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作者：周敏 2026年的中国体制内，正在悄然蔓延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物理围城。 过去，人们的目光聚焦于公职人员、高校教师、甚至医护人员被集体收缴护照、限制出境的政治红线。然而，一场更深沉、更密不透风的控制网格，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境内铺开。如今，不仅出国成了奢望，体制内人员哪怕是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离开工作的城市、跨越省界，乃至前往省会，都必须在数字化人事系统中层层报备、审批。至于“进京”，更是成了一条不可触碰的最高级别敏感红线，非必要绝不批准。 这场从防范外逃向全面禁足的演变，撕开了盛世稳定的面纱，露出了一个处于高度恐慌中的庞大巨兽，正通过压缩个体的空间移动自由，来饮鸩止渴般换取一时的安全。 这种境内出行限制，并不突兀，它是中共在过去的岁月中，将特殊时期的危机控制成功转化为日常驯化的标本。 2015年前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对裸官及涉密人员的护照管控成了常态。此时的控制，有鲜明的指向性和阶层性。然后，真正为全民和全体制内戴上物理枷锁的，是2020至2022年期间建立的数字化防疫网格。那三年里，行程码、健康码、以及“离市报备、离省审批”的连带责任制，每个人已牢牢钉在行政区划的网格里。 防疫的技术硝烟散去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套已经运转成熟的追踪和审批机制并不曾随之解体，它被无缝切换成了“政治纪律”与“安全管理”的一只钢爪。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只钢爪已经深深嵌入日常。基层公务员、教师、公立医院的医生，只要双脚跨过地级市的行政边界，其行踪就会在后台暴露无遗，面临的是轻则通报批评、重则影响仕途的纪律处分。 这本质上是毛时代“单位制”与清“里甲制”的还魂。鲜活的个人沦为了行政单位的数字化财产。 中共牺牲一整个社会的活力，将十四亿人（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公职与技术阶层）锁死在各自的行政网格里，背后是现实且自私的政治算计： 首先，是消灭一切跨区串联的火种，维护绝对的局部政治安全。  北京与各省省会是政治、资源与权力的中心。限制基层人员（主要是接触底层矛盾、握着社会资源的体制内人员）随意进京和省会，能从物理源头上彻底切断潜在的越级反映、群体性聚集、或跨地域维权串联的风险。 其次，通过连坐，逼着中层官僚进行战战兢兢的自我审查。   顶层设计了“谁的人出错，追究谁的责”的连带机制，维稳压力自然地转嫁给了基层单位。保住乌纱帽的本能，驱使各个领导们层层加码、宁杀错不放过。这种设计何其狡猾，不劳烦中央频繁下达红头文件，下面的官员为了避责，自发地把绞索越拉越紧。 再次，是高强度的心理驯化。  当一个人去别处看病、带孩子去邻市探亲、去省会旅游都需要递交申请、解释原因、交代同行者时，他在心理上对组织的顺从和依附会被无限放大。体制内人员的原子化和驯服度来到空前的高度。是的，空前。 然而，历史之演进并不会因为权力的意志而偏转。把自由移动压缩到格栅里的极致统治，正为中国的未来铺设一条通往系统性崩溃之路。 1. 经济内卷枯竭 经济的本质是人、资金和信息的自然流淌。今天，有着很好消费力和投资能力的体制内阶层被禁足，那么旅游、跨省商业和技术交流陷入死水。生产要素怎能匹配优化？资金只能在本地停歇，前来迎接的就是创新能力的窒息与经济活力的干涸。 2. 社会僵尸化 当肉身的移动被卡死，思想的激荡和阶层跨越也随之抱死。整个社会慢慢地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没有社会活力的翻腾，没有民间自治的热情，只剩下了一潭死水。 3. 高压下之黑天鹅风险 人们的自由流动，实际上可以稀释很多局部矛盾。当人在本地遭遇体制的压抑或不公，他可以通过前往外地、寻找新的空间来化解痛苦，寻求新生。今天，所有的通道都被焊死了，每个人都被生生按在原地的矛盾旋涡里。 如今，“谁审批谁负责”导致了官僚系统的全面躺平。除了看住下属和惰性维稳，基层官员没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欲望。