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记者:张致君 2026年7月5日，一场聚焦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学术座谈会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三民主义能否救中国》为题，邀请八九学运亲历者、文献学者、网络“孙文学校”创办人封从德博士担任主讲。多位海外异议学者、民运人士及年轻一代华人到场，围绕“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当代启示、中国未来制度承接框架以及政治转型的潜在风险展开了深度研讨。座谈会所在地自由雕塑公园，地处加州内陆荒漠，因长期展示“六四”、香港抗议及中国人权议题的大型地标性雕塑，已成为海外许多华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坐标。与以往聚焦于历史伤痛纪念的集会不同，本次座谈会在漫天黄沙与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装置间，呈现出一种冷峻的学术思辨氛围。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中）在现场发言）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表示，自由雕塑公园未来除了持续用雕塑这种艺术展现形式反抗暴政，也会逐渐搭建民主政治学术研讨会，讨论主题也不仅从历史清算与政治抗议等“解构性叙事”出发，同样会增加对宪法文本、过渡期合法性来源等“建构性制度设计”的理性探讨。会议先对7月2日在联合国门前为抗议中共对藏人压迫而自焚的Pawo Lobga Rangzen悼哀。 （与会者悼念藏人Lobga Rangzen） 在主旨发言中，封从德首先表示该次研讨会的”救国“应当再”重建民国“之后，提出用”三民主义，四六宪法，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政治行动第一步，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脉络中进行诠释。他认为，三民主义并非历史陈迹，而是应对现代政治危机的“现成制度框架”。对中国历史的充分认识，不被中共统战下的思想与谎言历史所污染至关重要，这会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反对派道路的判断力。 他在会中详细分析了中共在海外民主运动中的统战思想与语言叙事，解释了中共对反对运动中的词汇污染，例如他解释”和理非“中的”非暴力“是严重被曲解的，”非暴力“并不代表放弃”武力革命“，但中共将“武力”与“暴力”的含义混淆，暴力是非法的，而武力是合法的，中共的统战叙事就是将反对派合法的叙事方式变成非法叙事方式，进一步引起反对派内部分裂;再例如他指出，反对派不要落入”统独叙事“，这也是中共分裂反对派的统战战略之一。 封从德尖锐地指出，后极权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并非“如何打破旧体制”，而是“旧体制崩溃后的权力真空与社会失序”。 他借用“普京化”一词，警告转型初期因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强人政治复辟、民主形式化的危险。他在会中提到了中共的“沉船计划“，指出中共在全球所部署的经济、科技等战略部署不仅仅是在扩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在为其政权崩溃后的政权部署，中共将现有大量资金与技术资源外移后，得以保留中共的政治势力，再分裂中国，制造混乱，中共自己占据中国现在疆域板块中资源最富饶的沿海等枢纽区域。 （封从德主讲并回答与会者提问） “三民主义的精髓在于其整体性。民权保障自由，民生约束资本，民族确立认同。这套互为表里的架构，能有效对冲转型期极易出现的流氓无产阶级民粹主义或威权政客的窃国倒退。”封从德表示。 作为“民国宪政法统”的坚定捍卫者，封从德在会上多次提到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四六宪法”）。他主张，该宪法由当年全中国各党派共同制定，具备无可辩驳的历史正统性。在未来转型期，直接宣布“回归四六宪法”并将其作为临时宪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制宪成本，避免社会因“重新发明轮子”而陷入分裂。 然而，这一具有鲜明立场的“回归法统论”，在现场参与者内部随即引发了激烈的路线交锋。支持法统派的人士在发言中主张“继承资产”，认为历史法统是成本最低、最能凝聚共识的平稳过渡工具。 新宪派与联邦派则对该路径的可操作性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四六宪法”在政治现实、地缘政治及国际承认层面存在巨大的历史断层，面对当下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与地方治理，其过渡机制设计显得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对接的抓手。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座谈会并未流于枯燥的历史复述，而是展现了强烈的时代感。在互动环节中，与会者就两岸体制差异、以及“三民主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再解释”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思想激荡。针对年轻人提出“如何将三民主义推广和三民主义在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台局势中是否还有受众”这一隐忧，封从德给予了积极回应。他赞同并鼓励年轻一代打破意识形态框架，从历史文献中汲取关于“三民主义“运用的智慧，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语言向年轻世代重新阐释。 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在落日余晖洒满大漠时落下帷幕。正如与会研究者所言，这场在沙漠中展开的政治辩论，其意义或许不在于立即拿出一套完美的建国方案，而在于它在威权政治的阴影之外，保留了一处探讨中国未来可能性的“理论绿洲”。尽管“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法统路径在现实政治层面仍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此类社群内部共识的建构与思想火花的碰撞，正为未来的宪政转型做着知识上的防震准备。 主办方透露，未来自由雕塑公园将继续推出围绕“中国政治”的系列深度研讨活动，将这一思考持续引向深入。 摄影:刘敖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Feng Congde Discusse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作者：李聪玲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中国政府表示，这部法律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然而，在我看来，这部法律并非真正促进民族团结，而是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教育、宗教和言论领域的控制封锁的一项立法。我反对这部法律，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团结并不能建立在独裁统治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平等、尊重和多元之上。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要求所有民族拥有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历史叙事。一个真正成熟和自信的国家，应当能够包容不同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和历史记忆，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塑造一种唯一正确的民族认同。当国家将特定的民族观念上升为法律要求，并贯穿教育、文化、媒体和社会治理时，这已经最大程度压缩了合法表达和文化发展的空间。         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忧虑。