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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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从两部法律看中共法律的本质:统治与奴役人民的工具

作者:张磊 最近,中国陆续通过了几部即将实施的法律。 在我看来,其中最值得关注、也与普通人切身利益关系最大的,是《国防动员法》和《医疗保障法》。 这两部法律看似一个涉及国防,一个涉及医疗,彼此毫不相关,但如果放在一起观察,却能看到一个共同趋势:国家权力正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个人财产、社会资源、医疗保障、信息传播乃至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国防动员法》:不断扩大的国家动员权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对军队高层持续整肃,其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其野心想要统一台湾并不断制造台海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如果未来发生战争,中共需要动员的显然不仅不止是军队,而是整个社会。 现代战争需要车辆、企业、能源、通信、数据、交通、物资以及大量社会资源。因此,要提高战时动员能力,首先就必须在法律上扩大国家的动员权限。 因此新版《国防动员法》的一些变化值得高度警惕。 例如,国防动员所涉及的情形,从过去强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进一步延伸到“国家发展利益受到威胁”。“国家安全”尚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而“发展利益”的含义则宽泛得多,可以涉及经济、贸易、能源、产业链乃至国际竞争。 这意味着,未来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贸易或战略冲突,这些矛盾是否也可能被纳入所谓“国家发展利益受到威胁”的框架,并成为扩大国防动员的重要依据? 这正是值得警惕之处。 与此同时,新版法律还将过去对民用资源的“征用”,扩展为“征收、征用”;过去所称的“其他物资”,也调整为“其他资源”。 几个字的变化,背后却意味着适用范围的扩大。 “物资”通常指车辆、设备、粮食和实物,而“资源”的概念显然更加宽泛。企业能力、设施、土地、技术、数据以及其他能够服务于国防动员的社会资源,都可能被纳入其中。 新法还进一步涉及国防动员所需的数据、信息收集以及动员状态下的信息传播管理。 换句话说,一旦进入国防动员状态,国家不仅可以调动军队,还可以更加深入地介入和控制社会资源、企业运行、个人财产、数据和信息传播。 符合条件的公民,还依法负有承担国防勤务的义务。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国家可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可以征收征用社会资源,也可以要求公民承担国防义务,而普通公民却缺乏真正参与重大国家决策的制度渠道,那么所谓“国家利益”,很容易最终演变成权力要求人民服从的理由。 二、《医疗保障法》:义务不断明确,公平问题依然存在 再来看《医疗保障法》。 医疗保障与每一个家庭都直接相关。 随着法律进一步明确参保责任,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既然国家要求公民承担医保缴费义务,那么是否也应该承担同等明确的责任,保证医保制度公平、透明和有效运行? 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总加速师”正不断背离现代文明,开历史倒车,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和居民收入面临困难,而需要长期使用医保和医疗服务的人却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医保基金未来必然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现实问题是,医保体系本身仍存在不少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医保基金的透明度和监管问题。 近年来,各地不断查处医保骗保、虚假诊疗、药械回扣和医疗腐败案件。仅2024年、2025年,共追回的医保基金就达到五百亿元以上规模。 