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作者：司空先让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在浙江有这么一个类似当年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夫人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民主党人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女士。      胡晓玲女士出生于名门之后，母亲祖上是嘉兴名门望族蒋光焴，蒋光焴，清著名藏书家。(1825—1892)当年在嘉兴赫赫有名的“衍芬堂”就是祖上在嘉兴府的府邸。     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加上性格活泼，更是受人尊敬喜爱。胡晓玲的母亲在民国时期就在杭州铁路公司重要部门工作。     1947年，胡晓玲的母亲因曾无意间被同学拉进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加上其出生成分不好，在共党掌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甚至差点送命。胡晓玲也因此从小就遭受歧视和不公，这经历对胡晓玲之后支持民主党人毛庆祥反中共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980年，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当得知胡晓玲与79年“民主墙”的热血青年毛庆祥谈恋爱时，是坚决反对的。    毛庆祥，杭州人，出生于1950年。曾在上海警备区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        1979年，发端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影响到浙江，以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毛庆祥曾参与天安门“四五”运动被判过刑，后平反）为基础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将杭州的民主墙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并形成了一个部落“黑暗中的盗火者”，相互交流思想与认识，并萌发了许多生机勃发的民刊（起源“出自民间”“宣扬民主”故称民刊），而毛庆祥就是参与其中的杰出人士之一。       正是这段时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有着共同志向的胡晓玲与毛庆祥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进入了爱恋阶段。在世俗人的眼里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后的胡晓玲下嫁出生贫寒的毛庆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尽管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意决已定的胡晓玲还是将户口本偷了出来毅然决然地与毛庆祥走进了民政局登记拿到了结婚证书。       1981年4月1日，毛庆祥先生和胡晓玲女士喜结伉俪，婚后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历了福州、广州、桂林、北京、青岛、上海等地，见到了王希哲、刘国凯等民运先驱，还带回了《告各界（行业）人民书》广为应用，加强了浙江民运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庆祥被中共当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81）47号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三年。       1984年8月刑满释放后，毛庆祥不畏当局的打压继续从事民运活动。      1999年6月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再次被捕，11月9日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毛庆祥拒绝认罪服法，服满刑期。       浙江自成立中国民主党以来，监狱中就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在坐牢，前后坐牢的达36人，至今仍在坐牢的有3人。这些民主党人的刑期加起来近200年。      1999年，毛庆祥第二次被当局逮捕并判刑8年。就在毛庆祥被判刑的当年，胡晓玲上班的杭州棉纺针织厂，出台了所谓企业转制政策，就是裁减员工，让工人拿很少一点钱买断工龄，或提早退休每月拿很少一点退休金。胡晓玲选择了提早退休，可胡晓玲一个人这点退休金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孩子还小，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的时候，孩子的学杂费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没办法只能寻求再去打工上班，经好姐妹的介绍，去了一家杭州邮政器材厂工作，可没上几天班就因毛庆祥在狱中申诉，并将申诉材料在探监时交给了胡晓玲…… 当时的国保为了阻止胡晓玲将“申诉材料”递交到检察院，先是威胁胡晓玲，如果递交上去的话，在狱中的毛庆祥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胡晓玲没理会国保。可国保没过几天竟然去了“邮政材料厂”对胡晓玲进行威胁和施压……结果厂方领导一见阵势也倍感紧张，所以第二天厂领导就让胡晓玲不要去上班了。胡晓玲因此失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陷入困境的胡晓玲其生活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没办法只能不时向亲戚朋友借钱，时常打点零工艰难度日。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养育孩子，全力支持毛庆祥的民运事业。       每当看到中国民主党人被判刑，胡晓玲心痛无比。她深知，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被判刑的民主党人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和陪伴。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主动联系其家人尽可能提供帮助和情绪安抚……在胡晓玲的带动和帮助鼓励下，不少民主党 人的夫人们也勇敢站出来，自发团结起来与当局抗争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谴责。     