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xinghs

——2026年7月2日自焚前最后公开讲话 编者：冯仍 2026年7月2日，旅居美国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尕然赞（Lobga Rangzen）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长期实行的高压统治。经送往医院抢救后，于当晚因伤势过重去世。 据现场视频显示，洛尕然赞在联合国总部外竖起雪山狮子旗，并开启 Facebook 直播，随后点燃自己，以生命表达对西藏命运的抗议。 据其友人介绍，洛尕然赞在行动前，于自家车库录制并发布了最后一段视频，同时在个人 Facebook 页面发表遗言。值得注意的是，“Rangzen（然赞）”并非其本名，而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名字，在藏语中意为“独立”“自由”。这一名字既体现了他的政治信念，也成为其毕生追求的象征。因此，本文尊重其本人意愿，统一采用“洛尕然赞（Lobga Rangzen）”这一译名。 在遗言中，洛尕然赞向仍生活在西藏境内、长期承受高压统治的藏人表达敬意，并将主要内容留给流亡海外的藏人。他呼吁流亡群体珍惜自由民主的环境，不忘自身责任，停止内耗、加强团结，继续为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及民族未来努力。他强调，自己此次行动并非出于个人生活困境，而是希望以生命唤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持续关注。 以下内容根据洛尕然赞生前公开发布的视频进行听译整理，力求忠实呈现其原意。为便于中文阅读，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作了适当调整。 以下为其遗嘱内容整理 (听译): 我们在国外举办任何活动，都是为了抗议中共对境内藏地的高压政策，反抗中国对藏地藏人的统治。今天，我想说几句话。 对境内藏人，要谢谢他们，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因为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大的勇气，为拯救我们藏民族的语言、文化与尊严，不断努力。因此，我没有什么资格再对他们说什么。 我今天主要是想对流亡藏人说四点： 第1， 流亡藏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流亡当中，享受着自由民主的生活。这样的自由民主，是尊者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尊者让我们拥有自由，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内耗，也不是要让我们用民主自由之名，在内部彼此斗争。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图伯特的自由发声，为图伯特的未来想办法。尊者达赖喇嘛曾经说过，生活在国外的藏人，不要因为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就感到满足，因为图伯特境内的藏人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第2， 我们要明白，藏人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尊者达赖喇嘛是世界的和平导师，他为所有众生的和平与幸福奔波，所以他不会把话说得太多、太重。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为什么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没有任何自由？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面临被消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连供奉尊者达赖喇嘛法相的权利都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国家。不是的，我们有国家；只是我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 第3， 流亡藏人不要再分地域、教派，而要真正团结起来。 中共打压藏人时，并不会区分你是康巴人、安多人，还是卫藏人；也不会区分你属于哪一个教派。他们同样打压所有藏人，也同样破坏所有宗教。所以，我们在外的藏人，真的不应该再分什么康巴、安多、卫藏，也不应该再分各个教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为恢复藏人的自由、为藏民族的独立，做出更多努力。 第4， 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停止应该去做的事；真正的哀悼，是继续为图伯特奋斗。 如果这一次我要做一个大的行动、一个引起轰动的行动，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所以，该跳舞的还是要跳舞，该唱歌的还是要唱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让年轻一代的藏人，能够接受并传承自己的语言与文化。 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迎来尊者达赖喇嘛九十一岁华诞。我希望全球各地的藏人，都要盛大举办尊者的祝寿活动。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就只停留在悲哀或默哀之中。 我们真正需要悲哀、需要默哀的，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发起更大的行动。 我今天要做这个行动，不是因为我缺乏衣食住行，不是因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一切，是为了图伯特的独立，为了图伯特的抗争。 因此，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如果你们真的要哀悼我，请按照我在这里所说的愿望去做。希望每一个人都为图伯特的事情继续努力，继续奋斗。最后，我想说：图伯特民族的独立万岁！博嘉洛 （图伯特必胜 ）！！！ ...

