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2 月, 2026

《全球覺醒》第六十期 自由之鐘 時刻敲響 全球覺醒 民主聯盟 消滅獨裁 推翻暴政 活動主題：支持美國政府判刑中共代理人 就在近期，美國聯邦法院的一紙判決書，撕開了這個外交機構陰暗的底牌。孫耀寧，這名長期活躍在南加州的所謂「政治活動家」，因充當中共秘密代理人被判處四年監禁。他繞過法律，直接聽命於這棟樓裡的中共官員，成為獨裁政權伸向自由土地的毒爪。 荒誕的諷刺是，中共在國內連一張真實的選票都不敢給民眾，卻在國際上厚顏無恥地利用民主制度的開放性，進行滲透。孫耀寧接受指令，卑劣地干預市議員選舉，試圖操控地方政治；他還利用「華人春晚」等活動大搞統戰宣傳，在公共討論中散布謊言，淹沒真相。他不僅是傳聲筒，更是告密者。他秘密監視、追踪那些被中共視為「威脅」的團體和個人。那些為了躲避暴政而來到美國的受害者，竟然在自由的陽光下，依然感受著背後來自領事館暗處的窺視。 中共利用孫耀寧這類人，試圖在海外建立「恐懼治理」體系。他們害怕真相，更害怕民主的力量。我們要正告這棟樓裡的操盤手：在法治國家，任何影子代理人最終都難逃正義審判。你們收買得了靈魂，卻買不到民心。拆穿滲透陰謀，洛杉磯不歡迎特務！我們將持續揭露代理人，直到正義回歸，直到控制鏈條徹底斷裂。 ✊ 我們的口號： ✊守護美國自由，反擊中共滲透！ ✊監視民眾是流氓，獨裁政權必滅亡！ ✊滲透民主是死路，判刑入獄是歸途！ 時間：2026年2月22日(星期日)3:30PM(下午) 地點：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 地址：443 Shatto Pl, Los Angeles, CA...

作者：韩立华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章内容，在第五卷第五章。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最后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的实在太多。不论是它的篇幅的宏大、内容的丰富，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思想的深刻，都可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集大成之作。 大概二十年前，友人宋承发寄来的第一封信中讲到，每次他和一个朋友相识，会先提一些问题，好像问卷一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我在回信中说，我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其实，那时候所说的喜欢更多的是惊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风景的呈现，对人的表面光洁之下灵魂的污秽，以及那污秽之下对真理和纯洁的渴望的深入挖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一个流浪汉，一个妓女，一个孩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有他（她）的灵魂，都有他（她）的尊严，在生命的某个瞬间都会绽放出他（她）最初被造时的光芒。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他们的小说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人物、情节和写作技巧。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传达自己的思想。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能看出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世界文学两座高峰的原因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对后来的俄罗斯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 别尔嘉耶夫说：“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能引起冲动，因而灵魂得到新的火的洗礼。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的人，就会成为新人，他面前展现出新的存在尺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小说，特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呈现出这样的冲击力和存在尺度。 而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笔记中所写，这本书整个是对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回应。 那么《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究竟是在讲什么？为什么它对《卡拉马佐夫兄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如此重要？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小说中伊凡所写的一首长诗。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一个嘈杂的、乌烟瘴气的小酒馆里。 请注意“小酒馆”这个地方。正如伊凡和阿廖沙对话中所说的：“俄国的年轻小伙子，我指的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直到如今还在干些什么呢？举例说吧，这里是个肮脏的小酒馆，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你看他们在议论什么呢？他们不谈别的话题，谈的都是些世界范围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朽？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谈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谈用新的方式改造全人类，实际上这是一回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下面我们涉及到小说原文所使用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 徐振亚、冯增义的译本 1996年版） 是的，“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朽”，这对当时真正的俄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上帝折磨了我一生。” 