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实录

作者：周君红 编辑：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尊敬的川普总统先生： 您好！ 我叫周君红，原是一名中国律师，也是一位因中共迫害而与三个年幼孩子长期分离的母亲。 获悉您即将于5月14日访问中国，我思虑良久，决定写下这封公开求助信。恳请善良而伟大的您，在访问中国期间，能够关注中国人权律师、异议人士以及宗教信仰群体的艰难处境。 我本人，就是这一切的亲历者。2024年3月，我在美国以中国律师身份参加完加州律师考试，原本准备回国继续执业与生活。然而，仅因在网络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我便遭到打击报复。面对回国后因言获罪的恐惧，我被迫流亡美国，从此与远在中国的三个孩子、丈夫以及父母天各一方。 至今，我们已分离两年有余。我不敢回国，家人也因我不断遭受威胁与骚扰。而身在美国的我，每一天都活在不安与牵挂之中。 我深知，像我这样因中共迫害而家庭破碎、亲人离散的人，绝非个例。只是更多人在沉默中承受着恐惧与苦难。而我唯一稍感幸运的是，我还有自由，还能发声求助。 如：湖南谢阳律师，曾在“709律师大抓捕”中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并吊销律师执照；2026年，又因发表反共言论再次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五年。 上海张展律师，因报道武汉新冠疫情，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又再次因言论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四年。 湖北丁家喜律师，因倡导公民权利，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二年；同案学者许志永博士，被判十四年。 北京律师高智晟原本是中国司法部评选的“全国十佳律师”，仅因代理人权案件、公开批评中共，长期遭受秘密拘押与酷刑，2017年再次被强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一直以来，中共要求律师“讲政治”，强调律师必须拥护其统治。凡对其提出批评者，往往都会遭到严厉打压与制裁。因坚持言论自由而被迫害的律师，不胜枚举。 而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打压也从未停止。 去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上海、浙江等七个城市大规模抓捕牧师、传道人与信徒，其中三十名锡安教会基督徒被捕，创始人金明日牧师亦遭关押。为其辩护的张凯律师，先是遭到骚扰、恐吓，后被吊销律师执照。 此外，北京守望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等家庭教会长期遭受迫害。秋雨圣约教会创会牧师王怡，于2019年被判刑九年。 2025年5月，西安锡安之光教会高全福牧师被拘留。次月，山西临汾金灯堂家庭教会十二名成员被判刑，联合创办人王晓光牧师与其妻杨荣丽，分别被判九年与十五年。 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更早已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自1999年起，中共官方便将法轮功列为“邪教”并予以取缔。多年来，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也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与谴责。 中国宪法虽然写着保障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但现实中，中共却不断践踏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并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它害怕真相传播，害怕中国人民在看清其本质之后，产生群体性的觉醒与反抗。 中共表面上高喊“为人民服务”，本质是为其独裁统治服务。这也是中国社会灾难频发的重要根源。如：新冠疫情初期，中共为了封锁消息，打压“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最终导致无数生命逝去。 与此同时，中国失踪人口问题持续恶化。《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指出，中国每年走失人口人次约为100万。根据中国公安系统公开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人口失踪案件同比增加17.3%。 而中共制造的冤假错案，更是堆积如山。父母为子女奔走申冤，子女为父母寻求公道，妻子为丈夫鸣冤叫屈，手足之间相互上访求助。这些人间悲剧，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 借着您即将访问中国的宝贵机会，我代表自己，也代表无数遭受中共迫害、却无法发声的中国人，向您公开求助。恳请您关注中共对人权律师、异议人士以及宗教信仰群体长期而系统的迫害。 我期盼所有遭受迫害的人，能够早日重获自由；所有被迫分离的家庭，能够早日团圆重聚。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尊重生命、尊重信仰、尊重自由、尊重法治的国家。 《圣经》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马太福音》7:7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篇》50:15 唯愿我的呼求能够得到神的垂听，也能够得到川普总统先生的关注与帮助。 此致 敬礼！ 周君红 2026年5月12日 ...

