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在巴黎生活呢，恰逢大罢工，街道上垃圾堆积如山，坐着地铁，突然广播通知：地铁罢工。你稀里糊涂被丢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铁站，只好绕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公交站台。刚开始，站台上聚着一群人，大家怨声载道，抱怨公交怎么还不来。等了半天，公交还是没有。人一个个散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心想，算了，走吧，看来公交也罢工。我只好悻悻然穿过马路，准备徒步远走。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公交车突然来了。我赶紧转身往回跑。结果还没等我跑到站台，公交车已经开走了。那一刻，我站在巴黎街头，突然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
几个月后，全城又骚乱，到处都是烟雾缭绕，一会这座仓库被烧，一会那座公寓被烧。一次马路边抽烟，看到一个蒙面人在用打火机试图点市场里的垃圾堆，一个大妈突然问：Que faits vous？那个人跑了。大妈赶快通知市场管理员……
法国人的运动，有时候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你明明知道它会发生，却永远不知道它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影响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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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多族裔国殇日集会抗议中共暴政
作者：吕小静
2026年10月1日，不同族裔的参与者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参加“国殇日联合抗议集会”（本文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日中午，来自中国、香港、西藏及其他社区的抗议者，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国殇日联合抗议集会——为自由、人权与尊严发声”。参与者以演讲、标语及象征性装置悼念受难者，谴责中共专制统治，呼吁释放良心犯、停止强制同化与跨国镇压，并维护地区和平。
在中共庆祝建政77周年之际，集会人士选择站在领馆前，为官方庆典之外的苦难发声：被政治迫害夺去生命的人、仍在狱中的良心犯，以及承受失踪、分离与恐惧的家庭。他们强调，国家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盛大的庆典也不能代替对历史责任的追问。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北加州香港会、美国香港人会馆、华语青年挺藏会等团体，与藏人、维吾尔人、越南人及菲律宾人相关组织共同发起。
现场，多面旗帜与中英文标语并列。“自由不是恩赐，是权利”“言论自由不是犯罪”“停止政治迫害”等诉求，将不同社群的经历连接起来。参与者举起画有红色交叉线的习近平肖像，表达对其统治的抗议；“国殇日，不忘苦难”的标语，则提醒人们关注那些仍未获得公道的受难者及其家属。
不同族裔共同发声，从个人自由到地区和平。
此次集会由中国民主党党员周云龙、亚洲反对中共占领与镇压联盟创办人 Jack Duong ，以及来自其他族裔社群的主持人共同主持。主持人向中国、香港、西藏、东突厥斯坦、南蒙古、越南、菲律宾及其他社区的参与者致意，强调不同族群虽有各自的历史经历与现实关切，却能够共同捍卫自由、人权与尊严。
主持人在开场中谴责中共对政治参与、言论表达及民族文化的压制，并提出三项诉求：恢复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公民自由、民主及人权；停止针对受压迫民族与群体的宗教迫害、文化压制及反人类罪行；停止非法海上扩张，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
现场，多名不同族裔及社群人士先后发言，从政治迫害、宗教自由、民族语言与文化保护，到主权、安全及地区和平等不同角度，表达对中共独裁统治及其相关政策的抗议。
这些发言将宏大的政治议题带回普通人的生活：一个孩子能否学习母语，一个家庭能否自由实践信仰，一个公民能否公开表达意见，一个民族能否守护文化与家园。不同社群的诉求在领馆前交汇，呼应了活动主题——“不同的民族，共同的追求”。
藏人代表：语言、信仰与身份都不是罪。
旧金山地区西藏青年大会（SFRTYC）理事 Gangchen Wangmo 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庆祝建政之际，他们选择铭记苦难、说出真相，并谴责针对藏人语言、宗教及文化的强制同化。
“我们的语言不是罪，我们的宗教不是罪，我们的文化不是罪，我们的身份不是罪。”她强调，孩子应当能够说父母的语言、了解自己的历史，并在自身文化传统中成长。
她呼吁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与健康状况、恢复其自由，并释放西藏政治犯与良心犯。她同时批评使藏人儿童远离家庭、母语及文化传统的政策。
在悼念以自焚表达抗议的藏人时，她明确表示，纪念并非美化死亡，而是要求一个无人再因绝望而采取此类行动的未来。她强调，他们反对的是压迫，并非中国人民；不同族群应共同维护自由、尊严及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
湾区西藏之友（Bay Area Friends of Tibet）主席 Giovanni Vassallo 则悼念了17岁藏族尼姑 Kelsang Namtso，表示她于2006年9月30日在逃离西藏途中遭枪击身亡。他也回顾1987年拉萨抗议及其后的镇压，呼吁不要让受难者被遗忘。
