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作者：祝正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翻译：戈冰 （一）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人民有自由讲话、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权利。言论自由并不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话的自由。它是指人们对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表看法，就自己认为有缺陷的方面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实际上，许多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老百姓从未感到过自己讲话受到限制，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对统治者提出批评，没有想去改变它们。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设想过自己能够改变它们。 发表言论是民众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时的文明表现方式，是民众在发现社会问题时有责任感的表现。言论自由是批评的自由、反对的自由，是发表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实和见解时不受惩罚的自由。 社会之所以必须保障言论自由，不仅是因为发表言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因为保护批评与反对的言论能自由发表出来，同保护建议性的言论能自由发表一样，对完善社会的法律、调整决策、改善弊端大有裨益。不听取反对者的意见，就不能集思广益，也就不能对问题的实质进行明智的剖析。反对意见的存在有助于避免不成熟的决策出笼，使决策受到严格审查，使它们的缺点充分暴露。事实上，真正有益于社会的政策，都是那些最能经受得住论战考验的政策。 建议的自由和反对自由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民主所需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并非只限于口头上，而且包括一切能发表言论的形式和渠道，如广播、电视、书籍、报纸、杂志、传单、小册子等。因此，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闻与出版是表达言论的具体形式，是言论的传载媒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也就无所谓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口头言论只能影响到极少数人，经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传播媒介，才能使言论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全社会有关的政治见解，也只有全社会都知道才有意义。因此，新闻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支柱。专制统治者限制言论自由的主要办法就是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审查媒体的报道内容，控制其政治倾向，掌管其人事安排。使有影响、有见地的批评性论点根本无法与公众见面。 要使言论和新闻出版有充分的自由，政府就不得对新闻出版界的言论内容进行事先检查和限制。不得对新闻机构发号施令。其经营管理、内容制作、人事安排均应能够自主决定。政府不得干涉。实际上从民主政治的性质来说，政府也无权干涉新闻出版自由，如果它干涉该项自由，就可以认定它绝非是民主政府。民主政体下，对付新闻出版界发表有损他人权利的言论的方法，是让被侵权人能方便地通过司法诉讼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限制言论的发表。 （二） 言论自由的阻力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有压制言论自由的共同恶习。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某些人的观点不加以制止，传播至整个社会，国家与政府即会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貌似合理的借口之下，他们堂而皇之地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物色几个愿意为其歌功颂德的小文人，对他们自身的无能造成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些不堪一驳的借口，在他们一手控制的媒体上，进行瞒天过海式的诡辩，实行愚民政策。实则以全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维护着极少数人剥削性质的荣华富贵。 在集权专制社会，同其它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一样，传播媒体完全被政府控制，有关社会真实情况的信息无法自由传播。只有身居社会最高层的几个人，才能得到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内部资料。信息的流动是单向性的，即由各个基层权力组织逐级传向最高层，经过筛选，加工、修改后，再以完全不同的面目，从最高层逐级向基层传播。普通百姓只能接触到经过审查人员恩准的、用于教育民众的内容，以免百姓因思想觉悟不高而遭受“危害”。 即便这种信息流通方式，也并不总能保持畅通无阻，各级官员或许出于对上司工作的照顾，或许担心上司会认为自己工作不力而出现了问题，对已发生的问题，常会卡住不报，而对于成绩，则会夸大其词，胡编乱造。使得最上层的官员也并不总是能了解到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一举一动都有部下安排好，甚至连他们的大脑在想什么也都由部下给考虑到，习惯于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就算他们能全面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也绝对不可能酝酿出创造性的思维、提出远大的抱负，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 终身制本身就会使国家的统治权由一些七老八十、老态龙钟的顽固愚朽之辈来掌管，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分析处理大量的情况资料，只会给出笼统的、过时的指令，结果，必然使得社会的新闻媒体死气沉沉，空洞无物，充满说教色彩，除了会议报道和对英雄人物的赞美，民众很难得到有价值的内容。 