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lusive Content
出狱一周年
——要不要活下去
作者：谢文飞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题记：当利维坦这头怪兽肆无忌惮地吞噬我的自由与尊严时，要不要活下去，便成了我必须要做出抉择的命题。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我的座右铭，也将是我的墓志铭。——这是我在2019年3月1日出狱当天写下的《出狱宣言》里的一句话。2023年5月30日至6月13日，在被郴州监狱关在0.18平方米和0.7平方米的铁笼子里那半个月里，我曾以为我用生命书写自己的墓志铭的日子到了，不意竟苟活至今日。
苟活的痛苦，不经历绝望的人自然是无感的。而我之所以会绝望，正是因为我对自己、对我们的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的人性）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宗萨蒋扬钦哲说：“我们之所以没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没能善待自己的痛苦、希望和恐惧。”而我这几十年来，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对自己、对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寄予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对于恐惧，我的天性让我从小就排斥它、无视它的存在。所以，以宗萨蒋扬钦哲的观点，我注定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其实，在我看来没那么复杂。世人所自以为的自由的状态，其实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苟且，灵魂的麻木，加上行动上的有限自由罢了。而我，如果注定只能拥有这样的“自由”的话，我情愿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写上墓志铭，摆脱这个无望得到我的自由的世界。
一. 看望带病打工的哥哥
2025年10月29日，是我再次回到大监狱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年来有一个心愿一直未了，我想去看看在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工业区打枣的哥哥。哥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在带病打工，2019年肾结石手术，我照顾了他好几天。这几年肾结石越来越严重，动了三次手术都没能根除，一直在吃药。2020年10月29日，就是我再次入狱刚好4个月之后，他又得了更严重的脑梗塞，也没有治好。我担心他不能继续打工了。这几年我在里面，哥带病打工，还要负责为病了多年的母亲治病，真是难为他了。母亲的病最严重的时候半个月下不了床，在我去年10月29日回到县城给她打的第一个电话时她说：“老娘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这种情况下，哥哥的身体健康于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回到家第五天就在《暗夜独吟》里写下了那句“江湖友凋落，家中添病人”。
10月24日下午5点，我到了我哥打工的厂里。他所在的厂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牛仔服装加工厂，他在里面打枣，这道工序还是17年前我手把手教给他的，每天要重复同样的动作一万次以上，他一干就是17年没有中断过。我哥是个非常不自信的人，当年我教他时，他就说年纪大了学不会了，是我“逼”他学会的。
我原本打算帮我哥做点事，顺便看看我还能不能胜任这个我曾做了八年的工作。但我没想到他的工作环境比我12年以前的工作环境还差，他使用的机器比我12年前用的还要破旧。他正在做的裤子布料是又硬又厚最难做的复合布料，机子上的针孔都烧黑了，他的老板小器得很，连线油都没有给他提供。机子老是断线，我哥叫我帮他穿针，我穿了半天也没能穿进去，只好作罢。还是让我哥把针换了才穿上线的。12年前，我还在制衣厂上班时，我曾试过闭着眼睛也把线穿进去了，如今竟然睁着眼睛也半天穿不好针。
我哥没有提前买好菜，于是我叫他一起去吃快餐。我打电话给在同一条街上班的表弟，叫他过来一起吃饭，他说今晚要出货，自己吃点现成的饭就要去加班了，晚上可能要11点半才能下班。他这几年基本上晚上加班都要加到11点甚至更晚。我想表弟中秋还在我家里吃饭了，今天就随他吧。我又给一个认识了20年的老工友打电话，也没接通。这位工友比我大13岁，年初的时候，他和我表弟在一栋楼上班，听说我又坐了几年牢回来了，邀请我一起去打工，他说为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事去坐牢，自己太吃亏了，不要再去吃那个亏了。这正应了亚里斯多德2350年前的论断：越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务，越是少有人去关心。因此他认为，应该改变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制度。我自己已故的舅舅，2013年在我从看守所回来后也对我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做的事情也是对的，但这种事情太危险了，还是让别人去做的好。我说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想的。
我哥吃完晚饭，6:20就加班去了，到10:30才下班。他告诉我，派出所的人来对他进行了登记并拍照，我感到吃惊。我从2004年到2013年上半年期间，在新塘租房子住了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派出所上门登记拍照片的事情。我住的地方离我哥这里不过3公里而已。我问我哥，这几年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去年有过一次。我正在狐疑，哥又说了一件令我更加吃惊的事情，他说这几年，在江南工业区，不时见到治安巡逻的民警在路上拦住人查看身份证并拍照。我没听错，这就是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带到收容所而被群殴致死22年后，离他被打死的广州天河区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南，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原打算在这里做几天临时工的念头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了我哥说的种种，显然我晚上住旅店多有不便（住高端酒店应该没问题），加上囊中羞涩，我决定与我哥挤一张床将就一晚。