Giovanni Vassallo 批评民族团结相关法律、被称为“红袖章队伍”的监控机制，以及大型水坝和采矿工程给藏人社区带来的压力。他表示，当独立采访受到限制、当地人的声音被压制时，受影响者既难以保护家园，也难以向外界求助。
他向参与集会的各族群表达声援，并以“我们不会沉默，也不会停止争取自由，直到西藏获得自由”结束发言。
华语青年挺藏会会长段荆棘以“没有庆祝，只有耻辱”表达抗议，并对美国国务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致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当政治犯仍被关押、人权仍遭践踏时，外交礼仪与经济利益不应成为忽略苦难的理由。
她谈及被关押在中国的朋友 Tara Zhang Yadi，也提到一些身在美国、因担忧移民执法而夜不能寐的朋友。对她而言，自由与安全关系到身边具体的人，以及他们每天承受的恐惧。
段荆棘借海子的诗句“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表达持续发声的决心。她将这团火献给监狱中的政治犯、灾难中无名的逝者，以及在压迫中逐渐麻木的人们，呼吁以相互扶持抵抗孤立，以公开表达打破沉默。
她强调，不同族群的语言与经历虽不相同，却能够肩并肩争取自由，在世界忽略苦难时，仍然彼此记得、彼此守护。
悼念受难者，追问不受监督的权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杨朝全以“有人在庆祝，我们在这里哀悼”开场，表示他们悼念的是专制统治下失去生命的人们，而每一个遇难者背后，都有一个遭受重创的家庭。
他回顾大跃进饥荒、历次政治运动、文革与六四，并谈及李文亮遭训诫、清零期间的就医困境、贵州转运大巴事故及乌鲁木齐火灾。他批评，不受监督的权力既能造成灾难，又能通过压制真相逃避追责，让普通人不断承受代价。
在他的发言中，悼念与追责紧密相连：受难者不应只留下一个名字或一串数字，造成伤害的权力也不能在遗忘中免于问责。他以“共党下台，还我民主；结束暴政，还我自由”表达诉求。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同样呼吁正视中共建政七十七年来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他表示，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扩张，不能抵消人民被剥夺自由的现实；国家的发展也不应建立在牺牲基本权利、威胁周边和平的基础上。
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对政治迫害及破坏地区和平的行为进行追责与制约，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还人民自由与尊严”。
现场还摆放了棺木造型的纸板装置，其中一件写有“民主不可挡”“消灭共产党”等抗议文字，上方放置画有红色交叉线的习近平肖像。参与者以这一象征性装置，表达结束中共统治的诉求。
集会现场的棺木造型纸板装置上摆放习近平肖像，侧面可见“BURY CCP”等文字，表达参与者反对中共统治的立场。
另一面棺木造型装置写有“民主不可挡”“消灭共产党”，上方放置画有红色交叉线的习近平肖像。
为无法发声的人，也为不应继承恐惧的下一代。
中国民主党党员姚荣涛表示，有些记忆不能被遗忘，有些声音不能被消音，有些底线不能被跨越。他强调：“自由不是罪，人权不是恩赐。”当真相遭封锁、异议人士受打压、基本权利可以被随意剥夺时，人们必须坚持发声。
他呼吁以和平而坚定的行动，为无法到场的人争取权利，也为下一代守护能够说出真相、免于恐惧的未来。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文宣部部长缪青中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参加此次活动，是为了铭记受难者，也为了中国人民的未来。她强调，正因为热爱中国、关心人民，才选择站出来反对专制，要求权力受到约束。
缪青希望中国人能够拥有言论、信仰、结社与政治参与的自由，真正决定国家未来。她表示，悼念逝者也意味着守护活着的人，不能让下一代继续承受同样的伤害。
中国民主党文宣部副部长吕小静则在现场强烈谴责中共的独裁暴政。
“再盛大的庆典，也掩盖不了人民的眼泪！国家属于人民，任何政党都无权将国家据为私产！”她表示，权力不受监督，人民的自由与尊严就难以得到保障。
她谴责封锁真相、压制言论、迫害信仰及向发声者家属施压，强调：“说真话不该成为罪名，坚守信仰不该遭受迫害，亲人更不该成为逼迫我们沉默的工具！”
“我们不能让孩子继续继承恐惧！”吕小静呼吁以和平而坚定的行动，为良心犯与被拆散的家庭发声，争取人民能够自主选择、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民主制度。
跨越族裔的声援，让苦难被看见，让权力受追问。
从悼念受难者到声援良心犯，从守护民族语言与信仰到反对跨国镇压、维护地区和平，这场国殇日集会将不同社群的声音汇聚成对专制的共同抗议。发言者反复强调，自由与尊严不能由权力随意授予或收回，人民也不应因表达意见、坚持信仰或守护自身文化而承受迫害。
在领馆前，参与者以和平而坚定的行动表明决心：不让庆典遮蔽血泪，不让恐惧逼迫沉默，不让下一代继续承受压迫。铭记历史、追究责任、结束专制、还权于民，成为贯穿现场的共同呼声。
不同的语言，诉说着同样不容践踏的尊严；不同的历史，连接着彼此守望的承诺。对现场参与者而言，悼念的意义在于继续行动——让被囚禁的人重获自由，让失踪者的家属等到真相，让被压制的声音得到回应，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决定自己的未来。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胡丕政、周云龙、杨朝全、谬青、董新展、吕小静、蔡晓丽、赵明、姚荣涛、李树青、刘静涛、吴志创、陈森锋、周君红、罗艳丽、卫仁喜、高志彬、谷涛等（排名不分先后）
活动现场剪影。
编辑：李晶...
从“懂法”到深渊：八九民运亲历者的狱中呐喊
看中共法律如何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
