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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民主党因缘(四):民主党走向草根政治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4): The Democratic Party Moves Toward Grassroots Politics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我只手空拳,无法施展,想到了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八九六四,我因为“参与动乱”被抓(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随即被江干区房管局解除工会负责人职务,逐出机关,下放基层,病休在家,恰好毛庆祥开在清泰立交桥下的化工原料店歇业,在与陈维健、张震毅商量后邀我去开照相馆,他自己在温州做生意,经常两头跑。他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相距不到一百米。我听说他回家了就去找他,他回家也会第一时间来我家聊聊。组党的事我也每次都对他说起。那天我又讲了民主党的事,现在正缺人手,希望他能把温州的生意结了,回杭州来,毛庆祥很爽快地一口答应,就回温州去清理转让业务了。 1998年10月,浙江筹委会初创时期接待外地朋友,左起前排:王荣清、王东海、邓焕武、朱虞夫,后排:吴义龙、毛庆祥、王培剑、姚遵宪、傅升、祝正明 王荣清的家已经从建国北路搬到离我不远的采荷新村,也就是一里地左右,他在家附近经营一家洗头店,79年民主墙时期的几个老朋友时而去他那里叙叙旧。李锡安住在望江门,经营过自行车和锁具生意,均不如意,王荣清在自己的门店附近帮他盘下一间洗头店,我这里搞民主党正缺人,就去一个一个请他们出来共襄义举。 祝正明写了一本《民主政治》的书,经济本不宽裕的他希望圈内的朋友能帮助他回流一些款项,并以文会友,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带他见陈立群——她是二十年来杭州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她在杭州民运圈的人缘不错,在组党过程中我很希望她能与我们一起努力,便约了祝正明一起去她家动员她出山。祝正明带上十本《政治民主》,与我到卖鱼桥立群的家,我给他们二人互相作了介绍后,立群买下了这十本书。但是,对于我们邀请她参加民主党的事,她非常遗憾地说,她明天就要启程去多米尼加了。这一别就是许多年。 我想起民主墙时期有勇有谋的方醒华,在问到他的电话后,向他要了地址,就与祝正明一起去他萧山的厂里动员他出山。方经营着一个制作市政工程人行道地砖的工厂,原料就是隔壁萧山(火)电厂烧剩的废渣,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陌生人,自始至终抽着烟一言不发。方婉言拒绝了我们,说他的心是与我们一起的,但是他的工作很忙,不能参加。其时,我心里已经怀疑那个陌生人是他叫来的萧山政保,直到我被逮捕的那天才证实。那天杭州市政保押送我去老东岳看守所,一个戴墨镜的便衣在车上对我说,你这样做害了你的伢儿,你看方醒华就比你聪明,他为了儿子能去省检察院工作,答应我们,永远不搞民运了。 我因为在秋涛宾馆突然病倒,与王东海差不多时间放出来了,王有才和祝正明又关了些日子。出来后,趁着中共没有取缔中国民主党,大家都觉得不能自我放弃。同时在城隍山和湖滨一公园有许多关心时事的人也通过“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知道了杭州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事略,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渐渐有几个比较活跃的市民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引起上城区政保科张建华和郑刚的注意。 那几天,市民来金彪每天都在湖滨一公园用普通话发表政论,口才滔滔,经常在那一带的李锡安把他带进了我们筹委会的圈子里(同时带来的还有池建伟和李坝根等人)。有人说,湖滨来了一个北京的大学生,这消息传到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被张建华和郑刚盯上了,他们潜匿在公园出口处附近的灌木丛后面,当来金彪走出公园的时候,他俩猛扑上前,架住来金彪就往车里塞。正巧被人看到,来马上告诉池建伟,池了解到来金彪被关在南星派出所,急急忙忙找来我家。因为南星派出所在我工作的南星房管站隔壁,平时他们有文案都来找我帮忙,我立即赶过去探视。来金彪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他怕母亲着急,希望我能去报个信。我叫上复兴北苑社区的治保主任祝德胜一起过去了,看到他家境十分贫困,我向治保主任借了二百元钱,交给他母亲,安抚她,待她情绪稳定下来,再回派出所隔着铁栏杆聊天,七点正,我把随身携带的收音机调到“美国之音”频道,把国际新闻中来金彪被抓的新闻放给他听,门口值班的那个警察也感到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遇到张建华,问他来金彪的事,张大呼上当。