今年夏天我也是睡硬板床的，但9月一场秋雨过后，我就换上了床垫，并且盖棉被睡觉了。而我哥还是睡的木板床。怕我冷，给了我一床被套外加一块浴巾。凌晨才睡觉，3点半我哥起来上厕所，尽管他轻手轻脚，但还是把我惊醒了，并且再也没能睡着。好不容易挨到6点钟起来洗漱。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加上天生晕车受了点罪，我决定去吃一碗瘦肉粥。哥陪我走到早餐店门口，说什么也不进来一起早餐。他习惯性地散步去了。
二. 时隔六年重返广州
6年多没有到过广州了。这块南国的热土，曾经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光荣与梦想。黄花岗上、黄埔军校、南周门口、车陂街头，广州有着太多将我们与历史连结在一起的印记，留下了我太多的或痛苦或美好的记忆。这一年来，从广州来看望我的朋友有10人之数，而其它外省的朋友，只在我6月底到四川时见过一些。如今广州近在咫尺，我怎能不去拜会广州的朋友呢！
9:30，我抵达广州。几乎同时，我哥发来微信，他说房东打电话给他，问我人在哪里，不让我住在我哥租住的房子里。我的不好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昨晚一位在广州照顾他哥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之后，他哥哥就接到广州有关部门的电话，问他人在哪里。这位朋友为了能留在广州照顾生病的哥哥，明确告知我不能跟我见面了。后来我告诉他我哥哥被登记拍照的事，我还在狐疑中，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冲我来的。而那时候我见到我哥才5个小时而已。
10点半才见到广州的朋友，三五个朋友就近找了家饭店吃饭。几年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总是令人轻松愉悦的，尽管菜品略显寡淡无味，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前一天的旅途劳累，还有某些不快，统统都暂且抛开了。饭前朋友帮我约了几位老朋友下午见面，然后一起晚饭。饭后去拜访了一位久闻其名，却未曾谋面的浪漫主义诗人。坐在绿树掩映的小溪边喝咖啡，竟然有些许凉意。这是我第二次喝咖啡。
三. 电话不断，令我抓狂
15:40，我们到达约定的酒店与朋友见面。15:48，老家桂阳的国保就打电话来了。一开口就要我确定回家的时间，说是广东这边因为有个什么会，通知了湖南那边，又一再说我离开当地没有告诉他，让他不好交差。仿佛我还在监狱里，没有私自出行的权利。我说我就这两天回去，但还没确定。广州的什么会与我无关，我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广州的有关部门。
过了半个小时，又用微信接二连三地打过来，说了十几分钟。一下叫我马上回去，我提出抗议，一下又说最迟后天让我回去，一下又说我明晚必须回去。还翻来复去要给我定位，给我开个房间。我实在是烦不胜烦，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当成一个犯人来对待的话，我就把手机丢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打完微信才3分钟，16:48分，电话又打过来了。50分钟打了五个电话和微信电话了，硬要我答应住他们派过来的人开的房间，然后确定回去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回去。我已经6年没有经历这样的恶梦了，本就睡眠不足，一下子头都大了。
晚上我们刚好聚齐了十个人，这是我6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老朋友，自然心情放松了不少。没想到朋友们都说在广州都有几年没这么聚过了，又令我略微有些失望。但接着又有两个朋友说，今年还这样聚过两次。这可是有着近20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啊！
尽管我一再表示，不想在广州见到他们，19:19，我们晚饭才刚开始，电话又打过来了，一打又是十几分钟，已经影响到我和朋友们就餐了，我们老家的俗话说“雷公不打吃饭人”。换了一个人，说他已到广州了，必须要见到我。我问他见面之后要怎么做却闪烁其词。这时候我的头都快要炸裂了，真想把手机砸了，随他们去。但是没办法，谁叫我身处没有围墙的监狱呢。我还是答应了他们一个小时后见面。放下手机没几分钟，老家那边又打电话来了，不顾我如何抓狂，就是要确保我在他们掌控的范围之内。好像要千方百计阻止我趁着夜色去干坏事。但总算说好了，只是确定我住宿的地方，之后不干涉我的自由，明晚回到桂阳就可以了。谢天谢地。
四. 贾榀你在哪里
晚餐一再被打断，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好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件事情也令我感到有些遗憾，可能也是因为我一再被电话打断而造成的。事实上我接到的电话，也会影响到其他朋友的心情。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今晚10个人聚在一起，没有人提到贾榀。贾榀几乎比我更早认识在坐的每一位朋友。我是2013年8月13日到广州认识贾榀之后，才认识这些朋友的。我有几次想说说贾榀的事，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大家也不常聚，似乎都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要分享。或许是贾榀失踪了三年了，大家早已在茶余饭后聊过无数次了，已经没有兴致再提起他了。或许是该逐渐淡忘他了。但我不能忘。在2013年8月13至2014年10月2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和贾榀、杨崇三个人住在一起。我们三个人，至少有300天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这20年来，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这样在一起过。贾榀1989年出生，1....
