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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精神与自由中国——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
作者：李聪玲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击碎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也点燃了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火种。辛亥革命并非完美，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名义推翻专制的革命，是第一次以“共和”为目标建立国家的政治实验。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主权在民”的理念，从此，“国家属于国民”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起点。中华民国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名称，更是一种政治信念的象征——它代表了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宪法高于个人权力，言论自由不被恐惧压制的国家构想。这正是今日台湾得以成为亚洲最自由、最开放社会的根基。
然而，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篡改。中共篡权建政后，不仅摧毁了民国的制度与记忆，更用系统性的宣传机器将“中华民国”从教科书、报纸、银幕乃至集体记忆中抹去。中共以“新中国”的名义，掩盖了自己通过暴力、内战与苏联支持建立政权的事实，将“中华民国”污蔑为“反动政权”，将“台湾”诬指为“叛离祖国的一部分”。这种谎言延续至今。中共的历史叙事中，辛亥革命被“截断”，孙中山被“篡改”，民国被“抹黑”，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被包装成“新生”的、唯一合法的中国。但事实上，中共并非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而是它的篡夺者。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从未中断，它在台湾延续、改革、发展，成为真正代表“自由中国”的国家。
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自由选择与公开授权。中共从未通过全民选举获得统治地位，它依靠的是枪杆子、恐惧和暴力。1949年后，它在“解放”的口号下镇压异议、摧毁民间社会，制造了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文革”中对人性的肆虐、“六·四”枪声下对人民的屠杀，以及当今对维吾尔、西藏、香港与异议公民的迫害。这样的政权，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更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共常以“主权”和“统一”作为统治的最后遮羞布，但问题是：一个没有民意授权的党，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一个篡改历史、剥夺公民自由的政权，有什么资格谈“国家尊严”？真正的中国尊严，不在于统一版图，而在于是否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尊严。
而台湾的存在，是对中共谎言最有力的反驳。在那里，中华民国的宪政精神得以延续与升华。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到李登辉推动民主化，再到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的政党轮替，台湾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民主制度下实现良治。台湾有独立的军队、政府、司法体系、货币与护照，实行自由选举，政权和平交接，这些都清楚显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所谓“武统台湾”的威胁，不仅是对台湾自由的挑衅，更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那些曾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先烈，绝不会容忍一个新的独裁政党再度奴役中国人民。
七十多年来，中共刻意混淆“党”与“国”，把爱国主义绑架为对党的忠诚，把质疑政权等同“叛国”。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说：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共产党。中国属于十四亿人民，而不是中共少数特权者的私产。真正的爱国，是希望祖国摆脱谎言与恐惧，是让中国人拥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让孩子们读到真实的历史，不再被洗脑教育所蒙蔽。中共把“统一”当作掩盖腐败的口号，把“民族主义”当作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但在信息自由流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觉醒：他们看见台湾的新闻自由，看见香港的悲剧，看见乌克兰人抵抗暴政的勇气，也开始质疑自己长期生活的国度。
我们呼吁中国大陆人民：觉醒吧！不要再被虚假的“民族大义”绑架，也不要再被“西方阴谋论”吓倒。要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批评政府要坐牢？说真话要匿名？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却不自由？为什么一党统治要靠防火墙与审查维持？
自由不是外国的特权，它是人类的普遍权利。民主不是混乱，它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和平更替。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正是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华民国的国旗不仅在台北升起，也将在大陆的天空再度飘扬。那一天的到来，取决于每一个愿意追求真相、拒绝谎言的中国人。
“双十”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面旗帜。它象征着推翻暴政、追求共和的勇气，象征着自由中国仍在延续。今天，我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不只是庆祝一个国家的生日，更是在捍卫一种信念——那就是：自由与真理，终将战胜谎言与恐惧。