放眼看去，一片极致的紧绷。一个微小的局部危机（如地方财政崩塌、突发群体事件），过去可以通过社会的弹性来消化。而在格栅时代，说不定哪天、哪地，就会因系统没了弹性而触发全盘的连锁反应，引来大脆断。 从大历史周期来看，这种对内层层设防、对外紧闭大门的姿态，昭示着中国正在主动放弃融入全球竞争、利用民间活力开疆拓土的路径，退缩为一个内向型、防御姿态的传统集权帝国。 我们正见证着，由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恐惧现实而生发的大倒车。统治者用长远国运和全社会生命力为抵押品，去换取眼前几年的物理上的苟且安全。 历史的规律密密地写着：高压的铁幕焊得越紧，烧毁时就越火光冲天。连自己体制内的细胞都无法自由游走时，彰显的哪里是强盛？分明是走向末路前无法掩饰的颤抖。那些被困在栅栏里的肉身暂且沉默着。但历史的清算，早已在微澜死水之下，开始暗流汹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From Strict Exit Bans to Not Stepping Out of the Province: Grid-ization Under Digital...

作者：祝正明 （一） 专制政体的形成 翻开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史。每个人都有想为所欲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就像在自然界的其它动物群体一样，一直存在着弱肉强食现象，其惨烈不亚于任何物种间的生存竞争。 原始部落内个体体力的较量，产生了部落首领。部落之间的实力竞争，产生了地方领主。领主之间的武装冲突，产生了国王。国王之间征战的结果，产生了皇帝。最终，一个控制地域广泛的国体成立。皇帝统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将国家划割成若干区域，再分别册封给信得过的大臣和皇室贵族们去镇守；这些大臣皇族再将自己的辖区划分成更小的领地，册封给更小的自己的臣属去统领；官僚依次衍生，权力依次分散，直至将统治势力延伸到村镇、家户；最终形成了封建专制社会典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下面，是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最上面，则是君主皇帝一人。 在封建专制社会，政府获得统治权力的手段是暴力，政府维持统治的根本手段仍然是暴力。 封建专制社会是在人类原始部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当地区间差异较大，原始部落较多，发展不平衡时，对文化的传播、商贸的繁荣、边远落后地区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封建专制统治模式是一种维持性的统治模式，长于保守，短于创新。当人们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生活时，统治者尚有充分的经验和精力去应付各类社会问题。当社会进入革新年代，涌现大量前所未闻的新生事物时，由君王一人决定一切的统治模式立即就会表现出其拙劣性，即便君王非常精明能干，廉洁奉公，也会出现既无经验、也无精力时间去应付的状况，由武断决策造成的失误便会屡见不鲜，由怠慢延误造成的损失也会不计其数，呆板的体制将明显制约、阻碍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大发现和产业革命的出现，将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工业科技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日趋复杂化，专制社会已无能力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弊病，以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它、摆脱它。 （二）专制政体的弊端 专制制度在组织结构上有自我稳定的机制，能够起到基本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因此，它能够长期存在。...