伊凡在小说中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神论者，却时时被信仰的问题纠缠。 在和弟弟阿廖沙讨论“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时，伊凡说：“亲爱的，十八世纪有一位有罪的老人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上帝，那就应该把他造出来。而人真的造出了一个上帝。假如上帝确实存在，那倒没什么奇怪，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种想法——非有上帝不可的想法——居然能钻进像人这样野蛮而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想法又是多么神圣，多么动人，多么聪明，给人带来多大的荣誉。” 这里所说的“有罪的老人”指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伊凡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到底有没有上帝，而是问：人为什么需要上帝？ 他有一个着名的观点：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但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说，当伊凡大声呼喊“一切都是允许的”时候，“并不是要求得到拯救和快乐的喊声，而是一种略带苦味的发现。相信一个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上帝，这种信仰的诱惑力大大超过了作恶而不受惩罚的权力。” 至于上帝是否存在，伊凡说，这是他的这个欧几里德式的世俗的头脑所无法解答的。虽然他愿意接受上帝，但是他不愿意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伊凡不愿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小说第五卷第四章《叛逆》中伊凡作出了详细的解释。这一章的冲击力之强，甚至使得作为反击的第六卷佐西马长老的回应都看起来力不从心。 下面我们来看伊凡的讲述。 《叛逆》这一章是伊凡对上帝的严厉控诉。其实这也是神学中一个古老的难题：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世界上有苦难存在？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让无辜的人受难？ 伊凡的控诉集中在孩子的痛苦上面，他的理由是：“可以爱近处的孩子，哪怕他们蓬头垢面，外貌丑陋（不过我觉得孩子的面貌从来不会丑陋）。第二，我所以不愿谈成年人，除了他们令人讨厌，不值得爱以外，还因为他们遭到了报应：他们偷吃了禁果，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现在他们还在偷吃禁果。但孩子们什么也没吃过。” 这种聚焦的效果就像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里那个全片黑白背景下的红衣小女孩一样，充满了冲击力。 伊凡详细描述了一桩桩针对孩子的暴行录。 ①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将婴儿逗笑之后当着怀抱他的母亲的面，举起手枪把孩子的脑袋打得粉碎。 ②瑞士的一个从小被父母遗弃的私生子，度过了贫苦悲惨的童年，长大后在日内瓦抢劫杀害了一个老人，被判死刑。在监狱里被感化信了主，受了洗。然而这并没有减轻和延缓他的刑罚，他按照原来的审判被砍下了脑袋。 ③俄国的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被她有知识有教养的亲生爸爸用树条抽打，并且越抽越带劲，越抽越兴奋，最后在法庭上父亲被无罪释放。 ④俄国的一个五岁小女孩，也有两位有教养的父母。他们不但对小女孩拳打脚踢鞭子抽，还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大冷天，在厕所里把她关了一夜，怪她夜里不叫大小便，把她拉的屎涂到她脸上，还硬逼着她吃屎（这是她母亲做的）。 ⑤也是在俄国，农奴制最黑暗的年代，在一个告老还乡的将军家里，他的一个农奴的孩子，八岁的小男孩，不小心打伤了将军一条狗的腿，于是将军就放出他全部的猎狗，将被剥得精光的小男孩撕成了碎片。 我想起在疫情封城期间，我所住小区的一只流浪的小黄狗，平时我经常喂他，它也特别乖巧。后来小狗不见了，是被小区里的人杀掉煮着吃了。 伊凡说：“有时候形容一个人残酷得像‘野兽’，其实这是极不公正的，委屈了野兽。野兽绝不可能像人那么残忍，残忍得那么巧妙，那么精致。” 伊凡认为，人们在感情上无法忍受、在理智上也无法理解的正是世界上存在着这种痛苦和苦难。是的，大人也会遭受痛苦，但他们已经吃过禁果，已经知道善恶，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他们犯罪之后的代价。但伊凡不能理解的是，孩子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他们是无辜的。 伊凡想要报复，并且不是在某个无限遥远的地方和时间，而是在这地上，他能亲眼目睹恶人遭报。就算有未来永恒的和谐，伊凡也不同意用受苦的孩子当作为他人培育未来和谐的肥料。 是的，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未来永恒和谐的愿望当中，基督教也是这样。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5：25）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 伊凡并非没有读过圣经，他也知道在未来的和谐中一切都将得到解释，那时他会看见那个母亲和那个驱赶猎狗撕碎她儿子的凶手互相拥抱，两人流着泪高呼“主啊，你真英明”。但是现在，伊凡说：“趁着还有时间，我要赶紧独善其身，所以我坚决拒绝最高和谐。这种和谐还抵不上那个受尽折磨、用拳头捶打自己胸脯、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向‘上帝爷爷’祈祷的那个女孩的一滴眼泪，抵不上的原因在于她的眼泪是无法抵偿的。……我不要和谐，出于对人类的爱我不希望和谐。