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作者：王礼华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正值第76个“国际人权日”（Human Rights Day），数名中国民主党党员，自发组织在夏威夷檀香山中国城孙中山铜像前举行庄严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强烈呼吁：关注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追责中共当局长期、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责任。 当天下午2点，参与者手持“追责中共”“追求人权不是犯罪”“中共停止迫害人权”等标语牌，以及写有“中国民主党呼吁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字样的横幅，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肃立。阳光洒在孙中山先生慈祥而坚毅的铜像上，海风拂过，大家神情肃穆，齐声高呼：“结束一党专政！还我人权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中共不等于中国！”口号声在唐人街回荡，引来众多华侨、游客和当地居民驻足围观，不少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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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芳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本身并不存在争议。真正需要被讨论的，是死亡数字如何被统计、如何被解释，以及这些数字在政治叙事中如何被使用。任何历史结论，一旦无法通过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与算术检验，就已经偏离了史学讨论的轨道，转而成为政治工具。       1937 年以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人口接近百万。随着战局迅速恶化，政府南迁、军队撤离、学校停办、工厂内迁，大规模疏散迅速展开。离城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南京成为全国撤离最为彻底的城市之一，这直接改变了城内人口规模与结构。       多方第三方记录对南京沦陷前后的城内人口规模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断。1937 年 12 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正式文件中提到，集中在安全区内的平民约二十万人；美国外交人员的公务电报估计，城内人口在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之间；负责安全区事务的德国人士，以及多位传教士和医务人员，根据避难点容量得出的结论亦大致相同。这些来源彼此独立，却从未出现五十万，更没有“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的说法。       由此可以确定第一组基础事实：南京城内平民总数约为二十多万人。       第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幸存者规模。日军进城后，南京安全区并未立即瓦解，而是持续运作，集中收容并保护了约二十万平民。这些幸存者并非事后推算的抽象数字，而是有明确居住、配给与管理记录的具体人群。任何关于南京的叙事，都必须承认：城内至少有约二十万平民被明确记录为存活。       第三组证据，是占领初期之后南京出现的人口回流与基本社会恢复，这一现实情形，与“城内发生三十万级别平民大屠杀”在社会学与人口学层面形成明显矛盾。 随着战事结束、局势相对稳定，一部分此前逃离的市民陆续返城，城市开始重新运转。一些研究者指出，人口回流本身不足以单独决定死亡规模，但若城内在短时间内发生三十万量级的平民屠杀，其社会后果不应仅体现为人口减少，而必然表现为长期、系统性的恢复障碍：大量岗位空缺、生产与服务链条断裂，以及由极端暴力所造成的持续恐惧，对回城意愿形成强烈抑制，其结果更应是回流迟缓、恢复困难。然而，结合战前人口基数、安全区幸存者记录与随后出现的人口回归情况，南京并未呈现出与如此规模屠杀相匹配的长期社会失序状态。基本生活秩序得以维持，社会运转逐步恢复。这一现实状况并不能用于“证明”具体死亡数字，却在既定人口结构框架下，进一步削弱了高死亡估计在城内语境中的合理性。       将上述事实合并考察，矛盾便十分清楚：城内平民总数只有二十多万，其中约二十万人被明确记录为幸存者，同时还存在战后回流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南京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在算术层面难以成立。要维持这一说法，必须假定城内曾存在远超五十万的平民人口，或否认安全区幸存者的存在，又或将回流人口视为凭空出现，但这些假定均缺乏同时期证据支持。       正是在这里，中共叙事引入了一个关键前提：南京城内曾有“五十万平民”。这一数字并未见于 1937 年当时的安全区文件、外交电报或现场记录，更像是为既定结论倒推出来的人口设定，其功能在于为“三十万”提供算术空间。       为回避由此产生的矛盾，相关叙事不断模糊统计边界，将城内与城外、平民与士兵、战俘与溃兵、战斗死亡与非战斗死亡混合计算，最终把性质各异、责任不同的死亡压缩进一个情绪化的整数。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史学研究，而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叙事体系对数字讨论实行事实上的垄断。任何质疑都会被迅速转化为道德或政治指控，方法问题被等同为立场问题，证据讨论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不再允许被检验，只能被重复。       