作者：袁平 今天是美国独立日。这是一个本应值得欢庆的日子。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于一个经历过专制社会的人来说，自由两个字，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东西。 然而，今年的独立日，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就在两天前，7月2日，一位流亡藏人——洛嘎·让赞（LOGA RANGZEN），在联合国总部前点燃了自己的身体。我已经记不起，这是我所知道的第多少起藏人自焚事件。但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会沉默很久。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则新闻。 2009年开始，我在四川阿坝州工作、生活了五年多。此后的十几年里，我的人生轨迹几乎一直围绕成都和阿坝州展开。也许是因为我曾是一名NGO志愿者，也许是因为我从事的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许只是因为我喜欢与当地人喝酒聊天、真诚相待，所以我有机会听到许多普通人永远不会知道的故事。 这些讲述者中，有参与过镇压工作的体制内人员，也有被镇压者的亲人、朋友和同学。 他们告诉我，他们如何向藏人开枪；告诉我人被打死后的样子；告诉我抓捕后的藏人被押进军营，被扒光衣服，再被关进用螺纹钢焊成的铁笼。那个笼子的高度，只够一个成年人匍匐爬行。他们长期被关在里面，风吹日晒，吃喝拉撒都在笼中完成。 还有人向我讲述，他们如何与军人一起，用枪托砸向那些抬起头来的藏人，又如何站在铁笼上，对着里面的人撒尿，以此羞辱他们。直到今天，这些画面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与此同时，我也听过很多藏族朋友讲述他们亲人、朋友和同学的遭遇。有人因此终身残疾，有人永远失去了生命。 我甚至曾经与一位刚从印度见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老活佛有过很长时间的交流。他是我一位藏族兄弟的亲叔叔。让我惊讶的是，他能说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他说："这普通话，是我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坐了十八年牢学会的。 那一刻，我沉默了很久。 2009年以前，我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汶川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 借着志愿者的身份，我走遍了四川、青海许多藏族聚居区，也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还曾在新疆一位哈萨克族朋友家生活了一个多月。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处境的理解。 小时候，我生活的城市里，经常能看到推着小车卖葡萄干和羊肉串的新疆商贩，也能看到腰间佩着藏刀、蹲在街边卖藏药的康巴汉子。我偷偷抓过人家的葡萄干，也偷偷摸过康巴汉子的藏刀。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对我发过火，总是一脸憨厚地笑着。 后来，一切慢慢变了。 社会上开始不断流传各种关于他们的传闻。有人说藏人一言不合就拔刀。有人说新疆人偷鸡摸狗、横行霸道。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杀了人警察也管不了。慢慢地，人们开始害怕他们、排斥他们。 我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不止一次看见这样的画面：一位藏人正常走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的汉族人却主动绕开。而那位藏人什么也没做。我后来才明白，这种恐惧，并不是来自真实的相处，而是来自长期的宣传。因为后来认识了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朋友，我开始知道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无法无天"。恰恰相反。他们很多时候，比普通汉人承受着更加严厉的管理。 新疆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很多年不敢在公共场合讲本民族语言。更不敢轻易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一旦承认，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无休止的盘问。有人因此失去自由。有人只是因为喝醉酒、因为街头争吵、因为一些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被送进所谓的"学习中心"。在那里，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曾经和新疆朋友一起自驾旅行。每经过一个检查站，当地朋友都要下车。查身份证、录指纹、扫虹膜。而作为汉族游客的我，只需要坐在车里等待。每一次，我都觉得极度不舒服。 我终于意识到：同样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不同民族的人，所面对的世界竟然完全不同。 很多汉族人把藏区寺院简单理解成"烧香拜佛"。但真正生活在那里以后，我才知道，那远远不是全部。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它还是学校，是医院，是文化中心，也是语言、艺术和历史得以延续的重要地方。许多藏人，就是在那里学会识字。因此，当寺院被限制的时候，被影响的不只是宗教。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延续。 前不久公布的新法律第六条写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是一句很好听的话。但是，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尊重差异，不应该看它写了什么，而应该看它做了什么。 真正的民族团结，不是让所有民族越来越像。而是每一个民族，都能够自由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与生活方式。 很多人会把洛嘎·让赞的离去称作"自焚"。但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他不是死于那一天的火焰。真正一步一步把他逼向火焰的，是长期压迫一个民族文化、宗教、语言和信仰自由的现实。 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能够自由传承自己的文化，能够自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我相信，没有人会选择用这样痛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每一次藏人自焚，我看到的都不是一个人的死亡。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向世界发出的呼喊。也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告诉这个世界： "我们还在。我们没有放弃。" 洛嘎·让赞，我并不认识你。但因为我曾生活在阿坝，曾听过太多藏人的故事，也曾与许多藏族朋友一起生活、工作、喝酒，所以今天，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则新闻。 你的离去，让我再次想起那些我见过、听过、却始终无法忘记的人。 你的火焰，并没有照亮联合国的大楼，却给我带来了一丝光亮和温暖。它提醒我：不要沉默！ 继续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讲出来。哪怕只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信仰与尊严，选择燃烧自己。 今天，美国庆祝独立。而我，更愿意把这一天，献给一位为了自由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人。 洛嘎·让赞（LOGA RANGZEN），请安息。 愿你的名字不会随着新闻过去而被遗忘。 愿你的牺牲，不只是短暂地照亮天空，而能成为更多人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相的勇气。 我向你致敬。也向所有为了自由、为了信仰、为了民族文化、为了人的尊严而承受苦难的人，致以最深的敬意。愿有一天，没有人再需要用燃烧自己的身体，去告诉世界：自由，本来就属于每一个人。 编辑：张致君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Independence Day and the Self-Immolator Written on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Author: Yuan Ping Today is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It is...

