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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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执政期中共对宗教自由的迫害简史谈起 作者：张维清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自2025年10月9日起，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地同时展开行动，大规模抓捕锡安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会众。截至目前，已有三十余位教牧领袖及信徒被拘押、失联，聚会场所被查封、财物被抄没，部分同工家属亦遭受威胁与骚扰。中共开启新一轮对宗教自由的迫害。 中共对宗教自由的迫害始于这个邪恶政权的诞生，1949年，中共篡权夺政后，建立“五大爱国宗教协会”制度，其核心是：宗教必须组织化、国家化、官僚。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宗教自由的迫害。 ...

作者：曾群兰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2025年10月4日 在这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我们与朱虞夫老先生及《在野党》杂志社的同仁欢聚一堂，共度节日时光。我们共同为中国民主党人、被囚禁的政治犯、良心犯和一切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同胞，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他们中秋安康，精神坚强，早日迎来自由的曙光。 出席聚会的社员如下： 朱虞夫、郑存柱、熊辩、何愚、李杰、曾群兰、夏体姗、黄吉洲、李之洋、林小龙、赵杰、卢新虎、李建伟、罗志飞。 聚会中，大家就各部门的工作细则与实际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与深入讨论。 这是《在野党》杂志社复刊后迎来的第一个中秋节，意义格外重大。回首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努力，我们深感这份坚持弥足珍贵。感谢每一位社员的付出与担当——正因为有大家的团结与奉献，我们才能成功复刊。我们相继推出了纸质版与网络版期刊，使《在野党》在民运圈得到广泛关注与支持。 特别感谢朱虞夫老先生、郑存柱社长以及全体社员的辛劳与坚持。 正是因为你们的信念与行动，让《在野党》得以继续发声，传递真理与自由的力量。 能在这样的节日与大家相聚，倍感温暖与珍惜。 愿明月常照自由之路，愿我们同心同行，共盼自由之光。 祝各位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Mid-Autumn Gathering: United in Purpose, Awaiting the Light of Freedom Author: Zeng Qunlan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iu Fang...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摘要：文章简述了日本靠长期投入与制度保障提前实现诺贝尔奖目标，而中国科研因行政化、缺乏自由与短视投入而难以孕育真正的科学突破。 日本在2002年提出了一个看似“狂妄”的计划：50年内拿下30个诺贝尔奖。当时，中国官媒哄堂大笑，《人民日报》斥之为“狂妄”，新华社讥讽为“痴人说梦”。然而，到了2025年，当大阪大学免疫学家坂口志文荣获诺贝尔医学奖，日本的诺贝尔奖总数已经达到31项。这份“狂言”不仅成真，还提前26年完成。这是一份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答卷，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胜利，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科研的真实现状。 一、日本的“狂言”为何成真？ 首先，日本明确了方向：基础研究是核心。他们深知，诺贝尔奖不是靠短期功利项目，而是依赖长期积累的原创性突破。于是，日本政府与高校携手，投入巨资支持基础科学，鼓励科学家在冷门领域深耕。例如，2012年的山中伸弥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研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这项研究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机构十余年的持续支持。 其次，日本建立了一套尊重科学家的制度体系。他们的科研环境允许失败，鼓励自由探索。科学家不必为行政表格与KPI指标发愁，可以专注于研究本身。“坂口志文”的Treg细胞研究耗费了数十年才取得突破，但大阪大学始终给予他充分的信任与支持。这种制度保障了科学家的创造力，也孕育了诺贝尔级的成果。 最后，日本的科研文化强调耐心与专注。他们不急功近利，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从田中耕一的质谱技术到大隅良典的自噬研究，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在一个领域深耕数十年，甚至一生。这种专注，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制度的力量。 ...

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2025年9月，浙江绍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故——9月13日深夜，地铁末班车收车之后，四名清洁工人在作业中穿越二号线路铁轨时，被一架驶回车厂检查的列车撞到，造成三人身亡一人受伤。事件直到11天后的24号才被报道，官方公告草草了事，全网随即陷入噤声，在官家眼里三条生命的消失不值一提。 稍微了解社会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事件，此类悲剧已经发生多次。 2018年8月7日，深圳龙华区大浪街道悠山美地家园小区的河道箱涵中，两名清淤工人刚结束作业，准备离开时暴雨突至，洪水迅猛灌入涵洞。导致一人被冲走失踪，第二天才在下游观澜河找到遗体。 2019年4月10日，深圳再次遭遇暴雨。罗湖区与福田区约25名工人在清理水沟时突遇洪水，十多人被冲走，最终确认10人死亡、1人失踪。 两次事故，暴雨早已在气象预警之中，可就在倾盆而下的前夕，领导仍让工人冒险工作。 2023年7月，南京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避雨时被暴涨的积水冲走。三天后，她的遗体才在下游被找到——她在工作岗位上丧命，却无人被追责，反而被美化成“英勇绿化工人”。在极权的逻辑中，用生命为其献祭，即为典范！ 同年5月，贵州毕节6名教师被领导要求下河捡鹅卵石，装饰校园迎检查。上游水电站突然泄洪，河水暴涨，两人不幸溺亡。事后，校方矢口否认这项行为是学校要求，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上班时间，教师会下河捡石头。 中国的“马路天使”清洁工，一不小心就可能真的成为“天使”。2013年云南、2013年长春、2014年呼和浩特、2014年深圳、2014年郑州、2015年北京、2017年哈尔滨——不同城市，相同惨剧：清晨或深夜清扫道路的清洁工，被疾驶的车辆撞死。这样的悲剧屡次上演。城市每天都在苏醒，而他们，也许明天就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一连串的死亡，反映出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危险是常态，保护是空谈。安全监管成了摆设，预警信息止步于办公室，责任层层外包，工人签着临时合同、拿着微薄工资，却要承担生命的全部风险。出了事故，媒体报道三天，舆论关注一周，随后一切归于沉寂——赔偿草草，责任人“停职检查”，体制“吸取教训”，然后一切照旧。 而政府的冷血，更令人作呕。他们热衷于制造“发展奇迹”，举办阅兵、政绩展示、光鲜宣传，却从不在意基层的血肉。他们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普通人的生命只是生产成本。绍兴无人驾驶地铁的悲剧背后，是极权制度和盲目机械化形成的“绞肉机”；贵州教师溺亡事件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上级检查的盲目迎合。 官僚体系阿谀奉承、热衷面子工程，却对老百姓冷酷无情，尤其是底层民众——在体制眼中，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丢几条烂命无伤大雅。在“九三阅兵”上，政府可以精准调动万人队列，却无法保证最原始的生命安全——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保护普通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里。 这些逝去的工人、教师、环卫者，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遗言，也不会被写进官方年鉴。他们只是用生命提醒世人：这个不保护弱者、对死亡习以为常的社会，才是我们“繁荣盛世”下的真相。 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不在于高楼与地铁，而在于那些清扫街道、疏通暗渠、修剪绿化的普通人，能否平安回家。 我们不要成为极权统治下的个体牺牲品，我们要的是一个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以人性为根基的国家。 The Vanished Workers Author/Editor: Zhong RanEditor-in-Chief: Luo Zhifei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Lyu Feng In September 2025, a shocking...

