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作者：关永杰 在7月12日北加州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前，我邀请一位朋友参加。他却回答：“我不去，我不认可刘晓波，因为他说过‘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共产党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难道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他的这个回答，让我再次陷入思考。 其实，我曾经也对这句话感到疑惑。我读过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忏悔》，书中记录了他在狱中、获释后的挣扎与反思。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恐惧、会软弱的普通人。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温和，对他的理念及认罪词提出质疑。 所以过去我一直认为，“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只是刘晓波选择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这种温和对抗方式的一种个人表达。 直到最近，我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副主席、历史研究者张俊杰先生一起讨论相关话题时，在张的指引下，才终于理解了这句话更深层的含义。 刘晓波并不是没有反抗，也不是向专制妥协。他反对的是剥夺人民自由与尊严的专制体制，而不是把那些持不同立场的人都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 这一思想，与甘地、梭罗、马丁·路德·金等人的非暴力理念一脉相承。他们都深知，暴力往往只会制造新的暴力，仇恨也只会孕育新的仇恨。如果革命最终继承了专制“敌我斗争”的逻辑，那么旧的暴政倒下之后，新的暴政仍可能诞生。 真正伟大的非暴力抗争，不是放弃抗争，而是拒绝继承暴政的逻辑；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唤醒良知，瓦解专制的合法性，为未来留下一个能够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人权、依靠法治与公平竞争解决政治分歧的民主社会。 刘晓波相信，只有反抗暴政，而不成为另一个暴政；追求正义，而不被仇恨吞噬，未来的中国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现代文明国家。 九年前刘晓波抱憾离世，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才真正理解了刘晓波，也理解了他留给中国民主事业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以下是北加州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现场的图片，摄影：关永杰 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在北加州的一处海滨举行，活动号召人：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 活动发起人兼主持人、中国民主党员刘静涛（左一）、高应芬（左二） 活动参与者手持白花，拉起横幅——“纪念刘晓波 捍卫自由” 李凯朗诵吴祚来先生作的纪念诗《祭晓波九周年》 周云龙发言 刘忱忱发言 黄晓敏发言 郭志军发言 胡帅背着两月大的孩子前来参与悼念活动并发表感言 卢占强朗诵《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节选 方政向刘晓波先生画像敬献上白花 胡丕政献花 袁强献花 李树青献花 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参与者合照 编辑：钟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Do We Truly Understand Liu Xiaobo's "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By Guan Yongjie Abstract: Departing from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of "I...

作者：鲁慧文 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 近日，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当地官员、警察和工作人员登门表彰，镜头里，鲜花鲜艳，笑容灿烂。少年和家人站在一起，大概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光荣的事。他们也许相信，自己只是提前表达了一份善意；政府给予肯定，社会给予掌声，这便是一种荣耀。 然而评论区里并没有多少掌声。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少年将来能够救多少人，而是这个少年以后是否安全，毕竟不久前一个在郑州学校体检当中摔倒被保安急切问是否安好的孩子很快就丢失了器官死去了。 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器官捐献本应令人想到善意、医学和生命延续；可在这里，人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却先想到失踪、意外、医院和权力。 这究竟是公众太多疑，还是中共政府早已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宣传者并不回答。 他们只负责把鲜花递到少年手里，把镜头对准那一家人的笑脸，再配上一段温暖的音乐。至于人们为什么恐惧，捐献流程是否透明，未成年人是否真正充分知情，儿童和青少年为啥会无故消失死去并缺少器官，谁来监督器官分配，谁来保证医疗决定不受利益干扰，这些问题通常是不适合出现在镜头里的。 镜头是用来制造感动的，不是用来回答问题的。 我最近还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是日本对涉嫌违法寻求器官移植的人进行追责，另一则是新加坡对违规器官交易采取惩罚措施。评论区里，有人赞美这些政府真正把生命平等和人权平等当回事。 