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实录

作者：余杰 編輯：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丁家喜：人權律師，「新公民運動」主要活動家之一。二零一三年，被捕並於次年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三年六個月。二零一九年，再度被捕，一直關押到二零二三年四月十日，才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丁家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生於湖北宜昌宜都縣香客巖村。那裡是鄂西貧窮的山區，他小時候村民還在用三國時期發明的水翻車澆地，玉米、小麥都是用石磨等原始工具處理。 丁家喜的人生堪稱一部波瀾起伏的「四重奏」，是文革之後四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劇變過程的縮影，也是當代中國知識人追求真理和正義的奮鬥之路的縮影。他放棄了人人爭先恐後、而自己已然走得風生水起的名利之路，轉而走上一條少有人走的、艱難崎嶇的、甚至需要犧牲最寶貴自由的道路。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一樂章，是科學救國之路。這是文革後一九八零年代進入大學的那一代青年普遍的人生理想。文革期間殘酷的政治鬥爭，大部分倒霉的知識分子都是文科出身，這讓中國人對學文史哲及法律、政治等望而生畏。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又以科技開路。所以，那一代人對理工科，尤其是尖端科技趨之若鶩。丁家喜曾說：「我總是希望學那些難、但又非常實用的東西。我不想學那種難、但是不實用，或者實用卻不難的東西。而航空發動機是中國到現在也沒能解決的一個技術難題。」一九八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大學期間得過三次一等獎學金，很多課程都是滿分。 大學畢業後，丁家喜被分配到中國航發沈陽發動機研究所（六零六所）。兩年後，被保送回北航讀研究生。讀到一半，轉到飛機設計系。他的興趣本來是做研究，但他發現，體制內大部分研究人員的心思並不在研究上，而是賺錢、往上爬；而且，以當時的研究環境，中國在飛機設計和發動機領域很難取得重大突破。他厭倦了天天和數據、設備打交道，有了轉型的想法，在業餘時間考取了律師資格。研究生畢業後，他在北京的中國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就辭職「下海」了。 丁家喜是「六四」一代，在大學校園裡經歷了天安門民主運動。他完全認同學運中「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等訴求，「說遊行去，我們就跟著去；別人喊口號，我們也跟著喊；天安門廣場上靜坐，我們也去靜坐」。他在天安門廣場最長的一次待了整整三天三夜。運動後期，因為父親意外身亡，他趕回老家奔喪，與後期的學運擦肩而過。之後，他的「六四」情結蟄伏多年，直到二零一一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接觸到大量關於「六四」及之後中國反對運動的資訊，這才重新喚醒青春時代的記憶，此後每年「六四」紀念日都穿黑衣並絕食紀念——即便在獄中也堅持絕食。但他坦承：「我並不認為我的生命的選擇與天安門學生運動有直接的聯繫。那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二樂章，是做民商律師。一九九六年六月，他從研究所辭職，轉入律師這個嶄新的職場。初期，他參與做過刑事案件，卻發現法官通常很強勢，律師難有作為，逐漸放棄刑辯這一塊。他有技術背景，做民商有優勢，漸漸形成了公司併購重組、投資、破產法律事務、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專長。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創建了德鴻律師事務所。第一年，事務所的收入是兩百萬；到二零一二年年底，已增長到兩千五百萬。二零一一年，他被評選為北京市十佳知識產權律師。他還擔任一系列有頭有臉的社會職務：北京律師協會企業重組專業委員會委員、北航創業家協會秘書長、中關村國際孵化軟件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等。 丁家喜卻不以此為滿足。跟他打交道的大都是公司董事長、老總，與這個階層的接觸，使他有了更寬的視野來看待社會。但他仍會遇到各種不公平的案例，由此思考案例背後的共性是什麼，以及是否存在改變這種現實的可能。他最初的一個選擇是加入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民主同盟」，並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間任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他期望通過民盟的渠道，將自己對社會和法治問題的看法提交到政協或人大，以溫和、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 丁家喜加入民盟後，曾在一年間提出八個提案。例如，毒奶粉事件發生後，他提出關於加強奶粉質量監管的提案。然而，即便此類並不危及中共統治的提案，往往也如石沉大海。二零零三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在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的許志永因提出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提案，被逐出民盟。