政府设立新闻出版审查制度，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做法，唯一有效的解释无疑就是认定人民是愚蠢的，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容易上当受骗。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口口声声颂扬人民的伟大，处处不忘打“人民”的牌子，把自己誉为人民的代表，将自己的统治封为是“人民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做法极其荒唐，却也极富欺骗性。 压制言论自由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会败坏社会风气。敢讲真话的人被关进监狱，阳奉阴违的阴谋家却官运亨通。民众生活在谎言之中，听到的是空虚的高调，看到的是官僚们霸道的行径和伪善的表演，这些无疑都会对百姓产生很大的感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学会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因为这样做很奏效，很管用。在言论恐怖的极端状况下，人们甚至在日常讲话中也要小心谨慎。讲真话被认为是一种冒失行为，正直的品性被认为是一种不开窍的愚蠢表现。结果，窒息了公民的正义感，必将导致整个社会公共道德逐渐堕落。最可悲的社会制度莫过于让人过着一种在最熟悉的人之间讲话，也需要互相提防的日子。 迫害并不能使人成为真诚的信仰者，只能使人成伪君子。政府以强权剥夺人民表达思想，发表意见的权利，禁止人们吐露心声，禁止在公共场合集会、结社，是人类社会最残酷、最不人道，最让人厌恶的做法。 对社会性问题能够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往往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道德情操，有理智头脑的人。正是他们能首先意识到并总结出政治意识与社会结构上的缺陷，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于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也最容易触动当权者的要害与利益。因此，集权统治者压制言论自由，遭受迫害的往往是那些仗义直言的社会优秀分子。也正是他们，最忠于自己的见解，最能感受到独裁者控制舆论的罪恶用心和残酷无情。那些不关心社会进步，随遇而安、麻木不仁的人，则很少能感受到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对自己有什么影响；那些见机行事、唯利是图、毫无原则的人，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政府在压制言论自由。压制言论自由，受打击的是少数人，受益的也是少数人，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 压制自由言论，不允许人们自由地探讨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不让批评、反对的声音出台，并不等于这种政治模式就完美无缺。尽管它可以被颂赞为完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能保证它不是骗人的谎言呢？谎言变成真理并不困难，一个人将谎言重复一百遍，就可以在他的脑袋里变成真理。 一种为许多人所赞成和拥护的真理，在同谬论对阵时竟然不是对手，显然是一件可悲的事。凡是经得起考验的事物，都不需要借助惩罚条例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一种观点，是否有道理，就要允许它讲出来，让广大的民众自己去判断。公正社会的实质就要用见解对抗见解，用论点对抗论点。用暴力压服不能说服的对手，用强权武力叫对手闭嘴，无论能找出什么借口，动机多么良好，都是一种卑鄙可耻的怯懦行为。 禁止叫喊一座快倒塌的房子要倒塌，禁止人们研究倒塌的原因，禁止人们对其倒塌做好准备，并不能阻止它倒塌。其结果，在它倒塌时，只会造成人员、财产的更大损失。尽管那些年迈的房屋建造者愿意和它同归于尽，但是，并非其他人都应该做其殉葬品。一座房子的倒塌并不等于世界的毁灭，人民有能力处理掉建筑垃圾，在原来的地方构造新的建筑。 Chapter 3: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uthor: Zhu Zhengm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Ge Bing (I) Freedom...

作者：吴占科 编辑：张致君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莲花生大师！顶礼诸位上师大尊者！诸位真修师兄，嗡嘛呢叭咪吽！诸位藏传佛教的信仰者，扎西德勒！ 我家祖上是贩卖安化黑茶去川西藏地销售的，在因缘和合下得受宁玛派僧人教化，世代相传到我是第七代。我从小就在佛堂里长大，耳濡目染爷爷和其弟子们举办法事，我在旁边得受教化；十一岁因为家庭变故，得蒙绿度母慈悲庇护，从而逃离地狱。然后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机缘巧合而开始经商，直到33岁；期间每有变故，也多次被随身所带佛珠佛牌所救助，才幸免遇难。29岁的一天晚上，正当我被世俗纠缠，痛不欲生之时，一首（千手千眼大悲陀罗尼咒）将我拯救，当天，明悟太极双鱼图对世间众生的奥义，于是追寻佛陀解脱正法； 2016年，我前往汉传佛教的祖庭，河南洛阳的白马寺，陕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去求法而不得。在西安古玩街，看见佛陀画像时，一副佛祖给鬼子母与诸天王讲法的画掉下来击中我三次，于是被我恭请回来供养。 2018年，遵循祖迹，前往四川甘孜州甘孜县甘孜寺，以及色达五明佛学院求法，一到寺庙就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归家亲切感，但却因是汉人的身份，而无缘出家学习佛法。因为我家被毁，祖上传下来所有佛像，唐卡，经书，嘎巴拉法器，金刚杵等全部都没有了，我就只好回乡，在当地修建佛堂，供养本师，及诸菩萨；以及偷偷供养达赖活佛。