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9 月, 2025

作者：郑伟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2025年8月30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当地时间下午3时许，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组织了第753次“茉莉花行动”主题为“声援山东良心犯，捍卫言论自由”的集会。几十名海外华人民主人士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高举标语、横幅，齐声高呼“释放山东政治犯”“结束中共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等口号，强烈抗议中共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并为山东多名良心犯的正义呐喊。该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支持，旨在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迫害的关注。 山东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孔孟之乡，本应是仁义与智慧的象征之地，但近年来却成为中共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重灾区。集会发起人杨长兵和郑伟在现场致辞中指出，中共极权统治下，山东多名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维权人士因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遭受监禁、失踪或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他们强调：“齐鲁故邦，钟灵毓秀，英贤辈出。然极权肆虐，正士蒙难。吾侪虽客居海外，然心系家国，誓不向暴政低首。” 参与者们通过此次活动，表达了对这些“为民请命，以身许国”的山东志士的声援，并呼吁全球华人团结起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与法治。 本次集会特别聚焦几位山东良心犯的遭遇，引发现场强烈共鸣。其中，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公开组织纪念“六四”事件、给习近平写公开信批评其外交政策，以及2018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而被当局失踪，至今已逾七年，外界怀疑其已在软禁中去世，但中共当局从未给出明确答复。 南开大学副教授吴亚楠（虽籍贯非山东，但事件与山东相关联）因公开支持“白纸运动”、呼吁学校保护学生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遭受“被精神病”迫害。 艺术家高砾（高兟）以其大胆作品《下跪忏悔的毛》《枪决基督》和《毛小姐系列》等批判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于2024年8月26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被拘留。 此外，甘肃籍“零八宪章”签署人贾国玺于201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押在山东监狱；山东淄博维权人士王丽珍为父伸冤、声援其他访民而多次因“寻衅滋事罪”被捕；原山东郓城公安局指导员曾凡锦因实名举报县委书记而被重判10年；前临沂市人大副调研员丰晓燕因批评体制腐败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这些案例凸显了中共对言论自由的系统性镇压，参与者们手持这些人士的照片和事迹简介，高呼“释放孙文广！释放吴亚楠！”以示支持。 活动主持人马群和杨皓在集会中表示，“茉莉花行动”是中国民主党海外分支长期坚持的非暴力抗议形式，自2011年起已举办数百场，旨在通过海外平台放大中国国内被封锁的声音。义工彭小梅等协助负责活动秩序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行动部长倪世成强调：“我们虽身在海外，但心系故土。今天相聚领事馆门前，不仅是为山东志士发声，更是向中共暴政宣战，争取言论自由的普世权利。” 洛杉矶作为海外华人聚居地，中国民主党在这里多次组织类似活动，此前包括2025年4月的“国际良心日”集会、2025年7月的“709事件”十周年纪念和8月9日声援河南政治犯。此次集会虽未获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回应，但当地警方出动维护秩序，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参与者们在集会结束后举起写有“中共下台”“捍卫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横幅，高呼表达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强烈不满。 中国民主党作为1998年在中国大陆发起的第一个公开组党运动的组织，虽遭中共取缔，但海外分支持续活跃，推动非暴力民主改革。此次活动再次彰显了海外华人民运人士的决心，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中共人权侵犯的压力，支持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参与者们表示，将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声援国内良心犯，直至自由之光普照华夏大地。 Support for Shando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 The 753rd Jasmine Action Author: Zheng Wei Editor: Luo Zhifei Executive Editor:...