作者：陀先润 第二篇：亲儿子的命运——马共与泰共 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秘密来到北京。 他来的目的很明确：告诉中国同志，马共打不下去了。从二战结束时的一万多人，到现在躲在泰马边境丛林里的不足六百人，打了十几年，什么都没打出来。英国人走了，马来亚独立了，新政府对马共的清剿越来越有效，丛林里的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难。陈平准备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带着剩下的人出来谈判，换一条活路。 接见他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告诉他：东南亚的形势即将发生巨变，对共产主义越来越有利，不要改变政策，要继续打下去。 陈平回去了，继续打。 十八年后的1979年，陈平再次被叫去见邓小平。这一次邓小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再支持马共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两次谈话，同一个人，完全相反的指令。两次谈话之间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在乎。 马共的历史，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25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派了一个助手南下到南洋，在新加坡建立了南洋共产主义支部。这就是马共最早的前身，从第一天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分支，不是在马来亚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是被种下去的。1930年，在胡志明的主持下，南洋共产党正式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几乎清一色是华侨，领导层全是华人，建党的钱是中国出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定的。 这个先天条件，后来成了马共无法摆脱的致命伤。马来西亚政府把马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华人对马来人的统治战争，让马共在当地始终无法真正发动群众。你打出去的旗号是共产主义革命，但当地的马来人看到的是一群华人拿着枪要来领导他们，这场仗从政治上就输掉了一半。 但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马共一度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英国人给了他们武器，马共组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控制了马来半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武装人员超过一万人。那是马共历史上唯一一段真正强大的时光，也是他们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 然后，一个叫莱特的人出现了。 莱特是越南籍华侨，说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进入马共的时候，正是中共和马来亚之间的联络完全中断的那段空档，没有任何人能核实他的身份。他就靠着这个身份，在马共里站稳了脚跟，一路做到总书记。 没有人知道他同时在为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工作。 1942年2月，马共决定在一个叫黑风洞的地方召开秘密会议，出席的是马共和抗日军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日本人提前得到了通知，包围了现场，把所有人杀了个干净。那是马共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清洗，几乎所有的核心骨干都死在那里。莱特原本应该出席，临时说车子坏了，没能到场。 战后他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说服马共把辛苦积攒的武装力量解散了，说要走合法斗争的路线，不要和新的殖民政府正面对抗。马共信了他，把枪交出去了。然后他卷走了党的全部经费，消失了。 1947年，他在泰国曼谷被泰共党员认出来，追上去当街击毙。 莱特死后，马共才开始彻查，发现他当年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出卖的影子。黑风洞的屠杀，武装力量的解散，每一次马共遭受重创，莱特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到了这个时候，人死了，证据没了，一切都只能是推断。 马共用了整整十年，才从莱特造成的破坏里重新站起来。这十年里，一个外来的间谍把马共掏空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马共的根本问题：它没有真正扎进马来亚土地里的根基，离开北京的指挥和保护，它就是一盘散沙。 莱特走了之后，马共真正的终结者出现了。这个人不是英国军队，不是马来西亚政府，而是一个叫李光耀的年轻律师。 