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12 月, 2025

作者：刘芳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本身并不存在争议。真正需要被讨论的，是死亡数字如何被统计、如何被解释，以及这些数字在政治叙事中如何被使用。任何历史结论，一旦无法通过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与算术检验，就已经偏离了史学讨论的轨道，转而成为政治工具。       1937 年以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人口接近百万。随着战局迅速恶化，政府南迁、军队撤离、学校停办、工厂内迁，大规模疏散迅速展开。离城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南京成为全国撤离最为彻底的城市之一，这直接改变了城内人口规模与结构。       多方第三方记录对南京沦陷前后的城内人口规模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断。1937 年 12 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正式文件中提到，集中在安全区内的平民约二十万人；美国外交人员的公务电报估计，城内人口在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之间；负责安全区事务的德国人士，以及多位传教士和医务人员，根据避难点容量得出的结论亦大致相同。这些来源彼此独立，却从未出现五十万，更没有“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的说法。       由此可以确定第一组基础事实：南京城内平民总数约为二十多万人。       第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幸存者规模。日军进城后，南京安全区并未立即瓦解，而是持续运作，集中收容并保护了约二十万平民。这些幸存者并非事后推算的抽象数字，而是有明确居住、配给与管理记录的具体人群。任何关于南京的叙事，都必须承认：城内至少有约二十万平民被明确记录为存活。       第三组证据，是占领初期之后南京出现的人口回流与基本社会恢复，这一现实情形，与“城内发生三十万级别平民大屠杀”在社会学与人口学层面形成明显矛盾。 随着战事结束、局势相对稳定，一部分此前逃离的市民陆续返城，城市开始重新运转。一些研究者指出，人口回流本身不足以单独决定死亡规模，但若城内在短时间内发生三十万量级的平民屠杀，其社会后果不应仅体现为人口减少，而必然表现为长期、系统性的恢复障碍：大量岗位空缺、生产与服务链条断裂，以及由极端暴力所造成的持续恐惧，对回城意愿形成强烈抑制，其结果更应是回流迟缓、恢复困难。然而，结合战前人口基数、安全区幸存者记录与随后出现的人口回归情况，南京并未呈现出与如此规模屠杀相匹配的长期社会失序状态。基本生活秩序得以维持，社会运转逐步恢复。这一现实状况并不能用于“证明”具体死亡数字，却在既定人口结构框架下，进一步削弱了高死亡估计在城内语境中的合理性。       将上述事实合并考察，矛盾便十分清楚：城内平民总数只有二十多万，其中约二十万人被明确记录为幸存者，同时还存在战后回流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南京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在算术层面难以成立。要维持这一说法，必须假定城内曾存在远超五十万的平民人口，或否认安全区幸存者的存在，又或将回流人口视为凭空出现，但这些假定均缺乏同时期证据支持。       正是在这里，中共叙事引入了一个关键前提：南京城内曾有“五十万平民”。这一数字并未见于 1937 年当时的安全区文件、外交电报或现场记录，更像是为既定结论倒推出来的人口设定，其功能在于为“三十万”提供算术空间。       为回避由此产生的矛盾，相关叙事不断模糊统计边界，将城内与城外、平民与士兵、战俘与溃兵、战斗死亡与非战斗死亡混合计算，最终把性质各异、责任不同的死亡压缩进一个情绪化的整数。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史学研究，而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叙事体系对数字讨论实行事实上的垄断。任何质疑都会被迅速转化为道德或政治指控，方法问题被等同为立场问题，证据讨论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不再允许被检验，只能被重复。       这一选择性执着，与中共对自身统治下大规模死亡的长期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大跃进时期造成的饥荒被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政策责任被系统性抹去；新冠疫情早期因隐瞒、封锁和打压信息而导致的死亡，则迅速被去责任化、去政治化处理。这些生命既缺乏持续、公开的统计，也不允许被严肃追问，更谈不上制度性的纪念。