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10 月, 2025

作者/副主编：张致君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被捕前的昝爱宗（中）与邹巍（右）在朱虞夫家） 2025年10月6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朱虞夫先生获悉，邹巍之父邹福明在杭州去世，羁押在看守所的邹巍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 同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发布讣告：“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邹巍的父亲邹福明先生于2025年10月6日18时3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八十七岁。邹巍因2024年7月13日到浙江海宁钱塘江边悼念刘晓波而被抓捕，于同年7月20日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2025年9月19日，拱墅区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邹巍不能与其父作最后的告别及参加葬礼。特此电告国内外同仁及各界。” 邹巍因海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共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捕并关押。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后，一直未宣判。 家庭与亲情是社会最基本的情感纽带，也是衡量文明社会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民主国家，即便是服刑囚犯，其亲情权利通常受到法律保障，这体现了法治独立、司法透明和制度文明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中国浙江民主党人邹巍因政治原因被羁押，其父亲去世时，他无法参加葬礼。这一事件是个人家庭的悲剧，也折射出中共专制制度对人性、家庭权利和社会信任的系统性摧毁。 邹巍，长期从事民主运动与政治倡导，曾因推动宪政改革与多党竞争触碰中共政治红线而被羁押。邹巍未能在父亲遗体前行最后告别礼，再一次把中共专制权力凌驾于人性和家庭伦理之上的制度逻辑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邹巍无法参加父亲葬礼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中共专制体制中一贯性制度化的政治压制行为。中共常将家庭关系视作政治控制的工具，通过剥夺亲情权利强化对异议者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孤立，形成制度化控制的长期机制。 历史上，中共长期对政治异见者及其家庭施加干预，形成系统性压迫，具有非常典型的制度特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母亲病逝时无法探视，其临终告别被剥夺；维权人士黄琦被羁押期间，其母亲去世也未获允许参加葬礼；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长期被软禁，其亲属在生死事件中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案例显示，中共将亲情剥夺作为政治控制工具，通过制度化的心理压迫削弱异议者意志，从而确保权力的绝对控制。中共专制体制的核心逻辑是权力优先、服从绝对，亲情与个体情感可能成为独立意志的体现，因此被视作潜在威胁而受到压制。这种制度性剥夺不仅影响个体心理健康，也破坏社会信任与伦理基础，使社会整体呈现长期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氛围。 中共对家庭和亲情的干预不仅是心理层面的控制，更是通过法律条文和行政条例加以规范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看守所条例》赋予了行政权力广泛裁量权，使羁押人员的探视权利、与亲属沟通权利以及参加家庭重大事件的权利受制于政治判断，而非独立司法。这种权力扩张直接导致了邹巍事件的发生，也是中国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缺乏独立性、无法有效保护基本人权的体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权力与家庭伦理发生冲突，亲情成为政治控制的牺牲品。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在法治独立的国家，囚犯可以在直系亲属病重或去世时申请临时外出参加葬礼，并且此类申请由独立司法系统审查，不受政治干预。在美国，联邦监狱局规定囚犯可申请“compassionate leave”，允许其在警员陪同下参加亲属葬礼；在日本，狱政法允许囚犯在直系亲属重病或死亡时申请临时探视；欧洲国家同样保障囚犯家庭权利，通过法律确保权力不得随意剥夺个体尊严。在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台湾，政治案件羁押者在家庭重大事件中亦可获得临时外出许可。这些实践显示，制度独立、法律约束和透明的审查机制是保护亲情权利、维护人性尊严的核心条件。 从理论层面分析，亲情权利是人性最直观的体现，也是权力与法治关系的重要检验指标。专制国家权力追求绝对服从，而亲情体现个体独立性。在剥夺亲情权利的制度逻辑下，权力将家庭关系纳入控制体系，以削弱异议者的心理韧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剥夺亲情权利会导致长期精神创伤、孤立感、抑郁和焦虑，不仅影响被羁押者本身，也对家庭成员造成心理伤害。在社会层面，这种制度化的控制会形成恐惧氛围，削弱社会信任和社会凝聚力。