1950年代初，李光耀从英国剑桥留学回来，回到新加坡开始执业。他主动找上了马共的外围组织，找上了各个左翼工会和劳工团体，说要帮他们打官司，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他在这些组织里混得如鱼得水，很快成了新加坡左翼圈子里人脉最广的人。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合法的政党，叫人民行动党，用议会选举的方式来争取政权。他的理由很充分——马共是非法组织，进不了议会，只能在丛林里打游击，而打游击已经证明行不通了，不如走合法路线，把力量引入体制内。马共的人觉得这个思路有道理，开始全力支持他，帮他拉票，帮他组织工人和学生，把他的人气一点一点做起来。 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新加坡大选，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首席部长。 权力到手之后，李光耀开始动手。 他动手的方式是一个一个来的，不是一刀切，而是精准打击。首先是马共背景的人，凡是有组织关系的，全部逮捕，关进监狱，不经审判，无限期关押。有人一关就是十几年，有人关到白发苍苍，有人关到死在狱中。内部安全法给了他这个权力，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法庭，一纸命令就够了。 然后是中共南方情报系统派来的人，也就是那批以学者、教师、报人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者。这批人他没有关，而是礼送出境，客客气气地把你送走，走之前甚至还给你道别。南洋大学是当时中共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基地，李光耀直接把它关掉，说是要合并到新加坡大学，理由冠冕堂皇，没有人能当面反驳。 最后是那些曾经帮他竞选、帮他拉票、把他送进议会的左翼同僚。这些人里有他的战友，有他的朋友，有在最艰难的时候站出来支持他的人。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进监狱，用的罪名是勾结共产党，威胁国家安全。其中有人在狱中待了将近三十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老人。 李光耀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华人世界里难得的政治天才。这个评价大概是对的。但天才的代价，是由那些帮过他的人用一生来承担的。马共和左翼力量把他送进了议会，他用他们的尸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然后建立了一个在华人世界里独一无二的高效威权体制。 新加坡的马共，就这样被彻底消灭了。 失去了新加坡的马共，退回到马来半岛的丛林里继续打。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困境：领导层是华人，在一个马来人占多数的国家搞武装革命，永远都会被定性为外来势力入侵。他们在丛林里坚持，坚持了一年又一年，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困难，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薄弱。 丛林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描述过。那些在里面待了几十年的人，大部分没有留下文字。偶尔有人回忆，讲的是常年潮湿的丛林、腐烂的树叶、永远不够吃的食物、时刻警惕的神经。他们结婚、生子、老去，在那片丛林里过完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他们的孩子在丛林里出生，有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这一切，都是因为1961年邓小平那句"要继续打下去"。 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当面告诉他：你要和东盟国家搞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东南亚的共产党。邓小平答应了，然后找来陈平，告诉他中国不再支持马共。 中国在湖南益阳给马共建立的秘密基地关掉了，马来西亚之声广播电台停播了，武器供应和经费全部切断。马共在中国培训的干部被遣返，那些在中国待了多年、学会了一口普通话的马共干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又撑了十年，1989年，马共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泰国政府的见证下，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宣布解散，成员放下武器，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誓效忠。作为交换，马来西亚政府承诺不追究法律责任，愿意回国的发一笔补偿金安置，留在泰国的划出几块土地让他们居住。 解散时大约还有一千多人，是当年一万多人的零头。 一部分人回了马来西亚，领了钱，找个地方过日子，从此不提过去的事。另一部分留在了泰南边境，住进了泰国政府划出来的几个村子。这几个村子后来被冠以一位泰国公主的名字，改造成了旅游景点，叫朱拉彭公主村，一共四个村。