作者：张维清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本期介绍被迫害集体：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王石等七人） 基本信息： 成员姓名： 王石（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武、赵强、李云、孙帅、李飞、于阳。 出生年月： 核心骨干多为“70后”及“80后”中坚力量。 籍贯： 主要是北京市及周边地区的维权人士与公民。 职业： 涵盖自由职业者、维权人士、独立学者及基层社会活动家。 最新近况： 2026年3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判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该集体七名成员进行重判。副主席王石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其余六名成员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缓刑。目前，所有获刑人员已陆续被送往监狱服刑，家属的常规探视权利受到严格限制。 一、集体简历 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又称北京分部）成立于2025年10月8日。在主席王蕴溥（现流亡英国）和副主席王石的组织下，该组织共有8名初始党员。这是自1998年组党运动以来，罕见的在首都北京公开宣布成立的反对党分支机构。该组织在成立大会上选举了领导层，并集体步行至四通桥附近表达愿为民主献身的决心。 二、政治立场 ...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杭法刑初字第183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有才，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淳安县人，无业，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区14幢2单元401室。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被假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被刑事拘留，同年八月七日被逮捕，同月三十日被监视居住，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有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荣华、代理检察员张哲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有才于一九九八年六月结伙他人商议成立“中国民主党”，决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公然诽谤、诬蔑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将上述“章程”及“宣言”向美国、香港等地组织及个人发送了十八份电子邮件。按照事先商定，由其同伙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印刷并在杭州市的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及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同年七月，被告人王有才分别通知他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准备继续讨论成立“中国民主党”事宜，后被公安机关查获而未逞。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被监视居住期间，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成员会面商谈并接受1000美元。此外，同年五月和九月，被告人王有才还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资助的人民币4000元、300美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的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系累犯，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王有才对所控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其行为仅针对现实社会现象，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关，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有才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进行组建非法政党的活动，一九九八年六月，被告人王有才纠集祝正明、吴义龙（均另行处理）在杭州市原杭州大学草坪上就王有才提出的成立政党一事进行商议，决定将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并各自拟写该党章程。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被告人王有才与祝正明、吴义龙及王东海、林辉等人（均另行处理）在祝正明家讨论并拟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诬蔑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专制”“政治独裁”和“强权暴政”等，明确提出“获取政治权利、修改宪法、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等等，并商定将上述两文公开散发，同时王有才等人分别就联络、宣传、协商等具体行动进行了分工。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被告人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美国、香港等地的组织及个人发送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并要求接收方广为传播。同月三十日上午，按商定由其同伙朱虞夫（另行处理）携带“宣言”印刷件在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及杭州市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 同年七月四日、五日，被告人王有才又分别通知祝正明、王东海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并要求各人尽可能联络其他人员参加，继续讨论“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事宜。