追回的钱越多,一方面说明监管有所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医保资金被违规使用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 这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已经查出来的有这么多,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 对于普通缴费者而言,他们能够看到的是每年的缴费通知,却很难真正了解医保基金如何运行、如何分配、哪些机构获得了资金,以及违规使用后究竟由谁承担责任。 如果缴费义务能够通过法律强制落实,那么基金运行的公开透明也应该成为同样严格的法律责任。 三、医疗保障为什么仍然存在明显分层? 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同群体、地区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待遇差异。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不同;不同地区的报销标准不同;不同等级医院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也不同。 以我所在农村家庭最常见的情况为例:在我父母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报销比例大致在75%;进入县级、市级医院后,个人承担比例在65%;但到了省级大型医院我们能报销承担的比例最多就只有55%。 于是便出现一种现实困境:病情越严重,越需要更好的医院;医院级别越高,家庭承担的医疗成本反而越大。 对于收入有限的家庭而言,小病或许还能承担,但真正遭遇重病时,医疗保障却不足以解除家庭的经济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长期存在干部医疗、特殊医疗保障以及所谓“高干病房”等制度安排。 一些高级干部能够享受到的医疗资源、专家条件和保障水平,与普通居民显然并不完全处于同一层级。 因此,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该不该参加医保”,而是:既然缴费强调人人有责,那么医疗保障为什么不能更加公平? 法律要求人民承担义务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让权利也得到平等保障。 四、纸面上的平等与现实中的权利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同时也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些原则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在现实中得到有效保障。 中国各地都有公安机关、法院、纪委以及信访部门,理论上已经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行政、司法和监督体系。 然而现实中,仍然有大量群众在地方问题得不到解决之后,不得不层层上访,甚至前往北京寻求解决。 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权利条文,也不等于权利能够真正实现。 五、真正的问题是:法律究竟约束谁? 《国防动员法》和《医疗保障法》分别涉及完全不同的领域,但背后反映出的逻辑却十分相似:当国家需要社会承担责任时,法律往往规定得越来越具体;而当公民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实现权利平等时,相关保障却远没有那么有力。 谁制定法律?谁解释法律?谁监督法律执行?当掌握权力的人违法时,又由谁真正追究他们的责任? 如果人民只能服从法律,却无法通过真正有效的政治制度改变立法者、监督执政者和制约公权力,那么法律最终就很容易从保护人民的工具,变成维持权力秩序的工具。 结语 法律存在的根本意义,应当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而不是不断扩大国家控制社会的范围。 在我看来,中共现行政治体制下最大的问题,正是权力缺乏真正独立而有效的制约。 只有当人民拥有真实的选择权、监督权和问责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才不会只停留在纸面上。 当法律越来越强调人民应当承担什么,却无法同等有力地保证人民能够监督政府、追究权力责任,那么所谓“依法治国”就演变成“依法统治奴役人民”。 编辑:韩立华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The Nature of CCP Law as Seen Through Two Acts: Tools for Ruling and Enslaving the People By Zhang...

