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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 孙诚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争议风潮：一批人开始挑战官方“中国自古强大，都怪1840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近代衰落”这种叙事，称中国古代十分美好，只是因为“满清1644年入主中国，才导致了中国近代衰落”。 目前，这一争论，似正引起中共统战部和中共《解放军报》的互相攻讦，其中前者试图找一些御用文人，维护官方的“1840史观”和所谓“民族团结“叙事。而后者则似乎更钟情于更强硬的皇汉主义叙事，发表文章，提出不能只讲团结。 在笔者看来，无论1644还是1840史观，本质上都是伪概念，两者的争论也是一种伪争论。 事实上，中共所说的“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专制王朝史。从民权的角度看，这两千年里百姓从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夺取天下者都是靠杀伐、武断暴力上位，其身份也不外乎流氓（汉、明）、阴谋家（晋）、军头（隋唐、五代、宋）、北族（元清）这几类。事实上，这些人都可称之为“僭主”，与英国光荣革命后的立宪君主相比，毫无半点合法性可言！ 当然，其中有些朝代的一些时候或许君权小一些，百姓说话的空间有那么一些。至于民众的结社自由，就算在两千年皇权政治的巅峰时代，也还是有一些的，不至于像如今中共时代那么极度严苛，这些当然都是宝贵的自由传统。但本质上，皇帝和“草民”政治权利悬殊，这一点两千年来不变。 所谓“1644史观”，就是吹捧“汉人皇帝”的时代，怀念能“做稳奴隶”的时代。 所谓“1840史观”，就是吹捧无论什么族裔的古代皇帝的“丰功伟绩”，怀念从秦皇汉武到雍正乾隆这些暴君。 1644史观称“没有满清，中国近代就能赶上西方”，实质上是在为僭主皇权政治唱赞歌。 1840史观称“没有西方，中国近代就能赶上西方”，实质上是在为僭主皇权政治唱赞歌。 更何况，两者实际上都试图推行一种为极端民族主义服务的“国耻教育”，即：树立一个“十恶不赦的外敌”作为靶子，试图唤起皇汉、粉红等各路炮灰的“同仇敌忾”。可以说，两者没什么真正的不同。 此外，两者同样反西方，其中前者（1644史观）加上了“满人”这个“敌人”，试图推行极端皇汉主义，试图把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推广到更多族群。后者（1840史观）则是长期以来的中共官史，用于维护中共所谓“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合法性”，为中共继续奴役民众添砖加瓦。（当然，笔者观察到，也有一些对中共不满的声音，在借助1644史观借古讽今，以清拟共，这种现象要另作讨论，在此不展开讲了。）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史观呢？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1911史观。 1911年的辛亥革命，事实上终结的并非简简单单一个清朝，而是一场对两千年僭主皇权的否定，亦是一次跳出朝代循环死局的重大尝试。1911开启的时代，有约法与制宪的努力，有司法独立的伟业，有民众投入宪政选举的热忱，有地方自治及民族自决风潮，如1913年藏人的民族自决就是正常民族自决的典型。中共鼓吹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治”则是一种伪自决，本质上是为其最终颠覆全世界自由服务的一步棋而已……这个时代，固然有种种野心家试图重建帝制、重建专制的企图，更有苏联这一赤色恶魔竭尽全力的颠覆活动，但依然存在着无数人为捍卫民权所作的非凡努力，仍然存在着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仍然存在着向良好政治发展的可能路径。那时，人们似乎真的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政府、政体、生活方式。这种良好路径可能性的存在，是民国史的最大意义。 尽管今日，中共已扼杀了这个昙花一现的时代，且在其统治之下，人们陷入了“1644史观”vs“1840史观”的伪争论。然而，如果我们真正重新审视历史，以民众为思考的本位，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1644史观和1840史观大同小异，只有1911史观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1644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40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at we need is the 1911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so-called...

《在野党》记者 侯冰峰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旧金山讯】2025年12月28日下午，第39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在美国旧金山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行。来自全美各地的民主人士、学者及社会活动人士出席活动，共同表彰在推动中国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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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灾难与一座城市的失落纪实 《在野党》记者 缪青 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图片来自于网络 2025年11月26日的清晨，一束意外的火光撕开了城市的沉默。宏福苑的住宅楼外墙突然燃起大火，火舌沿着施工棚架与遮挡网一路攀升，像一条失控的烈焰巨龙，将整座大楼吞噬。当第一束火光照亮整个社区时，香港，这座曾向世界展示秩序、精致与自由的城市，也被照出了最不愿承认的裂缝。 ...

