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作者：胡平 去年7月6日，达赖喇嘛九十华诞，达赖喇嘛发表讲话，对自己的继任问题作出明确阐述。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达赖喇嘛制度将会延续。 「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Gaden Phodrang Trust）及其董事会，将负责寻访并认证转世灵童；该基金会将遵循藏传佛教传统，并与各大教派领袖及其他宗教领袖协商。 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即中国之外。 不出意料，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这番阐述表示强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其核心内容亦可归纳为三点： 必须在中国国内寻访； 必须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 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然而，中共的这三项主张皆站不住脚。  一、关于「国内寻访」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早已有于中国以外寻访转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诞生于蒙古，是蒙古族人。当时中国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图并不包括蒙古。 其理甚明：藏传佛教的弘传本就超越西藏地域与中国国界。活佛转世的寻访范围主要依据藏传佛教的信仰传播与信众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来，藏传佛教的信仰圈已涵盖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诸地，因此在蒙古与印度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早有先例。  当代以来，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流亡印度后，藏传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国之外的信众达五六百万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欧美各地；事实上，中国境外已有多位转世活佛，其中不少并非藏族。因此，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既合理，又完全正当。 二、关于「金瓶掣签」 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签」方式介入达赖喇嘛转世的认定，但实际上，真正依此程序认定的达赖喇嘛仅一两位，多数历代达赖喇嘛——包括现任第十四世——均未经过金瓶掣签程序而确定。 退一步说，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并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满清皇帝介入转世事宜，是基于与西藏间「施主与上师」的特殊关系。 然而中共当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何以有资格干涉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早已明言：「现今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视佛教为愚昧落后的象征，且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若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也说得过去；但如今却是中共坚持要自己寻找魔鬼的转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再去找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转世，然后再来干涉我的转世，那才合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插手。」 他并补充道：「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若出于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则无人需要承认或信奉那个孩童。」 三、关于「中央政府批准」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称：「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的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 此说并不符合事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非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事实上，民国政府曾有意干预，但西藏政府并未理会。从寻访、确认到坐床，均由西藏摄政王及僧团自行完成。坐床典礼时，民国政府仅派蒙藏委员会代表吴忠信前往观礼。 阿沛·阿旺晋美于1989年即明确指出：「没有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这回事，他只是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观礼’而已。」 为何民国政府当年希望参与？因当时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为宗教领袖，又为政治领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脑。对国民政府而言，作为宗教领袖的产生他们无权干涉，但作为地方政府首脑的产生，则与中央有关。为体现「中央—地方」关系，他们主张至少须经中央认可。然而，多数藏人并不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从属定位。结果，国民政府欲干预而未果，只能派员观礼。中央方面报称是「主持」，但藏方仅视之为「贵宾观礼」。 从民国角度看，他们的干预尚有一点道理——因当时政教合一。但此理于今日已不复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实现政教分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退出政治职务，仅保留宗教领袖身份；而中国境内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法律上也规定达赖、班禅不再是地方政府领导人。既如此，现今中共当局又有何理由干预其转世？ 此外，中共当局还声称「藏传佛教没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说同样错误。2013年6月，《亚洲周刊》（第27卷第22期）刊载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访谈，文中指出：「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极为关键，因为它属于史实而非观点。凡了解藏传佛教史者皆知确有其事。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其间并非一成不变，今后亦可调整。而决定是否变革、如何变革的权力，自然在达赖喇嘛本人与藏传佛教机构及信众之手，与中国政府毫无关联。 此处，不妨参照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制度，以助理解。 在十一世纪以前，罗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仍需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会议与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确认后，才正式规定教皇可由枢机主教单独选出，惟法、西、奥三国君主仍保有否决权。至二十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此种世俗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遂成为首位无需世俗介入而由教会单独选出的教皇。 由此可见，早期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影响极大；随历史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削弱，终至归零。  昔时君主干预教皇继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彼时教权与王权互为依存：新教皇须得到君主认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权神授」。 随后政教分离制度确立，教皇继承制度的改革由教会自行决定，非世俗权力所能干预。今日欧洲已完全政教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世俗君主登基亦无需教皇加冕。 这即是政教分离——国家机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国家。  达赖喇嘛已多次阐述转世观念、制度起源与寻访方法，强调：达赖喇嘛转世属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皆无权干涉。其立场——无论从藏传佛教传统、政教分离原则，或藏传佛教全球化的现实——皆完全合理、正确。 简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达赖喇嘛的事，是藏传佛教的事，与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毫无关系。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中共当局炮制的那一套「寻找与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办法，错误而荒谬。未来若真推出所谓「官方达赖喇嘛」，必不会得到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众的承认。这场政治操弄注定成为历史笑柄，最终被彻底废弃。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the Dalai...