我情愿保留未经报复的痛苦，最好还是保留我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我错了也心甘情愿。再说大家对和谐的价值估计得也太高了，我们完全支付不起这张过于昂贵的入场券。所以我要赶紧退还这张入场券，只要我是个诚实的人，那就应该尽快退还。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廖沙，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入场券还给他。” 伊凡认为孩子的眼泪是无法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去宽恕虐待孩子的凶手，包括孩子的母亲也没有权利。他质问阿廖沙：“假如为了造福人类，为了给他们和平和安宁，你自己正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一个小生命，就是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胸脯的小女孩，用她未经报复的眼泪作为这座大厦的基石，根据这些条件，你能答应担任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 阿廖沙跟伊凡一样，不会接受孩子无辜受难的基础上的人类幸福生活。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伊凡的思想中有一些极其宝贵的东西，就是不愿为了一个宏大的理想或目标而牺牲世上哪怕一个弱小的个体。联想中国的强拆和城管对路边摊贩的驱逐，就可以看到他们正是因为无视这一点而心安理得地为所欲为。 到现在为止，这一章几乎是伊凡的独白，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勇气。他要让伊凡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也不试图削弱伊凡言论的力量。因为信仰若是真理，它就必须能够经受住情感的冲击和理性的质疑。 其实，上面伊凡所说的，一定程度上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表达的。包括这一系列的虐待儿童的记录，都在他的《作家日记》中提到。还有我们刚才读到的“建造人类命运的大厦”的话，1880年在普希金纪念活动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论述。 演讲的背景是关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来自外省的女主人公塔吉扬娜爱上奥涅金，但奥涅金由于骄傲，看不上这个纯朴天真的姑娘。后来，塔吉扬娜嫁给一位年迈的将军，她在彼得堡重逢奥涅金。这一次，奥涅金发现了她的魅力，开始追求她，却被她断然拒绝。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说就是“当初你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当然，塔吉扬娜没有这么世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她的这一拒绝体现了俄罗斯女人的神圣和高尚的品格。因为她知道，抛弃丈夫将会使她的丈夫“蒙受耻辱，这将意味着他的死亡。一个人能够从另一个人的不幸中找到幸福吗？”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伊凡的口气说：“幸福，在于精神的最高和谐。……请问，如果您自己建立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在最后使人幸福，最终给他们以和平和安定。你再想一下，为此必须和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仅仅是一个人…您会同意在这个条件下成为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演讲和他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同一时期） 所以，《叛逆》这一章伊凡的控诉，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控诉，不同之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意义，他也同时准备对伊凡的观点进行反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编辑的信中，把伊凡的这些观点形容为“当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大杂烩。它们不是否定上帝，而是否定上帝创造的世界的意义。社会主义全都肇始于否定历史的现实意义，然后终结于某种毁灭世界的无政府主义纲领”。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准备通过小说中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来反驳伊凡的观点。那么，长老的遗言是怎样反驳伊凡的观点的呢？ 我们知道，伊凡是基于对无辜受难的孩子的爱而要求报复，否则他宁愿毁了自己，宁愿保留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错了也心甘情愿。 其实伊凡对孩子的爱，从根本上说也是基督教的“爱他人”思想的体现。正如伊凡在跟阿廖沙谈孩子之前讲到的，人很难爱亲近的人，身边的人，具体的人，只能爱远处的人，抽象的人。那么照伊凡的观点，他对孩子的爱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抽象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若是具体的爱，这又是人的本性难以做到的，唯有基督或是通过基督才能做到。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凡因着理性拒绝了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但在理性之上他仍然践行着基督之爱。就像他说的：“爱生活本身超过爱它的意义。” 佐西马长老劝诫的核心也是爱的普遍性。“因为世界就像一片海洋，一切都是流动的，相通的。你在这儿触动一下，世界的另一端就会作出反应。” 所以他要我们爱上帝创造的一切，既包括整体也包括每一粒沙子。“爱每一片树叶，每一道上帝之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他再一次提到要爱孩子，“特别要爱孩子，因为他们也没有罪孽，像天使一般，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感动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给我们以启示，欺负婴孩的人是可悲的。”