作者：鲁慧文编辑：韩立华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起笔的时候纠结了很久要不要用这个词来放在标题，但似乎不用这种极限词已经无法表达我对于佛教对中国深度伤害的痛恶之情。是的，佛教，严谨一点说中国式佛教对于中国的伤害是深入骨髓的，是罄竹难书的，是全方位的。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起源于古印度，是当时印度几百种宗教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教派，从起源到现在基本没有在印度形成气候。大约在公元前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起初在民间流传，我想之所以能够超过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或者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例如萨满教之类的，在民间逐步兴盛起来，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民需要一种大众心理学去支撑连年战乱痛苦不堪的生活。东汉之初昆阳之战（公元23年），随后公元40-100年，连续60年的征服西南蛮夷和匈奴、羌人作战，民间疾苦如地狱。直至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是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标志着东汉的崩溃开始。东汉时期，老百姓需要交农业税，要服徭役（成年男子服劳役或兵役），我们可以从上面时间线看出来东汉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仗，也就是家家户户的男丁基本都在服兵役。著名的《十五从军征》就是徭役悲歌（出处：东汉民歌《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主题：反映百姓长期服兵役、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描述的就是一个人十五岁就出去打仗，八十岁才得以回乡。在路上遇到同乡人，问其家中还有谁。远远望去，是自己的家，却只剩满地坟墓和松柏。这首诗是古代文学中最深刻的反战诗。在我看来，这首诗是夸张了，那种生存条件下，又连年战争，有几个人能活到八十岁呢？据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推算，东汉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均为25-35岁左右。《后汉书》中多有“疫病流行”、“民多饥死”等记载，出土墓葬的人骨数据显示，很多人死于20-40岁之间。 佛教的核心是讲究来生，苦行僧、现在吃苦来生享福、自己吃苦子女享福等自修自度的核心思想。小乘佛教就是自己吃苦修来生，大乘佛教就是去传扬佛法、慈悲他人、普度众生，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和自己一起吃苦修来生。老百姓在连年战乱、疫情肆虐的时代生不如死。这样一种精神食粮在那个不识字不懂基本社会常识，最基层的社会群体中是最容易流传的。它让老百姓能够较为心安理得的接受命运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包括饥饿、疾病、战争、死亡等并且认为这种苦是合理的，吃苦是为了来生享福的，所以一切就顺理成章的被接纳下来。佛教这个外来宗教结合当时百姓的疾苦更具有了比本土宗教的适应性（要知道道教是对人的灵性、学识、认知、能力等有一定要求的）。简单的讲，就是人们有了一种念想，这种念想让人们能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得以留存一线生存的希望。 佛教的这种大众自我安慰功能对于任何一个集权统治阶级都是天降馅饼，岂有不吃之理？于是统治阶级开始介入推动佛教的推广。直至今天，佛教这个外来宗教仍然被作为主要宗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盛行着，可以说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民间苦难。而基督教这种天然带着人民权利、个体权利、自我感知的民主化宗教在中国被打压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佛教在进入中国不久就已经政治化了，这种民间免费安慰剂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会放过的。玄奘在西游取经之后回来受到了皇帝的隆重欢迎，而拒绝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世界四大佛教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就遭受了各种死亡折磨，并且在整个历史记载里面几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个佛教史上重要的世界级人物就被中国从历史上直接清除出去了。 佛教在传入中国几百年之后鸠摩罗什诞生于龟兹国（如今的新疆库车一带），他的父亲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家族，是一位僧人，母亲是龟兹国公主，他从很小开始就跟着母亲在寺庙中学习佛法，并从幼年开始就已经得道，有了很深的造诣。因此龟兹当时成了佛教加速进入中国的中转站，而精通印度语、梵语和汉语的鸠摩罗什更是成为了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的桥梁，他翻译了许许多多的著名经文，比如《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并且他的佛教思想对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多个著名佛教发源地建筑有直接影响。