在毛庆祥坐牢期间，胡晓玲不仅要照顾年老的双亲、培育孩子、上班工作，还坚持每个月去监狱探望夫君。 就探监这事，对于中国民主党人夫人这个群体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只有通过探监，才能知道丈夫在监狱里是否遭受不公或虐待，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监能安抚亲人情绪。可以想像，一个人在大牢里呆着，如果没有亲人的关心和探望，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这种痛苦有时可能比坐牢本身还受煎熬！     这里我特别提一下，民主党人吕耿松第二次坐牢11年，在浙江长湖监狱服刑期间，其妻汪雪娥每月至少一次前往探望。杭州至湖州长湖监狱为90公里，来回是180公里，刑期是11年要来回跑132次（132次x180公里=2376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大半圈还多！      由于组建中国民主党案同案的民主党人吴义龙是外地人，在杭州生活相当困难，胡晓玲时常给他送些钱物，在杭州的其他中国民主党人夫人群体也会伸出援助之手，让他度过艰难困苦时期。     如今胡晓玲已7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可还经常去养老院看望照顾身陷囹圄的中国民主党人邹巍90多岁的老母亲。      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先生，在谈到胡晓玲帮助受难者民主党人家人时是深有体会和感触的。当朱虞夫先生第一次坐牢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夫人性格内向懦弱，怕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朱虞夫先生托人带话给胡晓玲，希望她能帮助其夫人克服恐惧和焦虑。在胡晓玲的鼓励帮助下，朱虞夫先生的夫人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就这样，在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的夫人群体一直以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下度过了一个个的艰难时刻。      在民主党人毛庆祥前后获刑11年多中。胡晓玲和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地过着常人不可想象的日子。      胡晓玲就靠自己的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到孩子念大学了，教育费很高，只靠这点退休金根本不够，还要打零工，跟朋友借点钱和亲友的资助。儿子13岁的时候，爸爸就不在身边，在性格等方面对孩子的成长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就在这样艰难日子里，胡晓玲坦然面对现实，引导鼓励孩子要坚强，不要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卑，自暴自弃；培养其积极向上的性格。儿子在母亲良好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下，非常努力地读书学习。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前往迪拜发展，历经千辛万苦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迪拜站住了脚跟：创办了网络媒体，传播介绍阿联酋（迪拜）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旅游、美食……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使者。      胡晓玲以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实际行动不仅默默守住了心中的信念，更是守护支撑起了一个被当局击碎了的家庭。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版的“十二月党人”夫人！       向中国民主党人夫人群体致敬！    Remembering Ms....

——写在2026年的国际妇女节 作者：张致君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三月的风吹进城市，空气带着潮湿与寒意。街角的梧桐树在风中轻轻摇晃，枝叶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某种被压低的低语。 城市看起来依然正常：地铁照常运行，咖啡店门口排着队，商场的大屏幕滚动着广告和节日祝福。 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里，一些声音正在悄然消失。 女性博主的账号消失了，性少数群体的讨论区消失了，脱口秀演员小帕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禁。她们曾经写下的文字、发出的笑声、表达的愤怒与困惑，就像被风卷走的落叶，在互联网的地面上再也找不到停留的地方。 许多人曾经相信，互联网会让表达变得更加自由。但在中国，这片海洋布满了看不见的渔网。人们看不见它，却随时可能被困住。人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游动，实际上每一步都在被监控、被记录、被计算。 中国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公共表达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那些曾经可以被讨论的话题——身体、婚姻、性别平等、性取向、家庭暴力——逐渐被重新划入危险的领域。 红线在移动，在收紧。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中国当代政治叙事中，女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一种以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置于国家目标之后，而社会角色则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义。 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通常被定义为三种角色：母亲、妻子和家庭照顾者。 这种角色定义并非偶然。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问题逐渐被视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鼓励生育，从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再到各地推出的生育补贴和住房奖励，国家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种以家庭和生育为核心的社会价值。 