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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陈鹏   摘要：中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奴化教育，“中国式校园”是一所未成年人的监狱。 偶然间，我看到了一段初中政治老师曹志星的教师节采访视频。他如今已是我们镇上中学的校长，坐在镜头前，语气和蔼地谈论自己的管理经验，对学生的用心，以及学校成绩的提高。这与我记忆中的他极不相符。他曾把一个个头很小的学生抱起来往墙上撞，让一个比他还高的学生蹲下去，往他的背上猛踩，还经常用黑板擦给学生“洗头”。想起他当年的那些畜生行为，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几句牢骚。我预料到爸妈会劝我删掉。毕竟都是一个镇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没想到，第一个劝我删除朋友圈的，竟然是我三姨。一、一个“好女人” 三姨是个可怜人。她结婚第二天就开始遭受家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十多年。亲戚们骂过她丈夫，劝过他不要那么冲动，我外公也后悔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渣，却没有一个人劝她离婚。我读高中时，三姨和丈夫已经分居，他却仍会跑到县城骚扰她，找她要钱、打她。我劝三姨离婚。她说两个孩子还在念书，等表妹考上大学再说。后来，前三姨父嫖娼、出轨被发现，亲戚们才终于一致认为：这个男人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必须离婚。我那时觉得非常荒唐。一个“好女人”被丈夫打了，是不能还手的；天天挨打，也不能轻易离婚。丈夫第一次嫖娼，要劝他回头；第一次出轨，要强烈谴责。只有屡教不改，在亲朋好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她才终于可以离婚。仿佛二十多年的殴打，还不足以成为结束婚姻的理由。而三姨这个“好女人”，又要教育自己的女儿成为“好女人”：不要早恋，远离男生，出去玩要报备，胖了要减肥。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我这辈子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们。”她经常跟我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又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可想而知，表姐和表妹听过多少次：“我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二、我们是怎样成为“好学生”的 初中时，老师打学生是常态，羞辱更是不在话下。我的语文老师郝德义是二班班主任。他在我们三班从来不打人，教课认真，大家都喜欢他，我也觉得他是个好老师。直到有一次课间，我看到他用三角板的一角往二班学生的手掌上猛斩下去。他打人时脸上发狠，完全不像在我们班上那副和风细雨的模样。我开始讨厌他。而比厌恶更强烈的，是恐惧。我曾试探着跟朋友说他打人多么凶狠，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从来不乱打人，我们有时候太皮了，他才打我们。”甚至有时候，我直接叫他的名字，也会被制止：“不准叫他名字，要叫郝老师。”我开始怀疑自己。大家都认为他是好老师，我讨厌他，是不是说明我是一个坏学生？多年以后，我又见过一次郝德义。与他重逢，我甚至有一种亲切感。但是，他一笑，我依然感觉到恐惧。其实，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老师打学生。看到同学因为上课吵闹而挨打，我有时也觉得他是应该的。甚至我自己因为讲话被老师打了，也觉得没什么好委屈的。毕竟，是我破坏了课堂纪律。我的班主任聂祥斌，在我看来是初中老师中最有人味的一个，但他有时也会发神经。有段时间，一个同学经常欺负我。他每次打我一下就跑，我总是追不上，只好向班主任求助。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班主任把我们两个叫上台，让我当众扇他耳光。站在那里，我手足无措。以前他打我，我总想追上去还手；而这一次，我却希望他跑，飞快地跑。他没有跑。他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惩罚。最后，我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摸了一下。他哭了出来。我感到非常愧疚，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巨大的无聊感。那时候的我还不懂，这种无聊感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在两个同学之间流动的关系，在老师绝对权力的干预下，被粗暴地画上了句号。三、你有农民工辛苦吗？ 大一暑假，我自己办了一个辅导班，赚了点钱。后来去东至县城玩，请一帮高中同学吃饭。席间聊起办辅导班的经历，我说自己又要教学，又要管事，很辛苦。一个我一直认为很聪明的同学突然问我：“你有农民工辛苦吗？”如果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大概不会奇怪。可偏偏是他。我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应该能够想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当然没有说自己比农民工更辛苦。我只是说自己很累。难道因为有人比我更辛苦，我就不能说自己累了吗？后来，我看电影《狗十三》，看到一些弹幕：“还是打少了。”“矫情。”“都是闲的。”“我小时候比她苦多了。”这种口气，我太熟悉了。我小时候挨过打，也没怎么样；我吃过那么多苦，也没见我整天抱怨。既然我能忍受，你凭什么不能？仿佛一个人过去忍受过多少痛苦，就获得了要求别人忍受同样痛苦的资格。而那些不愿意忍受的人，不是太矫情，就是太闲了。四、另一种服从 我有一个朋友，从小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和对她的忽视，让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她努力表现，希望获得父母的爱；父母偶尔给她一点体贴，她便又觉得他们终究还是爱自己的。有一次，她又被父母辱骂、贬低，独自坐上了去拉萨的火车。她在火车上给我打电话，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她理智上知道父母对她很残忍，却始终放不下对亲情的渴求。我告诉她，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真正爱自己的子女，也没有必要非得获得父母的认可。你还有朋友，有男朋友，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得不到爱的家庭里？她在电话那头大哭了一场。我静静地听着，预感到这可能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她会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后来，她开始接触心灵疗愈，花钱报班，修行、感悟，还经常向我分享自己吸收了宇宙高维度能量的心得。她甚至开始给别人做心灵顾问。有一次，我让她给我做疗愈。我向她抱怨，领导不看具体工作成果，只看员工工作的姿态。