排斥它、无视它的存在。所以，以宗萨蒋扬钦哲的观点，我注定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其实，在我看来没那么复杂。世人所自以为的自由的状态，其实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苟且，灵魂的麻木，加上行动上的有限自由罢了。而我，如果注定只能拥有这样的“自由”的话，我情愿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写上墓志铭，摆脱这个无望得到我的自由的世界。 一. 看望带病打工的哥哥 2025年10月29日，是我再次回到大监狱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年来有一个心愿一直未了，我想去看看在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工业区打枣的哥哥。哥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在带病打工，2019年肾结石手术，我照顾了他好几天。这几年肾结石越来越严重，动了三次手术都没能根除，一直在吃药。2020年10月29日，就是我再次入狱刚好4个月之后，他又得了更严重的脑梗塞，也没有治好。我担心他不能继续打工了。这几年我在里面，哥带病打工，还要负责为病了多年的母亲治病，真是难为他了。母亲的病最严重的时候半个月下不了床，在我去年10月29日回到县城给她打的第一个电话时她说：“老娘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这种情况下，哥哥的身体健康于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回到家第五天就在《暗夜独吟》里写下了那句“江湖友凋落，家中添病人”。 10月24日下午5点，我到了我哥打工的厂里。他所在的厂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牛仔服装加工厂，他在里面打枣，这道工序还是17年前我手把手教给他的，每天要重复同样的动作一万次以上，他一干就是17年没有中断过。我哥是个非常不自信的人，当年我教他时，他就说年纪大了学不会了，是我“逼”他学会的。 我原本打算帮我哥做点事，顺便看看我还能不能胜任这个我曾做了八年的工作。但我没想到他的工作环境比我12年以前的工作环境还差，他使用的机器比我12年前用的还要破旧。他正在做的裤子布料是又硬又厚最难做的复合布料，机子上的针孔都烧黑了，他的老板小器得很，连线油都没有给他提供。机子老是断线，我哥叫我帮他穿针，我穿了半天也没能穿进去，只好作罢。还是让我哥把针换了才穿上线的。12年前，我还在制衣厂上班时，我曾试过闭着眼睛也把线穿进去了，如今竟然睁着眼睛也半天穿不好针。 我哥没有提前买好菜，于是我叫他一起去吃快餐。我打电话给在同一条街上班的表弟，叫他过来一起吃饭，他说今晚要出货，自己吃点现成的饭就要去加班了，晚上可能要11点半才能下班。他这几年基本上晚上加班都要加到11点甚至更晚。我想表弟中秋还在我家里吃饭了，今天就随他吧。我又给一个认识了20年的老工友打电话，也没接通。这位工友比我大13岁，年初的时候，他和我表弟在一栋楼上班，听说我又坐了几年牢回来了，邀请我一起去打工，他说为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事去坐牢，自己太吃亏了，不要再去吃那个亏了。这正应了亚里斯多德2350年前的论断：越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务，越是少有人去关心。因此他认为，应该改变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制度。我自己已故的舅舅，2013年在我从看守所回来后也对我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做的事情也是对的，但这种事情太危险了，还是让别人去做的好。我说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想的。 我哥吃完晚饭，6:20就加班去了，到10:30才下班。他告诉我，派出所的人来对他进行了登记并拍照，我感到吃惊。我从2004年到2013年上半年期间，在新塘租房子住了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派出所上门登记拍照片的事情。我住的地方离我哥这里不过3公里而已。我问我哥，这几年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去年有过一次。我正在狐疑，哥又说了一件令我更加吃惊的事情，他说这几年，在江南工业区，不时见到治安巡逻的民警在路上拦住人查看身份证并拍照。我没听错，这就是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带到收容所而被群殴致死22年后，离他被打死的广州天河区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南，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原打算在这里做几天临时工的念头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了我哥说的种种，显然我晚上住旅店多有不便（住高端酒店应该没问题），加上囊中羞涩，我决定与我哥挤一张床将就一晚。 今年夏天我也是睡硬板床的，但9月一场秋雨过后，我就换上了床垫，并且盖棉被睡觉了。而我哥还是睡的木板床。怕我冷，给了我一床被套外加一块浴巾。凌晨才睡觉，3点半我哥起来上厕所，尽管他轻手轻脚，但还是把我惊醒了，并且再也没能睡着。好不容易挨到6点钟起来洗漱。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加上天生晕车受了点罪，我决定去吃一碗瘦肉粥。