这一选择性执着，与中共对自身统治下大规模死亡的长期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大跃进时期造成的饥荒被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政策责任被系统性抹去；新冠疫情早期因隐瞒、封锁和打压信息而导致的死亡，则迅速被去责任化、去政治化处理。这些生命既缺乏持续、公开的统计，也不允许被严肃追问，更谈不上制度性的纪念。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中，南京被不断放大，成为转移责任与制造情绪的安全对象。       当南京被反复强调、并被赋予“不可讨论”的数字时，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已不只是历史细节，而是动机本身。一个政权为何执着于放大他人造成的死亡，却对自身统治下的大规模死亡长期保持沉默，甚至系统性抹除？       南京在这种叙事中不再是理解战争残酷的历史事件，而被转化为政治工具，用以制造仇恨、转移视线。受难者被抽象为数字与符号，历史被固定为情绪表达与忠诚测试。这既是对南京死者的再次利用，也构成了对所有无法被纪念的受害者的共同伤害。 Manipulated Mourning and the Nanjing Narrative Author: Liu Fang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作者：赵令军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摘要 本文以黎智英拒绝离港、选择入狱的决定为核心，探讨在威权体制下“回归与坚守”这一看似非理性的选择所具有的道德与历史意义。通过对黎智英、纳瓦尔尼与金明日牧师的对照，文章指出：当语言被权力占用，人的身体与命运本身便成为无法抹去的证据。他们的牺牲未必立刻改变现实，却构成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见证。 在全球持续关注中，黎智英案终于进入关键审理阶段： 黎智英老先生被判“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3项罪名，至此，已被关押了5年多，前后被审讯了共156天的黎先生，总算被中共强按了几个正式的罪名。黎先生坚持自己无罪，但《国安法》指定的3名法官，判定他有罪。 虽然最终量刑结果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仅“勾结外国势力、煽动颠覆”这一项指控，便足以判处无期徒刑。黎先生已年近八旬，长期监禁对其身体的摧残早已显现；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下，人们几乎看不到他重获自由的可能。 而黎老先生，显然已经做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的准备！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选择！ 在当代政治迫害史中，有一种选择反复出现，却始终令人心惊： 明知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死亡，仍然选择坚守或回归。 黎智英先生，正是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作为香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传媒人之一，他并非无路可退。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巨额财富，并持有英国护照，离开香港，对他而言并不困难，继续在海外发声，也完全可行。但在香港自由迅速坠落的关键时刻，他婉拒了好友的劝说，依然选择留下，并最终被捕入狱。 在被关押前夕，他于九龙家中接受 BBC 记者采访。当记者试图询问——或者说，提醒他，是留在香港还是迁往他处生活时，他不等问题说完，便平静地回答： 在狱中。 他说： 现在在这里，我是平静地活着；在狱中，我是有意义地活着。 那不是一句即兴的话，那是一个睿智的长者对自己未来走向的清楚认知。 “有意义的活着”，不是激情的宣言，而是一条清醒而孤独的归途。 这条路，通往牢狱，通往审判，也通往历史。 选择，并非源于误判，也不是情绪化的冲动，而是一种清醒而沉重的判断。 一、为什么不走？ 在威权体制下，“离开”往往被视为理性之举。 安全、自由、持续发声——这些理由看似无可反驳。 但问题在于： 当所有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都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将面对什么？ 留下来的，不仅是风险，更是被迫承担“失败者”“被抛弃者”的身份。 而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社会的清空。 黎智英拒绝让这种逻辑成立，他说：我不能离开。一旦离开，即会影响苹果日报的信誉，也会影响民主运动的团结。这件事，必须由我来承担责任！ 他的留下，意味着一种立场： 不是因为走不了，而是拒绝让“离开”成为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当身体成为证据 在极权环境中，语言最容易被扭曲和掏空。 “法治”、“秩序”、“稳定”、“国家安全”这些词汇被反复使用，却不断被重新定义，最终服务于独裁专制本身。 当语言失去可信度，人的遭遇，就成了最后的证据。 黎智英的被捕，清楚地表明： 所谓“依法治港”，并非法律对权力的约束，而是权力对法律的占用。 他的审判，也以最直观的方式证明： 那个曾以法治与自由著称的百年香港，在被中共统治仅二十余年后，迅速陨落——经济凋敝、法治崩塌、自由消亡，使得中共对于香港自由、繁荣状况的一切辩解，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愈发苍白。 三、相似的归途：纳瓦尔尼先生与金明日牧师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却做出了同一种选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中毒并成功治疗后，本来可以选择在德国陪伴家人并用另一种方式抗争的，但依然返回俄罗斯。他十分清楚，等待他的将是监禁，甚至更糟的结局。但他仍然选择回去。 