西藏的藏语教育、宗教活动和传统文化近年来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因此担心新法律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使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传承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则表示，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持续投入资源保护藏族文化、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围绕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影响，各方长期存在明显分歧。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是一项新的立法，更像是他们长期担忧不断累积后的又一个象征。        就在这部法律生效后不久，一名被流亡藏人组织确认身份的藏人活动人士Lobga Rangzen，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身亡，希望借此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据警方，这名男子因严重烧伤死亡；流亡藏人组织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极端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的未来以及藏人的处境。中国政府则一贯表示，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        没有任何生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政治立场，自焚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它也提醒世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声音长期无法被听见时，可能会采取极端而悲剧性的方式表达诉求。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让许多流亡藏人感到，他们的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和宗教自由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已有一百多名藏人在中国境内以及流亡社区发生自焚事件。这些事件在流亡藏人看来，是对西藏现状的绝望抗议；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这些行为受到分裂势力煽动，危害社会稳定，并依法予以打击。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而言，这部法律同样引发担忧。近年来，新疆政策持续受到国际关注。一些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以及部分国家政府批评当地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并对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受到限制表示关切；中国政府则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表示相关措施属于依法反恐、去极端化和促进发展的政策，并认为外界批评存在政治化倾向。正是在这种持续存在重大争议的背景下，这部法律可能进一步巩固现有民族治理模式，使民族文化和宗教表达面临更大的压力。      ...

作者：胡平 去年7月6日，达赖喇嘛九十华诞，达赖喇嘛发表讲话，对自己的继任问题作出明确阐述。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达赖喇嘛制度将会延续。 「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Gaden Phodrang Trust）及其董事会，将负责寻访并认证转世灵童；该基金会将遵循藏传佛教传统，并与各大教派领袖及其他宗教领袖协商。 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即中国之外。 不出意料，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这番阐述表示强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其核心内容亦可归纳为三点： 必须在中国国内寻访； 必须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 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然而，中共的这三项主张皆站不住脚。  一、关于「国内寻访」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早已有于中国以外寻访转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诞生于蒙古，是蒙古族人。当时中国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图并不包括蒙古。 其理甚明：藏传佛教的弘传本就超越西藏地域与中国国界。活佛转世的寻访范围主要依据藏传佛教的信仰传播与信众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来，藏传佛教的信仰圈已涵盖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诸地，因此在蒙古与印度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早有先例。  当代以来，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流亡印度后，藏传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国之外的信众达五六百万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欧美各地；事实上，中国境外已有多位转世活佛，其中不少并非藏族。因此，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既合理，又完全正当。 二、关于「金瓶掣签」 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签」方式介入达赖喇嘛转世的认定，但实际上，真正依此程序认定的达赖喇嘛仅一两位，多数历代达赖喇嘛——包括现任第十四世——均未经过金瓶掣签程序而确定。 退一步说，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并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满清皇帝介入转世事宜，是基于与西藏间「施主与上师」的特殊关系。 然而中共当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何以有资格干涉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早已明言：「现今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视佛教为愚昧落后的象征，且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若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也说得过去；但如今却是中共坚持要自己寻找魔鬼的转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再去找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转世，然后再来干涉我的转世，那才合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插手。」 他并补充道：「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若出于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则无人需要承认或信奉那个孩童。」 三、关于「中央政府批准」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称：「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的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 此说并不符合事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非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事实上，民国政府曾有意干预，但西藏政府并未理会。从寻访、确认到坐床，均由西藏摄政王及僧团自行完成。