他说,他们接到“耳目”(线人)说湖滨有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在演讲,他们悄悄去听了,估计这个人是“徐文立”,就把他抓起来,到湖滨派出所做笔录,这个人说自己名字是来金彪,问他哪里人,他说是南星桥的。 原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结果大失所望,张建华和郑刚的沮丧可想而知。 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络续各自担负起各方面的工作。吴义龙与他女友单称峰没有住处,毛庆祥找到戚惠民,让戚惠民把自己在景芳一区的一套房子无偿借给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居住,同时戚惠民这个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友也来为羽毛未丰的民主党做些实务,毛庆祥又发挥他在民主墙时期办理民刊的特长,编辑、发行了《在野党》。更重要的是,毛庆祥找来了当年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聂敏之,当民主党的各位干将被捕入狱后,面对群龙无首的局面,聂敏之当仁不让地站出来担当重任,继续带领大家艰苦卓绝地奋战(聂敏之最后被捕并判刑,在服刑期间去世,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第一个殉道者)。各地的民运朋友纷纷前来杭州,王荣清的家就成为接待大家的地方,由于他经商多年,经济比较宽裕,凡是来杭的各地民运朋友,他往往有所接济;李锡安经常在市民活跃的地方走动,把有意加入民主党的新人带来圈内,当时像李巴根、池建伟、萧利彬、高天佑、苏元贞、来金彪、王富华、吴远明等都是他带来的,这些新人又陆陆续续带来其他人,杭州的民主党活动蒸蒸日上。 The Origins of...

民主党因缘(三):我斗胆另起炉灶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3): I Dared to Start Anew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7月2日下午,在“留置”48小时后,我被释放回家。因为这次“留置”没有抄家,《宣言》尚在。我3日到吴山上去发了一些,店里的小姑娘(当时我开着一家小照相馆)嘲笑我:“这么发几张广告纸被抓进去关了两天?你给我一些,我帮你去发。”,她果然去四季青服装市场发了几百张。 这次被抓,我更加意识到到不能单打独斗了,在王炳章的催促下,我去找了王荣清和李锡安,祝正明和吴义龙也来了。毛庆祥在温州随后也加入了。国内组党的事,在海外民运圈也掀起了波澜,好几个民运大咖都提出要做中国民主党的海外发言人,希望得到我们国内中国民主党的授权。经过大家协商,由祝正明与我签署了委托王希哲先生建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的信件,王希哲先生组建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并被选为首任主席。从此,在海外有了中国民主党。这是1998年7月初的事情。 7月9日傍晚,老朋友俞杭生来看我,聊了一会,他要走了,我准备骑摩托车送他去车站,正准备走,从前面、后面黑黝黝地围上来七八个人,我拍拍老俞,示意他离开,但是已经走不掉了,我对拉着他的那个人说“他与我的事不搭界的”,那个人竟真的放了他。 进屋后,那些人扬了扬手里的《传唤证》和《搜查证》就七手八脚、里里外外的进行搜查了,把我带到望江派出所,闻讯赶来的胡晓玲(毛庆祥夫人)给我买来一碗面,吃后警车就把我送到望江村办的“秋涛宾馆”。事后知道,这次抓捕是一次联合行动,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也都被抓起来了。随即,海外舆论一片哗然。 在宾馆楼下的一个边角房间里,三个特警看守着我,一连几天没有人来提审我,大约第四天,上城区政保科副科长郑刚开车将我带到古蕩桃源岭北麓的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处(公安七处),将我交给里面的人就走了,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 在一个放着乒乓球桌的大房间里,我坐了很长很长时间,这是他们的套路:保持高压态势,让你感到焦虑、烦躁,但是这对我没用。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与邪恶的较量中,我置生死于度外,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我全部都交给你们啦。终于进来了一女三男,那个女人在斜对面坐下后,三个男子围在旁边。只见她抽出一张《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三角眼装模作样地打量一会,开口问道:“你们说的封建主义的阴霾,是不是指的共产党?”,我回答,“我个人认为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想到这货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你这个无赖,你敢做不敢承认!”,面对这个悍妇,我当然不甘受辱,但是我也不能与这货对骂以辱斯文,我就微微笑着,慢条斯理地对她说:“就无赖说无赖,让大家评评,你那样子像无赖还是我这样子像无赖?”,该雌一时语塞,旁边一个马仔(事后知道叫陈伟星)见状,挺身护主:“朱虞夫,是不是没有给你吃生活(即“打一顿”)?”,我回怼他:“好啊,来吧,我今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场面一下子凝固了,这时,一个年龄最大的男人开腔了:“我们继续吧。”