亲身经历者：王立君
在中共的官方宏大叙事中，“依法治国”永远是一个唱得响亮的口号。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经历过中共司法机器威压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四个字不过是一块用来掩盖独裁与暴力统治的遮羞布。我的亲身经历，便是这块“遮羞布”下残酷真相的绝佳例证。
1989年的初夏，民主浪潮席卷全国。十堰市是个三线城市，当时市区只有三十多万人口，这座围绕着东风汽车供应链建起的“汽车城”，虽远离北京，却因汇集了多所高等院校和数万名充满热血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不在保持沉默，爆发出了抗争之声。
我当时还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研处任职，起初因父亲的谆谆告诫，对政治运动保持着谨慎。然而，1989年6月4日晚北京枪声的传来，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与沉默。“能真开枪呢？”当晚彻夜难眠的我，在眼泪与愤怒中做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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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汲取与掌控社会70%的财富》
作者：易勇
在探讨现代国家的国民财富分配时，大众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显性的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然而在大众可见的税单之外，中国建立了一套极为独特且庞大的财富汲取机制。通过税收、土地财政、国企垄断以及金融抑制等组合拳，中共实质上将社会每年创造的新增财富与存量资产的近七成，直接或间接纳入了体制的调控与支配之下。“70%”不仅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概括，更是通过宏观经济分配结构、国家资产控制力以及隐性抽取机制交织而成的客观现实。
衡量社会财富分配最关键的宏观指标，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这直接反映了每年创造的新增财富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流入了普通百姓的口袋，又有多少被政府及公有部门留存。对比美国、日本等典型成熟经济体的国民分配结构，美国将近八成的GDP成果留给了居民部门，日本也保持在近六成水平。反观中国，居民仅拿走了约44%，剩余56%的成果在起点处就被财政税收、国有企业留存和国家资本划走。
除了初次分配的先天倾斜，中共还通过独特的行政授权与资源垄断，设立了极其高效的隐形抽取管道。在庞大的房地产产业链中，房屋销售价格的60%至70%最终通过土地出让金、各类房地产税费以及国企开发商利润的形式流入地方财政；相较之下，美日等国的购房款主要流向建筑市场与私营房企，政府仅收取地税用于社区公共服务。此外，与美日等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税制以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这些税负隐匿在日常商品价格之中，使全体消费者在购买衣食住行用品时都在无形中承担着流转税负。
除了流量财富的抽取，政府对全社会存量财富与核心资源的控制力更是达到了极致。能源、电信、金融、铁路等基础行业均由国企专营，通过高昂的基础服务价格持续向全社会传导成本，将私营企业与个人的利润转化为国企收入。同时，通过对利率的管控和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广大居民放在银行的储蓄长期处于实际低利率状态，这些低成本的民间资金被定向注资给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完成了从“民间储蓄”向“国家资本”的实质转移。
所谓的“70%”，不仅代表了政府对土地、金融、矿产等核心资本存量的绝对控制，也反映了在剔除土地抽成、隐性税负、国企垄断溢价和高额行政成本后，普通大众实际所能自由支配和留存的财富份额已微乎其微。对比美日等国“藏富于民”的结构，中共通过这套涵盖“税收、土地、国企、金融”四位一体的汲取体系，实现了对全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与支配。这种体制虽然赋予了国家极高的资源动员能力，但也严重挤压了民间的消费与自主发展空间。
编辑：李晶 ...
铁幕之下
一个人的三十六年
一段亲历者关于1989年以后政治迫害、监控与人生改变的真实记述
作者：王立君
2025年11月：三十多年后的再次监控
2025年11月的一天，三十多年过去了，吴俊再次被当地国保带走。
他没有想到，自己年轻时经历的那场政治风波，已经过去三十多年，那个曾经让他失去自由的政治标签，却仍然没有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他被重新拍照、采集指纹、录制声音，并被要求写下三十多年来的经历。警察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档案需要重新建立。
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个人已经从青年变成老人，但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仍然没有离开。
这让我再次想起1989年，以及后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这不是一段历史教科书里的故事。
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见证的一段人生。
一、1989年的春天
