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10 月, 2025

——兼论其在专制体制后的平权效应 作者：劳绍海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今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举行了《同庆中秋，共话民主》的聚会活动，聚会上除了中秋联谊和民运运动讲述外，重点讨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生存尊严的冲突纷争机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精神与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共同体中以理性、平等、程序化的方式处理分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投票本身，而在于“如何讨论、如何做决定、如何服从多数而不压迫少数”。在这一点上，美国军事工程师亨利·罗伯特（Henry Robert）在十九世纪中叶所编纂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可谓为民主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个精密的“程序框架”。 这一规则体系在议会、公司理事会、非营利组织、教会、党团、军队、学生社团甚至社交游戏中被广泛采用。它规定了会议的召开程序、发言顺序、动议与修正、表决与记录的方式。表面上，它只是“会议管理”的手册；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体现了民主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通过制度化程序来约束权力，保障平等表达，并以透明的方式达成集体决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内在关联；其次，探讨当这种规则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尤其是共产独裁体系的基层组织时，如何反而促进了一种“程序化的权利保护”；最后，以“被斗争失败一方的权贵家族”为例，说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程序化的民主机制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隐性支柱，从而慢慢完成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 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精神 1. 平等与程序的结合 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平等”是价值目标，“程序”是实现路径。罗伯特议事规则要求每一位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均有权提出议案、质询、发言与表决。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障。例如，在议事过程中，“动议”（motion）必须得到“附议”（second）后方可进入讨论阶段。这一设计防止了任何个人垄断议题。发言顺序通常由主持人依次点名，且要求反对与支持双方轮流发言。即使是少数派，也有机会表达异议并被正式记录在案。这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生动体现。 2. 冲突的制度化 民主并非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转化为制度化的讨论。罗伯特议事规则把情绪化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可管理的“程序竞争”。发言需针对议题，修正案必须明确具体，投票必须公开或依规定方式进行。这使得政治过程不再依赖领袖的个人威望，而依赖于程序的正当性。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即便结果不公，过程仍可信，以后仍可通过词机制来解决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说：“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决策结果，而在于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即程序正义。” 3.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独立于民主制度存在，它是民主制度的“操作系统”。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则提供了权力运行的细节逻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乃至军队委员会中，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不流于口号，而成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它让少数派的声音在被否决时仍被尊重，让多数派的决策在被执行时仍具合法性。换言之，它不是民主的象征，而是民主的机制。 二、专制体制下的意外效应：程序的自我扩散 有趣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运作。当它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内部，尤其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权体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程序性张力”——它在表面服从权威的同时，也在内部重塑权力关系。 1. 从集中到分权的细微过渡 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少数服从多数”相似，但实质不同——前者是权力指令，后者是程序共识。天壤之别的是：人是利益的动物，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是程序正义的化身。然而，在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地方基层组织（如工会、职代会、村民自治组织）中，随着会议管理规范化，某些“罗伯特式”的程序被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谁可发言、如何提出议案、如何投票、如何记录决议。结果，这些看似无害的程序，反而为基层成员提供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表达空间。这种程序化表达使“权力命令”不再是单向的，而带有某种合法性约束。例如，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选举与职工代表大会中，“举手表决”与“会议记录”的规范化，让原本不被信任的投票过程获得了部分公信力。 2. 权利的“副产品” 程序化的民主机制，即使在独裁体制下，也会生成意想不到的权利副产品。因为一旦会议过程被固定、记录、归档，个人行为便可追溯；而追溯意味着问责。在苏联后期与中国改革初期，党内会议开始使用更系统的议事程序、会议纪要、投票统计。这些举措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却客观上让下级有了某种“制度庇护”——任何命令都需有程序依据，任何处分都需有会议记录。这种形式的“程序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断决策带来的任意伤害。 