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硕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在理论上追求消除阶级差异、实现资源平等分配。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其政治形态往往演变为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且多由强势领导人长期主导。从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再到当代由习近平与金正恩主导的政治体系,这些领导人普遍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独裁者。
这些案例在具体历史与国情上存在差异,但在权力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征:当政治权力不依赖竞争性选举产生,且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时,权力更容易集中于个人,并逐步固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共产主义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于选票,而是通过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操作实现的,政权的获取方式并不是基于合法的民主程序。缺乏选票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缺乏民意基础,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强权和暴力。正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力来源方式,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裁统治。
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近几年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的人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刑比例的持续攀升。2017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人数为2124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630人,短短数年间增长超过三倍。重刑比例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在高压反腐背景下,腐败问题可能并未明显收敛,而反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承担内部权力调整的功能,即以反腐之名来打压异己。与此同时,相关治理方式并未侧重于如公开官员财产等常见的制度性反腐手段。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统计,中国长期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约40至50人。与此同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多年来持续处于全球排名末端(178/180)。从阶段性变化来看,一个更关键的差异:在胡锦涛时期,信息控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与关键政治议题,而在习近平时期,管控范围明显扩大至社交平台与个人表达层面,形成对内容生产、传播与反馈的全链条管理。同时,《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与《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相继实施,使信息控制进一步制度化与法律化。控制范围与方式转变为从以媒体为中心的管控,演变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息治理体系,其广度与执行强度均显著提升。这些变化反映出权力运行方式的进一步集中化趋势,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也沦为舆论宣传工具,这种独裁统治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和严重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甚至能直接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终身主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必担心任何反对声音。这种独裁作风上行下效,导致下面的省市级官员也效仿其治理方式。在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利益。然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这种制衡机制缺失。政党和政府合二为一,党内的权力斗争取代了正常的政治竞争和监督机制。这种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导致了领导人的决策缺乏透明度,没有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可以任意制定政策,而不必考虑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公众的影响。结果,社会资源被浪费,民众利益受损,比如贵州独山县人口不到40万,却欠下400亿高额负债做形象工程;类似地,雄安新区作为习近平亲自规划的项目已累计投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但目前人口导入进度与预期之间存在重大差距,项目在规划阶段缺乏公开听证机制,建设过程中也没有公开的审计。这类案例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当决策缺乏外部反馈机制时,项目更容易呈现“先巨量投入、后匹配需求”的路径,这一机制在多个案例中有所体现。
在共产主义政权中,领导人对民众的责任感缺失。这不仅是因为权力集中和缺乏监督,更是因为领导人的选拔和任免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的升迁往往依赖于政治忠诚和派系斗争,而不是实际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支持。所以领导人并不真正关心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加之缺乏媒体的监督,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以中国历年的抗洪救灾为例。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期间,社会舆论并没有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管控程度显著增强,媒体还能批评政府。在重大灾害来临时,江、胡都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到达现场,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灾区的关注和对民众的关怀。然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媒体逐渐被禁声,他很少在第一时间到达过任何重大的灾害现场,他只是发了无数的批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是通过选票上台的领导人,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习近平通过其执政表现,亲自指挥亲自演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独裁。共产主义政权的虚假本质,在于其权力来源的非民主性、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以及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这种体制不仅难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平等与繁荣,反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加剧与社会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The Trend of Dictatorship in Communist Systems: Taking Xi Jinping as an Example
Author: Peng Shuo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Zhou Min Translator:...
作者:卢超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2023年初,陕西宜川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如果弱小是一种错,那你就只能等着被践踏。要么被践踏,要么变强大。”
这句话虽然很快被删了,但它像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把那种隐秘的丛林法则摆到了台面上。它传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权力面前,如果你不够“强大”,你的权利被践踏就是理所当然。这哪里是法治,这分明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法则。
一、被层层包装的“大局观”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顾全大局”。
当你的房子被违规强拆时,有人让你顾全城市发展的“大局”;当你的合法言论被莫名封禁时,有人让你顾全社会稳定的“大局”;当法律程序被随意跳过时,有人告诉你这是为了效率的“大局”。
在这种逻辑下,“法制”变成了一张可以随时折叠、随时修剪的纸。权力阶层之所以一直弱化法制的严肃性,是因为法制本质上是讲“死理”的。法律讲究的是流程、是权利、是证据。而“大局”则是一个弹性的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装。只要祭出“大局”这个旗号,法律的约束就可以被绕开,权力的运行就能变得“无拘无束”。
说白了,弱化法制,本质上是为了维持一种“不容挑战的权力意志”。
二、公民眼里的“法”与权力眼里的“术”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法制是救命稻草。 我们之所以需要法制,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庸且弱小的。我们没有通天的关系,也没有挥霍不尽的财富,我们唯一的护身符就是那本写在纸上的法律。法制社会应该保证:哪怕你是一个最底层的送外卖的小哥,你在法律面前的尊严也应该和任何一个官员平等。
但对于权力运行者来说,法制往往被看作一种“管理术”。 在这种视角下,法律不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而是用来管理百姓的。当法律方便管理时,就拿出来用;当法律妨碍了权力的扩张或某种目标的实现时,就把它晾在一边。宜川检察院那句“要么变强大”,其实就是这种权力心态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眼里,规则是给弱者定的,而强者可以制定规则,甚至超越规则。
三、为什么我们不能只靠“变强大”?
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像宜川检察院说的那样,只能靠“变强大”来获得安全感,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崩溃。
因为“强大”是相对的。处长比科长强大,局长比处长强大。如果大家都崇尚丛林法则,那么谁都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今天你用权力践踏别人,明天更强大的权力就能践踏你。这种人制社会的恶性循环,只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尔虞我诈和互害。
法制社会的作用,就是把这种“强弱对比”给抹平。它告诉所有人:你不必非得变成一个浑身长刺的强者才能生存。只要你守法,你就有权利活得舒坦。
四、写在最后:
人类文明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学会了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尊严还给个人。
中共提倡的“大局”,往往是一个没有具体面孔的宏大叙事;而公民需要的“法制”,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桩具体的案子、每一份具体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人类之所以需要法制社会,就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那个庞大的、冰冷的“大局”时,依然拥有说“不”的底气。我们不需要一个逼着我们变强大的丛林,我们需要一个能让弱者也能体面生活的文明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法制必须高于任何所谓的“大局”。
Citizens Need a Rule-of-Law Society, While the CCP Wants You to "Take the Big Picture into Account"
Author: Lu Chao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