哥陪我走到早餐店门口，说什么也不进来一起早餐。他习惯性地散步去了。 二. 时隔六年重返广州 6年多没有到过广州了。这块南国的热土，曾经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光荣与梦想。黄花岗上、黄埔军校、南周门口、车陂街头，广州有着太多将我们与历史连结在一起的印记，留下了我太多的或痛苦或美好的记忆。这一年来，从广州来看望我的朋友有10人之数，而其它外省的朋友，只在我6月底到四川时见过一些。如今广州近在咫尺，我怎能不去拜会广州的朋友呢！ 9:30，我抵达广州。几乎同时，我哥发来微信，他说房东打电话给他，问我人在哪里，不让我住在我哥租住的房子里。我的不好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昨晚一位在广州照顾他哥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之后，他哥哥就接到广州有关部门的电话，问他人在哪里。这位朋友为了能留在广州照顾生病的哥哥，明确告知我不能跟我见面了。后来我告诉他我哥哥被登记拍照的事，我还在狐疑中，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冲我来的。而那时候我见到我哥才5个小时而已。 10点半才见到广州的朋友，三五个朋友就近找了家饭店吃饭。几年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总是令人轻松愉悦的，尽管菜品略显寡淡无味，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前一天的旅途劳累，还有某些不快，统统都暂且抛开了。饭前朋友帮我约了几位老朋友下午见面，然后一起晚饭。饭后去拜访了一位久闻其名，却未曾谋面的浪漫主义诗人。坐在绿树掩映的小溪边喝咖啡，竟然有些许凉意。这是我第二次喝咖啡。 三. 电话不断，令我抓狂 15:40，我们到达约定的酒店与朋友见面。15:48，老家桂阳的国保就打电话来了。一开口就要我确定回家的时间，说是广东这边因为有个什么会，通知了湖南那边，又一再说我离开当地没有告诉他，让他不好交差。仿佛我还在监狱里，没有私自出行的权利。我说我就这两天回去，但还没确定。广州的什么会与我无关，我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广州的有关部门。 过了半个小时，又用微信接二连三地打过来，说了十几分钟。一下叫我马上回去，我提出抗议，一下又说最迟后天让我回去，一下又说我明晚必须回去。还翻来复去要给我定位，给我开个房间。我实在是烦不胜烦，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当成一个犯人来对待的话，我就把手机丢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打完微信才3分钟，16:48分，电话又打过来了。50分钟打了五个电话和微信电话了，硬要我答应住他们派过来的人开的房间，然后确定回去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回去。我已经6年没有经历这样的恶梦了，本就睡眠不足，一下子头都大了。 晚上我们刚好聚齐了十个人，这是我6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老朋友，自然心情放松了不少。没想到朋友们都说在广州都有几年没这么聚过了，又令我略微有些失望。但接着又有两个朋友说，今年还这样聚过两次。这可是有着近20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啊！ 尽管我一再表示，不想在广州见到他们，19:19，我们晚饭才刚开始，电话又打过来了，一打又是十几分钟，已经影响到我和朋友们就餐了，我们老家的俗话说“雷公不打吃饭人”。换了一个人，说他已到广州了，必须要见到我。我问他见面之后要怎么做却闪烁其词。这时候我的头都快要炸裂了，真想把手机砸了，随他们去。但是没办法，谁叫我身处没有围墙的监狱呢。我还是答应了他们一个小时后见面。放下手机没几分钟，老家那边又打电话来了，不顾我如何抓狂，就是要确保我在他们掌控的范围之内。好像要千方百计阻止我趁着夜色去干坏事。但总算说好了，只是确定我住宿的地方，之后不干涉我的自由，明晚回到桂阳就可以了。谢天谢地。 四. 贾榀你在哪里 晚餐一再被打断，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好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件事情也令我感到有些遗憾，可能也是因为我一再被电话打断而造成的。事实上我接到的电话，也会影响到其他朋友的心情。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今晚10个人聚在一起，没有人提到贾榀。贾榀几乎比我更早认识在坐的每一位朋友。我是2013年8月13日到广州认识贾榀之后，才认识这些朋友的。我有几次想说说贾榀的事，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大家也不常聚，似乎都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要分享。或许是贾榀失踪了三年了，大家早已在茶余饭后聊过无数次了，已经没有兴致再提起他了。或许是该逐渐淡忘他了。但我不能忘。在2013年8月13至2014年10月2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和贾榀、杨崇三个人住在一起。我们三个人，至少有300天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这20年来，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这样在一起过。贾榀1989年出生，1....

