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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诚      编辑：张致君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一 夫国之治乱，不在疆域之广狭，而在其统之所在。统之所自明，则国有其本；统之所自乱，则国虽存而理已失矣。 自秦并六国以来，天下归一，号曰“大统”。其所以立者，非出于众之共议，乃出于兵力之征服；非基于民之授权，乃伪托“天命”之传承。故其统也，自上而下，君为国主，民为国属，寰宇之内皆归君之“大一统”。此数千年之常也。 及清室将终，政衰纲弛，内外离心。武昌辛亥一举，各省之民群起独立。于是天下之权，不复统于一人，而分在诸省。是时也，旧统既绝，而新统未立。 然诸省既起，不相攻伐以自立，乃相与议，建政府于南京，定约法以统之。其所以成国者，非一人之力，乃诸省之合意；其所以为统者，非承清廷之余绪，乃创制之新统。 故民国之初，其统为创制之统也。其权自下而上，其国由众而成。中央非先于地方，乃地方所共立；国家非一体之自然，乃众体之所合。是其义，与古之大一统之制，判然有别。 二 既而政局未定，权争日炽。宋教仁既死，议会之路遂阻；二次革命既败，地方之势大减。袁氏专权，改约法，僭帝号，统已失其根本。然此时犹未绝也，诸方争之，尚曰“法统”，是其统虽伤，而犹为天下所认。 及袁死之后，黎元洪复约法，开国会，谓之“法统重光”。然兵权在外，政出多门，制度虽存，不能制权。南北对峙，虽曰“护法”，而实以兵争。 于是复有联省自治之议，欲因地方之势，以成分权之制；又有民国十二年宪法之立，虽无“联邦”明文，而有联邦之实。惜乎悍将横行于北、党军虎视于南。民国十三年，北京政变起。旧政府覆，国会废，宪制尽坏。其后之政，不复以约法为归，不复以国会为本。 自是以后，法统不复为争，而为弃矣。国虽名存，而统实已绝。其后天下之政，皆出于权力之所据，而非制度之所立，是为无法统之世也。 三 国民党改组，立党以统政，建政府于广州，以组织为本，以纪律为用。北伐既起，党军兵锋所至，诸省纳入其制。国家之成，不复由诸省之共建，而由一党之整合；政治之行，不复出于宪制，而出于组织之令。是则党国之制成矣。 其时国共原非相争之党，本处一体之中，然其趋向有异。共匪之术，尤重“无产阶级专政”，其势更趋极权。民国十六年清党起，然党国之制，固已先立，不因清党而终。 既而统一既成，“训政”以行。权归于党，政出于上，地方不复为主体，渐为行政之区。抗战军兴，动员益广，权力益集。其间虽有宪草之议，而未尝行之。国之形存，而统未复也。 及战后，乃制定宪法，于民国三十六年施行，是为第二法统。然其源不在诸省之合意，而在一统之创制。既而共祸日炽，军务孔亟，于是戡乱之例出，宪法之用限，权复归一。 四 未几九州陆沉，国府迁台，疆域虽缩，而统犹存。中央之政，久不改选，号曰“万年国会”；而地方之选，尚得举行。于是县市之间，政尚可竞，权尚可分。民主之萌，不出于中央，而生于地方，駸駸乎辛亥之遗意。其间，士民不甘久抑，或以言论争之，或以选举进之，抗争不辍，积势成流。 由是民权渐张，戒严乃解。及解严之后，总统直选，权归于民。至民国八十九年以后，政党轮替，制度乃定。是则国家之统，复由单一而归多元，由组织而归民意矣。 综观民国之史，可为数段： 其始也，创制而立； 其中也，侵蚀而乱； 其断也，北京政变； 其后也，无法统之世； 继之者，党国之制； 转之者，第二法统； 而成之者，台湾之民。 五 夫民国既起于诸省之独立，则地方为国之本，而非国之属。国家之建，由其合也；法统之立，由其始也。若其统不在，则其合可解。故知国家非不可分之理。地方自为其政，或为联邦，或各独立，皆有其理。此非乱之说也，乃本之论也。 后之论者，或执一统为当然，不问其所由；或以强力为正当，不察其所本。不知民国之义，在其创制，而不在其统一；在其合意，而不在其集中。 明其所自，则知其所归；识其所本，则辨其所正。 是为民国之史也。 六 民国之统既辨，又有一说不可不明： 共匪尝据地而建政，僭号“苏维埃共和国”；又尝于民国三十五年力主联邦之制。然其虽以“独立”“联邦”为名，实则大异于二者本义。 盖共匪肆行残虐，其所本邪说，主以“先锋队”行“行“无产阶级专政”极权，欲推之于天下。是则其所谓“独立”“联邦”，乃求其极权一统之术也，与分治奚啻云泥。且共匪但据一地，必行列宁、商君之术，其酷政百倍于赢秦，故无论其主“分治”“统一”，皆为僭伪。有识君子，不可不察之。 民国一百十五年，岁在丙午。 孟夏吉日，书于对岫斋。 On the Legal Trad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uthor: Sun Cheng Editor: Zhang Zhijun Proofreader: Xiong...