三、斗争失败者的意外保障 在极权体制下，“阶级斗争”常常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清算。历史上，被斗争的一方往往失去一切：财产、身份、发言权乃至生命。然而，当罗伯特议事规则式的程序逻辑渗透进体制运作后，即便是“失败者”，也开始获得某种象征性乃至实质性的保障。 1. 程序作为冷静的中介 斗争中最残酷的时刻，往往是激情压倒理性、群体压倒个人。当决策被迫经过会议程序、需要表决和记录时，程序成为理性的缓冲器。它迫使参与者停下来思考：“是否有正当理由？”、“是否应让对方陈述意见？”即使最终结论仍然不公，程序过程本身也在降低暴力的烈度。正因为此，部分共产党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后，开始重新强调“会议纪律”“发言秩序”“表决程序”，这正是社会对“程序文明”的重新追求。 2. 权贵家族的“程序庇护” 或许很多人痛恨专制体系中既得利益者，但是专制内也是有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理性的，甚至可以功利地看待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即便是曾经的权贵家族，也可能通过程序正义获得部分尊严的回归。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反”过程为例，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之所以能获得平反与补偿，正是因为当年的会议记录、处分决议、档案程序被保留——这些文书成为程序正义的证据。换言之，程序留下了历史的凭证，也给了失败者复原的可能性。如果专制既得利益者对平民有犯罪则追责其犯罪事实，但是他如果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依然应能得到适当保护，与其犯罪事实独立处理。如果他没有犯罪，政治斗争失败者更需要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体现民主体制的可贵，才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如果民主体制的支持者量变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变，即向民主社会转型。 这正体现出罗伯特议事规则精神的深层力量：即便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制度化的程序正义仍然是权利最后的避难所。 结语、民主的普适逻辑：从规则到文化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能组织会议，更因为它把“民主”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习惯。当人们习惯于等待发言顺序、习惯于以表决定夺、习惯于记录与归档，他们就不再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的参与者。在这种文化内化之后，即使权力仍然集中，权力行使者也必须顾及程序的形式；而形式的约束，终将孕育出实质的约束，只要社会发展的时机成熟，很有可能会转型孕育出一个初级的民主社会。正如法律学者所言：“程序的形式化，往往是自由的开端。”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意义，远超会议管理。它代表的是一种“以规则约束权力、以程序平衡利益”的现代政治智慧，它是民主的种子与制度的延展。在民主社会，它是公民参与的操作指南；在专制社会，它是秩序中孕育公正的裂缝。当一个体制——即便是共产独裁体制——开始在内部采用程序化的决策方式，社会的政治文化便悄然发生变化：权力不再全然是意志的体现，而是程序的结果；决策不再只是斗争的胜利，而是规则下的妥协。而这种变化，正是民主的真正萌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s Rules of Order and Democracy— On...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艺术，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冷漠并非中立，不关心政治即放弃权利。唯有公民觉醒、积极参与，方能守护正义、保护弱者，建设公平社会。 在中国，我们常听到一种声音：“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参与政治，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这种观念似乎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政治是遥远、复杂甚至危险的事情，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关。然而，我要郑重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政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域。政治就是公共生活，它关乎我们如何共同安排生活、保护弱者、执行正义。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等于放弃了我们对自己命运与未来的主动权。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政治？政治不是冷冰冰的制度，也不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它是社会成员共同决定如何规划城市、分配资源、制定规则的过程。从街道是否安全，到教育是否公平，再到医疗是否充足，这些都离不开政治的安排。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的具体体现。每一盏路灯的点亮、每一条法律的实施、每一个社区的建设，都是政治的成果。政治将个体的愿望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序、公平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漠源于一种误解：政治是“麻烦事”，参与政治可能带来风险。这种观念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不关心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不会影响你。当房价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时，这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当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威胁健康时，这是政治治理的缺失；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农村孩子难以获得优质教育时，这同样是政治选择的后果。若我们对政治视而不见，就等于把影响生活的决定权拱手让人。一个被忽视的政治体系，不会自动带来公平与幸福。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保护弱者。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处于弱势地位——贫困家庭、留守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却最需要被听见。政治正是为他们提供保护的盾牌。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还是法律改革以消除性别、种族歧视，政治的职责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政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被忽视。