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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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重生》

作者:追光 我用带血的抹布擦了又擦, 却只把记忆擦得更浑浊。 我用积灰的扫帚扫了又扫, 却只把心头扫得更凌乱。 我本想让记忆,在历史的角落里积灰, 我本想让伤口,在洞穿的枪眼处结痂。 可每到这个特别的日子,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痛,已积了三十七层厚, 一层一层,是民族未愈的创伤。 勇士啊,你曾为自由呐喊 英雄啊,你曾为真理献身 但这一次,你不会孤身一人 因为这个民族终将觉醒, 结痂的伤口处也会长出新肉。 只是,那旧的伤痕仍在低语 仿佛在悄悄的诉说着 对于重生的希望。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Rebirth By Zhui Guang(Lightseeker) I wiped and wiped with a bloody rag, Yet only made...

中共“无孔不入”渗透模式对世界的现实威胁

作者:易勇          2026年春节前夕,台北台大医院内,一名69岁的香港商人因病死亡。这名商人名叫丁小琥,表面上拥有长沙市人大华侨外事委、工商联副会长等体面头衔,经常以观光和商务名义往返台湾,实则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在台谍报网的总指挥。             随着检调单位的深入破案,人们惊觉这并非单纯的狱中病亡事件。在这起震动台湾的间谍案中,掌握最多幕后核心秘密、能向上供出组织的三名核心上线,竟在短短11个月内接连死亡。先是2025年3月负责在台拉拢关系的核心干部何圣影病逝,紧接着9月掌握资金往来与关键名单的贴身助理张志炜也在医院死亡,到了2026年2月,总指挥丁小琥最终在保外就医期间病逝。             三名顶层上线在开庭审判前悉数“自然死亡”,而活下来被判刑的,清一色都是被发展的台湾底层下线。如此高度集中的巧合,让法律界与情报分析人士普遍指向一个残酷的真相:这极可能是情报组织为了防止顺藤摸瓜爆出未曝光的更大潜伏网络,而实施的“果断弃子”与灭口策略。              更令人胆寒的是这张网络打得有多深、伸得有多远。丁小琥团队砸下上千万新台币,通过地下汇兑层层渗透,其手段不仅涵盖传统军事领域,更跨界延伸至高科技防线。      ...

《在野党》杂志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39期(2026年8月14日)

作者:张维清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沈爱斌,1973年10月出生,江苏无锡人,退伍军人、前中共党员及公务员、维权公民、公民记者。原无锡市锡山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长(曾任副大队长、法制科科长)。 最新近况: 沈爱斌出狱后仍面临常态化的暴力袭扰与司法限制: 1. 2025年10月: 前往派出所交涉时,遭副所长指使人员围殴,导致双侧鼻骨骨折(轻伤二级)及头部外伤昏迷,无锡警方反将其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并转监视居住。 2.2026年5月: 官方变更为取保候审,但其十数次申请外出就医均被警方无理拒绝。 3.2026年8月: 8月4日遭广益派出所警察强行抄家,扣押多部手机及硬盘,并以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出城看病)为由行政拘留5天。8月9日拘留期满获释当天,在拘留所门口再度被警方无缝拦截传讯,目前仍处于严密监控中 。 一、个人简历 1991年参军入伍,考取军校成为部队军官。2002年转业至无锡市城管系统。在职期间,他因其法制科长的专业背景与正义感,长期无偿为全国弱势访民提供法律援助。他多次参与曝光、营救被地方维稳部门非法拘禁在宾馆、农家乐的访民(即民间“黑监狱”),触怒了地方利益集团,随后遭政治报复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二、政治立场 1.坚定捍卫宪法与公民基本权利。高度强调《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控告权。主张一个国家只有真正落实法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社会才能获得公平。 2.反对非法维稳与黑恶化执法。强烈抵制和谴责地方政府对访民实施的截访、跟踪、软禁及法外“黑监狱”等黑恶化执法手段。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沈爱斌因长期参与维权和声援访民,曾三次被构陷判刑: 1.第一次判刑(2013年-2015年): 因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的访民,被无锡市滨湖区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刑1年6个月。 2.第二次判刑(2016年-2019年): 因出狱后坚持维权并在网络揭露地方腐败,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3.第三次判刑(2022年-2025年): 因声援访民毛黎惠之死并要求追责,于2023年9月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服刑期间自述遭受隔离及电磁辐射等严重迫害,至2025年4月30日刑满出狱。 四、社会评价、国际评价 1.社会与民间评价:他被誉为“无锡维权领袖”和“底层访民的保护伞”。他是体制内法治良心的代表、无私无畏的孤勇者,其命运是中国基层维稳体制黑恶化的受害者缩影。 2.国际与人权界评价:国际人权组织长期将其列入中国良心犯重点监测名单。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他为捍卫公民迁徙自由、反酷刑所做的和平抗争。其长达十余年的遭遇,被视为中国基层司法失灵、“寻衅滋事罪”口袋罪被滥用至极点的法治倒退铁证。2026年4月其跨国求救信曝光后,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犯“出狱后生存与医疗权被剥夺”现象的强烈谴责。 五、《在野党》杂志人权观察部呼吁 1. 立即停止系统性政治迫害,恢复其人身自由。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宪法承诺,立即撤销针对沈爱斌的政治控罪,解除取保候审与变相软禁,彻底恢复其公民自由。 2. 停止剥夺生命健康权,保障其无条件就医的基本人权。谴责地方警方利用限制就医作为政治惩罚的非人道行径。必须保障其前往专业医疗机构治疗鼻骨骨折与旧疾的基本生存权。 3.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人权机构紧急介入关注:紧急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及国际正义力量持续发声,共同抵制和谴责中国地方政府针对人权捍卫者实施的系统性迫害。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Brief, Issue No. 39 (August 14, 2026) Author: Zhang...