1989年春夏之交，我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研处工作。
那一年，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校园里到处都是学生、教师和外来人员。大字报、小字报、辩论、广播和各种讨论充斥着校园。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憧憬，也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应该走向哪里。
我认识了吴俊。吴俊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也是湖北省松滋县当年的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基础课部教数学。
我过去并不是一个特别关心政治的人。我的父母也一再告诫我，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当整个社会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时，一个普通人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我和一些青年教师开始讨论北京发生的事情。年轻人希望国家能够改变，希望反腐败，希望中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而我因为从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政治运动带来的后果有着不同于年轻人的恐惧。我的父亲曾经参加过革命，也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他告诫我，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因为政治运动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切，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担忧。
二、一次站上主席台的讲话
有一天，我来到学校礼堂附近。里面有很多学生。一个认识我的学生看见我以后叫我：“王老师，你来了，进来吧。”
我就这样被学生簇拥着走进礼堂，甚至被推到了主席台上。他们让我讲几句话。
我没有准备，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摄影机和照相机。
我站在那里，看着年轻的学生，对他们说：你们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你们希望反腐败，希望国家变得更好。但是，你们还年轻，你们有没有想过参加政治运动的后果？
我告诉他们，根据我过去的经历和我父辈的经验，政治运动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我甚至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死亡？”
现场一下安静了。
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就应该回去完成自己的学业。如果已经决定继续，就必须知道自己可能面对什么。
我当时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我希望他们受到伤害，而恰恰是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保护自己。
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些摄影机已经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后来，这些影像和我的讲话，成为我人生中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三、六月之后，校园突然安静了
1989年6月以后，校园完全变了。
我再次来到青年教师宿舍时，过去的喧闹已经消失。走廊里非常安静。我敲开一个又一个房门，却发现许多年轻教师已经离开。
后来，我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审讯过程中，公安人员问我：“你怎么知道北京会开枪？”
我回答：“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们继续问我和北京什么人有联系。我说，我没有和什么人联系。他们甚至问我是否认识赵紫阳、邓小平、李鹏。我说：“我认识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不认识我。”
审讯中有人对我说：“我们没有秋后算账，我们是冬天跟你算账。”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这句话。
四、吴俊的选择
我和吴俊关系比较近。1989年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他的宿舍里讨论国家和北京的局势。他知道我的观点，我也知道他的想法。
后来，北京发生武力镇压的消息传来，吴俊非常震惊。当他听说我被捕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
1990年6月4日，他在学校门口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政府释放我。
这张大字报很快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后来，吴俊也被捕。根据我的了解，他最终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
五、监狱里的折磨
吴俊身材矮小，身体并不强壮。后来我了解到，他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经历了严重的折磨。