朱虞夫回望中国民主党组党历程————姜福祯访谈朱虞夫
作者：姜福祯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编者按
自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首发组党以来，已有27年光景。在这段历史中，早期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身陷囹圄，或撒手人寰，或选择低调躺平，甚至有人背叛或被招安。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岁月，既是对历史的梳理，也是对勇气与信念的致敬。
本刊通过朱虞夫与姜福祯的对话，首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浙江民主党组党全过程的细节与秘辛。朱虞夫坦言，王有才最初主张“精英政党”，但浙江组党实践最终形成了“下里巴人”的路线，即坚持实际行动、广泛唤醒民众。正是在他与王炳章、王东海、林牧等人的推动下，民主党的火种在浙江重新点燃，并逐步蔓延至全国。
组党过程中，浙江民主党人直面高压政治环境，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坚持行动，从上街散发传单、联络老友，到编辑发行《在野党》刊物，每一步都充满艰辛。海外势力的关注与支持，特别是王炳章的启发与推动，成为组党初期不可或缺的动力。
同时，本刊也呈现了民主党成立的复杂渊源：历史上虽有多次名为“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尝试，但1998年的组党是独立的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挑战党禁，更在于推动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与实践。浙江民主党以行动开路，不以个人职位争斗为先，而是坚持全国联络与群众动员，这种务实精神值得铭记。
这段历史中，不仅有勇敢直前的人，也有选择低调避祸的人；不仅有积极参与的文学青年与民运人士，也有至今不得公开姓名的参与者。他们的经历与选择，构成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初期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画面。
通过本刊，我们希望打捞记忆，还原历史现场，让读者理解：每一段社会进步都源于冒险与坚持，每一份信念都值得被铭记。
姜福祯：我们都是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者，27年过去了，当年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仍在牢里，或撒手人间，或消极躺平，甚至也有人背叛和被招安。你是浙江首倡组党的重要推手，希望你尽可能讲一下你所知道的浙江组党情况，也算打捞记忆，还原现场吧。
朱虞夫：好的，8月24日我们在刘连军、苏雨桐主持的网上座谈会上几位创党同道有机会一起回忆当年组党情况，今天很高兴继续与你谈谈这件事情。
“下里巴人”朱虞夫
朱虞夫：实际上王有才当年组党是想搞精英政治，“象牙塔”“陽春白雪”，结果被我搞成了“下里巴人”。他主张搞一个有門槛，有文化，有财产的精英政党。
姜福祯：我知道，近年他在民主党海委会当主席时，他也还是这样主张。他说：“我们这些人就算了，以后发展党员沒有几十万收入的不要”。
朱虞夫：当年通过朋友关系，王有才搞了一张浙江处级干部的“花名册”。他主张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信件形式发给他们，劝他们参加中国民主党。我劝阻他：“这些人刚爬出泥潭，身上的泥水还沒甩干净，怎么能再跳进泥潭，这太不现实了”
精英政党我们不可能建立，唤醒民众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总要有人做。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王有才曾让祝正明印了2000多份《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有才被抓后，形势紧张，祝正明认为放我这儿比较安全。正好王炳章建议我上街去发展民主党员，“见一个发展一个”。这做不到，因为大家都害怕，不敢加入。6月30日没人与我一起上街散发传单，我一个人上街发送传单时，也是心里没底的。但是我想事情总要有人做，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我也有了让中共来抓我的心理准备。那天，我果然就被抓起来了。
“行为艺术”成真