记者：林小龙、贾嘉 摄影：韩震、张致君 《在野党》杂志社洛杉矶讯 2026年6月14日上午，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公园万豪酒店举行“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专题座谈会，向南加州侨界、学界及关心两岸关系人士发表演讲并接受现场提问。然而，原本被宣传为“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的交流活动，却因提问环节受到严格筛选与审查，引发现场争议，并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事件。 据现场记者观察，座谈会开始前，会议工作人员要求所有提问者将问题事先提交，由主办方统一汇总、审核及筛选后，再由主持人代为提问。此举与郑丽文在演讲过程中多次强调的“欢迎大家自由提问，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形成明显反差，引发部分与会人士质疑。 《在野党》杂志社记者团当天以正式登记媒体身份进入会场采访。记者原计划就台湾民主制度、新闻自由、两岸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权纪录以及台湾国民党未来政策方向等问题向郑丽文进行公开提问，但相关问题未获进入提问环节。 记者团成员表示，他们希望就郑丽文提出的“放下屠刀”“不能让同胞杀同胞”等论述进行追问，并讨论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反修例运动（反送中运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人权纪录等议题。然而，由于现场提问机制受到限制，上述问题均未获得公开讨论机会。 随着活动进入尾声，部分与会民主人士对提问筛选制度表达不满，并当场提出抗议。现场视频显示，抗议者与会场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冲突，随后有人高喊“闭嘴吧你”“出去吧你”等言辞。其后，多名工作人员与现场人员将抗议者推离座位区域，现场一度出现推搡情况，相关过程被多家媒体及现场民众拍摄记录。 有参与抗议的人士表示，他们并非未经许可闯入会场，而是经过正常报名登记程序进入活动现场，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依据主办方事先宣称的规则进行公开提问和表达意见。 记者团指出，本次采访原本希望围绕“和平、公开、透明、平等对话”的原则展开交流，并向郑丽文当面了解其对于台湾未来发展、两岸关系以及民主价值的具体主张。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提问机制与现场处理方式，令部分与会者感到失望。 此外，记者团还向现场人士展示了《在野党》杂志第19期及第22期刊物，并准备就赵纪森《平等对话，还是错误研判》、孙诚《民国法统论》、关永杰《声援民主台湾，谴责国民党主席亲共卖台之旅》以及张致君《台湾：在大国阴影下的清醒时刻》等文章内容与郑丽文进行交流讨论，但未能获得相关机会。 活动结束后，现场争议仍持续在社交媒体发酵。支持者认为主办方有权维持会场秩序和控制活动流程；批评者则认为，既然活动以公开交流和民主讨论为名，就应当允许不同意见获得平等表达与提问机会，而非通过预先审查机制筛选问题。 截至发稿时，主办方尚未就提问审查制度以及现场冲突事件发表进一步说明。 （图为在野党记者张致君向郑丽文展示《在野党》杂志） （图为在野党记者林小龙现场填写问题卡） （图为现场抗议人员被阻挠） （图为现场人员被警察带走） ...

作者：张维清 2026年6月6日，一座名为《捍卫自由·乌克兰》的大型主题雕塑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那一刻，我有幸站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神圣而震撼的历史瞬间。该雕塑旨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全体军民致敬，纪念他们四年多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英勇顽强地抵抗俄罗斯侵略，坚守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壮举。 站在雕塑前，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22年2月。当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时，文明世界无不义愤填膺，一致予以强烈谴责。然而，中共官方却背道而驰，高调宣称“中俄互信不封顶，战略合作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没有止境”，在国际社会上公然表达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纵容与支持。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购买俄罗斯石油、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对这令人窒息的黑白颠倒，我在微信上公开、坚决地表达反对，我呼吁和平，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援因为在街头举牌支持乌克兰被中国警察抓捕的异见人士。因为我知道，俄罗斯的侵略以及中共对其的支持，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残酷践踏，更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挑衅。尤其是当看到无数无辜的平民与儿童在无差别袭击中失去生命、流离失所，我作为一个尚存良知的人，无法对这种暴行保持沉默。 ...