當時丁、許並無深交，但此事讓他意識到民盟並不是一個正常的「政黨」，其運作高度僵化。後來，他就不再參加民盟的活動了。 商業上的成功，並不能彌補丁家喜在社會和政治參與上的挫折。他發現，在中國，所有的規則往源頭追，到最後往往指向同一個制度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規則上的困境也難以真正化解。此時此刻，丁家喜對民商律師的工作逐漸失去興趣，希望改變大學畢業以來二十年的選擇。他聯繫了一個到美國紐約福德翰姆大學做訪問學者的項目，在美國大半年的時間，像海綿一樣沉浸在自由世界的信息環境中。此前，他雖是八九一代，但對之後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所知甚少。這時，他才發現中國國內一直存在著綿延不斷的民間行動。 在此期間，丁家喜完成了數萬字的《歷史的比較》等文稿。他通過比較近代以來中美不同的發展路徑，逐漸形成了對制度與社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三樂章，是在未徹底放棄民商律師身份的同時，以「業餘」身份從事人權相關活動與公民行動。二零一一年十月，他從美國回到中國，與許志永再次會面並展開合作。 隨著參與程度加深，他開始面臨警方的頻繁關注與壓力。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丁家喜和許志永等人發表公開信，呼籲推動官員財產公示。隨後，他參與組織多地相關公民行動。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他在家中被警方帶走。十七日，被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拘留。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北京海淀區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丁家喜在法庭上作了名為《我要做一隻蝴蝶》的最後陳述：「因要求全國人大對財產公示立法，我卻成了欽定的罪犯……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丁家喜、李蔚案進行二審，以書面而非開庭審理，宣布維持原判。 Ding Jiaxi: I'm going to make a butterfly that flashes its wings constantly, and it's going to cause a hurricane of social change By Yu...

作者：张维清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本期关注被迫害人士：邹巍 邹巍：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政治犯。 最新迫害事实：2026年2月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被迫害简历： 2012年1月12日，因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被杭州市警方十余人突然冲进其家中进行大规模搜查，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 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因其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詹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2024年7月20日，因悼念刘晓波去世7周年，与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2024年8月29日，与昝爱宗被杭州市拱墅区批准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罪名予以正式批捕。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2026年2月13日，下午两点半在浙江杭州的法院开庭审理，被判刑三年半，昝爱宗被判三年。 《在野党》人权观察部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撤销判决、无条件释放邹巍和昝爱宗，停止以“寻衅滋事”等口袋罪对迫害异议人士与民主人士进行系统性迫害。和平悼念不是犯罪，追思逝者不是犯罪。任何压制良知与言论自由的行为，终将受到人民的唾弃与历史的审判！我们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华人，团结起来，推翻中共，结束独裁暴政，推动中国走向自由与法治。 ‘The Opposition Party’ China Human Rights Observation Briefing Issue No. 22 (February 13, 2026)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Hu Lili ...

