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民主—第五章 民主政治的概念（下）
作者：祝正明
（三）法治的民意代表性
法律适用于所有使用文字的社会，法律本身是一种工具，可以为任何形态的社会与阶级所采用，并服务于完全不同的对象。
...
走过十五年牢狱，他仍然相信中国会实现民主
——专访中国维权人士吕耿松
访谈时间：2026年8月22日
记者：贾嘉 沈美花
访谈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吕耿松，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席。195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曾任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因为“8964”而辞职。他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腐败以及普通民众的权益维护。2007年，吕耿松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1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继续从事中国民主党活动。2014年，吕耿松再次被捕。2016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吕耿松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图片：吕耿松领导下的浙江中国民主党团队）
2025年，吕耿松刑满获释。两次入狱、十余年的牢狱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信念。如今的吕耿松依然关注中国社会、人权与民主问题，也愿意与年轻一代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这次访谈中，我们试图从他的个人经历出发，了解一个曾经身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走上维权之路；了解两次入狱和漫长监禁给他带来了什么；也试图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经历十多年牢狱之后，为什么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祝正明 吕耿松 徐光）
2025年，曾两度入狱的中国维权人士、独立撰稿人吕耿松刑满回到家中。从第一次被捕，到第二次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他的人生经历了漫长的牢狱岁月。出狱后的吕耿松，依然保持着一种令人意外的平静和乐观。今天我们连线上吕老师，面对两位年轻后辈，他谈起了自己为什么走上维权道路、1989年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两次入狱，以及十多年监禁期间最难忘的经历。网络信号被严重干扰，不断中断，手机也因为长时间通话而发热，但谈话仍然继续。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放弃最初的信念。
一、从农村走出来：看到别人受苦，就想去帮助无助者
谈起自己为什么会走上维权道路，吕耿松首先提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他说：“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村的生活经历，让他很早就接触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困难。
他说，自己最初帮助别人，并没有特别复杂的目的。
“我看着老百姓有苦难，我就想去帮助他们。”
从帮助个体，到接触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和普通民众，他逐渐发现，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背后，还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图片：吕耿松在维权群体里深孚众望）
二、1989年：人生思想发生重要转变
吕耿松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但1989年的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回忆当年的情况，他说，自己曾经到街上、大学校园以及相关活动现场，听年轻人和学生们讲话，亲眼观察当时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身处体制内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当被问到1989年之后自己的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化，他的回答很明确。
那段经历让他开始更加关注民主、社会公正以及普通人的权利。
此后，他逐渐从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走向独立写作和帮助民众维权。
三、“别人来找我，我就不得不帮”
在长期从事维权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到吕耿松。
他说：“我愿意帮助人家维权，他们都来找我。”
很多人知道他愿意帮助普通人解决问题，于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
对于这些求助，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经历过第一次牢狱而停止。
采访中，我问他：
“您已经因为这些事情付出过代价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吕耿松的回答很简单：
“我的天性就愿意帮助别人，我就乐意做这样的事情。”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朴素，但或许正是他多年坚持的原因。
他并没有把帮助别人描述成一种宏大的政治行为，而更是一种个人选择——看到别人有困难，就想伸手帮一下。
四、第二次入狱：11年并没有改变他
吕耿松第一次入狱是在2007年。
出狱以后，他仍然继续从事写作和维权工作。2014年，他再次被捕，后来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第二次漫长的监禁，对他的身体和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但在谈到这段经历时，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悲观。
相反，他讲起监狱里的生活时，最让采访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一些看似细小问题的坚持。
五、“我不肯认罪”
谈到狱中的经历，吕耿松首先提到的是一个细节。他坚持不认罪。
在看守所和监狱期间，他曾因为是否需要向管理人员喊“报告”等问题发生争执。
当他听到狱警说喊“报告”就是一种“认罪”后，吕老师在狱中就再也没有喊过“报告”这两个字！如果自己认为没有做错，就不应该为了获得所谓的“表现”而违背自己的原则。
他说：“我就不喊报告了。”
这一坚持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知道这样的做法会给自己带来更严格的管理，甚至会遭遇禁闭、处罚等“严管”后果。
但他还是选择坚持。
他说：“我反正已经坐牢了，最多就是严管。”