你好像稍微闲一点，就是在偷她的钱，而且她说话极不尊重人。朋友劝我站在领导的立场考虑问题，理解领导的压力，反省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好，是不是太冲动了。我又问她：“我有一个手下，安排给他的活总是做不好，我应该怎么办？”她说有事，下次再聊。后来，她再也没有续上这个话题。从她平时写的文章、制作的视频和做疗愈的方式来看，在她的体系里，似乎只有面对上位者时，你的心态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很喜欢一些宏大的词语：疗愈、成长、宇宙能量、高维度……当有人诉说来自父母、老师、领导的压力时，她总会和风细雨地告诉对方：你要改变自己。你要提高自己。而当我告诉她，我的下属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烦恼时，却几乎毫无悬念地得不到答案。扎在她身上的毒箭，被她稀释成莲花清瘟注射液，推销了出去。五、那个被打进医院的“刺头”忘记是哪一年，石门街政府和外地开发商合作拆迁新街。大部分居民都同意了，只有街口一家始终不肯签字。后来，开发商找人把那家的男人打进了医院。我爸说：“那个人就是个刺头。别人都同意了，就他不同意，耽误大家的事，无非是想多要点钱。”最后又补了一句：“被打活该。”我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拒绝拆迁，也不知道他提出过什么要求。但在我爸的叙述里，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于是，唯一不同意的人，就成了那个“不懂事”的人。而因为你不懂事，所以你活该被打。六、“好学生”长大了，就成了“良民” 疫情解封以后，我和一个老同学聊起过去三年的防疫。我跟她说起封控期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她说：“国家也没有办法，疫情多难控制。我们好不容易挺过这三年，你看，一解封，多少人阳了？”我问：“清零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呢？”她说：“国家也不容易，保护了我们三年，总要发展吧。”我又说起那些走上街头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白纸抗议者。她说：“国家防疫多不容易，这些人捣什么乱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我绝不能说她是个坏人。她平时待人很有礼貌，性格甚至有些软弱。可无论政策继续还是停止，无论前后发生什么，她似乎总能替一个比她强大得多的东西找到理由。防疫后期，我经常在QQ空间发一些所谓“负能量”的东西。之所以发在那里，是因为我希望以前的学生们能够看到一些和官方宣传不同的东西。后来，一个高中隔壁班的同学在qq上找我，问我既然对中国这么不满意，为什么不去国外。我跟他说了一些自己不满的原因，他几乎听不进去。他既愤怒于我的“不忠”，又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羔羊，告诉我现在中国发展得多好，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将来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最后他说：“只有弱者才会抱怨环境，强者从不抱怨，只会努力奋斗，让自己过得更好。”前段时间，我一个表姐在朋友圈发视频，教儿子模拟杀“日本鬼子”。我打电话劝她，不要让一个孩子从小去憎恨自己从未见过的人。后来谈到中国的宣传教育，她突然说：“弟弟，你不能不爱国啊。”我说：“我不是不爱国，我只是不爱共产党，也不爱习近平。”她马上紧张起来：“你别再说了，再说我挂了。”我问：“你怕什么？你是怕我，还是怕习近平？”后来我们没有再争下去。我同样不能说她是坏人。她一直很关心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害怕。我害怕的并不是几个面目狰狞的恶人。我害怕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教育、宣传和生活经验里，慢慢学会什么叫“懂事”，什么叫“顾全大局”，什么叫“感恩”，什么叫“爱国”。然后，再把这些标准用在别人身上。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要做“好学生”。老师打你，是为了你好。你受了委屈，要先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长大以后，我们又学会了做“良民”。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安排。别添乱。别抱怨。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自己学会了低头。而是有一天，当别人不肯低头时，我们会主动走过去，替掌权者按住他的头。然后告诉他：谁让你不听话。七、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 妈妈看到我的朋友圈后，果然劝我删掉。她苦口婆心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为什么不懂得宽恕？”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仇恨他什么呢？他又没有打过我。为什么我骂他几句畜生，就成了活在仇恨里？曹志星当我们的老师还不足一年，我却记了他将近二十年。因为恐惧。他的暴力虽然没有施加在我身上，却随时可能施加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抱起来往墙上撞的人会不会是我。二十年前，我亲眼看见那些暴力。二十年后，我看到的却是他坐在教师节采访的镜头前，和蔼地谈论自己如何关心学生。那些被他打过的学生有没有得到过道歉？这些年里，他有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我不知道。可我不过是在朋友圈说出自己亲眼见过的事情，就已经有人来劝我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我不删。因为我不服。要不要宽恕，是受害者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被他打过，也没有资格替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宽恕他。只有加害者的帮凶，才会首先劝受害者放下仇恨，而不是劝施暴者放下棍棒。我不宽恕，因为我不配。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没有得到道歉，还轮不到我替他们原谅。更何况，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忏悔过的人，仅仅因为时间过去了，就自然变成了一个好人。我也不相信，一个没有真正面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政府，仅仅因为那些错误已经成为历史，就不会在将来犯下同样的、甚至更大的错误。时间不会自动带来悔改。遗忘更不会。八、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这种“听话”的教育，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的。我的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经历了三年饥荒、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和文革。