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关于校园死亡、未成年人生命与被封存的真相 采访 / 整理：胡景 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如期举行。 这一次，行动的焦点并非某一具体个案，而是一个反复出现、却始终无法被完整回答的问题——中国校园与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信息总是迅速被封锁？同时公权力机关对家属进行全力打压？ 由于事发地在中国大陆，我们无法去现场采访受害者家属或相关学校人员。本次采访对象，均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海外民运与异见人士。他们虽不掌握现场证据，却坚持发声，持续追问那些被制度性掩盖的疑点。 “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处理模式。”中国民主党党员黄娟指出，校园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案件，在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结构性特征。她表示，从公开案例与长期观察来看，多个事件中都出现了相似情形：结论被迅速定性为“自杀”或“意外”，关键证据无法核查，监控缺失，尸检、调查过程不透明，而家属及群众的合理质疑，却往往被迅速地纳入“维稳”框架。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阴谋，但它清楚地说明，真相发现机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在黄娟看来，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发生意外”，而在于事后是否允许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证据是否可复核、结论是否可以被质疑。而在这些案件中，处理目标往往着眼于“降温”和“风险控制”，而非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 “为什么信息被封锁，而且几乎成了常态？”针对信息封锁与对家属的打压，黄娟直言，这并非个别失误，而是一种制度性结果。 未成年人死亡问题高度敏感，不只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生命最健康的时期，更因为未成年人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家庭的希望。一旦信息公开，极可能引发舆情扩散乃至公众问责。在权力与程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证据掌握在校方或官方手中，家属却缺乏最基本的调查渠道。当“控制后果”被置于“查明真相”之前，封锁与压制便成了惯性选择。也正因如此，这类事件不断引发公众对“活摘器官”的持续质疑。 “当遗体处理高度封闭、证据无法核查时，客观上已经无法排除最严重的可能性。”“体制拒绝透明，不但无法自证清白，反而不断强化了最严重的指控。” “如果我们不说话，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恐惧。”站在领事馆前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朱晓娜，从个人经历与一个母亲的视角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她说，自己之所以参加这次茉莉花行动，是因为“真的忍不住了”。“一次、两次、三次……太多生命就这样被‘处理掉’，连一个说清楚的机会都没有。”在她看来，校园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当孩子在校园里出事，却一次次在沉默中“结案”，当真相被迅速封存、讨论被迅速压制，那种冷漠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摧毁。她坦言，站出来并非因为不害怕。但更让人害怕的，是未来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时，明明知道不对，却选择了躲开、装作没看见，那是对一个人良心的摧残。但她拒绝被贴上“激进”的标签，因为“真正激进的，是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制度。如果在中国，说一句真话是安全的，那么谁还会站在这里？又有谁愿意跨越千山万水，选择背井离乡？” “我曾经也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中国民主党党员刘芳的发言，则从“无知”开始。她说，在自己还生活在中国时，自己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几乎完全不知道活摘器官的问题。新闻中只会强调“成功移植”、“医学进步”，却从不解释：器官是谁的？它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真正的冲击，发生在她来到美国之后。通过接触法轮功组织、查阅大量公开资料、调查报告、证词与医学数据，她一点一点接近了那个从未被允许知道的现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发现，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发生在我熟悉的城市、医院，发生在我曾经生活的制度里。”她曾经以为，受害者只是被标签化的“少数人”。但后来意识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中国大陆就是现实版的《一九八四》，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成为待宰羔羊。 她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无法被回避的问题：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都可以布满十几个监控，那么——为什么一个孩子在校园里死亡，真相却可以消失？为什么遗体可以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转移？监控去了哪里？记录去了哪里？责任又去了哪里？ 刘芳还从医学常识的角度指出：器官离体后的存活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而血液配型、交叉配型、运输与手术准备，并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奇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安排的这么“井井有条”的？是谁把这样的链条安排的如此“天衣无缝”？所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面对“海外民运没有一手证据却不断发声”的质疑，黄娟的回答直指要害：在一个证据被系统性控制的环境中，要求“先有铁证再发声”，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外民运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司法定罪，而在于持续记录被压制的疑点，一起发声要求独立调查，防止沉默成为常态，从而尽最大的可能还原真相。“如果今天不追问，真相就会被永久掩埋，责任也会被消失，而风险则会被不断地复制。” 领事馆前的这场抗议并非为了制造对立，更不意味着对抗，而是一种坚持——在一个连追问都是有罪的社会环境之外，为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孩子发声，替那些被迫沉默的家属发声，向世界提出两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中共何时会公开相关真相？ Questioning in Front of the Consulate —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Regarding Campus Deaths, the Lives of Minors, and the...