极权主义之六——丝绸缠树

作者:张兴贵 为什么极权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特别喜欢“摆排场”?从纳粹德国的盛大阅兵,到苏联的宏伟国事访问,再到当代某些国家的豪华接待和军事展示,这一幕幕场景反复上演。外交成为“剧场政治”的舞台:通过视觉震撼、仪式秩序和象征符号,制造“强大统一”的幻象。这种表演性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极权政权深刻的内在不安全感——它必须不断证明自身的“必然胜利”和“历史正当性”,因为其合法性并非源于民众同意,而是源于神话构建。 第一,摆排场是投射力量、制造威慑的工具。 极权政权往往内部存在结构性脆弱:经济可能低效、民生压力巨大、社会不满潜伏。它们无法通过透明治理赢得认可,于是转向外部“秀肌肉”。一场盛大的阅兵或国宾仪式,能瞬间营造“国家强大、领袖英明”的形象。这些排场不是浪费,而是战略投资:通过视觉震撼,弥补硬实力不足或掩盖内部问题。民主国家外交更注重实质谈判和互惠,而极权外交则把“形式”本身变成武器——让对手感受到压力,让潜在盟友看到“靠山”。 ...

我们真的理解刘晓波说的“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吗?

作者:关永杰 在7月12日北加州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前,我邀请一位朋友参加。他却回答:“我不去,我不认可刘晓波,因为他说过‘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共产党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难道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他的这个回答,让我再次陷入思考。 其实,我曾经也对这句话感到疑惑。我读过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忏悔》,书中记录了他在狱中、获释后的挣扎与反思。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恐惧、会软弱的普通人。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温和,对他的理念及认罪词提出质疑。 所以过去我一直认为,“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只是刘晓波选择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这种温和对抗方式的一种个人表达。 直到最近,我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副主席、历史研究者张俊杰先生一起讨论相关话题时,在张的指引下,才终于理解了这句话更深层的含义。 刘晓波并不是没有反抗,也不是向专制妥协。他反对的是剥夺人民自由与尊严的专制体制,而不是把那些持不同立场的人都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 这一思想,与甘地、梭罗、马丁·路德·金等人的非暴力理念一脉相承。他们都深知,暴力往往只会制造新的暴力,仇恨也只会孕育新的仇恨。如果革命最终继承了专制“敌我斗争”的逻辑,那么旧的暴政倒下之后,新的暴政仍可能诞生。 真正伟大的非暴力抗争,不是放弃抗争,而是拒绝继承暴政的逻辑;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唤醒良知,瓦解专制的合法性,为未来留下一个能够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人权、依靠法治与公平竞争解决政治分歧的民主社会。 刘晓波相信,只有反抗暴政,而不成为另一个暴政;追求正义,而不被仇恨吞噬,未来的中国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现代文明国家。 九年前刘晓波抱憾离世,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才真正理解了刘晓波,也理解了他留给中国民主事业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以下是北加州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现场的图片,摄影:关永杰 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在北加州的一处海滨举行,活动号召人: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 活动发起人兼主持人、中国民主党员刘静涛(左一)、高应芬(左二) 活动参与者手持白花,拉起横幅——“纪念刘晓波 捍卫自由” 李凯朗诵吴祚来先生作的纪念诗《祭晓波九周年》 周云龙发言 刘忱忱发言 黄晓敏发言 郭志军发言 胡帅背着两月大的孩子前来参与悼念活动并发表感言 卢占强朗诵《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节选 方政向刘晓波先生画像敬献上白花 胡丕政献花 袁强献花 李树青献花 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参与者合照 编辑:钟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Do We Truly Understand Liu Xiaobo's "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By Guan Yongjie Abstract: Departing from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of "I...

