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集会现场（蒋树清摄影） 2026年1月17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公开抗议集会，声援伊朗人民持续进行的反政府抗争，并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在伊朗镇压民众过程中所扮演的“专制技术后台”角色。 此次集会以“声援伊朗人民自由抗争，声讨邪恶后台独裁中共”为主题。参与者在旧金山中共匪领馆门外集结，手举中英文标语，高呼“Free Iran”“Azadi! Azadi! Azadi!”以及“Take Down CCP”“Take Down Khamenei”等口号，明确将伊朗神权体制的血腥镇压，与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专制治理模式联系起来。 伊朗抗议浪潮：长期压迫下的再次爆发 自2025年末以来，伊朗多地再度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表面诱因各异，但根本原因高度一致：长期的政治高压、经济濒临崩溃、青年失业率高企、女性与少数族群遭受系统性歧视，以及对言论、信仰和人身自由的全面剥夺。 伊朗当局延续其数十年来的治理模式，以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准军事力量直接介入镇压，动用实弹、夜间抓捕、酷刑审讯、快速审判乃至死刑威胁来压制社会反抗。同时，多次实施全国性断网与通讯封锁，试图切断信息传播链条，掩盖镇压规模与真实伤亡情况。 多家国际人权组织指出，伊朗的镇压并非临时应对，而是高度制度化的国家暴力，其核心目的不是“恢复秩序”，而是通过制造恐惧维持政权生存。这种逻辑，正是当代威权专制体制的共同特征。 中共的“不可见之手”：威权合作的现实样本 多位发言者在现场强调，伊朗政权的残酷统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一个跨国威权合作网络之中。在这一网络里，中共正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近年来，中共不仅向外输出资本与基础设施，更系统性地输出一整套“高科技镇压方案”包括监控体系、网络审查、信息封锁、数据追踪与社会控制模型。这些技术与经验，已在伊朗得到现实应用，使镇压更精准、更高效，也更难被外界察觉。 缪青：专制正在合流，自由必须结盟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缪青先生在集会上发表发言指出，声援伊朗人民并非地缘政治立场选择，而是基本价值判断。 他强调，伊朗的高压统治不是孤立的国内问题，而是全球专制合流的一个前线案例。“在伊朗神权政权背后，已经清楚地出现了一个邪恶后台：中国共产党政权。”缪青指出，中共不仅在国内系统性镇压人民，也正在将监控、维稳与恐惧治理的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缪青表示，作为亲身经历中共极权、并因此被迫流亡的人，中国民主人士有责任对国际社会讲清楚一个事实：今天如果对伊朗人民的血腥镇压保持沉默，明天就无法阻止专制政权之间继续相互扶持、相互复制。 “专制政权彼此声援，自由的人就更必须彼此站在一起。”他说，“沉默不是中立，沉默是在为邪恶让路。”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缪青（蒋树清摄影） 陈森锋：镇压技术输出必须被清算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先生在发言中，系统梳理了中共介入伊朗镇压的多项公开事实。 他指出，多方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与情报来源已经披露：中国制造的监控与人脸识别设备，被广泛部署于伊朗街头，用于识别、追踪和抓捕抗议者；中资安防企业被指直接向伊朗军警及革命卫队提供监控系统；疑似中国来源的军用或军民两用物资，在运往伊朗途中被美方拦截；伊朗在全国断网、干扰卫星通讯期间，使用的复杂电子战与信号干扰技术，被专家怀疑来自中俄支持；中共官方在外交与舆论层面，持续为伊朗镇压行为辩护或保持纵容立场。 他强调，任何向独裁政权提供武器、监控技术与镇压工具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反人类罪行，必须被追责清算。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缪青摄影） 何聪：让真相突破断网与封锁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先生在发言中，呼吁公众利用自媒体与社交平台传播伊朗正在发生的暴行。他指出，伊朗当局切断网络，正是为了阻止世界看到真相。 “我们每一个看到伊朗屠杀人民消息的人，都应该转发出去。”何聪说，“只要坚持，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压死骆驼的稻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丢上去的那一根。”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缪青摄影） 卫仁喜：这不是骚乱，而是国家暴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卫仁喜先生指出，今天伊朗发生的不是“骚乱”，而是国家对人民的系统性暴力。断网、夜间抓人、当街开枪、快速审判与重刑威慑，清楚表明政权已丧失通过合法性治理社会的能力。 他强调，伊朗并不孤立，而是处于一个以镇压人民为共同特征的“威权轴心”之中，而中共在外交、经济与技术层面的长期支持，客观上增强了伊朗政权的镇压能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卫仁喜（缪青摄影） 孙诚：伊朗神权政权是成熟的反人类体系 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诚先生在发言中，从历史纵深系统揭露了伊朗神权政权的反人类本质。