中共可以禁言、可以封网、可以制造恐惧，但它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那火种，早在1911年10月10日，就已点燃。而今天，我们要让那火光，再次照亮中国的夜空。
“Double Tenth” Spirit and Free China — Celebrating the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心有所信，向光而行——郑存柱专访
记者：赵杰、林小龙 资料整理：林小龙 编辑校对：张致君 翻译：吕峰
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中，总有一群人始终以理想为灯，以信念为路。他们或沉默坚守，或挺身而出，在历史的激流中为时代留下注脚。郑存柱，既是1989年风云变幻中的亲历者，也是中国民主转型道路上执着的追梦人。从教育岗位到街头游行，从企业家到在野政治力量的一员，他的生命轨迹既见证了时代的撕裂，也体现了思想与责任的重量。在这次深度专访中，郑存柱先生回望八九记忆，剖析民主理念的坚守与实践，坦露他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待。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一步。
赵杰：郑老师，您好。我们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您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英语系，后来又获得了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您下海经商创办企业，而在此之前，您曾于1989年参与并发起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率领数百名学生赴京声援天安门事件，是安徽省学校与政府秘密谈判的代表之一。这样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否请您先谈谈，当时您为何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
郑存柱：那是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潮活跃、改革呼声高涨的时期。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有了松动，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走不下去的。温家宝总理后来也提到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会付诸东流，甚至文革还可能重演。八十年代后期，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城乡改革推进后，利益分配不均、下岗潮、物价上涨、权力寻租等问题集中爆发。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一些掌握批条权力的干部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再以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这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陡增，也让社会充满不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大学生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主要群体。1988年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让进程停滞。当胡耀邦因改革失势被迫下台、最终去世时，全国学生的悼念情绪迅速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诉求。我当时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任教。作为教师，我切身感受到教育体制的危机——教师纷纷辞职下海，教育质量下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日益减少。我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教育、社会、经济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因此，1989年合肥的学生运动，首先是由我们这些教育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发起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带领队伍赴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林小龙：那时的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毕业即意味着体制内的稳定职位。您是否意识到参与这场运动的风险？
郑存柱：坦白说，当时没有。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从小被教导“五四精神”“学生爱国运动”，认为青年学生有责任为国家的命运发声。我们相信政府会倾听理性诉求，绝没有想到会以武力镇压。在合肥，我们学生游行持续了一个多月，全程和平有序，没有一家商店被砸、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学生甚至在十字路口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所以当后来得知北京流血镇压时，我们都极度震惊与悲痛。六四事件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体制的全部认知。
赵杰：事件之后，您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郑存柱：我当时被定为学校“首要分子”，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两级。相比一些被判刑的同学，这算轻的。那段时间，社会普遍陷入恐惧，许多被处分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或就业。安徽的处理还算相对宽松，因为合肥是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当地政府对学生采取了“以教育为主”的态度。但对我个人而言，那次事件让我彻底认识到体制问题的根源，也让我走上了后来政治反思与行动的道路。
