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2 月, 2026

2月15日（周日）湾区声援黎智英活动 下午四点 在闻道读书会的会场 以观看电影的形式举行 地址：2077 Gold St ，Alviso, CA 95002，United States

作者：张 宇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上午，在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28岁的女性魏亚蕊，在结婚当天跳楼身亡。官方与舆论很快就给出熟悉的解释：“家庭矛盾”“一时想不开”“心理问题”“极端个案”。这些说法看似中性，实则残忍，它们的共同作用只有一个——迅速切断追问责任的可能性。 但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不是：“她为什么这么极端？”而是：为什么一个明确拒绝婚姻的女性，会被逼到只能用死亡来终止一场她不同意的人生安排？魏亚蕊不是在“选择死亡”，她是在一个拒绝承认女性拒绝权的社会结构中，被系统性地剥夺了所有安全的生存选项。 当她说“不”时，迎接她的不是尊重、不是暂停、不是保护，而是来自家庭、宗族、亲戚、舆论，乃至地方权力结构的集体施压与围剿。 她的死亡并非偶发事故，而是一个高度可预测的结果。 在中国，一个长期将婚姻、生育与“社会稳定”“基层治理”“人口任务”绑定的独裁体制下，女性的身体、情感与人生选择，被视为可调配的社会资源。当她们拒绝配合，系统并不会为她们提供退路，而是通过家庭压力、道德规训、舆论羞辱与制度冷漠，将她们一步步逼向悬崖。 因此，魏亚蕊之死，不是“家庭悲剧”，不是“个人心理疾病”，更不是“无法避免的极端个案”。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结构性压迫女性、将婚姻政治化、将顺从视为稳定前提的必然结果。 魏亚蕊触碰的禁区，不是“结不结婚”，而是她说了“不”。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女性的拒绝从来不被当作一种合法决定。它被重新翻译为“任性”“不懂事”“情绪化”“给家里添麻烦”。拒绝本身，就是对秩序的冒犯。 当一个女性拒绝进入一段被安排好的婚姻，她挑战的并不只是某个家庭决策，而是一个早已形成共识的结构性预期——女性的人生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家庭安排、社会需要与“稳定逻辑”。 最先出现的是家庭压力。父母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制度的第一代理人——以“为你好”为名，行剥夺之实；以“我们也是没办法”为名，完成对女性意志的碾压。 接着是宗族与亲戚的合力施压。拒绝被迅速定性为“丢脸”“不孝”“破坏关系”“让大家难做”。女性的选择被置于集体情绪之下。 然后是舆论与社会规训。“别人家的女儿都结婚了”“都到这个年龄了还挑什么”“再拖下去就没人要了” 这些话看似随意，却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羞辱系统——不断提醒女性：你的价值正在过期，你已经没有资格拒绝。这不是几个人的恶意，也不是沟通失败，而是一整套社会运行逻辑对“女性拒绝权”的系统性封堵。 在中国，婚姻从来不是私人选择。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纳入治理体系的政治工具。中共通过基层治理、人口政策与稳定责任制，将婚姻与生育直接绑定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单元。女性的婚姻状态，不再是个人决定，而是被默认为一种需要按时完成的社会任务。 在这一逻辑下，结不结婚，从来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有没有按要求配合”。当中共将“低生育率”“人口结构失衡”“社会不稳定”定义为治理风险时，它并没有反思制度本身，而是将压力层层下压——压到家庭，压到女性身上。催婚不是亲情行为，而是政策压力的民间传导。 中共从未正面承认逼婚是暴力，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这个体制依赖对女性的强制，才能维持自身运转。因此，婚姻被去权利化，被去同意化，被重新包装为“责任”“义务”“现实选择”。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时，她不仅是在对抗家庭，她是在对抗一个将顺从视为公民美德、将拒绝视为威胁的政权逻辑。 而中共对此心知肚明。正因如此，它从不为女性提供制度出口：没有有效的法律保护；没有可被信任的求助系统；没有真正独立的公共讨论空间。因为一旦女性拥有安全的拒绝权，这套治理逻辑就会失效。 所以，中共选择了另一条路，对逼婚保持沉默，对父权暴力视而不见，对女性的痛苦进行系统性降级处理。 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魏亚蕊的处境，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的。当婚姻被政治化，拒绝就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被视为“稳定”的破坏行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女性不是公民，而是被管理、被调配、被消耗的治理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当她拒绝结婚时，整个系统都会站在她的对立面。不是因为她错了，而是因为她不再服从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那种秩序。 