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失去了自由，那么至少应该保留自己的判断和尊严。
六、因为生活用品问题，与监狱管理人员争辩十多次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监狱工作人员不定期检查和整理他的物品。
按照他的回忆，有一次检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物品被弄得非常凌乱。
于是，他找到相关管理人员理论。
他说：“你们到底是贼还是强盗？把我的东西搞成这个样子。”
这样的争执并不是一次两次。他回忆说，自己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与管理人员发生过十多次争辩。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事情和管理人员发生冲突？
吕耿松的回答依然是：因为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就应该说出来。即使身处监狱，他也不愿意因为害怕处罚而放弃自己的基本尊严。
七、最难受的不是身体，而是不能自由阅读
在十多年监禁生活中，吕耿松认为，对自己的精神折磨尤其严重的事情之一，是阅读受到限制。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读书。但在服刑期间，他曾长时间受到限制，不能自由阅读自己想看的书和报纸。
后来，在不断争取之后，他获得了一些阅读机会，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他说，最初能够获得的阅读材料非常有限，甚至一份报纸也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对于一个长期写作的人来说，无法自由阅读意味着什么？答案不言而喻。
书籍、报纸和知识，是他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但即使阅读受到限制，他也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思想。
八、“从来没有没有动摇过”
采访中，我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在这样的状态下，您的思想有没有动摇过？”
吕耿松的回答非常坚定：“没有动摇。”
他说，自己甚至会把监狱里要求阅读的一些政治书籍当作一种反面材料来阅读。
当书中出现一些关于“民主”“人民”等概念时，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民主，为什么现实中又存在这些问题？
这种思考方式，也成为他在长期监禁期间保持精神独立的一种方式。
他说：
“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坚持的是什么。”
这也是整场采访中最让我感受到力量的一句话。
九、十五年之后，他为什么依然乐观？
与一个经历过十多年牢狱生活的人相比，出狱后的吕耿松显得非常平静。
我问吕老师：
“经历了这么多，您为什么还能保持这么乐观？”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乐观描述成一种特殊能力。或许对于他来说，真正支撑自己的，是一种长期没有改变的信念。
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实现民主。
而且，他认为这个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当我问：
“您觉得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
他的回答是：
“不会太久！”
简单的一句话，却透露出一种非常强的信念感。
十、给年轻人的三个建议
采访最后，我想请吕耿松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
他的回答可以概括成三个关键词：
第一，坚持民主理念
他说：
“希望你们要坚持民主的理念，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
在经历过多年监禁之后，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一信念。
第二，踏踏实实做事情
他说，年轻人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帮助那些遭受不公、受到迫害的人。
“要做一些比较踏实的工作。”
在他看来，真正的改变并不只是表达观点，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具体的人。
第三，要有扎实的知识
他说：“要有扎实的知识，没有扎实的知识也不行。在他的理解中，信念与知识必须结合起来。只有真正了解历史、社会和政治，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简单跟随别人。
十一、“你们要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告诉吕耿松，我们这一代没有亲身经历1989年，也没有亲眼见过当年的历史。我们更多是从父辈的讲述中了解那段历史。
因此，我们更需要通过与吕耿松这样的前辈交流，更深入地理解过去，也寻找继续坚持的力量。
吕耿松回应说，希望年轻人能够继续学习、坚持自己的理念，同时尽可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说：“坚信这个民主是可以实现的。”
这句话也成为这次采访最重要的落点。
十二、“如果他们找您怎么办？”
采访过程中，吕耿松还提到一个现实问题。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言行仍然可能受到关注。
他甚至半开玩笑地告诉我：
“如果你们给我聊完天以后，可能马上就有国保的人来找我了。”
这句话让现场气氛一度变得复杂。
一方面，他依然愿意与年轻人交流；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经历过的那种压力并没有因为刑满释放而彻底消失。
我也因此反复提醒他：
“您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结语：走出高墙之后
这次采访的网络条件并不好。
声音一次次中断，画面不断卡顿，手机因为长时间通话甚至开始发热。
但即便如此，这场对话还是持续了下来。
对于我来说，我们想了解的不只是一个“政治犯”的经历。
大家更想知道：
一个人经历了十多年牢狱之后，为什么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念？
吕耿松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
帮助别人，是他的选择。
坚持自己的判断，是他的选择。
相信民主，也是他的选择。
他说：“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
2025年，他走出了高墙。
但十多年牢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对未来的判断。
如今，面对年轻一代，他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学习、思考、帮助别人，并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
也许，这正是这场采访最值得记录的地方：
一个走过漫长牢狱岁月的人，走出高墙之后，依然没有选择沉默。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Having Endured 15 Years in Prison, He Still Believes Democracy Will...