—— 参加审判九宗罪活动有感 作者：陈婷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2025年8月30日的洛杉矶，天空湛蓝明亮，阳光如洗。下午四点多，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聚集了一群人。他们手里举着横幅与标语，呼喊“要求自由”，有人举着写满“九宗罪”的纸牌，也有人只是默默合十祈祷。人群中有年长的民主斗士，有年轻的学生，也有因信仰而流亡的佛教徒与基督徒。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却因一个共同的信念站在一起——追求人权与自由。 现场主持人逐一宣读所谓“九宗罪”，包括对人权的践踏、对宗教的压制、对文化的破坏等。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抗议，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类良知的呼喊。作为一名藏传佛教徒，当时我心中涌起许多难以平息的感受。 多年前，我和师兄们在道场里共同持诵经典的日子，是我记忆中最宁静的时光。佛陀教导我们慈悲与智慧，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何种苦难，都要以正念面对。然而，现实却并不总能允许这样的安宁。近些年来，信仰环境越来越紧缩：寺庙被迫关闭，僧侣被驱逐，甚至线上修学资源也逐渐消失。对普通信众来说，坚持修行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 一位大德曾说过：“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就像没有空气的世界，人只能窒息。”这句话在今天的集会中再次印证。不同的宗教群体都曾经遭遇相似的困境：教堂被捣毁，法会被禁止，清真寺被监控。这样的打压不仅针对信仰本身，更像是对人类灵魂的一种束缚。 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人可以没有财富，没有地位，但不能没有信仰的空间。佛陀曾教导，真正的自由并非来自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住与解脱。而宗教信仰，正是帮助人找到内心安住的重要途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场的许多人，即使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宗教背景，依然能够站在一起。他们高举标语，不仅是对某种体制的不满，更是在捍卫一种普世价值：人的灵魂应该被尊重。 在洛杉矶的这场活动中，我看到年轻人与长者同声呼喊，看见基督徒与佛教徒一同祈祷。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超越国界、民族与宗教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来自对信仰自由与人权的共同渴望。 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宗教与文化一直受到各种限制与打压。无论是对言论的控制，还是对宗教活动的限制，都让无数信众无法自由地追求心灵的寄托。表面上，这是权力的延伸，但从更深的层面看，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损害。 作为佛教徒，我相信因果律。任何以谎言、压制和暴力为基础的制度，只能够一时维持，无法永远掩盖真相！大德常提醒我们：“对恶要清醒，对人要慈悲。”这句话对我而言意义深远。我们揭示这些问题，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希望人类能在更清明的环境中生活，能够自由地选择信仰与价值。 过去几十年，文化遗产也在不断遭受冲击。从“统一思想”的政策，到对多元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很多古老的智慧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然而，无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佛教的慈悲与智慧，还是道家的自然与和谐，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它们的价值不应被抹杀，而应该被继承与弘扬。 文化的消失不仅仅是文字与仪式的消亡，更是人类灵魂的空洞化。当人们失去文化与信仰的滋养，社会也就失去了向善与自我修正的能力。这种空洞最终会让整个民族和国家付出代价。 当天的集会在夕阳余晖中逐渐散去。人们收起横幅，有人还在低声祈祷，有人互相拥抱。那一刻，我心中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我们或许渺小，但我们并不孤单。 我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发愿：愿真相被更多人知晓，愿信仰自由早日实现，愿每一个受苦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这条路不会轻松，但因果不会缺席，正义也不会永远沉默。洛杉矶的集会只是一个缩影，却让人看到了希望。不同的民族、宗教与背景的人们，可以因共同的价值而站在一起。信仰自由与人权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一个生命应得的权利。 未来，我们仍需努力，但只要有这样的坚持，种子就会发芽，光明终将到来。 The Call for Freedom of Belief and Human Rights— Reflection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Nine Charges” Rally Author: Chen TingEditor:...