这一点长老和伊凡和阿廖沙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怎样对待那些伤害孩子的恶人呢？比如那个放狗撕咬孩子的将军，长老不赞成伊凡和阿廖沙的意见，“枪毙他们”，而是说：“你应该永远作出这样的决定：‘要用温柔的爱去感化他，如果你永远下定了这样的决心，那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 长老认为，“我们的天性中有许多最强烈的感情和冲动是我们在人间暂时还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帝从另外的世界取来种子播撒到这个世界上，培育了自己的花园，长出了一切可以生长的东西，但他培育出来的东西全靠与另一个神秘世界具有密切联系的感觉而得以存在，获得生命。如果你内心的这种感情淡薄了或者被扼杀了，那么在你心中成长的一切也将随之消亡。那时候你就会对生活感到冷漠，甚至仇视。” 伊凡主动割裂了自己思想和感情同上帝的联系，以上帝所赐的爱来反对上帝，所以他找不到出路，后来发疯了。 关于无辜的人为何遭受苦难，这在神学上叫“神义论”。基督教并未回避这一问题。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约伯记》，就是在讲述这一古老的困惑：当人无辜受难时，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何让他所爱的人遭受苦难？ 佐西马长老在他的讲述中就以感人的语气回忆他八岁时第一次在教堂聆听《约伯记》的场景，其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童年的经历。 《约伯记》讲述了上帝为了考验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约伯，任由撒但使约伯遭受各种残酷的折磨。 长老说，约伯的故事“伟大之处正在于这里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来去匆匆的凡人形象与永恒真理结合在一起了”。 在长老看来，这个故事的奥秘在于，尽管受尽世间的苦难，约伯仍然宣称他相信上帝。 长老还说，约伯最终将会像爱他失去的孩子一样爱他那些新的孩子。他说这是可能的，可能的，“旧的创伤可以通过人生的沧桑巨变逐渐转化为宁静而感人的欢乐，年轻人沸腾的热血将被老年人的谦和和睿智所取代。”（这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圣徒吉洪的话） 那么基督教怎样看人无辜受难的问题呢？ 就以约伯为例，神若真的存在，他的属性是公义的，赏善罚恶。但约伯并没有犯罪，就像伊凡所讲的那些小孩子一样。圣经说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约伯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遭受苦难，我们读过《约伯记》也会看到约伯受难不是因为他犯罪了，而是来自上帝与撒但的赌约。至于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考验、证明约伯的信心，也是一个奥秘。但是约伯和前来安慰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天上的赌约，所以整卷书几乎都是约伯和他们的辩论。朋友们认为约伯受苦肯定是因为他犯了罪，而约伯宁死也不认为自己有罪。 最后当上帝向他们开口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解释约伯受苦的原因，也没有为自己的公义辩护，而是申明了自己的大能和主权。于是约伯不再争辩，他认识到神掌管万有并且常常眷顾自己，不会撇下自己不管，于是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2-5） 是的，就像长老所说，“我们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个世界，而在另一个世界，在于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我们的良知来自于上帝的良善，我们的理性来自于上帝建立的秩序，我们对他人的爱来自上帝对我们的爱。伊凡虽有良知、理性，虽有对他人特别是对孩子的爱，但他的眼睛只盯在地上，所以他愤怒，他不明白，他拒绝了上帝，拒绝了天堂的永恒和谐，这是一种可贵然而也可怕的态度。这种思想转化到恶的一面就是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就是他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宗教大法官，也都跟这种思想有关。用伊凡的一句话总结：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 伊凡身上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在和阿廖沙的谈话中认为“爱生活要超过爱它的意义”，所以他的理论未来某一天还有经过生活洗礼发生改变的可能。此刻，他对于上帝是否存在也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所以长老说他“有一颗高尚的心，能‘思考并探索天上的事，因为我们的住所在天上’”。 不得不说，伊凡基于人道的立场对上帝的控诉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在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似乎更有了让人无法反驳的力量。阿廖沙赞成伊凡对孩子的爱，但反对伊凡对上帝的指控。所以直到这一章的最后，阿廖沙才开始求助于耶稣基督——“那唯一无罪的人。”“你刚才问：全世界有没有一个能够宽恕而且有权宽恕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的，他可以宽恕一切，宽恕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因为他自己为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献出了自己清白无辜的鲜血。你忘记了这个人，大厦正是建筑在他身上的，人们正在向他呼喊：‘主啊，你真英明，因为你指引的道路畅通了！’” 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 (I)— Why Do the Innocent Suffer? Author: Han LihuaEditor: Zhang Yu ...