九年追问：高智晟在哪里？
——洛杉矶街头的声音
记者：贾嘉
洛杉矶讯
高智晟在哪里？
2026年8月16日下午5点，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附近，一场以“高智晟在哪里？”为主题的街头活动举行。来自不同背景的华人参与其中。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先生率先发言，呼吁关注高智晟失踪九年的问题，要求公布他的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并呼吁恢复他的自由。现场最醒目的，是一幅巨大的横幅：“中共是万恶之源！”人群手中的标语则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声音：“立即释放高智晟！”
WHERE IS GAO ZHISHENG？九年过去，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消失。九年，等待一个答案。
2017年8月13日，高智晟再次失踪。从那以后，关于他的消息一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九年，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并不短。九年，可以让一个孩子长大，可以让一个家庭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可以让许多事情逐渐被人遗忘。但对于高智晟的家人而言，这九年却是漫长的等待。他在哪里？他是否平安？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家人身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现场的声音
当天活动现场，有人拿起麦克风发言，有人高举标语，也有人用手机记录整个过程。照片中可以看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站在一起。有人穿着简单的T恤，有人戴着帽子，有人站在人群后方默默支持。他们或许有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此刻站在这里，都在表达同一个诉求：
不要忘记高智晟
不要让一个失踪九年的人从公众记忆中消失。
现场史庆梅女士跟沈美花女士的发言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们面对镜头和人群，拿起麦克风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话铿锵有力，有人情绪平静，但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更多人：
即使声音不大，也不能选择沉默。为什么九年之后还要问？有人可能会问：九年过去了，还有必要继续追问吗？答案很简单：正因为九年过去了，所以更应该问。 如果一个人的失踪可以随着时间被遗忘，那么今天的问题也许会成为明天的问题。如果一个家庭等待了九年，社会最终选择沉默，那么“失踪”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被习惯的现象。因此，现场反复出现的那句话——“高智晟在哪里？”其实不仅仅是在询问一个人的下落。它也是对真相、自由、法律和基本人权的追问。
自由，有时候就是能够站出来说话！
站在美国街头，拿着麦克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恰恰是这种“普通”，让人更加理解自由的意义。可以说话，可以举牌，可以表达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追问自己关心的问题。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社会最基本的权利。今天来到现场的人，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他们至少选择了：不遗忘、不沉默，不停止追问。
九年已经太久
高智晟失踪九年。九年，足够让很多人忘记一个名字。但今天，在洛杉矶的街头，这个名字再次被喊出来。
高智晟在哪里
这是现场最简单的一句话，也是最沉重的一句话。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更多的猜测，而是真实的信息；不是漫长的等待，而是一个明确的答案；更希望有一天，高智晟能够真正恢复自由，重新回到家人身边。九年已经太久。真相不应该随着时间消失，自由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遥远的愿望。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只想把这个问题继续传递下去：
高智晟，你在哪里？
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仍然在问。
编辑：赵杰 校对：戈冰 翻译：戈冰
Nine Years of Questioning: Where is Gao Zhi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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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和血泪充斥的基建狂魔
作者：周恒
中国工程基建行业，因其建筑高度高、规模大、建造速度快和造价低闻名世界，被世人称之为基建狂魔。从2000年开始算起，短短20多年时间，中国建设出天量的房屋建筑工程，铁路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和机场工程，这些工程的数量和规模都跃居世界前列。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虽然北上广深和新一线城市的摩天大楼一座比一座高，CBD的夜景灯光秀璀璨夺目，可是白天的时候这些大楼里空空荡荡，与夜晚的表面热闹形成强烈反差。很多城市的高档写字楼空置率都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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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自由雕塑公园谈“三民主义” 聚焦法统路径与宪政思辨
