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3 月, 2026

一位中国学者关于政治制度、权力与未来的长期思考 作者：邢致远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从八九一代学生到政治制度的长期思考者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郭泉的人生轨迹，那或许是：一个人持续三十多年的制度思考。 在过去几十年里，他的身份不断变化——大学生、体制内工作人员、学者、大学教师，以及后来持续表达政治观点的公共人物。 但在这些身份变化背后，他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思考：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如何运作。 从1989年的大学校园，到后来的学术研究，再到之后的公共表达，这个问题贯穿了他的人生。 八九：一代人的政治记忆 1987年，郭泉进入大学。两年后，中国爆发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北京天安门，而是在外地参与当地活动，但那段历史成为他政治意识形成的重要起点。在回忆那段时间时，他说：“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多少都经历过那段历史。” 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政治讨论并不罕见。许多学生第一次接触到关于民主、制度和国家治理的讨论。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种思想启蒙。郭泉认为，这种启蒙不会随着毕业而结束。当学生走向社会，这些思考往往会以新的方式重新出现。 进入社会：现实中的制度问题 1990年大学毕业后，郭泉进入企业和政府系统工作。现实社会与校园生活完全不同。在基层工作中，他开始接触到各种具体问题——行政决策、社会矛盾、公共事务。在这些实践经验中，他逐渐形成一种判断：很多问题并不仅仅是管理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说。在他看来，专制体制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能够提高效率，比如在资源集中和行政决策方面。但从长期来看，缺乏制度制衡的权力结构，很容易产生新的矛盾。 这种思考，促使他重新回到学术研究。 学术道路：寻找制度答案 1993年，郭泉考入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攻读硕士。社会学研究为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在社会学理论中，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也是一种社会运行方式。制度决定了社会如何协调利益、如何解决冲突、如何形成公共规则。“民主制度其实是一种社会运行机制。”他说。 硕士毕业之后，他进入南京市法院工作。司法实践成为他理解社会问题的另一扇窗口。 在法院工作期间，他接触到大量案件和社会纠纷。许多案件表面上是法律问题，但在更深层次上，却反映出制度结构中的矛盾。这段经历让他逐渐形成一种看法：许多社会冲突，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制度问题。在法院工作的同时，郭泉继续攻读哲学博士。1996年至1999年，三年的哲学研究成为他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哲学训练让他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在他看来，政治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是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问题。 “政治和哲学是分不开的。”他说。如果缺乏哲学层面的思考，政治很容易走向极端。 在这一时期，他逐渐形成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并开始系统研究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历史。 一个概念的形成：多党竞选 在早期的研究与写作中，郭泉和许多政治理论研究者一样，常常使用“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等概念来讨论政治制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对这些词汇产生了一种新的反思。 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概念往往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政治传统，都会使用这些词汇来描述自身的制度安排。即使在一些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民主”“法治”这样的表述。 在郭泉看来，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使得许多政治讨论停留在抽象层面。因此，在后来发表的大量文章中，他开始逐渐用一个更加具体、也更容易辨识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多党竞选。 在郭泉看来，多党竞选是区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最直接的标志。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民主制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是否存在真正的多党竞选。” 在他看来，如果政治权力可以通过公开竞争的选举产生，并且不同政治力量能够参与竞争，那么权力就有可能受到制度约束。 相反，如果政治竞争被制度性限制，那么即使在制度文本中出现“民主”“自由”“宪政”等词汇，也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机制。 在另一篇文章中，郭泉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现代政治制度中，民主的核心并不只是选举本身，而是权力是否可以通过制度化竞争进行更替。 “真正的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竞争制度。” 在他看来，多党竞选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仅是一种选举方式，更是一种制度安排，使得政治权力必须面对社会选择。 因此，郭泉反复强调一个判断：如果缺乏真实的政治竞争机制，那么民主、自由、宪政等概念就可能被不同权力结构赋予不同解释。 也正是在这一思考基础上，“多党竞选”逐渐成为他政治论述中的核心关键词。 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写作与表达：持续发声的力量 在采访中，郭泉多次提到写作的重要性。 他说，从2007年开始，他几乎保持着每天写一篇文章的习惯。除了服刑期间，这一习惯基本没有中断。