作者：黄维克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资本家算“干部”吗，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答案。 我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也就是我可以把姓氏传下去，但爷爷并不喜欢我，听说我出生那一年，他就被“公私合营”给开除了。 相信他感觉解放后受骗上当，自己创业开办的生意被政府公私合营后，人家学会了经营之道，就把相对高薪的他赶走。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我就成了“扫帚星”，上海人说的“触霉头”。 那个年代每人要填写很多表格，每个表格上都有“家庭成分”，每次这个时候家里都要争论一番，叔叔们认为爷爷算是“干部”，除了投资还要管理。 但实际上应该填写“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那时候听起来像“艾滋病””强奸犯”一样，而且往往空位不够。只能两个字，“工人”、“农民”、“职员”……. 他一个人干的“缺德事”，接下来的几代人都要受磨难，当年的“荣华富贵”我没份，遭人嫌弃时却轮到我了。 爷孙一堂本来是件好事，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每天就这样僵持。 原来爷爷整天闷闷不乐，还有其他的原因，随着时间推移我知道的越来越多。 1950年上海才有围城的枪炮声，他早已经买了去新加坡的船票，但他的母亲听说他要去外国，发誓当场撞墙死在他面前。 曾祖母在孤儿院，把爷爷领回家里抚养成人，他靠努力或者幸运发了“小财”，岂能众叛亲离？再加上当时政府全力宣传“剥削有功”，爷爷就决定留在大陆继续敬他的孝心。 噩梦远远不止“剥削”，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罪孽”深重。原来上海的资本家里也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他是属于后者。 那个动乱年代，为了保护家人，爷爷想买一把手枪回家。那时候买枪要加入一个团体，他就填了一张表格。由于祖母反对，那把枪在家里只呆了一晚上。 就这样，爷爷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反动组织”(大概是“三青团”吧)，他面临发配新疆。那时候的宣传说“新疆是个好地方”，“肥肉吃进去吐出来”，上海人始终对此半信半疑。 全家男女老少出动在火车站送行，孩子们在月台下跪哭声一片，爷爷清楚接下来的日子——凶多吉少，不断地对家人挥手，感觉像是“英勇就义”。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认识的里弄干部，他说： “你怎么会来的？” 爷爷回答：“我是不法资本家”。由于他平时对人很好，这位来往两地的“官员”，坚定地对他说：“你不够格，你不能去！” 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始移动，他的行李被一件件扔到月台上，也只好跳下了火车。就这样巧遇“救星”，爷爷没有了新疆的故事，后来他才有机会死在上海。 之前讲到爷爷因为他固执的妈妈，没有去成“新加坡”，后来又因为善心的干部没去“新疆”。虽然两个地方都是“新”字打头，但任何一个去成了，结果会是天壤之别。 从小都有一个好奇心，爷爷是个孤儿，在上海“十里洋场”，靠什么会赚得“盆满钵满”，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们那一代的教育都是这样，周扒皮半夜里学鸡叫，天不亮就让人下地干活；刘文彩在收租院里，如何用水银秤杆缺斤少两。 无论上一代给了我们多少爱，因为学校的教育，我们都带着一种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看他们。 记得一次问婆婆，别的女人都戴金银首饰，你为什么从来不戴？她回答说，如果有那样的习惯，当年会被金银财宝压死(这么大的口气)。 家里真的那么有钱？是的。婆婆说以前家里在湖南路的老房子，楼梯拐弯可以放一桌酒席，后来家境不好了，就搬到了“大西路”小房子(今天的”延安路”)。 几年前我回上海，还特意去了我长大的房子，在那里拍了张照片(见图)。 那时候家里经济十分落魄，不时要变卖一些东西。在物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婆婆仍然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爷爷则特别注重我的学习。 那时候上海有小学入学试，有一道题目是两张照片，一张是月亮，另一张是太阳，听说有小孩把那太阳，说成可以吃的“大饼”。 爷爷则连家长表格都让我自己填，我不仅会写父母的名字，还会写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中间两个难字“師範”(那时中国还是繁体字)。 我慢慢地意识到爷爷是个好人，给我打的文化基础，今天看来是“钢筋混泥土的”，虽然是小学的前几年，也给我带了好多荣誉。 那时候我在心里想：爷爷为什么以前会去“剥削”他人呢？ 爷爷对他的“剥削”历史，从来都是闭口不谈。 由于我的好奇心，加上家里人口众多，七拼八凑地找出了爷爷的“发家史”。 我感觉到“剥削”的成分几乎没有，或者是极少。如果真有的话，他更多的是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爷爷到上海之前都在和尚庙办的孤儿院里，幸运地被黄氏领养带到上海，没有任何钱，更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做生意。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人办的贸易公司，必须学习讲英语与上司交流。他为了供养母亲，就开始了鹦鹉学舌地讲英文。 爷爷倒是真有一样与众不同的特长，那就是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简直像书店里卖的帖子一样，可能是和尚庙里修来的功夫。 他后来又喜欢上了京剧，不但能唱还会拉。 赚到一点钱后，逢年过节就搞“堂会”，把一帮京剧名角和票友请到家里。他作为东道主还能又拉又唱地表演一番，令他在上海滩的生意人里与众不同。 那时候他办的一个仓库，除了存放一些吃穿住用行的小商品外，还存放美国运来的剩余物资。精明的商人不愿意空船来上海办货，往往运一些没有买家的物品。 货仓存放的东西都有散货或者破损，也允许损耗一个百分比。