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中，南京被不断放大，成为转移责任与制造情绪的安全对象。       当南京被反复强调、并被赋予“不可讨论”的数字时，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已不只是历史细节，而是动机本身。一个政权为何执着于放大他人造成的死亡，却对自身统治下的大规模死亡长期保持沉默，甚至系统性抹除？       南京在这种叙事中不再是理解战争残酷的历史事件，而被转化为政治工具，用以制造仇恨、转移视线。受难者被抽象为数字与符号，历史被固定为情绪表达与忠诚测试。这既是对南京死者的再次利用，也构成了对所有无法被纪念的受害者的共同伤害。 Manipulated Mourning and the Nanjing Narrative Author: Liu Fang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作者：赵令军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摘要 本文以黎智英拒绝离港、选择入狱的决定为核心，探讨在威权体制下“回归与坚守”这一看似非理性的选择所具有的道德与历史意义。通过对黎智英、纳瓦尔尼与金明日牧师的对照，文章指出：当语言被权力占用，人的身体与命运本身便成为无法抹去的证据。他们的牺牲未必立刻改变现实，却构成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见证。 在全球持续关注中，黎智英案终于进入关键审理阶段： 黎智英老先生被判“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3项罪名，至此，已被关押了5年多，前后被审讯了共156天的黎先生，总算被中共强按了几个正式的罪名。黎先生坚持自己无罪，但《国安法》指定的3名法官，判定他有罪。 虽然最终量刑结果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仅“勾结外国势力、煽动颠覆”这一项指控，便足以判处无期徒刑。黎先生已年近八旬，长期监禁对其身体的摧残早已显现；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下，人们几乎看不到他重获自由的可能。 而黎老先生，显然已经做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的准备！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选择！ 在当代政治迫害史中，有一种选择反复出现，却始终令人心惊： 明知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死亡，仍然选择坚守或回归。 黎智英先生，正是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作为香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传媒人之一，他并非无路可退。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巨额财富，并持有英国护照，离开香港，对他而言并不困难，继续在海外发声，也完全可行。但在香港自由迅速坠落的关键时刻，他婉拒了好友的劝说，依然选择留下，并最终被捕入狱。 在被关押前夕，他于九龙家中接受 BBC 记者采访。当记者试图询问——或者说，提醒他，是留在香港还是迁往他处生活时，他不等问题说完，便平静地回答： 在狱中。 他说： 现在在这里，我是平静地活着；在狱中，我是有意义地活着。 那不是一句即兴的话，那是一个睿智的长者对自己未来走向的清楚认知。 “有意义的活着”，不是激情的宣言，而是一条清醒而孤独的归途。 这条路，通往牢狱，通往审判，也通往历史。 选择，并非源于误判，也不是情绪化的冲动，而是一种清醒而沉重的判断。 一、为什么不走？ 在威权体制下，“离开”往往被视为理性之举。 安全、自由、持续发声——这些理由看似无可反驳。 但问题在于： 当所有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都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将面对什么？ 留下来的，不仅是风险，更是被迫承担“失败者”“被抛弃者”的身份。 而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社会的清空。 黎智英拒绝让这种逻辑成立，他说：我不能离开。一旦离开，即会影响苹果日报的信誉，也会影响民主运动的团结。这件事，必须由我来承担责任！ 他的留下，意味着一种立场： 不是因为走不了，而是拒绝让“离开”成为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当身体成为证据 在极权环境中，语言最容易被扭曲和掏空。 “法治”、“秩序”、“稳定”、“国家安全”这些词汇被反复使用，却不断被重新定义，最终服务于独裁专制本身。 当语言失去可信度，人的遭遇，就成了最后的证据。 黎智英的被捕，清楚地表明： 所谓“依法治港”，并非法律对权力的约束，而是权力对法律的占用。 