国有器官

作者:鲁慧文 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 近日,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当地官员、警察和工作人员登门表彰,镜头里,鲜花鲜艳,笑容灿烂。少年和家人站在一起,大概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光荣的事。他们也许相信,自己只是提前表达了一份善意;政府给予肯定,社会给予掌声,这便是一种荣耀。 然而评论区里并没有多少掌声。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少年将来能够救多少人,而是这个少年以后是否安全,毕竟不久前一个在郑州学校体检当中摔倒被保安急切问是否安好的孩子很快就丢失了器官死去了。 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器官捐献本应令人想到善意、医学和生命延续;可在这里,人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却先想到失踪、意外、医院和权力。 这究竟是公众太多疑,还是中共政府早已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宣传者并不回答。 他们只负责把鲜花递到少年手里,把镜头对准那一家人的笑脸,再配上一段温暖的音乐。至于人们为什么恐惧,捐献流程是否透明,未成年人是否真正充分知情,儿童和青少年为啥会无故消失死去并缺少器官,谁来监督器官分配,谁来保证医疗决定不受利益干扰,这些问题通常是不适合出现在镜头里的。 镜头是用来制造感动的,不是用来回答问题的。 我最近还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是日本对涉嫌违法寻求器官移植的人进行追责,另一则是新加坡对违规器官交易采取惩罚措施。评论区里,有人赞美这些政府真正把生命平等和人权平等当回事。 因为在那里,一个有钱人的命,并不天然比穷人的命更值钱;一个有权者的身体需要,也不能自动变成另一个弱者必须承担的代价。 而在我们这里,最常听到的词却是“奉献”。 孩子要奉献,青年要奉献,病人要奉献,穷人更应当奉献。 他们活着的时候奉献劳动,失业的时候奉献忍耐,生病的时候奉献积蓄,死后最好连身体也一并奉献。 至于谁在接受这些奉献,通常是不必问的。 问,就是不善良。 怀疑,就是没有爱心。 要求公开,就是“抹黑”。 于是,一个人的器官,仿佛并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而是暂时寄存在身体里,等到某一天,再由某种更大的需要来接管。 所谓“自愿”,也变得值得推敲。 自愿的背后,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个丢失孩子的寻亲家庭和很多死去在河水里发现的却少了器官的孩子的身体。 一个成年人,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经过充分了解,决定死后捐献器官,这当然值得尊重。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官方宣传、学校教育、家庭期待和荣誉表彰之中作出的决定,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独立的选择? 当一种选择受到鲜花和掌声的奖励,而另一种选择被暗示为自私和冷漠时,这种“自愿”还剩下多少自由? 真正的自愿,应该包括随时拒绝的权利。真正的安全,是不会因为被大数据匹配就突然消失并失去生命。 一个人不仅有捐献器官的权利,也有不捐献的权利;不仅有帮助陌生人的权利,也有首先保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一个社会只宣传奉献,却不认真保护拒绝,那么它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志愿者,而是顺从者。如果一个社会,孩子可以随时丢失,活人可以随时在大街上被绑走,每一个底层人就如同羊圈里的“手指羊”一样随时被挑选宰杀,那这不是国家,这是地狱。 中国如果真的想要建立并不断扩大器官捐献登记体系,这本可以是一件推动医学进步的事情。但任何涉及人体、死亡和巨大医疗利益的制度,都不能只依靠道德口号运行。 它需要公开的数据,需要清晰的法律,需要独立的监督,需要可追溯的分配程序,还需要让每一个普通人相信:无论他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关系,他的生命都不会因为别人的“需要”而被轻视。 