政治理念与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
赵杰：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参与者都受到了处分，甚至入狱。请问郑老师，当时您为什么仍然决定继续投身政治改革？
郑存柱：那场事件让我彻底看清了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改革如果只限于经济层面，最终会陷入新的危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当年的我们，虽然年轻，但都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知识分子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哪怕冒风险，也不能沉默。
林小龙：您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能否谈谈这一决定的过程？
郑存柱：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6月25日正式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成立申请，很快就遭到镇压。但那次事件让我看到，仍有人在坚持八九年未完成的理想。我本人是在2000年秘密加入的。当时，我已离开体制，在上海经商，拥有一定自由和资源。我与在海外的民主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的渠道入党。那时候，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高压，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风险随时可能到来。但我认为，如果连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都不站出来，那么中国就永远不会改变。
赵杰：加入后，您是否参与了党内的组织活动？
郑存柱：是的。我当时在上海，身边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有的来自教育界，有的在外企工作，也有在高校读研究生的朋友。我们经常私下讨论政治、举办沙龙，传播民主理念。那时互联网刚兴起，我们通过论坛、QQ群等方式联系彼此，比如“西祠胡同”“猫眼看人”等社区。很多人通过这些平台相识、交流、组织。后来，我的几位同伴因传播资料或制作民主党宣传品被捕判刑。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路不会轻松。
林小龙：那么，九八年“建党”运动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郑存柱：我认为那是对八九运动精神的延续。许多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其实都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参与者。他们经历过镇压，但并没有屈服，而是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我们并不想“推翻政权”，而是希望中共能依法承认公民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让国家真正回归宪法框架下的治理。
赵杰：在高压环境下坚持这些理念，需要极大勇气。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
郑存柱：我始终记得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牺牲的年轻人。那一夜死去的人中，很多比我还年轻，他们没有机会再为中国发声。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活下去，并延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另外，我深信教育和法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后来我在美国重新攻读法律，希望将来能把西方法治精神与制度经验带回中国。只有当权力被法律约束，人民才真正拥有尊严。
林小龙：所以您认为，中国的转型仍然有希望？
郑存柱：有。虽然过程艰难，但每一次思想觉醒、每一次反思，都是积累的力量。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民不懂民主，而是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敢于思考，政治改革迟早会到来。
赵杰：您认为《在野党》复刊有什么重大意义？
郑存柱：《在野党》的复刊象征着海内外中国民主力量重新连结的契机。长期以来，海外民主组织与中国本土之间因环境、风险与交流受限，几乎失去实质性的对话与共同议题。而《在野党》的重新出版，使这种断裂的联系得以恢复：它不仅延续了当年海外民主运动与国内自由思想的精神纽带，也为被压抑的公共讨论重新打开了窗口。
杂志的设想是一刊两制——电子刊以海外为主，持续展现自由发声与国际倡议；纸质刊则以中国为重心，探讨国内现实与民众关切，使民主理念重新扎根本土。这种双线并行的方式，让《在野党》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第二次阻挡”，通过思想与文字把分散的精神力量再次凝聚在一起，为未来可能的民主进程保存火种与方向。
编者按：
人这一生，总要听几段沉重的话，记几件沉下去的事。风吹过历史的墙角，有些名字被灰尘掩埋，有些声音被风带走了。但真相这东西，就像老屋檐下的石头——你不去看，它照样在那儿，裂着缝，冒着水，年年岁岁。
本期采访的受访人，他不是写史书的人，虽未曾在中共政权下经历过牢狱之灾，但却亲手翻过那一页火热又疼痛的日子。他没站在权力的戏台上，却在风口浪尖上走了半生。他说的，不是煽情的段子，也不是激愤的口号，是一个读过书、下过海、扛过压的人，对命运、对体制、对良知的慢火回望。
我们刊发这篇访谈，不为制造波澜，也不为谁鸣冤。只是觉得，这个年代，该有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声音；该有一些人，不靠高声喧哗，也敢低声坚持。郑存柱的经历，不是传奇，是现实。他的沉默与不沉默之间，藏着许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想说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话。
你读懂多少，就带走多少。剩下的，时间会替我们记住。
Faith Lights the Way — An Interview with Zheng Cunzhu
Interviewers: Zhao Jie, Lin Xiaolong Data Compilation: Lin XiaolongEditor and...