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 官方媒体频繁强调婚姻与生育的重要性，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女性独立、性别平等或婚育选择的讨论，却被视为“西方思想”或“极端女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女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逐渐形成张力。 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身体自主与社会平等，而国家主义更强调人口结构、社会秩序与家庭稳定。当女性开始公开讨论不婚、不育、家庭暴力或职场性别歧视时，这些讨论往往被视为对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 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审查或个别案件中，而是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矛盾：当国家试图通过家庭和人口政策塑造社会结构时，女性的自主选择往往成为最先受到限制的领域。 2022年初，一段来自江苏徐州农村的短视频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铁链锁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她的脖子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墙上，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头发凌乱，眼神空洞而惊恐。 据当地村民说，她已经为所谓的“丈夫”生下了八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国社会的“铁链女事件”。 许多女性在深夜刷到这段视频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每天谈论科技与繁荣的社会，却仍然存在这样的场景：一个女人像牲畜一样被锁在屋里，被迫不断生育。 公众开始追问：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是谁把她卖到这里？ 但随着调查的展开，官方通报却一次次改变说法。地方政府先称她是“精神病患者”，后来又说她是“走失人口”，再后来又承认她可能是拐卖受害者。 几份通报之间互相矛盾，却始终没有给出清晰解释。 与此同时，大量前往徐州调查的志愿者和公民记者遭到警方阻拦，一些女性调查者甚至被警方带走讯问。互联网上关于铁链女的讨论迅速被删除。 一个女人被铁链锁住的身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被锁住的公共话题。 在铁链女事件之前，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打击。 2015年3月，五名女性权利活动者计划在妇女节前夕发起反性骚扰宣传活动。她们原本只是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发放反性骚扰贴纸。 后来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她们，行动尚未开始，便被警方同时带走，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拘留。 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和多个国家政府呼吁中国释放她们。37天后，她们被取保候审。 但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许多女性主义组织被迫关闭，一些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 NGO 逐渐消失。 李翘楚长期关注劳工和女性权益。2021年，她因发布有关人权和刑讯逼供的文章被逮捕；202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在中国，女性不仅难以讨论性别议题，也难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2018年，中国媒体人弦子公开指控知名主持人朱军曾在央视后台对她实施性骚扰。 这一案件迅速引发中国版的 #MeToo 讨论。 许多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案件审理过程异常艰难，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频繁被删除，弦子本人也遭遇巨大舆论压力。 2022年，北京法院判决弦子败诉。 这起案件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一场性骚扰诉讼，更像一次社会试验：女性是否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答案令人沮丧。而发起“米兔运动”的黄雪琴，至今仍在狱中。 2021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微博发布长文，指控一名高层官员性侵。 帖子在二十分钟内被删除。随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无法讨论这一事件。后来，彭帅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未提出性侵指控”。 她在镜头前微笑。那种微笑平静得让人不安。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多所大学的 LGBTQ 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中关闭，一些高校要求相关社团停止活动。 在官方媒体的叙述中，“性别多元”被描述为“西方文化渗透”。许多年轻人发现，她们曾经用来交流的社群一夜之间消失。 沉默再次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更多女性少数群体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结婚或者形式婚姻，而性别暴力隐藏在这些不真实的关系中，许多犯罪在婚姻框架下变成“合法”。 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人口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代的一胎政策，到后来逐步放宽为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 当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时，国家的政策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人口生产者”。 