佛堂安置好后，打坐时得到观自在菩萨灌顶，当晚爬山，乌云盖顶，念诵大悲咒时，突发奇想，自己是否命运真属我佛，若是的话，请让我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看见明月；咒语念完礼敬南方时，突然乌云渐开，得见小片明月与星空，跟周围天象格格不入，于是我坚定本心，生出离心。然后我白天健身房锻炼身体，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学习佛法。 2019年无量光，无量寿佛，也就是汉地的阿弥陀佛宝诞日，我在佛堂供奉礼敬后，发下无上大菩提心，得蒙佛祖指引，参悟过去七佛偈语得悟，进入般若法界。顶礼莲花生大师，参悟莲师图之无上妙意。 2020年得证，受地藏王菩萨嘱托，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以期望有情众生都能得见自己的内心世界地底深藏的那颗菩提心。 2021年，我在讲解（金刚经）简化版时，告知众生，世间一切相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不需要执着。 2022年讲解（妙法莲华经），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章时，四天五夜没有合眼，智慧如同地涌金莲般显现。 2023年四月，我遵佛祖教导，将自己所有佛学智慧全部翻译讲解成通俗易懂的笔记，共23本供有缘者学习。然后佛祖教导我前往西方传法，结束末法时代，但是因为印中关系紧张，我办不到印度签证，无法前往印度投奔达赖活佛；只能舍弃性命踏上偷渡美国传法之路，得蒙诸佛菩萨护佑，多次历经险地，死里逃生，最终成功逃到美国。心中信念为效仿昔日达赖活佛，带领诸多圣贤前往印度将菩提法门生根发芽，使得保留下诸多珍贵佛门密要，让先贤智慧得以流传。 因为藏地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藏传佛教有活佛世代传承，慈悲讲法，教化众生；不像汉传佛教那样出现智慧断代。这才使得藏地百姓人人信仰佛教，而汉地百姓只信仰金钱的根本所在，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缺失信仰，那是不可能快乐的，只会在欲望的血海里沉沦。更不可能懂得三宝摩尼宝珠智慧。般若智慧之利剑更不可能斩断红尘欲望，八吉祥皆远离。所以藏民相对于汉民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在六道轮回中，实在是天，人，阿修罗上三道对畜生，恶鬼，地狱下三道，一个知道满足，一个欲壑难填；一个真诚善良，一个坑蒙拐骗；一个善因广种得以身心轻灵，早睡早起，洁净身体后就去寺庙转经筒洗涤灵魂，一个恶因遍种导致苦海沉沦，麻痹堕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做着虚伪的自己。甚至让自己变成曾经自己最讨厌的人。而佛陀的智慧，正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让有情众生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又该如何从错误的道路上清醒觉悟，远离痛苦。这才是真正的无上根本上师！ 每个人都会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的活过。如何从欲望的漩涡里解脱出来，找到原本善良的自己，这才是生命的意义！任何你喜欢的人和事物都会离你而去，任何你在意或者不喜欢的人和事情都不会永远存在。这是世间一切有为法的演变过程，我们谁也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和才能，使得昙花花期的美丽，能让更多人有缘得见。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颗菩提心，这是与生俱来的，就同如来佛性一样，如同黄河源头一样清澈明净，净如琉璃！只是因为后面不断的污染，而变得浑浊不堪。我们自己心中都有一尊佛，只是未觉醒而不可得见。国中无佛，则只能由国王支配，指使国民去劳作，而国王尚未觉悟，所以也就良莠不齐，于是各个不同的分身行业不同，所造因果不一；而唯有在自心世界十方国土中，哪一天有国民分身突然得悟法门真谛，自心世界十方菩萨皆来集会，听佛讲法。就像一个从小迷路走失的孩子，终于投入父母的怀抱，享受仁爱慈悲。 有人认为六道轮回在死亡之后，而我却认为六道轮回就在世间。比如世间有人身处地狱道，就会看不得别人好，自己还不努力，羡慕嫉妒恨别人的成就，于是产生各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劣破坏。比如世间有人身处饿鬼道，就会永远不知道满足，即使拥有无数的财富，豪宅，豪车，俊男美女，还欲壑难填，依然如同貔貅一样贪婪无度。比如世间有人身处畜生道，就会无有道德观念，唯有自心欲望，虎毒尚不食子，而他/她却连自己得子女都不放过，让孩子感受不到半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终日只想早日逃离魔爪；如果有选择，绝对不会愿意来到这个世间受苦受难。...

作者：吕洪来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黨衛軍原本是德國納粹黨的一個組織，是維持德國納粹政權恐怖統治的重要工具。黨衛軍負責執行希特勒和德國納粹黨的種族政策、鎮壓反對派、監管集中營，搜捕並迫害政治反對派羣體，是希特勒和納粹黨種族滅絕的執行者，是德國法西斯政權的主要打手和工具。 黨衛軍的性質：黨衛軍只絕對忠於特定政黨、絕對服從於特定政黨，只接受特定政黨的領導、聽從特定政黨的指揮，甘願充當特定政黨的打手和工具，以維護特定政黨的利益爲自己的使命和職責，是維護特定政黨統治的暴力機器。 黨衛軍的本質：黨衛軍在本質上不是國防軍、不是國家的軍隊，不受國家的控制和領導。國家軍隊的使命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平勞動，並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維護國家主權；而黨衛軍的使命則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弄清楚了什麼是黨衛軍，以及黨衛軍的性質和本質，我們很自然地就會聯想到今天名義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標標準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衛軍、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工具！