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作者：于越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共和国”本应意味着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由人民授权，并对人民负责。然而，当一个国家以“共和国”为名，却缺乏真正的选举制度、言论自由与信息透明时，这一称谓便失去了应有的内涵，沦为形式上的装饰。 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建立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上。人民拥有选票，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能够获取真实的信息，并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这些不仅是制度设计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是否承认人之尊严的根本标志。如果人民没有选择权，没有知情权，也没有表达权，那么所谓“代表人民”的说法就缺乏正当性基础。 历史反复证明，依靠控制信息与塑造单一叙事来维持的治理模式，或许可以在短期内稳定局面，但难以获得持久的认同。因为真相不会永远被遮蔽，人们对自由、公正与尊严的追求也不会消失。信息越封闭，谎言越容易滋生；而谎言一旦累积，信任就会逐渐瓦解。当信任不复存在，任何宏大的叙事都将变得空洞。 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惧怕不同声音。相反，多元意见的存在恰恰是社会活力的体现。允许批评、鼓励讨论、保障表达，不会削弱国家，反而会增强制度的韧性。 因为只有在公开与透明中，错误才能被纠正，政策才能不断完善，权力才不会失去边界。 我们所呼吁的，并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对规则的重建；不是对社会的否定，而是对公正的追求。权利从来不是某种可以被施舍的恩惠，而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保障。当这些权利被忽视或剥夺时，提出质疑与要求改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蒙混一时，不能蒙混一世。”这不仅是一句警示，更是一种历史规律。任何脱离人民、缺乏监督、依赖单向叙事的权力结构，都将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而真正稳固的国家，必然建立在人民的信任之上，而信任只能来源于真实、开放与参与。 因此，推动一个更加公开、公正、以人民为本的制度，不仅是权利的回归，更是社会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属于人民的权利，不应被掩盖，也不应被延迟，而应当在制度中得到切实体现，在现实中得到真正保障。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Why Has the Republic Lost the People? Author: Yu Yu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re...

原创 江智爱 东方新文化 （今天 中国香港）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连财产都不敢公开的一群家伙，你还指望他们全心全意的为你服务，满嘴跑火车，其每一个毛孔都是谎言和欺骗......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所以他们基本实现了官员零贪腐，这种公开、透明的反腐制度，抵得上一万次“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假反腐叫嚣！ 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已经30年，却从未获得通过，所以中国一直采用传统同封建皇权一样的反腐模式，这种反腐其实谈不上任何功绩和智慧，因为它本身不是制度，任何人上台都可以干，简单粗暴，只要一手遮天的权力就行：想查谁就查谁、想抓谁就抓谁，你有没有贪污，权力说了算，你贪了多少？同样是权力说了算。有没有贪污，只不过是选择题，而贪污金额，亦不过是填空题。 其实，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凭中国目前这种金字塔模式的权力结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有油水捞，又不需要公开怎么捞来的，所以权力变现无处不在，国内国际各大银行，堆满了贪官们的巨额财富。 广大官员们，有的人也许本来不想贪。