官方媒体不断强调婚育责任，地方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从现金补贴到住房优惠。与此同时，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法律，一些地方开始限制单身女性冷冻卵子。 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再次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处处彰显了中共统治下威权国家的性别政治。而在国际上中国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把性别问题纳入政治叙事的国家。伊朗的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定，2022年年轻女性马赫萨·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拘捕并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强调传统家庭价值，并通过法律限制“同性恋宣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政府也不断强调“家庭主义”，反对性别多元政策。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在性别议题上却呈现出相似趋势：国家试图重新定义女性角色，将其纳入民族、人口或传统价值的叙事之中。 而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空间往往最先受到压缩。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运动之所以常常成为威权政府警惕的对象，并不仅仅因为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因为女性运动往往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女性运动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女性问题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婚姻、教育、就业还是生育，这些议题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女性开始组织、发声和行动时，她们往往能够迅速触及广泛的社会群体。 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女性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潜力。 在威权体制中，政府通常通过控制媒体、压制反对党和限制公民社会来维持权力。然而，女性议题往往从日常生活出发，很难完全被政治化，也很难完全被压制。 当一个关于家庭暴力、性骚扰或拐卖人口的事件引发讨论时，它就不仅限于一个个案，也可能迅速演变为对制度的反思。 正是如此，许多威权政府往往对女性运动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国，“女权五姐妹”因反对性骚扰活动而被拘留，弦子的#MeToo 案件遭遇重重阻碍，铁链女事件的讨论被迅速压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中共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恐惧。 在中共的威权政治的逻辑中，任何能够跨越社会阶层、激发公众共鸣的议题，都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 而女性运动，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 当中国的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讨论自己的身体和权利时，这些看似私人和日常的议题，往往会被中共置于高度敏感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女性的声音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表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 历史也一再证明，极权可以压制声音，却很难彻底消灭记忆。 每一次被删除的帖子、每一个被封禁的账号、每一段被消失的讨论，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们会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痕迹，在私人聊天、海外媒体和零散的叙述中继续流传。 铁链女的影像曾震动整个中国互联网；女权五姐妹的拘押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平等也可能成为一种“敏感议题”；弦子的控诉、彭帅的失声、李翘楚的判刑，也让更多人看见权力与沉默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被压下了热度，但它们改变了许多人的认知。 在中共的威权社会中，权力往往试图让历史变得短暂，让公众忘记昨天发生过什么。 但社会记忆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会在新的代际之间缓慢传递，在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中重新出现。 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许会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但它们不会真正消失。 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不满，而是关于尊严、身体与自由的基本问题。 三月的风仍然在城市之间吹过。 梧桐叶一片一片落下，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哪怕红线不断收紧，哪怕沉默再次降临，那些微弱却真实的光点仍然存在——在记忆里，在语言里，在那些仍然愿意讲述的人心中。 Women's Voices in an Authoritarian Era—Written on the...