这种制度性恐惧和家庭关系破坏导致社会参与度下降，公民自我审查增加，形成长期制度性信任危机，从而对国家治理造成深远影响。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亲情权利是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应以保护公民权利和尊严为核心。若国家剥夺最基本的人性权利，如亲情权利，则其合法性和道德基础应该受到质疑与挑战。邹巍事件表明，中共通过政治化羁押行为剥夺亲情权利，违反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使国家权力成为个人自由和家庭伦理的压迫工具。 在社会学视角下，专制对家庭权利的剥夺形成长期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家庭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亲情权利受限削弱了民众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形成连锁效应：民众自我审查，社会参与度降低，社会合作意愿下降，导致长期制度性信任危机。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影响教育、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使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下降。 邹巍事件同时揭示了国际社会在监督中共专制国家人权时的作用。政治异议者家庭权利的保护不仅是国内法的问题，也涉及国际法和全球舆论的监督。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是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核心机制，权力受约束才能保障亲情权利不受政治干预。国际法律监督、舆论压力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可以形成对专制国家的外部压力，促使其在处理政治案件时更加谨慎。这种国际压力不仅限于公开谴责，还可以通过报告制度、联合国调查和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系统监督，形成持续的约束力。 亲情权利不仅是个体基本权利，也是社会文明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共制度若无法保障亲情权利，其所谓文明水平仅是表象，而非实质。邹巍无法参加父亲葬礼，是中共专制制度冷酷与人性剥夺的典型案例。对比民主国家的实践，亲情权利在法治独立、司法透明的社会中得到保障，权力无法随意剥夺人的尊严。父亲已逝，儿子仍被囚，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制度冷漠的体现。 中国若希望实现法治与文明，必须让法律高于权力，让亲情、人性与尊严成为制度核心，而非政治工具。 邹巍父亲的葬礼，是铁窗前的沉默，也是对中共专制冷酷的控诉。唯有让人性重回制度核心，类似悲剧才能不再重演。现如今要求中共·制度改革、司法独立、法治透明，逐步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人性和家庭权利的社会已无可能。 唯有结束其专政，才能迎来真正改变。 附邹巍简历： 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俗称浙江民主党人），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政治犯。 因执着追求民主自由理念，很早即成为浙江杭州区域坚定的民主运动参与者， 又因浙江省民运人士冲破中共政府的打压与阻隔风险成立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其即一直以浙江民主党人自居，故此多次被当局警方传唤和抄家。2012年1月12日，就曾因广东省陆丰市发生了乌坎事件（即陆丰市乌坎村在基层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村民从对经济的要求上升到对政治的要求的集体抗争事件，此一事件因震惊世界而导致中共认为国内政治形势严峻，其遂在此阶段被杭州市警方数十人突然冲进其家进行大抄家，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因其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詹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返家后，7月20日，其再次因海祭之事和昝爱宗同天被杭州市拱墅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 同年8月29日，二人又被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以同罪名予以正式批捕。后遭起诉，2025年9月19日开庭，未当庭宣判。 目前被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又称半山看守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342-68号，邮政编码：310011） The Father’s Funeral and the Silence Behind Bars — In Mem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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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2025年9月，浙江绍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故——9月13日深夜，地铁末班车收车之后，四名清洁工人在作业中穿越二号线路铁轨时，被一架驶回车厂检查的列车撞到，造成三人身亡一人受伤。