姜福祯：98年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从浙江首发到蔓延全国成势就是一个奇跡，当时浙江的具体情形如何？
朱虞夫：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认为，注册是开玩笑的，不要理他们，过几天就没戏了。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可能吗？一就靠那几个人可能吗？就算只有50个人的名单，也拿不出来的，就只有那么几个热心的人。在注册以前，我已经很明确的讲了，我们和这只猛兽关在一个笼子里，它欺骗国际社会，说它不吃人了，国际社会居然相信了它，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态没有改善，我们推它一把：要么它退一下，增加我们的生存空间，要么张口吃人，将它的本质暴露给国际社会。他不吃我还不放心。所以当时把我抓起来，我说我就怕你不抓，抓了才有动静啊，抓了才有分量。我们是“哀兵求胜”。姜福祯：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是因为中共要搭乘全球化快车，中共已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即便如此，公开注册申请也是一个政治姿态，意在促进公民政治权利，冲击党禁，也就是李泽民认为的“开玩笑”，你说的“行为艺术”。
朱虞夫：还有，如果不是借重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借重克林顿访华，也不会有这次注册。
6月25号中午，王有才一行人出发之前，我正好在王东海家。王东海的太太程云惠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生了，我问王东海如果他今天万一回不来了，他太太谁来照顾？我说把他的名字换成我的。他无论如何不肯换，他说“虞夫啊，阿惠交给你照顾，我放心”。
王有才也对我讲，“虞夫啊，如果我们进去，外面也是需要人的。我们不希望他们把我们一网全部弄到里面去了。”“你们在外面发声营救、接着干。”
我们民主党6月25号去注册，王有才已经安排海外媒体予以关注了，当时王炳章及很多海外民运圈的朋友，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振奋。
6月25号注册大家全身而退，第二天王有才就被抓起来了，8个小时以后回到家里，然后国保就把他封在家里不准他出门了。有一个小警察就坐在他门口监控，阻止他出去。这个时候的民主党组党活动处于停滯状态，因为原来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朋友，几乎都避祸隐匿了，形势不明朗，谁不怕抓人啊？组党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篡党夺权”把民主党的事继续搞下去，改变了王有才的初衷，中共又将我招兵买马，撒豆成兵的“颠覆”行为强加到王有才身上，让他判了重刑。我招来民主墙旧部，群策群力，各尽其能，将火种重新点燃、蔓延，王炳章策应各地兴风作浪，一时间风生水起。要发展民主党的党员，需要到外地去，每个省市都去宣传，都去成立中国民主党，尽量地扩大影响。所以后来我判刑的时候，检控方说海外势力的介入，海外势力就指的是王炳章，清清楚楚。
“海外势力”王炳章
姜福祯：王炳章二月回国推动组党，国内外一些人也都闻声而动。浙江注册申请后海外高度关注，特别是王炳章。我们山东的情况是，我刚出狱不久，还在剥权期，所以我相对低调。听说浙江申请后有人曾计划每月都有一个省市(直辖市)去申请，上海是第二个，可是二个多月过去了，上海沒有申请。八月下旬王炳章急忙给谢万軍打电话催促并嘱庄彦与谢联糸组党事宜，谢答应9月去注册，山东9月6日去注册被允许，鼓舞了各省，引发全国公开组党潮。
朱虞夫：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二月王炳章来浙江时我沒省见到，王炳章是六月注册后与我联系的，当时王炳章、王希哲和林牧都知道民主党是我在实操。
王炳章是行动派，我也是行动派，我们一拍即合，就这样我担负起了浙江民主党继续筹组的工作。林牧先生担忧我的安全，写信让王东海劝我低调。
当时王炳章先生说，趁着这个时间你不要再等待，尽量把它做大做强，他说：“虞夫啊，你到马路上去，这个看到一个就发展一个，像滚雪球一样，你形成势了，他们一下子就不能消除，不能把你们消灭掉。如果你们这几个人他能回过手来把你们弄掉，就没这个戏了，做不下去，没这回事了。”他说的很对。所以我在他的启发之下，在没有人手的情况下，我自己拿了传单到马路上去散发，然后我又去找到我当年就是民主墙时候的老朋友，因为杭州的民主墙1978年，1979年初，是我和我几个朋友一起搞起来。当时加入的很多朋友大家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就去把这些他们都拉进来。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公开的、理性的、合理的。当时我告诉你，没什么秘密，你共产党要知道我们什么都告诉你，我们都向你注册了，还要怎么样。