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宣传和突然的少年消失,却很少看到完整透明的解释。 每年究竟有多少未成年人失踪? 多少人被找回?多少人的尸体在水里被发现? 这些孩子后来去了哪里? 公众需要的不是一句“不要传谣”,而是一套能够经得起核查的答案。 公众需要的是生命的基本权利,是孩子可以安全地上学回家,而不是会突然被匹配,被取器官,被消失,整个底层社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不可自拔。 医院同样如此。 医学原本是救人的,但医院一旦同时成为资本、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交汇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担心:医生面对的究竟是病人,还是指标?手术面对的究竟是生命,还是收益? 器官移植比普通手术更加特殊。它的一端是等待生存的人,另一端却必然连接着死亡。这样的医疗行为,必须拥有比普通手术更高的透明度,而不是更深的神秘。 器官从哪里来? 死亡如何判定? 若这些问题不能被普通公众清楚地了解,那么再多的宣传片,也无法换来真正的信任,反而增加更多更深的恐惧。 有人说,不相信医院和政府,是民众的悲哀。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民众不信任制度,当然是悲哀;但一个制度若从不努力让自己值得信任,反而责怪民众多疑,那便不只是悲哀,而是傲慢。 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国家,不会急着让孩子宣誓捐献器官,而会先让孩子知道: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 它不会只教孩子如何奉献,也会教孩子如何拒绝;不会只告诉孩子死后可以帮助别人,也会告诉孩子活着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权伤害你、支配你、利用你,更不会让太多的孩子突然消失并死去。 国家可以管理医院,可以制定法律,可以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却不能因此成为人体的主人。 否则,中国底层的每一个人,便不过是一具暂时活着的国家资产。 工作时,是劳动力。 缴费时,是纳税人。 生病时,是医疗消费者。 被匹配后,则是可利用的器官资源。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仿佛都被登记、编号、分类和使用。只有他自己,反而最没有发言权。 这便是“国有器官”最可怕的地方。 它不一定真的写在法律里,也不一定有人公开宣布。它可能只是藏在一次次宣传、一次次表彰、一次次道德劝说之中,使人渐渐相信: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必要的时候,个人应当服从更大的安排。 而所谓“更大的安排”,通常从来不需要向个人解释。 我并不反对器官捐献。 我反对的是,在缺乏透明和信任的环境里,将捐献包装成一种必须赞美的道德正确;我反对的是,让尚未成年的孩子站到镜头前,成为制度宣传的样板;我反对的是,普通人的生命问题被要求无条件相信,而有权者却不必接受同等程度的监督;我反对的是,底层中国人的孩子可以随时消失,随时被匹配,随时被拿走作为别人的器官资源。 器官若不再首先属于个人,那么所谓生命权,永远不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并被尊重。 那位十七岁的少年仍在笑。 鲜花捧在手中,官员站在身旁,镜头记录着一场被命名为“光荣”的仪式。 我只希望,在很多年以后,他依然平安地活着。 而不是让今天的这张照片,成为人们日后不敢回看的东西。 编辑:胡丽莉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State-Owned Organs Author: Lu Huiwen Abstract: Questioning the promotion of organ donation propaganda in an environment lacking transparency and trust, appealing to safegu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