作者：李彬妹 如果有人在很多年前问我，什么是民主，我或许只能给出书本上的定义：人民拥有选举权、政府依法施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时候，这些词汇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离普通人的生活十分遥远。我从未认真想过，一个制度究竟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后来，我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书籍和历史资料，也逐渐了解到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随着了解不断深入，我发现，自己向往的并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能够真正保障普通人权利的制度。 很多人谈论民主，总喜欢从政治人物、选举结果或者政党竞争开始。但在我看来，民主真正的价值并不体现在这些宏大的政治场景，而是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不同意见公开存在？一个普通人是否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而不必担心遭受报复？媒体是否能够持续监督公共权力？法院是否能够依据法律而不是权力作出裁判？这些问题，看似普通，却直接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我开始关注台湾，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是完美的，民主制度同样会出现争议、冲突甚至混乱。但正是因为存在不同声音，人们才能通过公开讨论、媒体监督、司法救济和民主程序不断修正错误，而不是让一种声音长期垄断公共空间。 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台湾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几乎无处不在。政府提出新的政策，媒体会持续报道，专家会发表意见，民间团体会组织讨论，普通民众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最终，一项政策是否合理，不再只是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而是在不断沟通、辩论和修正中逐渐形成社会共识。 有人认为，这样的过程效率太低。我却越来越觉得，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决策速度，而是决策质量。因为每一项政策背后，都关系着无数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没有充分讨论，没有不同意见的参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再高效的决定，也可能给很多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理解民主制度为什么如此强调程序。 程序并不是繁文缛节，而是为了防止任何权力轻易越过法律边界。每一道程序，都是对权力的一次约束；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社会对公共利益的一次平衡；每一次司法审查，都是法律对行政权力的一次提醒。 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政府拥有多大的权力，而是政府愿意接受多少监督。 台湾几十年来的发展，也让我看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从威权时期到今天的民主社会，它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改革过程。新闻自由不断扩大，司法制度持续完善，政党轮替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社会越来越活跃。这些变化告诉我，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更依赖制度不断自我修正的能力。 当然，我并不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做到尽善尽美。那里同样存在政治对立、社会分歧和各种现实问题。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当问题出现时，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可以依法监督，可以通过制度推动改变，而不是只能沉默接受。 这种能力，比所谓的完美更加重要。 我曾认真思考，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需要民主？后来我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普通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去左右公共决策，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一套公平、公开、透明的制度。 民主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意见一致，而是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够被听见；法治不是为了让政府更方便管理人民，而是为了让政府首先受到法律约束；新闻自由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让真相拥有被社会看见的机会。 正因为不断了解这些制度运行的细节，我开始越来越向往一种真正尊重人的社会。 这种向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加富裕，也不是因为哪一种制度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拥有基本尊严、每一种声音都有表达空间、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的环境之中。 我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普通人在面对公共权力时，依然拥有法律赋予的底气；能够让每一个家庭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不必担心自己的选择轻易被外界取代；能够让每一位公民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依然相信法律会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 也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相信，民主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种能够让普通人拥有安全感、尊严感和未来希望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制度，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尊重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限制公共权力，才是一个现代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础。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Why I Begin to Yearn for Taiwan’s Democracy By Li Binmei If someone had asked me...