那些在犹豫中的官员，一想到不用公开财产，胆子立刻肥了起来，从人本性上看，这叫腐败诱导公式，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诱导腐败。 很多顶级大官人，不屑于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挖民脂民膏，而是利用政策制定来获得制度不公带来的收入。次一级的官员，灰色收入来自其下级官员的上供。下级通过各种手段攫取的财富，自然要孝敬自己一部分。不然，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从此被冷落，或者权利被剥夺。于是，每一层级的官员都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尽可能地占有灰色收入或者黑色收入，既是为了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通过这种权力腐败的链条，各层级的大大小小的“和珅”都养肥了。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2026年第一季度，基层2.3万村支书、村主任被立案，县处级干部1万人被立案，被立案的厅局级干部则有1267人......总立案24.5万件。看来基层猪们已经养肥了，该宰了！ 具体养多肥开宰？要有一个标准：2026年5月1日以前，官员财产来源不明是30万入刑；5月1日后，修改成了300万且刑期短，几乎成了“免死金牌”，获得全票通过！的确可以理解，哪有自己反自己的，难怪同拥有“监督权”的人民一声招呼都不打，直接全票通过！再过一阵子，干脆小于3000万、3亿也不入刑，脸反正已经不要了，不如一步到位！ 翻看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盟、新加坡等等，都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要是公职人员的资产超过其合法收入，又没有合法性证据，即可判刑，可以说是0元门槛，零容忍。日本则是1万元以内判3年，大于2.5万元判30年...... 如果按照这些标准，红色江山的官员们可都要牢底坐穿了，虽然口号上高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际上是因为嫌太少，如今5月1日以后，明目张胆地要拿就拿300万保底了！ 或许是因为以前30万的入刑标准，官官都达到了，上面既抓不过来、也忙不过来；也或许是查别人的纪委大佬们，前些天数了数自己正好捞了299万？！所以用300W入刑来保平安吧，其实肥肥们都心知肚明：大家屁股都不干净，所以入刑标准提高十倍，来相互擦擦屁股吧！ 基层村级的小肥肥们也终于安心了：咬着牙终于挨到了5月1号，有了准贪证的救命稻草来保驾护航，心里就有底了；另外，未贪满300万的微肥，赶紧抽空从医保社保里再搂一点凑个整数吧！ 只是苦了被抽干抹净的老百姓，当底层人民奄奄一息、活不下去的时候，两会、三会、四会又开了，顶级虎狼会给"奄奄一息们”投喂每个月增加10块养老金，赌愚民们会感恩戴德，加之CCAV来一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会议精神秀”，搞得愚民们瞬间晕头转向，甚至感激涕零！ 最后，虽说以后都只宰300万以上的巨肥，其实宰多大的肥肥，又同屁民们有什么关系呢？！每年反腐的数万亿财富，除了满足红色江山徒子徒孙们，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巨额财富到底到哪里去了？ 智爱反正是没见过1分钱的福利，哪怕是疫情三年危难之际，世界各国政府大发福利，帮助本国人民度过难关，我们这儿也没见过一分一毫的福利补助，这也算是特色版“大国定力”！ 在某些人眼里，贱民本就不应该拥有，但是无产阶级接班人之红色杨兰兰们可以无限拥有，任意挥霍，还怕花不完吗？你放心： 在巴拿马的千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 在委内瑞拉的千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 在伊朗的无数投资，眼看也要打水漂； 还怕花不完？ 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的校车‘营养午餐咱们全包了！ 这也叫绝活版“大国定力”，这钱来得容易，撒得也快也不心疼，反正是民脂民膏，又不是自己赚来的！ 也许人们会问，凭什么让他们这样控制、忽悠、拿捏我们？！ 答：就凭人民被骗了，就凭你被代表了。 凭你不是杨兰兰、不是红二代三代红四代， 凭你手里没选票， 凭你“含赵量”、“含编制量”低⋯ 但即使如此，智爱仍然相信： 人间正道是沧桑， 黎明前的夜最黑， 多行不义必自毙， 站得越高，跌得越惨， 1-2年内，某些人必被算总帐！ -殚精竭虑，只因爱这片土地爱得太深沉； -江智爱（普世新文化） Crazy Gluttonous Feast: The "Permit to Corrupt" Original: Jiang Zhiai, Oriental New Culture (Today, Hong Kong, China) Proofreader: Zhou...