记者:张致君
2026年7月5日，一场聚焦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学术座谈会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三民主义能否救中国》为题，邀请八九学运亲历者、文献学者、网络“孙文学校”创办人封从德博士担任主讲。多位海外异议学者、民运人士及年轻一代华人到场，围绕“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当代启示、中国未来制度承接框架以及政治转型的潜在风险展开了深度研讨。座谈会所在地自由雕塑公园，地处加州内陆荒漠，因长期展示“六四”、香港抗议及中国人权议题的大型地标性雕塑，已成为海外许多华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坐标。与以往聚焦于历史伤痛纪念的集会不同，本次座谈会在漫天黄沙与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装置间，呈现出一种冷峻的学术思辨氛围。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中）在现场发言）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表示，自由雕塑公园未来除了持续用雕塑这种艺术展现形式反抗暴政，也会逐渐搭建民主政治学术研讨会，讨论主题也不仅从历史清算与政治抗议等“解构性叙事”出发，同样会增加对宪法文本、过渡期合法性来源等“建构性制度设计”的理性探讨。会议先对7月2日在联合国门前为抗议中共对藏人压迫而自焚的Pawo Lobga Rangzen悼哀。
（与会者悼念藏人Lobga Rangzen）
在主旨发言中，封从德首先表示该次研讨会的”救国“应当再”重建民国“之后，提出用”三民主义，四六宪法，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政治行动第一步，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脉络中进行诠释。他认为，三民主义并非历史陈迹，而是应对现代政治危机的“现成制度框架”。对中国历史的充分认识，不被中共统战下的思想与谎言历史所污染至关重要，这会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反对派道路的判断力。
他在会中详细分析了中共在海外民主运动中的统战思想与语言叙事，解释了中共对反对运动中的词汇污染，例如他解释”和理非“中的”非暴力“是严重被曲解的，”非暴力“并不代表放弃”武力革命“，但中共将“武力”与“暴力”的含义混淆，暴力是非法的，而武力是合法的，中共的统战叙事就是将反对派合法的叙事方式变成非法叙事方式，进一步引起反对派内部分裂;再例如他指出，反对派不要落入”统独叙事“，这也是中共分裂反对派的统战战略之一。
封从德尖锐地指出，后极权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并非“如何打破旧体制”，而是“旧体制崩溃后的权力真空与社会失序”。 他借用“普京化”一词，警告转型初期因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强人政治复辟、民主形式化的危险。他在会中提到了中共的“沉船计划“，指出中共在全球所部署的经济、科技等战略部署不仅仅是在扩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在为其政权崩溃后的政权部署，中共将现有大量资金与技术资源外移后，得以保留中共的政治势力，再分裂中国，制造混乱，中共自己占据中国现在疆域板块中资源最富饶的沿海等枢纽区域。
（封从德主讲并回答与会者提问）
“三民主义的精髓在于其整体性。民权保障自由，民生约束资本，民族确立认同。这套互为表里的架构，能有效对冲转型期极易出现的流氓无产阶级民粹主义或威权政客的窃国倒退。”封从德表示。
作为“民国宪政法统”的坚定捍卫者，封从德在会上多次提到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四六宪法”）。他主张，该宪法由当年全中国各党派共同制定，具备无可辩驳的历史正统性。在未来转型期，直接宣布“回归四六宪法”并将其作为临时宪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制宪成本，避免社会因“重新发明轮子”而陷入分裂。
然而，这一具有鲜明立场的“回归法统论”，在现场参与者内部随即引发了激烈的路线交锋。支持法统派的人士在发言中主张“继承资产”，认为历史法统是成本最低、最能凝聚共识的平稳过渡工具。
新宪派与联邦派则对该路径的可操作性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四六宪法”在政治现实、地缘政治及国际承认层面存在巨大的历史断层，面对当下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与地方治理，其过渡机制设计显得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对接的抓手。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座谈会并未流于枯燥的历史复述，而是展现了强烈的时代感。在互动环节中，与会者就两岸体制差异、以及“三民主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再解释”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思想激荡。针对年轻人提出“如何将三民主义推广和三民主义在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台局势中是否还有受众”这一隐忧，封从德给予了积极回应。他赞同并鼓励年轻一代打破意识形态框架，从历史文献中汲取关于“三民主义“运用的智慧，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语言向年轻世代重新阐释。
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在落日余晖洒满大漠时落下帷幕。正如与会研究者所言，这场在沙漠中展开的政治辩论，其意义或许不在于立即拿出一套完美的建国方案，而在于它在威权政治的阴影之外，保留了一处探讨中国未来可能性的“理论绿洲”。尽管“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法统路径在现实政治层面仍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此类社群内部共识的建构与思想火花的碰撞，正为未来的宪政转型做着知识上的防震准备。