,那个女人回过神来,说:“王东海都已经承认了,这阴霾指的就是共产党。”,我说:“王东海的认为是他的认为,不能代表我的认为,每个人的认知不尽相同,如果你们非得强迫我按你们的要求回答,你们用不着问我了,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软硬不吃、油水不侵,他们也无法扩大“战果”。一时间,他们全部离开了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册厚厚的案卷。我坐久了,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走到那册案卷边,看到封面写着“王东海”字样,我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这么疏忽,忘记拿走这么重要的物件?突然,我心里明白了,他们此刻正在另一个房间看着监控,我是不是“心虚”,抵不住诱惑,去翻看王东海的证词。于是,我冷然一笑,走开了。 长着死蛇眼睛的聂海芬 事后知道,那个三角眼女人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女神探”聂海芬。大凡我们这一类的政治案件,一个爱惜羽毛的正常人是刻意回避的,而聂海芬之流的嗜痂逐臭之徒却是求之不得的,她们正需要找垫脚石,把这个案子办成她们的“投名状”。他们凭常识都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不平反的政治案件,她们的行为是丧失良知的。但是,中国自古至今都不缺周兴、来俊臣这样的货色。聂海芬与杭州市检察院的张哲峰、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傅樟绚沆瀣一气,做下了“文革”后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大案——镇压中国民主党案。最后,这个邪恶组合由于“张辉叔侄案”而永载史册。 我被关押的房间采光不好,空间狭窄,并不对外营业,是旅馆老板专门无偿提供给警方使用的,三个特警闷上八小时就下班换人了,我除了吃就是睡,体质迅速下降,第九天清晨起床小解,回床的时候眼前一黑,仰面倒下,三个特警吓得不轻,赶紧向上面报告。 午后,郑刚又来将我送去公安七处。她们还是从我身上拿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比如,她们问我,那天拿到的《宣言》有多少份?我回答,“那不是钞票,我去数它干什么?”,问那天拿给我《宣言》的人长什么样,我说光线暗暗的,看不清。问我那个人大约有多高,我说好像比我高。他们实在从我身上掏不出东西来,只能结束了讯问。 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那个年龄大的,他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刚才给上城分局打了电话,现在他们很忙,要么你在这里等一下,要么你自己坐车回去。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块钱坐公交,那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硬币给我,我问他厕所在哪里,他点了一个方向。等我出来后没看见他,就自己从大门走了出来。出门拐角处又意外的遇见他,我问他去城站的公交车站在哪里,又问他的名字怎么称呼。 他说,他叫司马刚,在这个工作岗位干了二十多年了,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了,他对这几次的审问有点不好意思,虎头蛇尾,来势汹汹,戛然而止,有点不适应。说,我们是听上面的,上面叫抓,我们抓;上面叫放,我们放。要我自己的话,看看你这个人我也不会抓你。我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还那么蛮不讲理呢,他说,那些人年纪太轻。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我们被抓,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联合国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特意来北京要求江泽民放人。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情景喜剧《疯人院》 第四集 插翅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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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主的未来之《五民宪法》详解 第2篇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People Constitution” Part II: Appendix — An Open Letter to Our Compatriots & The...