作者：曾群兰   编辑：胡景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今天，我们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声援乔鑫鑫（本名杨泽伟）。         乔鑫鑫，曾经的媒体人，也是“拆墙运动”的参与者与推动者。2023年，乔鑫鑫与他人一起发起了拆墙行动，传播拆墙技术以及信息自由的理念，帮助更多的人突破封锁、了解外部世界。正是由于这些努力，他于同年5月在老挝遭到跨国抓捕，随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起诉，2024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打压，更是对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的打压。         在这个本该信息畅通的时代，中共却建起了防火墙，使14亿人中的大多数被困在无形的“高墙”之中。防火墙的建立，使得信息被过滤，声音被压制，真实被掩盖。而乔鑫鑫所做的，就是在这堵墙上凿出一道道缝隙，让人们从这一道道细缝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他所传播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理念，一种对真实与自由的坚持。他所做的是帮助人们翻越信息屏蔽的高墙。我们更希望如任志强先生所说：我们要一起努力，把眼前的这堵墙推倒。——拆掉这堵墙。         历史告诉我们：高墙可以存在一时，但不可能存在一世。它可以遮住光，但无法永远封锁光。每一个试图突破信息封锁的人，都是在为后来者开路。         他的遭遇也提醒我们——        如果选择沉默，不公只会继续；        如果有人发声，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让更多人知道乔鑫鑫的名字，就是在打破封锁；        让信息继续流动，就是在延续自由，延续光。         我们呼吁：停止对翻墙技术人员的打压与迫害，保障基本的言论自由与信息获取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信息自由无罪，言论自由无罪。        高墙也许仍在，但光终会穿透。 Solidarity with Qiao...

作者：陈伟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我叫陈伟，江苏连云港人，现在生活在美国洛杉矶。 如果放在几年前，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举着“打倒CCP，打倒共产党”的牌子抗议中共。 我出生在普通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学校里学的是共产党如何伟大，新闻里看到的是国家越来越强大，课本里几乎没有什么真实历史。小时候也听说过六四，但只知道是“政治风波”，具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敢讲，学校更不会教。 后来自己学会翻墙，接触到Google和海外媒体，看到很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内容，包括六四真相、文革、大跃进，还有这些年香港、新疆、疫情封控期间发生的事情。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你一直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别人告诉你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也信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窗户被打开了，你看到的东西跟以前相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开始越来越反感中共。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应该反共，而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去了解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政权建立在谎言、恐惧和控制之上。它最擅长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洗脑和维稳。 来到美国之后，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表达自由。在中国，很多话你只能憋在心里，说出来有代价。但在美国，我可以公开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不需要担心有人上门找麻烦。所以后来只要洛杉矶这边有相关活动，我基本都会去。纪念六四、声援香港、抗议中共打压人权，我都参加过。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去中领馆门口举牌。 说实话，一个人站在那里，刚开始还是有点压力的。毕竟从中国出来的人，骨子里多少都带着一点对政治的恐惧，这是长期环境造成的。但站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站出来，而是明知道真相却一直沉默。 很多人问过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知道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也推不倒共产党。 但至少我要让别人知道，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支持中共。共产党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民。 我出来抗议，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作秀。只是觉得既然已经来到自由社会，如果还继续装聋作哑，那和过去被洗脑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至少我做了我认为该做的事。哪怕只是站在那里举一块牌子，我也觉得值得。 Why I Persist in Protesting the CCP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Author: Chen Wei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作者：马群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5月9日，内地网红教授郑强表示：“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满意、轻松的工作有点难找。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先吃点苦不行吗？”对此，不少网友反驳称：“工作确实不难找，但996却只给3000元一个月，我连抱怨都不行吗？”许多年轻人认为，如今中国的就业环境，早已不是一句“先吃苦”就能够解释的。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小学到大学，补习班、学区房、生活费、学费，以及各种人情与教育压力层层叠加。很多家庭为了供孩子读大学，几乎倾尽积蓄。许多年轻人自己也长期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希望通过高考和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实却越来越令人失望。 《城市梦想破碎的瞬间 》图片由AI生成 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所谓“学历改变命运”，正在逐渐失效。很多人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不得不去做外卖、快递、直播销售等低门槛行业。并不是这些职业不值得尊重，而是很多年轻人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我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为什么还是只能做一份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工作？” 更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正在持续恶化。 如今，本科生已经明显“贬值”，研究生人数快速增加。可即便如此，很多硕士毕业后依然很难找到理想工作。一边是每年上千万毕业生持续涌入就业市场，另一边却是大量企业缩减招聘、降薪裁员。 许多岗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学历通胀”现象：过去本科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硕士；过去大专可以从事的岗位，如今也要求本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但高质量岗位并没有同步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职场还长期存在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问题——“35岁门槛”。很多企业默认认为，35岁以上员工“成本高、难管理、加班能力下降”。于是，大量中年劳动者在最需要稳定收入的年龄，反而面临裁员与就业歧视。 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不仅现在找工作困难，甚至连未来都能够提前看到：拼命读书、拼命工作，最后依然可能在35岁之后被职场边缘化。 于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躺平”，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信心的下降。 年轻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吃苦，而是：吃了一辈子的苦，却依然无法获得稳定、体面与希望。 如果一个社会让年轻人长期看不到回报，那么学历焦虑、就业焦虑、生育率下降以及“躺平文化”，都会不断扩大。因为当“努力”不再能够改变命运时，人们自然会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When Chinese Youth Increasingly See No Future Author: Ma Qun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