鸠摩罗什的译经是把经文从梵语翻译成汉语，而玄奘是用汉字的形式把梵语的声音模拟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玄奘这只鹦鹉翻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因为很多梵语的发音在汉字里面找不到对应发音，他就创造了很多汉字来对应梵语的发音，充其量玄奘就是皇帝养着的一只模仿梵语的鹦鹉）。但是为什么鹦鹉可以成为座上宾，而圣人却查无此人？这就是鸠摩罗什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斗争的背景故事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盛情邀请鸠摩罗什为政治服务，和他们站在一起，为他们的统治进行宗教背书。因当时追随鸠摩罗什的信众比追随皇帝的还多，鸠摩罗什就是活佛一般的存在，皇帝需要这样一位可以有众多信徒的人物在自己身边，以提高自己的统治向心力和所谓的民心凝聚和政治稳定。但是这个鸠摩罗什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三番五次的拒绝当时的皇帝吕刚。吕刚本乃鲁莽之人，早已失去耐心，于是对鸠摩罗什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包括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牛，恶牛乱舞，他洋相百出，给他灌酒让他破酒戒，把他赤身裸体和自己的表妹放在一起数日逼他破色戒，如此种种，恶行百出，让他在民众心中活佛的形象毁掉（如此看来中共给人泼脏水是有历史遗传的），失去民心。鸠摩罗什历经千番磨难，仍然不从，直至后来到长安去传播佛法。约公元401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路上历经战乱、被俘、漂泊，期间除了被吕光控制的这17年以外，他还经历了饥荒人吃人的时期。终于公元401年，北方的后秦皇帝姚兴攻下凉州，姚兴是鸠摩罗什的仰慕者，派使者邀请鸠摩罗什入都长安。此时鸠摩罗什已57岁，随后他被尊为国师，在今西安城外的草堂寺安顿下来，作为自己的译场带领弟子翻译，留下来大量佛教经典。 哪怕是世界四大佛学翻译家之一，哪怕有众多的佛教经典译本，鸠摩罗什本人也因为一生中大部分时期与统治阶级对抗，不受用于统治阶级而被折磨、被冷落。以至于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仅有几百字。这就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不服从政治的典型例子。而相反的例子就是玄奘，一只不懂印度语、不懂梵语、用自己创的汉字模仿梵语声音译经的鹦鹉，却因积极靠近皇权受到皇帝的极大吹捧，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著名的《西游记》也是以这只鹦鹉为原型来写的，成为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当今的各种文艺形式中，西游记人物都被演绎出各种版本的故事，源远流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历史一步一步走来，仔细观察，每一个民间疾苦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时期几乎也是佛教盛行时期，而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期恰好又是中国经济发展上升时期，难道这是巧合吗？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几近崩盘，也是基督教在中国无法生存，传教违法甚至坐牢的时期。中国表面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却是一个宗教盛行与否可以作为政治情况反应的晴雨表的国家。 佛教本来是叫人修心向善，自修成为一个宽容有大爱的人。它最初也和基督教一样是一个希望人间有爱、有怜悯慈悲的宗教，却被中国的统治者拿来用于告诉被统治阶级你只有吃苦才能有来生，今生你享福了来生就不好投胎或者就会很不好，或者你享福了你的子女的福报就被你耗尽了之类的，这种说法在民间已经深入人心，也奠定了老百姓习惯性吃苦、不反抗的思想来源，也是百姓失去斗志、失去自我认知、自我痛苦觉察、自我需求觉察的根源所在。这就是佛教的罪恶所在，它在精神上奴役着百姓，让百姓从精神上服从。从民俗、节日、语言、艺术乃至日常生活，许多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文化习惯、语言表达、乃至节日习俗，都带着浓重的佛教色彩。 比如我们现在相信业、相信因果、相信好人好报、相信不是不报，日子未到、相信坏人一定会被天收。于是普通老百姓恪守着人性，恪守着善良，遵守着人的底线，但是统治阶级却大肆掠财。比如老百姓相信吃苦是福，相信努力会有回报（这是从今生吃苦来生享福上转变来的）。于是中国老百姓可以在被欺负了的时候忍让，就有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说法。中国老百姓很多相信吃素，觉得吃肉是杀生（这应该是中国人会气血不足，而欧美人没有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中国人可以任劳任怨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可以996、007却不反抗，因为相信吃苦是福，吃亏是福。而中共统治阶级呢？杨兰兰呢？网传杨兰兰是习近平私生女，她的零花钱是普通中国人把大脑想烂都想不出来的数字，1.35亿零花钱，还只是其中一个卡。