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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雪峰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我们回望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循环：反抗暴政、打倒旧主、再出现新的皇帝。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开始，我们的政治故事就像陷入了一个永恒的回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带着热血与激情，但最终几乎都走向了新的极权。我们一次次推翻不义的秩序，却始终没能学会——如何限制新的权力。 一、起义有勇气，但没制度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这句呐喊，点燃了平民反抗的火种。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大声说出——我们也想当家做主。但他们打碎了旧秩序，却没建立起新的规则。此后两千年，历史一再重演：靠愤怒起事，靠暴力夺权，靠个人权威维稳。旧皇帝倒了，新皇帝照旧。百姓换了旗号，却没换命运。 二、朱元璋的“暴力模板” 自秦以后，独裁的模式被制度化了。到了朱元璋，独裁更加变本加厉。他从乞丐变成皇帝，用铁血手段统一天下，却也建立了一个恐惧维系的国家。功臣被杀、官员噤声、百姓沉默。朱元璋确实结束了战乱，但他让整个社会学会了一个危险逻辑——“服从才能换来安全”。这种逻辑，成了后来几百年专制政治的底色。 三、太平天国：理想变成灾难 太平天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初看似为民请命。可一旦掌权，就迅速堕入另一种极端：以“天王”名义行独裁，动员靠信仰，统治靠军权。理想越伟大，现实越荒唐。这场运动的结局告诉我们：没有制度的理想，越纯粹就越危险。 四、现代化的歧路：列宁式党国的崛起 进入近代，中国也尝试过现代化——宪政、议会、地方自治。但军队未国家化、财政不透明、司法不独立。结果，仍是谁有枪谁说了算。中共就在这种乱局中崛起，借助列宁式党军体系与意识形态控制社会。革命成功后，他们立刻用“历史使命”取代了“人民授权”，让中国走进了一个“现代外壳包裹下的极权时代”。 五、独裁怪圈为什么打不破？ 第一，掌权者怕失去权力、怕被清算，于是只能继续高压维稳；反对派又不信任制度，只能以非常手段反抗——信任崩塌，循环永续。 第二，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没有独立的媒体、工会、社团、学术空间，公共讨论的土壤贫瘠。 第三，法治被工具化。法律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维稳。 第四，科技进步反而让监控更高效，独裁的成本越来越低。 六、海外民运的盲点：反共不等于民主 很多人以为，只要“反共”就是民主派。但反共的理由千差万别：仇恨、民族主义、权力欲……都有。 问题在于，民主不是推翻谁，而是建立规则。在一些民运圈中，常见三种误区：一是先定罪、后程序；二是用个人崇拜代替制度建设；三是热闹很多，规则很少。如果反抗只是喊口号、发声明，而不能形成制度化力量，那就只是另一次轮回。 七、走出怪圈的路：制度、社会与文化 中国要想摆脱独裁，不靠圣君，而靠三样东西： 制度上：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司法独立； 社会上：发展自治社团，让公民能在规则中合作； 文化上：从“英雄崇拜”转向“制度信任”，从“谁好谁坏”转向“是否可监督、可更替”。 民主并不浪漫，它只是让人“可以预期、不再害怕”的生活。 未来或有不同路径——渐进改革、危机重建、或外部规则推动——但无论哪种，都必须防止倒退。 新闻自由、政党竞争、选举透明、任期制度——缺一不可。 只有让权力能上能下、能查能罚，中国才可能真正告别“换皇帝不换系统”的宿命。 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再到太平天国与中共，中国的历史像一场无休止的循环剧。每一代人都热血地在问：“要推翻谁？”却极少有人认真思考：“权力该如何被约束？” 真正的民主，不靠激情革命，而靠冷静的制度建设。 当反抗的怒气化为规则，当人们学会信任程序胜过领袖！ CCP Dictatorship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y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Cycle of Despotism” Author: Zhao XuefengEditor: L Zhiyang    Executive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 LIN Xiaolong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 From...