他指出，自1979年夺权以来，该政权通过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系统性谋杀异议知识分子、残酷镇压女性与宗教少数群体，建立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暴力统治体系。 孙诚回顾，1988年伊朗当局曾一次性处决约三万名政治犯；在此后数十年中，多次民主抗议浪潮均遭血腥镇压。近年来，伊朗更与中共、普京集团深度捆绑，构成新的威权轴心，在中东、欧洲与亚洲多地制造战争、恐怖与人权灾难。 他强调，伊朗对基督徒、巴哈伊教徒、逊尼派穆斯林以及性少数群体的迫害，已经构成持续性的反人类罪行，而这种政权之所以得以存续，正是因为获得了威权盟友的现实支持。 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诚先生（缪青摄影） 结语：自由的敌人正在结盟，自由的人必须如此 集会最后，与会者再次高呼“Azadi! Azadi! Azadi!”这一伊朗民主运动的象征性口号。主办方表示，此次行动不仅是对伊朗人民的声援，更是对全球威权合流趋势的公开警告。 当独裁者跨越国界、共享镇压经验时，自由世界若继续沉默与妥协，代价将由无数普通人承担。 枪口或许可以暂时压制愤怒，但永远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任何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秩序，终将崩塌。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缪青，崔允星，孙诚，庄帆，李树青，陈森峰，高应芬，卫仁喜，卢占强，蒋书清，国盼，陈光升，何聪，马力, 唐奇, 吴志创, 刘玉（排名不分先后） Standing with the Iranian...

作者：蔡晓丽 编辑：Gloria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2026年1月18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河南省工委发起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来自中国民主党及多个公民团体的成员、家长与人权活动人士集结于此，以“守护孩子生命 · 追问校园真相”为主题，抗议中共长期存在、且愈发指向未成年人群体的系统性活体摘取器官反人类罪行。 此次行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青年部、影视部、西科维纳支部、山东工委联合举行，聚焦近一年内中国多起校园及青少年离奇死亡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 死亡原因草率定性、抢救过程不透明、遗体被迅速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关键信息被封锁。 多起案件，指向同一结构性黑洞  2025年11月，云南昆明：两名青年被同时宣布“脑死亡”，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约30台器官移植手术，速度与规模严重违背医学常识。   2025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摔倒休克，校方长达16分钟未实施有效急救，最终脑死亡，责任无人追究。  2026年1月，河南驻马店新蔡县：13岁男童校内离奇死亡，遗体被私自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孩子姑父至今下落不明。 当校园与医院不再安全，当“脑死亡”成为快捷结论，当器官去向无法被独立核查，公众无法不再次追问——这些孩子，究竟死于意外，还是死于制度？ 现场发言记录： 图为林养正（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林养正从教育体制切入，指出中共校园早已异化为压迫、服从与筛选的系统，并明确将校园死亡与活摘器官问题联系起来。他提出面向家长的“三个拒绝”：拒绝体制教育、拒绝抽血体检、拒绝官方叙事，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保护孩子。“这比奥斯维辛更邪恶，却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 图为刘芳（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刘芳讲述了自己从“完全不知情”到直面真相的过程。她指出，在一个能精准监控公民行踪的国家里，孩子却可以在校园中“无记录地死亡”。“这不是科学奇迹，是制度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监控一切，却‘无力’保护孩子，那问题出在体制本身。” 图为康余（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康余系统性指出，中国存在制度化强制器官移植的问题，且证据正越来越多地指向未成年人。“器官不是商品，生命不是资源。儿童不是实验对象，更不是器官储备库。没有问责，就不会停止。”他呼吁对中国器官移植体系展开独立国际调查。 图为张宇（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母亲） 张宇表示，自己来到美国并不被家人理解，但正是因为见过太多医疗体系中的异常，才无法保持沉默。她提到五个月大的婴儿“洛熙”在无明确手术指征的情况下被实施心脏手术，最终死亡，尸检显示体内伤口未缝合。“洛熙在人世间的时间，甚至没有在妈妈肚子里的时间长。再看看这些正值花季却成为别人器官库的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感到万分痛心。我站在这里，是为国内所有孩子发声。” 图为黄娟（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黄娟指出，在全国布满摄像头、对人民高度监控的国家里，学生死亡事件中监控却频频“损坏”或“消失”。