作者：汪听雨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最近几天，一个叫做“戚洪”的名字涌入了海外华人的视野，尤其是在民运圈。这位大哥的事迹并不新鲜，但影响力足够大，引起了广泛争议。据我有限的了解，他在重庆大学城通过投影的方式，把“反共标语”打在大楼墙面上，希望在93阅兵前把“自由的火种”传递给年轻人。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异议人士大V纷纷转发，称赞戚洪有勇有谋。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比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政治庇护！”、“他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他还在中国的亲人（他的母亲还在国内）？”、“他要是真在中国反抗还是条汉子，全家人跑路就是自私自利！”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原本以为只是中共水军带风向，普通人不会被这种话术蒙蔽，哪知道我的一些网友也开始发表负面评论。我和这些网友互相关注多年，十分确信他们不是五毛水军，也明确知道他们对中共体制非常不满，但依然对投影行为十分不认可。我这才意识到，面对反抗极权，很多国人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因此很容易被水军带风向，将抗争者污名化，从而在舆论上抑制类似的抗争，降低维稳成本。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逻辑掰开揉碎，把事实与逻辑梳理清楚，由简入深，一步一步推理，论证戚洪的行为不但无可指责，还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勇士我们拿几位知名度高、普遍获得好评的异议人士来对比。比如刘晓波、阮晓寰（编程随想）、彭立发（彭载舟）。和戚洪相比，最大的区别，也是水军们最容易抹黑的点在于：前者都已坐牢、受尽虐待，甚至刘晓波死在了狱中，而戚洪选择了保全自己。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规定勇士/抗争者必须殉道，必须抱着自杀心态去抗争呢？难道英雄不能在实现目标后，或深藏功名，或名声显赫，或安享晚年？如果要求抗争者必须准备好去死，或者彻底失去自由，那么抗争的人还能剩下多少？抗争的人越少，对谁越有利？  （二）极权的崩塌不在于一个神迹，而在于无数普通人的行动水军又说了：“他这么搞能改变什么？共产党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出倒台。”没错，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能，白纸运动也不能，放一个反共投影更像是在大海里投下一颗小石子。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极权政府的倒台，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点滴抵抗累积而成。比如波兰，最初只是工人在造船厂罢工，要求工会独立和改善生活条件。后来“团结工会”逐步壮大，成为全国性民主运动。起初的诉求并非推翻政权，而是争取基本权利。但正是这些普通工人的坚持，撬动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再比如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下令，而是长期的经济困境、知识分子的启蒙、地方民族的独立诉求，以及一次次普通人拒绝配合体制的行动，最终让庞大的政权土崩瓦解。抽象来说，让极权和平瓦解，要满足一个不等式：统治的成本＞统治的收益。当政权发现维持统治的成本太高时，它会逐渐退缩；它的退缩导致民间力量壮大，最终由民主力量取代独裁。戚洪以及类似行动，客观上推高了中共的维稳成本——比如在政府活动前要派出大量人手逐个排查酒店，即使没活动也要定期检查；购买某些设备需要实名登记并被追踪；住酒店要被搜包，引发社会摩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提高了维稳成本。但高压维稳不可能无限持续，在资源枯竭时必然退缩，而成本越高，这个时间点来得就越快。因此，那种认为“小事抗争没用”的思维，客观上反而降低了维稳成本，延长了中共的统治。  （三）认识因果关系这一层是我的一些网友想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被带风向的角度。他们会质疑，为什么戚洪不在生意做得好的时候去抗争，为什么非要在生意做不下去了才搞这么一出？问题来了，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人生活过得顺风顺水，吃饱了撑的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挑战政府？恐怕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精神上出问题了。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人生发展不顺，思考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从而想要改变国家制度呢？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样的人才是绝大多数。这就是人“穷则思变”的本性，这就是因果关系。期待一个人生赢家去冒险毁掉人生，或者期待人生逆境的人们全部内在归因，认为“我过得不好全是因为我不努力”，从而不去思变，不去改变环境，这两种思维都缺乏对人性的认识。  还有一个说法是，“勇士应该保护他人，而不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抗争，这样很自私”。我认为保护他人的人当然是勇士，但是牺牲他人的人依然也可以是勇士。假设存在一支地下反抗组织，勇士作为领头人，肩负着领导所有成员的责任，有一项必死的任务，需要一个人执行。