作者：毛一炜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韩瑞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1949年后，中共以暴力篡夺政权，以意识形态奴役民族。自由、法治与信仰被摧毁。真正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是民主与人性的象征。纪念国殇日是为了警醒与重生。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建国”。但那并不是中国的诞生，而是中国被劫持的开始——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被武力篡夺，合法政府被迫退守台湾。从此，一个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政党，窃据国家机器，用意识形态奴役整个民族。 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它有宪法、有国会、有新闻与言论自由。哪怕年轻、脆弱，却象征着中国人追求民主与法治的开端。那是一个可以辩论总统、批评政府的时代，一个中国人终于以“公民”身份面对国家的时代。 而中共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切。它用阶级斗争取代法治，用党性取代良知，用领袖崇拜取代信仰。 七十多年过去，中国的现代化被独裁体制所扭曲——1958至1962年的大饥荒，三千万以上同胞饿死在“人民公社”的口号下；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知识、文化与家庭；1989年的天安门血案，坦克碾碎了青年一代对自由的希望；而在今日的新疆、西藏、香港，自由被掐断，语言与信仰被迫沉默。 中共一边高喊“国庆”，一边制造国殇。它不代表中国，它只是以“中国”的名义继续统治中国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是孙中山所言的“民有、民治、民享”；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是社会坚持的选举、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那才是中国应有的模样——一个自由而有人性的国家。 10月1日提醒我们：中国被偷走了，真正的国家被迫退守台湾，十四亿人民被囚禁在一党专政之下。纪念“国殇日”，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清醒；不是为了撕裂，而是为了重建信念。唯有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才能重新走上救赎与重生的道路。 让我们重新喊出：“中华民国才是中国，中共不是中国！”让这句话，不只是口号，而是觉醒的起点。 ...

作者：赵雪峰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tomorrow 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赵雪峰，2025年10月11日，我参加了茉莉花行动，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14周年。我手举《在野党》杂志第14期站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象征着对中共极权体制的公开抗议与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定捍卫。《在野党》是一本让中共瑟瑟发抖、寝食难安的刊物，因为它代表着真相与觉醒的力量，我为自己能成为该杂志的撰稿人而感到自豪与荣耀。 Suppor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upporting ourselves Author: Zhao XuefengEditor: Feng Reng Editor-in-Chief: Luo Zhifei Proofreader:...

一场关在防火墙里的“国际化”闹剧 作者：冯仍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根据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境内外籍人士总数为84.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06%。这意味着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外国人的影子。这个比例比印度、日本、乃至许多非洲国家都低，只略高于朝鲜。换句话说，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单一种族”的大国。 然而，就在这样的现实下，北京却在今年10月1日高调推出所谓“K签证”政策，宣称要从全球吸引理工科（STEM）领域人才，打造“中国版H-1B签证”。按照宣传口径，这是一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举措，目的是和美国争夺科技人才。 但讽刺的是，这项签证政策刚一宣布，舆论几乎全线翻车。微博话题“#K签证会让外国人抢走我们的饭碗吗#”登上热搜，评论区成了排外与怨气的宣泄场。人民日报不得不亲自下场“科普”，试图挽救形象；然而网民的愤怒却并非因为他们“仇外”，而是因为他们早已被体制教会了“封闭与敌意”。 中国政府多年来筑起的信息防火墙，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乎没有与外部世界直接交流的机会。外国人稀少，外语教育僵化，海外媒体被屏蔽——于是，整个互联网舆论生态自然滑向一种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于是，当K签证出现时，这种“防火墙下的国际化”就成了一场闹剧：民众害怕外国人会“侵占中国”，甚至出现“防止印度化”“五胡乱华重演”的荒诞论调。 但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K签证本身，而在于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谎言体系里的社会。一个连自己公民都不信任的政权，又凭什么能吸引外国人才？ 看看现实：同样的时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8.9%，而且这还是“优化后”的数字；22岁的女留学生张雅笛因为参与“挺藏会”活动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可能面临十五年刑期；网络博主户晨风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被封号、被围剿。——在这样一个“言论可致罪”的国家，外国人真的敢来吗？ 即便他们来了，又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WhatsApp、没有YouTube、不能自由上网”的信息孤岛。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问题，又何谈创新？ 事实上，K签证并不是“开放”的象征，而是当局焦虑的产物。它不是为了吸引人才，而是为了制造一个“我们仍在开放”的假象，好让国际投资者相信这个体制依然稳定、可靠。但对内，它照旧封锁信息、打压异见；对外，它竖起笑脸，企图在全球舞台上争取科技与资本。 这是一场典型的“双面开放”：外向的面具，内向的灵魂。 因此，中国真正需要的“K签证”，并不是发给外国人的，而是发给自己的青年。让他们能够自由迁徙，不被户籍束缚；能够自由表达，而不被删帖封号；能够自由选择信仰，而不用担心被指控“邪教”；能够凭努力改变命运，而不是靠“关系”与“背景”。 只有当中国青年首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是“被统治的对象”，中国才有资格谈对外开放。否则，无论发出多少签证，建多少“人才引进园区”，都只不过是在一堵更高的墙上贴一张“欢迎光临”的标语。 真正的开放，不是让外国人来，而是让中国人走出去、说真话、活得像人。K签证能解决的，只是数字；制度改变的，才是命运。 China's "K Visa" A Far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ehind the Firewall Author: Feng Reng Editor: Zhong Ran     Editor-in-Chief: Luo Zhifei     Translation: tomorrow Abstract: China's K visa...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有件大好事，人人谈得热闹：“国库要补窟窿了。” 窟窿倒不是城墙下的那个洞，而是深不可测的铜盆，只不过盆里原来是满的，后来变空了。空了便响，引来了新的规矩。 ...