不沉默,是一种选择

——访《在野党》杂志副总编辑冯仍 采访记者:贾嘉 在中国民主运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中,有些人站在聚光灯下,有些人则选择默默承担那些并不引人注目的工作:整理资料、编辑文字、校对史料、采访亲历者,将一个个容易被遗忘的名字、一段段可能湮没的历史重新记录下来。 冯仍,现任《在野党》杂志副总编辑。从主动加入编辑团队,到承担校对工作,再到进入编辑部、担任轮值总编辑,他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从最初“希望能够帮一点忙”,逐渐变成了一份希望长期坚持下去的责任。 对于为什么加入中国民主党、为什么投身《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以及如何看待一本海外民主刊物的使命和未来,冯仍有着自己的思考。 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一个关键词——真实。 “我们可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事实必须真实。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批评,才真正有力量。” 从个人思考到走进中国民主党 谈及自己与中国民主党的渊源,冯仍表示,自己真正开始接触中国民主党,是在来到美国之后。 在中国生活期间,他一直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也曾因为公开表达个人意见而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压。 来到美国后,他开始接触更多民主人士,并参加与民主、人权相关的活动。 随着接触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最终仍然指向制度问题。 “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很多问题最终还是制度问题。”冯仍说。 基于这样的认识,2024年10月17日,他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希望能够真正参与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进程。 对他而言,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身份选择,而是个人长期思考之后作出的行动。 从主动自荐到参与《在野党》复刊 冯仍参与《在野党》杂志,也有着一段颇为直接的经历。 2025年6月11日,他主动向朱虞夫先生自荐,希望能够加入《在野党》编辑团队。当时,杂志正处于复刊后的发展阶段,他也恰好参与了第12期杂志的编辑工作 最初,冯仍主要负责编辑和校对工作。随着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他后来开始负责校对部门,并进入编辑部。从第26期开始,他担任《在野党》轮值总编辑。 从最初“帮一点忙”的想法,到后来逐渐承担更多责任,冯仍对这份工作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刚开始只是觉得自己能够帮一点忙,但做久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这本杂志最大的意义,就是把很多容易被遗忘的人、事件和声音保存下来。” 这也是他希望将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 一本杂志或许无法立刻改变现实,但它可以留下记录。 而对于一个经历过政治压制、社会变迁和无数个人命运起伏的时代而言,记录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责任。 《在野党》最需要传承的精神:不沉默 《在野党》创刊于1998年,与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 在冯仍看来,今天重新复刊《在野党》,最需要传承的精神,首先就是——不沉默。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本身就是在一个非常压抑的环境中,公开表达不同政治主张。” 而今天重新复刊《在野党》,在他看来,也不仅仅意味着恢复一本杂志。 “更重要的是继续坚持民主、自由表达和独立思考。” 不过,冯仍特别强调,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事实。 “我们可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事实必须真实。只有建立在事实上的批评,才真正有力量。” 对于一份具有政治立场的媒体而言,如何在价值立场与新闻真实性之间保持原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冯仍认为,立场可以鲜明,但不能以牺牲事实为代价。 因为只有真实,才能使记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记录真实,是《在野党》的核心使命 如果用几句话概括《在野党》的办刊宗旨,冯仍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记录真实、坚持民主、关注人权、保存历史、传播思想。 在这几个关键词中,他最为看重的仍然是“真实”。 《在野党》希望关注和记录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关注政治犯、人权问题、宗教自由、司法不公,以及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冯仍特别希望,《在野党》不仅仅成为海外人士讨论中国问题的平台,也能够让更多来自中国国内的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真实的故事。 “别人可以写很多评论,但真正亲历者的声音,是很难替代的。” 因此,在内容选择方面,他越来越重视第一手资料和亲历者的讲述。 无论是政治犯家属、人权人士、宗教人士、民主人士,还是普通中国人,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都可能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材料。 “这些内容非常有价值。” 在冯仍看来,评论可以提供观点,而亲历者的讲述则能够保存一个时代最直接的记忆。 一本杂志,如何建立自己的真实标准? 对于涉及历史事件和重要新闻的内容,真实性如何保证? 冯仍认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只依靠单一来源。 “有原始文件,就尽量寻找原始文件;能够联系当事人,就尽量向当事人核实;新闻事件则尽量通过多个来源进行交叉确认。” 除此之外,采访录音、文字记录以及相关资料,也应该尽可能完整保存。 