因为在那里，一个有钱人的命，并不天然比穷人的命更值钱；一个有权者的身体需要，也不能自动变成另一个弱者必须承担的代价。 而在我们这里，最常听到的词却是“奉献”。 孩子要奉献，青年要奉献，病人要奉献，穷人更应当奉献。 他们活着的时候奉献劳动，失业的时候奉献忍耐，生病的时候奉献积蓄，死后最好连身体也一并奉献。 至于谁在接受这些奉献，通常是不必问的。 问，就是不善良。 怀疑，就是没有爱心。 要求公开，就是“抹黑”。 于是，一个人的器官，仿佛并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而是暂时寄存在身体里，等到某一天，再由某种更大的需要来接管。 所谓“自愿”，也变得值得推敲。 自愿的背后，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个丢失孩子的寻亲家庭和很多死去在河水里发现的却少了器官的孩子的身体。 一个成年人，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经过充分了解，决定死后捐献器官，这当然值得尊重。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官方宣传、学校教育、家庭期待和荣誉表彰之中作出的决定，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独立的选择？ 当一种选择受到鲜花和掌声的奖励，而另一种选择被暗示为自私和冷漠时，这种“自愿”还剩下多少自由？ 真正的自愿，应该包括随时拒绝的权利。真正的安全，是不会因为被大数据匹配就突然消失并失去生命。 一个人不仅有捐献器官的权利，也有不捐献的权利；不仅有帮助陌生人的权利，也有首先保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一个社会只宣传奉献，却不认真保护拒绝，那么它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志愿者，而是顺从者。如果一个社会，孩子可以随时丢失，活人可以随时在大街上被绑走，每一个底层人就如同羊圈里的“手指羊”一样随时被挑选宰杀，那这不是国家，这是地狱。 中国如果真的想要建立并不断扩大器官捐献登记体系，这本可以是一件推动医学进步的事情。但任何涉及人体、死亡和巨大医疗利益的制度，都不能只依靠道德口号运行。 它需要公开的数据，需要清晰的法律，需要独立的监督，需要可追溯的分配程序，还需要让每一个普通人相信：无论他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关系，他的生命都不会因为别人的“需要”而被轻视。 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宣传和突然的少年消失，却很少看到完整透明的解释。 每年究竟有多少未成年人失踪？ 多少人被找回？多少人的尸体在水里被发现？ 这些孩子后来去了哪里？ 公众需要的不是一句“不要传谣”，而是一套能够经得起核查的答案。 公众需要的是生命的基本权利，是孩子可以安全地上学回家，而不是会突然被匹配，被取器官，被消失，整个底层社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不可自拔。 医院同样如此。 医学原本是救人的，但医院一旦同时成为资本、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交汇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担心：医生面对的究竟是病人，还是指标？手术面对的究竟是生命，还是收益？ 器官移植比普通手术更加特殊。它的一端是等待生存的人，另一端却必然连接着死亡。这样的医疗行为，必须拥有比普通手术更高的透明度，而不是更深的神秘。 器官从哪里来？ 死亡如何判定？ 若这些问题不能被普通公众清楚地了解，那么再多的宣传片，也无法换来真正的信任，反而增加更多更深的恐惧。 有人说，不相信医院和政府，是民众的悲哀。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民众不信任制度，当然是悲哀；但一个制度若从不努力让自己值得信任，反而责怪民众多疑，那便不只是悲哀，而是傲慢。 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国家，不会急着让孩子宣誓捐献器官，而会先让孩子知道：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 它不会只教孩子如何奉献，也会教孩子如何拒绝；不会只告诉孩子死后可以帮助别人，也会告诉孩子活着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权伤害你、支配你、利用你，更不会让太多的孩子突然消失并死去。 国家可以管理医院，可以制定法律，可以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却不能因此成为人体的主人。 否则，中国底层的每一个人，便不过是一具暂时活着的国家资产。 工作时，是劳动力。 缴费时，是纳税人。 生病时，是医疗消费者。 被匹配后，则是可利用的器官资源。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仿佛都被登记、编号、分类和使用。只有他自己，反而最没有发言权。 这便是“国有器官”最可怕的地方。 它不一定真的写在法律里，也不一定有人公开宣布。它可能只是藏在一次次宣传、一次次表彰、一次次道德劝说之中，使人渐渐相信：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必要的时候，个人应当服从更大的安排。 而所谓“更大的安排”，通常从来不需要向个人解释。 我并不反对器官捐献。 我反对的是，在缺乏透明和信任的环境里，将捐献包装成一种必须赞美的道德正确；我反对的是，让尚未成年的孩子站到镜头前，成为制度宣传的样板；我反对的是，普通人的生命问题被要求无条件相信，而有权者却不必接受同等程度的监督；我反对的是，底层中国人的孩子可以随时消失，随时被匹配，随时被拿走作为别人的器官资源。 器官若不再首先属于个人，那么所谓生命权，永远不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并被尊重。 那位十七岁的少年仍在笑。 鲜花捧在手中，官员站在身旁，镜头记录着一场被命名为“光荣”的仪式。 我只希望，在很多年以后，他依然平安地活着。 而不是让今天的这张照片，成为人们日后不敢回看的东西。 编辑：胡丽莉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State-Owned Organs Author: Lu Huiwen Abstract: Questioning the promotion of organ donation propaganda in an environment lacking transparency and trust, appealing to safeguard...