游客去那里喝咖啡、拍照，买当地人做的土产纪念品，脚下的土地曾经埋过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问。 陈平想回马来西亚，被政府拒绝了。他在泰国等了很多年，2013年在曼谷去世，终究没能回家。他第一次去北京见邓小平的时候四十岁，死的时候八十八岁。这四十八年，他把自己最好的岁月全部交给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从来都不是他能决定的。 泰共的故事和马共高度相似，只是结局更加诡异。 泰共比马共还要纯正。1926年由中共南洋支部直接建立，1942年正式建党，第一任总书记李启新是中共党员，后来回国当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明白的人都明白——它是中共情报和统战系统在香港的核心机构，以新闻机构为掩护，实际上做的是情报工作。泰共的第一任总书记，本身就是情报系统的人。这样的党，和中共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言而喻。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全球共产党被迫表态站队，泰共是东南亚第一个公开支持中国的共产党。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考虑，因为他们就是中共系统的一部分。1962年，中国在云南建立了泰国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开始对泰国进行革命宣传。1965年，泰共正式开始武装斗争，中国提供培训、武器和经费，全力支持。 泰共打了十年，稳扎稳打，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1976年是他们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那一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曼谷的大学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军队镇压，死了很多人。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逃进丛林，加入泰共。武装力量从几千人急速膨胀到八千人，控制区域波及泰国将近一半的省份。泰国政府一度非常紧张，认为革命真的要来了。 但1979年，一切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 中国决定联合泰国共同对抗越南，不能再维持对泰共的支持。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停播，所有援助切断。老挝在越南的压力下，把境内的泰共武装全部驱逐出境，泰共失去了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没有了援助，没有了退路，泰共迅速瓦解。大部分成员接受政府招安，陆续走出丛林。到1991年，武装力量全部消失。 但有一件事始终是个谜。 泰共1976年之前的领导层几乎全是华人，是中共直接培养或派遣过去的干部。这批人在泰共解散之后，泰国政府没有通缉他们，没有审判他们，连一纸大赦令都没有发，就好像这些人从来不存在一样。他们去了哪里，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泰国政府不说，中国政府也不说，双方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件事被压在水面以下，从此再没有浮起来。 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历史里，消失是最好的结局。它意味着你回来之后仍然是自己人，仍然可以在体制内得到妥善安置。那些留下名字的，反而是真正被抛弃的人。陈平留下了名字，所以他死在泰国。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没有留下名字，所以他们安静地回来了，从历史记录里消失，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马共打了六十四年，从1925年建党到1989年解散。泰共打了二十五年，从1965年到1991年。这两个中共最忠诚的亲儿子，一生都在按照北京的指令行事。北京说打，他们打。北京说停，他们停。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从来没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做过一个重要决定。 最后，马共的普通战士老死在异国他乡改造成旅游景点的村子里，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记录里，那些在丛林里死去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棋子就是棋子，用完了就该收起来。至于棋子自己怎么想，从来不在棋手的考虑之内。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The Party’s Pawn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s Export of Revolution Author: Tuo Xianrun Part...