不参与政治，就是放弃为弱者发声的机会，也放弃让社会更公平的责任。 政治的另一项神圣职责是执行正义。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人民信任的来源。没有正义，法律便成空文，社会只剩强权。在中国，我们常听到关于贪腐、不公与权力滥用的抱怨。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往往因为政治透明度不足、公众参与度不够。当公民沉默时，政治就可能被少数人操控，偏离正义的轨道。反之，若人人积极参与，通过监督政策、表达意见、关注社区事务，就能推动政治走向公正。正义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政治机制去维护与捍卫。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政治并不完美。其复杂与敏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有人说：“我只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能改变什么？”这种想法低估了普通人的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社会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普通人的参与。正如滴水汇成江河，每一个人的觉醒与努力，终将推动社会的改变。 政治需要我们的智慧与热情。参与政治，不一定意味着上街抗议或竞选职位，它可以是关心社区事务、支持公益组织，或仅仅是与家人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每一个微小的参与，都是对公共生活的投入。政治，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是我们面对挑战、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过程。政治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 Why We Must Care About Politics Author: Xinggui ZhangEditor: Zhiyang Li· Executive Editor: Zhifei Luo Proofreader: Xiaolong Lin Translator: Xiaomei Peng Abstract: Politics...

声援江西良心犯，呼唤言论自由与人权的尊严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在沉默的土地上，总有人选择开口。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却让空气变得不同；他们的脚步或许孤单，却为后来的路照亮了方向。 在某些地方，说出真话需要勇气，坚守良知更像一种冒险。当权力的墙壁越来越高，真相的光芒便只能从裂缝中透出。有人因此失去了自由，有人被迫隐入尘埃，但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成了这个时代最清醒的注脚。 "良心犯”一词由彼得·本南森于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的《被遗忘的囚犯》中首次提出。该词常与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有关。与政治犯不相同。良心犯可以指因政治见解、性取向、族群、宗教而入狱的任何人，也可以指因非暴力表达其信念而被监禁或迫害的人。 这个词语也许听起来遥远，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当表达与沉默、信念与顺从之间只剩一线之隔，一个社会的灵魂正在经受考验。因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明，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财富与奇迹，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仍然相信真理的人。  江西维权人士李宜雪于2022年4月14日遭派出所辅警猥亵，向警方指控后反被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关押56天。重获自由后，她又发声揭露自身遭遇等。12月22日，南昌官方通报，街道再次把她抓进了精神病院。江西省有关方面应立即依法释放维权人士李宜雪出精神病院！中国的“被精神病”历史必须被结束！ 中国江西南昌人张晓东在2022年11月15日被拘，2023年2月被检方控其涉嫌寻衅滋事，而证据是其在微信群、朋友圈、QQ群的言论，是典型因言获罪。2024年3月19日开审，同年5月获刑，二审维持原判，刑期：有期徒刑4年。8月28日获悉其由南昌第一看守所转至赣江监狱。张晓东无罪，释放张晓东！  中国江西维权访民朱玉芳，2006年，因其经营的4家洁具店被政府骗拆，且拒不兑现当时的拆迁协议，被迫走上维权之路，然上访10年，不仅毫无果效，反被地方当局视为重点维稳控制和打击对象，且被多次绑架、关黑监狱、 遭受酷刑、截访、遣返原籍。2016年11月14日，其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不服上诉，2017年1月13日，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依然维持原判，后送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2018年5月25日，被减刑3个月提前释放；出狱后， 其一直就被枉法冤判申诉。2021年12月3日，因到江西省高级法院申诉遭拒，就到法院门外举牌呼吁，12月11日，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警方再次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2年8月6日，终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5年12月10日；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已于2023年1月转到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  习近平统治中国已逾十年，为力求集中控制而在全国各地加强镇压。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或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和其他被视为批评政府人士尽遭迫害。中国政府将文化和种族截然不同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视为威胁，对他们实施特别严酷的镇压。数十万维吾尔人仍受监禁，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危害人类罪行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并扼杀香港长期受保障的公民自由。或许他们被关在高墙之后，或许他们的名字被刻意抹去，但良知不会被封存，真相也不会永远沉默。  一个社会，可以用权利维持秩序，却无法用恐惧维系信任。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掌控，而是聆听；真正的安定，也不是沉默，而是人心中仍有光。 所以我在此声援江西良心犯，捍卫言论自由权利，抗议中国共产党打压异议人士！立即释放江西良心犯！停止政治迫害！ Reason and Conviction: Those Who Keep Speaking Out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Jiangxi — A Call...