在每一次类似的死亡之后，总会有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不离开？” 这个问题看似理性，实则残酷。它假设女性始终拥有“安全选项”，并将结局的责任重新推回到她个人身上。 但在中国，这个假设本身就是虚假的。 对许多女性而言，离开并不等于安全，而是进入另一种风险更高的不确定状态。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试图逃离家庭压力时，她面对的不是一条清晰的出路，而是一片制度性的真空。 首先，是法律层面的失效。在中国，逼婚、精神控制、情感勒索几乎从未被清晰地界定为违法行为。报警往往意味着被劝返，被要求“多沟通”“互相体谅”“不要把事情闹大”。执法系统并不为拒绝婚姻的女性提供保护，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表面稳定，而非保障个体权利。对女性来说，报警并不是求助，而是一种可能进一步暴露、激化冲突的高风险行为。 其次，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在一个长期压制公民社会、打压独立组织的体制下，真正可被信任的心理援助、法律援助与庇护机制几乎不存在。你可以被要求“去看心理医生”，但你的出境不会因此改变；你可以被告知“想开点”，但没有任何人能为你的拒绝提供现实支撑。心理问题被个人化，而造成心理崩溃的结构性压力，却被完全回避。这正是体制的惯常做法：将系统性压迫转化为个体心理失败。 再者，是舆论环境的围堵。在中国，公开表达对家庭、婚姻、父母安排的决绝，往往意味着被迅速道德审判。“白眼狼”“不孝”“自私”“矫情”这些标签不是偶然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高度稳定、可复制的舆论惩罚机制。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让拒绝变得代价高昂，让沉默看起来更安全。 最后，是经济与身份层面的现实困境。在一个对女性就业、流动、社会保障高度不友好的体系中，“独立生活”往往只是纸面选项。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支持，没有制度兜底，“离开”很容易被重新包装为“不负责任”“不现实”“不懂事”。当所有现实条件都在提醒你：顺从是唯一成本最低的生存方式，拒绝就成了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危险。 当法律不保护，当社会不接住，当舆论不站在你这边，当国家只关心“稳定”，那么所谓“个人选择”，就只剩下名义。魏亚蕊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承受，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反抗的代价。她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为拒绝提供安全路径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死亡并不是“冲动选择”而是被一步步逼近的终点。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询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离开”，却从不追问“是谁让离开变得不可能”，那么这个社会，早已选边站队。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个“没有退路”的结构性制造者。 魏亚蕊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结果。面对这样的结构性暴力，我们必须明确立场： 反对中共将婚姻和生育政治化：婚姻不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更不应该是人口、稳定或基层政绩的附属品。女性的人生不是国家任务，她们的选择权必须被承认、被尊重。 反对以“传统”“孝道”“现实”为名的制度和家庭暴力：任何以道德、情感或社会压力为借口的逼婚行为，都是暴力。不管是谁执行，强迫就是强迫，剥夺就是剥夺。 坚持女性拥有完整、不可让渡的人身权和人生选择权：她们的拒绝、退让、甚至不合作，都是合法的意志表达。没有人有权用“稳定”“家族”“责任”来剥夺女性的自决权。 要求建立可触达的支持系统：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公共讨论空间。不是事后道德评判，也不是旁观者的指责，而是真正能提供退路的保护机制。 反对去政治化叙事：任何试图将逼婚、死亡、压迫解释为“家庭矛盾”“心理问题”“极端个案”的行为，都是在替施暴者和制度洗白。直面责任，是正义的前提。 只有当社会、法律与舆论正视这些结构性问题，当每一个女性都拥有安全的选择和生存空间，魏亚蕊的死亡才不会白白成为一份警示。 这不仅是为她发声，更是为所有可能被逼到绝境的女性、为我们自己，争取选择权和生存权。 魏亚蕊已经离开，但她的故事不应该被封存为“悲剧新闻”，也不应该被简化为“心理问题”“家庭矛盾”或“偶发事件”。她的死亡，是中共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系统、一套逻辑、一种制度，逼迫女性走向绝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必须清楚：女性不是家庭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稳定器，更不是政策的牺牲品。每一次强迫、每一次忽视、每一次道德绑架，都是对人权、自由与尊严的直接侵犯。在一个没有退路的社会里，顺从并不等于安全，沉默并不等于保护。 反对逼婚！反对父权！反对独裁！ From the Death of Wei Yarui: A Look at China’s Systemic Coercion Author:...