——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困境 作者：张超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从法律文本来看，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也有权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教会信徒所经历的情况却与这一宪法承诺存在明显落差。对于基督徒而言，信仰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祷告、查经、敬拜以及与其他信徒共同聚会，都是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受到保障的宗教活动，在一些地方却被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甚至打击的对象。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对未纳入官方宗教体系的家庭教会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许多坚持独立聚会的家庭教会被认定为“不合规”或“非法”，聚会场所遭到查封，教会活动被迫停止，信徒和教会负责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调查和施压。对于许多家庭教会成员来说，他们并非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只是在私人场所进行祷告、查经和敬拜。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宗教活动，也可能面临警方介入、行政处罚或持续监控。一些教会被要求停止聚会，一些牧师和同工被约谈、传唤，甚至遭到拘留。 这种情况使许多信徒感到困惑：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为什么正常的宗教聚会却会受到限制？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整顿行动在多个地区持续发生。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被强制关闭；教会财产被没收或查封；聚会地点被迫搬迁；信徒个人信息被登记备案。部分教会负责人因组织宗教活动而受到刑事调查，甚至被判处刑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监控体系的不断扩大，也让宗教信徒面临更大的压力。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以及网络信息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聚会地点、参与人员以及活动情况越来越容易被有关部门掌握。不少信徒反映，他们曾接到警方电话询问宗教活动情况；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信仰背景；教会负责人被要求定期汇报活动内容；部分信徒甚至因为参与家庭教会聚会而受到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影响。 这些现象表明，家庭教会信徒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宗教管理问题，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实压力。作为一名长期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基督徒，我对此感受尤为深刻。我始终相信，信仰属于个人良心自由的范畴。一个人选择信仰什么、如何敬拜、与谁一起聚会，不应成为受到调查或处罚的理由。 然而，中国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持续打压，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处境。我担心自己的宗教背景会被有关部门调查；我担心过去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经历会成为被关注的原因；我担心自己继续坚持家庭教会信仰后，会受到约谈、监控或者其他形式的压力；我也担心因为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立场，而被视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担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近年来大量家庭教会和基督徒所遭遇的现实情况之上。当家庭教会不断被关闭，当牧师和教会同工因组织聚会而受到处罚，当普通信徒因参加宗教活动而受到监控和调查，当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充分落实时，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返回中国，自己同样可能因为家庭教会背景和持续参与宗教活动而面临风险。一个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社会，应当允许公民按照自己的信仰进行和平聚会；应当保障信徒正常的敬拜权利；更应当让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条款不仅停留在纸面上，而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 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而言，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与现实处境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使我对返回中国后的处境感到深深担忧。而这也是我害怕返回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Between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and Reality-Based Suppression: The Dilemma of Religious Freedom...