作者：姜福祯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编者按 自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首发组党以来，已有27年光景。在这段历史中，早期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身陷囹圄，或撒手人寰，或选择低调躺平，甚至有人背叛或被招安。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岁月，既是对历史的梳理，也是对勇气与信念的致敬。 本刊通过朱虞夫与姜福祯的对话，首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浙江民主党组党全过程的细节与秘辛。朱虞夫坦言，王有才最初主张“精英政党”，但浙江组党实践最终形成了“下里巴人”的路线，即坚持实际行动、广泛唤醒民众。正是在他与王炳章、王东海、林牧等人的推动下，民主党的火种在浙江重新点燃，并逐步蔓延至全国。 组党过程中，浙江民主党人直面高压政治环境，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坚持行动，从上街散发传单、联络老友，到编辑发行《在野党》刊物，每一步都充满艰辛。海外势力的关注与支持，特别是王炳章的启发与推动，成为组党初期不可或缺的动力。 同时，本刊也呈现了民主党成立的复杂渊源：历史上虽有多次名为“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尝试，但1998年的组党是独立的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挑战党禁，更在于推动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与实践。浙江民主党以行动开路，不以个人职位争斗为先，而是坚持全国联络与群众动员，这种务实精神值得铭记。 这段历史中，不仅有勇敢直前的人，也有选择低调避祸的人；不仅有积极参与的文学青年与民运人士，也有至今不得公开姓名的参与者。他们的经历与选择，构成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初期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画面。 通过本刊，我们希望打捞记忆，还原历史现场，让读者理解：每一段社会进步都源于冒险与坚持，每一份信念都值得被铭记。 姜福祯：我们都是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者，27年过去了，当年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仍在牢里，或撒手人间，或消极躺平，甚至也有人背叛和被招安。你是浙江首倡组党的重要推手，希望你尽可能讲一下你所知道的浙江组党情况，也算打捞记忆，还原现场吧。 朱虞夫：好的，8月24日我们在刘连军、苏雨桐主持的网上座谈会上几位创党同道有机会一起回忆当年组党情况，今天很高兴继续与你谈谈这件事情。 “下里巴人”朱虞夫 朱虞夫：实际上王有才当年组党是想搞精英政治，“象牙塔”“陽春白雪”，结果被我搞成了“下里巴人”。他主张搞一个有門槛，有文化，有财产的精英政党。 姜福祯：我知道，近年他在民主党海委会当主席时，他也还是这样主张。他说：“我们这些人就算了，以后发展党员沒有几十万收入的不要”。 朱虞夫：当年通过朋友关系，王有才搞了一张浙江处级干部的“花名册”。他主张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信件形式发给他们，劝他们参加中国民主党。我劝阻他：“这些人刚爬出泥潭，身上的泥水还沒甩干净，怎么能再跳进泥潭，这太不现实了” 精英政党我们不可能建立，唤醒民众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总要有人做。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王有才曾让祝正明印了2000多份《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有才被抓后，形势紧张，祝正明认为放我这儿比较安全。正好王炳章建议我上街去发展民主党员，“见一个发展一个”。这做不到，因为大家都害怕，不敢加入。6月30日没人与我一起上街散发传单，我一个人上街发送传单时，也是心里没底的。但是我想事情总要有人做，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我也有了让中共来抓我的心理准备。那天，我果然就被抓起来了。 “行为艺术”成真 姜福祯：98年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从浙江首发到蔓延全国成势就是一个奇跡，当时浙江的具体情形如何？ 朱虞夫：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认为，注册是开玩笑的，不要理他们，过几天就没戏了。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可能吗？一就靠那几个人可能吗？就算只有50个人的名单，也拿不出来的，就只有那么几个热心的人。在注册以前，我已经很明确的讲了，我们和这只猛兽关在一个笼子里，它欺骗国际社会，说它不吃人了，国际社会居然相信了它，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态没有改善，我们推它一把：要么它退一下，增加我们的生存空间，要么张口吃人，将它的本质暴露给国际社会。他不吃我还不放心。所以当时把我抓起来，我说我就怕你不抓，抓了才有动静啊，抓了才有分量。我们是“哀兵求胜”。姜福祯：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是因为中共要搭乘全球化快车，中共已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即便如此，公开注册申请也是一个政治姿态，意在促进公民政治权利，冲击党禁，也就是李泽民认为的“开玩笑”，你说的“行为艺术”。 朱虞夫：还有，如果不是借重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借重克林顿访华，也不会有这次注册。 6月25号中午，王有才一行人出发之前，我正好在王东海家。