他的审判，也以最直观的方式证明： 那个曾以法治与自由著称的百年香港，在被中共统治仅二十余年后，迅速陨落——经济凋敝、法治崩塌、自由消亡，使得中共对于香港自由、繁荣状况的一切辩解，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愈发苍白。 三、相似的归途：纳瓦尔尼先生与金明日牧师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却做出了同一种选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中毒并成功治疗后，本来可以选择在德国陪伴家人并用另一种方式抗争的，但依然返回俄罗斯。他十分清楚，等待他的将是监禁，甚至更糟的结局。但他仍然选择回去。 因为他明白：如果反对只能在流亡中存在，那么权力就已经赢得了道德优势。 他的死亡，彻底暴露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真实面目。 而在中国，金明日牧师所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他原本可以选择在美国做牧师，家人也在身边陪伴，过着优渥的生活。 但他依然选择了宗教自由被严格控制、甚至被摧毁的中国，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继续牧养、讲道、见证。 金牧师的选择并非出于政治动员，而是源自信仰本身；被捕后，面对来访者，他说：以前看到其他的牧师或传道人被捕，他无能为力，很是纠结；现在自己被抓，反而觉得很坦然了。 以生命实践信仰，以大无畏的牺牲，深刻诠释“为真理而死”境界。 他们都明白： 真理若只能在安全之地被宣讲，便失去了超越性。 四、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现实结果看，他们的选择并未带来立刻的改变： 香港未能因此恢复自由！ 俄罗斯未能因此走向民主！ 中国的宗教与言论空间依然严重受限！ 如果仅以短期成效衡量，这些牺牲似乎“并不划算”。 历史也从来不只由结果构成。 但他们发出的光芒，会引领很多人走出黑暗！ 五、不可被抹去的意义 威权最渴望塑造的，是一种顺从的共识： 低头是理性，沉默是成熟，活着比尊严重要。 而黎智英、纳瓦尔尼、金明日牧师的存在，使这种叙事在道德上彻底破产。 他们并未诉诸暴力，也未谋取私利， 他们只是拒绝配合谎言，坚持真理。 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被彻底抹黑，也无法被轻易遗忘。 结语：归途之上的人 他们并不要求后来者复制他们的道路，因为牺牲从来不是义务。 但正是因为有人愿意承担最沉重的代价， 后来的人，才仍然拥有选择是否站立的自由。 归途之上，有人离开，有人沉默，也有人回去。 黎智英等伟大的殉道者们，选择了回归和坚守。 而这种选择本身，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清晰、也最沉重的注脚。 赵令军（Frank），2025年12月20日星期六，加拿大 On the Road Home — In Tribute to Mr. Jimmy Lai Author: Zhao LingjunEditor: Wang Mengmeng Managing Editor: Luo...

作者：毛一炜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最近看到中国忽然刮起一阵奇怪的风——俄罗斯免签刚落地，各种宣传就像接到命令一样，满屏在喊“快去！特别安全！”柬埔寨那边也是同样的夸法，一个是现实里电诈、绑架频发的国家，一个是前线每天还有炮火，战争都还没结束的国家，能被吹成地球上最值得旅游的地方。要是不知道的人，真的会以为那里是度假胜地。       可偏偏，日本、韩国、欧美这些治安好、制度成熟、游客体验稳定的地方，却被描绘得像洪水猛兽一样。“不安全”、“排华”、“千万别去”——这种话每隔几个月就在国内循环播放。即使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的日本，在他们嘴里也是险象环生。       一个常识是，正常国家不会鼓励自己的公民去战区旅行，也不会让人往治安混乱、制度薄弱的地方扎堆。可现实是，中共不仅不提醒，反而拼命催你去。 这不是因为那里安全，而是因为——它放心那些地方不会让你“看清世界”。       你真要去了日本，去了美国，去了欧洲，你看到的新闻自由、社会秩序、法治结构，都足以把它几十年的宣传撕开一个口子。而去俄罗斯、去柬埔寨，你看到的混乱和腐败，反而让你更不会质疑“中国模式”。宣传不是为了你的体验，而是为了它的政治需要。       最讽刺的是，我这段时间在社交平台已经反复刷到中国游客在俄罗斯被黑警勒索的经历：以“没有居住证”为名罚款。免签国家的游客怎么可能有“居住证”？这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全世界都知道俄警腐败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国内宣传从来不提一句，因为那会影响他们塑造的“友好兄弟形象”。       于是就出现了荒诞的反差——中共拼命吹的地方，处处是坑；中共极力阻止你去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而这种反差在国内早就埋下了伏笔。