而是一种跨越山海的责任 作者：游亚鹏 编辑：张宇 校对：周敏 翻译：吕峰 ​ ​ 墙内的坚守与墙外的回响 ​每一位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关心社会公正的朋友，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发声，是因为有人在国内替我们承载了最沉重的代价。那些在阴冷牢房里度过四季的人，他们守护的是一种良知，而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好的致敬，就是“不遗忘”​。遗忘，是对真相的第二次伤害。当关注度消失，不公便会肆无忌惮；而当聚光灯汇聚，哪怕是微弱的关注，也是对受难者最实际的保护。 （ 民运现场，朱虞夫先生发表讲话） 涓涓清溪汇聚为海 每一个你，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伸出援手。帮助并不一定要惊天动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境遇，在法律和安全的框架内发散思维，贡献力量。比如​持续的记录与见证：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那些被遮蔽的信息，记录那些正在发生的苦难。让国际社会看到，这些名字依然鲜活，这些诉求依然清晰。​比如物质与精神的托举：那些受难者家属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心理孤立。一份捐助，或者是一封鼓励的信件，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单。比如专业领域的发力：如果你是法律从业者，可以参与法律援助或记录人权案例；如果你是翻译者，可以将国内的真实情况译成多国语言，打破信息壁垒。比如​生活化的抗争：即便是在异乡通过理财、工作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也不要忘记在获得社会地位后，利用这种影响力去向当地议员、社区或机构陈述国内的真相。 ​ 牛腾宇母亲的画作 ​结语 ​任何一个自由的角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光。或许我们无法立刻推倒高墙，但我们可以让光透过去，照亮那些被黑暗包围的人。 我和朱虞夫先生 （3月22号，我们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洛杉矶支部 在中国大使馆门口 声援 中国民运人士钱辰昌，他已经失联了一个多月，很可能已经被国内抓捕；为 王森 家属募捐，为在野党杂志社捐款；为牛腾宇妈妈的画作，义卖画作，卖出了4副画作。） “Empathy” Should Not Be Just a...

作者：张维清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吕峰 2026年3月底 ，中国维权律师界正经历着自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最黑暗、最肃杀的时刻。从长沙法庭的重刑判决，到北京派出所对多位知名律师的集体传唤，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系统性清洗正席卷全国。这不仅是对个别律师的政治报复，更是对中国残存法治文明的全面绞杀。 这场悲剧的序幕在2026年3月23日正式拉开。当天，长沙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知名人权律师谢阳有期徒刑五年。这份长达五年的刑期，是对谢阳律师多年来坚守良知的公然羞辱。谢阳被构陷的所谓“罪证”，仅仅源于他作为法律人的基本道义：他在互联网上记录真实的社会苦难；在媒体采访中撕开权力滥用的遮羞布；在2021年大雪纷飞的湘西，他无畏地声援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怀孕教师李田田。自2022年1月被捕起，他在长达1532天的非法羁押中，经历了剥夺睡眠、沉重镣铐与人格侮辱等摧残。联合国已正式认定此案为“任意拘留”，指控其涉及“危害人类罪”，但施暴者依然在审判台上装聋作哑。 ...