这样的经历，留给下一代的往往不是反抗的经验，而是更实际的生存智慧：少惹事，少说话，离权力远一点。他们被折磨成了共产党的“良民”。这些生存经验，又变成了对子女的教育。而到了我的父母这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经历了“严打”、反自由化、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严格的计划生育年代。他们见识过暴力执法的冤狱，做小生意的以“投机倒把”罪抓进牢里，超生被牵牛扒房，以及89年前后权力主导的社会氛围的迅速变化。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不要和权力较劲。于是，上一代传下来的“听话”，不再只是一句家训，而成了一种被现实反复验证过的生存经验。所以，我从小也被教育要听话、要顺从、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不要惹事，不要跟国家对着干。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又看见很多人正在用类似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代人被这样教育长大，然后再把同样的标准交给下一代。父母要求孩子服从，老师要求学生服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慢慢学会了彼此监督，看谁还不够听话。我们不仅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恐惧，也继承了他们解释恐惧的方式。于是，很多本来应该被追问的事情，就这样一代一代变成了：“算了。”很多本来应该被纠正的伤害，也一代一代变成了：“都过去了。”没有被反省的东西，就这样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毛病不改，积恶成习。正因如此，我才越来越反感那句：“为什么不能宽恕？”为什么一个人说自己累了，要先证明世界上没有比他更累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受了伤，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服从，就有人觉得他被打也是活该？为什么到了最后，总是受伤的人被要求成熟一点、宽容一点、懂事一点？我已经做过太多年的“好学生”，不想再做“良民”了。如果连正常表达自己的感受，都要先自省自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够宽容、不够成熟，那么我宽恕的恐怕不是那个曾经施暴的老师。我只是又一次宽恕了自己的懦弱。                                      ...

--中共统治下的戾气、恐惧与信任崩塌 作者：赵雪峰 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有一种感受：中国社会的戾气似乎越来越重。地铁里一次碰撞可能演变成争吵，开车时谁也不愿让步，网络上一句意见不合就可能招来辱骂。面对陌生人的困难，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并非帮助，而是警惕：“会不会被骗？”“会不会被讹？” 于是有人问：中国人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冷漠？ 但真正应该问的，也许不是“中国人怎么了”，而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学会了防备、沉默和攻击？ 中国人当然不是天生缺乏善意。灾难发生时有人捐款，陌生人遇到危险时也有人挺身而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社会究竟是在鼓励善意，还是在不断提高信任和善良的成本？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住房、教育、工作、医疗、养老，每一样都关系到家庭的安全感。如今又叠加了房地产调整、就业和收入压力。当越来越多人觉得生活空间正在被压缩，人就更容易把身边的人视为竞争者。 问题不再是“规则为什么不公平”，而变成了“别人是不是占了我的便宜”。 更值得注意的是愤怒的流向。 任何社会都会有不满。工资被拖欠、房子烂尾、政策不合理，人自然会愤怒。区别在于，人有没有安全而有效的渠道表达这种愤怒。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当向权力表达不满的成本很高，而攻击普通人的成本很低时，愤怒就更容易横向释放。 对老板的不满不能说，于是回家骂孩子；对现实的不满无处表达，于是在网络上攻击陌生人；自己曾遭受过不公平待遇，等拥有一点权力，又把同样的不公平施加给更弱的人。最终形成了一种令人悲哀的社会关系：面对强者谨小慎微，面对弱者却异常苛刻。 而冷漠，有时也未必意味着没有良心。中国人从小常听到一句话：“少管闲事。”为什么看到别人遇到困难不愿帮？因为怕惹麻烦。为什么看到不公平选择沉默？因为担心影响自己。 当一个社会长期让参与公共事务、帮助陌生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意味着额外风险时，“冷漠”就可能成为一种自我保护。于是人们逐渐学会：不要相信陌生人，不要多说话，不要出头，不要管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久而久之，被消耗掉的正是社会最宝贵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些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人素质差”。 在中共长期一党执政、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媒体、结社和政治表达受到了严格限制。当批评权力的成本高于攻击普通人的成本，当人无法改变规则却又每天承受规则带来的压力，那么压力就更容易在人群之间转移。这正是我所说的中共长期统治之下形成的一种畸形社会生态。 所谓“畸形”，不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出了问题，而是正常的人被放进了一个不正常的激励结构之中。当说真话需要计算代价，沉默就会成为理性选择；当帮助别人可能带来麻烦，冷漠就会成为自我保护；当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受到限制，愤怒就更容易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攻击。 所以真正应该追问的不是“中国人怎么了”，而是：为什么一个拥有无数善良普通人的社会，会逐渐形成彼此防备、彼此伤害的生存逻辑。 如果一个社会最终让人害怕权力、提防邻居、攻击弱者、习惯沉默，那么最值得反思的就不只是人的“素质”，而是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被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作为统治者的中共，难辞其咎。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Why Are Chinese Peopl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different? -- Hostility, Fear, and the Collapse of Trust Under CCP...

