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作者：曾群兰   编辑：胡景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今天，我们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声援乔鑫鑫（本名杨泽伟）。         乔鑫鑫，曾经的媒体人，也是“拆墙运动”的参与者与推动者。2023年，乔鑫鑫与他人一起发起了拆墙行动，传播拆墙技术以及信息自由的理念，帮助更多的人突破封锁、了解外部世界。正是由于这些努力，他于同年5月在老挝遭到跨国抓捕，随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起诉，2024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打压，更是对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的打压。         在这个本该信息畅通的时代，中共却建起了防火墙，使14亿人中的大多数被困在无形的“高墙”之中。防火墙的建立，使得信息被过滤，声音被压制，真实被掩盖。而乔鑫鑫所做的，就是在这堵墙上凿出一道道缝隙，让人们从这一道道细缝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他所传播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理念，一种对真实与自由的坚持。他所做的是帮助人们翻越信息屏蔽的高墙。我们更希望如任志强先生所说：我们要一起努力，把眼前的这堵墙推倒。——拆掉这堵墙。         历史告诉我们：高墙可以存在一时，但不可能存在一世。它可以遮住光，但无法永远封锁光。每一个试图突破信息封锁的人，都是在为后来者开路。         他的遭遇也提醒我们——        如果选择沉默，不公只会继续；        如果有人发声，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让更多人知道乔鑫鑫的名字，就是在打破封锁；        让信息继续流动，就是在延续自由，延续光。         我们呼吁：停止对翻墙技术人员的打压与迫害，保障基本的言论自由与信息获取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信息自由无罪，言论自由无罪。        高墙也许仍在，但光终会穿透。 Solidarity with Qiao...

作者：陈伟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我叫陈伟，江苏连云港人，现在生活在美国洛杉矶。 如果放在几年前，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举着“打倒CCP，打倒共产党”的牌子抗议中共。 我出生在普通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学校里学的是共产党如何伟大，新闻里看到的是国家越来越强大，课本里几乎没有什么真实历史。小时候也听说过六四，但只知道是“政治风波”，具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敢讲，学校更不会教。 后来自己学会翻墙，接触到Google和海外媒体，看到很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内容，包括六四真相、文革、大跃进，还有这些年香港、新疆、疫情封控期间发生的事情。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你一直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别人告诉你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也信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窗户被打开了，你看到的东西跟以前相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开始越来越反感中共。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应该反共，而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去了解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政权建立在谎言、恐惧和控制之上。它最擅长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洗脑和维稳。 来到美国之后，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表达自由。在中国，很多话你只能憋在心里，说出来有代价。但在美国，我可以公开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不需要担心有人上门找麻烦。所以后来只要洛杉矶这边有相关活动，我基本都会去。纪念六四、声援香港、抗议中共打压人权，我都参加过。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去中领馆门口举牌。 说实话，一个人站在那里，刚开始还是有点压力的。毕竟从中国出来的人，骨子里多少都带着一点对政治的恐惧，这是长期环境造成的。但站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站出来，而是明知道真相却一直沉默。 很多人问过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知道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也推不倒共产党。 但至少我要让别人知道，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支持中共。共产党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民。 我出来抗议，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作秀。只是觉得既然已经来到自由社会，如果还继续装聋作哑，那和过去被洗脑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至少我做了我认为该做的事。哪怕只是站在那里举一块牌子，我也觉得值得。 Why I Persist in Protesting the CCP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Author: Chen Wei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作者：马群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5月9日，内地网红教授郑强表示：“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满意、轻松的工作有点难找。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先吃点苦不行吗？”对此，不少网友反驳称：“工作确实不难找，但996却只给3000元一个月，我连抱怨都不行吗？”许多年轻人认为，如今中国的就业环境，早已不是一句“先吃苦”就能够解释的。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小学到大学，补习班、学区房、生活费、学费，以及各种人情与教育压力层层叠加。很多家庭为了供孩子读大学，几乎倾尽积蓄。许多年轻人自己也长期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希望通过高考和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实却越来越令人失望。 《城市梦想破碎的瞬间 》图片由AI生成 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所谓“学历改变命运”，正在逐渐失效。很多人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不得不去做外卖、快递、直播销售等低门槛行业。并不是这些职业不值得尊重，而是很多年轻人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我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为什么还是只能做一份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工作？” 更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正在持续恶化。 如今，本科生已经明显“贬值”，研究生人数快速增加。可即便如此，很多硕士毕业后依然很难找到理想工作。一边是每年上千万毕业生持续涌入就业市场，另一边却是大量企业缩减招聘、降薪裁员。 许多岗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学历通胀”现象：过去本科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硕士；过去大专可以从事的岗位，如今也要求本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但高质量岗位并没有同步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职场还长期存在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问题——“35岁门槛”。很多企业默认认为，35岁以上员工“成本高、难管理、加班能力下降”。于是，大量中年劳动者在最需要稳定收入的年龄，反而面临裁员与就业歧视。 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不仅现在找工作困难，甚至连未来都能够提前看到：拼命读书、拼命工作，最后依然可能在35岁之后被职场边缘化。 于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躺平”，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信心的下降。 年轻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吃苦，而是：吃了一辈子的苦，却依然无法获得稳定、体面与希望。 如果一个社会让年轻人长期看不到回报，那么学历焦虑、就业焦虑、生育率下降以及“躺平文化”，都会不断扩大。因为当“努力”不再能够改变命运时，人们自然会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When Chinese Youth Increasingly See No Future Author: Ma Qun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