家里人告诉我，从来都是仓库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很多吃用的东西都不愁， 因为仓库租金都是随着时间递增，美国商人经常弃置存货，抵扣所欠的仓库租金，一次是一货仓的棉花，另一次是一货仓的煤炭。 爷爷做起了“无本买卖”，就这样“发了横财”。 像我爷爷这样的”成分”，必然是每一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人民公社”是从农村到城市，“文化大革命”是从城市到农村。 当时在上海的人民公社运动，需要很多房产来办学校，他们对爷爷都是“好说好劝”。我一直在猜想，他们如何让他心甘情愿签字，“捐赠”部分房产。 “剥削”本来就是犯罪，应该坐牢的，现在无需你坐牢，只是把非法所得分一点出来，那就意味着明天十家陌生人会搬到你家来住。 我还记得家里住在二楼，原来的客厅和饭厅都消失了，甚至阳台也当房间来住。最奢侈的是我们家在楼下，有一个独立的厨房，别人家都要五六家分享。 那时候上海也是住房奇缺，家里的车房变成两层楼，上面一家人下面一家人，连锅炉房也住了一家人。 我长大住在二楼的阳台，每当拉小提琴打拍子，楼下阳台的“工人阶级”邻居就大喊大叫。 后来上海落实政策了，房子算是还给主人了，但是没有一分钱租金，因为这么多年的修缮费，房管处要房主负担，算起来房主还倒过来“欠钱”。 当年有个奇特的现象是，楼梯走廊厨房厕所非常昏暗、但是电灯却有很多盏，开灯的绳子也很多，我小时候最怕的是，错误地开了别人家的电灯。 那时候的邻居一个比一个善良，也是一个比一个穷，“斤斤计较”是实在没办法。 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开始了，那是1966年的一个夏天，感觉是风云突变，上海满街都是身穿军装，但没有领章和帽徽的红卫兵。 平时坐在外面乘凉的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都觉得那天不妙必有大事发生。 红卫兵们一边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一边呼吁所有的民众，把封建迷信和西洋文化的东西都拿出来，街上的人都忙于砸烂菩萨和钢琴。 我家搬出了所有的菩萨和观音，就连“万寿无疆”红绿黄的饭碗菜碟，都难以幸免，要搬到马路中间敲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 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恐慌，搞不清楚身上哪些东西是“四旧”，红卫兵们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 金丝边眼镜的人会被红卫兵截停，眼镜强制拿下后被踩碎，很多人哀求留下“无罪的”镜片，这样高度近视的人，仍然可以举着两片玻璃回家。 男的女的裤腿也有很明确的要求，男的不能小于六寸，女的不能小于四寸，凡是裤腿尺寸不符合标准的都会被剪掉，街上男男女女都穿着开叉的裤子。 上海人的精明超出了想象，很多正在单位上班的人，都利用电话相互转告，提前把裤腿顺着逢线自行拆掉。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在北京已经失势，跑到上海来“发动群众闹革命”，之后还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红卫兵们誓死“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最后他老人家都受不了，不得不踩刹车地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满街砸碎的菩萨观音，燃烧的钢琴、唱片，活像一出“世界大战争”的场面。 爷爷的表情非常沉重，我感觉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世界的末日”，没想到最后成了“他的末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回到父母内地家中？他们是知识分子“臭老九”，还不如呆在上海。 这时候的爷爷也开始有活儿干了，他每天刻意的打扮像“老克勒”(上海话也叫“老狄克”)，扫大街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儿。 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还记得他穿一身浅色的西装，还有那双镶有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 下午的活就是写革命标语，里弄里不要红卫兵，偏要这个资本家，我就负责书写前的折叠和裁剪。 那时候粮店和煤店已经开始,停止向“黑五类”家庭送货，我那时候很小，居然学会用快木板和四个轴承做了一个拖板车运重物。 后来连用蜂窝煤(上海人叫”煤饼”)的资格都没有了，买煤炭回来砸成碎渣，再用黄色泥浆捏在一起做成煤球。 不到十岁的我手太小又没力气，做出来的煤球不经烧，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搞得手又红又肿长满了冻疮。…… 那时候认为受苦是应该的，当年爷爷就是这样“剥削别人”的。 但小小年纪的我最受不了的是，除了附近的邻居以外，当我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那些陌生人的冷眼和羞辱的语言。 那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我一直不肯定，是因为下面的两件事(令我不断思考)。 我家有个邻居也是资产阶级，我看到她郊游的时候带了大本的塑料“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下雨后放在石头上一屁股坐在上面。 爷爷也指着毛主席的像说过“我是好人，他是坏人”，因为他们这些“反动言行”，我经常晚上无法入睡。 