习近平访美期间抗议者遭袭事件调查纪实 《在野党》特刊记者 缪青报道 作者：缪青 2026年9月2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中共党魁习近平窜访美国期间，其夫人彭丽媛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共同前往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公开报道显示，当天博物馆外聚集了欢迎人员以及不同立场的抗议者，现场出现了中美两国旗帜和不同政治诉求的标语。 然而，在这场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访问活动之外，一场围绕中国政治表达而发生的现场袭击冲突，同样值得追问： 首先，这些亲共的集会人群，现场人员是谁组织的？是谁实施了对民主抗议者的攻击行为？现场统一佩戴相同款式鸭舌帽的墨镜男，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谁？他们手中的黑色长柄雨伞又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至今仍有许多细节有待美国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民主和平抗议者集会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一、从抗议现场到辣椒喷雾 记者事后采访了在现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民主党河南工委主任蔡晓丽女士，据她提供的叙述，攻击行为发生了多次，最激烈一次是发生在彭丽媛参观博物馆期间。 当中国民主人士在博物馆外围，和平表达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诉求时，她和其他抗议者忽然遭到身份不明人员攻击，攻击者是一群统一戴着墨镜，口罩，鸭舌帽的人，他们推搡、拉扯，并有人使用辣椒喷雾对现场抗议者眼部进行攻击。 据另一现场当事人，中国民主党党员，民主党旧金山支部主任郭鉴鑫介绍，喷射动作非常迅速，训练有素，辣椒喷雾器藏在衣袖处，他们中有人撑开黑色长柄雨伞负责掩护，有人在掩护下实施攻击。现场抗议者中有人的眼部，在数秒之内连续遭到喷射。他还称，同时现场有人被掐脖子、拖拽。 这些说法目前主要来自现场当事人的陈述。究竟谁实施了喷射、谁首先动手，以及是否存在统一组织指挥，仍应由现场视频、警方记录、医疗记录以及其他独立证据予以确认。 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类似的冲突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访美相关活动中。 口罩墨镜男袭击抗议者网络截图 二、2023年旧金山：冲突已经留下记录 2023年11月习近平赴美国旧金山参加APEC峰会期间，大批亲共支持者从美国不同地区前往旧金山举行活动。 公开报道显示，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陈善庄曾从纽约前往旧金山组织欢迎活动。相关报道和研究资料称，他负责动员、运输纽约地区的支持者，并在现场使用对讲机等方式进行组织。 《纽约时报》相关报道还指出，2023年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陈善庄组织团体欢迎习近平，现场活动后来发生了支持者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陈善庄本人也曾被拍摄到与抗议者发生争执。 这意味着，2026年的华盛顿现场并不是孤立事件。 至少从公开资料来看，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已经出现： 习近平访美——海外侨团动员——亲共团体与民主抗议者同时出现——双方发生冲突。 这条线索值得美国执法部门和新闻机构继续调查。 三、“欢迎习近平”的人群究竟代表多少真实民意？ 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出现的大规模亲共欢迎人群。 2026年9月23日，纽约等地闽籍侨团组织人员前往华盛顿欢迎习近平。公开报道显示，参加活动的侨团包括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福建三山会、美国福建联合总会等多个组织。陈善庄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是提前数日抵达华盛顿参加欢迎活动。 类似的组织动员并不是第一次。 2023年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陈善庄也曾公开表示，有来自纽约的50多个机构、超过1000人前往加州欢迎习近平。 与此同时，一些海外媒体曾报道并证实，参与者可以获得交通、食宿和现金补贴。但有关具体金额和资金来源的说法主要来自媒体报道、现场人士及匿名知情人，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公开调查结论的全面证实。 因此，一个更加准确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说“所有欢迎者都是花钱雇来的”，而是：这些欢迎队伍中究竟有多少人是自发参加？多少人由侨团组织？是否存在统一交通、食宿或现金补贴？资金来自哪里？组织者与中国驻美外交机构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银行记录、车辆租赁记录、微信群通知、活动组织文件以及美国有关部门调查得到进一步确认。 亲共团体组织者陈善庄（图片来源网络） 四、同乡会：文化组织还是政治动员网络？ 中国海外同乡会本身并不等于政治组织。 许多华人同乡会长期承担联络乡亲、慈善、文化交流和社区服务等功能。 但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公开资料也显示，中国共产党长期高度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工作。 新华社曾刊载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有关海外侨务和统战工作的材料，其中明确提到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络、团结海内外闽籍乡亲，以及发挥侨务工作作用。 