如果勇士去了就死了，很有可能刚建立起来的组织就群龙无首开始内斗了，那么勇者必须下决断到底谁去送死。如果勇者选择让他人去死，自己没有去死，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勇者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或者无意义的？再比如，很多中国人学过语文课文《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带头造反，追随他们的农民很有可能全都会死，那么是不是陈胜吴广本着大无畏的精神，不挑动广大农民造反，就靠他们原本几百人的队伍对抗全体秦朝军队？  如果真的追求一种，“所有的行为都不能损害到别人的态度，否则全都是自私自利，不算勇士”的话，推导出来最自私的人应该是刘晓波，阮晓寰，彭立发这些传播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文字，思想没有被广大顺民阅读到的话，很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抗争思想，他们会觉得中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遭遇的任何坏事都是自己不努力或者极小部分贪官害的。看见不公平的事会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日子能过就过，不去想自由民主这些有的没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些传播“害人”思想的异议人士，遇到不公会思考是不是制度要改，看见不公心里会愤怒，从而搞得祸从口出，更有甚者做出一些当局无法容忍的事，把自己人生毁掉，自己子孙三代进不了体制，父母养老金被无故克扣。他们的思想传播得越广，对他人的损害程度是不是越大？看吧，没有刘晓波之流，在源头上就阻止了产生更多异议人士，这样他们会过上平凡的人生，他们不会闹事，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做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在中共眼里，真的太完美了，所以，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说法，最大的受益者看下来是中共？  （四）无辜者因你而死，都是你的错？我想起某本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大反派以一颗星球的普通人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挟主角投降，否则就要直接摧毁整颗星球。大反派边要挟，边开始试图用语言摧毁主角的抵抗意志，比如，“这些人死了，全都要算在你头上！”，庆幸的是，主角不为所动，对大反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因为他明白，如果接受了胁迫，那么获胜的永远是更加无耻的人。部分国人可悲的一点是，从小接受的社会化训练让很多人面对这种无辜者遭殃归因问题，本能地归因到“间接”责任人身上。我小学时候，老师会因为个别同学不守纪律，进而把全班留堂，放学后全都不准走。接下来，老师会开启批斗模式，通过批评个别同学，进而引申出全班同学都有责任，因为全班是一个“集体”。要是老师心情再差一些，她们会开批斗大会，让同学写小纸条，写出班里最不守纪律的坏分子，然后把名字最多的同学拉到讲台上人格侮辱。那时候绝大多数小学生，心里想的不是质疑老师为什么搞连坐，为什么要这么践踏个别同学的尊严，他们心里想的是，都怪那几个害群之马，搞得自己被牵连。他们的意识里，只要那几个害群之马同学从此遵纪守法，自己就可以免于被留堂，至于连坐制度对不对，他们不会思考，因为连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发现，网上骂他的人首先骂的就是他自私自利，不顾及家人，因为在逻辑上就已经把连坐制度潜移默化地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规则，第一时间的感受不是骂中共无耻，而是怪罪引发“连坐”的人。  （五）人人都是代价，混沌的道德我们再说回代价。又有人说，“我支持抗争，但是不支持会大面积波及无辜者的抗争，我痛恨中共，但是不希望抗争者像中共一样把他人作代价”。投影事件后，酒店跟卖投影仪的会遭殃，他们成了抗争的代价，这么说来这个勇士太坏了，拿别人当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退一万步讲，抗争者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反问一下，高考时提升一分，比下千人，这一千人当中肯定有几个比你更需要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找工作时比其他候选人表现突出，刷下了其他候选人，没准其中有几个人比你更需要工作，要是再找不到工作就流落街头了；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被裁员的员工成了公司活下去的代价，是不是裁员就是邪恶的？这些行为都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失，岂不是都应该受到指责？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存在着一个人获益导致另一个人“受损”，为什么偏偏行使了言论自由被冠上了“极度自私”的标签。有人说因为他违法了，因为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就又绕回到了恶法是否非法，是否默认恶法的合理存在的问题。违反恶法把其他人作为代价实现私利是不是应该批评的？如果选择应当批评，那么批评者就站在了高墙的一边，并且在捍卫高墙，这将绑匪放在了道德高于抗争者的地位，因为绑匪永远可以用恶法来合理化绑架行为，而抗争者永远处在道德的不利地位。  （六）庇护的逻辑与个体的逻辑最后说个边边角角的问题。有人说戚洪参与过方舱建设，非法拘禁过民众，所以他是加害者，不是受害者，不应当获得庇护。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抗争者的道义地位”与“个体是否应获庇护”这两个层次。