如果一件事情暂时无法得到完全确认,也不应该为了追求新闻效果而将未经证实的信息直接写成既定事实。 “我们应该告诉读者,我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而不能把未经证实的信息直接写成事实。” 对于一家希望长期存在的媒体来说,这样的原则或许并不惊人,却至关重要。 因为新闻可能很快被遗忘,但记录会留下来。 而今天的报道,也可能成为未来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个人热情走向制度化运作 目前,《在野党》杂志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组织架构,包括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轮值总编辑,以及编辑、采访、校对、美编、翻译和宣传等不同部门。 一篇稿件从进入杂志社开始,大致需要经过收稿、编辑、校对、美编排版,最终出版和发布等多个环节。 在冯仍看来,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进一步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 “谁编辑、谁校对、谁审核、谁推广,都应该清楚。只有这样,杂志才能长期稳定运行。” 这也反映出他对于《在野党》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判断:一家媒体不能永远仅仅依靠个人热情维持。 目前,杂志面临的现实困难之一,就是许多参与者都是义务工作者。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能够投入杂志的时间有限,专业人才也相对不足。 与此同时,稳定的稿源和宣传推广,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因此,冯仍希望推动《在野党》逐渐从主要依靠个人热情,走向更加稳定的制度化运作。 “未来也希望有更多专业记者、编辑、翻译、新媒体和国际传播方面的人才加入。” 不只是一个人的声音,也不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刊物 对于《在野党》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定位,冯仍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期待。 “我希望《在野党》不要只成为某一个人的声音,也不要成为某一个小圈子的刊物。” 《在野党》有着中国民主党的历史背景,也有明确的价值立场,但在冯仍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成为一个封闭的平台。 相反,他希望《在野党》能够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平台。 它可以传播民主思想,记录中国民主运动,也可以关注和记录中国社会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做的不只是一本杂志,也是在给未来保存历史资料。” 这句话或许也揭示了《在野党》存在的另一层意义。 许多当下看似普通的采访、文章和个人经历,在时间的沉淀之后,都可能成为理解一个时代的重要线索。 而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人,也许会因为一次采访、一篇文章而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声音。 从中文杂志走向国际传播 谈及《在野党》的未来,冯仍认为,现阶段它仍然主要是一份中文杂志。 但从长期发展来看,他希望《在野党》能够逐渐走出海外中文圈,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主、人权媒体平台。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标准。 英文翻译、事实核查、资料引用、图片版权和专业编辑,都需要逐步建立更加严格的规范。 但在冯仍看来,国际传播并不只是简单地把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再发布到网站上。 真正的国际化,需要主动走出去。 “我们不能只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放到网站上,而是要主动把有价值的内容传播给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学者和研究机构。” 未来,他希望《在野党》不仅能够成为海外华人关注中国问题的一个窗口,也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民主、人权与社会现实的参考平台。 “我希望未来有一天,别人研究中国民主、人权和社会问题的时候,也会把《在野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来源。” 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也是一项需要时间积累的工作。 但对于一本希望记录历史的杂志而言,或许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短时间内获得多少关注,而是在时间的洪流中,能够留下多少真实的声音。 结语:不沉默,也不遗忘 从加入中国民主党,到主动加入《在野党》编辑团队;从最初参与编辑和校对,到承担更多编辑工作,冯仍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个人身份和职务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记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真实、第一手资料、历史保存以及制度化运作。 这或许也是一位媒体工作者最朴素的坚持: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不能放弃对事实的尊重;可以面对现实的困难,但不能因此停止记录。 “不沉默”,是《在野党》希望传承的精神。 而“不遗忘”,或许正是记录者的另一种责任。 那些曾经被压制的声音,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物,那些正在发生或已经远去的事件,都需要有人去倾听、去整理、去保存。 一本杂志能够走多远,也许取决于很多现实条件。 但只要仍然有人愿意记录,有人愿意说出真相,有人愿意为那些可能被历史遗忘的声音留下位置,那么,这份坚持本身,就已经具有意义。 编辑:韩立华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Not Being Silent Is a Choice — An Interview with Feng Reng,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Interviewer:...