主办方透露，未来自由雕塑公园将继续推出围绕“中国政治”的系列深度研讨活动，将这一思考持续引向深入。
摄影:刘敖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Feng Congde Discusse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以团结之名，行侵略之实
作者：李聪玲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中国政府表示，这部法律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然而，在我看来，这部法律并非真正促进民族团结，而是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教育、宗教和言论领域的控制封锁的一项立法。我反对这部法律，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团结并不能建立在独裁统治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平等、尊重和多元之上。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要求所有民族拥有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历史叙事。一个真正成熟和自信的国家，应当能够包容不同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和历史记忆，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塑造一种唯一正确的民族认同。当国家将特定的民族观念上升为法律要求，并贯穿教育、文化、媒体和社会治理时，这已经最大程度压缩了合法表达和文化发展的空间。
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忧虑。西藏的藏语教育、宗教活动和传统文化近年来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因此担心新法律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使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传承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则表示，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持续投入资源保护藏族文化、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围绕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影响，各方长期存在明显分歧。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是一项新的立法，更像是他们长期担忧不断累积后的又一个象征。
就在这部法律生效后不久，一名被流亡藏人组织确认身份的藏人活动人士Lobga Rangzen，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身亡，希望借此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据警方，这名男子因严重烧伤死亡；流亡藏人组织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极端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的未来以及藏人的处境。中国政府则一贯表示，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
没有任何生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政治立场，自焚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它也提醒世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声音长期无法被听见时，可能会采取极端而悲剧性的方式表达诉求。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让许多流亡藏人感到，他们的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和宗教自由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已有一百多名藏人在中国境内以及流亡社区发生自焚事件。这些事件在流亡藏人看来，是对西藏现状的绝望抗议；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这些行为受到分裂势力煽动，危害社会稳定，并依法予以打击。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而言，这部法律同样引发担忧。近年来，新疆政策持续受到国际关注。一些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以及部分国家政府批评当地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并对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受到限制表示关切；中国政府则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表示相关措施属于依法反恐、去极端化和促进发展的政策，并认为外界批评存在政治化倾向。正是在这种持续存在重大争议的背景下，这部法律可能进一步巩固现有民族治理模式，使民族文化和宗教表达面临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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