经联络，林辉等人赶至杭州，准备聚会。后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而未得逞。     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杭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的成员会面，就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会等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并接受资助的经费1000美元。此外，被告人王有才还于同年五月、九月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所资助的经费人民币4000元和300美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明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 １、祝正明、吴义龙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与王有才商议成立政党并决定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２、祝正明、吴义龙、王东海、林辉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与王有才在祝家共同讨论修改、定稿“章程”、“宣言”并决定公开散发；王东海证言还证实当晚进行了具体分工；公安机关从王有才、祝正明、朱虞夫家中搜查到的“章程”、“宣言”等打印件、印刷件、底稿、电脑文档等书证在案；“宣言”打印件上园珠笔修改的笔迹经鉴定系王有才所写； ３、公安机关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国际互联网公开结点上的浏览发现“章程”、“宣言”已发往境外的证明材料；对王有才住处查获的“东芝Satellite Pro 430 CDT”笔记本电脑中的“发件箱”（NETSCAPE MAIL）检查证实，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该电脑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境外发送了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的鉴定书；胡江霞证言证明该笔记本电脑系其从单位借用，其曾将单位专门配置的网址告诉过王有才； ４、祝正明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据与王有才商定，其将“宣言”交朱虞夫散发；包建林、袁伯庭、俞水华证言证明朱虞夫在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向其分发“宣言”；洪照娣、徐水英证言证明目击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朱虞夫在凯旋路一带散发传单；公安机关从散发现场提取的“宣言”，经鉴定与朱虞夫、祝正明家中查获的“宣言”内容一致，并系同一版本；朱虞夫的证言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５、祝正明、王东海证言证明王有才定于七月十一日聚会讨论“中国民主党”事宜，并被要求分别通知其他人员来参加；林辉证言证明其按通知来杭准备聚会； ６、公安机关从王有才身上搜得的美元及从王有才住处搜获的邮政汇款通知、美元定期存单及敌对组织成员发给王月才有关资助王的电子邮件在案； ７、被告人王有才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所供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被告人王有才在进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中，与境外组织相勾结，接受资助；其曾因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刑，现又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系累犯，均应依法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成立，但指控罪名不当，应予纠正，被告人王有才提出其不构成犯罪的辩解，经查与事实与法律均不相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六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有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二、被告人王有才违法所得的1300美元(其中300美元系被冻结在中国银行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户名为“胡江霞”的“定期一本通”内的存款，帐号： 4531711006500900003575)，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刘舒海 审判员 孙 伟 审判员 何 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冯 菁 Criminal Judgment of the Hangzhou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作者：余杰 編輯：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丁家喜：人權律師，「新公民運動」主要活動家之一。二零一三年，被捕並於次年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三年六個月。二零一九年，再度被捕，一直關押到二零二三年四月十日，才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丁家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生於湖北宜昌宜都縣香客巖村。那裡是鄂西貧窮的山區，他小時候村民還在用三國時期發明的水翻車澆地，玉米、小麥都是用石磨等原始工具處理。 丁家喜的人生堪稱一部波瀾起伏的「四重奏」，是文革之後四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劇變過程的縮影，也是當代中國知識人追求真理和正義的奮鬥之路的縮影。他放棄了人人爭先恐後、而自己已然走得風生水起的名利之路，轉而走上一條少有人走的、艱難崎嶇的、甚至需要犧牲最寶貴自由的道路。