——灣區舉行“反送中”七週年紀念集會 攝影記者：關永傑 【舊金山灣區訊】為紀念香港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七週年，由海外流散港人社群及多個民間團體發起的全球接力活動“6·12雨傘不倒·並肩同行”於2026年6月12日在全球多個城市同步舉行。根據海外媒體《追光者》全球現場聯動統籌統計，活動至少獲得全球20多個主要城市響應，包括英國倫敦、列斯、諾丁漢、雷丁、曼徹斯特、伯明翰，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聖地亞哥、亞利桑那鳳凰城、夏威夷，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澳大利亞多個城市，以及新西蘭的奧克蘭、基督城、台灣台北等地接力舉行紀念活動。 6月11日傍晚，由美國香港人會館（USHongKongers Club）、北美香港會（NORCAL HK CLUB）、香港自由民主黨、中國民主人權聯盟、中國民主黨等聯合發起的灣區紀念活動在舊金山舉行。數十名灣區香港人、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及各界支持者到場參與。活動開始前，現場拉起“Free Hong Kong”、“Free Jimmy Lai（釋放黎智英）”等橫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迎風飄揚。活動由美國香港人會館成員Bruce與Jenny共同主持。 Jenny在開場致辭中表示，過去七年間，大批異議人士身陷囹圄，許多聲音被消滅，自由逐漸消失，無數香港人被迫流散海外。然而，她相信香港人並沒有遺忘。她說：“七年過去，我們的家園已面目全非，時間不斷向前，但傷口從未愈合，記憶也從未消失。”她感謝仍然願意站出來的人們，用行動證明香港的故事仍被銘記。 開場致辭結束後，主持人帶領全體參與者，向那些為爭取自由而失去生命的人們默哀一分鐘。 隨後，全體與會者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重溫2019年香港街頭爭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記憶。 劉俊：香港曾是“六·四”逃亡者的生命通道 “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經“黃雀行動”逃往香港後再流亡美國的劉俊律師回顧自己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經歷。他表示，當年廣州學生走上街頭，是為了抗議中共以坦克和機關槍鎮壓無辜學生和市民，而非破壞社會秩序。劉俊特別感謝香港人在“六·四”之後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援助。他表示，自己被通緝後能夠成功逃離中國，正是因為香港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大陸營救民主人士。他認為，中國爭取民主自由、結束一黨專政的現代民主運動真正始於1989年。而對於香港今日的處境，劉俊深感痛惜。他表示，37年過去，中國大陸仍未實現民主自由，而香港也已經失去原有的自由空間。他呼籲香港人、大陸民主人士、西藏人以及維吾爾人等各受壓迫群體團結合作，共同推動中國實現民主轉型。 方政：香港曾是“六·四”受難者最大的精神慰藉 “六·四”親歷者、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主席方政率領多位黨員參加活動。方政表示，“反送中”運動中同樣有人失去生命、失去自由，而香港長期以來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支持令人難忘。他說，“六·四”之後，支聯會和維園燭光晚會給予無數“六·四”受難者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希望。然而，2019年之後，香港自由空間急速萎縮，維園燭光晚會成為歷史。他感慨地說，香港人在2019年6月12日所展現的抗爭精神，很可能是香港歷史上最後一次百萬人民能夠自由表達訴求的時刻。方政認為，要讓香港重新獲得自由，最終必須結束中共專制統治。他最後帶領全場高呼：“End CCP！Free Hong Kong！” Ken：鎮壓可以囚禁人民，卻無法囚禁思想 北加州香港會負責人Ken在演講中回顧了“反送中”運動的發展歷程。他指出，七年前香港人最初反對的似乎只是一項引渡條例修訂，但後來事實證明，人們低估了這項法案背後的意義。“反送中”運動之後發生的，不僅是一場抗爭的失敗，而是香港整個制度、自由和多元價值的系統性瓦解。Ken列舉《香港國安法》實施、《蘋果日報》被迫停刊、香港47人案以及黎智英被重判等事件，指出香港原有的自由社會正被有計劃地拆解。他進一步將香港與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以及台灣民主化歷程進行比較，指出，歷史反復證明：專制政權可以暫時壓制反對聲音，卻無法消滅追求自由的思想。他說：“中共花了七年時間試圖讓香港忘記自己是誰，但它沒有成功。因為你們在這裡，因為我們在這裡，因為在世界各地香港人居住的城市裡，燭光仍然燃燒，呼聲依然響亮。故事仍在繼續，最後一章遠未到來。” Cindy牧師：愛是否能夠勝過恐懼 來自香港的Cindy牧師在發言中坦言，在當前的白色恐怖環境下，許多人已經害怕談論香港、害怕公開發聲，因此當天能夠看到這麼多人站出來，讓她十分感動。她表示，今天站在現場的人，不只是支持香港，更是在支持正義、真理與自由。長期從事流亡港人心理輔導工作的她介紹，許多離開香港的年輕抗爭者至今仍飽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困擾，經常做噩夢，不敢出門，甚至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與家人斷絕關係。她分享自己在精神健康機構和教會中的工作經歷，表示自己能夠做的或許有限，但仍希望盡己所能陪伴這些流亡者，協助他們接受心理咨詢與治療。活動現場，她特別準備了黃色玫瑰送給參與者，希望大家以此紀念2019年運動中失去生命的人們。她說：“當你們拿起這朵黃玫瑰，請記住正義的精神、真實的精神，以及無畏抗爭的精神。” 易碎君：保存真相，守護火種 流亡美國四年的香港青年梁啓駿（網名“易碎君”）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他回憶，2022年香港國安人員搜查其住所，沒收電子設備，並要求交出密碼，甚至勸說他“改邪歸正”。在不斷加劇的政治壓力下，他最終決定離開香港。梁啓駿2022年踏足美國的時候，只有15歲，他坦言，爭取公義需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許多人難以想象其中的痛苦、漫長、煎熬。然而，他相信只要團結一致，堅持保存真相、守護火種，未來仍然有希望。他說：“只要我們把真相保存下來，把火種保存下來，星星之火終將可以燎原。” 撐起雨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