王东海的太太程云惠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生了，我问王东海如果他今天万一回不来了，他太太谁来照顾？我说把他的名字换成我的。他无论如何不肯换，他说“虞夫啊，阿惠交给你照顾，我放心”。  王有才也对我讲，“虞夫啊，如果我们进去，外面也是需要人的。我们不希望他们把我们一网全部弄到里面去了。”“你们在外面发声营救、接着干。” 我们民主党6月25号去注册，王有才已经安排海外媒体予以关注了，当时王炳章及很多海外民运圈的朋友，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振奋。 6月25号注册大家全身而退，第二天王有才就被抓起来了，8个小时以后回到家里，然后国保就把他封在家里不准他出门了。有一个小警察就坐在他门口监控，阻止他出去。这个时候的民主党组党活动处于停滯状态，因为原来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朋友，几乎都避祸隐匿了，形势不明朗，谁不怕抓人啊？组党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篡党夺权”把民主党的事继续搞下去，改变了王有才的初衷，中共又将我招兵买马，撒豆成兵的“颠覆”行为强加到王有才身上，让他判了重刑。我招来民主墙旧部，群策群力，各尽其能，将火种重新点燃、蔓延，王炳章策应各地兴风作浪，一时间风生水起。要发展民主党的党员，需要到外地去，每个省市都去宣传，都去成立中国民主党，尽量地扩大影响。所以后来我判刑的时候，检控方说海外势力的介入，海外势力就指的是王炳章，清清楚楚。 “海外势力”王炳章 姜福祯：王炳章二月回国推动组党，国内外一些人也都闻声而动。浙江注册申请后海外高度关注，特别是王炳章。我们山东的情况是，我刚出狱不久，还在剥权期，所以我相对低调。听说浙江申请后有人曾计划每月都有一个省市(直辖市)去申请，上海是第二个，可是二个多月过去了，上海沒有申请。八月下旬王炳章急忙给谢万軍打电话催促并嘱庄彦与谢联糸组党事宜，谢答应9月去注册，山东9月6日去注册被允许，鼓舞了各省，引发全国公开组党潮。 朱虞夫：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二月王炳章来浙江时我沒省见到，王炳章是六月注册后与我联系的，当时王炳章、王希哲和林牧都知道民主党是我在实操。 王炳章是行动派，我也是行动派，我们一拍即合，就这样我担负起了浙江民主党继续筹组的工作。林牧先生担忧我的安全，写信让王东海劝我低调。 当时王炳章先生说，趁着这个时间你不要再等待，尽量把它做大做强，他说：“虞夫啊，你到马路上去，这个看到一个就发展一个，像滚雪球一样，你形成势了，他们一下子就不能消除，不能把你们消灭掉。如果你们这几个人他能回过手来把你们弄掉，就没这个戏了，做不下去，没这回事了。”他说的很对。所以我在他的启发之下，在没有人手的情况下，我自己拿了传单到马路上去散发，然后我又去找到我当年就是民主墙时候的老朋友，因为杭州的民主墙1978年，1979年初，是我和我几个朋友一起搞起来。当时加入的很多朋友大家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就去把这些他们都拉进来。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公开的、理性的、合理的。当时我告诉你，没什么秘密，你共产党要知道我们什么都告诉你，我们都向你注册了，还要怎么样。 所以王炳章先生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孕育者，他是海外民主运动的奠基人，这个他是功不可没的。我非常怀念他。我和王炳章先生打交道是1998年6月组党伊始，他在二月来杭州时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国内的人组党，但是国内朋友对组党有疑虑，这一点我可以讲，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他是分不开的，组党的种子是他播下的。就我个人来说，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才豁出去的。当时海外有很多人在围攻他，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当时赞成他这样搞，有我个人的看法：中共一贯欺骗国际社会，我们公开筹组民主党就是要撕开它们的画皮，冲击党禁，就是要冒险试一下深浅，也算以身试法吧。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犯险”而来的。 姜福祯：我们山东也是这么想，不试，怎么知道能走多远，也已做好做牢准备。 “广交友，缓结社”紧箍咒 姜福祯：我有个問題，你们浙江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筹委会，还是先后有两个筹委会？一开始是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 朱虞夫：一个筹委会。有人退出，更多的加入。我和王荣清、毛庆祥、戚惠民、李锡安、吴义龙、祝正明搭起框架，再后来聂敏之、杨建民、池建伟、来金彪、李坝根、朱伟勇等和大量热心朋友也加入了，我们进去了，王荣清、吕耿松、陈树庆等人在撑着，浙江这儿是前赴后继，自组党来浙江的监狱里没有间断过民主党人。可是，由于浙江的民运团队不善炒作，况且受到民运大佬的封杀，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更关注的是律师和公知群体。 姜福祯：是啊，是这样。浙江当年真是英勇悲壮，前后许多人勇敢投入，公开活动，不懈坚持，一直是前边抓了，后边还一直举着旗子。你们还办了一个《在野党》刊物，这个刊物办了几期？我们山东王金波几次去你们浙江“取经”，你们见过吧？ 朱虞夫：见过，他还在我家住过几天。王金波是深度介入浙江民主党的，他写的回忆录关于浙江的 部分非常翔实，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在野党》由毛庆祥主编，在他手上办了九期，毛庆祥被抓后，由其他朋友又接下去编辑发行了几期，从1998年9月始发到1999年6月我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有待狱中朋友以后补充了。 姜福祯：从王有才等人6月注册民主党到我和谢万军等9月第二波组党，不仅冲击了中共政权的党禁，也打破了国内民运当年的主流语境：“良性互动，双胜双赢”。