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这些海外同乡会是否已经是中共的海外代理人组织？海外同乡会是否已经接受中共的直接指挥？ 当某些侨团在政治人物访美期间能够迅速跨州动员大量人员、组织车辆、安排住宿，并集中出现在特定地点时，其组织能力和资金来源同样值得公共监督！ 民主社会政治活动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谁组织，谁出资，谁指挥，谁负责！ 五、陈善庄与中国官方体系的公开联系 陈善庄的身份及其与中国官方体系之间的公开联系，也值得放在这一背景下观察。 福建官方媒体2024年报道，陈善庄曾以海外侨胞身份回国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并受到福建当地侨联及地方政府官员接待。报道还介绍他担任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同时兼任美国福州琅岐联合总会创会会长。 一些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则长期关注陈善庄在美国华人社团中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他参与组织习近平访美欢迎活动的情况。 这些公开事实可以说明他的政治和侨团活动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中共海外代理人”，仅凭政治立场或者参加欢迎活动不能作出结论，这需要依据美国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和正式立案调查， 六、最神秘的“墨镜男” 回到现场。 抗议者拍摄的视频和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些墨镜男携带黑色长柄雨伞。 据现场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党员旧金山支部主任郭鉴鑫介绍，在现场的抓扯中有人拿到了这种雨伞，这种雨伞是特制的雨伞，手感很沉，中间的雨伞柄是钢制实心的，与中国国内重大政治活动中安保人员使用的黑色雨伞十分相似，与北京天安门巡逻的中央特勤局使用的警用器具也十分类似，兼有现场遮蔽与攻击功能。 网络上还有说法称，这可能是所谓“警棍伞”或特殊安保器械。 但是，截至目前，没有可靠公开证据能够证明此次华盛顿现场出现的黑色雨伞都属于中国警卫部门。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的说，携带相似雨伞不能证明其持有者身份属于中国安保系统。 “墨镜男”真正值得调查的，不是它携带的什么器械，而是：谁携带？谁购买？谁组织？谁授权？是否有人使用器械攻击抗议者？是否存在来自中共官方人员的指挥？ 这些问题都需要后期通过视频、现场证人、警方调查以及物证得到答案，那么所谓“墨镜男”的真正来历自然会水落石出。 “墨镜男” 与中共特勤局使用的警用器具十分类似（图片来源网络） 七、如果跨国镇压发生在美国，性质就完全不同 中国境内的政治异议人士面对的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司法体系。 但这在美国，美国是一个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的国家。 任何人，无论支持习近平还是反对习近平，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就在美国街头遭受暴力攻击。 因此，如果最终调查确认，有人因为政治立场而遭到一个外国政府有组织地攻击、威胁或者骚扰抗议者，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一次普通的街头冲突，而可能涉及美国刑事法律、民事责任以及外国政府跨境影响活动等多个层面。 这也是所谓“跨国镇压”问题受到美国社会关注的原因。 真正的调查目标，不应该是简单给某一个人贴标签，而应该追问背后的事实： 亲共同乡会与中共的关系？有没有资金？有没有指挥？有没有来自外国政府的参与？有没有违法行为？打人事件谁应该承担责任？ 抗议者人群里的疑似中共特工（图片来源网络） 抗议者人群里的疑似中共特工（图片来源网络） 结语：让事实揭开“墨镜男”的面纱 从旧金山到华盛顿，从2023年到2026年，习近平访美期间海外华人社会中出现的“欢迎”与“抗议”，已经成为美国华人社区政治生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一边是由多个亲共侨团组织的欢迎队伍； 另一边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民主、人权和反共人士。 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声音，在美国土地上发生碰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时代切片。 但美国的答案不能是“谁的声音更大”，更不能是“谁的人更多”。 答案只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有人组织暴力，就调查组织者； 如果有人实施攻击，就追究实施者； 如果有人非法接受外国政府指挥或资金，就依法调查； 而对于“墨镜男”“黑雨伞”以及背后的组织网络，最有价值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 他们究竟是谁？ 答案不应该由政治口号决定，而应该由视频、证人、物证、资金流和美国执法部门的调查来揭开。 只有事实，才能真正揭开“墨镜男和他们的雨伞”的秘密。 真正需要维护的，是所有人在美国法律框架下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 《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 09/27/26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Unveiling the Sunglasses-Wearing Man's Umbrella A Fact-Finding Report...