——以九八组党、台湾民进党的民主实践为例 作者：郑存柱 “背叛”“投降”，这样的帽子扣下来，声音很响，分量很轻。指责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就是投降的人，其实从没把自己的逻辑想清楚。照他们的说法，凡是踏进对方设定的场子、用对方的规矩说话，就等于承认对方、就等于缴械。可这套逻辑一旦当真，第一个被它判成“叛徒”的，恰恰是中国民主党自己——而且要从它出生的那一天算起。 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公开成立。那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几个人做了一件当时惊天动地的事：他们没有转入地下，没有搞秘密串联，而是堂堂正正地拿着材料，走进浙江省民政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注册成立一个反对党。朱虞夫，就是那批人组党人士之一。请问，照“投降论”的算法，这算什么？向民政厅递交注册申请，不就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承认了它那套登记制度吗？那么中国民主党从娘胎里就是“投降派”，这话说得出口吗？ 荒唐。谁都看得明白，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不是磕头，是逼宫。它把一个尖锐的问题顶到共产党鼻子底下：你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着结社自由，你的法律写着社团可以登记，那你到底认不认自己的法？允许，就等于承认反对党合法；不允许，就等于当众撕毁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正因为这一招打在要害上，当局才那样惊慌，才把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一个个重判入狱，一判就是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用现有的合法渠道去斗争，从来不是软弱，恰恰是最叫专制难堪的锋利。为这条路坐过牢的人，后来者没有谁有资格对他们骂一句“投降”。 把眼光投向海峡对岸，同一个道理更是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民进党的党纲白纸黑字写着“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就是台独。“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部宪法，本就是台独要否定、要取代的东西。可民进党是怎么做的？它派人去参加中华民国从村里长到总统的各级选举。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一个个举起右手，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宪法》，然后坐进他们纲领上明明要废掉的那个国家的总统府。有谁跳出来骂民进党“背叛台独”“向国民党投降”？没有。因为凡是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参选，是借现成的合法平台去争民心、扩地盘、一寸一寸地改造这个体制，而不是在选票上盖个章、承认现状万岁。民进党正是靠这条“体制内”的路，从戒严令下被追捕的地下党，一路走到执政。当年它若因为“参选中华民国就是承认中华民国”而拒绝参选，到今天也不过还是街头一群喊口号的人，永远进不了那个能拍板的房间。 从1998年走进民政厅，到今天的政协提案，中国民主党走的是同一条路，认的是同一个理：走上对方的舞台，绝不等于认同对方的剧本。要求进入政协，不是承认现在这个政协合格——恰恰相反，这份提案通篇都在骂它“名存实亡”“橡皮图章”，要求把席位交给真正的反对派，要求委员言论免责，要求会议开门见光。这不是下跪，是把民运所追求的目标直接拍在对方桌上。 说到底，投降是放弃目标，不是更换手段。真投降，是承认对方对、把自己的诉求咽回肚子里。可这份提案从头到尾死咬宪政民主、死咬多元监督，一个字都没让。它“退”的，只是“斗争非得在体制外、非得摆出对抗的架势才算数”这一种执念。把手段的灵活骂成立场的背叛，是把民运的成败押在姿态够不够悲壮上，而不是押在到底能不能撬动这块铁板上。曼德拉既坐过牢，也走上过谈判桌；东欧的反对派既印过地下刊物，也坐上过圆桌。哪一次从专制到民主的转身，是单靠体制外死磕就一步到位的？关键时刻，总得有人肯坐到桌前，把口号变成能落地的条款。 当然，走进体制是有风险的——会被利用，会被收编，会被拿去当“民主”的花瓶。这些警惕都对，都必要。但“提防风险”和“张口就骂投降”，是两码事。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是不是背叛，标尺只有一根：它让你离目标更近，还是更远？它替不同的声音撬开了一道缝，还是替专制补上了裂痕？ 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没有换来一个合法政党，却把共产党“违宪违法”四个字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政协提案，又一次把这个政权逼到“认不认自己的法”的墙角。这从来不是缴枪，而是换一个战场，接着打同一场仗。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The CPPCC Proposal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re by No Means a Surrender ——Taking the 1998...