公务员、老师、银行系统、国企员工，一大片群体的护照被集中收走，不能自由出国。理由永远是那几句机械的“涉密”、“统一管理”，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不是怕泄密，而是怕他们看见自由世界的模样。       所以它必须不断夸大危险、制造恐惧、扭曲现实，让你对真正正常的国家望而却步；同时又极力吹捧那些它能掌控叙事的国家，好让你以为自己“出去看世界”了，实际上不过是在一个更大的信息笼子里打转。       它口中的“危险”，往往只是自由； 它口中的“安全”，往往才是真正的风险。       世界并不是中共描述的那样，但中共最怕的，就是你亲自去看看真正的世界。 Dangerous Countries as Paradise, Safe Countries as Hell — The CCP’s Travel Logic Abstract:China encourages its citizens to travel to dangerous...

——写在香港民主党解散之后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2025年12月14日，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中，反对派的存在，从来不是威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证明——证明权力仍然承认自身有限，证明制度仍然相信辩论，证明统治仍然愿意被质询、被监督、被纠错。而当一个政权不再允许反对派存在，它真正表达的只有一件事：它已经不再需要被解释。 香港民主党的角色，从来不是推翻秩序。它所做的，只是提醒秩序仍需回应人民。 12月14日，这个成立逾三十年、曾是香港立法会最大反对党的政党，走到了终点。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高层曾被中国官员或中间人接触，被明确告知：若不解散，将面临被捕等严重后果。这不是一次政治竞争的失败，而是一次制度性“清场”的完成。 ...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凛冽的寒风中，偏远地区的孩子穿着破烂单衣，脚上还是夏天的凉鞋，小手被冻得一道道开裂。这是许多中国人都见过的刺痛人心的画面。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长期缺乏照料与御寒条件的留守儿童死于破旧屋中，这一事件曾短暂震动全国，却很快被舆论封存。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都会激发起民间排山倒海般的援助。然而，在中国，伸向这些孩子的温暖的手，却总是被名为“政治安全”的冰冷手铐锁住。 人们难道不奇怪吗？一个拥有核武器、拥有庞大的维稳机器的政权，怎么偏偏怕几件棉衣、几箱牛奶和那些奔走在穷乡僻壤的好心人？2018年，多名志愿者在甘肃、青海等地为牧区儿童募集御寒物资时，被以“未经批准开展活动”为由约谈，部分物资被扣留，相关人员被警告不得再组织类似捐助。 现在，让我们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剥开核心。 首先是，救助者有罪：人们的善良超过了权力的边界。 在极权逻辑下，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一种特许经营权。听起来可能荒谬，但是有许多例子。比如，立人图书馆。曾经试图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开启民智的民间组织“立人”，在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数十所乡村图书室，却因被认定存在“意识形态风险”，负责人被长期约谈，项目被全面叫停，图书被封存，志愿者网络被强行解散。政府害怕的不是那些书，而是怕孩子们在棉衣之外，还获得了思考的能力。 比如，天使妈妈。多年来，无数非官方的孤独院被强制取缔。一些跨省救助病童、弃婴的志愿者，曾被以“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管理秩序”为由调查，救助通道被迫中断。官方宁愿让孩子在福利院的破窗里无助地消瘦，也不允许像天使妈妈这样的民间团体展现出超越体制的温情。自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以来，无数深耕基层、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劳工、性别、教育类NGO被扣上了“境外渗透”的帽子，被连根拔起。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大量民间公益项目被迫注销，负责人被限制出境或长期监控。 这些案例反复证明，在中共当局眼中，一个不受控的救助者，比一个受冻的孩子要危险得多。 其次是独裁者的逻辑：宁愿“绝对控制”，也不要“社会自己救自己”。中国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排斥，源自其骨髓深处的三个深度恐惧。 一是恐惧“组织化”的萌芽。独裁政权最害怕的是民众产生横向的联系。