抗争行为无可指责，但若抗争者个体之前确实参与了迫害，自然可以由移民官和法官审查，如果坐实，可以拒绝庇护。因为只要是因抗争遭迫害或者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原则上都符合国际公约里庇护的条件。  （七）总结愿有一天，更多的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抗争的逻辑，不再被“连坐”思维和水军话术牵着鼻子走，不再轻易把本该归因于施暴者的恶，转移到反抗者身上。愿人们能明白，极权的瓦解从来不是一场神迹，而是无数普通人一次次不完美的行动累积的结果；愿人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指责与道德裹挟中，分清谁才是加害者，谁才是勇敢的抵抗者。若不能如此，我们将一次次重演同样的悲剧：真正的勇气被污名化，真正的恶行被合理化，而国人依旧困在混沌的道德观里，自以为守住了“善良”，却在无声中为高墙添砖加瓦。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and the Moral Chaos of the People Abstract: Qihong’s projection protest has been questioned, but in fact...

本期“周五江湖”特邀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地委党史法规部部长袁崛先生讲授有关西藏的课程！ 主讲题目：西藏问题与民主化之后的中国 时间：9月6日晚上7：00--9：00 地点：200 E Garvey Ave#201, Monterey Park,CA 91755 探讨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受中共集权迫害情况及其与中华大一统政权关系的可能性 内容： 西藏地区的历史、政治、宗教分布状况 藏传佛教的历史及其对藏人的影响 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的原因 西藏流亡政府的现状及后达赖喇嘛时代的展望 民主化后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关系猜测 欢迎广大党员朋友准时到场参会学习！

作者：王乔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女性来说，这是她们自己的选择。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这个选择，却常常由国家替她们回答。自1980年起，计划生育全面推行，无数女性的人生被悄然改写。有的改变隐秘无声——她们的身体里被强行植入节育器；有的则暴烈残酷——她们被拖上手术台，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迫流产，甚至永远失去生育能力。这些被改变的人生，至今未被系统记录，未被真诚道歉，也未被认真反思。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知道，还有许多女性像我一样，在沉默中承受身体与灵魂的创伤。今天，我愿写下这篇文字，为自己，也为她们发声。 选择被夺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口被当作“可控资源”。控制人口增长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承受这一切代价的，首当其冲，是广大农村妇女与城市女工。在许多地方，节育被视为女性的“义务”；避孕失败却成了她们的“过错”。二胎、三胎不再是家庭的选择，而被认定为“违法”。一些人被强制结扎，一些人在怀孕数月时被拉上手术台，一些人因“超生”而被罚款、开除、公开羞辱。这并非遥远的传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无数女性心底不敢触碰的伤口。 政策松动，创伤犹在2015年，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些人欢呼“终于自由了”。然而对于那些因“二胎”而被迫打掉孩子、接受强制手术、失去工作的母亲们来说，这份“自由”来得太迟。被掐断的生命无法复原，被撕裂的家庭难以重组，被侵害的身体与尊严，也从未有人承担责任。政策可以更改，法律可以修改，但历史的债务和人心的伤痛，却不能就此翻篇。 生命应记，尊严应存那些曾经痛苦挣扎却被迫沉默的女性，至今仍在承受代价：有人因此终身不孕；有人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有人因维权上访而遭打压，甚至失去自由。她们不是数字，也不是“控制率”背后的变量。她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家庭，有梦想，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她们可能成为教师、母亲、自由的女性；但在制度之下，却被剥夺了决定人生的权利。 制度当改，女性当尊今天的中国，出生率持续走低，“鼓励生育”取代了“控制生育”。然而讽刺的是，当国家希望女性生育时，女性却选择拒绝。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她们不愿再被当作政策的工具。她们需要的是尊重与保障，而不是一声命令。一个真正现代的社会，必须把女性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国家发展的手段。 记忆不灭，真相长存这篇文章，写给所有曾经经历过强制堕胎、结扎、下岗、羞辱的女性。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你们的抗争是有意义的。历史可以掩盖声音，却掩盖不了真相。我们记得，也希望世界记得。 Written in the Womb’s History Author: Wang QiaoEditor: Wang Mengmeng Executive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 Lyu Feng Abstract: This...