作者：许远舟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用枪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叫：人民想要说话。 1989年5月，北京的春天格外热。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最多时超过万人。他们带着帐篷、带着广播，搭起了临时的”民主大学”。他们喊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对话、反腐败、新闻自由。诉求并不激进，激进的是政府的回应。 6月3日深夜，坦克从长安街两端开进来。有学生站在坦克前不肯让路，有市民试图用身体阻拦军队。枪声在夜里响起，不是警告，是实弹。医院里彻夜灯火通明，走廊上躺满了伤者。有人死在广场，有人死在回家的路上，有人死在自己窗边，只是听见了动静探头看了一眼。那一夜，北京的街道上满是血。然后天亮了，军队清场了，广场冲洗干净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一夜死了多少人，没有官方数字。不是不知道，是中共不让说。一个叫丁子霖的母亲，她的儿子死在了长安街，她用后半生记录名字：237个，后来更多。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扇再也没有等到人回来的门。 一年，两年，三十七年过去了。中共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一个人被追责。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等了三十七年，等来的是每年这一天被软禁在家。中共这个政权，杀了人，还不让你哭。 三十七年前，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们说，这是”政治风波”，已经”正确处理”。但直到今天，你不能在微博上写”五月三十五日”，你不能在微信上发一支蜡烛，你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站着。一件他们自己说”处理好了”的事，为什么连提都不能提？是因为心虚，才需要这么多锁。 他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遗忘机器。不只是删帖、封号、屏蔽关键词，而是从娃娃抓起。’我们的教科书里没有“六·四”，课堂上没有“六·四”，连父母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起。一代一代的传承，传的不是真相，是沉默。这种沉默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精心制造的。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多是在完全的信息封锁下长大的。他们不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不想知道，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我不怪他们，我怪的是那个系统性地偷走他们记忆的政权。如果你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请记住一件事：你的国家，曾经对你的父辈举起枪。 以前的德国为奥斯维辛道了歉，南非也为种族隔离道了歉。至于中共？一个字都没有！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们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道歉意味着承认，承认意味着改变，改变意味着他们下台。所以他们选择：让你忘记这一切！ 镇压发生后，西方世界最初是愤怒的。美国、欧洲纷纷发表谴责声明，部分国家实施了对华武器禁运。但愤怒是短暂的，生意是长久的。九十年代，西方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共用经济增长换来了国际社会的沉默，用市场准入换来了外国政府的失忆。三十七年过去了，那些当年谴责中共的国家大多数早已与北京称兄道弟。他们选择了利益，把那一夜的血留给历史去记录，如果历史还被允许记录的话。 一个永远不需要被选举、永远不需要被问责、永远不会下台的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政治结构之一。不是因为领导人一定是坏人，而是因为这个结构本身会制造坏的结果，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这不是道德判断，这是历史规律。“六·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不是孤例。文化大革命是，大跃进是，新疆是，香港是。每一次都是同一套逻辑：党的存续高于一切，包括人命。只要这个结构不改变，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停止。 “六·四”事件之后，一批人离开了中国。他们在海外建立了杂志、电台、组织，几十年如一日地记录、呼号、坚持。他们老了，有的已经走了。他们最深的恐惧不是被遗忘，而是：等他们这一代人都走了，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一夜？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说下去？这篇文章，也是一个回答。 1989年站在广场上的年轻人，今天很多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的孩子，很多不知道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不是父母不想说，是说了有危险。这叫什么？这叫对下一代的二次谋杀！ “六·四”不是历史。“六·四”是他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执政逻辑，谁敢说”不”就让谁消失。房山的铲车、信宜的警棍、江油的催泪弹，同一套手段，在三十七年后换了个地方在用。 但历史从来不会自动走向公正。纽伦堡审判不是自然发生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六·四”的真相与追责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一个还记得的人拒绝假装忘记，需要每一个能自由说话的人替那些不能开口的人说出来。不让那些死去的人，死得无声无息，好像从来不存在！ 今天，无论你在哪里，请说出来，请转发出去。记住那些名字，不要让他们的沉默变成所有人的沉默！ 别忘，永远别忘！ After the Gunfire, Thirty-Seven Years of Silence Author: Xu Yuanzhou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Lyu...