牟传珩“广交友，不结社”。徐文立当年很推崇这个理论，略做修改为“广交友，缓结社。” 朱虞夫：他也不能叫不结社了，因为我们已经结社了，这种提法起阻碍的作用，后来他在11月又急转弯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一步到位。这在当时被称为“摘桃子”。 姜福祯：记得在北京是任畹町先于徐文立成立了北京筹委会，并倡导各省一起成立全国筹委会。全国筹委会的事你可以讲一下吗？也有一个说法是全国筹委会主要在上海筹备。 朱虞夫：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是连络全国大家一起做，不占山为王，浙江不当老大，在最初设计名称的时候就作了考量，王有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从本质上讲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不心心念念做老大，他鄙夷野心人物。他多次对我说，我们是搭个平台，（让大家都来唱戏）。若浙江一步注册全国民主党，也就沒有山东组党了，更不会组党蔚成风气。也正是这样，浙江不像某些地方，一上来先抢位子，封交椅。浙江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主席”。由于我和其他人上班沒有时間，我们委托吴义龙（由姚振宪一路陪同）沿京广线到各省鼓励组党，到北京找到某大佬，某大佬首先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傻在那儿了，他沒法回答，也不能回答。因为沒有授权请一个主席。某大佬说：‘’你走吧，我不參加。‘’。吴义龙不知如何是好，拿出连络图看到任畹町的名字就给他打电话，任畹町说：你过来吧。吴义龙说了情况任畹町痛快答应了。马上就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当时有报道）。任宛町很快提出注册申请，后来他也倡导成立全国筹备委员会。 当时全国各省刘贤斌、车宏年、谢长发、傅升、唐元隽和冷万宝、姚振宪等许多人都到了杭州了解组党过程，推动了各地组党进程。戚惠民的房子借给民主党做联络站，为此，在当局出手镇压后，戚惠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1月9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宣告成立，并于8日已向国务院递交注册申请。早于全国筹委会一天，徐文立也成立了京津党部。此时，他发现身边已无人可用，啟用了二名沒有民运经历的素人。 为民主党筹备和发展，姚振宪将卖掉上海房子的20几万钱交给了吴义龙，吴将钱私下交给女友单称峰，对我说，姚遵宪出国的时候交给他一千元钱，我说你放着吧。浙江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直到2011年，吴义龙出狱后向单要钱（单已组织新家），单不给，吴才告知毛庆祥此事，要毛去向单还钱。这大概是民主党的第一个腐败案吧，20万当年不是个小数目，倘若民主党当年有这笔钱，规模还会更大。 中国民主党渊源 姜福祯：中国民主党做大后，有人开始寻找根脉，有人说79民运他们就酝酿组党，也有人说更早，还有人把王若望看成中国民主党创党人。我觉得这有个名和实的問題，单讲民主党三个字，有过多次，但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独立的事实。 朱虞夫：1906年清末预备立宪时一夜涌现出许多个党，其中就有一个中国民主党，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放党禁。1960年台湾雷震成立中国民主党后被老蒋判了十年（不是因为组党判刑）。香港李柱铭在香港回归前夕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中共严禁他与大陆有联系。王若望96年在海外建立民主党，当时他提出民主党合并，我们很意外，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愿意他做领导人。除了王若望，98年组党没有根脉。 姜福祯：海外曾搞过一次民主党大整合，徐文立刚出狱不久，筹备时找过他，他拒绝了，他只做他的联合总部。此后，经一些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王有才、王军涛、王天成为共同主席，当时被称为“三王党” 。三王党沒维持多久，因为在一些問題上分岐，主要对政庇党员的不同看法，多数理事陆续退出，只剩下王军涛共同主席至今。2015年原部分理事筹组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并在荷兰注册，王有才、陈忠和任主席，王有才后来退出，前不久陈忠和也突然去世。 朱虞夫：陈忠和我知道，沒有见过。 姜福祯：当年浙江民主党组党时，有一帮文学青年，他们主张“文化复兴运动”，王有才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你是否熟悉这些人？ 朱虞夫：了解一些。俞心樵、林辉都是。 姜福祯：听说注册三人中有二人是这个群体的。王有才、林辉？ 朱虞夫：林辉是，单称峰也是。 姜福祯：噢，吴义龙夫妇也是。 姜福祯：我在青岛见过俞心樵，说起民主党组党，他很自豪地说：当年民主党、正义党，还有一个忘了。他说三个党组党都和他们有关，你怎么看这件事？ 朱虞夫：怎么叫有关？一帮文学青年，在一起高谈阔论时说起过几个名字，对组党并无行动。第三个大概是爱琴海文艺复兴党吧。 朱虞夫和姜福祯还聊到一些事，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党秘辛吧。从98民主党组党现在27年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话还是不便说。不止海外民运大佬许多都曾实际或口头參与，国内也有包括鲍彤、刘晓波等人先后不同程度介入， 在国內不同时間段，深度介入的还有杨天水、谢长发、胡石根等人，更有一些参与的人至今也不能公开姓名，一直把自己深埋在远离政治的厚土里。 Zhu Yufu Looks Back on the Founding Proces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 Jiang Fuzhen Interviews Zhu Yufu Author: Jiang...