2025年国际人权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民主运动先驱墙”落成，各界民运人士怀着敬仰的心情前往缅怀逝者，仰慕先贤。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慷慨陈词，几度哽咽。特别强调海外民运的根在国内，这是国内民主人士无畏不屈的精神，使中共成为过街老鼠，为千夫所指，随时面临着崩溃。 失踪八年的高志晟律师太太耿和在揭幕仪式上深情发言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不已。先驱墙的建成使众多被中共刻意湮没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先驱墙是中共人权罪行的铁证。 年轻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为先驱墙献上自己的歌舞。莫使青史尽成灰，这是世界上第一块中国民运之碑，不久的将来，这块丰碑会矗立在九州大地之上。 在中共六四大屠杀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的方政长途驱车出席了先驱墙落成典礼。希望民主的火炬由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建功立业。 去年虎口脱险的朱虞夫面对先驱墙上的众多战友感慨良多。高度赞扬陈维明建立的这堵先驱墙是海内外民运的桥梁和纽带。在揭幕仪式上，当亮闪闪的不锈钢铭牌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参会者掌声雷动、热泪盈眶，这里有民运先辈最详实的个人资料。 《在野党》杂志社翻译部部长刘芳博士，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典礼嘉宾王丹合影，这是一堂最生动的民运知识课，年轻人在这里补上了中国现代史缺失的重要内容。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Dedication Ceremony of the Democracy Pioneers Wall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2025, the “Wall of...

一位觉醒的共产党员的心灵重生 作者：Yongjie Guan     编辑：韩立华 在中国大陆，有“编制”的工作被称为“铁饭碗”。据网上流传的数据，自 2009 年以来，每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始终在百万以上，2024 年更突破 340 万。就在这样一个人人争抢稳定福利与体制庇护的年代，却有人自愿放弃这个铁饭碗，即使远赴他乡只能端盘子、洗碗，也要离开那个让她窒息的国度。 这个人，就是今天的受访者——高应芬（以下称“小高”）。 一、信仰与恐惧的童年：被惊醒的平静 小高 1997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近郊一座小城市，父母皆是普通工人，但虔诚信仰基督。她的童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2022年她实在无法再忍受中共政府的过度疫情防控措施，又一次向母亲倾诉有逃离中国的念头时，母亲在惶恐不安中告诉她一个情景：在她5岁那年，一家三口在一次家庭教会聚会时，数名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她在慌乱中被推倒在装满松香（用来给动物脱毛的东西）的锅里被烫伤，母亲跪地哀求才换取带孩子离去的机会，而父亲则被带走。约一周后，父亲被释放，但已满身伤痕。本就体弱的父亲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因病离世。 那一次交谈后小高才醒悟，她身上的伤疤原来是来自那一次的伤害。其实母亲不支持她离开中国并非是不知道中共的坏，恰恰相反，她是深知中共的毫无底线，所以即使在丈夫离世家庭遭遇巨大变故后，仍以沉默、坚忍的方式维持生活，就是怕中共再次伤害家人。 二、进入大学：跟着潮流入党，却悄悄接触真实世界 2016年，小高进入武汉一所大学就读。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相信“入党有利于找工作”，于是大一便递交了入党申请。 