从济南到洛杉矶：一名中国普通家庭的自由追寻者
作者：李银川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我叫李银川，35岁，来自中国山东济南。在那里，我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生活，经营着一家民宿。看似平凡，却被一次次政治风暴和疫情管控，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济南，这座号称山东政治中心的城市，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压抑与冷漠的代名词。政府的效率低下、政策的僵化，让生活充满艰难。而疫情的三年，更是把这种冷酷展现到极致。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一家人亲历了几百次核酸检测，被暴力的“大白”封锁在楼里。孩子高烧七天，却被医院拒绝收治；妻子的乳腺结节疼痛无法得到救治；母亲的风湿病痛，只因没有24小时核酸证明而被拒绝就医。政府封锁的不只是楼门，而是我们的生路。
2022年12月，面对被无情困在公寓里将近一个月的客人，我忍无可忍，撕掉了封锁的绳索。当我质问警察时，他们威胁要把我关进方舱——那个“用人头换钱”的集中营。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共的防疫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利益。
抗议暴力封控的几天后，被警方以“假健康证”为由拘留。我的手机被无死角的翻阅，并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所谓DNA检测。在看守所里，我与19人挤在15平米的牢房里，食不果腹、渴不成眠，还亲眼看到狱警殴打犯人。那两天像一生般漫长，让我彻底明白：在中国，法律不是正义，而是统治的工具。
出狱后，我越发恐惧。因为我知道，我传播过真相，哪怕只是告诉朋友一些历史和疫情的实情，都可能让我再度入狱。恐惧与压抑让我彻底失去对中国的希望。
我想说的是：中共的统治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把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它让无数像我一样的普通家庭活在恐惧中，不敢说真话，不敢追问公理。
为寻一条信仰与自由之路，我们举家踏上了最艰难的移民旅程。一路辗转十余国，历经打劫、饥饿与恐惧，几乎每一天都在奔波或担忧中度过。
穿越达连雨林时，我们因大意失去了鞋子，脚被泥泞和荆棘割得遍体鳞伤。我一度筋疲力尽，几乎放弃前行。但主没有离弃我，是祂再次扶起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希望。
在墨西哥的那段日子，充满不确定与恐惧，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继续。但主的眷顾始终同在。
2023年，我们一家人历尽艰难，终于抵达美国。落地洛杉矶的那一刻，阳光照在我脸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安全”是什么。陌生人的微笑、互助的分享、平等的尊重，让我看到了一个正常社会的温度。
在美国，我看到了希望——民主、自由、平等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空气。
因着主的怜悯，我受浸归入基督，成为主的儿女。那之前，我曾经历漫长的挣扎与疑惑——初到美国的艰辛，让我无数次向主呼求：“主啊，你为何让我走这条路？”
但在不断读经、祷告、与弟兄姊妹的陪伴中，我渐渐明白，一切困难都是主的带领。祂没有离开我，只是在试炼中教我信靠。
如今，我愿用生命见证：鱼因水而活，人因信而生。
我得着了主的救赎，也得着了真正的平安。
今天，我选择站出来，不仅是为了我和我的家人，更是为了告诉世人：中国的悲剧是真实存在的，中共的暴政是每个普通人都可能遭遇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能在自由的阳光下长大，不必像她的父母一样，靠沉默换取生存。
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无数中国家庭的呼喊。
From Jinan to Los Angeles: The Freedom Journey of an Ordinary Chinese Family
By Li YinchuanEdited:Zhang Zhijun Managing Editor: Li...
中共病毒巡游队伍到达华盛顿国会
2025年9月18日 · 华盛顿
作者：杨长兵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程铭
“CCP VIRUS”巡游队伍在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带领下，于美国国会大厦会见了国会办公室主管 皮耶罗·A·托齐（Piero A. Tozzi）。
代表们指出，中共不仅是新冠病毒制造与扩散的始作俑者，更通过隐瞒疫情、操控信息，严重破坏全球公共卫生与自由环境，必须承担国际社会的追责与赔偿。代表们同时强调，中共还是一种“思想病毒”，通过渗透、宣传与跨国打压，不断迫害在美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严重威胁美国社会与全球自由。
Piero A. Tozzi 在会谈中表示，将把相关情况向议员办公室详细汇报，并持续关注涉及人权与言论自由的议题。
“CCP VIRUS”巡游队伍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共同追责中共的全球危害，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尊严。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virus parade team arrived at the...