作者：马群 编辑：程伟 翻译：彭小梅 近年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军事演训不断升级，“武力统一”的言论时常出现，战争不再只是政治讨论中的抽象概念，而逐渐成为现实社会中的焦虑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台湾的未来，究竟应该由谁决定？我的答案很简单——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这不仅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问题。人民自决，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一个社会的制度、前途与政治安排，应当建立在当地民众的意愿之上，而不是通过军事威胁或强制手段加以改变。事实上，台湾已经形成了完整而稳定的社会体系。它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独立的选举机制、活跃的公民社会与开放的公共空间。2300万台湾民众，通过自己的选择，塑造了今天的台湾。这一现实，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不应被忽视。更重要的是，现实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军事压力不会拉近两岸距离，反而会加深彼此的疏离。军机绕台、导弹威胁与战争言论，并没有削弱台湾社会的本土认同，反而强化了其安全焦虑与身份意识。换句话说，武力威胁的结果，并不是“统一更近”，而是心理距离更远。 从现实角度看，战争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危险且不可控的选择。现代战争不仅意味着军事对抗，更意味着经济制裁、供应链中断、社会震荡与地区安全格局的剧烈变化。在全球高度互联的今天，一场台海冲突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任何政治目标所能承受的范围。而在军事体系仍处于持续整顿与调整的背景下，任何高强度冲突的风险都将被进一步放大。战争从来不是政治姿态，而是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承受能力与战略判断的极限考验。 然而，比地缘政治与战略分析更让我触动的，是一次非常普通的个人经历。前不久，在教会里，我与一位来自台湾的阿姨谈起台海局势。她关心的，并不是政治立场，也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远在台湾的家人是否安全。她反复的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的兄弟姐妹怎么办？普通老百姓怎么办？” 那一刻我意识到，“武统”这两个字，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个家庭的恐惧与不安。聊到后来，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久久难以忘记：“中国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还一定要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远没有你们福建大。”这句话里没有愤怒，只有不解与无奈。她并不想对抗谁，她只是希望家人能够平安生活，希望自己的家园不要成为战争的前线，不要成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在谈话中，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人，当面对她的担忧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觉自己就是强盗，去窃取人家的一切。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对不起这些无辜的台湾家庭，对不起那些只是想过平静生活的普通人民。 ...