作者：张致君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2025 年 9 月以来，知名教育指导网红张雪峰在“九三阅兵”相关言论中称若发生“解放军攻打台湾”时他将捐款数千万人民币，相关言论在社交平台迅速发酵并引发争议，随后其多个主账号被“禁止关注”或被各平台标注违规并短暂封禁，官方舆论将其长期以来“教育指导极端功利化”与此次言论联系起来予以批评。本张雪峰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否是中共官方对“战争话语”的管控边界、中央与地方媒体的信号传递存在何种机制、中共政权对社会动员与节奏的把控如何、以及商业化网红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市场竞争中的脆弱位置都是张雪峰事件中我们作为中台关系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纪念“九三阅兵”或相关大型阅兵讨论的语境中，张雪峰发表视频或直播言论，称若发生对台军事行动，他个人“至少捐款5000万，公司可捐1亿”的激烈表述，该言论在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迅速传播并引起媒体与公众关注；随后河南省官媒等对其言论发表批评性评论并引发更广泛讨论。几周内，张雪峰旗下多个平台账号出现“禁止关注”或被标注“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并有官方或半官方媒体将其既往在教育领域的“功利化”导向与此次言论联系，认为其具有误导性或有损社会秩序。 要理解为何一个以教育咨询起家的网红会因煽动式战争言论而被“封关”，需从三条互相交织的政治逻辑出发：即国家对战争与对外行动叙事的节奏控制；对公共话语边界与“非官方动员话语”的排查；政治与商业化网红之间的利益与权力不对称。 对于台海战争话语的节奏，国家要控制“何时说、谁来说”。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关于使用武力、对外军事行动的议题并非普通社会话题，它涉及外交策略、军事部署、国际法后果、以及国际舆论的节奏管理。官方通常需要在信息发布与行动之间保持严格的节奏控制与战略时机，任何在官方未授权的情况下出现“倒计时”式或过于激进的言论，可能造成三类风险从而干涉中共下一步政治行为：对外交与军事部署的“过早暴露”或误导外界判断，影响外交斡旋空间与行动灵活性；造成内部社会情绪的非理性提升或群体极端化；在国际与两岸舆论中形成复杂信号，引发不可控的危机升级或被中共内部的政治对手利用。 基于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官媒对张雪峰言论迅速作出批评并在某些渠道删除相关批评，反映出中共官方在中台关系敏感议题上的高度敏感与快速反应机制。 中共通常允许并鼓励符合官方叙事、稳定社会的正面言论（例如宣传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等），但从目前中台关系来看，中共对“非官方的动员台海战争话语”持谨慎态度。张雪峰的言论具备“自发动员”和“募款暗示”的双重风险：一方面他以个人与公司名义宣称将为军事行动捐巨款，这实际上暗含着鼓动公众将战争视为某种消费或表演性的捐赠事件；另一方面，流量驱动的网红言论容易将极端情绪放大，形成社会情绪的自发蔓延。中共官方在整治 “极端对立情绪”时，会将此类言论视作需要清理的对象。多家评论指出其言论可能“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宣扬恐慌焦虑”，并将其与长期的“教育功利化”倾向并列批评，借此在道德与专业两层面削弱其公共话语的合法性。 观察本事件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张雪峰事件一方面出现了地方官媒（如河南大象新闻）对张雪峰公开点名批评的情况；另一方面有些媒体随后删除批评文章或调整措辞。此类现象反映出中央和地方媒体在敏感议题上的复杂互动：地方媒体有时会试图通过点名“顶流人物”来表现“维护社会秩序”的姿态，但一旦中央层面对该议题有更细腻或不同的节奏考量，地方媒体会被要求收回或软化表态。