作者：吕峰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偶然间看到一位博主描述在河内街头的日常：游客可以使用Google地图、WhatsApp、Facebook，可以用Uber叫车，可以使用Visa或Mastercard付款。这些系统对接全球标准，无需额外学习一套“本地规则”。相比之下，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却无法访问Google、Meta，许多消费场景只支持微信或支付宝，想要注册两个系统必须绑定中国手机号，并且所有的功能需要本地银行账户，新时代的数字系统完全依赖实名认证。中国人所谓的“数字便利”，为什么面对海外游客便失效？ 我想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答案——中国的数字效率，完全建立在对社会的高度监控之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构建了一套极度整合的数字体系：全面实名制、行为轨迹可追溯、各大平台与行政系统深度互通、金融、通信、出行的数据被集中管理。这种结构极大提高了内部效率。扫码支付、数字政务、移动生活被共产党描述为“制度优势”的象征。但是，效率服务必然不是免费的。它依赖持续的数据收集，依赖个体身份的全面绑定，依赖行为的长期可追踪性。共产党将便利与监控被深度绑定。当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平台之间的数据叠加，意味着所有人的行踪高度可见与高度可控。 早晨买一份早餐，支付平台记录时间与地点；白天与同事沟通，社交系统留下信息轨迹；夜晚取件回家，电商平台标注住址与消费记录。若所有这些数据最终汇集于权力之手，个体便如同置身玻璃屋中，隐私与边界逐渐模糊。对体制而言，这是高效治理；对个人而言，这是持续暴露。而海外游客不在本地实名体系内，没有长期数据沉淀，不嵌入国内金融系统，无法被完整纳入平台数据网络。结果显而易见，对内高效的系统，对外部个体却充满摩擦。这不是偶然的技术落差，而是制度边界的体现。中国数字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可控性”，而非“全球兼容性”。这正是那篇越南游记所揭示的根本差异。 越南同样对数字信息监管，但并未建立系统性技术屏蔽。Google、Facebook、YouTube都可被正常访问，国际支付系统被广泛使用，各数字平台与全球体系连接。当数字空间形成高墙，长期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旅游体验，而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以及与国际连接互通的能力。 由此，我想到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国内看似获得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当世界进入工业化与全球贸易阶段时，中国被边缘化。今天，中国在数字空间的高度隔离，就是在制造新的制度壁垒。 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在短期内动员资源，制造效率神话。但当效率依赖于监控，当便利依赖于数据集中，当稳定依赖于信息封锁，体制便陷入一个循环：为了维持秩序，需要更多控制；为了维持效率，需要更多整合；为了维持安全，需要更高的隔离。历史反复证明，专制政权为了维持内部稳定而强制与外界隔绝，都将在封闭的循环中耗尽自身的生机。 一篇越南游记看似平凡，却揭示了一个清晰的事实：中国的数字便利并非普世型便利，而是内部治理型便利，便利的代价是每一个人被监控。这个不断加固的数字高墙必将迎来轰然倒塌的一天，就像历史上看似坚固的柏林墙一样。 The Price of Convenience is Surveillance — Reflections on Reading a Vietnam Travelogue Author: Lyu Fe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文｜林小龙采访：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资料整理：林小龙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陈西，基督徒，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自1980年代起，他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发表政论文章一百七十余篇，著有五十万字《绿色文化工具书》。因坚持民主理念，他三次入狱，累计服刑二十三年。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教师的他，被当局“选定”为贵州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在国家机器的指认下，他从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承担者——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的民主进程紧密绑定。从此，牢狱、伤痕与打压成为常态，但“做一个反者、做一个公民”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上期采访回顾了他的人生转折与苦难经历，也呈现了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通过制度约束驯化权力，而非制造新的权力循环。他寄望年轻一代延续反对派传统，记录历史，推动自由、民主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然而，出狱后的陈西并未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他原本应像普通退休教师一样，安稳地回归生活，却发现自己过去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体系被当局系统性剥夺。尽管家人为他多年缴纳了社保，地方社保部门却以判刑期间不计入缴费年限为由，粗暴地取消了他本应享有的养老金，将一个本该安享晚年的公民逼入长期的不确定与困顿之中。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异议人士群体中并非孤例：无数因为坚持信念、追求自由的人，即便服完刑期，依然被剥夺退休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昔日为推动宪政民主、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精力与付出，被赤裸裸地否定和掠夺。 对陈西而言，这种制度性的“延续惩罚”无疑暴露了中共权力的冷酷与无情：惩罚从未在庭审结束后止步，极权通过行政、司法、社会机制层层加码，持续重新界定他的身份与权利，使他无法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轨迹。在独裁极权下没有公正、没有救济，只有一套精心设计、永不停息的权力机器——专门针对那些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人而运转。 