作者：卢超 2026年9月23日，习近平飞抵华盛顿。白宫门前铺着红地毯，特朗普用军乐队和国宴接待他，桌上聊的是关税、AI和高科技竞争那些大牌局。而在白宫外的街头，我和民主党朋友从洛杉矶飞了三千英里赶过来，套着黄色的毛绒维尼熊服装，站在抗议人群的最前排。 有人可能会问：人家在大搞元首外交，你们套个卡通服折腾这一趟，能有什么用？ 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用荒诞反击荒诞。在中国，因为网民把维尼熊和习近平放在一起对比，这只原本再正常不过的卡通熊，硬生生成了互联网上最敏感的禁忌词。一个手握核按钮、掌管十四亿人的政权，居然会害怕一只没武器、不戴皇冠的黄毛熊，把它删得干净彻底。这种极度的敏感和脆弱，在维尼熊这面镜子面前显露无遗。 这几天华盛顿天气不错，白宫附近的道路封得死死的。政客们在里面握手合影、喝茶晚宴，我们就在外面的街上晃悠。 走在街头，很多美国人好奇地围上来问我：“你们为啥要穿成维尼熊的样子？” 每一次，我都会跟她们解释：“因为维尼熊在中国代表习近平，而这只可爱的卡通熊在当下的中国是完全被封禁的敏感词。” 听完我的解释，路人们的表情瞬间从看热闹变成了不可思议。当她们知道墙内的普通人仅仅因为发一张维尼图、或者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封号甚至被警察找上门时，这套搞笑的衣服就成了一堂最直观的课——它用最轻松的方式，让西方普通人一眼看清了那个体制对言论控制到了多么可笑的地步。不少美国人当场对我们竖起大拇指，喊着让我们加油。 9月24日下午，我们加入了一支近三千人的藏人抗议队伍，一路游行到了白宫门口。那场面极其壮观，震耳欲聋的抗议声响彻了白宫附近的整条街区。我们穿着维尼熊服站在人群中，跟着大家一起呐喊。那一刻我心里无比坚定：坐在白宫高墙里的习近平，绝对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我们的声音！ 不少路过的海外华人也走过来跟我们合影、握手。一位同在加州生活的朋友跟我说：“在墙内，大家连提到那个名字都要用拼音缩写；但今天在华盛顿，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禁忌’穿在身上，光明正大站在阳光下了。” 说实话，穿着这么厚重的毛绒服在华盛顿的大太阳下站几个小时，衣服早被汗水湿透了。但想想墙内无数连声都发不出来、甚至因言获罪的同胞，这点辛苦根本不算什么。特朗普和习近平可以在谈判桌上达成各种商业妥协，但外交礼仪再隆重，也盖不住民间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 从洛杉矶到华盛顿，我们用这场看起来有点滑稽的“行为艺术”，做了一次正经的发声。独裁者最怕的未必是义正辞严的批判，而是其权威在幽默和嘲讽面前荡然无存。当荒诞成为反抗的武器，小熊维尼刺痛的不只是他的敏感神经，也是在告诉全世界：权力可以封锁网络，但永远封不住追求自由的人。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When absurdity becomes a weapon, Winnie the Pooh touches a raw nerve with dictators. Author: Lu Chao On September 23,...

谨以此诗，抗议以“安全”之名收紧自由出入的管理规定 作者：吕聪 Lyu Cong 我是一只鸟 从出生那天起 我就向往天空 向往清风 向往自由的飞翔 我想知道 天空有无尽头 我想飞过高山 我想越过河流 我想看看远方的模样 我相信 我生来就该飞翔 就该拥有自己的方向 就该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 自由地歌唱 于是 我展开翅膀 一次又一次的去飞翔 直到有一天 天空乌云密布 我飞到屋檐下 一只笼子 悄然出现在身旁 起初 我没有在意 依旧歌唱 我依旧相信 只要我想飞 就能去翱翔 可后来 有人轻轻关上了笼门 “咔哒” 一把锁 挂在了门前 锁住了希望 我愣住了 我问 为什么 没有回答 我又问 我做错了什么 依然没有回答 只是那把锁 一天比一天沉重 而笼中的规矩 一年比一年更疯狂 有人告诉我 这里很安全 不要去飞翔 有人告诉我 天空很危险 不要去远望 有人告诉我 只要安静地待着 就可以继续歌唱 于是 我慢慢学会了低头 我开始忘记风的味道 ...