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和本質就是黨衛軍，这可不是本人隨便說的，是明明白白的寫在解放軍的各種現行法規和正式文件之中的：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五十九條明確規定：軍人必須忠於中國共產黨； 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政治工作條例》第一條明確規定：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 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忠於祖國，忠於人民。(請注意：條例將忠於黨放在第一位、忠於社會主義放在第二位、、忠於祖國只放在第三位、忠於人民放在了最後) 4、《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政治工作條例》第三條明確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 5、《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政治工作條例》第七條明確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必須遵循以下原則：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6、《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政治工作條例》第十二條明確規定：黨支部對本單位的組織、人員和工作實行集中統一領導。 7、《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第四條明確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人民軍隊 8、《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第六條明確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內務建設，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貫徹新時代政治建軍方略，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 9、《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第二章第十一條《軍人誓詞》明確規定：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我宣誓：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0、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黨衛軍，前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更是一語中的。江澤民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直言：我軍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從誕生之日起，就堅定地站在黨的旗幟下，一切聽從黨的指揮。 以上事實證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衛軍，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工具和打手，中國人民解放軍即不忠於祖國、也不忠於人民。不仅在《国防法》公开宣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执行共产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且在国庆阅兵中公然將国旗至於党旗之后，是名副其实的党卫军。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党卫军，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打手，不仅事实俱在，也是解放軍自己一再公開承認的，並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政治工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中公開確認，並要求全軍嚴格遵守和執行的，是通過《解放軍報》《中國軍網》等軍隊媒體對外廣泛宣傳的； 至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衛軍，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打手，一直被中國社會所忽視，那是因爲他們還误以爲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保家衛國的武装力量，沒有意識到解放軍絕對忠於的是共產黨、絕對效忠的是共產黨、絕對服從的是共產黨，黨衛軍才是解放軍的軍魂！ 为什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黨衛軍，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打手，一直被國際社會所忽視？這是因爲過去解放軍除了參加韓戰、中印、中越等局部戰爭外，主要被用來維護中共的一黨專制極權統治，用來鎮壓國內的人民。特別是冷戰時期出於“聯中反蘇”的需要、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對中共政權採取的綏靖政策，才導致了國際社會對中国共产党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性質和本質問題的长期忽視。 隨着美蘇冷戰的結束，隨着中共政權對外擴張的加劇，隨着中、俄、朝、伊邪惡軸心的形成，中共政權已經成爲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主要威脅，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和本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本质的认定，應當引起國際社會和世人的高度重视与關注！ 