一次，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劳动，管教人员没有真正让他休息，而是让其他犯人把他捆绑起来，吊在树上，让他看着其他人劳动。
他还曾因为身体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食物，而长期吃不饱。
这些经历不是一个人的政治观点能够解释的。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进入监狱以后，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选择权。
我出狱以后，亲自去接吴俊。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充满理想、在大学里教数学的年轻教师。
但是，我没有放弃他。因为他没有其他谋生技能，我让他到我的小团队里工作，负责采购和一些日常事务。后来到了北京，我又把他带到北京，在我的公司里工作。
我这样做，只是希望他能够重新开始生活。可是，对他来说，真正的“重新开始”，似乎一直没有到来。
六、出狱，不等于获得自由
吴俊后来到过很多地方：北京、青岛、深圳、珠海、广州、桂林……
他曾经做生意，也曾经写作，也曾经教书。但是，据我长期了解到的情况，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担心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关注和监控。
他曾经因为生活困难而不断改变工作和居住地点。
一个大学毕业的数学高材生，一个本来可以正常生活、教书、养家的人，却因为几十年前的一场政治运动，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让我越来越明白：
真正可怕的，并不只是一次逮捕。
真正可怕的是，一个人的过去可能永远跟着他。
七、三十多年以后
2025年11月，事情再次发生。
据吴俊后来向我讲述，当地国保人员把他带走。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重新拍照、采集指纹，并要求重新留下个人信息。
他们还让他朗读大量文字，进行录音，并要求他写下过去几十年来的经历。他从白天一直写到晚上十点多。期间，他没有喝水，也没有吃饭。
后来警察告诉他，他们是接到上级通知执行公务。理由是：因为当年的案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他的容貌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重新建立档案。
他们还告诉他：“你的案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转到哪里。”
并警告他，不准乱说乱动，不准与国外所谓的“敌对势力”联系。最后，他们告诉他：“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八、一个人究竟要被追踪多久？
我常常在想：
一个人已经为自己的过去付出了代价，为什么几十年以后仍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判决，那么刑期结束以后，一个人是不是应该重新获得正常生活的权利？
如果一个人已经年老，几十年前的事情仍然被重新翻出来，重新建立档案，重新进行监控，那么这种控制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亲眼看到过什么。
我知道吴俊经历过什么。
我也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人因为说了一句话、写了一张大字报、参加了一次讨论，甚至只是因为与某个人认识，就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九、我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仇恨。
恰恰相反，我认为一个民族如果真正希望走向未来，就必须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
历史不是为了报复。历史是为了记住。
一个社会如果忘记了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么同样的悲剧就可能再次发生。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者。我只是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我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写得非常漂亮。
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讲出来。
因为我相信：
真实本身，就有力量。
有些伤口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表面上也许已经愈合。但是，在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人心里，它们可能从来没有真正消失。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记录这段历史。
不是为了让下一代生活在仇恨里，而是希望下一代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再因为思想、言论和政治观点而失去自由的世界里。
让历史被看见，让受难者被记住，让自由更加珍贵。
这，就是我写下这段故事的意义。
编辑：张致君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Under the Iron Curtain
Thirty-Six Years of a Single Life
A First-Hand Account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Surveillance, and...