事件直到11天后的24号才被报道，官方公告草草了事，全网随即陷入噤声，在官家眼里三条生命的消失不值一提。 稍微了解社会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事件，此类悲剧已经发生多次。 2018年8月7日，深圳龙华区大浪街道悠山美地家园小区的河道箱涵中，两名清淤工人刚结束作业，准备离开时暴雨突至，洪水迅猛灌入涵洞。导致一人被冲走失踪，第二天才在下游观澜河找到遗体。 2019年4月10日，深圳再次遭遇暴雨。罗湖区与福田区约25名工人在清理水沟时突遇洪水，十多人被冲走，最终确认10人死亡、1人失踪。 两次事故，暴雨早已在气象预警之中，可就在倾盆而下的前夕，领导仍让工人冒险工作。 2023年7月，南京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避雨时被暴涨的积水冲走。三天后，她的遗体才在下游被找到——她在工作岗位上丧命，却无人被追责，反而被美化成“英勇绿化工人”。在极权的逻辑中，用生命为其献祭，即为典范！ 同年5月，贵州毕节6名教师被领导要求下河捡鹅卵石，装饰校园迎检查。上游水电站突然泄洪，河水暴涨，两人不幸溺亡。事后，校方矢口否认这项行为是学校要求，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上班时间，教师会下河捡石头。 中国的“马路天使”清洁工，一不小心就可能真的成为“天使”。2013年云南、2013年长春、2014年呼和浩特、2014年深圳、2014年郑州、2015年北京、2017年哈尔滨——不同城市，相同惨剧：清晨或深夜清扫道路的清洁工，被疾驶的车辆撞死。这样的悲剧屡次上演。城市每天都在苏醒，而他们，也许明天就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一连串的死亡，反映出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危险是常态，保护是空谈。安全监管成了摆设，预警信息止步于办公室，责任层层外包，工人签着临时合同、拿着微薄工资，却要承担生命的全部风险。出了事故，媒体报道三天，舆论关注一周，随后一切归于沉寂——赔偿草草，责任人“停职检查”，体制“吸取教训”，然后一切照旧。 而政府的冷血，更令人作呕。他们热衷于制造“发展奇迹”，举办阅兵、政绩展示、光鲜宣传，却从不在意基层的血肉。他们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普通人的生命只是生产成本。绍兴无人驾驶地铁的悲剧背后，是极权制度和盲目机械化形成的“绞肉机”；贵州教师溺亡事件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上级检查的盲目迎合。 官僚体系阿谀奉承、热衷面子工程，却对老百姓冷酷无情，尤其是底层民众——在体制眼中，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丢几条烂命无伤大雅。在“九三阅兵”上，政府可以精准调动万人队列，却无法保证最原始的生命安全——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保护普通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里。 这些逝去的工人、教师、环卫者，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遗言，也不会被写进官方年鉴。他们只是用生命提醒世人：这个不保护弱者、对死亡习以为常的社会，才是我们“繁荣盛世”下的真相。 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不在于高楼与地铁，而在于那些清扫街道、疏通暗渠、修剪绿化的普通人，能否平安回家。 我们不要成为极权统治下的个体牺牲品，我们要的是一个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以人性为根基的国家。 The Vanished Workers Author/Editor: Zhong RanEditor-in-Chief: Luo Zhifei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Lyu Feng In September 2025, a shocking...

全美声援于朦胧行动通告 Issued by: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Party of China） 旧金山活动时间： 2025年10月19日 12:00pm-14:00pm 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地址：1450 Laguna S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组织者： 胡丕政 何宜城 蔡晓丽 李海风 李晓艳 高应芬 关永杰 高俊影 活动现场联系人： 蔡晓丽：5108236373 活动收集：胡丽莉

第760次茉莉花行动 中国锡安教会“109大抓捕”祷告会暨抗议活动 时间：2025年10月18日（星期六）下午3点 地点：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活动信息 活动负责人：张倩 赵贵玲 倪世成 +1 6263109606 活动代祷：蔡淼 潘蒙恩 活动发起人：赵叶 何兴强 程筱筱 潘蒙恩 活动主持人：程筱筱 潘蒙恩 曾群兰 赞助人：程筱筱 何兴强 各位反共勇士民主党人人都是义工 请大家积极接龙担任活动义工负责人： 组织（负责召集、宣传大家参与活动）：曾群兰 、周恒 、张娜、黄吉洲 摄影（照相）：毛一炜 卓皓然 摄像（录视频）：牟宗强 安保秩序（负责现场秩序引导大家）：杨凡 媒体宣传（可以不到现场，负责网络宣传引流）：苏一峰 设计：王中伟 新闻稿：张致君 主办单位：全能基督灭共阵线 中国民主党-罗兰岗支部 2025年10月12日，中共在多地对锡安教会（Zion Church）牧者和同工进行大规模抓捕。12日晚10点，已有19位牧者和同工被带走，5人被释放，另有1人身份待核实。 这场被称为“109事件”的大抓捕，波及全国多地，是近年来中共对家庭教会最严厉的打压之一。 被带走人员名单（共19人） 上海 1. 王林牧师 2. 刘江（多媒体同工） 北京 3....