除了各地都有的武斗以外，上海“抄家”可能算是另一特色，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抄家，就是有一批人到你家翻箱倒柜，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拿走，无视国家的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有一批北京的高干子弟，叫什么“联合行动“简称“联动”，来上海随意抄任何名人的家，听说用皮带的铁扣打人也是他们发明的。 我们的小区垃圾桶在正中间，那时候会经常看到首饰盒和麻将盒，有的把金银财宝转移，有的则是扔到垃圾桶里。 十二号别墅是开染料厂的，住了一个老人和一个保姆。抄家的红卫兵发现这个叫菊花的保姆为东家匿藏金银财宝，命令她站在凳子上，把她打得哭天喊地，打她的竹竿都爆裂开来。 我们家也被抄了整整三天，红卫兵们来了都很客气，可能是不熟悉这位早就被解雇的“老板”，或许听说爷爷以前对员工很好。 但是红卫兵很利索地找到了爷爷藏的金银财宝，在晾衣服的竹竿里和晚上封炉子的煤灰里，原来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匿藏地方。 婆婆也很快地交出了所有藏的首饰，红卫兵采取了有效的逼供法说: ”老头子都交代了，难道你为他坐牢，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抄家前我也被分派了一个任务，藏一颗火油钻石。我把它绕在剩余的毛线团里，每当红卫兵把毛线抽屉翻过来倒一地，我就去把毛线捡起来放好。 这成了我们家唯一幸存的财宝，后来通过乡下友人贱卖，让全家人又“发了一次财”，去苏州杭州旅游吃好的玩好的。 最后那一天的晚上记得他们围着一个大圆桌，用一把“金钱秤”称重量，清点着金银首饰，清单里列明了数量和重量，像是要上缴国库。 上海后来的抄家算是正规，由单位的职工红卫兵来完成，而不是早期的学生红卫兵。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说，上海抄家物资不足以建一个飞机场，“抢了东西还嫌少”？ 后来退还抄家物质，但必须变卖给国家，所规定价格是一个笑话。 我算是见证资本家“残酷”的第一证人。可以大胆地说，起码不是每一个人都那样。 爷爷素来对每个人都很好，素不相识的人和认识的人都如此。那时候上海有很多安徽来的逃荒难民，爷爷都会把家里剩下吃的用的给他们。 还有家门口有一个小皮匠，他长得一张娃娃脸，因生了很多小孩导致家里十分贫困，爷爷会叫我把家里小东西给他。 别说对人就连对动物爷爷从来都是这样，那时候上海人没有娱乐，喜欢玩斗蟋蟀(上海人叫“螊绩”)，他告诉我这个游戏太残酷。 那年头没人与爷爷交朋友，谁接近他都涉嫌政治立场，他居然交了几个野猫为朋友，晚上会带牠们来家里吃一些残汤剩饭。 现在我一把年龄，想到那几只野猫在黑暗中绿油油的眼睛，仍然十分害怕。 文革结束后，我与叔叔去浙江乡下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去那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到了县城汽车站后，还有大半个小时路程需骑自行车。 叔叔见到了与他一起长大的“水牛”，当年水牛还是一个小孩，他的爸爸负责带着几个帮工，打理黄氏一家大小吃喝拉撒。 水牛在村口带我们回到他家里，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最直接被剥削的人。 水牛的爸爸问叔叔说，“少爷最近怎么样？” 叔叔回答，他早已经去世了。他当场就从灶台倒在地上，痛苦地喊道：“他是好人啊！” 接下来他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 这是一个被剥削的人对剥削他的人的“总结”，我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文革时期上海流行一种“鸡血法”，就是把小公鸡血抽出来打到人体里面。 邻居们都纷纷开始养鸡，他们的厨房太挤地方不够，鸡笼子都搬到我们家的厨房里来。 我问婆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打鸡血，她回答我们没有医务所。是的，我们全家是没有任何医疗。 爷爷因为长期高血压得不到治疗，中风后半身瘫痪，肚子饿了就拍打自己的大腿，喊叫：“三分洋厘只大饼”。 我父母不断来信催促，要我尽快离开上海回到内地，爸爸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实在吃不消。 他的罪名是“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 等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人答应，带我坐火车回四川。当时火车会经过西安停一晚，我这样的年龄不可能一个人上路。 爷爷的病情不见好转，他仍然一瘸一拐地把身子移到弄堂口送我，爷孙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 …… 回到内地后不久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吃午饭，桌子上放了一张简短的电报，全家人一言不发。 我看着爸爸，心里这样说：你哭我就哭(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爸爸居然“没有哭”。 绝不是！他只是眼泪朝心里流(那时候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对不起了，我只能做到没有声音。 我决定放上一张爷爷的照片，相信天堂没有隐私。 爷爷，无论你是资本家也好，是干部也好，我都怀念你！ Are Capitalists Considered “Cadres”? Author: Huang WeikeEditor: Hu Lili ...