互联网的普及让她第一次接触到墙外资讯，班上不少同学会“翻墙”，分享与官方叙事完全不同的信息。面对这些资讯，小高多选择沉默——她不敢多问，也无法分辨真假。那时的她仍相信：只要努力学习，热爱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 直到 2019 年底，噩梦不期而至。 三、世界崩塌：她在武汉见证了疫情真相被掩埋 2019 年底的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无声蔓延。本应第一时间让民众知情的真相被政府刻意压下，吹哨的医生被训诫，疫情初期官方为了维稳仍在筹办春节盛会，人群聚集加速了病毒的扩散。 而小高，就是在这场世纪风暴的风眼中。她记得那座城市突然变成了牢笼：小区大门被焊死；食物供应极度短缺，劣质菜高价出售；感染者无数，但求医无门；火葬场日夜冒着白烟；网上哀号与求救贴文不断被删除……而大肆宣扬的却是各种又假又空令人恶心的正能量。 她说：“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原来生命在体制面前可以这么微不足道。”她开始对自己加入的共产党感到深深懊悔，也第一次彻底怀疑自己曾相信的一切。 四、成为老师：希望靠教育改变下一代，却再次碰壁 2021 年，小高大学毕业。疫情稍缓，中国暂时恢复生机，人们开始“好了伤疤忘了痛”。 为照顾因肾衰竭而住院的外婆，她回到家乡生活，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公办小学教师编制——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但她成为老师，并非为稳定，而是因为心中那个渺小却坚定的愿望：“如果不能改变国家，那至少能让几个孩子学会思考。” 她在课堂里悄悄穿插一些启发思辨的内容，希望学生能保持天性，而非只接纳标准答案、从小学习仇恨。然而，一次授课被巡堂的校长听见，随即被叫到办公室严厉训斥。 慢慢地她还发现，学校的教育是泯灭学生童真的，是鼓励告密的。即使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与官场一样，遇事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终于认清了现实：“我不是在教书，而是被要求参与再生产一代顺从听话的机器。” 学校的极端防疫、僵化管理、奴化教育、仇恨灌输，都让她感到无比的恐惧。那一刻，铁饭碗在她眼里已不再是安定的标志，而是一件牢笼里的餐具。 五、选择离开：扔掉铁饭碗，换取呼吸自由的权利 尽管不舍母亲，小高仍毅然决定离开。 2024年，她抵达美国。刚落地时，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即使是端盘子洗碗，也比在中国当个被体制控制的老师自由。” 初到异乡的她努力适应新生活。她说，虽然辛苦，但却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完整的人”。“或许，这里才是我应该生长的土壤。”在美国，她能自由阅读、思考、发声，再也不用担心谁在背后监听。 走向公共行动：为还在墙内的人发声 为解救大洋彼岸那些被中共奴役着的中国人民，2025年4月，小高加入了中国民主党，积极投入旧金山华人的民主运动。 她参与集会、声援被迫害者、揭露中共谎言、向国内传播真相。“我已经离开了，但中国还有太多人还被牢笼困住。”她说：“哪怕只能唤醒一个人，也算有意义。” 七、对未来的展望：年轻一代的担当 小高感言：中国政府的种种暴行让无数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与思想。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我深知一党专政体制弊端重重，我们这一代必须站出来——去发声、去抗议、去推动改变。在中国，我们面对腐败的专制与错误的政策往往无法发声，更遑论采取行动；但在美国，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未来我们仍将继续努力，积极行动，希望这些努力能够促成一些改变、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愿有一天，自由之光能照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From the “Iron Rice Bowl” to...