作者：毛一炜YIWEI MAO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最近，一段热麦克风录音引发国际关注。普京谈到器官移植和生物技术，声称“人类可以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习近平回应：“本世纪，人可能能活到150岁。”表面上，这像是科学讨论，但仔细分析，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表演，暴露出中共与俄罗斯独裁者对个人统治的极端痴迷。 习近平和普京都是典型的独裁者。习近平在中国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把个人权力集中到顶点；普京在俄罗斯二十多年掌控政权，通过政治打压、媒体控制削弱民主。两国制度虽不同，但本质一致：权力至上，民众无权。所谓“长生不老”，不是科技理想，而是独裁者希望通过延长生命继续统治、延续个人权力的荒谬幻想。 中共统治下，中国民众被严密控制，言论自由受限，异议人士遭到迫害，普通人的生活被剥夺。习近平讨论如何活到150岁，并非为了民生，而是彰显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普通百姓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不公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却看不到领导者的丝毫关心。这正是独裁的残酷：统治者只在意自身利益，人民永远成为牺牲品。 普京的俄罗斯同样如此。长期掌权的他，通过操纵政治和法律手段延长统治周期，同时限制媒体自由、打压反对派，剥夺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两位独裁者的所谓对话，并非科学探索，而是权力狂妄的象征——科技被转化为延续个人统治的工具，普通民众的命运被彻底漠视。 独裁者的幻想背后，是制度的深度腐败与严重失衡。权力无限集中，法律形同虚设，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习近平与普京讨论所谓的“长寿”，不过是借科技幻想掩盖独裁本质：他们无视社会公正与民众福祉，唯一关心的，是权力延续。独裁从不会以民众利益为先，它永远只是少数人利益的延伸。中共独裁不仅危害中国，也威胁世界。习近平对“长生”的幻想，象征其对权力永恒掌控的野心。普通人无法依靠幻想改变命运，必须依靠制度、舆论和行动去制衡独裁。科技不会让独裁变得仁慈，它只会让它更危险、更肆无忌惮。 习近平和普京的热麦克风事件提醒我们：独裁的荒谬，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其权力逻辑。民众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自由、法治和社会公义，而非独裁者的“长生梦想”。独裁者永远无视普通人的权利，他们所谓的永生，不过是延续个人统治、巩固权力的工具。 我们不能沉默。必须揭露中共和其他独裁政权的本质，让权力永远受到约束，让制度制衡个人，让公民敢于发声。独裁者的幻想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民众的觉醒，才是守护自由、抵御独裁的根本力量。中共独裁已让中国社会付出惨重代价：言论受限、社会公平缺失、民众自由被剥夺。习近平所谓的“长生幻想”，只是权力膨胀的象征，是对独裁危险性的赤裸警示。全世界必须清醒看到，独裁不会因科技而仁慈，它只会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夺和控制。唯有制度制衡与民众觉醒，才能让自由、公正与权力约束成为现实，而不被少数人任意践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