作者：陀先润   第一篇：幕后那只手 1969年的缅甸北部，一批中国年轻人正在哭着往山上跑。 他们背着弹药，没有枪。任务是把弹药送进山顶的坑道，给里面坚守的战友。从集结地到山脚下大约一公里，美军的炮火把这一公里变成了一条死亡走廊。一个亲历者后来回忆，他用高倍望远镜看着一百多人冲出去，炮火散去之后，进入坑道的只有三个人。第二天，又是一批人哭着往上冲。 这些人是中国的红卫兵，是文革武斗中的失败派系。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去缅甸打仗，政治污点可以一笔勾销，打完仗回来算参加革命，一切既往不咎。于是他们跨过边境，加入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中国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打仗。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缅共内部有一条秘密指令：这批中国人要被放在战斗第一线，逐渐消耗掉。 他们不是战士，他们是炮灰。而决定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去过缅甸。 同一时期，在大半个地球之外的约旦，一批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约旦军队俘虏。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其中一批人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关在一起。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约旦人，他们是中国人，是混在巴勒斯坦法塔赫武装里的中国军事顾问。 他们在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群众组织。这件事后来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弄大，于是这批人悄悄被遣返，这段历史从公开记录里消失了。 再往北，在纽约的法拉盛，华人社区里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中国派来的情报人员如果出了麻烦，只要跑进法拉盛，就能安全换身份或者离开美国。这个规矩不是最近才有的，它的根基从1930年代就开始建立，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法拉盛已经是一个任何外部力量都很难渗透进去的安全区。 在日本，一个叫重信房子的女人在2000年被捕时，护照上有二十多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两年。她是日本赤军的领袖，一个在中东活动了几十年的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秘密基地。中国政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知青，约旦监狱里被单独关押的中国顾问，纽约唐人街深处的秘密网络，在北京有据可查的日本恐怖分子。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它们背后有同一只手在操控。 这只手，叫中联部。 中联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1951年正式成立。它的官方定义是负责与各国政党开展交流合作的机构，听起来像是个专门接待外宾、互赠礼品、发表联合声明的礼宾部门。2024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向联邦议院正式发出警告，称中联部是一个情报组织，要求德国政界人士提高警惕。这个警告发出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存在了七十多年。德国人花了二十年才搞清楚对手是谁。 这不是德国人笨，是这个机构本来就不想让你知道它是什么。 中联部最核心的功能从来不是联络，而是渗透。它在东南亚孵化并控制了多个共产党，在中东扶持武装组织，在美国建立秘密基地网络，在日本培植极左势力。它用过的工具包括枪支弹药、秘密电台、假护照、政治顾问、帮派组织和选举干预。它做这一切，从来不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出现。 要理解中联部是什么，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人。 孙海燕，中联部前副部长，曾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1990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军训期间入党，政审干净。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国家安全系统和情报系统开始大规模从当年入学的名校学生中招募人员，挑选标准是背景干净、政治可靠。