甬公刑诉字（2006）83号 犯罪嫌疑人张建红，别名：力虹，男，1958年3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3302041958030601014，汉族，大学文化，无业，家住本市江东区宁舟一村5幢7号604室。 该张建红曾因反革命煽动罪错于1989年被宁波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3年。2006年9月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本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依法逮捕。 经本局依法侦查，现已查明：2006年5月到9月，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以“力虹”笔名撰写文章117篇，通过其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将这些文章发送给“大纪元”、“博讯”、“民主中国”、“民主论坛”、“观察”、“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这些网站发表。其中62篇文章具有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内容，该张利用其参与创办的“爱琴海”网站被关闭，“苏家屯事件”、“北京高智晟事件”、“山东陈光诚事件”等大做文章，声称我国现行国家政权“反自由，反天赋人权的顽固本质，是整个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极权中共残害大陆人民长达57年，如果再让一个业以犯下，并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政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那必定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与灾难！”叫嚣“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繁殖、传播与肆虐。但是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欺骗性和诱惑性了。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中共当局为苟延残喘延续专制统治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的地步”。煽动“中国人彻底告别这个黑暗日子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本质，看清了要挽救我们的国家、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像一个人，必须尽早、尽快结束目前的罪恶统治。直到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共产极权黑暗统治，迎来民主新中国在千年神州大地呱呱坠地的那一天！ 我还要感谢上苍所赐的互联网，在今年3月9日《爱琴海》被关、“苏家屯事件”被揭露之后的日日夜夜里，让我坐在电脑前挥笔著文，能够奇迹般地与外部文明社会时时沟通，休戚与共，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正义人士站在一起，为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后、最野蛮残暴的政权统治而共同努力”。 为扩大影响，便于他人查阅其撰写的文章，犯罪嫌疑人张建红还在“大纪元”、“民主论坛”、“自由圣火”等网站分别建立了“力虹专栏”、“力虹书房”和“力虹文集”。今年3月份以来，还多次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接受境外网站提供的稿费。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报案记录、书证、物证、搜查笔录、电子证据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亦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 致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章〕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 附：1、本案卷宗共6卷982页。 2、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3、  4、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Ningbo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osecution Opinion No. 83 (2006) of Ningbo Public Security Bureau...

作者：张孔松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铭记的日子。284年前的今天，《巴黎和约》正式签署，美国独立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这不仅标志着十三个殖民地摆脱帝国统治，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清晰地向世界宣告：人民有权反抗暴政，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的独立，并非来自皇帝的仁慈，而是来自人民的勇气、牺牲与坚持。《巴黎和约》证明了一件事——当人民站起来，历史就会为他们让路。两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却仍然深陷皇权式专制体制之中，令人无限唏嘘。正因如此，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必须凝聚力量，以推翻中共暴政为使命，让中国早日成为一个民主、宪政、自由的国家。 2025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也是最清醒的一年。12月15日，我的母亲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彼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每一天都在煎熬中渡过，而我却被迫滞留海外，不敢回国陪伴，无法送终，只能靠视频电话问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但我很清楚，它并非个案，而是中国现实政治长期制造的人道灾难之一。 母亲临终前两天，当她听到电话那头是我的声音时，已经说不出话，却仍然拼命做手势想要抢电话。那一刻我明白，她想问的不是：我快不行了，你为什么还不回来见我最后一面？而是为什么一出国，就再也不敢回来了？”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不是不想回国，而是不敢回国。 个人的不幸，往往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灾难的直接后果。