作者：彭硕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在理论上追求消除阶级差异、实现资源平等分配。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其政治形态往往演变为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且多由强势领导人长期主导。从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再到当代由习近平与金正恩主导的政治体系，这些领导人普遍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独裁者。 这些案例在具体历史与国情上存在差异，但在权力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征：当政治权力不依赖竞争性选举产生，且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时，权力更容易集中于个人，并逐步固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共产主义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于选票，而是通过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操作实现的，政权的获取方式并不是基于合法的民主程序。缺乏选票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缺乏民意基础，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强权和暴力。正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力来源方式，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裁统治。 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近几年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的人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刑比例的持续攀升。2017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人数为2124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630人，短短数年间增长超过三倍。重刑比例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在高压反腐背景下，腐败问题可能并未明显收敛，而反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承担内部权力调整的功能，即以反腐之名来打压异己。与此同时，相关治理方式并未侧重于如公开官员财产等常见的制度性反腐手段。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统计，中国长期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约40至50人。与此同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多年来持续处于全球排名末端（178/180）。从阶段性变化来看，一个更关键的差异：在胡锦涛时期，信息控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与关键政治议题，而在习近平时期，管控范围明显扩大至社交平台与个人表达层面，形成对内容生产、传播与反馈的全链条管理。同时，《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与《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相继实施，使信息控制进一步制度化与法律化。控制范围与方式转变为从以媒体为中心的管控，演变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息治理体系，其广度与执行强度均显著提升。这些变化反映出权力运行方式的进一步集中化趋势，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也沦为舆论宣传工具，这种独裁统治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和严重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甚至能直接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终身主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必担心任何反对声音。这种独裁作风上行下效，导致下面的省市级官员也效仿其治理方式。在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利益。然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这种制衡机制缺失。政党和政府合二为一，党内的权力斗争取代了正常的政治竞争和监督机制。这种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导致了领导人的决策缺乏透明度，没有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可以任意制定政策，而不必考虑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公众的影响。结果，社会资源被浪费，民众利益受损，比如贵州独山县人口不到40万，却欠下400亿高额负债做形象工程；类似地，雄安新区作为习近平亲自规划的项目已累计投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但目前人口导入进度与预期之间存在重大差距，项目在规划阶段缺乏公开听证机制，建设过程中也没有公开的审计。这类案例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当决策缺乏外部反馈机制时，项目更容易呈现“先巨量投入、后匹配需求”的路径，这一机制在多个案例中有所体现。 在共产主义政权中，领导人对民众的责任感缺失。这不仅是因为权力集中和缺乏监督，更是因为领导人的选拔和任免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的升迁往往依赖于政治忠诚和派系斗争，而不是实际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支持。所以领导人并不真正关心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加之缺乏媒体的监督，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以中国历年的抗洪救灾为例。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期间，社会舆论并没有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管控程度显著增强，媒体还能批评政府。在重大灾害来临时，江、胡都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到达现场，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灾区的关注和对民众的关怀。然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媒体逐渐被禁声，他很少在第一时间到达过任何重大的灾害现场，他只是发了无数的批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是通过选票上台的领导人，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习近平通过其执政表现，亲自指挥亲自演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独裁。共产主义政权的虚假本质，在于其权力来源的非民主性、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以及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这种体制不仅难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平等与繁荣，反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加剧与社会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The Trend of Dictatorship in Communist Systems: Taking Xi Jinping as an Example Author: Peng Shuo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Zhou Min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