孙海燕是那几届被招募的人之一，很可能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进入了情报系统。 1995年本科毕业后，她公派赴日本攻读法学硕士。那个年代能够公派出国的人，要么家庭背景过硬，要么已经和某个系统建立了关系。她1997年回国，直接进入中联部，第一个岗位是政策研究室。研究室是中联部的情报分析核心，对外可以挂学者头衔，实际上生产的是供高层阅读的战略情报报告。她在这里一路做到副主任，然后转任中联部一局副局长、局长。 中联部一局负责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的政党运动，也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这些组织的总负责部门。换句话说，孙海燕从情报分析起步，最终成为情报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后来她去新加坡当大使，是为了给自己的履历做一层包装——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需要公开履历，如果简历上全是中联部的各局各处，太过扎眼，挂一段大使经历，对外就成了外交系统出身的人。 这种包装不是孙海燕一个人的做法，而是整个系统的惯例。 与孙海燕形成对比的是刘建超。他是正宗的外交部系统出身，后来被调入中联部担任部长。他高调访美、会见布林肯，以中联部部长的身份做外交部长该做的事，在中联部内部是严重越界。外交是台面上的事，中联部做的是台面下的事，两套系统的逻辑完全不同。刘建超搞不懂这个区别，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的目标是接任王毅的外事办主任位置，中联部不过是一个跳板。这是他后来出事的根本原因。 一个从大学时代就被招募、在系统内部成长了三十年的情报官员，和一个空降进来走过场的外交系统官员，在同一个机构里，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对比，本身就说明了中联部是什么。 中联部在1971年成立了内部研究组，后来扩展为研究室，对外可以挂教授、学者的头衔，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和政党情报的分析中心。到了九十年代，研究室的部分成果开始对外发行，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当代世界》杂志。这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的东西，从来不对外公开。 2003年到2004年间，中联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重建。这次重建不是换人，而是换功能。工作重心从政党交流和情报分析，开始向情报收集乃至情报行动方向转移。配合当时启动的大外宣工程，中联部开始系统性地介入各国议会政党，扶持小党，安插人员，干预选举。德国人后来花了二十年才意识到的事情，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在中联部的内部逻辑里，它扶持的那些组织和人员都是棋子。棋子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棋子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通知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从来不认识。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年轻人，马来西亚丛林里打了四十年的华人游击队，约旦监狱里的中国顾问，中东沙漠里流亡的日本赤军——他们都以为自己在为某种理想战斗。他们不知道，在北京的某间办公室里，有人随时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就像扔掉一颗用过的棋子一样简单。 这个系列，就是要把这只手背后的故事，一件一件讲清楚。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The Party's Pawn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s Export of Revolution Author: Tuo Xianrun Part I: The Hand Behind the...