《全球覺醒》第四十三期 自由之鐘 時刻敲響 全球覺醒 民主聯盟 消滅獨裁 推翻暴政 【活動主題】三載回望四通橋：良知不滅，勇氣不息 時間：2025年10月19日(星期日)4:00PM(下午) 地點：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 歷史，總有回響。當我們在此紀念彭立發時，也正是人們追思萬潤南先生的日子，那位以「四通」命名橋樑的先行者。 三年前的十月，四通橋上，彭立發以肉身抗爭，舉起兩幅橫幅，讓全世界看到了極權之下最孤獨、也最震撼的吶喊。 他喚醒了無數沉默的人。那不是一場偶然的行動，而是一種覺醒——提醒我們：在高壓體制中，仍有人敢以生命對抗謊言，呼喚自由。 我們在此集會，不只是紀念，更是延續那份勇氣。那一天的吶喊，穿透封鎖，點燃白紙革命的火種，也成為新時代公民抗爭的象徵。 1984年，萬潤南創辦「四通公司」，匯聚知識與青年力量，推動思想解放；89年，他支持學生運動，六四後流亡海外，仍堅守真理之聲。他的一生如一座橋，連接理想與良知，也映照了後來那座「四通橋」的意義。 ...

作者：赵雪峰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我们回望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循环：反抗暴政、打倒旧主、再出现新的皇帝。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开始，我们的政治故事就像陷入了一个永恒的回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带着热血与激情，但最终几乎都走向了新的极权。我们一次次推翻不义的秩序，却始终没能学会——如何限制新的权力。 一、起义有勇气，但没制度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这句呐喊，点燃了平民反抗的火种。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大声说出——我们也想当家做主。但他们打碎了旧秩序，却没建立起新的规则。此后两千年，历史一再重演：靠愤怒起事，靠暴力夺权，靠个人权威维稳。旧皇帝倒了，新皇帝照旧。百姓换了旗号，却没换命运。 二、朱元璋的“暴力模板” 自秦以后，独裁的模式被制度化了。到了朱元璋，独裁更加变本加厉。他从乞丐变成皇帝，用铁血手段统一天下，却也建立了一个恐惧维系的国家。功臣被杀、官员噤声、百姓沉默。朱元璋确实结束了战乱，但他让整个社会学会了一个危险逻辑——“服从才能换来安全”。这种逻辑，成了后来几百年专制政治的底色。 三、太平天国：理想变成灾难 太平天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初看似为民请命。可一旦掌权，就迅速堕入另一种极端：以“天王”名义行独裁，动员靠信仰，统治靠军权。理想越伟大，现实越荒唐。这场运动的结局告诉我们：没有制度的理想，越纯粹就越危险。 四、现代化的歧路：列宁式党国的崛起 进入近代，中国也尝试过现代化——宪政、议会、地方自治。但军队未国家化、财政不透明、司法不独立。结果，仍是谁有枪谁说了算。中共就在这种乱局中崛起，借助列宁式党军体系与意识形态控制社会。革命成功后，他们立刻用“历史使命”取代了“人民授权”，让中国走进了一个“现代外壳包裹下的极权时代”。 五、独裁怪圈为什么打不破？ 第一，掌权者怕失去权力、怕被清算，于是只能继续高压维稳；反对派又不信任制度，只能以非常手段反抗——信任崩塌，循环永续。 第二，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没有独立的媒体、工会、社团、学术空间，公共讨论的土壤贫瘠。 第三，法治被工具化。法律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维稳。 第四，科技进步反而让监控更高效，独裁的成本越来越低。 六、海外民运的盲点：反共不等于民主 很多人以为，只要“反共”就是民主派。但反共的理由千差万别：仇恨、民族主义、权力欲……都有。 问题在于，民主不是推翻谁，而是建立规则。在一些民运圈中，常见三种误区：一是先定罪、后程序；二是用个人崇拜代替制度建设；三是热闹很多，规则很少。如果反抗只是喊口号、发声明，而不能形成制度化力量，那就只是另一次轮回。 七、走出怪圈的路：制度、社会与文化 中国要想摆脱独裁，不靠圣君，而靠三样东西： 制度上：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司法独立； 社会上：发展自治社团，让公民能在规则中合作； 文化上：从“英雄崇拜”转向“制度信任”，从“谁好谁坏”转向“是否可监督、可更替”。 