---致金明日牧师 作者：赵令军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当下的中国，教堂被监控、信徒被传唤、聚会被定性为“非法”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从建政初期至今，中共对基督教的压制从未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期更换了手段与名目。 然而，2025年10月9日晚，广西北海，当局出动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整栋住宅，只为抓捕一位讲道、祷告、牧养信徒的老人——金明日牧师，这个世界仍然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 一个自称强大、稳定、无所畏惧的政权，究竟在恐惧什么？ 金明日牧师的被捕，并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抓捕行动。 它更像是一种公开宣示——当信仰拒绝臣服，权力就必须出手；当良知不肯低头，国家机器便被动员起来。 一个坚持无神论的独裁政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信徒宣告：没有人能帮助你们——你们的教堂不能，你们的上帝也不能。 但金明日牧师并非毫无准备。 在此之前，他已经亲眼见过多位牧师、传道者被抓、被审、被长期拘押。他曾为他们感到纠结、痛心；也正因为见过代价，他才更加清楚，这条路通向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后来对来访者所说的那句话才显得格外平静，却分量极重：“以前看到别的牧师或传道者被抓，我很纠结，却无能为力；如今，我自己被抓了，反而觉得很坦然。” 从这一刻起，叙事发生了变化。 金明日牧师不再只是一个“被迫害者”，而是一位明知后果、仍然作出选择的人。 他让我想起《使徒行传》中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 《使徒行传》5章29节写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并非一句抽象的信仰宣言，而是在历史中一次次被具体生命所印证的选择。 在教会最初的年代，执事司提反因坚持公开见证信仰，被带到权力与宗教合谋的审判面前。面对捏造的指控与即将降临的石刑，他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以认罪换取生存。 当石头即将落下时，他没有控诉，也没有呼喊不公，而是仰望天空，平静地说了一句 “主耶稣，请你接受我的灵魂。” 那不是绝望中的哀求，而是在已经作出选择之后的交托。 正是在这一刻，死亡失去了它作为威胁的力量。 两千年后，当金明日牧师说出“我反而觉得很坦然”时，这种坦然同样不是对现实的无知，也不是对苦难的轻视，而是源自同一个根基： 当一个人已经把生命交托，权力便无法再以恐惧相要挟。 司提反在行刑之时，将灵魂交在主的手中； 金明日牧师在被捕之时，将命运交在同样的顺从之中。 时代不同，方式各异， 但那一刻的心境，是相通的。 为了抓捕金明日牧师，当局出动了数十名警力。 不是为了制止暴力犯罪，也不是为了防范公共危险，而只是为了终止祷告、终止讲道、终止一群人按照良心聚集的权利。 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最清楚的控诉。 而更沉重的代价，落在了他的家人身上。 由于中共长期实施边控，金明日牧师已经超过七年未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团聚。他的家人被迫承受突如其来的分离、漫长的不确定，以及随时可能升级的打压。事实上，正如他女儿 Grace Jin 在美国国会的陈词中所披露的那样，中共对她们的恐吓已经开始。 然而，她们并未否认金牧师的选择，也没有将他的坚持视为鲁莽。 “很痛苦，但依然充满爱，我们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她们如是说。 殉道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词。 它意味着清醒地承受，意味着在孤独中站立，意味着明知将失去自由，仍不撤回信仰与良知。 司提反倒下后，教会并未消失；恰恰相反，逼迫成为信仰扩散的起点。历史一再证明：迫害从未终结信仰，反而不断替它作证。 当权力以为自己封住了口、锁住了人，却发现真理被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正如 Grace Jin 在国会所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仍有人在暗中坚持信仰，甚至躲在厨房里为家人唱赞美诗；那么在今天，一个政权同样无法消灭基督教。 当国际社会一次次发声，呼吁释放一位本应无罪的牧师时，真正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早已不是他。 一个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信仰、用法律名义惩罚良知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 政权或许可以囚禁人的身体，却无法审判一个顺从神的灵魂。 从司提反，到无数无名的信徒，再到今天的金明日牧师，殉道者从来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提前把结局交给了时间。 而时间，终将作证。 赵令军（Frank），加拿大，2026年2月 Obey God, Not Men— A Letter to Pastor Jin Mingri Author: Zhao Lingjun Editor: Zhong Ran...