——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纪实 作者：胡景 编辑 ：Geoffrey Jin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3月15日下午，第13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在六四纪念馆隆重举行。 坐落于洛杉矶的“六四”纪念馆，今天再次座无虚席。人群安静而肃穆，仿佛每一个人都带着各自的记忆而来。在这样的氛围中，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如期举行。本届奖项授予多位仍身处中国、为基本权利奔走呼号的维权人士与政治犯。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身陷囹圄，或长期遭受压制，却依然选择不沉默、不退却。 如果将历届获奖者一一排列，那几乎是一条由一个个体的命运铺就的道路——一条通向自由与尊严的“星光大道”。 记忆与延续 “我能来到这里，感到很荣幸。”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朱虞夫的声音低沉而平稳。他曾是第一届该奖项的获奖者之一，但在获奖时仍身处狱中，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多年后，当他得知这一切时，仍倍感温暖，那是一种“迟来的温暖”。 然而，这份温暖背后，也夹杂着遗憾。“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并没有被真正看见。”他说。在他的讲述中，时间仿佛被拉长。从上世纪末至今，一代又一代人，在相似的处境中承受着代价。在浙江，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在不断的坐牢，监狱里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这些民主党人，仿佛参加了一场接力赛，中共安排的接力赛，一棒接一棒的坐牢，从未间断。 当谈及为何争取基本权利如此艰难，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语言，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方式指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很多权利本身就很难获得。”也正因为如此，他将更多的重心放在“责任”上。“在外面的人，不应该忘记里面的人。”他说，“关注不能只是口头上的，而应该是持续的、具体的。”谈及未来时，他提到一种更深层的支撑——信念与品格。“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良性，不只是制度的问题，也和人的内心有关。要坚持正义，也要保持谦卑。” 沉默与选择 相比之下，史庆梅的表达更为直接。“很多人其实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权利，但他们没有勇气说出来。”她将这种沉默归因于长期的压力环境。“当表达意味着风险，人们自然会选择退缩。这不是因为不理解，而是因为代价太大。” 现在她已经身处一个可以公开表达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牵连。她提到，家人曾经遭遇过骚扰与威胁。“一开始会害怕，但时间长了，也慢慢学会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是一种从恐惧到适应，再到坚定的过程。“ 如果我不说话，那我离开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她的语气并不激烈，却带着一种清晰的决断。 在她看来，权力之所以对公民社会保持高度警惕，本质上源于对“觉醒”的担忧。“一旦更多人敢于表达真实想法，就会带来改变的可能。”因此，她的期待也显得朴素而直接——希望改变发生，希望更多人能够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荣誉与见证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荣誉。”袁崛这样形容自己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感受。 三年前，他来到美国，此后持续参与公共事务。在他看来，这一奖项的意义，远不止于象征性的肯定。“它真正关注的，是那些在最基层、最没有资源的环境中发声的人。 他们最容易被忽视，一旦被带走，很可能就悄无声息。”所以，在他眼中，这个奖项不仅是荣誉，更像是一束光，照向那些被遮蔽的角落。 当谈及现实，他的判断带有一种冷静的克制。“可以说，正处在一个‘至暗时刻’。表达空间在收缩，很多人选择沉默。”但他并未失去希望，反而对故土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历史上常常如此，当压抑走到极端，也可能孕育变化的契机。关键在于，是否有人能够抓住它。” 同时，他也强调了基层力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往往来自最广泛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精英。正是这数量众多的普通人，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 星光与方向 整场活动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刻意的煽动。更多时候，是一种克制的表达，一种在现实压力下仍然试图保持理性的声音。 这些声音并不宏大，甚至常常显得微弱。但正是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讲述，构成了某种更深层的力量，它穿过纪念馆，穿过街道，穿越苍穹。 会场上的嘉宾，他们谈论的，是权利、是恐惧、是选择，也是代价。 当名字被一个个念出，当故事被一段段讲述，那些原本孤立的经历开始彼此连接，彼此照亮。他们是一个个星星之火，但只要这种火多了，就可以燎原，照亮大陆的那片天空。 或许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当黑暗足够深时，哪怕是微弱的光，也会变得清晰而坚定。而这些光，终将指向远方，指引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Starlight in the Darkness — A Documentary of the 13th Oscar Free Human Rights Awards Author: Hu Jing Editor: Geoff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