（一）防诈问：电信诈骗那么猖獗，从中学生到博士生都逃不过。为什么不开设一门防诈骗课程呢？答：如果学校开始防诈骗课程，学生们就会讨论、思辨、研究、反思、质疑、批判、颠覆。慢慢地，他们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判断的能力；就有了分辨真伪的能力、分辨是非的能力、分辨善恶的能力、分辨黑白的能力、分辨对错的能力。他们就会发现：谁，一直都在胡说八道！谁，才是最大诈骗集团！ （二）欺诈 喊在嘴里的口号，如果不落实，就是欺诈；挂在墙上的标语，如果不兑现，就是欺诈；写入宪法的条款，如果不激活，就是欺诈。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是欺诈；嘴里一套，心里一套，是欺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欺诈。 信息不公开，是一种欺诈； 财产不公开，是一种欺诈；司法不公开，是一种欺诈；政务不公开，是一种欺诈。暗箱操作，是一种欺诈；钓鱼执法，是一种欺诈；数据造假，是一种欺诈；虚假宣传，是一种欺诈。画大饼，是一种欺诈；放卫星，是一种欺诈； 样板戏，是一种欺诈； 正能量，是一种欺诈。演抗日神剧，是一种欺诈；苗产十万斤，是一种欺诈；美帝纸老虎，是一种欺诈；关闭评论区，是一种欺诈。说到底，帝王将相口号喊得多么伟大、许诺的目标多么宏大、无非就是：打江山、坐金銮、睡女人、抢财产、掌权力、防造反！ 但，他们依然要高喊为了“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法治民主”；高喊为了“黎民百姓、天下苍生、人类福祉”。这他妈，就是妥妥的诈骗！（三）玩火从湖南湖北刮起一阵“三资”改革的妖风，正在席卷全国，再现欺诈本色； 所谓三资，就是： 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 第一步，把本村的100个光棍看作一项“人力资源”，然后登记成“具有劳动收益和资源增值的“国有资产。这就是资源资产化。第二步，给这项国有资产做一个估值，打包成“人力资源收益权凭证” 万份，到金融市场发行。这就是资产证券化。 第三步，用套现的钱，去其他村引进更多的光棍，做大估值，继续到金融市场发行，变现。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资金杠杆化。各地政府，把各类犄角旮旯的资源，登记成资产，押上未来、押上信誉，美化包装，重新估值，编制一个好故事，打包出售，骗取真金白银！ 这不是“玩火”！ 这是跳“火坑”！ 武书剑 2026年6月30日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Playing with Fire! (I) Anti-Fraud Question: Telecom fraud is so rampant that no one from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PhD candidates can escape it....

  作者：沈美花      共产党急功近利的人口之策：违背人性，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违背生物自然繁衍规律的残暴政策，还把这一政策定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基本国策。这一计划生育的历史代价与长远遗患！    共产党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持续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曾被奉为解决人口压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国策。如今站在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危机凸显、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时代节点回望，这项曾被寄予厚望的政策，早已暴露出深刻的制度缺陷、执行乱象与长远恶果，其带来的社会创伤与人口负债，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民族的发展走向。     计划生育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简单粗暴干涉公民基本生育权，将本属于家庭的自主选择异化为国家强制管控的行政任务 。生育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权利，是家庭延续与社会繁衍的根基，而在共产党的政策高压之下，数以万计的普通家庭失去了决定子女数量的自由。为完成层层下达的人口指标，共产党的基层出现大量违背人性的执行手段：强制上环、结扎、大月份强制引产，超生家庭处以高额罚款、财产查封没收、开除公职，在农村没有钱财的，上屋扒房顶，牵牛赶猪，导致无数家庭因生育问题支离破碎，留下难以抚平的身心创伤。共产党以残暴行政权力践踏个体人权的行为，违背人性，违背法治精神，也彻底撕裂了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其造成的人类社会伤害，远比短期人口控制的收益更加沉重。    政策推行的短视化，直接酿成了人口结构的系统性崩塌，为今日社会埋下多重隐患。当年共产党的决策者只聚焦于人口总量控制，却完全忽视人口结构的平衡发展。长期独生子女政策，直接催生了全球最严重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大量男婴被选择性保留、女婴被遗弃或堕胎，造成数千万适婚男性婚配困难，加剧婚恋矛盾、拐卖犯罪、家庭不稳定等社会问题 。同时，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社会主体后，421家庭结构全面形成，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养老压力、育儿压力被无限放大，家庭抗风险能力极度脆弱，一旦出现突发变故，整个家庭便陷入绝境。