普通老百姓感觉自己上坟都没用过这么大的数字，如同宇宙的边界是人类的大脑无法想到的一样，中共统治阶级的钱的数量也是普通老百姓的大脑无法想到的。 比如六道轮回，老百姓吃亏吃苦默认为自己来生还能做人、那些贪污的坏人肯定下辈子来不了人间了。于是老百姓自动洗脑自动吃苦，进入一个死循环，也就演变出来生还做华夏人的说法，因为相信自己吃苦是修来生的。 比如前世今生，中国人相信自己没有基本权利，比如退休老干部一个月退休工资几万，免费医疗，农民一个月退休金100多块。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还有佛教的一个思想，就是我肯定是上辈子没有修来今生的福气，那些享福的人肯定是上辈子做好事了。这个可以很大程度上平复他们看到社会不公、自己遭遇不公时候的心情和态度，同时也能让他们心满意足的吃今生的苦，因为他们来生也想有一些基本权利。 鄙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是中国没有法治的一个体现，坏人可以随便被原谅。中国是一个不讲法治，讲人情、讲改过自新的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法治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伤害。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面业讲了，所以中国人成了全世界最乖、最懂事、最好管理、最好统治、最没有思想、最像羊群的一群人。 比如烧香拜佛。明明是经济下行，统治者各种控制、让老百姓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了，老百姓明显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了，却说是流年不顺，却说是八字不好，却说是年份不好，需要去寺庙烧香拜佛，这就又养了一大群肥头大耳的释永信们。去佛前忏悔，祈福，却不明白，你之所以穷得活不下去，穷得娶不上媳妇、买不起房子，是因为中共统治阶级利用中央集权拿走了几乎全部社会财富，你跪在佛前祈求的时候，烧香的钱和寺庙门票钱又养活了释永信们。 比如相信地藏王菩萨。于朦胧死了，网传给习近平献祭了，全国都在封禁他的信息，老百姓明知他死的冤枉、凄惨，却没有办法为他做任何事，只能给地藏王菩萨抄经、点灯。老百姓没有权利，没有法律，只能拿起佛教的武器，所以你就能明白佛教为啥必须为政治服务了吧，鸠摩罗什要是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渗透的太多了，可以说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佛教的影子，佛教是中国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手段，它可以用无形的力量化解更多统治危机，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统治中起到的作用比任何一个朝代的军队起到的作用都大千倍百倍。 罪大恶极的中国式佛教，它不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牺牲品，并且还是心甘情愿。 【编者按】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杂志社。 The Sinister Accumulation of Evil in the Sinicized Buddhism Author: Lu Huiwen Editor: Han Lihua　Proofreading: Cheng Xiaoxiao Translation:...

作者：张 宇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等领域，中共通过宣传、虚假数据、意识形态灌输与制度性欺瞒制造“繁荣假象”，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然而，谎言越多，社会信任便越脆弱；而信任的崩塌，意味着体制根基的动摇。青年失业、经济虚弱、学术封闭、舆论受控，这些现实共同揭示了一个不断依靠假象维持自身的政权正陷入内在的自我腐蚀。 文章指出，一个以谎言为基础的政权，最终必将被谎言吞噬。真相或许会被压制，但无法被永远消灭；当人民拒绝再被欺骗的那一刻，便是极权体系走向终结的起点。 任何政权的根基，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在于民众是否相信它的正当性。枪杆子可以让人屈服，却不能让人信服。一个政府若要长久，必须让人民相信它所说的一切——相信它的制度、价值与承诺。可悲的是，中共从未真正拥有这种信任，它只是把“公信力”伪装成一种政治产品，用无数的谎言去维持虚假的信任表象。 中共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真理垄断”之上的。它将自己定义为真理的唯一拥有者，把党和国家、政府和民族、权利和正义捆绑为一体。它反复灌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政治洗脑的核心逻辑——当中共成功让人民相信“离开共产党，中国就会毁灭”，真相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于是，谎言被制度化。信息流通被控制，舆论被塑造，历史被篡改，连语言也被重新定义。人们的思想被修剪成单一的声音：歌颂、赞美、服从。而当质疑被视为“叛国”，当诚实被惩罚、沉默被奖励，整个社会的信任就不复存在。 所谓“为人民服务”，只是权力的遮羞布； 所谓“共同富裕”，不过是国有资本扩张的政治包装； 所谓“民族复兴”，更是合法化自身统治的修辞。 每一条口号都是谎言的延伸，中共并非靠真相统治，而是靠不断制造可供相信的假象。然而，公信力并非可以无限伪造。