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仅規模上要比當年希特勒的黨衛軍龐大的多；而且掌握的各种武器也要比當年希特勒的黨衛軍要先進的多，例如：核武器、生化武器、化学武器等；特别是中國共產黨最为人类最大恐怖组织其影响与危害远超德国纳粹党，因此综合上述因素，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要远超德国的纳粹党和党卫军，因此如果不能及早認清中国共产党的性質和本質，不能及早認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和本質，不仅会对中国，也将给人類文明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 Why Is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nsidered the Party’s Military Wing? Author: Lü Honglai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作者：杜吉平、付静争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每当复活节临近，我的心里总会多一份安静，也多一份思考。这是一个让人不能不去面对的时刻：关于苦难，关于牺牲，也关于盼望。 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而是他甘愿为世人承担罪的代价。他用爱回应仇恨，用牺牲换来救赎。 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也正因为如此，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信仰的核心。它告诉我们：黑暗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结局，绝望之中仍有盼望。 对我而言，复活节从来不只是圣经中的故事，也不只是宗教传统中的纪念。它已经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命，也进入了我的家庭。 2024年的复活节，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受洗归主。我们在神面前作出决定：愿意用余生来相信他、跟随他、依靠他。 那是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那一天起，我们知道，自己不再只是凭着人的力量去面对未来，而是愿意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 到了同年的圣诞节，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受洗了。当我们一家人先后走进洗礼的水中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家庭在信仰中的回应，也是神恩典临到我们家的印记。 从那以后，我们这个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一个愿意以信仰为中心、以神的话语为依靠的家庭。 当然，信仰并没有让现实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我们一样会遇到压力，一样会面对困难，也一样会经历迷茫和不安。但不同的是，信仰让我们在这些处境中，心里有了真正的安定。 因为我们渐渐明白，人的环境会改变，世界局势也会动荡不安，但神没有改变，他依然掌权。 这些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真正的信仰并不总是被这个世界理解。尤其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信仰常常会被误解，甚至受到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信仰自由，珍惜能够自由敬拜、自由祷告、自由见证主名的机会。 这种珍惜，不只是出于环境的对比，更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份不能被夺走的光。 十字架在人看来，似乎是失败，但在神的旨意中，却成为救赎的开始。复活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但正是这“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盼望。 今天，当我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更加明白：我们并不是因为人生一切顺利才相信信仰，恰恰是在不确定之中，在风浪之中，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相信。 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我可以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我可以选择在家中活出爱，可以选择在孩子面前持守信仰，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不否认我所相信的真理。 这个世界若真的需要光，那就从每一个愿意相信、愿意坚持的人开始。也许我们都很平凡，但当一个人愿意在十字架前谦卑下来，愿意把生命交给神，那样的生命，就会发出光来。 在这个复活节，我愿再次向主献上我的心志：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明天如何，我都愿意继续跟随你。因为我相信，十字架不是结束，复活才是答案；而在主里面的人，也终究不会失去盼望。 Before the Cross, I Choose to Believe ——An Easter Witness from a Christian Family Author: Du Jiping, Fu Jingzheng Editor:...

作者：彭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近来中文舆论中流行所谓“美国斩杀线”的说法：一旦失业或生病，美国中产就会迅速坠入流浪、死亡的深渊。这类叙事往往通过混淆低收入脆弱群体与中产阶级、嫁接极端个案，制造出强烈的情绪冲击。 不可否认，美国社会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族群歧视等，这些问题本身也值得批评和反思。但必须明确的是：美国的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统治是否正当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联。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它是否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通过对比他国的缺陷来获得心理优势。这类“比惨”叙事之所以在当下广泛传播，是因为它充当了一种精神止痛药。通过不断强调“全世界都一样，甚至更糟”，让对独裁制度的追问被悄然替换为认命。 