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一樂章，是科學救國之路。這是文革後一九八零年代進入大學的那一代青年普遍的人生理想。文革期間殘酷的政治鬥爭，大部分倒霉的知識分子都是文科出身，這讓中國人對學文史哲及法律、政治等望而生畏。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又以科技開路。所以，那一代人對理工科，尤其是尖端科技趨之若鶩。丁家喜曾說：「我總是希望學那些難、但又非常實用的東西。我不想學那種難、但是不實用，或者實用卻不難的東西。而航空發動機是中國到現在也沒能解決的一個技術難題。」一九八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大學期間得過三次一等獎學金，很多課程都是滿分。 大學畢業後，丁家喜被分配到中國航發沈陽發動機研究所（六零六所）。兩年後，被保送回北航讀研究生。讀到一半，轉到飛機設計系。他的興趣本來是做研究，但他發現，體制內大部分研究人員的心思並不在研究上，而是賺錢、往上爬；而且，以當時的研究環境，中國在飛機設計和發動機領域很難取得重大突破。他厭倦了天天和數據、設備打交道，有了轉型的想法，在業餘時間考取了律師資格。研究生畢業後，他在北京的中國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就辭職「下海」了。 丁家喜是「六四」一代，在大學校園裡經歷了天安門民主運動。他完全認同學運中「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等訴求，「說遊行去，我們就跟著去；別人喊口號，我們也跟著喊；天安門廣場上靜坐，我們也去靜坐」。他在天安門廣場最長的一次待了整整三天三夜。運動後期，因為父親意外身亡，他趕回老家奔喪，與後期的學運擦肩而過。之後，他的「六四」情結蟄伏多年，直到二零一一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接觸到大量關於「六四」及之後中國反對運動的資訊，這才重新喚醒青春時代的記憶，此後每年「六四」紀念日都穿黑衣並絕食紀念——即便在獄中也堅持絕食。但他坦承：「我並不認為我的生命的選擇與天安門學生運動有直接的聯繫。那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二樂章，是做民商律師。一九九六年六月，他從研究所辭職，轉入律師這個嶄新的職場。初期，他參與做過刑事案件，卻發現法官通常很強勢，律師難有作為，逐漸放棄刑辯這一塊。他有技術背景，做民商有優勢，漸漸形成了公司併購重組、投資、破產法律事務、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專長。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創建了德鴻律師事務所。第一年，事務所的收入是兩百萬；到二零一二年年底，已增長到兩千五百萬。二零一一年，他被評選為北京市十佳知識產權律師。他還擔任一系列有頭有臉的社會職務：北京律師協會企業重組專業委員會委員、北航創業家協會秘書長、中關村國際孵化軟件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等。 丁家喜卻不以此為滿足。跟他打交道的大都是公司董事長、老總，與這個階層的接觸，使他有了更寬的視野來看待社會。但他仍會遇到各種不公平的案例，由此思考案例背後的共性是什麼，以及是否存在改變這種現實的可能。他最初的一個選擇是加入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民主同盟」，並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間任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他期望通過民盟的渠道，將自己對社會和法治問題的看法提交到政協或人大，以溫和、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 丁家喜加入民盟後，曾在一年間提出八個提案。例如，毒奶粉事件發生後，他提出關於加強奶粉質量監管的提案。然而，即便此類並不危及中共統治的提案，往往也如石沉大海。二零零三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在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的許志永因提出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提案，被逐出民盟。當時丁、許並無深交，但此事讓他意識到民盟並不是一個正常的「政黨」，其運作高度僵化。後來，他就不再參加民盟的活動了。 商業上的成功，並不能彌補丁家喜在社會和政治參與上的挫折。他發現，在中國，所有的規則往源頭追，到最後往往指向同一個制度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規則上的困境也難以真正化解。此時此刻，丁家喜對民商律師的工作逐漸失去興趣，希望改變大學畢業以來二十年的選擇。他聯繫了一個到美國紐約福德翰姆大學做訪問學者的項目，在美國大半年的時間，像海綿一樣沉浸在自由世界的信息環境中。此前，他雖是八九一代，但對之後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所知甚少。這時，他才發現中國國內一直存在著綿延不斷的民間行動。 在此期間，丁家喜完成了數萬字的《歷史的比較》等文稿。他通過比較近代以來中美不同的發展路徑，逐漸形成了對制度與社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三樂章，是在未徹底放棄民商律師身份的同時，以「業餘」身份從事人權相關活動與公民行動。二零一一年十月，他從美國回到中國，與許志永再次會面並展開合作。 隨著參與程度加深，他開始面臨警方的頻繁關注與壓力。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丁家喜和許志永等人發表公開信，呼籲推動官員財產公示。隨後，他參與組織多地相關公民行動。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他在家中被警方帶走。十七日，被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拘留。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北京海淀區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丁家喜在法庭上作了名為《我要做一隻蝴蝶》的最後陳述：「因要求全國人大對財產公示立法，我卻成了欽定的罪犯……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丁家喜、李蔚案進行二審，以書面而非開庭審理，宣布維持原判。 Ding Jiaxi: I'm going to make a butterfly that flashes its wings constantly, and it's going to cause a hurricane of social change By Yu...