作者：陆建荣 江苏泰兴黄坍村，小生维权终落难。虎狼环伺奸计毒，精神病院关三年。母亲病故终得出，丧事未完欲收监。鹰犬爪牙紧身随，围殴建荣防外援，一个耳光加拳脚，退伍军人淫威显，报警只抓报警人，公安四年不立案。次次反映虚假了，民声渠道全空转。 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殷坍村访民李小生被精神病非法拘禁三年。2022年9月13日，我得知李小生母亲过世，李小生被准许回家治丧。作为之前的好友，我也去黄桥镇小殷家桥西侧李小生妹妹家出席哀悼仪式，顺便了解一下李小生目前的情况。 刚开始跟李小生交流时，他说不认识我，后来我起身出门，让他到院子外面走走，他说外面有人，我说有人也不可能限制你自由走动的权利，你不出去走走怎么知道。于是我们一起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就有一个6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过来问我是什么人（后查明此人为原黄坍村书记黄兰珍），并一下子喊来四五个人说我是来带李小生走的，要看着我，不让我走，并打了电话给他们一个领头的人。 这三五个人开始对我进行语言上来挑衅和侮辱，因为对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我只说了一句“愚昧”，他们就说我骂他们。后来那个领头的人来了（后查明此人为黄坍村二十组六号村民黄正国），冲过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五六个人对我拳脚相加，有人揪我的头发，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把我打倒在地。他们一边打还一边说“怎么不经打”。 我被打的时候引起了多人围观，然后他们就把我往人少的地方拖。李小生的大妹妹看到我被围殴没有出面阻止，反而把李小生拉进屋里去了。这也是被他们平时的邪恶吓破了胆。虽然这次围殴对我们身体上没有造成太大伤害，但对我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损伤是极大的。现场也有人对黄正国一帮人的野蛮行为进行谴责，但无法制止他们嚣张的气焰。于是我打电话报警。他们见我报警说打电话正好，好像警察跟他们是一伙的似的。过了一会儿，110来了，他们简单了解了情况以后就有一个警员拉着我的衣服.好像生怕我跑了似的，并让我上警车去派出所处理。我当时向出警人员提出异议：为什么只带我走，打人的人不带走？出警人员敷衍说他们自己开车去。我说他们为什么可以开车去，而我不可以开车去？后来就被出警人员强行推上了车，在车上他们想收走我的手机。我感觉黄桥派出所动机不纯，虽然手机里什么都没有，我还是把手机扳断了。 在派出所一直被派出所关在审训室直到晚上12点才放我出来，至始至终也没有看到那帮非法监视及打人的人去派出所。 ...

作者：概率鹿梦 民国有一件事，今天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反常识。 上海的工人，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星期反而能吃上几顿肉。可关中那些家里有地的地主，平时吃的却很差，也就过年吃上点肉，平时连油泼面都没法天天吃。 美国学者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里写过一个细节。 一个从河北逃难到北京的地主婆，住在西城小院里，有一天掀开隔壁人力车夫家的锅盖，看到的是白面馒头，韭菜炒鸡蛋，凉拌黄瓜，上还浇了蒜末和香油。她当场就愣住了。因为在她原来的认知里，自己家有二百亩地，照理说应该比这种连一垄地都没有的人过得体面。可现实恰恰相反。她家一年到头粗粮掺着吃，对方却能经常吃到白面。 书里还提到，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星期至少能见几次荤腥。未必是什么大鱼大肉，可能只是下水，可能只是几片肉，但至少不是长期不沾肉味。反过来看山河四省不少地主，真正吃肉往往要等到年节，平时连白面都舍不得敞开吃。 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冷链，没有成熟的仓储系统，也没有今天这种可以把物资高效率铺到全国的物流网络。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物资天然汇集，交易更密，流通更快，哪怕只是从城市缝隙里漏出来的资源，也足够让底层人分到一点油水。 可在中原和关中，哪怕你是地主，也只是守着土地。土地能产主粮，不代表能自动变成丰富的副食。当地没有足够发达的交换网络，也没有那么强的商品供给，地主也不会轻易拿好地去大规模养猪养鸡，顶多散养几只，图个过年应景。结果就是，账面上看有地，有产出，有身份，实际吃的并不好。 所以很多人对旧中国的想象是错的。他们总以为地主一定顿顿细粮，城里苦力一定食不果腹。 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 中原地区的地主，手里虽然有地，但所处的社会结构、流通效率、物资丰裕程度，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他拥有的是局部优势，不是系统优势。局部优势一旦离开大环境托举，含金量会迅速缩水。 大城市具有财富溢出效应，我举个现代的例子，香港，别看香港房价非常贵，但是香港收入很高，购买力就强，他们来内地旅游，买内地的商品，购买内地的服务，反而性价比特别高。200块钱如果放在山东的小县城，可能非常值钱了，能从山东大集上吃一周。但在香港也就是一顿晚饭。 同理，北京那些土著，卖一套房子就顶我们济南人奋斗一辈子的，这也是李斯那句仓中鼠和厕中鼠真正厉害的地方。 李斯两千多年前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和粮仓里的老鼠，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老鼠还是那只老鼠，差别却大得离谱。