作者：钟然 编辑：钟然   翻译：周敏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秘密警察体系、意识形态审查机制和党内政治清洗制度的关键奠基者之一。他在毛泽东时期长期掌控情报、保卫与意识形态领域，被普遍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幕后权力人物之一。 康生早年加入中共，20世纪30年代长期在苏联活动，深受斯大林体制及其秘密警察体系影响。回国后，他在延安时期主持中央社会部，负责情报、保卫与肃反工作，逐步确立了以“政治审查”“思想清洗”和“组织纯洁性”为核心的整肃模式。这一时期，他通过逼供、互相揭发和无限扩大化的“特务”认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中共党内恐怖政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康生权力全面显现的起点。在其主导下，“抢救失足者”“审干”等运动演变为系统性的政治迫害，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指控为“叛徒”“特务”“托派”，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在文革中再度被整肃的人，其最早的“政治原罪”正源于康生在延安时期建立的档案与定性。毛泽东不仅纵容这一做法，且将其视为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 建政初期，康生一度淡出公开权力核心，但并未真正失势。他长期掌握意识形态审查、历史定性和档案系统，与江青等人保持密切关系。随着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警惕加剧，康生逐渐重新被倚重，成为文革前期重要的理论与政治准备者。他炮制的现代版文字狱《刘志丹》案牵连的受害者达六万多人，其中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刘志丹》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虽不以公开形象示人，却在定性、定罪和路线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968年获得了中共首要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他以“考据”“史学”“理论斗争”为手段，提出并推广“影射史学”“反党学术权威”等罪名，将学术分歧和历史研究转化为政治罪行，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提供了“合法性”包装。最终在严肃历史研究与回忆资料统计中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超过30万人！ 在重大政治案件中，康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打击，并系统性地操控调查结论与证据来源。大量所谓“历史材料”与“特务证据”事后被证明存在伪造、篡改或恶意拼接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成为决定个人生死的重要依据。 与街头暴力的红卫兵不同，康生的作用体现在制度层面。他将迫害流程化、审查技术化，使政治清洗不再依赖情绪动员，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和意识形态话语持续运转。他所塑造的模式，使国家权力能够以“理论正确”“路线斗争”的名义，长期、稳定地实施打压。 1975年，康生病逝，终其一生未被追责。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内部文件中承认康生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犯之一”，但并未对其进行公开清算，也未系统纠正其制造的大量冤案。他的责任被有限度地承认，却被刻意从制度根源中剥离。 官方讣告仍将其描述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而在历史评价中，康生更多被视为中共极权运作的典型样本。他将秘密警察逻辑、意识形态垄断与个人崇拜结合，使政治迫害成为一种可复制、可延续的治理方式。 康生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权力人物，更是中共政治清洗机制的制度设计者之一。他所建立的整肃模式，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和权力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阴影远未随着个人死亡而消散。 The Grand Inquisitor: Kang Sheng Author: Zhong Ran Editor: Zhong Ran   Translator: Zhou Min Kang Sheng (1898–1975), a native of Zhucheng, Shandong,...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坚持独立思考与公民责任，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邹巍，这位来自浙江杭州的普通公民，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长期坚守民主与人权理念，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公民的良知与担当。 邹巍出生于1960年，浙江省杭州市人，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基本价值，积极参与地方民主活动与公民倡议。在当局长期打压民间组织和独立政治力量的环境下，邹巍依然以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开展宣传与联络工作，推动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 2023年11月20日，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中疑似遭警方殴打致死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邹巍出于对生命权与程序正义的关切，公开举牌表达关注，并参与相关公开信的联署活动。随后，杭州市拱墅区警方对其实施行政拘留，其本人及家人住处也遭到搜查。这一事件标志着针对他的打压进一步升级。 2024年3月17日，在纪念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逝世四周年之际，邹巍再次举牌表达悼念与呼吁。 2024年7月13日，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七周年之际，邹巍与友人前往浙江海宁海边举行纪念海祭活动，并将相关照片发布到网络，以表达对这位和平倡议者的缅怀与敬意。