在上海醒来：我为什么反共
——一个“岁月静好派”女性的自救手记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0. 序：体面与谎言之间，总有裂缝会漏风
我曾以为，人生的终极形态叫“独善其身”：学历堂皇，上海白领，周末咖啡，朋友圈九宫格——政治这玩意儿，离我远点。后来才发现，体面是临时工，谎言是正式工；你以为在风平浪静的人生里打卡，其实是在专制的气压里待机。直到风从裂缝里灌进来——裁员、封控、禁言、黑箱——我才明白：所谓“岁月静好”，只是尚未轮到你。
于是，我开始给过去的自己写一份说明书：我为什么反共。
1. 家庭起点：善良的父母，粗暴的时代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勤劳诚实，却在文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青春喂了“斗”和“批”。改革以后，他们又遇到下岗潮；父亲自学成了助理工程师，却背着饥荒年代落下的病根，家计常常捉襟见肘。我们家没什么“阶级仇恨教育”，只有“谁错了先道歉”的家规。民主的家庭氛围让我从小就知道：权威可以尊敬，但必须可被质疑。
我也像标准答案里写的那样好学、听话：少先队、共青团，能上的都上；只不过当时不懂，红领巾和团徽并不等于道德与真理，它们只是组织关系。第一次对“正统叙事”生疑，是小学那年看 1989。堂哥去游行，回来背了处分。电视里说“有不法分子搅局”，我却只记得：年轻人的呐喊为什么要以学业和前途为代价？
2. 书本与银幕：独立的种子，被外语浇了水
中学时的政治课像快递：到课即签收，不含思考。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历史只剩一种版本。校规要求“统一短发与劣质校服”，我忽然明白：剃头与制服，常见于监狱与精神病院。
幸运的是，90 年代末到 00 年代初，世界还留了条缝给我。《简·爱》《傲慢与偏见》《飘》告诉我，做人的底线是尊严，自由和爱情都靠得住；《V 字仇杀队》《黑客帝国》《肖申克的救赎》教我：在系统性谎言面前，逃跑不是懦弱，思考才是冒险。一位室友劝我好好学英语——“真正的知识在墙外”。我没出国，但这门语言成了逃离精神版图的护照。
直到某天起，Facebook、YouTube、Google 被一键消失。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无形词条：防火长城。我学会“翻墙”，像在黑夜里摸到一只手电筒。光很小，却足以看见房间里并非只有家具，还有锁链。
3. 科研现场：当“真问题”遇上“真 KPI”
我读的是生命科学，从细胞到分子，从观测到机理。逐步看清一个不太体面的事实：中国科研并不缺钱，缺的是把钱用在真问题上的制度。经费评审看人脉，论文数量当绩效，导师忙应酬，学生当螺丝钉。学术理想最后被六个字打包发走：发文章、要指标。
两个事件把我的“科研滤镜”砸得粉碎：
基因编辑伦理翻车：某副教授把人类胚胎当试管小白鼠，科学没跑通，伦理先失踪。最后三年牢狱出来还是教授，体制责任人“路过不背锅”。
不可复现实验的跃进：一个震惊世界的新工具，几个月后被发现“别人就是做不出来”。楼起得快，塌得更快；追问失效得最快。
科学需要时间、诚实与失败权，而体制提供 KPI、排名与宣传片。当真理被“年度汇报”衔着跑，结果往往不是突破，而是事故。
4. 职场见闻：外企的规矩，内资的魔法
博士后我留在上海。外企的第一课：流程不是摆设，合规不是口号。大家没有加班文化（至少不是996），发现不内卷也能把事情办好。但并购一来，“中国式管理”像病毒：表格宇宙、权力斗法、劣币驱逐良币。于是我转向“民族产业”，想做点真正造福病人的事，结果经历了两家“人矿工厂”。
公司 A 口号是“无边界”灵活工作，翻译成人话叫：没有边界的无偿加班。疫情爆发，他们把研发扔进疫区抢样本，“捐赠”只是 PR，合规是可选项，薪资则是闭口不谈。Apple Watch 是我健康的遗书，心率报警像上班考勤。最终产品死在审批门口——游戏一早写好，行业真正赚钱的，是早就在白名单里的既得利益者。赌徒式老板妄图抄近道，拿员工健康与性命去填坑；监管黑箱，游戏早被写好，外人只配当炮灰。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