她强调，所谓“免费抽血体检”并非福利，而是器官筛选。“我们不能成为下一个失踪的人。我坚决反对活摘器官，反对迫害青少年儿童，习近平独裁下台。” 图为卓皓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卓皓然强调，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产业已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器官捐献必须自愿、透明、有人权保障。任何强迫、诱导、买卖，都是犯罪！” 图为朱晓娜（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发起人主持人之一，母亲） 朱晓娜以母亲身份发言，系统回顾三起案件，直指“脑死亡”被滥用、遗体被迅速转运的危险模式。 “当校园不再安全，当医院不再值得信任，这个社会，还有哪里是孩子可以立身的地方？” 她明确提出四项诉求：独立调查、信息公开、保障家属权利、立即停止并追责活摘器官罪行。 图为胡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胡景回顾江西胡鑫宇案、武汉学生失踪案，以及早年在香港看到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揭露资料。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正因为身处自由世界，我们才更有责任站出来揭示真相。” 同日联动：旧金山湾区同步行动 除洛杉矶主场行动外，美国旧金山湾区当日亦举行了主题一致的抗议活动。 本次旧金山湾区行动由李海风、张勇策划，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各地民主人权团体已就“校园安全”“青少年生命权”与“活摘器官”问题形成持续、跨城市的联合行动。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被通知死亡，妈妈，不是我不想继续长大，只是我恰好血型适配。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能再回家，妈妈，不是我忘记了回家的路，只是我的某个器官被它们需要。再见妈妈，如果有来生，我依然选择做你的孩子，只是，我希望我们不再被当作物料。”这些文字，成为对中共将儿童与青少年视为“器官资源”的最直接控诉。 海外联动：欧洲同步响应，抗议走向国际 与此同时，本次声援与抗议行动并非仅限于美国。由新蔡县旅欧异议人士杨肖杰响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呼吁，多名旅欧华人与欧洲民主人士当日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前举行同步抗议活动。参与者以静默悼念与举牌抗议的方式，公开谴责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信息封锁与独裁统治。 集会现场明确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器官掠夺行为，并就河南新蔡县“今是清华园”一名未成年人死亡事件接受独立、国际调查。参与者指出，一个依靠删帖、封锁与警力维稳来掩盖真相的政权，本身就已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当真相需要跨国发声，恰恰说明体制内部早已失去自我纠错的可能。 本次行动由：陈恩得、赵杰、朱晓娜、高晗、林养正发起，赵杰、陈恩得策划， 蔡晓丽统筹，赵杰、朱晓娜主持，林小龙摄影，马群摄像，陈恩得网络直播， 高晗、陳信男、康余维持现场秩序，郑洲 王府负责物料，倪世成 卓皓然活动现场负责人。 这场由中国民主党河南工委在洛杉矶发起，旧金山、德国响应的抗议，不只是为已经失去生命的孩子，更是为那些仍然活着、却身处危险之中的孩子。 Protecting Children's Lives · Seeking the Truth of the Campus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in Los Angeles...

作者：黄娟  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不久前的九三阅兵语境中，习近平曾公开表达对“长寿”的执念，甚至流露出妄想活到极端年岁150岁的个人意志。这并非一句玩笑。在一个高度集权、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生命焦虑会被层层放大，并转化为对“资源”的系统性占有。当人被彻底工具化，生命与身体本身就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可被调配、可被消耗的资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与制度背景下，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与儿童失踪事件，才显得格外令人不安。 近几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事件，已经很难再被简单归因为“个别偶发”。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表面情形各异，却在事后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结论迅速形成，调查过程封闭，关键信息无法被独立核查，家属的合理质疑被视为需要“稳控”的风险。 2025年11月，昆明两名青年被宣布脑死亡，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多台器官移植；同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倒地，校方未在关键时间实施有效急救，最终不治；2026年1月，河南新蔡，一名13岁男童校内离世，遗体出现不明针孔，家属维权受阻、信息迅速封闭。   ...