作者：张维清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本期关注被迫害人士：邹巍 邹巍：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政治犯。 最新迫害事实：2026年2月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被迫害简历： 2012年1月12日，因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被杭州市警方十余人突然冲进其家中进行大规模搜查，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 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因其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詹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2024年7月20日，因悼念刘晓波去世7周年，与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2024年8月29日，与昝爱宗被杭州市拱墅区批准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罪名予以正式批捕。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2026年2月13日，下午两点半在浙江杭州的法院开庭审理，被判刑三年半，昝爱宗被判三年。 《在野党》人权观察部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撤销判决、无条件释放邹巍和昝爱宗，停止以“寻衅滋事”等口袋罪对迫害异议人士与民主人士进行系统性迫害。和平悼念不是犯罪，追思逝者不是犯罪。任何压制良知与言论自由的行为，终将受到人民的唾弃与历史的审判！我们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华人，团结起来，推翻中共，结束独裁暴政，推动中国走向自由与法治。 ‘The Opposition Party’ China Human Rights Observation Briefing Issue No. 22 (February 13, 2026)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Hu Lili ...

作者：黄维克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资本家算“干部”吗，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答案。 我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也就是我可以把姓氏传下去，但爷爷并不喜欢我，听说我出生那一年，他就被“公私合营”给开除了。 相信他感觉解放后受骗上当，自己创业开办的生意被政府公私合营后，人家学会了经营之道，就把相对高薪的他赶走。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我就成了“扫帚星”，上海人说的“触霉头”。 那个年代每人要填写很多表格，每个表格上都有“家庭成分”，每次这个时候家里都要争论一番，叔叔们认为爷爷算是“干部”，除了投资还要管理。 但实际上应该填写“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那时候听起来像“艾滋病””强奸犯”一样，而且往往空位不够。只能两个字，“工人”、“农民”、“职员”……. 他一个人干的“缺德事”，接下来的几代人都要受磨难，当年的“荣华富贵”我没份，遭人嫌弃时却轮到我了。 爷孙一堂本来是件好事，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每天就这样僵持。 原来爷爷整天闷闷不乐，还有其他的原因，随着时间推移我知道的越来越多。 1950年上海才有围城的枪炮声，他早已经买了去新加坡的船票，但他的母亲听说他要去外国，发誓当场撞墙死在他面前。 曾祖母在孤儿院，把爷爷领回家里抚养成人，他靠努力或者幸运发了“小财”，岂能众叛亲离？再加上当时政府全力宣传“剥削有功”，爷爷就决定留在大陆继续敬他的孝心。 噩梦远远不止“剥削”，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罪孽”深重。原来上海的资本家里也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他是属于后者。 那个动乱年代，为了保护家人，爷爷想买一把手枪回家。那时候买枪要加入一个团体，他就填了一张表格。由于祖母反对，那把枪在家里只呆了一晚上。 就这样，爷爷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反动组织”(大概是“三青团”吧)，他面临发配新疆。那时候的宣传说“新疆是个好地方”，“肥肉吃进去吐出来”，上海人始终对此半信半疑。 全家男女老少出动在火车站送行，孩子们在月台下跪哭声一片，爷爷清楚接下来的日子——凶多吉少，不断地对家人挥手，感觉像是“英勇就义”。