在他看来，写作不仅是一种个人记录，更是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 “思想如果不被表达，就无法进入公共讨论。”他说。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从思想表达开始。” 在谈到年轻人时，郭泉认为，表达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参与。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思想交流和公共讨论，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共识与进步。 因此，他鼓励年轻人多思考、多写作、多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通过文章、研究还是公共讨论，让思想进入社会视野，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但同时，他也提醒，表达并不意味着激烈的对抗。在现实环境中，理性、克制、持续的表达往往更有力量。 “表达观点不一定要用强硬的方式。”他说，“重要的是持续表达，同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思想空间，往往是通过长期、不断的表达慢慢形成的。而对于个人而言，保持独立思考，并在适当的方式中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历史进程的方式。 结语：一个仍在继续的问题 三十多年前，郭泉还是一名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三十多年后，他依然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政治制度与社会未来。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城市扩张、科技进步，都深刻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但在郭泉看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始终存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如何塑造它的未来。 在采访结束时，他谈到，对于关注公共事务的人来说，表达和思考本身就具有意义。 “一个社会的变化，往往从思想开始。”他说。 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关于制度、政治与未来的讨论仍然充满争议。但历史经验也不断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一次性决定的，而是在不断的讨论、尝试与选择中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考，都会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郭泉的故事，也许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 而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问题，仍然留给时间、历史，以及更多仍在思考的人。 Thirty Years on the Issue of Systems Reflections of a Chinese Scholar on Political Systems, Power, and the Future Author: Guo QuanEditor: Zhong Ran...

——關注黎智英案與宏福苑大火百日 作者：關永傑編輯：鍾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當地時間3月8日，作為海外多城市聯動行動的一部分，舊金山灣區中國民主人權聯盟成員及關注香港事務的民眾舉行集會，聲援流亡海外籌組的“香港議會”。本次參與聯動的城市包括倫敦、洛杉磯、舊金山、紐約及拉斯維加斯。與會者在發言中談及香港近年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並關注媒體人黎智英案件及宏福苑大火百日等議題。活動由李海風主持。 李聰玲在發言中表示，自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原有的政治空間與社會環境發生巨大變化，許多民主派人士被捕或被迫流亡海外。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流亡港人推動成立“香港議會”，希望為散居海外的香港人建立一個能夠表達意見、討論公共事務的平台，讓香港人的聲音繼續在國際社會被聽見。 楊坤在發言中談到香港近年來的社會變化。他表示，香港曾長期以開放、法治和國際化著稱，但隨著北京對香港的全面接管，社會氣氛明顯收緊，言論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認為，這種轉變不僅影響香港本地居民，也讓許多長期關注香港發展的海外華人感到擔憂。 何冬玲在發言中提到香港媒體人黎智英的案件。她表示，黎智英創辦《蘋果日報》，長期支持新聞自由和民主價值，但在《國安法》實施後被控多項罪名並被重判，這一案件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她呼籲外界繼續關注黎智英及其他香港政治案件，並聲援仍在為自由發聲的香港人。 李樹青則在發言中提到宏福苑大火百日。他表示，自己在中國大陸從事建築工程行業十多年，對相關行業黑幕較為瞭解。在他看來，這場造成重大傷亡的火災很難被簡單視為普通意外，其中可能涉及行業腐敗及監管缺失等問題。在香港整體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的背景下，一些人也擔憂，過去香港制度中的透明度與社會監督機制正在被逐漸削弱。 主持人李海風在總結發言時表示，香港曾是一個以自由、法治和繁榮聞名的國際城市，但近年來這些特質正面臨嚴重衝擊。他指出，支持海外推動成立“香港議會”，不僅是為了讓流亡港人繼續參與公共事務討論，也是為了提醒國際社會持續關注香港的處境。 在隨後的自由討論環節，與會者還就香港社會變化、中國政府的統戰策略以及台灣社會對相關問題的看法進行了交流。有參與者表示，香港近年來發生的變化，對台灣社會具有一定警示意義，希望台灣民眾能夠更加警惕來自北京方面的政治影響，不要輕信中共的統戰敘事。 活動最後，現場延續此前發起的“一人一美元支持大陸良心犯”募捐行動。同時，與會者也以捐贈支持的方式聲援中國“惡俗維基案”當事人牛騰宇的母親，現場展示了她創作的部分畫作。據介紹，這些畫作目前是牛騰宇母親的重要生活來源。由於在中國境內購買相關作品可能面臨公安騷擾，因此部分畫作寄送至美國，由李海風協助保管，並通過自願捐贈的方式表達支持。 主辦方表示，希望通過持續舉辦類似活動，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與中國的人權狀況，並為相關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Bay Area Rally Supports "Hong Kong Parlia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Jimmy Lai Case and the 100th Day of the...