作者：彭硕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在理论上追求消除阶级差异、实现资源平等分配。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其政治形态往往演变为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且多由强势领导人长期主导。从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再到当代由习近平与金正恩主导的政治体系，这些领导人普遍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独裁者。 这些案例在具体历史与国情上存在差异，但在权力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征：当政治权力不依赖竞争性选举产生，且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时，权力更容易集中于个人，并逐步固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共产主义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于选票，而是通过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操作实现的，政权的获取方式并不是基于合法的民主程序。缺乏选票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缺乏民意基础，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强权和暴力。正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力来源方式，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裁统治。 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近几年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的人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刑比例的持续攀升。2017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人数为2124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630人，短短数年间增长超过三倍。重刑比例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在高压反腐背景下，腐败问题可能并未明显收敛，而反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承担内部权力调整的功能，即以反腐之名来打压异己。与此同时，相关治理方式并未侧重于如公开官员财产等常见的制度性反腐手段。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统计，中国长期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约40至50人。与此同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多年来持续处于全球排名末端（178/180）。从阶段性变化来看，一个更关键的差异：在胡锦涛时期，信息控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与关键政治议题，而在习近平时期，管控范围明显扩大至社交平台与个人表达层面，形成对内容生产、传播与反馈的全链条管理。同时，《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与《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相继实施，使信息控制进一步制度化与法律化。控制范围与方式转变为从以媒体为中心的管控，演变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息治理体系，其广度与执行强度均显著提升。这些变化反映出权力运行方式的进一步集中化趋势，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也沦为舆论宣传工具，这种独裁统治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和严重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甚至能直接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终身主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必担心任何反对声音。这种独裁作风上行下效，导致下面的省市级官员也效仿其治理方式。在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利益。然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这种制衡机制缺失。政党和政府合二为一，党内的权力斗争取代了正常的政治竞争和监督机制。这种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导致了领导人的决策缺乏透明度，没有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可以任意制定政策，而不必考虑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公众的影响。结果，社会资源被浪费，民众利益受损，比如贵州独山县人口不到40万，却欠下400亿高额负债做形象工程；类似地，雄安新区作为习近平亲自规划的项目已累计投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但目前人口导入进度与预期之间存在重大差距，项目在规划阶段缺乏公开听证机制，建设过程中也没有公开的审计。这类案例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当决策缺乏外部反馈机制时，项目更容易呈现“先巨量投入、后匹配需求”的路径，这一机制在多个案例中有所体现。 在共产主义政权中，领导人对民众的责任感缺失。这不仅是因为权力集中和缺乏监督，更是因为领导人的选拔和任免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的升迁往往依赖于政治忠诚和派系斗争，而不是实际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支持。所以领导人并不真正关心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加之缺乏媒体的监督，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以中国历年的抗洪救灾为例。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期间，社会舆论并没有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管控程度显著增强，媒体还能批评政府。在重大灾害来临时，江、胡都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到达现场，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灾区的关注和对民众的关怀。然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媒体逐渐被禁声，他很少在第一时间到达过任何重大的灾害现场，他只是发了无数的批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是通过选票上台的领导人，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习近平通过其执政表现，亲自指挥亲自演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独裁。共产主义政权的虚假本质，在于其权力来源的非民主性、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以及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这种体制不仅难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平等与繁荣，反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加剧与社会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The Trend of Dictatorship in Communist Systems: Taking Xi Jinping as an Example Author: Peng Shuo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Zhou Min Translator:...