作者：叶长青（大陆学生）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吉拉斯出生于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社团，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到1940年代，他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50年代初期被视为铁托的接班人。 1948年，南斯拉夫坚持走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national path），与苏联在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对斯大林的态度等方面彻底分裂。分裂后，吉拉斯依然信仰社会主义，但他逐渐看到体制内部的腐败与僵化：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党内集权、对批评的压制。1953年他出任国家主席，1954年因主张政治自由化而被撤职。1956年，他因公开支持匈牙利事件被捕入狱，期间将《新阶级》手稿秘密送往国外出版，从此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异端与思想先驱。 一、思想起源（Origins） 吉拉斯首先追溯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源。他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决定论等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而是被共产党人“独占化”为一种“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化当中，将这些哲学原理说成是“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正当性。 在实践中，这些理论逐渐被教条化，成为维护制度与权力的工具。 二、革命的性质（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夺取政权，还要重塑社会和经济体系。这使得革命政党不仅成为政治力量，也成为社会治理力量。 革命政党在夺权后，变成同时控制政治与社会的“全能力量”，倾向于集中化、排斥异己、消灭多元，以及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高度融合。革命后的权力结构中往往会剥夺政治多元性、排斥非党派力量，由党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三、“新阶级”的形成（The New Class） 这是全书的核心。吉拉斯在这里正式提出“新阶级”（the new class）的概念。他把新阶级理解为：一群占据党政机关的官僚与管理者，他们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实际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特权，是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在他看来，这个新阶级既不同于传统资本家阶级（因为他们不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以“集体政治控制”作为他们的“财产权形式”。 吉拉斯提出：“新阶级”是由党政官僚与管理者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通过掌控国家机器与资源分配，形成一种新的特权阶层。 他分析新阶级如何通过国家结构获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即：控制、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力），而这个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财产”。 他们不靠私人资本，而是通过“政治控制”取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成为他们的“财产”。结果是，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变成“新阶级所有”。还阐明这个阶级如何在资源分配、待遇、社会地位上不断积累特权，并与大众逐渐分离。 四、党—国家体制（The Party State） 吉拉斯揭示共产党如何通过党国合一来维系统治。分析共产党如何通过党组织与国家机器合一来巩固其统治，党与国家的界限被淡化或合并，党控制行政、军队、安全、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仅成附属。 还讨论党的层级制度、干部任命机制、党对行政、意识形态、军事与安全机构的渗透和监督。他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党往往成为国家运作的核心，党的决策几乎主导国家机构的全部运作。在这种体制下，表面上的法律、机构、行政分权常常只是形式，真正权力在党内部和党的核心结构中掌握。 五、经济的教条主义（Dogmatism in the Economy） 计划经济在理想上平等，但在实践中僵化、低效。吉拉斯重点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僵化性（dogmatism）。他认为计划经济、国有化和集中化管理容易固化为教条体系。 吉拉斯批评经济决策常常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不顾效率、创新、市场信号、需求关系等。 虽然名义上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控制权掌握在新阶级手中。普通民众缺乏参与与监督权。 社会缺乏反馈机制与创新动力，资源浪费普遍。在这种制度里，经济体制缺乏弹性与反馈机制，资源分配常出现失误、浪费、扭曲。 六、思想的专制（Tyranny over the Mind） 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党实行全面控制。吉拉斯探讨了意识形态、宣传、文化、教育等对思想控制的机制。 宣传、教育、媒体、文化都被纳入党的领导。 他指出，在共产制度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异议、批判等都受到严格限制，党通过宣传、教育、媒体、文化机构支配公共思想领域。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批判精神被视为“危险思想”。他分析了“思想工作”（ideological work）如何被制度化为一种权力工具，用来维系统治合法性并削弱异议力量。思想工作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知识分子被监控与驯化。 他还强调，思想控制不仅是宣传灌输，还包括组织、惩戒不合规的思想、监控知识分子等机制。 七、目的与手段（The...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艺术，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冷漠并非中立，不关心政治即放弃权利。唯有公民觉醒、积极参与，方能守护正义、保护弱者，建设公平社会。 在中国，我们常听到一种声音：“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参与政治，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这种观念似乎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政治是遥远、复杂甚至危险的事情，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关。然而，我要郑重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政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域。政治就是公共生活，它关乎我们如何共同安排生活、保护弱者、执行正义。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等于放弃了我们对自己命运与未来的主动权。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政治？政治不是冷冰冰的制度，也不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它是社会成员共同决定如何规划城市、分配资源、制定规则的过程。从街道是否安全，到教育是否公平，再到医疗是否充足，这些都离不开政治的安排。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的具体体现。每一盏路灯的点亮、每一条法律的实施、每一个社区的建设，都是政治的成果。政治将个体的愿望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序、公平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漠源于一种误解：政治是“麻烦事”，参与政治可能带来风险。