“三八妇女节” 写给中国受压迫女性的一点纪念 作者：冯仍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又到“三八国际妇女节”。在正常国家，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尊重女性、感谢女性、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日子。但对我这样一个从中国逃出来、如今流亡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每到这一天，我心里想到的却不是鲜花、祝福和热闹，而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因为说真话、维权、参政、纪念历史、追问真相，而遭到打压和迫害的女性。 这些女性里面，有记者，有律师，有母亲，有学者，也有普通公民。她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们很多人只是想讲一句实话，讨一个公道，守住一点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可就是这样，她们却被抓捕、被判刑、被长期羁押，被羞辱，被监控，有的人甚至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这样一个现实，实在让人心里沉重。 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流亡者。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中共长期的信息封锁，因为网络高墙，因为对言论的严密控制，很多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那时的我，也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只能活在一个被筛选过、被扭曲过的世界里。来到美国以后，我才慢慢知道，原来这些年有这么多中国女性，在黑暗中承受了那么大的代价。她们替这个民族说出了真话，也替这个民族承受了本不该由她们承受的苦难。 这些年来，公开可见的案例已经很多。像张展，因为去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真相，被中共判刑；黄雪琴，因为长期关注女权和社会公共议题，被重判五年；李翘楚，因为持续发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何方美因为替疫苗受害儿童家庭维权，最后也遭到重判。还有更早一些的曹顺利、倪玉兰、高瑜等，她们的遭遇都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共治下，女人只要不甘心做沉默者，只要敢站出来说一句不一样的话，就随时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过去很多人以为香港还有空间，还有法治，还有表达的自由，可是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很多香港女性也成了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邹幸彤因为坚持纪念六四、坚持发声，被长期关押；何桂蓝因为参与民主初选被定罪；周庭、毛孟静等人，也都因为和平参与公共事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还有一些流亡海外的香港女性倡议者，连人在海外都仍然被通缉、被威胁，甚至家属都受到牵连。这样的政权，已经不是简单地打压异见，而是把一切不顺从、不配合、不沉默的人，都当成敌人。 让我感到特别沉痛的是，中共对女性的迫害，很多时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打压，而是带着一种更阴冷、更残忍的特点。它不仅要剥夺你的自由，还要羞辱你、摧毁你、孤立你，让你在身体、精神、家庭、孩子这些方面都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女性来说，这种迫害常常更深，更痛，也更让人看清这个制度的邪恶。一个真正自信、真正文明的国家，不会把说真话的女人当成威胁。只有一个极度虚弱、极度恐惧的专制政权，才会连一个记者、一个母亲、一个普通维权者都害怕。 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我每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都很难平静。因为我知道，女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女人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是家庭里最能忍耐、最有担当、也最容易默默承受痛苦的人。如果一个社会连自己的女性都保护不了，反而去压迫她们、侮辱她们、毁掉她们，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如果一个政权口口声声讲妇女解放，讲男女平等，结果却把敢于发声的女性送进监狱，把坚持追问真相的女性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对象，那这套宣传就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政治表演。 今天我人在美国，离中国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但也正因为离开了那个环境，我反而更能看清，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一批女性，往往不是那些站在宣传舞台上的人，而是那些在压力之下仍然没有放弃良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人。她们也许没有头衔，没有掌声，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们的名字，但她们的坚持本身，就是对谎言最有力的揭露。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些女性，中国社会会更加黑暗。因为正是她们，在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开口；在历史被掩盖的时候坚持记住；在整个社会都被恐惧压住的时候，仍然不肯完全低头。她们用自己的苦难，照出了这个制度的本相；她们用自己的代价，让世界知道中共所谓的“稳定”“和谐”“妇女解放”到底建立在什么之上！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三八妇女节”，我更愿意把纪念留给这些真正受苦、真正勇敢的中国女性。她们不是节日宣传里的符号，不是口号里的点缀，也不是官方拿来装点门面的“妇女代表”。她们是中国苦难现实中的亲历者，是强权之下没有低头的人，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彻底麻木的证明。 我写下这篇短文，也是想表达一个最简单的意思：今天纪念中国妇女，不能只讲鲜花和赞美，不能只讲成功和风光，更不能在中共制造的节日气氛中假装一切都很好，真正值得被纪念的，是那些因为坚持良知而被迫害的女性，是那些在监狱里、在看守所里、在监控之下、在流亡路上，仍然没有放弃尊严的人。 她们的苦难，不该被节日掩盖。她们的名字，不该被沉默吞没。她们的勇气，也不该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愿有一天，中国的妇女节不再带着压抑和眼泪，不再有那么多女人因为说真话而坐牢，因为追求公义而受罚，因为坚持尊严而被毁掉人生。到了那一天，中国妇女才算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Their Suffering Must Not Be Covered by a Holiday— A Brief Tribute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to Oppressed Women in China Author:...