然而，这一和平纪念行动随后被当局认定为涉嫌违法。邹巍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于同年8月29日被正式批准逮捕。2025年7月，该案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目前，邹巍被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案件仍在等待进一步审理之中。长时间的羁押不仅影响其个人自由，也给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与生活压力。 事实上，邹巍之所以在各地民主人士中受到尊重，不仅因为他的公开行动，更因为他长期以来对他人的帮助与支持。多年来，他积极联络各地朋友，为遭遇困境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发起募捐，关注被打压群体的生活状况，并尽力为他们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在高压环境之下，这种互助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邹巍的遭遇，再次反映出当前公民表达空间的现实处境。当和平纪念、理性表达与人道关怀都可能被视为风险行为时，社会的公共空间无疑正在不断收缩。一个健康而稳定的社会，应当能够容纳不同声音，而不是将理性表达者推向对立面。 今天，我们声援邹巍，不仅是关注一位公民的个人命运，更是对基本权利与法治原则的呼吁。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以和平方式纪念历史人物，本应属于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应成为长期羁押与刑事指控的理由。 我们呼吁中共要依法保障邹巍的合法权益，确保其案件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并充分保障其人身权利与基本尊严。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此案的发展，以理性与和平的方式表达关切。 在现实的沉重压力面前，个体的声音或许微弱，但正是这些微弱而坚定的声音，构成了社会良知的基础。我们声援邹巍，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理性表达的社会，才是国家真正的稳定之源，也是所有人共同期待的未来。长江黄河之水不会倒流，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我们会继续坚持发声，直到邹巍自由真正到来！ In Solidarity with Zou Wei: A Citizen Upholding Conviction Under Pressure Author: Yang Changb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

作者：卢超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权贵在谈“长生不老”，百姓在丢“血肉至亲” 就在不久前，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让无数国人心惊肉跳。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密谈中，普京和习近平竟然聊起了“器官移植可以让人类永生”的话题。习近平甚至信心满满地预测，人类寿命将很快突破150岁。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更像是一个恐怖预告。 如果权力者想要活到150岁，如果他们认为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器官就能实现“永生”，那么这些“新鲜零件”从哪里来？总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我们把这段对话，和国内校园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失踪案连在一起看时，那种毛骨悚然的真相就浮现了：权贵们的“长生梦”，就是建立在普通人家孩子的“夺命符”之上的。 校园里的“黑色陷阱” 就在今年1月，河南新蔡那个13岁男孩在学校宿舍离奇死亡。最让家属心碎和愤怒的是，家长还没赶到，救护车竟然就急着把尸体拉走。要不是孩子的姑父拼死拦在校门口，这具小小的身体恐怕早就进了焚尸炉，或者更可怕——被悄悄送上了手术台。 这绝不是孤例。从胡鑫宇到今天的朱同学，每一个在学校这个理应最安全的地方失踪、死亡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进学校要采集血样？为什么失踪的孩子往往精准匹配了某位病重权贵的需求？当“器官捐献”被冠以“国有”的名义，当医疗系统变成了收割机，学校就不再是象牙塔，而成了权贵们的“供体养殖场”。 拒绝“国有器官”，就是拒绝被当成耗材 现在国内网络上发起了“拒绝器官移植”的活动，这是百姓走投无路后的集体自保。在正常国家，器官捐献是生命延续的赞歌；但在中共治下，这却成了一场官方组织的“人身收割”。 所谓的“国有器官”，本质上就是把人的身体资源化、公有化。如果你的肝脏、肾脏甚至是眼角膜，在官僚系统的档案里标好了价格，那么你在他们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是一个随时可以报废并提取零件的“耗材”。 中共近年来大力推广器官移植产业，甚至将其作为“一带一路”的医疗出口项目。这种带血的GDP，每一分钱都粘着普通家庭的泪水。他们宣称志愿者人数激增，但现实中，那些失踪人口的家属却连一个真相都求不到。这种极度的不透明和权力对生命的蔑视，正是“活摘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能够持续存在的土壤。 我们的呐喊，是为了不让悲剧继续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深知如果中共得知我孩子的器官血型被匹配将会发生什么。我站在这呐喊的不仅仅是抨击那个邪恶的体制，更是为了告诉国内的父母们：你们并不孤单。 每一个失踪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每一个被强摘的器官都是对整个人类的暴行。我们要撕碎独裁者“150岁”的幻梦，因为那个梦是拿无数年轻生命铺就的。我们要求调查校园失踪的真相，我们要求废除剥削生命的器官政策。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让他们的长生梦，在我们的血泪中实现！ Reflection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Safeguard Children’s Lives, Demand the Truth About Campuses” Event Author: Lu Chao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