中国政府是如何从下一代切断基督教信仰传承的
作者：xiaocai liu
《圣经·约珥书》1章3节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与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申命记》4章9节也告诫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亲眼所看见的事，并“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每当我读到这两处经文，都会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接触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所坚持的一切，几十年以后还会存在吗？
在我看来，这正是今天中国基督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
基督教信仰从来不只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只属于某一个时代。我们所经历的恩典、苦难、管教和见证，需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再由孩子告诉他们的下一代。正是在这样的代际传承中，信仰才得以延续，一个基督徒群体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也才能一代一代保存下来。
对于绝大多数基督徒家庭来说，一个孩子最初认识上帝，并不是因为他读过多少神学著作，也不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复杂的教义。
孩子最早接触到的信仰，通常就在自己的家里。
父母祷告，他看见了；父母读圣经，他听见了；星期天父母去教会，他跟着父母一起去。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孩子一点一点认识圣经、教会和基督教信仰。
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想要削弱一种宗教，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并不一定是立即让这一代成年人全部放弃信仰，而是切断信仰通往下一代的道路。
因为成年人终究会老去。
如果没有下一代，一个宗教即使今天还有很多信徒，几十年以后也面对完全不同的局面。
被挡在教堂之外的下一代
2018年2月1日，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此后，在“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等原则和地方宗教管理实践之下，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受到限制。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能不能进入一座教堂”。
它真正影响的是：一个基督徒家庭还能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完整地传给下一代。
成年人已经拥有自己的信仰。即使面对压力，他们仍然可以自己祷告、读圣经，也想办法继续自己的信仰生活。
但是孩子不一样。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不能正常参加教会生活，不能参加主日学，不能和其他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一起学习圣经，不能经历一个完整的信仰群体生活，那么他与父母信仰之间的联系很逐渐变弱。
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孩子不能正常参加某些宗教活动。
可是十年以后呢？
二十年以后呢？
今天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如果他们对父母的信仰已经非常陌生，他们还会把这个信仰继续传给自己的孩子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再过一代，他们的孩子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曾经怎样祷告、怎样读圣经、怎样坚持自己的信仰。
所以我认为，这种影响绝不是几年就能够完全显现出来的。
它真正的后果，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
信仰首先是在家庭中传承的
我认为，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白一点：
宗教信仰不是普通的社会组织。
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广告寻找消费者，一个协会可以通过宣传招募会员，但宗教信仰在很多情况下首先来自家庭。
对于一个基督徒父亲或者母亲而言，带自己的孩子去教会、教孩子祷告、给孩子讲圣经，并不只是在参加某一种社会活动。
这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也是父母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和信仰传递给孩子的一种方式。
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圣经的话语是真实的，那么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了解这些内容。至于孩子成年以后是否继续相信，最终应该由孩子自己根据良知作出选择。
但是，如果孩子连了解父母信仰的机会都越来越少，那么所谓“选择”又从何谈起？
更现实的问题是，当父母不能方便地带孩子参加教会活动时，一些没有亲属帮助照顾孩子的家庭，父母自己参加礼拜也会受到影响。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连锁反应：
孩子不能正常参加教会，父母参加教会也越来越困难；家庭与教会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弱，下一代对信仰越来越陌生。
最终受到影响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
而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越来越多家庭中时，改变的也不只是几个家庭的宗教生活，而是中国教会未来的人口结构。文章原稿同样特别提出，如果年轻一代无法持续进入教会，长期造成教会老龄化和信仰传承断层。