换言之，媒体既是信号发射器，也是信号接收器，地方官媒的迅速点名与随后处理，说明了在敏感外交军事议题上，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即时的协调与纠偏机制。多家报道记录了官媒点名与删除的过程，更加显示这一点。 张雪峰作为“教育顶流”，依靠流量变现、付费课程与咨询等商业模式快速积累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等同于政治保护。事实上，在权力体制面前，网红的流量既是资产也是风险：一旦言论被定性为“扰乱社会秩序”或“有不当导向”，平台、广告主与监管机关可以迅速切断其变现通道并限制传播。报道显示，张雪峰的多个账号被禁止关注，平台以“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为由采取行动，更加反映出平台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协同机制。对网红而言，参与政治色彩强烈的话题，尤其是在政府尚未统一节奏或表态前，极易将自己置于被动位置。而政府此前的社会性试探，对中台敏感话题的试探，只能从中共指定口岸输出，张雪峰事件恰是印证了这点。 中共官方控制媒体在批评张雪峰时，不仅针对其“鼓吹战争”的言论，也把其长期的教育主张列为批评对象，称其“教育指导极端功利化，可能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这种将即时政治问题与长期社会影响并置的做法，有两重政治功能：从价值层面削弱其社会信誉：把争议话语同其长期的“错误导向”捆绑，使其既在政治上失据，也在专业信誉上受挫；从制度正当性层面强调“公共教育应服务国家战略”：以“国家发展的人才根基”为理由，强调教育话语应与国家发展目标一致，从而扩大对教育领域话语的政治监管范围。 这种策略既是舆论驳斥的手段，也是扩大监管合法性的政治技术。多篇官方评论与省级媒体的批评，正是以“教育功利化”为切入点进行的道德化指控。 张雪峰事件并非个例，包括近期被封禁的户晨风，在中共治理逻辑下，权力—话语—市场三角关系为维系政权稳定和为政治服务更加明显。 权利方面，中台关系和台海战争部署属于高度敏感话题，国家对敏感议题有高度节奏化掌控权。中共政府对战争、主权等重大问题保持信息发布的节奏与话语主导，任何非官方的言论都可能被迅速遏制。 话语权上，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治理已成为延伸的政治治理工具，社交平台在监管敏感信息、限制账号功能方面具备可操作性，并在国家与平台间形成事实上的协同治理网络（例如通过“社区公约”“违反法律法规”标签实现快速处置）。 而有市场资源的商业化意见领袖在政治领域十分脆弱。流量与影响力虽然能在短期内带来利益，但在政治敏感点上，流量并不保证安全，反而放大了被监管的风险。通过道德化批评也成为扩大治理正当性的常用策略，中共在处理“网红”问题上把个体问题与“国家长期利益”等高价值命题绑定，能够更容易争取公众支持并拓宽治理边界。 张雪峰事件表面看是一起因“激烈言论”而被处置的舆论事件，深层则反映出在中共政治生态中：中共对敏感议题的话语节奏有高度掌控，地方与中央媒体在言论管控上存在即时的校准机制；商业化网红在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红线面前极为脆弱；官方通过道德化与专业化的批评话语来扩充治理正当性。 张雪峰事件提示我们，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言论的自由与市场的私利容易发生冲突，而对这些冲突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政府、平台与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协同治理轨迹，以及对“教育导向”“战争话语”双重维度的政治敏感，是导致张雪峰快速被封禁的政治选择结果。 在中共，能说什么话，是要政府批准的。哪怕有些政治风向是中共提前释放出来试探社会反应的，作为普通民众连跟从的资格都没有。 “妄议”政治在中共政权下，是一道高压线。 From Zhang Xuefeng’s “Donation to Invade Taiwan” Remarks to His Nationw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