下面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普通民众所面临的系统性“斩杀”： 1.《宪法》就是废纸 任何现代社会的权利体系，都建立在权力受到约束的前提之上。但在中国，宪法长期停留在象征层面，无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形成现实约束，只是一份政治宣传文本，而非可被公民依赖的权利保障。司法从未独立，在现实中，“党大于法”人尽皆知，法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以法律条文作为准则。 2018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修改取消，清楚表明宪法可以被权力按需要调整。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推动宪法为个人权力服务时，宪法对普通人的保护效力已经归零。 2. 未出生即被斩杀：计划生育与强制流产 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有一部分生命甚至来不及出生，就已被独裁制度提前终止。共产党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强制流产、强制引产成为常态化行政行为。 在这一政策下，生育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被纳入政治考核的指标。妇女的身体被视为政策执行对象，胎儿的生命被简化为“超生数量”。当一个社会可以为了抽象目标而系统性地终止未出生的生命，生命本身就不再被视为权利主体，而只是可被管理、可被牺牲的资源。 3. 农民：长期被牺牲的多数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规模最大、却最缺乏权利保障的群体。他们为工业化、城市化和财政积累贡献了一生，却始终被排除在完整的权利体系之外。 共产党事实上拥有中国全部土地，农民并不拥有真正的土地产权，所谓的产权只是“集体所有”，农民的土地不能交易，户籍限制人口流动，进城务工却难以获得完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能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边缘生存。他们贡献了粮食、劳动力与社会稳定，却在晚年只得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养老金。医疗、养老、失能风险，被系统性地下沉到家庭，导致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在官方叙事中，农民被称为“奉献者”，但在制度现实中，他们从未被当作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来对待。 4. 教育沦为思想控制与精神驯化的工具 在中国，教育并非以培养独立思考为目标，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思想控制与社会筛选机制。其核心并不是鼓励质疑、讨论与判断，而是反复训练对规则的服从、对单一标准答案的接受，以及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被动认同。 在这种体系下，教育不再承担培养公民的功能，而是用于筛选“适应者”。能够顺从既定叙事、避免越界思考的人被保留下来并获得继续前进的资格，无法适应、试图独立判断的人，则在升学、评价与机会分配中被逐步淘汰。最终，教育演变为一个持续削弱独立思考、强化服从意识的过程。它训练的不是如何成为有判断力的个体，而是如何成为不制造问题的人。 5. 没有参与权的社会：法律从不需要你的同意 在中国，普通人一生没有见过选票，无法参与规则制定，也无需被征求同意，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人们被要求履行纳税义务，却从未被赋予与之对应的纳税人权利。 出行政策的变化是典型例子：先是全面禁摩，随后民众转而选择电动车，不久电动车也被限制，新国标将速度压到甚至低于自行车，却仍被强制执行。规则如何变化，从来不取决于使用者的现实需求，而只取决于行政意志。类似的逻辑同样出现在更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河北省的农村老人无力负担燃气取暖费，但为了不影响旁边“北京蓝天”的形象工程，被禁止烧煤取暖。对农民而言，烧煤是最现实、也是可负担的取暖方式，但在政策之下，烧煤不仅被罚款，甚至会被拘留入狱。在零下摄氏20度的严寒冬季，这种规定既未提供可行替代方案，也未承担任何后果，其荒谬程度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法律和政策并非经由公共讨论形成，受影响者的生存成本、现实可行性与风险后果，并不构成决策前提。当一个社会只要求个人承担纳税与服从，却不赋予参与和否决的权利，法律就不再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是单向施加的命令。个人无法成为规则的主体，只能在不断收紧、不断加码的制度框架中被迫适应，哪怕代价是基本的生活尊严。 6. 当医疗费用没有上限 在医疗制度上，美国与中国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美国的个人医疗自付有上限，一旦个人当年的自付费用达到这一上限，后续符合保险范围的医疗支出由保险全额承担，也就是说，费用再高，个人承担是封顶的。而中国并没有兜底上限，中国的医保逻辑完全不同。它不是“你最多掏多少钱”，而是“医保最多给你报多少钱”。医保一旦报完，剩下的风险全部由个人无限承担。 在中国，住院往往要先交钱，不交钱就无法继续治疗，而为医疗费用在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募捐，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默认的求生方式。所谓医保，在很多关键时刻只是参与报销，而不是兜底保障。医疗体系也存在双重标准。普通人为了治疗费用四处筹款，而共产党干部却可以长期占用高等级医疗资源，在 ICU 接受免费治疗，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权力结构在医疗体系中的直接体现：谁有权力，谁就拥有不计成本的生命保障。 7. 食品安全失守 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并非偶发事故，而是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甚至连婴儿吃的奶粉都会造假。