第十三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2026) 通知 顾问： 苏晓康、朱虞夫、林劲鹏、陈立群、陈维明、周锋锁、方政、封从德、金秀红、王丹、盛雪 候选人名单（个人）： 余江帆、常珈瑄、王一飞、许光利、徐光、张晓东、陆辉煌、董广平、李宜雪、樊军益、袁小华、刘家财、宋泽、张毅、黄云敏、邹巍、程晓峰、李原风、朱承志； 候选人名单（集体）： 林昭墓拜祭群体、四川泸州“中国民主胜利党”案全体涉案人员 投票人： 1，主办单位（洛杉机中国民主平台、自由雕塑公园、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会员，参与现场投票； 2，关注中国人权的世界各民主大佬、领袖类名人、人权斗士、媒体记者、特邀嘉宾等可以电话或现场投票； 3，国内一线的著名人权抗争勇士等可以网络、邮件或电话投票 投票时间：美西时间2026年2月21日下午一点 地址：June 4th Memorial Museum（3024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组委会联系人：王应国、李亚辉、周云龙、刘卓华、张志君 官网网址：www.lacd01.com 邮箱：[email protected]

---致金明日牧师 作者：赵令军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当下的中国，教堂被监控、信徒被传唤、聚会被定性为“非法”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从建政初期至今，中共对基督教的压制从未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期更换了手段与名目。 然而，2025年10月9日晚，广西北海，当局出动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整栋住宅，只为抓捕一位讲道、祷告、牧养信徒的老人——金明日牧师，这个世界仍然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 一个自称强大、稳定、无所畏惧的政权，究竟在恐惧什么？ 金明日牧师的被捕，并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抓捕行动。 它更像是一种公开宣示——当信仰拒绝臣服，权力就必须出手；当良知不肯低头，国家机器便被动员起来。 一个坚持无神论的独裁政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信徒宣告：没有人能帮助你们——你们的教堂不能，你们的上帝也不能。 但金明日牧师并非毫无准备。 在此之前，他已经亲眼见过多位牧师、传道者被抓、被审、被长期拘押。他曾为他们感到纠结、痛心；也正因为见过代价，他才更加清楚，这条路通向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后来对来访者所说的那句话才显得格外平静，却分量极重：“以前看到别的牧师或传道者被抓，我很纠结，却无能为力；如今，我自己被抓了，反而觉得很坦然。” 从这一刻起，叙事发生了变化。 金明日牧师不再只是一个“被迫害者”，而是一位明知后果、仍然作出选择的人。 他让我想起《使徒行传》中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 《使徒行传》5章29节写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并非一句抽象的信仰宣言，而是在历史中一次次被具体生命所印证的选择。 在教会最初的年代，执事司提反因坚持公开见证信仰，被带到权力与宗教合谋的审判面前。面对捏造的指控与即将降临的石刑，他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以认罪换取生存。 当石头即将落下时，他没有控诉，也没有呼喊不公，而是仰望天空，平静地说了一句 “主耶稣，请你接受我的灵魂。” 那不是绝望中的哀求，而是在已经作出选择之后的交托。 正是在这一刻，死亡失去了它作为威胁的力量。 两千年后，当金明日牧师说出“我反而觉得很坦然”时，这种坦然同样不是对现实的无知，也不是对苦难的轻视，而是源自同一个根基： 当一个人已经把生命交托，权力便无法再以恐惧相要挟。 司提反在行刑之时，将灵魂交在主的手中； 金明日牧师在被捕之时，将命运交在同样的顺从之中。 时代不同，方式各异， 但那一刻的心境，是相通的。 为了抓捕金明日牧师，当局出动了数十名警力。 不是为了制止暴力犯罪，也不是为了防范公共危险，而只是为了终止祷告、终止讲道、终止一群人按照良心聚集的权利。 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最清楚的控诉。 而更沉重的代价，落在了他的家人身上。 由于中共长期实施边控，金明日牧师已经超过七年未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团聚。他的家人被迫承受突如其来的分离、漫长的不确定，以及随时可能升级的打压。事实上，正如他女儿 Grace Jin 在美国国会的陈词中所披露的那样，中共对她们的恐吓已经开始。 然而，她们并未否认金牧师的选择，也没有将他的坚持视为鲁莽。 “很痛苦，但依然充满爱，我们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她们如是说。 殉道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词。 