——我的“六四”纪念与民主传承之路 作者：卢超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从中国大陆“墙内觉醒”到美国自由土地上持续纪念“六四”的心路历程。作者回忆了最初通过“翻墙”接触天安门真相的震撼与愤怒，描写了觉醒后的精神挣扎与行动转变，并讲述他在海外加入民运、参与纪念活动、延续民主火种的经历。文章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叙事，展现出一位普通中国人从沉默到发声、从恐惧到坚持的灵魂觉醒与信念传承。 夜色在窗外漫开，电脑屏幕是我唯一的光源。那一年，我二十多岁，一个在体制内长大的普通青年。那时的我，从未听过“六四”这两个字。我们在课本里学“改革开放”，在电视里看“盛世中国”，而“真相”似乎从不属于我们。 可那天，我出于好奇，打开了一个陌生的窗口——翻墙。 屏幕那一端的世界，与我熟悉的一切格格不入。 嘈杂的喊声、飘扬的横幅、年轻的面孔、坦克的轰鸣。 我看见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国际歌》，看见学生代表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也看见午夜的枪声与血迹。 我呆坐在那张旧木桌前，手心渗出冷汗。 原来，我被教育去“爱”的国家，曾经这样对待他最纯洁的孩子。 那一刻，我心底的某种秩序塌陷了。 我意识到，真正的“爱国”，不是沉默的服从，而是敢于说出真相。 那一夜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我开始悄悄阅读被禁的书，偷偷保存那些视频。每当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谈“自由”或“人权”，我都会去留言、去辩论——哪怕账号被封、手机被查、朋友劝我“别惹麻烦”。 但我知道，我已无法回到从前。 那是一种“醒来”之后的痛苦，也是一种不可逆的召唤。 一、从沉默到发声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初到洛杉矶的那一年，我在唐人街的超市打工，夜里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 但我终于能自由地上网，能在公共广场举起标语，不必担心第二天就消失。 记得第一次参加“六四”纪念集会，是在中领馆门前。那天阳光炙热，我和一群陌生的华人站在一起。有人拿着扩音喇叭高喊口号，有人默默举着写着“悼念六四”的牌子。 一位白发老人颤抖着举起蜡烛，对我说：“孩子，我当年就在广场上。”那一刻，我喉咙发紧。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活着的见证。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开始写文章、组织活动。我用文字记录真相，用行动纪念死难者。我们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华府举行集会。每当我看到有人停下脚步、伸手接过传单，我就知道——记忆仍在传递。 二、烛光与誓言 每年六月四日，我都会穿上那件印有“64”的T恤。 在自由雕塑公园的夜里，风轻轻拂过烛光，我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同胞并肩而立。有人高唱《自由花》，有人在祷告。烛光在夜色里微微颤动，就像那些逝去的灵魂在回应。 我常常抬头看那片星空，想着：三十多年前，北京的夜空下，也曾有同样的星星，只是被烟雾与火光遮蔽。如今，我们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把那盏烛光重新点亮。 有时我会想到，如果那些年轻人还活着，他们今天也许已是教师、记者、工程师、父亲、母亲。而他们的理想：公平、法治、尊严，仍在召唤我们。那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 三、自由的道路 民运不是浪漫的诗，它是流亡者的血泪，是被审问、被放逐、被误解的坚持。但我没有后悔。我相信，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唤醒；每一场纪念，都是一次延续。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谎言，却在真相中重生。“六四”的烛光点燃了我心中的火，也照亮了前方的路。 有时我在深夜写作，电脑屏幕上的光映在墙上，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屋子。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害怕黑暗。 因为我知道，有无数个我，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守护着同一份信念。有一天，当自由真正降临那片土地，当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为那段历史默哀、为那群青年献花，我会告诉自己—— 这一声声的呐喊，值得。 From Waking Up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