所以王炳章先生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孕育者，他是海外民主运动的奠基人，这个他是功不可没的。我非常怀念他。我和王炳章先生打交道是1998年6月组党伊始，他在二月来杭州时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国内的人组党，但是国内朋友对组党有疑虑，这一点我可以讲，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他是分不开的，组党的种子是他播下的。就我个人来说，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才豁出去的。当时海外有很多人在围攻他，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当时赞成他这样搞，有我个人的看法：中共一贯欺骗国际社会，我们公开筹组民主党就是要撕开它们的画皮，冲击党禁，就是要冒险试一下深浅，也算以身试法吧。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犯险”而来的。
姜福祯：我们山东也是这么想，不试，怎么知道能走多远，也已做好做牢准备。
“广交友，缓结社”紧箍咒
姜福祯：我有个問題，你们浙江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筹委会，还是先后有两个筹委会？一开始是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
朱虞夫：一个筹委会。有人退出，更多的加入。我和王荣清、毛庆祥、戚惠民、李锡安、吴义龙、祝正明搭起框架，再后来聂敏之、杨建民、池建伟、来金彪、李坝根、朱伟勇等和大量热心朋友也加入了，我们进去了，王荣清、吕耿松、陈树庆等人在撑着，浙江这儿是前赴后继，自组党来浙江的监狱里没有间断过民主党人。可是，由于浙江的民运团队不善炒作，况且受到民运大佬的封杀，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更关注的是律师和公知群体。
姜福祯：是啊，是这样。浙江当年真是英勇悲壮，前后许多人勇敢投入，公开活动，不懈坚持，一直是前边抓了，后边还一直举着旗子。你们还办了一个《在野党》刊物，这个刊物办了几期？我们山东王金波几次去你们浙江“取经”，你们见过吧？
朱虞夫：见过，他还在我家住过几天。王金波是深度介入浙江民主党的，他写的回忆录关于浙江的 部分非常翔实，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在野党》由毛庆祥主编，在他手上办了九期，毛庆祥被抓后，由其他朋友又接下去编辑发行了几期，从1998年9月始发到1999年6月我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有待狱中朋友以后补充了。
姜福祯：从王有才等人6月注册民主党到我和谢万军等9月第二波组党，不仅冲击了中共政权的党禁，也打破了国内民运当年的主流语境：“良性互动，双胜双赢”。牟传珩“广交友，不结社”。徐文立当年很推崇这个理论，略做修改为“广交友，缓结社。”
朱虞夫：他也不能叫不结社了，因为我们已经结社了，这种提法起阻碍的作用，后来他在11月又急转弯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一步到位。这在当时被称为“摘桃子”。
姜福祯：记得在北京是任畹町先于徐文立成立了北京筹委会，并倡导各省一起成立全国筹委会。全国筹委会的事你可以讲一下吗？也有一个说法是全国筹委会主要在上海筹备。
朱虞夫：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是连络全国大家一起做，不占山为王，浙江不当老大，在最初设计名称的时候就作了考量，王有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从本质上讲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不心心念念做老大，他鄙夷野心人物。他多次对我说，我们是搭个平台，（让大家都来唱戏）。若浙江一步注册全国民主党，也就沒有山东组党了，更不会组党蔚成风气。也正是这样，浙江不像某些地方，一上来先抢位子，封交椅。浙江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主席”。由于我和其他人上班沒有时間，我们委托吴义龙（由姚振宪一路陪同）沿京广线到各省鼓励组党，到北京找到某大佬，某大佬首先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傻在那儿了，他沒法回答，也不能回答。因为沒有授权请一个主席。某大佬说：‘’你走吧，我不參加。‘’。吴义龙不知如何是好，拿出连络图看到任畹町的名字就给他打电话，任畹町说：你过来吧。吴义龙说了情况任畹町痛快答应了。马上就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当时有报道）。任宛町很快提出注册申请，后来他也倡导成立全国筹备委员会。