——专访中国公民陈西先生 陈西借“文明对话国际日”倡议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并通过《对话——教育的目的》一文阐述其核心观点：社会进步源于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对话，而非单向服从与权威灌输。 记者：林小龙（美国洛杉矶）受访人：陈西（中国贵州贵阳）采访方式：远程视频连线采访时间：2026年6月1日林小龙：陈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在野党》的采访。首先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会选择“推动公务员财务公开”作为主题？陈西：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中国至今没有通过相关法律。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提出了“文明对话国际日”，那么最应该讨论的就是中国自身尚未解决的重要公共问题。 林小龙：您在公告中提到，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实行相关制度，中国却长期缺位。您认为症结在哪里？陈西：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开讨论和社会监督。一个良法如果三十多年都无法通过，就说明立法过程中存在某些阻碍。具体是什么阻碍，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公开对话，共同寻找答案。 林小龙：您还提到“良法未到，恶法先来”。这里指的是什么？陈西：我指的是近期关于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的调整。在许多民众看来，反腐标准被提高，而财务公开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这种反差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因此更需要公开讨论。 林小龙：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话”二字？陈西：因为我认为，对话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话，就只能剩下命令和服从。对话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发现问题的方法。 林小龙：在您的文章《对话——教育的目的》中，您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听话”，而是培养“对话能力”。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陈西：我长期观察中国教育和社会运行方式后发现，我们的教育往往更重视服从，而不是思考。学生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却缺少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训练。我认为这是教育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林小龙：您在文中引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布伯以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您认为他们共同说明了什么？陈西：他们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类通过语言和对话认识世界。智慧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人学会思考，而不是学会服从。 林小龙：您提出“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能否进一步解释？陈西：很多人把民主简单理解为投票，其实投票只是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投票之前的讨论过程。同样，法治不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是在规则下讲事实、讲证据、讲道理。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把“对话教育”和“听话教育”进行了鲜明对比。您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陈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对话教育承认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听话教育则更强调服从和等级秩序。 林小龙：有些人认为强调秩序和稳定并没有错，您怎么看？陈西：秩序当然重要，但秩序不应该成为压制人的理由。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沉默和恐惧基础上。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提到“沉默是金”的文化传统，并认为这种观念可能限制社会进步。为什么？陈西：因为很多问题恰恰是在沉默中积累起来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讨论机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社会才有自我修复能力。 林小龙：您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陈西：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开、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无论是公务员财务公开，还是教育改革，还是社会治理，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回避问题。 林小龙：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最想传递的信息。陈西：文明的本质不是统一声音，而是让不同声音能够和平、平等地对话。 林小龙：感谢陈先生接受《在野党》远程视频专访。陈西：谢谢《在野党》，也谢谢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朋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Dialogu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mocracy ——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Chinese Citizen Mr. Chen Xi Chen Xi...

作者：杨大鹏 这些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建设所谓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数以亿计的摄像头遍布城市街道、车站、商场、小区、学校以及乡村路口。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声称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感知、精准管理和实时监控。然而，一个尖锐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始终摆在人们面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摄像头无处不在、人脸识别技术高度发达、个人信息几乎被全面收集的国家，仍然不断出现儿童失踪、人口拐卖以及长期无法侦破的案件？如果一个普通群众闯红灯，摄像头可以迅速识别身份；如果一辆汽车违章，系统可以立即锁定车主；如果有人在网络上发表敏感言论，相关内容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删除，发布者也可能被有关部门关注。那么，为什么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失踪之后，却常常多年没有结果？ 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运行逻辑和政府责任的问题。中国政府长期强调“维稳压倒一切”。据公开资料显示，每年投入维稳和监控体系的资金规模极其庞大。从遍布全国的摄像头网络到大数据分析平台；从人脸识别系统到手机定位和信息追踪，普通民众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套庞大的监控体系最主要的功能似乎并不是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安全，而是维护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当民众上访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发现；当异议人士组织活动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锁定；当维权人士发表批评意见时，监控系统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当政府认为某些声音“不稳定”时，相关人员甚至可能被提前约谈或限制行动。然而，当一些家庭寻找失踪孩子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却往往是漫长的等待、有限的信息以及无尽的绝望。许多失踪儿童的父母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走遍全国，耗尽积蓄，失去工作，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有些家庭最终找回了孩子，但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有更多家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答案。最令人不安的，并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透明和缺乏问责。公众不知道调查进展；公众不知道案件细节；公众不知道相关责任人是否受到追究；公众不知道案件为何长期没有结果；公众甚至不知道那些失踪的孩子究竟去了哪里。在一个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各种猜测和怀疑自然会不断滋生。有人怀疑拐卖网络长期存在却未被彻底打击；有人怀疑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案件调查；有人怀疑某些利益链条长期存在而缺乏有效监督。 ...

作者：张兴贵 极权主义以“整体高于个体”“历史必然性高于个人意志”为元叙事，通过垄断现实解释权、解构自主主体性、重建全控社会结构，将人从目的性存在降格为工具。极权主义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以国家或领袖的名义，垄断真理、控制思想、统一行动，悄无声息地笼罩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上，最终把鲜活的个体变成可替换的螺丝钉。在这样的体制下，人的潜力——那本应如星辰般璀璨的创造力、批判力与自我实现的能力，被系统性地压制、扭曲甚至扼杀。 首先，极权主义通过思想控制切断了潜力释放的源头。极权国家往往建立严密的意识形态机器，从学校到媒体，从家庭到职场，一切信息都必须服务于官方叙事。孩子从小被教导“只有一种正确思想”，质疑成为原罪，独立思考被视为危险。想象一下，当爱因斯坦式的好奇心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的标签，当乔布斯式的创新被斥为“个人主义冒头”，当无数年轻人把毕生精力用于背诵教条而非探索未知，人类的智力宝藏还有多少能被开采？历史早已给出答案：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李森科伪科学横行，遗传学被禁止，农业灾难不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打倒，大学停课，十年浩劫让整整一代人的潜力化为乌有。思想的牢笼，比任何物质枷锁都更牢固，它让天才变成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