每一次被取消的养老金，每一次行政阻碍，都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中共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 林：您从出狱之后，共产党对你的养老金是如何处理的？ 陈：我出狱之后，我对社保局、军人事务部进行了投诉，我家里人给我交了社保，但是社保局说我坐牢十年，给我取消了，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一种契约的不履行，更是一种落井下石。我已经受到了惩罚，共产党的这种行为是跟法律相抵触的，完全就是以地方的行政法规去处罚我。之前我是贵州省贵阳学院的教师，1989年因“64”事件被学校开除。 林：当社保部门告诉你取消你的社保待遇的时候，有没有提供书面解释和法律依据？ 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是以贵州省的行政法规给我解释的，我认为这跟法律不相符，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因为我坐牢，我退伍军人的待遇可以取消，但是我坐牢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的正常待遇不应当给我取消。 林：您是否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陈：我进行了行政复议，从社区到观山湖区到贵阳市政府，他们是这样答复我的“根据贵州省的行政法规，坐牢期间的缴费不应当计算在内”。地方性法律法规与法律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我在我的投诉状中给到了建议，法律的处罚是有边界的，但是你们对我的处罚是没有边界的，你们可以剥夺我退伍军人的优待，曾经我作为一名军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你们对我的处罚无异于“无期徒刑”。 林：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保状态，那么现在你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陈：如果按照正常工龄来计算，那么我可以领到5~6千，社保局有二十年的工龄没有给我算，加上五年的军龄一共是二十五年，家人给我交了十八年的社保，一共是四十三年。 林：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单纯的行政行为还是一个政治惩罚的延续？ 陈：这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没有进入法治国家的理念，而是阶级斗争，还是旧理念的模式，遇到“敌人”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姑息。 林：您去反应你的情况的时候是否有工作人员暗示过您的情况跟别人的不一样？ 陈：没有暗示过我，社保是我的家人给我交的，但是处罚我的法规文件是不给我看的，除非我同意他们的处罚，都是暗箱操作。导致这种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马列主义”时期，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随时都要求“意识形态”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党治”国家，全由共产党统治。 林：据您了解像跟您一样的所谓的“政治犯”是否遭到同样的遭遇？ 陈：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党治”的受害者。 林：现在您没有养老金，那么您的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陈：主要是来源于我的家人。 林：那么您现在住房、医疗开销压力大吗？ 陈：压力肯定大，现在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物价还高。现在当地公安、政法委四十多个人轮班看守我，“疫情”早就过去了，但是“红袖章”还在我居住的这里，每年他们统计过花在我身上的慰问费是200万元，共产党的维稳经费是很高昂的，管理国家的经费是全球最多的，这就是专家学者已经公布的。五年前我出狱的时候，当时公安局的某位大队长曾经用一千万让我“息事宁人”，但是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不是为金钱而活，你们把我这种精神看得太渺小了。早期贵州另外两位民运人士就是这样处理的，改革开放初期每人给了五十万让他们放弃民运。 采访并非发生在同一空间。记者身在海外，陈西本人仍在中国，交流只能通过远程方式断续进行。但正是在这种被时间、地域与审查层层隔开的状态下，一个个细节得以被反复确认、拼接与记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清晰的表达。惩罚可以剥夺自由、切断收入，却始终无法彻底消除一个人对尊严、法治与自由的坚持。这，或许正是陈西至今仍被严密“看守”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出狱”并不意味着惩罚的结束。对一些人而言，它只是另一种长期惩罚的开始。贵州民运人士陈西，正是这样一位始终被制度持续追逐的人。 当制度以无边界的权力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公民的责任不仅是自保，更是守护普遍的法治原则与社会正义。 陈西选择的不仅是生存，更是长期的社会实践：通过记录历史、捍卫自由、批判权力。 他试图为极权社会留下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制度的野兽面前，公民的理性与良知可以成为驯化力量。 Chen Xi: A Life Punished, Yet a Faith Unextinguished Interview: Lin Xiaolong Editor: Zhang Zhijun Responsible...

——一个亲历强制流产女性的时代启蒙与反思 作者：钱钰琳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叫钱钰琳，出生在1991年的中国海南。我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计划生育是一项正确而必要的国策，课本上说，它让国家摆脱了贫困，让社会更加稳定有序。那时候，我从未怀疑过这些话的真实性，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对生育的管理，是一种合理的安排，而不是对个人的干预。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怀孕，我才真正明白，这项所谓的“国策”，意味着什么。那一年，我被医院查出怀孕八周，因为没有结婚，我被认定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随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直接进入我的宿舍，把我带到医院，在未经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实施了流产手术。