慈善活动天然具有动员力和凝聚力，能让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团结起来。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部分不隶属于官方体系的民间救援队因拒绝接受统一指挥，被禁止进入灾区，而救援迟滞的现场画面却被迅速清理。对于一个推崇“原子化社会”的政权来说，任何能绕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纽带，都是对其统治权力的直接威胁。 然后是恐惧“合法化”的流失。中共始终强调，共产党才是幸福的源泉。如果民间组织在灾难和贫困面前表现得比政府更迅速、更透明、更具人文关怀，那民众就会发问：“既然民间能做得更好，我要这个臃肿贪腐的官僚系统何用？”在多次灾害中，民间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公布救援与物资信息，反而被要求删除内容，而官方通报却往往迟至数日之后才出现。为了掩盖无能，它必须扼杀卓越。 第三个恐惧，也是最虚伪的一个原因，就是恐惧真相。每一个需要民间求助的孩子，都是对“大国崛起”和“全面脱贫”谎言的无声控诉。民间慈善的介入，必然伴随着实地调查和信息传播，这会刺破官媒编织的盛世幻境。类似的逻辑在新冠疫情初期已被反复验证：民间记录与求助信息被迅速删除，但问题并未因此消失。他们于是出手了-----既要捂住受难者的嘴，又要斩断救助者的手。 洋葱被剥开以后，就可以站上高墙，低头俯瞰这权力下的寒冬如何凛冽。慈善被收编为“官僚红十字会”式的权力寻租场。当爱心必须经过层层政审才能到达基层，这种体制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它不仅是在拒绝外界的帮助，更是在扼杀整个国民的道德活力与同情心。 冰天雪地里，孩子依然在瑟瑟发抖，而那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正躲在高墙背后，警惕地盯着每一件试图递过墙去的棉衣与书。这种对温情的恐惧，恰恰是共产党内心极度虚弱与恐惧的明证。 Starving Children and the Fear of Power Monopoly — Why Does the CCP Regard Grassroots Charity as...

抗议中共国安法摧毁香港繁荣　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摄影：关永杰 旧金山讯：2025年12月21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公开抗议集会，强烈谴责中共当局以《香港国安法》对香港民主人士、壹传媒创办人、《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作出有罪判决，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黎智英，并释放所有因言获罪、因和平表达而被关押的政治犯与良心犯。 本次集会以“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黎智英！民主英雄无罪！独裁暴政有罪！”为主题，吸引多位中国民主党党员、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到场参与。现场气氛庄重而坚定，抗议者持续向外界传递反对中共极权、捍卫自由法治的明确立场。 政治判决震动国际社会 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78岁的黎智英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罪名成立。该案被广泛视为一宗彻头彻尾的政治审判，是中共借《国安法》之名，对香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社会良知实施系统性清算的标志性事件。 黎智英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公开反对中共暴政，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长期坚持报道“六·四”真相、揭露专制体制、支持香港民主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多次走上街头声援抗争者。2020年被捕后，壹传媒资产被冻结，《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香港言论自由由此遭受重创。 集会发言：为自由与未来发声 本次集会由中国民主党党员高应芬女士主持。她在开场发言中指出，黎智英本可安享自由与财富，却因选择良知与信念失去了自由，这种牺牲本身已揭示判决的不公正。她强调，坚持良知不是罪行，今天的抗议不仅是为了黎智英，更是为了所有被囚禁的良心犯。 中国民主党党员 活动主持人高应芬（摄影关永杰） 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党旧金山支部党员李栩在发言中指出，12月15日的判决不是司法，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黎智英唯一的“罪行”，就是坚持自由、捍卫新闻、说出真相。