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认识的里弄干部，他说： “你怎么会来的？” 爷爷回答：“我是不法资本家”。由于他平时对人很好，这位来往两地的“官员”，坚定地对他说：“你不够格，你不能去！” 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始移动，他的行李被一件件扔到月台上，也只好跳下了火车。就这样巧遇“救星”，爷爷没有了新疆的故事，后来他才有机会死在上海。 之前讲到爷爷因为他固执的妈妈，没有去成“新加坡”，后来又因为善心的干部没去“新疆”。虽然两个地方都是“新”字打头，但任何一个去成了，结果会是天壤之别。 从小都有一个好奇心，爷爷是个孤儿，在上海“十里洋场”，靠什么会赚得“盆满钵满”，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们那一代的教育都是这样，周扒皮半夜里学鸡叫，天不亮就让人下地干活；刘文彩在收租院里，如何用水银秤杆缺斤少两。 无论上一代给了我们多少爱，因为学校的教育，我们都带着一种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看他们。 记得一次问婆婆，别的女人都戴金银首饰，你为什么从来不戴？她回答说，如果有那样的习惯，当年会被金银财宝压死(这么大的口气)。 家里真的那么有钱？是的。婆婆说以前家里在湖南路的老房子，楼梯拐弯可以放一桌酒席，后来家境不好了，就搬到了“大西路”小房子(今天的”延安路”)。 几年前我回上海，还特意去了我长大的房子，在那里拍了张照片(见图)。 那时候家里经济十分落魄，不时要变卖一些东西。在物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婆婆仍然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爷爷则特别注重我的学习。 那时候上海有小学入学试，有一道题目是两张照片，一张是月亮，另一张是太阳，听说有小孩把那太阳，说成可以吃的“大饼”。 爷爷则连家长表格都让我自己填，我不仅会写父母的名字，还会写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中间两个难字“師範”(那时中国还是繁体字)。 我慢慢地意识到爷爷是个好人，给我打的文化基础，今天看来是“钢筋混泥土的”，虽然是小学的前几年，也给我带了好多荣誉。 那时候我在心里想：爷爷为什么以前会去“剥削”他人呢？ 爷爷对他的“剥削”历史，从来都是闭口不谈。 由于我的好奇心，加上家里人口众多，七拼八凑地找出了爷爷的“发家史”。 我感觉到“剥削”的成分几乎没有，或者是极少。如果真有的话，他更多的是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爷爷到上海之前都在和尚庙办的孤儿院里，幸运地被黄氏领养带到上海，没有任何钱，更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做生意。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人办的贸易公司，必须学习讲英语与上司交流。他为了供养母亲，就开始了鹦鹉学舌地讲英文。 爷爷倒是真有一样与众不同的特长，那就是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简直像书店里卖的帖子一样，可能是和尚庙里修来的功夫。 他后来又喜欢上了京剧，不但能唱还会拉。 赚到一点钱后，逢年过节就搞“堂会”，把一帮京剧名角和票友请到家里。他作为东道主还能又拉又唱地表演一番，令他在上海滩的生意人里与众不同。 那时候他办的一个仓库，除了存放一些吃穿住用行的小商品外，还存放美国运来的剩余物资。精明的商人不愿意空船来上海办货，往往运一些没有买家的物品。 货仓存放的东西都有散货或者破损，也允许损耗一个百分比。家里人告诉我，从来都是仓库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很多吃用的东西都不愁， 因为仓库租金都是随着时间递增，美国商人经常弃置存货，抵扣所欠的仓库租金，一次是一货仓的棉花，另一次是一货仓的煤炭。 爷爷做起了“无本买卖”，就这样“发了横财”。 像我爷爷这样的”成分”，必然是每一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人民公社”是从农村到城市，“文化大革命”是从城市到农村。 当时在上海的人民公社运动，需要很多房产来办学校，他们对爷爷都是“好说好劝”。我一直在猜想，他们如何让他心甘情愿签字，“捐赠”部分房产。 “剥削”本来就是犯罪，应该坐牢的，现在无需你坐牢，只是把非法所得分一点出来，那就意味着明天十家陌生人会搬到你家来住。 我还记得家里住在二楼，原来的客厅和饭厅都消失了，甚至阳台也当房间来住。最奢侈的是我们家在楼下，有一个独立的厨房，别人家都要五六家分享。 那时候上海也是住房奇缺，家里的车房变成两层楼，上面一家人下面一家人，连锅炉房也住了一家人。 我长大住在二楼的阳台，每当拉小提琴打拍子，楼下阳台的“工人阶级”邻居就大喊大叫。 后来上海落实政策了，房子算是还给主人了，但是没有一分钱租金，因为这么多年的修缮费，房管处要房主负担，算起来房主还倒过来“欠钱”。 