吃得安全并不是被制度保障的权利，而更多依赖个人经验和运气，监管往往在曝光前失灵，在舆情后介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问题不在商户的道德，而在制度结构，违法成本长期低于守法成本，监管与被监管者存在利益关联，问题食品得以反复流入市场，健康风险却由普通消费者承担。食品安全的失守，是普通人被迫为制度失灵持续买单的缩影。 8. 编制体系下的身份断层只保障少数人 相对稳定的保障主要集中在公务员体系和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企业，而绝大多数民营岗位长期处于低保障、高风险状态。这种差异并非市场结果，而是权力结构的产物。国企依托行政资源和准入壁垒，在多个领域无孔不入、与民争利，持续压缩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甚至对企业进行“跨省远洋捕捞”，即异地执法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跨越行政区域对外地民营企业进行抓捕。民企利润被挤压，用工成本被压低，风险最终转嫁给普通劳动者，导致民营岗位普遍艰难。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热衷“考公”、“考国企”只是避险本能。当安全感只能通过进入体制获得，社会活力与创新自然被抽空。更讽刺的是，即便在政府和国企内部，大量一线岗位同样被外包，脏活累活由低保障人员承担。是否稳定，取决于身份，而不是你做了多少劳动。 9. 官本位结构中的职业歧视 中国社会中最普遍、也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歧视，是职业歧视，其根源不在市场，而在官本位结构。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任命而非选票，因此只需对上负责，而无需对社会和纳税人负责。在这种体系下，公务员被普遍视为“最优职业”。在职时，工作强度相对较低，福利待遇和安全感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退休后，即便不再创造社会价值，却享受最高等级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远超其他普通劳动者。这些福利来源于民众的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剥削。 与之相对，农民、清洁工、外卖员、保安等基层岗位被系统性贬低，“农民工”这一称呼将职业、出身与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去人格化的标签。 10. 户籍制度制造的内部分裂 地域歧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制度化并被持续放大。严格的户籍制度将资源、福利与身份绑定在户籍地，使人口无法自由流动。 城乡对立与地域污名化并非文化偏见，而是制度性分配不公的产物，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谚语早已揭示问题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留守儿童这一全球罕见的现象，更是户籍制度直接制造的社会后果。 11. 房子掏空了普通家庭 中国的购房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土地出让金以及围绕土地设置的各类税费，本质上是通过住房将家庭财富转移到了政府。对购房者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的环境下，大量烂尾楼问题长期存在，购房者既拿不到房，又必须继续偿还房贷，几乎无法通过制度获得真正救济，房贷由此成为长期的现金流绞索，住房从安居工具，变成了放大家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来源。 12. 年龄作为被淘汰标准 年龄歧视不仅存在于企业，更由政府官方招聘带头执行。政府公务员考试普遍设定35岁上限，公然违反共产党自己制定的就业法律，将大量劳动者提前排除在制度之外。这意味着人并非随着经验增长而被重视，而是被视为可替换的消耗品。 13. 女性在就业和生育之间被迫买单 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长期承受隐性歧视，生育成本被系统性转嫁给个体。法律存在却难以执行，既压制女性发展，也加剧生育率下滑。女性既被要求承担生育责任，又要为此付出职业代价。 14. 从公共生活中消失的群体 在中国社会中，一些群体不仅遭受歧视，还被系统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残障人士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大街上，几乎很少能看到残疾人，而在美国，使用轮椅的人并不少见。更讽刺的是，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数倍，按比例计算，街头本应出现的残疾人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15. 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债务无限兜底 在中国，除深圳有限试点外，全国范围内不存在个人破产制度。破产法只适用于企业，普通人一旦无力偿还债务，没有合法清算与“重新开始”的途径，债务会被长期追索，个人需为失败终身兜底。 与此相反，美国实行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符合法律条件下对无法偿还的债务依法清算。其核心不是纵容失败，而是止损，让失败有明确的法律终点，个人可以承担后果后重新进入社会。结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结构：在美国，失败是阶段性的；在中国，失败往往是终身性的。当一个社会鼓励冒险却不给失败任何出口，债务就从经济问题，变成持续摧毁人生的工具。 以上，这些问题并非所谓“发展阶段的代价”，而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宪法无法约束权力、责任无法追溯的环境中，个体的生命、尊严与未来，就只能被当作可管理、可消耗的成本。 中国共产党并非不知道这种统治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代价，却选择以控制代替纠错、以洗脑代替改革，并通过对外转移矛盾掩盖内部失败。在其统治下，人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治理对象。拿别国的问题反复对比，无法为自身洗白。