作者：钟然 编辑：钟然   翻译：周敏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秘密警察体系、意识形态审查机制和党内政治清洗制度的关键奠基者之一。他在毛泽东时期长期掌控情报、保卫与意识形态领域，被普遍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幕后权力人物之一。 康生早年加入中共，20世纪30年代长期在苏联活动，深受斯大林体制及其秘密警察体系影响。回国后，他在延安时期主持中央社会部，负责情报、保卫与肃反工作，逐步确立了以“政治审查”“思想清洗”和“组织纯洁性”为核心的整肃模式。这一时期，他通过逼供、互相揭发和无限扩大化的“特务”认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中共党内恐怖政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康生权力全面显现的起点。在其主导下，“抢救失足者”“审干”等运动演变为系统性的政治迫害，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指控为“叛徒”“特务”“托派”，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在文革中再度被整肃的人，其最早的“政治原罪”正源于康生在延安时期建立的档案与定性。毛泽东不仅纵容这一做法，且将其视为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 建政初期，康生一度淡出公开权力核心，但并未真正失势。他长期掌握意识形态审查、历史定性和档案系统，与江青等人保持密切关系。随着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警惕加剧，康生逐渐重新被倚重，成为文革前期重要的理论与政治准备者。他炮制的现代版文字狱《刘志丹》案牵连的受害者达六万多人，其中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刘志丹》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虽不以公开形象示人，却在定性、定罪和路线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968年获得了中共首要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他以“考据”“史学”“理论斗争”为手段，提出并推广“影射史学”“反党学术权威”等罪名，将学术分歧和历史研究转化为政治罪行，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提供了“合法性”包装。最终在严肃历史研究与回忆资料统计中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超过30万人！ 在重大政治案件中，康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打击，并系统性地操控调查结论与证据来源。大量所谓“历史材料”与“特务证据”事后被证明存在伪造、篡改或恶意拼接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成为决定个人生死的重要依据。 与街头暴力的红卫兵不同，康生的作用体现在制度层面。他将迫害流程化、审查技术化，使政治清洗不再依赖情绪动员，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和意识形态话语持续运转。他所塑造的模式，使国家权力能够以“理论正确”“路线斗争”的名义，长期、稳定地实施打压。 1975年，康生病逝，终其一生未被追责。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内部文件中承认康生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犯之一”，但并未对其进行公开清算，也未系统纠正其制造的大量冤案。他的责任被有限度地承认，却被刻意从制度根源中剥离。 官方讣告仍将其描述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而在历史评价中，康生更多被视为中共极权运作的典型样本。他将秘密警察逻辑、意识形态垄断与个人崇拜结合，使政治迫害成为一种可复制、可延续的治理方式。 康生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权力人物，更是中共政治清洗机制的制度设计者之一。他所建立的整肃模式，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和权力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阴影远未随着个人死亡而消散。 The Grand Inquisitor: Kang Sheng Author: Zhong Ran Editor: Zhong Ran   Translator: Zhou Min Kang Sheng (1898–1975), a native of Zhucheng, Shandong,...