更为致命的是，计划生育直接透支了国家未来的人口红利，引发深度老龄化危机。数十年严控生育，让中国生育率长期跌破人口更替水平，如今人口总量已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老龄化速度远超经济发展速度。曾经依靠廉价劳动力崛起的制造业，如今面临用工荒、人力成本飙升的困境；社保养老金收支压力陡增，医疗、养老公共服务不堪重负，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被大幅削弱。更讽刺的是，当年拼命严控人口增长，如今全面放开二孩、三孩，配套的生育支持却严重缺位，民众早已被过去的生育管控形成心理阴影，加上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人口颓势已然难以逆转，这正是短视政策最直接的反噬。     除此之外，计划生育还带来了诸多隐性的社会恶果。独生子女在过度呵护与孤独中成长，部分群体形成自私、脆弱、抗压能力不足的性格特质，影响社会整体人文风貌；大量“黑户”超生人口，长期无法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埋下阶层矛盾隐患 ；为管控生育设立的庞大行政体系，耗费巨额公共财政资源，挤占民生投入，加剧基层行政负担。     诚然，计划生育在共产党统治下特定历史阶段，确实短暂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但短期收益完全无法抵消其长远代价。它以牺牲民众生育权、破坏人口结构、透支国家未来为代价，换取了一时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急功近利的短视决策。如今，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低生育陷阱已成既定事实，这正是历史对不当人口政策的严厉警示。      反思计划生育的过往，本质上是要认清一个核心道理：人口从来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任何脱离人性、违背自然规律、忽视长远发展的行政管控，最终都会被时代反噬。唯有尊重个体权利、顺应人口规律，辅以完善的社会福利、生育支持体系，才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的良性循环。而计划生育留下的深刻教训，应当成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时的永远警醒。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Family Planning—Violating Human Nature Author: Shen Meihua The Communist Party’s eager-for-instant-benefits...

作者：金米 今天，美国二百五十岁了。白天我生活的社区歌舞升平，等到夜晚时分，烟花再次照亮夜空，人们举杯庆祝独立。今年以来，我查阅最多的历史资料都和美国有关。此时此刻，再次回绕我耳边的，是两百五十年前杰斐逊写下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曾穿越大洋，跨越世纪，激励过革命者、废奴主义者、妇女运动者，也激励过无数普通人。许多人未必记得写下它的人是谁，却记得它本身。只是，当那支笔停下的时候，写下这句话的人，仍拥有自己的奴隶。历史往往如此。它并不总是由完人创造，而常常诞生于理想与现实的缝隙之间。而历史，从来不应该是“圣人”的传记，而是体现出凡人与理想的拉锯。杰斐逊没有做到“人人平等”，但他写下的那句话，却活成了后来无数人的武器。废奴运动拿它说话，民权运动拿它说话……今天，仍有人拿它追问美国：为什么还会有歧视？为什么还会有贫富悬殊？为什么还有新的不平等？一句没有兑现的话，反而成了最锋利的尺度。它先审判了写下它的人，又继续审判这个国家。于是，我忍不住想到我的中国。我想，一个国家真正的底气，不是宣称自己没有问题，而是允许人民不断指出问题。不是要求所有人歌颂自己，而是不害怕自己的建国理念被反复检验。争吵并不可怕，分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再敢发问，使得个人在集体面前失去对抗能力。到最后，所有问题都只剩下一个标准答案，它有个好听的宏大又伟光正的名词：统一。二百五十年过去，美国依然有偏见、有撕裂、有利益集团、有各种各样的不公。但《独立宣言》依然摆在那里。它没有因为让人难堪而被删除，没有因为让人尴尬而被修改，没有因为不断被引用来批评现实而成为禁忌。烟花易冷。 真正留在历史里的，不是庆典，不是口号，而是那句两百五十年前写下的话：人人生而平等。人会背叛自己的理想。而一个国家的高度，恰恰在于，它是否允许人民永远拿着理想，去要求现实。庆典活动，真正留下来的，不是掌声和烟花的绚烂，而是人们还能不能继续追问：我们离那些写在纸上的理想，还有多远？因为人会背叛自己的理想，理想也会反过来审判人。 两百五十年过去，今天的美国仍存在偏见、撕裂和争吵，也仍有人相信自由和平等值得继续完成。我想真正伟大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句话。 而让这句话掷地有声的，是一代代坚守格言的人。一个国家真正值得庆祝的，不一定是完美地做到，或者做好了的一切，而是它曾经写下了一句连自己都还没有做到的话，并允许后人不断拿这句话来要求它。 2026年7月4日夜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Written on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Author: Jin Mi Today, America turns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ld. During the day, the...