统治的合法性从来不是靠“别人也很糟”来证明的，而是靠是否尊重并保护本国人民来建立的。当社会只能靠比惨维持平衡，被质疑的就不该是人民，而是统治者。根本问题在于一个拒绝约束权力、否认公民权利的独裁体制。 The Country of...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前几天，一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在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参观，安检时身份证连续两次无法通过。执勤人员查看屏幕内容后，询问他最近是否通过 12345 投诉过小米。他承认确有其事，且投诉尚未结案。对方点头示意，随后放行。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经过完整核实，而在于它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在现实中完全成立。它不需要额外加工，也不依赖任何阴谋论假设。相反，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看起来过于“正常”。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质疑企业权力，怀疑是否某家公司的影响力已经可以左右公共秩序。这种理解方式看似尖锐，实则安全。它把问题压缩为“资本勾结权力”的个案，好像只要换一家企业、换一次投诉对象，就能规避风险。但事实恰恰相反：决定一个人能否“刷得过去”的，从来不是企业，而是一个早已运行多年的国家级数据治理体系。 在今天的中国，个人并不是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被对待，而是以数据对象的形式被管理。身份、行踪、消费、医疗、婚姻、信访、投诉、表达记录，被持续拆解、整合、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可调用、可标记、可联动的“人像”。技术上，这并不新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套系统已经从后台管理走向前台治理，并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约束。 这意味着，投诉不再只是表达不满，维权不再只是寻求救济，反映问题首先是一条数据，其次才可能是一项诉求。当数据进入系统，它的命运就不再由当事人掌控，而由算法、规则、权限和所谓“稳定需要”共同决定。是否反复提交、是否继续追问、是否涉及特定对象，都会被转译为风险特征。这些特征不需要公开，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申诉路径，只需要在某个关键节点弹出一个提示：注意、限制、人工处理。 这正是现代控制最危险的形态：它不靠公开镇压，而靠隐形分类；不宣布罪名，却制造障碍。个人不会收到正式通知，只会发现“刷不过”“进不去”“被多看了一眼”。没有文书，没有解释，更没有纠错机制。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也不知道如何退出这套系统。 有人会反驳：可他最终还是被放行了。恰恰在这里，控制的逻辑暴露得最为清楚。真正成熟的治理机器，并不追求每一次都拦下个体，而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拦下。今天放行，是因为系统判断“问题不大”；明天限制，也不需要新的理由，只需要“情形不同”。当权利从规则变成裁量，从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社会行为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于是，自我驯化开始出现。人们减少表达，回避公共事务，反复权衡“值不值得留下记录”。不需要命令沉默，沉默会自行生成；不需要禁止投诉，投诉会自然减少。久而久之，制度不再需要高强度维稳，因为社会已经完成了自我维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往往以“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便民服务”的名义推进。数据被高度集中，却没有独立审计；权限被层层叠加，却没有责任追溯；裁量被不断下沉，却没有清晰边界。公民被要求实名、配合、守法，却被拒绝查询自己是否被标记、因何被标记、如何纠错。系统可以在关键时刻告诉一线人员某人“因为什么被注意”，却不允许当事人作为权利主体知情。 在这样的结构中，“正常人没事”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安慰。因为“正常”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系统判断。它可以随时间、随环境、随政策需要而改变。今天是普通投诉者，明天可能成为反复申诉对象；今天是消费纠纷，明天可能被归入“影响稳定因素”。当规则不透明、标准不公开、救济不存在时，所谓安全感，只建立在“暂时没轮到我”之上。 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一次安检的偶发异常，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缺乏边界的情况下，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控制优势。它清楚地表明：在一个以数据库为神经系统的治理结构中，公民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变量；权利不是不可侵犯的底线，而是可以被临时暂停的状态。 当一个社会需要公民“尽量少留下记录”才能自保，当参与公共事务本身需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它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以及一群学会绕开系统的人。 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不再需要露面。当一个国家不必告诉你为什么限制你，只需要让你感受到它随时可以限制你，这种权力就已经摆脱了法律的约束，进入了纯粹的技术统治阶段。 而在这种体制下，权力最忌惮的，从来不是犯罪，而是记忆。因为记忆意味着记录，记录意味着追问，而追问本身，就是对控制的否定。 When the State Machine Begins to Remember You — You Are Not Being Censored, You Are Being Marked Author: Tuo Xian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