这种灾难的破坏力远比天灾人祸更可怕，天灾只发生在局部，而暴政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每一个普通人。我成长于计划生育的极权年代，本身就是受害者之一，所幸侥幸逃脱。我的姐姐十二岁时被拐卖，明明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却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因为对方背后有共产党的官员保护，这正是法治缺失的真实写照。我的堂哥离奇失踪十几年，至今生死不明，而这也绝非孤例。每年中国失踪人口高达几十万，中共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监控系统，却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找不到，因为这套系统从来不是用来服务人民的，而是用来监控、压制和控制人民的。 在生活中，我无意间接触到外网信息，再结合自身经历，整个人突然清醒过来。我开始发表反对中共的政治言论，随之而来的，是警察的威胁与殴打、社交账号被封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全面排斥。许多朋友将我拉黑，留下来的也不敢与我有任何公开互动，甚至不敢在朋友圈点一个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微信被封、无法发声的那段时间，仍有人私信关心，仍有人认同我的观点。哪怕只能启发一个人清醒，我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些经历并非“个案”，而是高度集权体制对普通人进行系统性碾压的结果。2025年，中国发生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件：香港鸿福苑大火后，当局拒绝追责、压制舆论，对死者家属的维权进行控制与威胁；四川江油“千人反霸”事件中，基层权力与黑恶势力长期勾连，普通民众被逼到极限，最终爆发大规模抗争；陕西蒲城学生坠亡事件疑点重重，当局试图强行定性为“自杀”，却引发上万民众上街抗议，并遭到强力镇压；河南许昌第六中学，上千名学生与家长集体抗议压迫性教育制度，现场冲突激烈；云贵高原农民反对强制火葬运动，地方政府以“文明殡葬”为名，强行剥夺少数民族与农村地区的基本人伦权利；云南昆明街头摊贩与城管的持续冲突，底层生计被系统性摧毁，执法暴力常态化；甘肃天水幼儿园投毒案中，家长依法维权，却被视为“维稳对象”，信息遭到封锁。 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人民不是违法者，而是被逼到绝境的受害者。而中共政权的回应，永远只有两种方式——封锁和镇压。所有的结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问题不在具体事件，而在政权本身。 正是这些血淋淋的现实，让我彻底放弃幻想。我不再相信所谓的“体制内改良”，不再相信“渐进改革”，也不再相信“忍一忍就会好”。我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只要中共政权不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反抗实践已经清楚证明，当人民不再恐惧，专制政权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强大。所谓“高科技维稳”“天网系统”“绝对控制”，在真实的社会崩塌面前，都是纸糊的神话。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使命，生命不熄，抗议不止。因此，我无法回国，这不是假设，而是必然。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下，参与海外民主组织活动的人，一旦回国，等待的只会是坐牢、被失踪，甚至肉体上的毁灭。 我选择战斗，而不是沉默。母亲的去世让我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但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为了不再有中国人像我一样流浪海外、无法回家，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为了让人民真正实现民主与自由，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凝聚力量，早日推翻中共暴政。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就是生长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New Year Reflections: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Reality Abstract: Drawing 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multiple mass incident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author...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 孙诚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最近中共拍了一部电影，名叫《澎湖海战》，讲的是清朝康熙帝和将领施琅攻灭台湾郑氏政权的历史。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部为习近平武统台湾舆论造势的宣传片。不过，这部片子却引发了巨大的舆论翻车，甚至不少粉红都因此大感不爽。 事情的起因，其实是：清朝崛起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一段北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中共和粉红天天拿“汉奸”的棒子打别人，结果拍了一部政宣片，却把“真汉奸”施琅当成“统一祖国”的正面人物，把“17世纪汉人的最后正统”郑氏政权当成反面人物。因此，事情就变得滑稽了起来：闹了半天，原来共产党自己才是大清和“真汉奸”的继承人——结合中共把马列奉为祖师爷来看，就更有喜剧效果了。 不过，一些信奉皇汉思想的粉红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又颇有一种割裂感：他们一边反对清朝武统台湾，一边又支持中共武统台湾。在他们看来，郑家、中共都是“好人”，清朝、中华民国台湾都是“坏人”，因为郑家和中共都是“华夏正统”，清朝和中华民国台湾分别是“蛮夷”和“西方势力代言人”。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粉红的这套认知，其实依然滑稽透顶。因为郑氏政权和中华民国台湾，无论怎么看，都更为相似：两者都在台湾，两者分别比清朝和中共更自由（郑氏政权的海洋贸易自由程度，是大搞沿海迁界、制造大量民众死亡的清初比不了的）。而中共和清朝，无论是控制范围，还是自由程度，也都更为相似（当然，就算在清朝专制程度顶峰的雍乾时期，民众的结社自由其实也是比中共时代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