今天走进一些教会，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中老年基督徒。
可是十年以后呢？
二十年以后呢？
当今天的中老年信徒逐渐老去，如果年轻人没有继续进入教会，那么谁来接过他们手中的圣经？
谁来继续他们的祷告？
谁来把他们的见证告诉下一代？
当信仰问题被政治化
在我看来，要理解中国基督教今天所面对的环境，还必须看到另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境外宗教组织以及境外力量与中国本土教会之间的联系保持高度警惕。
在官方的政治安全话语中，“境外渗透”“和平演变”等概念长期存在。
当宗教被纳入这样的政治安全框架以后，许多原本属于个人信仰、家庭教育和教会生活的问题，也容易被赋予政治意义。
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
一个父亲带孩子去教堂，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知道父亲为什么相信上帝。
一个母亲教孩子祷告，也只是希望把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经验告诉孩子。
教会开设儿童主日学，本身也是一种宗教教育。
但是，当宗教传播、境外联系和政治安全被联系在一起之后，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就很容易成为严格管理的对象。原稿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宗教管理从教堂和成年人进一步延伸到家庭与下一代以后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因此，我想提出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一个政府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一个家庭的宗教教育？
基督徒父母有没有权利让自己的孩子了解自己的信仰？
一个孩子有没有权利了解父母为什么相信基督教？
他能不能在了解以后，长大成人，再根据自己的良知决定相信或者不相信？
这些问题已经不只是教堂管理的问题，而涉及家庭、教育、信仰以及个人选择之间最基本的界限。
最可怕的变化往往看不见
关闭一座教堂，我们马上能够看到。
拆掉一个十字架，我们也能够马上看到。但是，有一种改变并不会立刻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信仰传承的断裂。
它不会在第一年产生明显结果。
五年以后，我们甚至仍然觉得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教堂里还有成年人，还有老一代基督徒。
但是二十年以后，当今天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后果。
如果一代孩子从小没有机会正常进入教会，没有机会参加宗教活动，也没有机会系统了解父母的信仰，那么他们成年以后继续父母信仰的性自然降低。
而一旦一个家庭出现了信仰断层，再想重新建立这种传承，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信仰不仅仅存在于一本书里。
信仰也存在于生活里。
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困难中怎样祷告，看到母亲怎样读圣经，看到教会怎样帮助陷入困境的人，看到不同家庭怎样一起敬拜——这些童年的记忆，本身就是信仰传承的一部分。
这些东西不是等到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给他几本宗教书籍就能够完全补回来的。
所以，在我看来，真正决定中国基督教未来的，也许不仅仅是今天中国还有多少座教堂、多少牧师、多少传道人或者多少成年基督徒。
我们更应该问：
今天还有多少孩子能够真正认识父母所相信的上帝？
三十年以后，中国还有多少基督徒？
《圣经》为什么反复强调要“传给子孙”？
因为任何信仰一旦失去下一代，都很难拥有未来。
政府可以制定宗教法规，可以管理宗教场所，也可以限制宗教组织的活动范围。
但是，当这种管理进一步进入家庭，影响父母向孩子传递信仰的时候，它所触及的就已经不只是一场礼拜，也不仅仅是一座教堂，而是一个宗教群体延续自己的根基。
所以我常常想到一个让我不安的问题：
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大地上还会有多少基督徒？
我不知道答案。
今天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对一个宗教最深远的打击，未必是今天关闭了多少座教堂，而是让下一代逐渐不知道教堂意味着什么；
未必是今天拿走多少本圣经，而是让下一代再也没有机会、甚至没有兴趣打开圣经；
未必是强迫这一代人立即宣布放弃信仰，而是让他们的信仰无法继续传到下一代。
今天仍然坚持信仰的人终究会老去。
真正决定一种信仰能否继续存在的，是有没有年轻人接过上一代人手中的圣经；有没有父母能够把自己的信仰、经历和见证告诉孩子；有没有孩子能够自由地走进教堂，了解自己的父母究竟相信什么，然后在长大以后，按照自己的良知作出选择。原文最后同样把问题落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还有多少基督徒”以及下一代能否接续信仰之上。
《约珥书》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与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
过去，我读到这句话时，想到的是信仰的传承。
今天，当我再次读到这句话，我感受到的却多了一份沉重。
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基督徒而言，“传与子，子传与孙”已经不再只是两千多年前经文中的一句教导，而成为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仍然相信，却无法把自己的信仰告诉孩子；我们手中仍然拿着圣经，下一代却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开它；我们仍然记得教堂里的祷告和诗歌，下一代却再也没有这样的记忆。
那么，中国基督教真正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代信徒。
失去的是信仰继续传下去的未来。
而这正是我今天最担忧的事情。
编辑：张致君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u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