住在厕所里的，只吃污秽，天天吃不饱还提心吊胆，见到人和狗就乱窜。住在粮仓里的，吃积粟，躲在大屋之下，没有惊扰，没有饥寒。于是李斯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它直接戳破了一个现实：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距，常常不是从能力开始拉开的，而是从环境开始拉开的。你站在厕所边上，再聪明，也要先为活着发愁。你待在粮仓里，哪怕本事没大到惊天动地，也更容易活得体面。 平台不一样，看到的世界不一样，能分到的资源也不一样。你以为地主一定比车夫过得好，恰恰说明你低估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也高估了有产者这三个字的含金量。 所以李斯后来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苦练能力，不是原地熬资历，而是换地方。他离开楚国，去了秦国。他知道继续待在原来的环境里，天花板早就写好了。一个人最怕的，不是眼下吃苦，是真把低处当成了命运，把困局当成了理所应当，把那些消耗当成了成长。 很多人读历史，总喜欢赞叹成功者的才能。李斯有才能，这没问题，但真正让他翻身的那一步，是先看懂了环境。这个判断比很多所谓努力都重要。方向错了，勤奋只会把人更快送进死胡同，让人撞南墙。位置不够好，能力会被压成生存工具，根本长不成资本。资源薄，机会少，规则坏，人再硬，也很难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 贫穷并不只是财富的多寡，贫穷首先是一种资源匮乏的处境。你处在一个资源稀薄的地方，周围没有高质量的信息，没有成熟的分工，没有稳定的信用，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你就算比别人更勤快，也只能在小池塘里扑腾。你看到的天花板，很可能不是你的能力上限，是环境先把上限封死了。 说到底，贫穷有三层。 第一层最浅，叫缺钱。这个谁都看得见。 第二层更深，叫缺资源。你想做点事，找不到人合作，找不到渠道，找不到信息，找不到更大的盘子。 第三层最致命，叫待错环境却不自知。很多人一辈子困在第三层。他们很努力，也很能吃苦，也愿意忍，但始终没有离开那个不断消耗他的环境。最后能力没有被放大，时间被浪费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换个城市，命运就松动了。有些人换个行业，收入结构立刻变了。有些人进入更高一级的平台，原来不值钱的本事忽然就值钱了。外人看着像逆袭，其实没那么玄妙，无非是从厕中鼠挪到了仓中鼠旁边。人还是那个人，能量却完全不同。因为平台会给能力定价，环境会给努力结算，系统会决定你一分力气能换来多少回报。 很多穷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不努力，在于对贫穷的理解太道德化了。他们总觉得穷是自己不够拼，不够狠，不够能熬。于是拼命打磨自己，咬牙忍耐，逼着自己继续适应烂环境。最后发现自己越来越累，处境没什么变化。原因很简单，你在错误的地方自我加压，只会让系统更高效地榨干你，就是一句俗话：你越能干活，干的活就会越多。一个人长期待在低势能环境里，连痛苦都会被合理化，他会把本该逃离的地方，当成修行之地。 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都是把痛苦合理化，自我安慰，然后继续接受生活的鞭打。 李斯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没有歌颂苦难，也没有美化出身。他看了一眼老鼠，就把很多人一生都没想通的问题想明白了。你活在井里，你必然认为世界就那么大。 当然，环境重要，不等于能力无用。能力依然重要，只是它的发挥有前提。你至少得先进入一个让能力有机会沉淀、有机会交换、有机会增值的地方。否则能力会退化成廉价劳动力，见识会退化成生存经验，聪明也只够用来规避风险。 很多人喜欢讲逆天改命，听着热血。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变化，没有那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传奇。真正有效的一步，通常很朴素，就是先离开那个把你越待越穷的地方。离开一套坏规则，离开一个低密度市场，离开一群只会拉你向左的人，离开一个看似能活却很难积累的系统。这个动作，往往比埋头苦干重要得多。 所以，两千年前李斯看透的是贫穷的底层结构。穷，不只是口袋里少了几个钱。穷，是你身边没有粮仓，头顶没有屋檐，背后没有系统。 很多人一生都在证明自己能吃苦。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别总待在只能吃苦的地方。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from Li Si's Granary Rats Author: Gailu Lumeng (Probability Deer Dream) Abstract: Reflec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