吕耿松的命运与中国的民主之路在极权阴影下前行的希望

The Fate of Lü Gengsong and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Hope in the Shadow of Tyranny 作者:张致君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2025年7月6日,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前浙江公安高等学校讲师吕耿松被当局“释放”。然而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从监狱转入监视居住——一种变相的软禁制度。他被禁止与外界自由联系、限制行动范围、随时被秘密警察盘查、居所装有监控设备,几乎等同于家庭监狱。这位年逾花甲的异议知识分子,至今仍承受着来自极权制度的持续打压,成为中共处理政治犯“宽严相济”伪善策略的缩影。 吕耿松的命运,是中国成千上万政治犯、异议者命运的缩影。而正是这些人的不屈抗争,构成了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火种。中共对异议者的系统性镇压,也无法将中国走向民主的可能路径全部清除。 吕耿松1956年出生于浙江,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他成为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讲师,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然而,随着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日渐坚定,吕耿松开始撰写批评中共专制、呼吁政改的文章,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网上自由撰稿人”。 他是《中国冤案选》一书的作者,长期关注因冤狱、强拆、腐败、非法拘押等问题受害的底层民众,写作风格犀利、真实,受到众多访民和维权人士的敬重。与此同时,他也因言获罪,屡次被拘捕:200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徒刑;2015年,再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 吕耿松长期以来是中国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主张多党制、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反对一党专政。他的理念与个人实践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忧思和实践意志。 在中共治下,任何挑战其政权合法性或要求制度变革的声音,都会被迅速打压。从“六四”之后的持续清洗,到近年来“709大抓捕”“良心犯判重刑”“网络言论跨省抓人”,中共构建了一整套严密的打压体系。 中共惯常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罪”、“寻衅滋事”等罪名打压异议人士,这些罪名的界定含糊、弹性极大,成为言论控制的工具。吕耿松案中,他仅因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参与民主党活动便被以“颠覆罪”重判。类似案例还有许志永、郭飞雄、秦永敏等人。 大量政治犯出狱后,并未恢复人身自由,而是被置于监视居住、定点“旅居”、非法拘禁的状态。吕耿松即是其典型代表。此类做法在法律上毫无法律授权,却在现实中普遍存在。政治犯的家属往往也遭受威胁、骚扰甚至拘禁。例如李明哲案中,其妻子李净瑜在台湾奔走呼吁遭中共攻击。与此同时,中共通过网络审查封杀异议声音,打击国外媒体和NGO,构筑起“数字长城”和信息孤岛。 尽管如此,中共对政治异议实行极权式打压,但中国社会内部对民主、法治、公平的追求并未熄灭,甚至在高压中不断积聚动能。 近年来,维权律师、独立记者、环保志愿者、宗教群体等非体制内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虽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却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觉醒,逐步形成民间公民意识。 这些群体虽分散、被打压,但其存在本身意味着制度无法涵盖所有社会诉求。任何民主变革的基础,都必须建立在这类公民社会的土壤之上。 海外民主阵线的延续与重组在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化中也逐渐取得重要地位,如中国民主党、对华援助协会、“人道中国”等海外团体不断发声,揭露人权迫害,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同时,香港、新疆、西藏的自由抗争也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形成联动效应。海外团体在国际间建立了舆论声势和组织基础,是未来政治巨变中不可忽视的推力。 最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网络高度审查,但新一代年轻人依然通过VPN、加密通信、微博暗语等方式获取信息,数字抗争成为对抗极权的前沿阵地。