当时全国各省刘贤斌、车宏年、谢长发、傅升、唐元隽和冷万宝、姚振宪等许多人都到了杭州了解组党过程，推动了各地组党进程。戚惠民的房子借给民主党做联络站，为此，在当局出手镇压后，戚惠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1月9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宣告成立，并于8日已向国务院递交注册申请。早于全国筹委会一天，徐文立也成立了京津党部。此时，他发现身边已无人可用，啟用了二名沒有民运经历的素人。
为民主党筹备和发展，姚振宪将卖掉上海房子的20几万钱交给了吴义龙，吴将钱私下交给女友单称峰，对我说，姚遵宪出国的时候交给他一千元钱，我说你放着吧。浙江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直到2011年，吴义龙出狱后向单要钱（单已组织新家），单不给，吴才告知毛庆祥此事，要毛去向单还钱。这大概是民主党的第一个腐败案吧，20万当年不是个小数目，倘若民主党当年有这笔钱，规模还会更大。
中国民主党渊源
姜福祯：中国民主党做大后，有人开始寻找根脉，有人说79民运他们就酝酿组党，也有人说更早，还有人把王若望看成中国民主党创党人。我觉得这有个名和实的問題，单讲民主党三个字，有过多次，但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独立的事实。
朱虞夫：1906年清末预备立宪时一夜涌现出许多个党，其中就有一个中国民主党，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放党禁。1960年台湾雷震成立中国民主党后被老蒋判了十年（不是因为组党判刑）。香港李柱铭在香港回归前夕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中共严禁他与大陆有联系。王若望96年在海外建立民主党，当时他提出民主党合并，我们很意外，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愿意他做领导人。除了王若望，98年组党没有根脉。
姜福祯：海外曾搞过一次民主党大整合，徐文立刚出狱不久，筹备时找过他，他拒绝了，他只做他的联合总部。此后，经一些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王有才、王军涛、王天成为共同主席，当时被称为“三王党”
。三王党沒维持多久，因为在一些問題上分岐，主要对政庇党员的不同看法，多数理事陆续退出，只剩下王军涛共同主席至今。2015年原部分理事筹组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并在荷兰注册，王有才、陈忠和任主席，王有才后来退出，前不久陈忠和也突然去世。
朱虞夫：陈忠和我知道，沒有见过。
姜福祯：当年浙江民主党组党时，有一帮文学青年，他们主张“文化复兴运动”，王有才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你是否熟悉这些人？
朱虞夫：了解一些。俞心樵、林辉都是。
姜福祯：听说注册三人中有二人是这个群体的。王有才、林辉？
朱虞夫：林辉是，单称峰也是。
姜福祯：噢，吴义龙夫妇也是。
姜福祯：我在青岛见过俞心樵，说起民主党组党，他很自豪地说：当年民主党、正义党，还有一个忘了。他说三个党组党都和他们有关，你怎么看这件事？
朱虞夫：怎么叫有关？一帮文学青年，在一起高谈阔论时说起过几个名字，对组党并无行动。第三个大概是爱琴海文艺复兴党吧。
朱虞夫和姜福祯还聊到一些事，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党秘辛吧。从98民主党组党现在27年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话还是不便说。不止海外民运大佬许多都曾实际或口头參与，国内也有包括鲍彤、刘晓波等人先后不同程度介入，
在国內不同时間段，深度介入的还有杨天水、谢长发、胡石根等人，更有一些参与的人至今也不能公开姓名，一直把自己深埋在远离政治的厚土里。
Zhu Yufu Looks Back on the Founding Proces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 Jiang Fuzhen Interviews Zhu Yufu
Author: Jiang...