——我的“六四”纪念与民主传承之路 作者：卢超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从中国大陆“墙内觉醒”到美国自由土地上持续纪念“六四”的心路历程。作者回忆了最初通过“翻墙”接触天安门真相的震撼与愤怒，描写了觉醒后的精神挣扎与行动转变，并讲述他在海外加入民运、参与纪念活动、延续民主火种的经历。文章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叙事，展现出一位普通中国人从沉默到发声、从恐惧到坚持的灵魂觉醒与信念传承。 夜色在窗外漫开，电脑屏幕是我唯一的光源。那一年，我二十多岁，一个在体制内长大的普通青年。那时的我，从未听过“六四”这两个字。我们在课本里学“改革开放”，在电视里看“盛世中国”，而“真相”似乎从不属于我们。 可那天，我出于好奇，打开了一个陌生的窗口——翻墙。 屏幕那一端的世界，与我熟悉的一切格格不入。 嘈杂的喊声、飘扬的横幅、年轻的面孔、坦克的轰鸣。 我看见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国际歌》，看见学生代表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也看见午夜的枪声与血迹。 我呆坐在那张旧木桌前，手心渗出冷汗。 原来，我被教育去“爱”的国家，曾经这样对待他最纯洁的孩子。 那一刻，我心底的某种秩序塌陷了。 我意识到，真正的“爱国”，不是沉默的服从，而是敢于说出真相。 那一夜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我开始悄悄阅读被禁的书，偷偷保存那些视频。每当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谈“自由”或“人权”，我都会去留言、去辩论——哪怕账号被封、手机被查、朋友劝我“别惹麻烦”。 但我知道，我已无法回到从前。 那是一种“醒来”之后的痛苦，也是一种不可逆的召唤。 一、从沉默到发声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初到洛杉矶的那一年，我在唐人街的超市打工，夜里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 但我终于能自由地上网，能在公共广场举起标语，不必担心第二天就消失。 记得第一次参加“六四”纪念集会，是在中领馆门前。那天阳光炙热，我和一群陌生的华人站在一起。有人拿着扩音喇叭高喊口号，有人默默举着写着“悼念六四”的牌子。 一位白发老人颤抖着举起蜡烛，对我说：“孩子，我当年就在广场上。”那一刻，我喉咙发紧。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活着的见证。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开始写文章、组织活动。我用文字记录真相，用行动纪念死难者。我们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华府举行集会。每当我看到有人停下脚步、伸手接过传单，我就知道——记忆仍在传递。 二、烛光与誓言 每年六月四日，我都会穿上那件印有“64”的T恤。 在自由雕塑公园的夜里，风轻轻拂过烛光，我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同胞并肩而立。有人高唱《自由花》，有人在祷告。烛光在夜色里微微颤动，就像那些逝去的灵魂在回应。 我常常抬头看那片星空，想着：三十多年前，北京的夜空下，也曾有同样的星星，只是被烟雾与火光遮蔽。如今，我们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把那盏烛光重新点亮。 有时我会想到，如果那些年轻人还活着，他们今天也许已是教师、记者、工程师、父亲、母亲。而他们的理想：公平、法治、尊严，仍在召唤我们。那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 三、自由的道路 民运不是浪漫的诗，它是流亡者的血泪，是被审问、被放逐、被误解的坚持。但我没有后悔。我相信，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唤醒；每一场纪念，都是一次延续。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谎言，却在真相中重生。“六四”的烛光点燃了我心中的火，也照亮了前方的路。 有时我在深夜写作，电脑屏幕上的光映在墙上，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屋子。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害怕黑暗。 因为我知道，有无数个我，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守护着同一份信念。有一天，当自由真正降临那片土地，当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为那段历史默哀、为那群青年献花，我会告诉自己—— 这一声声的呐喊，值得。 From Waking Up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