作者：缪青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

从伊朗“斩首战”到台海不对称威慑 作者：《在野党》记者
缪青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一、历史的重合：“二·二八”记忆与中东政局巨震 2026年2月28日，历史在不同地理空间里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重合。 这一天，台湾社会依然在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那场血腥镇压不仅改变了台湾社会结构，也成为台湾民主化道路上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创伤。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东政治格局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剧变：美国与以色列联军发动代号“史诗狂怒”的军事行动，对伊朗最高领袖实施定点打击，终结了其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 这场行动的象征意义迅速超越了中东地区本身。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成为21世纪战争形态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于台湾而言，这一天从此具有双重历史含义：既是记忆威权历史伤痛的纪念日，也是见证现代“斩首战”如何终结长期独裁统治的时刻。 美以联军空袭伊朗首都德黑兰（图片来自网络） 二、战争逻辑的转变：从总体战到“斩首战”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这次行动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战争逻辑的转型。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战争的基本逻辑是“总体战”。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依赖资源储备、工业产能与兵力规模，谁拥有更多坦克，更多飞机，更多兵员，谁就更可能取得胜利。 然而，“史诗狂怒行动”展示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 当伊朗最高领袖在高度严密的安全体系之内仍然被精准清除，这意味着现代战争的威慑逻辑正在发生改变。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再只是武器数量，而是是否具备对敌方决策核心实施精准打击的能力。 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正在从“阵地消耗”转向“决策中枢”。 这种转变，使得战争成本不再只是抽象的国家损耗，而开始直接落在具体的决策者身上。 三、伊朗案例：现代军事技术的代差现实 在哈梅内伊统治崩塌之前，伊朗长期宣称自己拥有庞大的导弹库存和先进的防空系统。 这些武器在官方宣传中被描述为能够瘫痪地区对手的“防御之盾”。 然而，这些看似强大的系统大多从未在真正的高强度电子对抗环境中接受检验。 当美国与以色列联军展开跨代际作战时，隐身技术、电子战系统与实时情报网络形成了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伊朗原本引以为傲的防空体系在这种环境下迅速暴露出致命弱点：探测能力不足、反应速度迟缓、指挥体系混乱。 那些曾被描绘为坚不可摧的防御网络，在现实战场上几乎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在现代战争中，技术代差往往比装备数量更具决定性。 美以联军空袭伊朗首都德黑兰（图片来自网络） 四、北京的军事叙事与现实风险 长期以来，北京通过大型阅兵展示导弹部队和隐身战机，试图塑造一种“钢铁洪流”的战略形象。 这种叙事的目的，是通过规模优势形成心理威慑。 然而伊朗的案例提醒人们，在高度信息化战争环境中，单纯依赖武器数量并不能保证军事优势。 如果一支军队从未在真实高强度对抗环境中接受检验，其庞大的装备规模可能只是一种视觉震撼。在面对顶级电子战与隐身突防技术时，这些装备甚至可能成为精确打击的目标。 换言之，在21世纪战争中，数量优势正在被技术优势重新定义。 五、台湾的战略选择：不对称威慑 对台湾而言，这一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启示。 台湾不可能在军费规模、人口数量或工业产能上与中国大陆进行全面对等竞争。如果陷入传统消耗战的逻辑之中，台湾将始终处于不利位置。 因此，台湾的安全战略必须建立在不对称威慑之上。 这种威慑的核心，并不是摧毁对方的大量兵力，而是让决策者在发出战争命令时必须面对个人风险。 当战争成本从国家损耗转变为对决策者自身安全的威胁时，威慑的心理效果将被大幅放大。 