那一天，我躺在手术台上，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内心的绝望强烈，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而是可以被一种更高权力决定命运的对象。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手术，而是一种无声却彻底的否定，它否定的不只是一个未出生的生命，也否定了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当拥有的选择权。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一切，我告诉自己，这是国家政策，是时代的要求，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可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中国开始全面开放二胎、三胎，甚至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催促女性生育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的疑问，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同样是怀孕，在2012年，我的怀孕被认定为错误，被强制终止，而在今天，怀孕却被赞扬，被鼓励，被视为一种对国家的贡献。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生育是一种责任，那么当年为什么不允许我承担这种责任？如果生育是一种权利，那么当年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利？当一种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年代，被完全相反地定义为错误和正确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对与错，究竟是基于什么标准？ 我逐渐意识到，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政策背后，个体从来不是被真正考虑的中心。计划生育时代，国家需要减少人口，于是女性的生育被严格限制，甚至可以被强制终止；而当人口开始下降，国家需要增加人口时，生育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女性再次被赋予新的角色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决定权始终不在个体手中，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权力结构之中。女性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被当作一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的工具，而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存在。 这种认识，并不是在一瞬间形成的，而是在经历和时间中慢慢累积起来的。我开始明白，我曾经经历的强制流产，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更是一种时代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在那个逻辑里，个体的意愿可以被忽略，个体的痛苦可以被解释为必要的代价，而个体本身，只是一个更大目标中的一部分。当我再看到那些鼓励生育的宣传时，我感受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清醒，因为我已经明白，在那种体系下，生或者不生，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属于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可以被定义、被改变、甚至被强制执行的决定。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思考自由的意义。我逐渐明白，自由并不是单纯拥有某种权利，而是拥有决定是否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可以被强制不生，也可以被鼓励必须生，那么她真正缺少的，并不是生育本身，而是选择的权利。当一个社会可以在短短十几年之间，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却从未真正面对和反思那些曾经被迫放弃的生命和人生时，我开始意识到，真正需要被启蒙的，不只是个人，而是对个体价值本身的重新认识。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尊严，并不在于她是否生育，而在于她是否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时代的需要所决定。 When Will My Womb Truly Belong to Me? — The Awakening and Reflection of a Woman Who Experienced Forced Abortion Author: Qian Yulin ...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斩首”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情绪已经压过理性。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美国政府捕获，阿里·哈梅内伊被美国政府击毙，无论是针对委内瑞拉的强人政治，还是伊朗的神权结构，外界都曾反复出现同一种声音：一个独裁者倒下，是否就会改变国家现状？ 在威权政体转型的公共讨论中，政治精英的突发性更迭常被赋予过度跨时代的意义。“个体清算”仅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突发事件”，无法自动诱发“结构性转型”。公众对“强人政治”的瓦解常抱有一种基于“政治清算叙事”的乐观预期。 必须先说清楚一点——独裁者的灭亡，从道义上讲，永远不值得同情。长期依赖压制、恐惧与控制维系统治的人，其权力终结本身，就是历史对权力滥用的回应。强人政治本质上压缩社会空间、扭曲制度运行、制造系统性恐惧。它的终结，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在价值判断上都不需要替它辩护。 但问题在于，肯定独裁者的灭亡，并不等于可以把那一刻当作制度重生的完成。 以委内瑞拉为例，在马杜罗执政时期，权力高度集中，司法与军方被深度政治化，反对派长期受压。国际社会多次预测“临界时刻”即将到来，甚至出现过短暂的权力对峙。