坐床典礼时，民国政府仅派蒙藏委员会代表吴忠信前往观礼。 阿沛·阿旺晋美于1989年即明确指出：「没有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这回事，他只是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观礼’而已。」 为何民国政府当年希望参与？因当时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为宗教领袖，又为政治领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脑。对国民政府而言，作为宗教领袖的产生他们无权干涉，但作为地方政府首脑的产生，则与中央有关。为体现「中央—地方」关系，他们主张至少须经中央认可。然而，多数藏人并不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从属定位。结果，国民政府欲干预而未果，只能派员观礼。中央方面报称是「主持」，但藏方仅视之为「贵宾观礼」。 从民国角度看，他们的干预尚有一点道理——因当时政教合一。但此理于今日已不复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实现政教分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退出政治职务，仅保留宗教领袖身份；而中国境内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法律上也规定达赖、班禅不再是地方政府领导人。既如此，现今中共当局又有何理由干预其转世？ 此外，中共当局还声称「藏传佛教没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说同样错误。2013年6月，《亚洲周刊》（第27卷第22期）刊载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访谈，文中指出：「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极为关键，因为它属于史实而非观点。凡了解藏传佛教史者皆知确有其事。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其间并非一成不变，今后亦可调整。而决定是否变革、如何变革的权力，自然在达赖喇嘛本人与藏传佛教机构及信众之手，与中国政府毫无关联。 此处，不妨参照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制度，以助理解。 在十一世纪以前，罗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仍需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会议与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确认后，才正式规定教皇可由枢机主教单独选出，惟法、西、奥三国君主仍保有否决权。至二十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此种世俗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遂成为首位无需世俗介入而由教会单独选出的教皇。 由此可见，早期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影响极大；随历史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削弱，终至归零。  昔时君主干预教皇继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彼时教权与王权互为依存：新教皇须得到君主认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权神授」。 随后政教分离制度确立，教皇继承制度的改革由教会自行决定，非世俗权力所能干预。今日欧洲已完全政教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世俗君主登基亦无需教皇加冕。 这即是政教分离——国家机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国家。  达赖喇嘛已多次阐述转世观念、制度起源与寻访方法，强调：达赖喇嘛转世属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皆无权干涉。其立场——无论从藏传佛教传统、政教分离原则，或藏传佛教全球化的现实——皆完全合理、正确。 简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达赖喇嘛的事，是藏传佛教的事，与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毫无关系。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中共当局炮制的那一套「寻找与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办法，错误而荒谬。未来若真推出所谓「官方达赖喇嘛」，必不会得到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众的承认。这场政治操弄注定成为历史笑柄，最终被彻底废弃。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the Dalai...

记者：林小龙、贾嘉 摄影：韩震、张致君 《在野党》杂志社洛杉矶讯 2026年6月14日上午，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公园万豪酒店举行“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专题座谈会，向南加州侨界、学界及关心两岸关系人士发表演讲并接受现场提问。然而，原本被宣传为“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的交流活动，却因提问环节受到严格筛选与审查，引发现场争议，并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事件。 据现场记者观察，座谈会开始前，会议工作人员要求所有提问者将问题事先提交，由主办方统一汇总、审核及筛选后，再由主持人代为提问。此举与郑丽文在演讲过程中多次强调的“欢迎大家自由提问，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形成明显反差，引发部分与会人士质疑。 《在野党》杂志社记者团当天以正式登记媒体身份进入会场采访。记者原计划就台湾民主制度、新闻自由、两岸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权纪录以及台湾国民党未来政策方向等问题向郑丽文进行公开提问，但相关问题未获进入提问环节。 记者团成员表示，他们希望就郑丽文提出的“放下屠刀”“不能让同胞杀同胞”等论述进行追问，并讨论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反修例运动（反送中运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人权纪录等议题。然而，由于现场提问机制受到限制，上述问题均未获得公开讨论机会。 随着活动进入尾声，部分与会民主人士对提问筛选制度表达不满，并当场提出抗议。现场视频显示，抗议者与会场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冲突，随后有人高喊“闭嘴吧你”“出去吧你”等言辞。其后，多名工作人员与现场人员将抗议者推离座位区域，现场一度出现推搡情况，相关过程被多家媒体及现场民众拍摄记录。 有参与抗议的人士表示，他们并非未经许可闯入会场，而是经过正常报名登记程序进入活动现场，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依据主办方事先宣称的规则进行公开提问和表达意见。 记者团指出，本次采访原本希望围绕“和平、公开、透明、平等对话”的原则展开交流，并向郑丽文当面了解其对于台湾未来发展、两岸关系以及民主价值的具体主张。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提问机制与现场处理方式，令部分与会者感到失望。 此外，记者团还向现场人士展示了《在野党》杂志第19期及第22期刊物，并准备就赵纪森《平等对话，还是错误研判》、孙诚《民国法统论》、关永杰《声援民主台湾，谴责国民党主席亲共卖台之旅》以及张致君《台湾：在大国阴影下的清醒时刻》等文章内容与郑丽文进行交流讨论，但未能获得相关机会。 活动结束后，现场争议仍持续在社交媒体发酵。支持者认为主办方有权维持会场秩序和控制活动流程；批评者则认为，既然活动以公开交流和民主讨论为名，就应当允许不同意见获得平等表达与提问机会，而非通过预先审查机制筛选问题。 截至发稿时，主办方尚未就提问审查制度以及现场冲突事件发表进一步说明。 （图为在野党记者张致君向郑丽文展示《在野党》杂志） （图为在野党记者林小龙现场填写问题卡） （图为现场抗议人员被阻挠） （图为现场人员被警察带走） ...