它意味着清醒地承受，意味着在孤独中站立，意味着明知将失去自由，仍不撤回信仰与良知。 司提反倒下后，教会并未消失；恰恰相反，逼迫成为信仰扩散的起点。历史一再证明：迫害从未终结信仰，反而不断替它作证。 当权力以为自己封住了口、锁住了人，却发现真理被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正如 Grace Jin 在国会所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仍有人在暗中坚持信仰，甚至躲在厨房里为家人唱赞美诗；那么在今天，一个政权同样无法消灭基督教。 当国际社会一次次发声，呼吁释放一位本应无罪的牧师时，真正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早已不是他。 一个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信仰、用法律名义惩罚良知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 政权或许可以囚禁人的身体，却无法审判一个顺从神的灵魂。 从司提反，到无数无名的信徒，再到今天的金明日牧师，殉道者从来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提前把结局交给了时间。 而时间，终将作证。 赵令军（Frank），加拿大，2026年2月 Obey God, Not Men— A Letter to Pastor Jin...

作者：于越 编辑：韩立华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真正脆弱的，从来不是政权本身，而是建立在遗忘和恐惧上的统治。当一个政府连悼念死者都不允许，连烛光都要扑灭，连追问历史的人都要送进牢房，这样的政权，就已经在向世界承认它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之所以被指控，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危险的事，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了一种最朴素的信念：历史不能被抹去，死者不应该被再次杀死于遗忘之中。  今天，被告上法庭的是他们，但真正受审的，却是“正义”这两个字。如果一个社会连公开悼念都被定性为“颠覆”，那么所谓“法治”，就只剩下一套冰冷的程序，而失去了最基本的精神内核。法律本应保障公民免受权力的侵害，而不是成为恐惧笼罩的工具。以“煽动颠覆”的名义关押为死者发声的人，只会让更多人明白：问题不在于这些公民勇敢，而在于掌权者太害怕光亮。 声援他们，并不是要推翻谁，而是要捍卫一种做人的底线：有权记住，有权悲伤，有权在公共空间讨论历史。今天，香港的烛光被强行熄灭，纪念的广场被铁栏围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会终结。恰恰相反，每一次对纪念者的审判，都是对这段历史的再次提醒；每一次企图抹除记忆的举动，都会促使更多人去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连悼念都会怕。 愿更多人记住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的名字，记住他们挺身而出的身影。支持他们，就是在捍卫一种最普通、却最珍贵的权利：面对真相，而不是在谎言中沉睡。愿有一天，人们可以在没有恐惧的夜空下，重新点起那一片烛光，让被压抑的哀悼与追问，堂堂正正地回到广场中心而不是在法庭阴影下低声诉说。 在任何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里，悼念死者，都不应该成为罪名。天安门事件中逝去的人，是真实存在的生命，是一个个被历史碾碎的个体；而那些坚持点燃烛光、为他们守住记忆的人，不应该被戴上“颠覆政权”的帽子，更不应该被送上审判席。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以及支联会多年来所做的事情，说到底，只是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让世界不要忘记一段血写的历史——如果这都算犯罪，那么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害怕真相的人。 所谓“煽动颠覆政权”，在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暴力的影子。他们没有组织武装起义，没有鼓动仇恨，更没有号召任何人去伤害无辜。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武器，而是蜡烛；他们举起的，不是刀枪，而是一块写着“平反”“追究责任”“还政于民”的布条。这些诉求，也许尖锐，却绝不是毁灭国家，而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公正、更有人性。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要求真相、要求问责、要求不再重演悲剧，不应当被视为敌意，而应当被理解为对公共良知的捍卫。 写在周幸彤、李卓人、何俊仁被审判之前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