作者：卢超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2023年初，陕西宜川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如果弱小是一种错，那你就只能等着被践踏。要么被践踏，要么变强大。” 这句话虽然很快被删了，但它像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把那种隐秘的丛林法则摆到了台面上。它传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权力面前，如果你不够“强大”，你的权利被践踏就是理所当然。这哪里是法治，这分明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法则。 一、被层层包装的“大局观”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顾全大局”。 当你的房子被违规强拆时，有人让你顾全城市发展的“大局”；当你的合法言论被莫名封禁时，有人让你顾全社会稳定的“大局”；当法律程序被随意跳过时，有人告诉你这是为了效率的“大局”。 在这种逻辑下，“法制”变成了一张可以随时折叠、随时修剪的纸。权力阶层之所以一直弱化法制的严肃性，是因为法制本质上是讲“死理”的。法律讲究的是流程、是权利、是证据。而“大局”则是一个弹性的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装。只要祭出“大局”这个旗号，法律的约束就可以被绕开，权力的运行就能变得“无拘无束”。 说白了，弱化法制，本质上是为了维持一种“不容挑战的权力意志”。 二、公民眼里的“法”与权力眼里的“术”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法制是救命稻草。 我们之所以需要法制，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庸且弱小的。我们没有通天的关系，也没有挥霍不尽的财富，我们唯一的护身符就是那本写在纸上的法律。法制社会应该保证：哪怕你是一个最底层的送外卖的小哥，你在法律面前的尊严也应该和任何一个官员平等。 但对于权力运行者来说，法制往往被看作一种“管理术”。 在这种视角下，法律不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而是用来管理百姓的。当法律方便管理时，就拿出来用；当法律妨碍了权力的扩张或某种目标的实现时，就把它晾在一边。宜川检察院那句“要么变强大”，其实就是这种权力心态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眼里，规则是给弱者定的，而强者可以制定规则，甚至超越规则。 三、为什么我们不能只靠“变强大”？ 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像宜川检察院说的那样，只能靠“变强大”来获得安全感，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崩溃。 因为“强大”是相对的。处长比科长强大，局长比处长强大。如果大家都崇尚丛林法则，那么谁都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今天你用权力践踏别人，明天更强大的权力就能践踏你。这种人制社会的恶性循环，只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尔虞我诈和互害。 法制社会的作用，就是把这种“强弱对比”给抹平。它告诉所有人：你不必非得变成一个浑身长刺的强者才能生存。只要你守法，你就有权利活得舒坦。 四、写在最后： 人类文明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学会了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尊严还给个人。 中共提倡的“大局”，往往是一个没有具体面孔的宏大叙事；而公民需要的“法制”，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桩具体的案子、每一份具体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人类之所以需要法制社会，就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那个庞大的、冰冷的“大局”时，依然拥有说“不”的底气。我们不需要一个逼着我们变强大的丛林，我们需要一个能让弱者也能体面生活的文明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法制必须高于任何所谓的“大局”。 Citizens Need a Rule-of-Law Society, While the CCP Wants You to "Take the Big Picture into Account" Author: Lu Chao Editor:...

作者：杨长兵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2026年4月4日下午2点，自由雕塑公园再次成为见证历史的现场——“仰望星空·高智晟”雕塑正式落成。 这不仅是一场艺术仪式，更是一场对暴政的公开指认。 出席典礼的嘉宾包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副幕僚长 Piero Tozzi，加州州长候选人 Che Ahn，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 耿和，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雕塑家 陈维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 朱虞夫，美国越战老兵 Eddie Romero，中国人权执行主任 周锋锁，China Aid创办人 付希秋，中国人权联盟主席 金秀红，“六四”天安门事件受害者方政，台湾反共网红八炯，以及多位来自香港的民运人士。 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立场。而这座雕塑所指向的，是一个至今仍未被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在国家机器之下，被“彻底抹去”？ 高智晟，这位曾为底层民众、为宗教信仰者、为被压迫者辩护的律师，自2017年再次被强迫失踪后，至今已长达八年八个月，音讯全无。没有判决，没有程序，甚至没有一个“存在的证明”。这不是个案，这是制度。这是一个政权，对“良知”的系统性清除。 当天，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到场。他们不是来“参加活动”，而是来证明一件事：记忆仍然存在，良知仍未屈服。 在发言中，多位嘉宾直指问题核心——中共长期以来对异见者、宗教群体及维权律师的打压，从来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精密运作的统治方式。让人沉默，让人消失，让恐惧成为社会的底色。而这座雕塑，正是在打破这种沉默。它让一个被“消失”的人重新站立，让一个被掩盖的名字再次被呼喊。它不是纪念过去，而是在对抗正在发生的现实。 真正令人沉重的，并不是雕塑本身，而是它存在的原因。作为参与陈维明创作过程的一员，我亲眼见证了这件作品从无到有的诞生。但越是接近它，就越清楚——这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而是一种抵抗。 在一个试图抹去记忆的体制面前，记录，本身就是反抗； 发声，本身就是行动。 他们让他消失。 而我们，让他被看见。 “Gazing at the St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