当年有个奇特的现象是，楼梯走廊厨房厕所非常昏暗、但是电灯却有很多盏，开灯的绳子也很多，我小时候最怕的是，错误地开了别人家的电灯。 那时候的邻居一个比一个善良，也是一个比一个穷，“斤斤计较”是实在没办法。 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开始了，那是1966年的一个夏天，感觉是风云突变，上海满街都是身穿军装，但没有领章和帽徽的红卫兵。 平时坐在外面乘凉的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都觉得那天不妙必有大事发生。 红卫兵们一边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一边呼吁所有的民众，把封建迷信和西洋文化的东西都拿出来，街上的人都忙于砸烂菩萨和钢琴。 我家搬出了所有的菩萨和观音，就连“万寿无疆”红绿黄的饭碗菜碟，都难以幸免，要搬到马路中间敲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 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恐慌，搞不清楚身上哪些东西是“四旧”，红卫兵们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 金丝边眼镜的人会被红卫兵截停，眼镜强制拿下后被踩碎，很多人哀求留下“无罪的”镜片，这样高度近视的人，仍然可以举着两片玻璃回家。 男的女的裤腿也有很明确的要求，男的不能小于六寸，女的不能小于四寸，凡是裤腿尺寸不符合标准的都会被剪掉，街上男男女女都穿着开叉的裤子。 上海人的精明超出了想象，很多正在单位上班的人，都利用电话相互转告，提前把裤腿顺着逢线自行拆掉。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在北京已经失势，跑到上海来“发动群众闹革命”，之后还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红卫兵们誓死“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最后他老人家都受不了，不得不踩刹车地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满街砸碎的菩萨观音，燃烧的钢琴、唱片，活像一出“世界大战争”的场面。 爷爷的表情非常沉重，我感觉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世界的末日”，没想到最后成了“他的末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回到父母内地家中？他们是知识分子“臭老九”，还不如呆在上海。 这时候的爷爷也开始有活儿干了，他每天刻意的打扮像“老克勒”(上海话也叫“老狄克”)，扫大街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儿。 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还记得他穿一身浅色的西装，还有那双镶有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 下午的活就是写革命标语，里弄里不要红卫兵，偏要这个资本家，我就负责书写前的折叠和裁剪。 那时候粮店和煤店已经开始,停止向“黑五类”家庭送货，我那时候很小，居然学会用快木板和四个轴承做了一个拖板车运重物。 后来连用蜂窝煤(上海人叫”煤饼”)的资格都没有了，买煤炭回来砸成碎渣，再用黄色泥浆捏在一起做成煤球。 不到十岁的我手太小又没力气，做出来的煤球不经烧，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搞得手又红又肿长满了冻疮。…… 那时候认为受苦是应该的，当年爷爷就是这样“剥削别人”的。 但小小年纪的我最受不了的是，除了附近的邻居以外，当我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那些陌生人的冷眼和羞辱的语言。 那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我一直不肯定，是因为下面的两件事(令我不断思考)。 我家有个邻居也是资产阶级，我看到她郊游的时候带了大本的塑料“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下雨后放在石头上一屁股坐在上面。 爷爷也指着毛主席的像说过“我是好人，他是坏人”，因为他们这些“反动言行”，我经常晚上无法入睡。 除了各地都有的武斗以外，上海“抄家”可能算是另一特色，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抄家，就是有一批人到你家翻箱倒柜，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拿走，无视国家的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有一批北京的高干子弟，叫什么“联合行动“简称“联动”，来上海随意抄任何名人的家，听说用皮带的铁扣打人也是他们发明的。 我们的小区垃圾桶在正中间，那时候会经常看到首饰盒和麻将盒，有的把金银财宝转移，有的则是扔到垃圾桶里。 十二号别墅是开染料厂的，住了一个老人和一个保姆。