作者：张维清 2026年6月6日，一座名为《捍卫自由·乌克兰》的大型主题雕塑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那一刻，我有幸站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神圣而震撼的历史瞬间。该雕塑旨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全体军民致敬，纪念他们四年多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英勇顽强地抵抗俄罗斯侵略，坚守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壮举。 站在雕塑前，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22年2月。当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时，文明世界无不义愤填膺，一致予以强烈谴责。然而，中共官方却背道而驰，高调宣称“中俄互信不封顶，战略合作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没有止境”，在国际社会上公然表达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纵容与支持。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购买俄罗斯石油、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对这令人窒息的黑白颠倒，我在微信上公开、坚决地表达反对，我呼吁和平，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援因为在街头举牌支持乌克兰被中国警察抓捕的异见人士。因为我知道，俄罗斯的侵略以及中共对其的支持，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残酷践踏，更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挑衅。尤其是当看到无数无辜的平民与儿童在无差别袭击中失去生命、流离失所，我作为一个尚存良知的人，无法对这种暴行保持沉默。 ...

——专访中国公民陈西先生 陈西借“文明对话国际日”倡议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并通过《对话——教育的目的》一文阐述其核心观点：社会进步源于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对话，而非单向服从与权威灌输。 记者：林小龙（美国洛杉矶）受访人：陈西（中国贵州贵阳）采访方式：远程视频连线采访时间：2026年6月1日林小龙：陈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在野党》的采访。首先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会选择“推动公务员财务公开”作为主题？陈西：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中国至今没有通过相关法律。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提出了“文明对话国际日”，那么最应该讨论的就是中国自身尚未解决的重要公共问题。 林小龙：您在公告中提到，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实行相关制度，中国却长期缺位。您认为症结在哪里？陈西：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开讨论和社会监督。一个良法如果三十多年都无法通过，就说明立法过程中存在某些阻碍。具体是什么阻碍，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公开对话，共同寻找答案。 林小龙：您还提到“良法未到，恶法先来”。这里指的是什么？陈西：我指的是近期关于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的调整。在许多民众看来，反腐标准被提高，而财务公开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这种反差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因此更需要公开讨论。 林小龙：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话”二字？陈西：因为我认为，对话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话，就只能剩下命令和服从。对话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发现问题的方法。 林小龙：在您的文章《对话——教育的目的》中，您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听话”，而是培养“对话能力”。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陈西：我长期观察中国教育和社会运行方式后发现，我们的教育往往更重视服从，而不是思考。学生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却缺少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训练。我认为这是教育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林小龙：您在文中引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布伯以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您认为他们共同说明了什么？陈西：他们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类通过语言和对话认识世界。智慧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人学会思考，而不是学会服从。 林小龙：您提出“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能否进一步解释？陈西：很多人把民主简单理解为投票，其实投票只是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投票之前的讨论过程。同样，法治不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是在规则下讲事实、讲证据、讲道理。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把“对话教育”和“听话教育”进行了鲜明对比。您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陈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对话教育承认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听话教育则更强调服从和等级秩序。 林小龙：有些人认为强调秩序和稳定并没有错，您怎么看？陈西：秩序当然重要，但秩序不应该成为压制人的理由。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沉默和恐惧基础上。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提到“沉默是金”的文化传统，并认为这种观念可能限制社会进步。为什么？陈西：因为很多问题恰恰是在沉默中积累起来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讨论机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社会才有自我修复能力。 林小龙：您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陈西：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开、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无论是公务员财务公开，还是教育改革，还是社会治理，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回避问题。 林小龙：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最想传递的信息。陈西：文明的本质不是统一声音，而是让不同声音能够和平、平等地对话。 林小龙：感谢陈先生接受《在野党》远程视频专访。陈西：谢谢《在野党》，也谢谢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朋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Dialogu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mocracy ——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Chinese Citizen Mr. Chen Xi Chen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