像吕耿松那样的“网上发声者”,正是新型自由表达的先行者。 虽然中国是否、何时走向民主,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但历史的趋势总是由无数微小而顽强的力量推动。类似1980年代的“政改派”模式——在权力内部出现愿意推动政治松动的力量。但这一路径如今希望渺茫,习近平集权后对改革派全面清洗,朝鲜化趋势日益明显。 但若中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权力更替或社会动荡,可能迫使执政集团妥协或改组政体。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重大转折点,如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而中国近年来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高债务问题已显端倪,未来十年或是观察关键期。 同时在公民社会长期积累下,一旦爆发足够广泛的群众动员(如全国性抗议、工潮、大学生觉醒等),可能形成非暴力变革力量,“白纸革命”、“铁链女事件”已显现社会裂痕。中共对群体事件的紧张度也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恐惧。 吕耿松并非孤独的斗士,在如今的政治机遇下,他身后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者,在城市角落、网络深处、监狱高墙内,为自由、正义与尊严抗争。他们不是生来政治,而是因为压迫被迫走上抗争之路。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极权永远无法驯服思想,永不放弃。 中国的民主之路将是崎岖、漫长、曲折的,但正如前南非总统曼德拉所言:“我漫长的跋涉尚未结束,自由的晨曦依旧在前方。”,在吕耿松和所有政治犯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个国家灵魂的光辉。 那光微弱却坚定,将指引中国走出专制的长夜,迎向自由的曙光。 张致君 写于吕耿松释放日 2025年7月 The Fate of Lü...

如果毒是被默许的

作者:赵杰 2025年7月8日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2025年7月1日,甘肃天水,一家幼儿园被曝出233名幼儿血铅中毒。经调查,园长朱某琳等人同意在食品中添加含铅彩绘颜料,这些颜料包装上明确标注“禁止食用”。更讽刺的是,这些“颜料”是通过网购平台轻松购得,然后稀释后用于烘焙和甜点制作。 谁吃进了这些毒?是三四岁的幼儿,是底层普通家庭的孩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幼儿园的事故。 2023年5月我的女儿就读于洛阳市涧西区51中学附属幼儿园时,我在幼儿园食堂发现大面积腐烂的苹果依然保留,准备切块给孩子们做午餐食用,最后经历举报给老师,校长和当地食品局无果后被迫给孩子转到私立幼儿园,这只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想想看社会层面上又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情: 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毁了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最后的元凶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只被判无期徒刑,2025年最新消息,田文华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已经获得三次减刑,而那些被害的家庭现在依然承受着这场人为的苦难。 江西“鼠头鸭脖”事件:学校食堂饭菜里吃出疑似老鼠头,被官方坚称是鸭脖,公然挑战人类底线“指鼠为鸭”直到舆论爆炸才改口; 食用油罐车事件:罐车运输完化学品不清洗,直接装食用油,几十万吨问题油流入市场。 这些事件曝光后,舆论愤怒,官方遮掩打压舆情,甚至当众“指鼠为鸭”虽然到最后一些人会被刑拘。看似处理得当,实则是老套剧本的重演——基层背锅,舆情冷却,事件归档。 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出事的不是高官子弟?各大政府机关幼儿园呢?而是千千万万在底层挣扎的普通人。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 监管从不缺文件,但总是慢半拍; 媒体偶尔发声,但很快禁声; 责任人总有替罪羊,但系统从不改变。 看似混乱,实则有序;看似失误,实则默许。 这不是“没人管”,而是“有人设计”。 我看到一个段子,说中国未来不太可能真正老龄化,因为政府正在通过一种“默许”的方式,让底层人群长期使用有毒食品。 我们年轻时,新陈代谢快,毒素还能排出去;等我们五六十岁,新陈代谢下降,毒素积累,癌症、高血压、肾衰竭接踵而至。我们进医院,政府的医疗体系就能榨干我们最后一点积蓄。等我们死了,养老金也省了。 这一套逻辑环环相扣: • 年轻时,我们被压榨劳动力; • 中年时,我们靠吃毒熬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