抄家的红卫兵发现这个叫菊花的保姆为东家匿藏金银财宝，命令她站在凳子上，把她打得哭天喊地，打她的竹竿都爆裂开来。 我们家也被抄了整整三天，红卫兵们来了都很客气，可能是不熟悉这位早就被解雇的“老板”，或许听说爷爷以前对员工很好。 但是红卫兵很利索地找到了爷爷藏的金银财宝，在晾衣服的竹竿里和晚上封炉子的煤灰里，原来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匿藏地方。 婆婆也很快地交出了所有藏的首饰，红卫兵采取了有效的逼供法说: ”老头子都交代了，难道你为他坐牢，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抄家前我也被分派了一个任务，藏一颗火油钻石。我把它绕在剩余的毛线团里，每当红卫兵把毛线抽屉翻过来倒一地，我就去把毛线捡起来放好。 这成了我们家唯一幸存的财宝，后来通过乡下友人贱卖，让全家人又“发了一次财”，去苏州杭州旅游吃好的玩好的。 最后那一天的晚上记得他们围着一个大圆桌，用一把“金钱秤”称重量，清点着金银首饰，清单里列明了数量和重量，像是要上缴国库。 上海后来的抄家算是正规，由单位的职工红卫兵来完成，而不是早期的学生红卫兵。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说，上海抄家物资不足以建一个飞机场，“抢了东西还嫌少”？ 后来退还抄家物质，但必须变卖给国家，所规定价格是一个笑话。 我算是见证资本家“残酷”的第一证人。可以大胆地说，起码不是每一个人都那样。 爷爷素来对每个人都很好，素不相识的人和认识的人都如此。那时候上海有很多安徽来的逃荒难民，爷爷都会把家里剩下吃的用的给他们。 还有家门口有一个小皮匠，他长得一张娃娃脸，因生了很多小孩导致家里十分贫困，爷爷会叫我把家里小东西给他。 别说对人就连对动物爷爷从来都是这样，那时候上海人没有娱乐，喜欢玩斗蟋蟀(上海人叫“螊绩”)，他告诉我这个游戏太残酷。 那年头没人与爷爷交朋友，谁接近他都涉嫌政治立场，他居然交了几个野猫为朋友，晚上会带牠们来家里吃一些残汤剩饭。 现在我一把年龄，想到那几只野猫在黑暗中绿油油的眼睛，仍然十分害怕。 文革结束后，我与叔叔去浙江乡下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去那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到了县城汽车站后，还有大半个小时路程需骑自行车。 叔叔见到了与他一起长大的“水牛”，当年水牛还是一个小孩，他的爸爸负责带着几个帮工，打理黄氏一家大小吃喝拉撒。 水牛在村口带我们回到他家里，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最直接被剥削的人。 水牛的爸爸问叔叔说，“少爷最近怎么样？” 叔叔回答，他早已经去世了。他当场就从灶台倒在地上，痛苦地喊道：“他是好人啊！” 接下来他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 这是一个被剥削的人对剥削他的人的“总结”，我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文革时期上海流行一种“鸡血法”，就是把小公鸡血抽出来打到人体里面。 邻居们都纷纷开始养鸡，他们的厨房太挤地方不够，鸡笼子都搬到我们家的厨房里来。 我问婆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打鸡血，她回答我们没有医务所。是的，我们全家是没有任何医疗。 爷爷因为长期高血压得不到治疗，中风后半身瘫痪，肚子饿了就拍打自己的大腿，喊叫：“三分洋厘只大饼”。 我父母不断来信催促，要我尽快离开上海回到内地，爸爸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实在吃不消。 他的罪名是“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 等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人答应，带我坐火车回四川。当时火车会经过西安停一晚，我这样的年龄不可能一个人上路。 爷爷的病情不见好转，他仍然一瘸一拐地把身子移到弄堂口送我，爷孙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 …… 回到内地后不久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吃午饭，桌子上放了一张简短的电报，全家人一言不发。 我看着爸爸，心里这样说：你哭我就哭(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爸爸居然“没有哭”。 绝不是！他只是眼泪朝心里流(那时候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对不起了，我只能做到没有声音。 我决定放上一张爷爷的照片，相信天堂没有隐私。 爷爷，无论你是资本家也好，是干部也好，我都怀念你！ Are Capitalists Considered “Cadres”? Author: Huang WeikeEditor: Hu Li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