从大陆列车到海外报社:两次“零距离”接触让我看清真善忍

作者:王立军 在现实生活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多年来,官方宣传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印象往往截然不同。对我而言,真正打动并震撼我的,是我人生中两次与法轮功学员“零距离”接触的亲身经历。这两次跨越十余年的偶遇,彻底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善、忍”的力量。 第一次接触发生在2007年的秋天。当时我乘坐从北京开往湖北十堰的K279次绿皮火车,住在软卧车厢的下铺。车门开启后,进来两位面色严肃的男子。其中一位自我介绍是湖北襄樊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此行是到北京执行“截访”任务,要带回一名打算在京上访的襄樊市车长——一位法轮功学员。 我好奇地问他:“北京这么大,你怎么能找到他呢?” 这位公安科长道出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法轮功学员很好找,因为练法轮功的人都不会说谎。你见到他,问他是不是法轮功?他如果说是,那他就肯定是;如果说不是,那就不是。” 更让我意外的是,这位科长甚至坦言自己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功。他说妻子是公安局政委的女儿,以前患有甲亢,脾气极其暴躁,甚至动辄在他脸上抓出几道血印。然而,自从妻子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个人,每天做饭洗衣服、任劳任怨、温柔体贴,“完全脱胎换骨了,我认为法轮功真好。” 到了用餐时间,科长要和我去餐车吃饭,竟直接留那个年轻的学员独自在包厢。我问他:“你不担心他跑吗?”科长十分笃定地回答:“他不会跑的。只要他答应我在那儿等着,法轮功学员多诚实、说话算话,不撒谎,真善忍!” 那一趟车程,公安对学员绝不说谎的信任,以及法轮功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巨变,在我心中种下了“真善忍”深刻而真实的印象。 十三年后的2020年前后,我在美国休斯顿参加石油设备展会,住在朋友家。期间,朋友的妻子带我参观了当地的大纪元报社。报社里许多年轻人在各个房间紧张而高效地忙碌着。当我得知他们许多人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志愿工作者时,感到十分惊奇。 后来,这位女士和家人来到洛杉矶我家暂住,我有了更深入了解她的机会。她拥有加拿大硕士学位,丈夫也是硕士毕业,言谈举止极有教养,每天清晨炼功也绝不打扰他人。她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十年前她在加拿大刚生完孩子,突然患上某种难以确诊的怪病,无法工作也无法料理家务,全家陷入困顿。在母亲的建议下,她尝试炼功,仅仅三个月,身体就彻底康复了。 恢复健康后的她,不仅生活幸福美满,更选择用业余时间为大纪元撰稿、拉广告,将“真善忍”的真相传播给更多人。 这两次跨越多年的“零距离”接触,不仅让我见证了祛病健身的神奇,更让我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诚实、善良、无私的品格。 我不禁问自己:这么好的功法,我为什么不炼呢? 如今我年纪渐渐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心中也萌生了修炼的想法。如果全社会善良的人都来实践“真、善、忍”,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文明、自由与正义,而一切邪恶也将无处生存。 编辑:张致君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From Mainland Trains to Overseas Newspapers: Two "Zero-Distance" Encounters Allowed Me...

高墙背后的活体器官流水线与黑市真相

作者:王立军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特定时期的参与者,我深知深墙大院内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以下根据真实的第一人称证词与核心一手线索整理。这些材料撕开了医疗、司法以及特定特权阶层勾结的黑幕,揭示了一条泯灭人性的活体器官流水线。历史终将审判罪恶,真相不该被掩埋。 长期以来,关于特定背景下涉嫌非正常器官移植的指控屡见不鲜。一系列源自知情人的第一人称口述材料,再度以极其详实的细节,勾勒出一条集结了地方监狱、武警押送、顶尖军警医院以及黑市中介的地下器官供应链。这些案情不仅涉及巨额的金钱交易,更指向了对生命权的极端漠视。 ...

联合国认定牛腾宇遭任意拘留

——一个母亲的控诉与呼吁 作者:牛腾宇母亲 编者按: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第一百零五届会议通过关于牛腾宇的第10/2026号意见,认定其遭受的拘留属于任意拘留,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牛腾宇,给予赔偿和其他适当补救。本文为牛腾宇母亲就其儿子案件及自身遭遇所作的个人陈述。文中涉及部分具体个人及相关指控,已有公开资料记载,特此说明。 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第一百零五届会议通过关于我儿子牛腾宇的第10/2026号意见,认定其遭受的拘留属于任意拘留,涉及缺乏法律依据、因行使表达自由而受到惩罚,以及严重违反公平审判权等问题。工作组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牛腾宇,给予赔偿和其他适当补救,并对相关侵权行为展开独立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网: Opinions adopted by the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 at its 105th session | OHCHR ...

为24名花季少年平反

——致广东省政法系统的公开信 作者:牛腾宇母亲 谨以此信写给所有本案参与者和蒙冤者。愿孩子们的冤情,不会再被隐瞒、忽视、遗忘。 让此信成为永远的警示:抵制一切践踏人权和法律的恶行,促进法治进步,不要让24名孩子的悲剧重演! 广东省政法系统的领导们: 你们好! 我是广东茂名制造的一起震惊世界的大冤案——“恶俗维基恶势力集团案”中所谓“主犯”牛腾宇的母亲。本案判决书漏洞百出,荒诞离奇的判决结果令国际舆论哗然,引发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和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