——从“9•11”恐怖袭击二十五周年看自由与极权 文/贾嘉 2001年9月11日，世界改变了。 那一天，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在恐怖袭击中倒塌，近三千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熊熊烈火、滚滚浓烟以及人们惊恐奔逃的画面，通过电视信号传遍世界。 二十五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个早晨。 纪念“9•11”，首先是为了纪念那些无辜的遇难者。但如果纪念仅仅停留在鲜花、泪水和口号之中，那么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就可能被遗忘。 “9•11”之后，世界面对的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还有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因为恐惧而不断追求安全时，我们究竟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少自由？ 这是一个属于美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属于中国的问题，更是一个属于所有生活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人的问题。 一、恐怖主义制造恐惧，权力可能利用恐惧 恐怖主义最直接的目标是制造死亡，但它更深层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恐惧可以改变人的行为。 一个害怕战争的人，可能愿意接受更多的军事管制；一个害怕犯罪的人，可能愿意接受无处不在的监控；一个害怕社会动荡的人，甚至可能愿意放弃表达意见的权利。 于是，“安全”便成为政治权力最容易获得合法性的理由之一。“为了国家安全。”“为了社会稳定。”“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破坏。”这些话，我们并不陌生。 问题在于，当“安全”成为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概念时，究竟还有什么不能被纳入“安全”的范围？一个批评政府的人，是否威胁国家安全？一个要求新闻自由的人，是否破坏社会稳定？一个坚持独立宗教信仰的人，是否属于“危险组织”？一个拒绝保持沉默的人，是否就是所谓的“敌对势力”？ 在民主制度之下，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被公开讨论，可以通过法律、媒体和社会监督进行限制。而在一个缺乏权力制约的体制中，“国家安全”却可能成为一只无限伸长的手。它可以进入媒体，进入学校，进入宗教场所，进入互联网，甚至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私人生活。 最终，人们发现，自己也许获得了一个看似“稳定”的社会，却失去了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社会。 二、真正可怕的，不只是恐怖主义，还有“以安全之名”的无限权力。 “9•11”之后，美国也曾经因为反恐而扩大政府权力。机场安检更加严格，情报机构获得更多资源，政府加强了反恐体系。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争论：为了反恐，政府究竟可以走多远？至今，这些争论仍然存在。 但正是这种争论本身，体现了自由社会的重要价值。政府并不是永远正确的，总统不是永远正确的，情报机构不是永远正确的，甚至所谓的“国家利益”，也并非不能被质疑。 民主社会最宝贵的地方，并不是它从不犯错误，而是它允许人们指出错误：媒体可以调查政府，律师可以挑战政府，法院可以限制政府，普通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选民可以通过选票更换政府。这意味着，任何以“安全”为理由的权力，都必须接受追问。 然而，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里，情况可能完全不同。那里没有真正独立的新闻媒体，没有不受政治干预的司法体系，也缺乏能够自由运作的公民社会。于是，“安全”不再是保护人民的工具，反而逐渐变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 一个政府如果不允许人民批评它，却不断要求人民相信它；如果不允许社会监督它，却要求社会绝对服从它；如果把不同意见都视为威胁，那么它真正害怕的，也许并不是“危险”，而是人民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稳定”究竟是谁的稳定？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稳定”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词。没有人反对稳定。没有人希望战争、暴力和社会混乱。但是，我们必须追问：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开的抗议，是因为所有人都满意吗？还是因为人们知道表达不满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每天都在歌颂繁荣，是因为没有问题存在吗？还是因为报道问题的人无法自由发声？如果人们在公共场合不讨论政治，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国家的未来吗？还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些话不能说？ 一个社会表面的安静，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和平。沉默也并不等于认同。历史上许多看似“稳定”的政权，在表面之下都积累着巨大的矛盾。由于缺乏公开表达和制度性的解决渠道，问题无法被及时发现，也无法被及时解决。最终，当压力突破临界点时，所谓的稳定可能在一夜之间瓦解。 真正健康的社会，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允许各种声音存在。真正牢固的稳定，也不是依靠恐惧和压制，而是建立在公平、法治、尊重和公民权利之上。 四、极权最害怕的，也许不是敌人，而是自由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会思考，会怀疑，会提出问题，会要求权力解释自己的行为。因此，任何希望实现全面控制的权力，都必然对独立的个人保持警惕。它希望人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希望媒体只传播一种叙事，希望学校只教授一种历史，希望人民只有一种爱国方式。当一个国家只能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时，思想本身其实已经死亡。 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该害怕不同意见。恰恰相反，不同意见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发现自身的问题。批评并不等于背叛；反对政府并不等于反对国家；要求民主并不等于破坏稳定；维护人权更不应该被视为敌对行为。 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政府应该服务人民，而不是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服从政府。 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常识，在许多国家却仍然需要不断普及。 五、9•11之后，我们更应该珍惜自由 二十五年过去，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战争仍然存在，极端主义仍然存在，新的冲突不断出现。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人脸识别和数字监控等新技术，也使政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管理能力。 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问题在于：谁掌握技术？谁监督掌握技术的人？如果没有权力制约，那么原本用于保护社会的技术，同样可能成为监控社会的工具。 一个人去了哪里，见了谁，说了什么，读了什么，甚至表达过什么样的政治观点，都可能被记录、分析和保存。 当一个社会逐渐习惯“被看见”，它最终可能忘记什么是真正的私人空间。当人们因为担心后果而开始自我审查，权力甚至不再需要直接禁止什么。因为恐惧已经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这或许是现代社会最值得警惕的危险之一。 六、纪念9•11，是为了拒绝恐惧统治我们的生活 “9•11”是一场恐怖主义制造的灾难。