十月洛杉矶的一面蓝旗
作者：大兵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秋天的洛杉矶带着一种加州特有的明亮。街道两旁的树影摇曳，微风吹过，那面蓝旗在风里轻轻展开：中国民主党 推翻中共再造共和。
在离家万里的异国他乡，这群人用一面旗帜、一段演讲、一场集会，追寻着中国大陆本该有的样貌。现场氛围出奇地平静，有人举着旗帜、有人抱着孩子、也有人只是静静地站在路边。阳光落在他们的脸上，混合着笑意与坚定，带有一种不屈的温柔。
他们谈论自由与民主，谈论信念，也谈论生活。一个男人举着麦克风，手里握着青天白日旗。他的声音不高，却格外清晰，叙说着今天我们因为什么站在这里。我站在人群边，一次次按下快门，却总觉得镜头还不足以承载那种情绪。
这不是愤怒的抗议，而是一种平静的呼喊——一种属于流散者的尊严。
一位父亲抱着孩子站在人群中，孩子的眼神充满好奇。那一刻，我想到一个问题：自由，是不是也要被一代一代的亲手传递？
活动结束，旗帜依然在风中飘动。阳光从树缝洒下落在地面，像是无声的注脚。我收起相机，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宁静——仿佛拍下的不只是一次纪念活动，而是一段流亡者的历史。在洛杉矶的街头，我们以这样平静的姿态，纪念着中华民国的国庆，也守着属于自己的信念。
或许，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更广义的尊严——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说、自由地记、自由地被看见。这就是我那天看到的一切。
镜头之外，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回声：离开故乡的人，也能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为故乡而活。
A Blue Flag in Los Angeles, October
Author: Da Bing. ...
穿越七国——奔向自由
作者：张娜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叫张娜，今年32岁。一年半前，我穿越七个国家，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美国。这并不是一次冒险旅行，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逃离。
我出生在江苏，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和很多普通女孩一样，我顺着社会的轨道往前走：努力上学、参加工作、买房、计划结婚。但30岁那年，我意识到，这条路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我被“安排”着走的。
在国内，我一直从事外卖行业的招商工作。先后供职于美团快驴、涨客舟和优客多多等三个平台，负责平台运营和外卖品牌加盟拓展。尤其是疫情期间，工作强度极大，24小时不敢关机，客户、同事、领导随时都会联络我，这些让我疲于奔命，但真正让我感到疲惫的不是工作，而是对未来的无力感。
我开始思考：没有家庭负担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精力赚钱，可是五年后呢？可能我也要面临结婚、生子的问题，那么谁来帮我承担产假期间的收入损失？孩子谁来带？如果是我全职带孩子，那么与社会脱节两年、五年甚至更多年的宝妈还能重新就业吗？现实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很多公司在招聘人才时会明确标注“已婚已育优先”，大多要求“35岁以下”，互联网行业更甚，为了避免“未婚未育”的女员工不能全神贯注地工作。
因此我也曾试着转行，去学软件测试，但无论怎么努力，年龄、婚姻、生育这几张“无形的简历”始终横亘在我面前。我的性别，竟成了我无法改变的“原罪”。
我也曾被洗脑，被当做“韭菜”，2016年，我在镇江买了人生第一套房，满心期待新的开始；但到了2024年，当我卖掉房子时，血本无归。这就意味着，我的全部身家都用了买了房子，当我卖掉房子时，我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倒欠银行贷款，那么钱去哪儿了呢？年轻人本该对未来有无限向往的时候，在最美好的年华奋斗的时候，却要背上几十年的贷款，因为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票子，就不配结婚。
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我一直被定义要做一个贤妻良母一样的女性、被催促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女朋友、被压迫成一个不断奋斗的“五好青年”。是的，大家都这么说，女孩子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嫁人生孩子才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可是结婚生孩子就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如果一个社会害怕单身女性做自己，如果一个社会离婚需要冷静期，如果一个女人被家暴而加害者却逍遥法外，那么当《宪法》都可以被修改的时候，当《婚姻法》不再维护女性的权益的时候，我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
这些问题，一遍一遍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并不是想“逃离”，我只是想“选择”，我想做自己人生的决策者，而不是一具服从命令的躯壳。
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决定：离开这个吃人的国家，去到自由民主美国。
我从南京飞往香港，进入厄瓜多尔，辗转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地，最终在墨西哥边境翻墙进入美国。这一路，充满了不安与艰难。但每跨过一个国界，我就离“自己的人生”更近了一步。
如今，我还在适应新的生活。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不再被命令怎么活。我有选择的权利，即使代价沉重，也值得，因为沉没成本不需要参与重大决策。
这不是一封控诉信，也不是成功学励志故事。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在社会高压、职场焦虑和家庭期待之间，试图找回自我、挣脱桎梏的记录。
Across Seven Countries—A Journey Toward Freedom
Author: Zhang Na Editor: Cheng Wei Executive Ed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