作者：张兴贵         近两年来，中国每逢重大安全事故，当局的处理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满足于撤职、降级等行政惩戒，而是迅速启动刑事程序，将相关官员直接逮捕、起诉、投入牢房。这一变化远非简单的“法治进步”，而是典型的政治罪名。在高度强调政治忠诚与意识形态效忠的全能主义体制下，官员被要求对辖区内一切事务承担无限的“全面政治责任”。许多重大事故被赋予更强烈的政治责任色彩，解读为对“两个维护”的背离，最终以牢狱之灾作为终极惩罚。这一升级的根源，深刻嵌入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构性困境之中。 首先是经济下行的硬约束。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微薄、就业压力山大，资本天然趋向压缩安全、环保等“非生产性”投入，事故概率系统性上升。企业主与地方官员在保就业、保增长的KPI重压下，默契地游走于监管红线。 其次是民间愤怒情绪的暗涌。收入预期下滑、阶层固化、青年失业、房地产余震等多重因素叠加，公众对“权贵”与“体制”的不满持续发酵。安全事故因直接涉及生命，成为最易引爆舆情的导火索。当局急需一个可见、可控的“泄愤口”：抓几个官员判重刑，既能迅速转移视线、平息众怒，又能展示“为民除害”的强硬姿态。这种“表演性司法”在网络放大镜下效果显著，成为低成本、高回报的维稳技术。 第三是体制内在逻辑的必然。全能主义要求党对社会实施全面控制，要求官员无限连带责任。过去还能用行政处分缓冲，如今在“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高压下，缓冲空间被压缩。事故不再是技术或管理问题，而是政治站位问题。这种无限责任制本质上是忠诚测试器，也是恐惧放大器。 最直接、最尖锐的后果是官员集体“战战兢兢、普遍躺平”。在“一出事就坐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理性人唯一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决策、不担责、不作为。层层加码、形式主义、推诿扯皮成为新常态；宁可让项目烂尾、让问题拖延，也不愿留下任何书面痕迹或决策记录。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加速逃离高风险实务岗位，官僚体系快速平庸化、老龄化。治理能力不是在进步，而是在悄然退化。 这一躺平浪潮直接反噬经济：营商环境恶化、政策落地扭曲、企业信心进一步崩溃，经济下行加剧。企业为求生存，安全投入继续压缩，隐患积累，事故频率和烈度反而上升。当局则只能以更严厉的刑事打击回应“失职渎职”，从而形成经典的恶性闭环：泄愤式重刑导致官员恐惧躺平， 进一步导致事故增多，形成更严厉问责。体制变得空前刚性与冷酷，官员从“父母官”异化为另一种“被管控对象”，与普通民众一同置于自上而下的高压网格之中。民众面对的是经济生存压力，官员面对的是牢狱政治风险。表面权力不对等，实质上都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官民在“恐惧”这一维度上实现了某种畸形“平等”。 这种模式并不陌生，传统王朝晚期常用“杀贪官”来平息民愤，却往往掩盖了土地兼并、财政崩溃等结构性矛盾，最终加速王朝更迭。短期内，这种治理或许能制造“强势”假象，压制部分舆情。但长期看，公众会逐渐发现，抓再多官员，事故根源（经济增长模式、监管体制、激励机制）并未解决。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更狠的刑罚，而在于能否重建容错机制、厘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边界、让专业回归专业、让法治回归法治。否则，恶性循环只会继续深化，直至某一个临界点。历史最终由实践书写，它冷酷、客观，且从不缺席。  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