“一国两制”早已名存实亡，香港法律正被扭曲为镇压工具。他呼吁社会拒绝沉默，停止纵容中共的政治审判，还香港自由，还中国自由。 活动组织者之一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栩（摄影关永杰） 中国民主党党员庄帆在发言中指出，黎智英是民主英雄，是香港自由精神的重要象征。中共对其长期关押，是对人权与法治的公然践踏。他强调，习近平利用《国安法》将个人政治意志包装成法律工具，对黎智英的定罪不是普通司法案件，而是香港的耻辱，是法治被系统性摧毁的铁证，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恐吓与示范。 中国民主党党员庄帆（摄影关永杰） 国际友人、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亲历者：赛颂菲（Valerie Sansome）在现场表示，香港长期被视为自由与机会的灯塔，许多人为此给予了极大支持。黎智英深刻理解香港的价值，并清楚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却依然选择挺身而出。她强调，尊重黎智英的选择，是对人权与自由最基本的承认，只要有机会，人们就应站出来，永远不要放弃。 国际友人、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亲历者：赛颂菲（Valerie Sansome）（摄影关永杰）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指出，香港过去的经济与国际地位，建立在民主、法治与自由基础之上，也正因为有黎智英这样的人，通过媒体传播自由思想，与世界民主国家接轨。中共一方面将黎智英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却妄想复制香港模式建立所谓“海南自由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摄影关永杰） 中国民主党党员吕小静在发言中表示，人们站出来抗议，并非出于对抗的偏好，而是被迫不能再沉默。她指出，黎智英不是罪犯，真正有罪的是把法律变成武器、用《国安法》囚禁思想的独裁制度。她强调，没有自由的安全是谎言，没有法治的稳定是暴力，为了下一代不再恐惧，人们必须发声。 中国民主党党员吕小静（摄影关永杰）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小林表示，香港曾是自由民主、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国安法》实施后，自由、民主与人权迅速消失。中共借法律之名肆意抓捕、践踏人权，害怕真相，因此必须被揭露。他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对其进行制裁，并要求立即释放黎智英及所有政治犯、良心犯。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小林（摄影关永杰） 民主人士袁强在发言中指出，呼吁释放黎智英并非只为了一个人，而是关乎一个民族是否仍有未来。他强调，一个社会若连说真话、和平表达都要被送进监狱，那么被囚禁的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良知。释放黎智英，是向下一代明确宣示：讲真话不是罪，坚持良知不是罪。 民主人士袁强（摄影关永杰） 为时代良知作结 集会最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缪青发言指出，黎智英案件早已超越香港本地事务，成为对全世界的警讯。当极权可以随意定义“犯罪”，法律便不再是正义的工具。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以沉默换取虚假的稳定，不要遗忘一位因信念而入狱的老人。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 本次集会发起人 缪青（摄影关永杰） 抗议仍在继续 集会期间，抗议者多次高呼“释放黎智英”“释放所有良心犯”“还我人权、还我民主、还我自由”等口号。主办方表示，将持续以和平方式发声，推动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人权危机。 正如现场多位发言人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政权害怕文字、记者与人民时，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而黎智英，正是这个时代良知的象征。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赛颂菲等（国际友人三人），缪青，刘静涛，关永杰，庄帆，陈森峰，郭志军，何聪，高应芬，李树青，卫仁喜，汪峰，李小林，高俊影，袁强，郭超，周志刚，吕小静，卢占强，韩锦瑞，郭鉴鑫，曾德泰（排名不分先后） San Francisco Democracy Activists Rally in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