民主并不浪漫，它只是让人“可以预期、不再害怕”的生活。 未来或有不同路径——渐进改革、危机重建、或外部规则推动——但无论哪种，都必须防止倒退。 新闻自由、政党竞争、选举透明、任期制度——缺一不可。 只有让权力能上能下、能查能罚，中国才可能真正告别“换皇帝不换系统”的宿命。 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再到太平天国与中共，中国的历史像一场无休止的循环剧。每一代人都热血地在问：“要推翻谁？”却极少有人认真思考：“权力该如何被约束？” 真正的民主，不靠激情革命，而靠冷静的制度建设。 当反抗的怒气化为规则，当人们学会信任程序胜过领袖！ CCP Dictatorship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y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Cycle of Despotism” Author: Zhao XuefengEditor: L Zhiyang    Executive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 LIN Xiaolong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 From...

作者：毛一炜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韩瑞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1949年后，中共以暴力篡夺政权，以意识形态奴役民族。自由、法治与信仰被摧毁。真正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是民主与人性的象征。纪念国殇日是为了警醒与重生。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建国”。但那并不是中国的诞生，而是中国被劫持的开始——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被武力篡夺，合法政府被迫退守台湾。从此，一个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政党，窃据国家机器，用意识形态奴役整个民族。 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它有宪法、有国会、有新闻与言论自由。哪怕年轻、脆弱，却象征着中国人追求民主与法治的开端。那是一个可以辩论总统、批评政府的时代，一个中国人终于以“公民”身份面对国家的时代。 而中共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切。它用阶级斗争取代法治，用党性取代良知，用领袖崇拜取代信仰。 七十多年过去，中国的现代化被独裁体制所扭曲——1958至1962年的大饥荒，三千万以上同胞饿死在“人民公社”的口号下；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知识、文化与家庭；1989年的天安门血案，坦克碾碎了青年一代对自由的希望；而在今日的新疆、西藏、香港，自由被掐断，语言与信仰被迫沉默。 中共一边高喊“国庆”，一边制造国殇。它不代表中国，它只是以“中国”的名义继续统治中国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是孙中山所言的“民有、民治、民享”；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是社会坚持的选举、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那才是中国应有的模样——一个自由而有人性的国家。 10月1日提醒我们：中国被偷走了，真正的国家被迫退守台湾，十四亿人民被囚禁在一党专政之下。纪念“国殇日”，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清醒；不是为了撕裂，而是为了重建信念。唯有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才能重新走上救赎与重生的道路。 让我们重新喊出：“中华民国才是中国，中共不是中国！”让这句话，不只是口号，而是觉醒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