甬公刑诉字（2006）83号 犯罪嫌疑人张建红，别名：力虹，男，1958年3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3302041958030601014，汉族，大学文化，无业，家住本市江东区宁舟一村5幢7号604室。 该张建红曾因反革命煽动罪错于1989年被宁波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3年。2006年9月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本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依法逮捕。 经本局依法侦查，现已查明：2006年5月到9月，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以“力虹”笔名撰写文章117篇，通过其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将这些文章发送给“大纪元”、“博讯”、“民主中国”、“民主论坛”、“观察”、“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这些网站发表。其中62篇文章具有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内容，该张利用其参与创办的“爱琴海”网站被关闭，“苏家屯事件”、“北京高智晟事件”、“山东陈光诚事件”等大做文章，声称我国现行国家政权“反自由，反天赋人权的顽固本质，是整个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极权中共残害大陆人民长达57年，如果再让一个业以犯下，并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政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那必定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与灾难！”叫嚣“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繁殖、传播与肆虐。但是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欺骗性和诱惑性了。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中共当局为苟延残喘延续专制统治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的地步”。煽动“中国人彻底告别这个黑暗日子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本质，看清了要挽救我们的国家、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像一个人，必须尽早、尽快结束目前的罪恶统治。直到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共产极权黑暗统治，迎来民主新中国在千年神州大地呱呱坠地的那一天！ 我还要感谢上苍所赐的互联网，在今年3月9日《爱琴海》被关、“苏家屯事件”被揭露之后的日日夜夜里，让我坐在电脑前挥笔著文，能够奇迹般地与外部文明社会时时沟通，休戚与共，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正义人士站在一起，为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后、最野蛮残暴的政权统治而共同努力”。 为扩大影响，便于他人查阅其撰写的文章，犯罪嫌疑人张建红还在“大纪元”、“民主论坛”、“自由圣火”等网站分别建立了“力虹专栏”、“力虹书房”和“力虹文集”。今年3月份以来，还多次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接受境外网站提供的稿费。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报案记录、书证、物证、搜查笔录、电子证据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亦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 致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章〕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 附：1、本案卷宗共6卷982页。 2、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3、  4、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Ningbo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osecution Opinion No. 83 (2006) of Ningbo Public Security Bureau...

作者：陈西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Gloria 一、诉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二、希望国家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完善并执行相关法规 三、建设包容性社会的建议 一、投诉 投诉人：陈西，男，72岁，身份证：520102195402286615，无业，公民学者，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龙昌苑7-2-23-1，手机号：18198281954；宅电：085184776400 投诉单位：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法人） 投诉案由：2024年停止了本人领取养老金，且不予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 请求事项：恢复本人自2022年7月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核定过的标准，核准本人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近20年工龄，和退役军人优待证福利的权利。 二、事实与理由 本人陈西，于2003年9月开始交纳个人养老金，至2022年7月，共交纳了220个月，于2022年的8月开始领取核定每月1663.82元的基本养老金。谁知，领至2024年的8月，突然不见再发给我养老金，于是，本人到贵阳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根据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黔劳社厅发（2006）26号1006年8月9日）文，第四条第一款，参保人员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的养老金问题，处置本人，取消本人的养老金发放。工作人员还拿出已经被处理的数百份材料给本人看，说这些都是根据这一条款被取消养老金的。同时指出：本人已经领取的养老金43329.03元，必须全部追回。本人从2011年12月26日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贵州省兴义监狱服刑，服刑期间不能交养老金，交了也无效。 本人提问：受害人不知道有这个规定，交时也未得到告知；再说此文是2006年发的，我是在2003年开始交的；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本人也领取养老金两年，怎么现在才出现“交了也无效”的决定。 工作人员回答：过去一直有文，只是未能普及宣传，加上人手不够，我们是事后发现一例再处理一例。 只是，“事后处理”的工作方法，让受害者彻底返贫了。而法律原则：法不溯及过往。法律已经惩罚追诉过的就不再重复追诉。然而，地方文件事隔多年后，又再次要惩罚追诉，显然是违背法律原则的。本人因受到处罚，成为了“三无人员”：无收入来源、无劳动力、无任何生活保障者（社保、医保，低保，舍保都没有），并且，还欠了社保机构近五万元债务。小康社会的今天，国家的基本保障制度怎么成了制造重返贫困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