一个国家的谎言越多，它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惧就越强；当民众再也不相信新闻、数据、法律与制度时，这个国家就已经失去了维系社会的根本纽带。信任一旦被摧毁，军事再强大，也只能在虚伪中自我腐朽。 在极权体制的经济哲学中，数字不是事实，而是统治语言。GDP成长率、失业率、居民收入、财政盈余——这些原本用来反应现实的指标，被改造成了“政治稳定”的象征。权利不再关心经济是否真实增长，而是关心增长是否“听话”。 中共的经济神话，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造假与控制。 虚假数据的生产机制，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共谋。每一级官员都知道：只要数字漂亮，职位就稳固；只要报告顺眼，真相就无关紧要。于是，“报告优于现实、数字高于生命”的荒诞逻辑就诞生了。基层隐瞒灾情，上层粉饰太平，国家的统计体系变成了一座宏大的剧场——台下观众热泪盈眶，台上演员心知肚明。一部虚构的繁荣史，被当作真实的未来蓝图。 这种以数字塑造现实的方式，正是极权政治最精巧的谎言艺术。它用虚假的繁荣掩盖真实的衰退，用被操纵的统计制造信心，用经济的假象延续统治的合法性。人民不再被允许知道“经济有多差”，他们只被告知“形势一片大好”。于是社会陷入一种集体催眠——每个人都怀疑真相，却又不得不假装相信。 真正的经济体系，必须以规则、公平和透明为核心。而在中共体制下，这些都成了禁忌词。民众不再相信统计数据，企业不再信任政策承诺，投资者不再相信未来。信任的崩塌，是经济的末日。 今天的中国，表面仍有高楼林立与数据繁荣，但地基早已松动。股市割尽韭菜，房地产泡沫化，失业潮蔓延，外资撤离——这是谎言的必然报应。中共用谎言制造繁荣，用暴力掩盖真相，但无法阻止崩塌的加速。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张宇在洛杉矶总领使馆参加反共集会活动） 教育，理应是一个民族最纯净的地方，培养理性、自由与求真的精神。然而在中共体制下，学校早已不再是教育机构，而是意识形态的温床。教材被改写，历史被抹除，思想被消毒。学生从小学起就被教导“感恩党”、“热爱祖国”，被训练去背诵政治口号，而非独立思考。中共口口声声宣称“教育兴国”、“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可它最害怕的，恰恰是拥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于是，它在“教育”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是知识与真理，而是服从与恐惧。 高等教育也未能幸免。大学不再是学术自由的殿堂，而是权利的延伸。教授讲真话会被解聘，学生批评体制会被举报，思想多样性被消失殆尽。研究经费被政治忠诚所取代，论文成果沦为政绩装饰。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代人，变成了最沉默的一群人——他们学会了如何避谈真相，如何在谎言里求生。 当这些青年走入社会，又迎来另一种谎言：就业。 官方失业率永远“保持稳定”，现实却覆盖着漂泊的毕业生身影。所谓“灵活就业”，成了掩盖失业危机的漂亮说法。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迫成为外卖骑手、网约司机、直播主播，用自己的劳力去填补制度性失衡的黑洞。 中共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因为青年失业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瓦解。于是，媒体鼓吹“年轻人要吃苦”、“躺平不可取”、“考公是最优解”，把压迫包装成“奋斗”，把绝望粉饰成“选择”。那些质疑制度、呼喊不公的声音，被归类为“负能量”；那些试图揭露真相的青年，被告知“要有正能量”。这并不是教育，而是驯化；不是引导，而是扼杀。 当年轻人不再相信未来，一个国家就失去了未来。 中共让教育失去了诚实，让青年失去了方向，让整个社会陷入集体的精神虚无。所谓“人才强国”，不过是空洞口号；所谓“青年希望”，不过是自我欺骗。因为在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制度里，再聪明的头脑，也只能被迫沉默。 被掠夺的，不只是就业机会；被毁掉的，是思想的自由、人格的尊严与一代人的信念。当青年不再怀抱理想，而是学会恐惧与伪装，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提前老去。 今日中国，被谎言层层包裹。 医疗是假象，养老是空壳； 股市被操控，教育被洗脑； 就业被虚报，现实被粉饰。 每一处崩坏的不是数字，而是信任的结构。谎言像慢性毒药，渗透制度的毛细血管，腐蚀价值、侵蚀良知、摧毁希望。当一个国家的公信体系完全塌陷时，机器虽然仍在运转，灯光依旧明亮，却只是外壳尚存。 因为谎言的本质，是自我毁灭。 它需要不断制造新的谎言去掩盖旧的谎言，直到整个体系陷入疯狂。一个没有真相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空气的空间——再精致的装饰，也无法掩盖窒息的现实。当公信力彻底坍塌，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制度，也不再相信彼此。那一刻，坍塌的不只是政权，更是民族精神的最后防线。 也许，中共仍能继续假装强大，用宣传制造繁荣，用暴力维持秩序。但真相不会永远沉睡。它会在某个被压抑的夜晚，在某个普通人的觉醒里，在某场偶然的事件中被重新点燃。因为真相不属于政权，它属于人类的良知。 当人民终于拒绝再相信谎言的那一刻，便是这个政权终结的开始。 The CCP’s Philosophy of Dictatorial Rule Author: Zhang YuEditor: Wang Mengmeng Respon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