但真正改变国家命运的，并不是某个瞬间的冲击，而是军方站位、制度安排、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如果这些结构没有重组，强人离场也未必带来制度性自由。 再看伊朗，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掌握宗教合法性与宪政之上的权威。外界长期设想“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走向。但伊朗真正的核心，不仅是个人，而是“最高领袖—革命卫队—宗教监护委员会”这一整套权力体系。如果体系仍然完整，换人并不意味着换轨道。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独裁的本质，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一种结构安排。 如果权力结构允许一个位置同时拥有军队的最终控制权，司法的最终解释权，媒体的话语垄断权，行政的任命主导权。这样的政权无论是谁掌控，都是在制度惯性中强化集中。因而人们在庆祝独裁者的灭亡只是历史的节点，却绝不是历史的终点。 一位叫Iman Jalali的伊朗人对体制的恐怖分析尤其警醒：哈梅内伊死了，很好。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伊朗已经为这一时刻准备了地球上最严密的应急计划，每个关键职位都设有四级继任机制，军事打击事先获得授权，地区指挥官无需德黑兰的命令即可采取行动。 当文章被读到时，新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诞生。政府没有被推翻，体制承受了冲击，而这一切正是体制设计的初衷。所有可信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更有可能变得更加强硬，而不是温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更加活跃、更具威胁。对于伊朗人民而言，这种制度韧性可能带来比哈梅内伊本人更严重的压迫。 情绪让人渴望一个干脆的句号。多年压抑之后，人们自然希望看到象征性的崩塌。但政治现实没有句号，只有结构。如果结构没有被拆解，真空只会被新的力量填补。在高度集权体制中，权力真空往往引发内部重组，而不是自动民主化。历史多次证明，混乱中人们对“稳定”的渴望，反而可能为新的权力集中提供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把政治想象成一次“终极清算”是危险的。它让人误以为问题的根源在“某个人”，而忽视了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 权力如何分配。 权力如何被监督。 权力如何被限制。 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否认独裁者应当退出历史，而是明白制度没有约束机制，新的强人随时会出现。民主从来不是独裁者倒下的自然结果。它是一种制度设计的产物，是规则被写进法律、被执行、被普遍接受的结果。它意味着任何人掌权，也不能为所欲为；即使掌权者拥有多数，也不能压死少数；即使最高领袖声称代表国家，也必须受法律限制。 在强人政治中，人们习惯等待“关键人物”。在成熟制度中，人们依赖规则。民智不是情绪高潮，而是规则意识的形成。是多数人开始理解权力必须被拆分、军队必须国家化、司法必须独立、媒体必须开放，并愿意为这些原则承担责任。公民社会的成长，比任何戏剧性节点都更重要。 独裁者的灭亡，值得肯定，它象征着压迫性节点的终结。但真正值得庆祝的，不是独裁者名字消失，而是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拥有那样的权力。如果权力仍然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位坐上去的人，可能只是换一种语言、换一种风格，却在同样的轨道上运行。 情绪可以推翻一个象征，理性才能建构一个制度。历史不会因为一次震荡就自动改变方向。方向取决于结构是否重组，规则是否重写，权力是否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真正的胜利，不是强人的终结，而是强人政治的终结。 前者是事件，后者是结构。 中文世界中“斩首习近平”的呼吁绝对是对个人权力滥用的一种回应，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存在。但中共的体制也早已设计得天衣无缝：权力不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深深嵌入了党、军队、宣传体系、官僚网络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结构。谁上位，国家机器照样运转。 中共不依赖个人，它是依赖制度化的权力链条。军队、公安、宣传、行政、地方党组织，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即便习近平倒下，继任机制、核心领导班子、应急指挥体系早已准备完毕。权力空缺不会变成民主自由的空白，而是被制度化安排的下一位掌权者迅速填补。清掉一个名字，政治也不会解放。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器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已经学习了如何在震荡中自我稳固。任何外部冲击、内部动荡，都不会让制度本身被撼动太久。军队和安全系统有明确指挥链条；地方党组织在平衡中央与本地利益中已形成自我保护机制；宣传和舆论系统能够在瞬间重塑合法性。斩首只是切掉了一个象征，却不能拆掉支撑权力的框架。幻想中有人认为下一任会更温和、会开放空间，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权力空缺往往促使体制强化，而不是松动。继任者必须维持党的统一和权力集中，否则体系会崩塌。 如同伊朗的哈梅内伊，核心人物的倒下并没有撕裂制度，制度反而借此机会显示了韧性和自我延续的能力。中共也同样如此。 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倒下”上，本质还是在消费强人逻辑，只是从崇拜换成仇恨。真正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司法、军队、宣传、官僚体系依然可以被新的掌权者无限扩张。斩首幻想只会让你忽略长期问题，而政治现实永远关注结构。 所以人们在幻想斩首习近平能带来自由，请先清醒：斩首只是事件，制度才是结构。前者短暂，后者长久。任何真正的改变，都必须从结构入手，而不是偶像。 对于我们来说，独裁政权必然灭亡，只是先别呼吸，路还很长，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Political Reckoning Is Not the Same a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uthor: Zhang Zhijun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