但是，如果二十五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理解恐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对这场灾难的纪念就仍然不够完整。 恐怖主义试图用暴力让人们失去安全感。而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也可能利用这种不安全感，让人们主动交出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警惕。面对恐怖主义，我们当然需要安全。面对战争和犯罪，我们当然需要秩序。但是，安全不能成为无限权力的通行证，稳定不能成为压制自由的理由，国家利益也不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借口。 任何政府，无论它拥有多么崇高的口号，都必须受到监督。任何权力，无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都必须存在边界。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人民为了安全而完全放弃自由时，最终可能既失去自由，也未必真正获得安全。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纪念“9•11”，不只是纪念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也是在纪念人类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重新确认一个简单而坚定的信念：恐惧不能成为奴役自由的理由。稳定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借口。国家不能高于人民，权力更不能高于法律。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让人民害怕它的政府。而是让人民相信：即使面临危险，他们依然拥有说话的权利；即使批评政府，他们依然能够受到法律保护；即使面对强权，他们依然不必放弃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这，或许才是“9•11”留给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启示。 愿逝者安息。愿恐惧不再成为权力扩张的借口。愿自由与尊严，永远不会在人类追求安全的过程中被遗忘。 七、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由”从来不是遥远的话题 今天，当我们在美国纪念“9•11”时，对于许多来自中国的海外人士而言，这场灾难所引发的关于自由、安全与权力的讨论，并非遥远的政治话题。因为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将“稳定”置于极其重要位置的社会。 我们理解秩序的重要，也理解国家安全的意义。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警惕：当“安全”“稳定”成为不可质疑的政治语言时，普通人的自由究竟还剩下多少空间？ 一个国家可以强大，但强大不能成为拒绝监督的理由。一个政府可以强调安全，但安全不应成为限制自由的借口。一个政党可以长期执政，但长期执政也不意味着永远正确。真正的国家认同，不应建立在对某个政党无条件的服从之上。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不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私有财产。爱自己的国家，也不意味着必须赞美所有的政府政策。批评执政者，并不等于背叛民族。要求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也绝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的阴谋。恰恰相反，一个真正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应该有勇气面对现实，指出问题，并为改变问题而努力。 八、“在野”的意义：让不同的声音继续存在 《在野党》杂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声音。“在野”并不意味着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意味着制造仇恨。 真正的“在野”，意味着在主流权力之外，依然有人愿意思考、质疑和发声。当一种声音试图垄断真理时，“在野”的声音提醒人们：真理不应该由权力垄断。当批评被视为危险时，“在野”的声音提醒人们：批评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当人们被要求保持沉默时，“在野”的声音告诉人们：沉默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活力，正是因为它允许“在野”。有执政者，也有反对者；有多数意见，也有少数声音；有权力，也有监督。 没有永远正确的政府，也没有不需要监督的权力。一个真正成熟的国家，不应该害怕反对派。恰恰相反，敢于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竞争，才是一个国家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九、海外中国人的责任：不仅仅是离开，更是记住 对于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也许意味着获得新的生活。但自由从来不应该只是个人的幸运。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政府的社会时，我们更应该理解，这些权利并非从天而降。它们来自无数人的争取，也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于权力的监督。因此，海外中国人的责任，也不仅仅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选择不同的行动方式，甚至可以对未来持有不同的判断。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压制；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失去自由；因为追求民主和人权而被迫离开故乡。海外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当一个人摆脱了恐惧，他便有机会重新学习如何自由地思考。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独立思考、公开讨论，并且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自由的种子便不会轻易消失。 结语：不要让恐惧成为我们的主人 二十五年前，恐怖分子用飞机撞向了纽约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之一。它试图摧毁的不只是钢筋水泥，更是人们对于安全与未来的信心。 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再次回望“9•11”，也应该问自己：面对恐惧，我们是否愿意放弃自由？面对强权，我们是否还敢提出问题？面对不公，我们是否愿意保持发声？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自由都可能失去。当人们因为恐惧而放弃发声，当社会因为所谓的“稳定”而拒绝不同意见，当权力不再受到监督，自由便会一点一点地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媒体，需要独立思想，需要公民社会，更需要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 “在野”不是为了制造分裂，而是为了防止权力失去制衡。反对并不等于仇恨，批评也并不意味着背叛。 一个国家真正的未来，不属于那些要求人民永远沉默的人，而属于那些即使面对压力，依然相信自由、坚持真相、守护人的尊严的人。 纪念“9•11”，是为了纪念逝者。也是为了提醒生者：不要因为恐惧而交出自由，不要因为强权而放弃思考，不要因为现实艰难而放弃对民主的期待。对于每一个仍然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来说，这或许正是我们继续发声、继续思考、继续坚持的意义。因为自由不会自动到来。民主也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人记住，有人传播，有人争取。 而这，也许正是“在野”的真正意义。 编辑：胡景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When "Security" Becomes the Justification for Power —Reflecting on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