这种观念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不关心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不会影响你。当房价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时，这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当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威胁健康时，这是政治治理的缺失；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农村孩子难以获得优质教育时，这同样是政治选择的后果。若我们对政治视而不见，就等于把影响生活的决定权拱手让人。一个被忽视的政治体系，不会自动带来公平与幸福。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保护弱者。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处于弱势地位——贫困家庭、留守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却最需要被听见。政治正是为他们提供保护的盾牌。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还是法律改革以消除性别、种族歧视，政治的职责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政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被忽视。不参与政治，就是放弃为弱者发声的机会，也放弃让社会更公平的责任。 政治的另一项神圣职责是执行正义。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人民信任的来源。没有正义，法律便成空文，社会只剩强权。在中国，我们常听到关于贪腐、不公与权力滥用的抱怨。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往往因为政治透明度不足、公众参与度不够。当公民沉默时，政治就可能被少数人操控，偏离正义的轨道。反之，若人人积极参与，通过监督政策、表达意见、关注社区事务，就能推动政治走向公正。正义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政治机制去维护与捍卫。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政治并不完美。其复杂与敏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有人说：“我只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能改变什么？”这种想法低估了普通人的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社会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普通人的参与。正如滴水汇成江河，每一个人的觉醒与努力，终将推动社会的改变。 政治需要我们的智慧与热情。参与政治，不一定意味着上街抗议或竞选职位，它可以是关心社区事务、支持公益组织，或仅仅是与家人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每一个微小的参与，都是对公共生活的投入。政治，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是我们面对挑战、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过程。政治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 Why We Must Care About Politics Author: Xinggui ZhangEditor: Zhiyang Li· Executive Editor: Zhifei Luo Proofreader: Xiaolong Lin Translator: Xiaomei Peng Abstract: Politics...

2008年12月9日初稿，12月22日改定 附录：征求意见文本 零 八 宪 章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践踏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世纪抉择。 1840年的中西冲突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开始了器物层面的模仿，戊戌变法尝试了制度更新，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社会纷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这片土地旋即陷入了军阀割据。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由于内战频繁和日本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宪政历程，但国共内战的结果却让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主权”，实质上是一党专制。中共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和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专制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日益激化，正在酿造着灾难性的暴力冲突，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让我们廓清100多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价值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罢工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中国距文明尚远矣。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应享有尊严和自由。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政、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进行共同治理。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制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基本主张： 1、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真正成为公共权力的许可状。 2、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各级民意机关和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应超越党派，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实现军队国家化，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 6、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行政首长的直选应立即开始在县市省和国家各级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参选行政官员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在中国现行国情下，特别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 14、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现有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活力。 16、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及其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的作用。 18、以平等、公正、宽容的姿态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原则下，寻求海峡两岸之间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最终在联邦制的架构下建立中华共同体。 19、实现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影响到中华民族自身发展乃至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一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以各自的方式积极参与公民运动，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宪章首批签名者152人： （略） 以下待确认： （略） 何愚 摘自中文笔会：张裕：刘晓波 笔会和《零八宪章》的几个稿本 Charter 08...