作者：王礼华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正值第76个“国际人权日”（Human Rights Day），数名中国民主党党员，自发组织在夏威夷檀香山中国城孙中山铜像前举行庄严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强烈呼吁：关注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追责中共当局长期、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责任。 当天下午2点，参与者手持“追责中共”“追求人权不是犯罪”“中共停止迫害人权”等标语牌，以及写有“中国民主党呼吁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字样的横幅，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肃立。阳光洒在孙中山先生慈祥而坚毅的铜像上，海风拂过，大家神情肃穆，齐声高呼：“结束一党专政！还我人权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中共不等于中国！”口号声在唐人街回荡，引来众多华侨、游客和当地居民驻足围观，不少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

https://youtu.be/okLe9CSESHk

作者：刘芳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本身并不存在争议。真正需要被讨论的，是死亡数字如何被统计、如何被解释，以及这些数字在政治叙事中如何被使用。任何历史结论，一旦无法通过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与算术检验，就已经偏离了史学讨论的轨道，转而成为政治工具。       1937 年以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人口接近百万。随着战局迅速恶化，政府南迁、军队撤离、学校停办、工厂内迁，大规模疏散迅速展开。离城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南京成为全国撤离最为彻底的城市之一，这直接改变了城内人口规模与结构。       多方第三方记录对南京沦陷前后的城内人口规模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断。1937 年 12 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正式文件中提到，集中在安全区内的平民约二十万人；美国外交人员的公务电报估计，城内人口在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之间；负责安全区事务的德国人士，以及多位传教士和医务人员，根据避难点容量得出的结论亦大致相同。这些来源彼此独立，却从未出现五十万，更没有“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的说法。       由此可以确定第一组基础事实：南京城内平民总数约为二十多万人。       第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幸存者规模。日军进城后，南京安全区并未立即瓦解，而是持续运作，集中收容并保护了约二十万平民。这些幸存者并非事后推算的抽象数字，而是有明确居住、配给与管理记录的具体人群。任何关于南京的叙事，都必须承认：城内至少有约二十万平民被明确记录为存活。       第三组证据，是占领初期之后南京出现的人口回流与基本社会恢复，这一现实情形，与“城内发生三十万级别平民大屠杀”在社会学与人口学层面形成明显矛盾。 随着战事结束、局势相对稳定，一部分此前逃离的市民陆续返城，城市开始重新运转。一些研究者指出，人口回流本身不足以单独决定死亡规模，但若城内在短时间内发生三十万量级的平民屠杀，其社会后果不应仅体现为人口减少，而必然表现为长期、系统性的恢复障碍：大量岗位空缺、生产与服务链条断裂，以及由极端暴力所造成的持续恐惧，对回城意愿形成强烈抑制，其结果更应是回流迟缓、恢复困难。然而，结合战前人口基数、安全区幸存者记录与随后出现的人口回归情况，南京并未呈现出与如此规模屠杀相匹配的长期社会失序状态。基本生活秩序得以维持，社会运转逐步恢复。这一现实状况并不能用于“证明”具体死亡数字，却在既定人口结构框架下，进一步削弱了高死亡估计在城内语境中的合理性。       将上述事实合并考察，矛盾便十分清楚：城内平民总数只有二十多万，其中约二十万人被明确记录为幸存者，同时还存在战后回流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南京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在算术层面难以成立。要维持这一说法，必须假定城内曾存在远超五十万的平民人口，或否认安全区幸存者的存在，又或将回流人口视为凭空出现，但这些假定均缺乏同时期证据支持。       正是在这里，中共叙事引入了一个关键前提：南京城内曾有“五十万平民”。这一数字并未见于 1937 年当时的安全区文件、外交电报或现场记录，更像是为既定结论倒推出来的人口设定，其功能在于为“三十万”提供算术空间。       为回避由此产生的矛盾，相关叙事不断模糊统计边界，将城内与城外、平民与士兵、战俘与溃兵、战斗死亡与非战斗死亡混合计算，最终把性质各异、责任不同的死亡压缩进一个情绪化的整数。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史学研究，而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叙事体系对数字讨论实行事实上的垄断。任何质疑都会被迅速转化为道德或政治指控，方法问题被等同为立场问题，证据讨论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不再允许被检验，只能被重复。       这一选择性执着，与中共对自身统治下大规模死亡的长期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大跃进时期造成的饥荒被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政策责任被系统性抹去；新冠疫情早期因隐瞒、封锁和打压信息而导致的死亡，则迅速被去责任化、去政治化处理。这些生命既缺乏持续、公开的统计，也不允许被严肃追问，更谈不上制度性的纪念。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中，南京被不断放大，成为转移责任与制造情绪的安全对象。       当南京被反复强调、并被赋予“不可讨论”的数字时，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已不只是历史细节，而是动机本身。一个政权为何执着于放大他人造成的死亡，却对自身统治下的大规模死亡长期保持沉默，甚至系统性抹除？       南京在这种叙事中不再是理解战争残酷的历史事件，而被转化为政治工具，用以制造仇恨、转移视线。受难者被抽象为数字与符号，历史被固定为情绪表达与忠诚测试。这既是对南京死者的再次利用，也构成了对所有无法被纪念的受害者的共同伤害。 Manipulated Mourning and the Nanjing Narrative Author: Liu Fang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