因为他明白：如果反对只能在流亡中存在，那么权力就已经赢得了道德优势。 他的死亡，彻底暴露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真实面目。 而在中国，金明日牧师所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他原本可以选择在美国做牧师，家人也在身边陪伴，过着优渥的生活。 但他依然选择了宗教自由被严格控制、甚至被摧毁的中国，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继续牧养、讲道、见证。 金牧师的选择并非出于政治动员，而是源自信仰本身；被捕后，面对来访者，他说：以前看到其他的牧师或传道人被捕，他无能为力，很是纠结；现在自己被抓，反而觉得很坦然了。 以生命实践信仰，以大无畏的牺牲，深刻诠释“为真理而死”境界。 他们都明白： 真理若只能在安全之地被宣讲，便失去了超越性。 四、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现实结果看，他们的选择并未带来立刻的改变： 香港未能因此恢复自由！ 俄罗斯未能因此走向民主！ 中国的宗教与言论空间依然严重受限！ 如果仅以短期成效衡量，这些牺牲似乎“并不划算”。 历史也从来不只由结果构成。 但他们发出的光芒，会引领很多人走出黑暗！ 五、不可被抹去的意义 威权最渴望塑造的，是一种顺从的共识： 低头是理性，沉默是成熟，活着比尊严重要。 而黎智英、纳瓦尔尼、金明日牧师的存在，使这种叙事在道德上彻底破产。 他们并未诉诸暴力，也未谋取私利， 他们只是拒绝配合谎言，坚持真理。 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被彻底抹黑，也无法被轻易遗忘。 结语：归途之上的人 他们并不要求后来者复制他们的道路，因为牺牲从来不是义务。 但正是因为有人愿意承担最沉重的代价， 后来的人，才仍然拥有选择是否站立的自由。 归途之上，有人离开，有人沉默，也有人回去。 黎智英等伟大的殉道者们，选择了回归和坚守。 而这种选择本身，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清晰、也最沉重的注脚。 赵令军（Frank），2025年12月20日星期六，加拿大 On the Road Home — In Tribute to Mr. Jimmy Lai Author: Zhao LingjunEditor: Wang Mengmeng Managing Editor: Luo...

作者：毛一炜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最近看到中国忽然刮起一阵奇怪的风——俄罗斯免签刚落地，各种宣传就像接到命令一样，满屏在喊“快去！特别安全！”柬埔寨那边也是同样的夸法，一个是现实里电诈、绑架频发的国家，一个是前线每天还有炮火，战争都还没结束的国家，能被吹成地球上最值得旅游的地方。要是不知道的人，真的会以为那里是度假胜地。       可偏偏，日本、韩国、欧美这些治安好、制度成熟、游客体验稳定的地方，却被描绘得像洪水猛兽一样。“不安全”、“排华”、“千万别去”——这种话每隔几个月就在国内循环播放。即使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的日本，在他们嘴里也是险象环生。       一个常识是，正常国家不会鼓励自己的公民去战区旅行，也不会让人往治安混乱、制度薄弱的地方扎堆。可现实是，中共不仅不提醒，反而拼命催你去。 这不是因为那里安全，而是因为——它放心那些地方不会让你“看清世界”。       你真要去了日本，去了美国，去了欧洲，你看到的新闻自由、社会秩序、法治结构，都足以把它几十年的宣传撕开一个口子。而去俄罗斯、去柬埔寨，你看到的混乱和腐败，反而让你更不会质疑“中国模式”。宣传不是为了你的体验，而是为了它的政治需要。       最讽刺的是，我这段时间在社交平台已经反复刷到中国游客在俄罗斯被黑警勒索的经历：以“没有居住证”为名罚款。免签国家的游客怎么可能有“居住证”？这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全世界都知道俄警腐败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国内宣传从来不提一句，因为那会影响他们塑造的“友好兄弟形象”。       于是就出现了荒诞的反差——中共拼命吹的地方，处处是坑；中共极力阻止你去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而这种反差在国内早就埋下了伏笔。公务员、老师、银行系统、国企员工，一大片群体的护照被集中收走，不能自由出国。理由永远是那几句机械的“涉密”、“统一管理”，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不是怕泄密，而是怕他们看见自由世界的模样。       所以它必须不断夸大危险、制造恐惧、扭曲现实，让你对真正正常的国家望而却步；同时又极力吹捧那些它能掌控叙事的国家，好让你以为自己“出去看世界”了，实际上不过是在一个更大的信息笼子里打转。       它口中的“危险”，往往只是自由； 它口中的“安全”，往往才是真正的风险。       世界并不是中共描述的那样，但中共最怕的，就是你亲自去看看真正的世界。 Dangerous Countries as Paradise, Safe Countries as Hell — The CCP’s Travel Logic Abstract:China encourages its citizens to travel to dangerous...

2025年9月12日，CCP Virus 美东行队伍抵达俄克拉荷马州维尼塔（Vinita）。队伍在Loves 加油站停留期间，当地民众纷纷上前表达支持与鼓励。许多居民表示，他们认同游行者揭露中共病毒真相的行动，并与队伍进行了友好交流和合影。 此次停留不仅是行程中的一站，更是民众自发声援的体现。美东行团队表示，他们将继续前行，把中共病毒的真相传递给更多人。 作者：杨长兵（中国民主党员） 责任编辑：罗志飞 To hol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ountable for covid-19 virus team - Vinita, Oklahoma On September 12, 2025, the anti-CCP Vir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