作者：小乔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刘芳 我和邹巍兄弟相识于十年前，而在此之前，我们于网络上的交流则更早，早在2008年我去国之前，邹巍兄弟就曾邀约我去杭城一见，那时我所在的城市上海距离杭州不过一、两小时的车程，且杭州是我“故地”，90年代我曾在杭打工两年，对这座风光旖旎、人文荟萃的城市颇多好感，无奈彼时我已被有司“重点关照”，非但有过被从旅游地“押解”回沪的经历，还往往连累到当地接待的盆友被盘问等诸多不便，因此我对邹兄弟的邀约犹疑未决。 后来，我去国五载，又经历一番“曲折”回国，兜兜转转，在于网络“神交”多年之后，我才在2015年第一次见到了邹巍兄弟。邹巍兄弟衣着简朴，语言平和，对待朋友非常热心、真诚。那之后，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多数时候是通过网络。 邹兄弟曾是浙大毕业的高材生，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却多年来无法正常工作，生活陷于困顿。而在此困厄中，他依旧有着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对人的真诚、善意与乐于助人。对于时局，他比我乐观，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文明的潮流势不可挡，我等“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而我则在去国飘零五年后，回来再度面临故园的种种凋敝，尤其经历过 2017 年的重大打击后，又眼见着役情、封控等种种的末世疯狂，愈发地心灰意冷，深陷个人的渺小与无力感，只能在命运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以“躺平”面对无常。 邹兄弟每年主持着杭城朋友为各地难友的“送饭”，并时不时为公义挺身而出身体力行。之后我又去过杭城三四回，每一次邹兄弟总是热情地为我和朋友张罗安顿住处，并尽力抽空陪我们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和运河两岸观光游览。未曾想去岁夏，邹兄弟只不过与其他几位朋友，就在孙中山先生发出上一段中的感慨“名言”之地散散步，献上几束花，竟让他与另一位兄弟身陷囹圄，至今已有半载。 一月前的岁末之交，我于公历2024年的最后一日再度来到杭城，暂居于之前邹兄弟介绍认识的另一位好友家中，我们回忆起往昔与邹兄弟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担忧着他目下的处境，尤其他还是一位几年前曾做过癌症手术的病患者，虽说他手术后的定期复查显示预后不错，一直没有复发迹象，但他如今所处的恶劣环境……想起邹兄弟前几年每一年的岁末张罗着为杭城和其他地方的难友“送饭”，如今为他人抱薪者遭逢风刀霜剑严相摧，我们却不知能为他做点什么？不禁扼腕长叹。 第二天，朋友开车带我去一家养老院，探望了邹兄弟八旬高龄的老母，老人家神气清朗，对我和朋友的探望一再表示谢意。我们只能尽量安慰老人：邹巍有很多的朋友都很敬重、关注他，他没什么大事，很快就会回来。而我这样对老人说时，是“心虚”的，因为天知道邹兄弟这一次的劫难会是多久？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邹兄弟的父亲身体状况更不好，需要长期住医院，且神志已不太清醒，无法交流，因此去探望与否可能意义不大。之前邹兄弟长期在家照顾年迈父母，他唯一的妹妹则长期在国外工作，担负着家里主要的经济重担。 邹巍“出事”以后，妹妹回国将原本在家由邹巍照顾的母亲安顿进了一家条件不错的养老院，而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只适合长期住在医院里。由于要负担两位老人每月不菲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妹妹不能放弃国外的工作，因此只得将两位老人安顿下来后，委托在杭城的朋友照顾、处理日常一些事宜。我暂时放弃了去医院探望邹父的打算，请那位朋友帮忙约了几位与邹巍的“按情”相关的朋友，一起吃饭、交流，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判断下一步的按情走向。 当我们吃完午饭，回到附近一位朋友的办公室茶叙时，不幸有司突然找上门来，进门就问：“你们这里哪位是上海来的？”我站起身答道：“我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可描述”的“意外”状况，令我颇感觉诧异，毕竟在此之前我的三四次来杭未曾经历过如此待遇，包括最近一次与邹巍见面的2023年夏，那次我还与刚出“炼狱”不久的艳丽妹子同行，在杭城邹兄弟与其他几位朋友轮番陪同，足足逛了五天……感谢有司那次的不“逐客”之恩。（此处省略1000字） 总之，在我抵达杭城的翌日，新年元旦，我被有司下达了“逐客令”，便衣同志客气地开车“礼送”我至火车站，确认我订好了回程票后，说道：我们就不跟车站这边的同志打招呼了，免得对你造成不便……这次大概有些特殊情况不巧，下次适当的时候你可以再来。我不想与具体工作人员起什么冲突，但还是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新年的第一天“被迫”离开了杭城。而我原本的计划也只不过在此停留两三天，只是想探望一下邹兄弟的父母，见几位朋友了解一下相关信息，原本也打算3号就离开。 今天是除夕夜，面对着美酒佳肴和亲朋的欢声笑语，我不禁又想到了蒙难的邹巍兄弟，不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过年了，可吃得上一口可口的饭菜？可有汤圆或水饺？就在去年春节，邹巍兄弟还在微信聊天时邀我带上年迈的父亲去杭城一游，说吃住他来安排，我因为父亲年迈，不欲在寒冷冬日里远行而错过了与邹兄弟见面的一次机会。 总以为来日方长，天涯未远，江湖再见有时。而今故人零落已无声，重来不见昔时容，空忆起“桃李春风一杯酒”，但愿不会是“江湖夜雨十年灯”。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邹巍兄弟，我知道，你是怀着乡贤这般的信念与使命感，自我选择了自己的路。我虽满心牵挂，也只能目送你的征程，并在心里默默为你祝福。兄弟，新年好！多保重！我们期待着你的归来。 My Brother ZOU Wei Author: Xiaoqiao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iu Fang I first met my brother ZOU Wei ten years ago, th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