六、独裁体制的结构性弱点 独裁政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 这种结构在传统战争中可以提高执行效率，但在“斩首时代”却可能成为致命弱点。 因为当国家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甚至单一领袖时，整个政治体系实际上依赖于一条极其脆弱的指挥链。 一旦这一链条被切断，整个国家机器可能迅速陷入混乱。 与此相对，民主国家通常拥有更为分散的决策结构，即使个别领导人遭遇风险，国家运作仍然可以持续。 因此，“斩首威慑”对独裁体制产生的战略冲击远远大于对民主国家的影响。 七、从军事威慑到心理威慑 如果未来台湾能够与美国、日本等盟友在情报与技术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发展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那么台海安全格局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当潜在侵略者在计算战争成本时，不再只是考虑装备损失，而必须面对个人安全风险，战争决策本身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威慑的本质，不仅是军事威慑，更是一种心理威慑。 战争的代价一旦从抽象的国家损失转变为具体的个人生死，再强烈的扩张主义冲动也必须重新计算风险。 八、民主与独裁的制度对抗 归根结底，台海问题不仅是一场军事博弈，更是一场制度竞争。 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其权力结构的韧性和合法性。 而独裁体制则往往依赖个人权威维系统治。一旦权力核心受到威胁，整个体系就可能迅速动摇。 因此，在现代战争环境下，独裁政权往往比民主国家更加脆弱。 如果台海安全战略能够建立在这种制度差异之上，那么台湾在维护民主与自由的道路上，就可能拥有更稳固的战略基础。 结语：和平的真正底牌 台海和平并不仅仅依赖武器数量或军费规模。 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是决策者如何计算风险。 如果有一天，北京的决策者意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不再只是士兵伤亡，而可能直接威胁到自身统治核心的稳定，那么战争选项就可能在决策源头被长期搁置。 那时，和平才会拥有真正可靠的战略底牌。 When Dictators Become the Cost of War From Iran’s “Decapitation Strike” to Asymmetric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Author: Miao Qing, Reporte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Editor: Zhou Zhigang ...

《全球覺醒》第六十三期 自由之鐘 時刻敲響 全球覺醒 民主聯盟 消滅獨裁 推翻暴政 活動主題：踢爆政治假货：中共是欺骗人民最大的“伪劣品牌”！ 今天是三月十五日「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當社會大眾都在關注商品真偽、防範消費詐欺時，我們要在這裡揭露一個中國史上規模最大、欺騙性最強的「偽劣品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掛著「共和國」的牌子，行的卻是獨裁專制的實質；標榜著“全過程人民民主”，給百姓看的卻是自編自演的政治雙簧。中共，就是欺騙中國民眾、竊取國民財富的最大假貨供應商！ 剛剛閉幕的“兩會”，就是一場集中的政治假貨展。那些所謂的“人民代表”，從未經過民眾的一票授權，卻在堂而皇之地“代表”人民。他們提出的提案不但不解決民生疾苦，反而成了權力的註腳。這種未經授權的“代領選票”和“強行代表”，是赤裸裸的政治欺詐。中共利用行政攔截和集體禁言，將真實民調隔在會場之外。 作為一個“政治品牌”，中共是典型的“三無產品”：它讓人民無選票、無真相、無自由。他們承諾的憲法權利全是無法兌現的廢紙，他們宣傳的經濟盛世全是民脂民膏堆砌的泡沫。更有甚者，中共利用防火牆實施全球最大的資訊詐騙，將真相封鎖在牆外，用謊言餵養國民。 我們要正告獨裁者：偽劣產品或許能蒙混一時，卻無法欺騙一世。人民的覺醒就是最好的「打假」。我們今天站在這裡，就是要向這個竊取公民權利的政權正式索賠，討回屬於我們的投票權、知情權與自由權！偽劣政權必將被歷史的洪流下架，屬於人民的真實正義終將回歸！ 我們的口號： 正義必勝，獨裁必崩！ 3•15 討公道，中共獨裁是假藥！ 民脂民膏民血汗，權貴貪腐何時散！ 時間：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3:30PM (下午) 地點：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 地址：443 Shatto Pl, Los Ange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