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3 月, 2026

当新闻成为⻛险⸺以黎智英案为镜鉴的个⼈与时代观察 作者：Cooper Guan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 ⼀个曾在体制媒体⼯作的⼈的观察 我曾在中国体制内党群⼝从事宣传⼯作，同时为多家体制媒体撰稿与通讯｡ 在那个阶段，我接受的职业训练强调舆论导向､ 宣传纪律与信息控制｡ 后来，我创办⽂化传播机构，专注创意视频制作，并逐渐转向以真实表达与创作⾃由为核⼼的职业路径｡ 新闻与创作让我相信：真实是职业的基础，表达是社会进步的动⼒。 然⽽，中共治下的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使这⼀信念不断受到冲击｡ 黎智英案，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个问题：当新闻被视为威胁时，媒体⼈还如何存在？ ⼆､ 从制度内部到表达受限，个⼈经历与公共现象 在中国⽣活期间，我通过⽹络逐渐接触到更多历史､ 政治､ 时事信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曾在社交平台纪念＂六·四＂等历史事件，分享公共议题观点，呼吁法治､ ⾃由与⼈权。结果，不仅内容被删除，账号被限制，最终在⼀次全国性的⽹络整治⾏动中被永久封禁。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表达本身可能已成为⻛险｡ 这种现象并⾮个案，⽽是信息治理体系的⼀部分｡ 三､ 黎智英案 新闻活动如何被重新定义 黎智英案的核⼼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具体⾏为是否合法，⽽是新闻评论是否被视为政治威胁，国际交流是否被解释为安全⻛险，媒体⻆⾊是否被重新定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新闻通常被视为监督机制，⽽在⾼度控制的政治结构中，新闻可能被视为潜在⻛险源｡ 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个别记者，也改变整个媒体⽣态｡ 四､ 从国内经历到海外媒体参与，表达空间的对⽐ 来到海外后，我开始参与华⼈⺠主媒体的采访与志愿⼯作｡ 我第⼀次感受到可以公开提问、可以讨论敏感议题，可以表达不同观点｡ 这种对⽐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由表达并不是抽象⼝号，⽽是每天可以实践的现实｡ 同时，我也意识到，海外华⼈社区中仍存在⾃我审查与沉默⽂化｡ 不愿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在社交媒体避免讨论敏感议题，对媒体采访保持警惕｡ 这不仅是个⼈选择，更是⻓期制度环境塑造的⼼理结构与⻓期的信息控制环境和中共⼴泛的海外⻓臂监控密切相关｡ 当新闻活动被刑事化，所产⽣的寒蝉效应不仅局限在某个地区，它将通过社群⽹络扩散到全球华⼈社会｡ 五､...

——论中国农民养老困境与中共统治的道德破产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了一项所谓惠民举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由143元调整至163元。 163元。折合美元，约22美元。这是这个自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给予1.3亿农村老年人的全部国家保障。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字在同一份报告中赫然在目：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折合约2458亿美元；中国GDP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习近平则在不同场合以东升西降、制度自信战略格局自居，向全世界宣扬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 这两组数字之间的距离，不是普通的贫富差距，而是一个政权对待其国民的基本态度的真实写照。一个军费一年增幅即超过千亿、却将最底层老人的养老金锁定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国家，其所宣扬的所谓“为人民服务”，不过是写在纸上的谎言。 若要理解今日之不公，必须回溯历史的账单。 1953年起，中共推行“统购统销”制度，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粮食，再高价卖给城市。农民的血汗，成为工业化最初的积累。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如同一道铁幕，将农民锁死在土地上，剥夺了他们自由流动、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权利。数十年来，农民以压低自身消费的方式，补贴了整个工业体系和城市生活。 改革开放后，数亿农民工涌入城市，以廉价劳动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奇迹。他们建造了摩天大厦，却无权在那里定居；他们创造了GDP，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当他们踽踽老去，返乡后等待他们的，是每月不足两百元人民币的养老金，以及政府工作报告里那句轻描淡写的“再提高20元”。 历史的债务，从未被清算。中共从未正式承认这笔欠账，更遑论偿还。 中国的养老制度，是一个蓄意设计的不平等体系。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为6099元人民币，企业退休职工月均3148元；而同期城乡居民养老金（农民为主体）全国人均仅205元。前者和后者之比，高达30:1。这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财政主动选择的再分配方向——权力庇护的群体，获得丰厚的公共资源；无权无势的农民，得到的是象征性的施舍。 地区差距同样触目惊心。上海城乡居民养老金已经超过1490元，而多省农村老人仅领取全国最低标准143元——同处一个国家，同顶一面国旗，两者相差十倍有余。更残酷的数据是：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在多数省份甚至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半，黑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养老金与低保标准相差两倍以上，广东省则相差逾四倍。 还有一组数据令人心酸：农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55岁，城镇居民为75.21岁。农民不仅养老金更少，还比城镇人少活约6年。在一个以“全民共济”为名的养老体系中，寿命更短、贡献更多、保障更少的农民，实际上是这个体系的净输血者。 面对批评，中共的惯常辩护是：财力有限，逐步改善。这是谎言。 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增幅1200亿元。若将这一年的军费增量平均分配给全国1.3亿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可增加77元，远超政府所谓倾力惠民的20元涨幅。倘若将北京冬奥会390亿美元的耗资，或一带一路数千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的极小部分转而用于民生，农民养老困境早已可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2025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应将农民养老金大幅提升至每月300-500元（约40-70美元）乃至与当地低保标准看齐。浙江大学学者张翔提出“国民基础养老金”方案，建议2030年前将标准提升至每月852元。这些建议年复一年出现，年复一年被忽视。不是预算不够，是优先级的排序——军队、维稳、形象工程在前，老农民在后。 更值得深思的是：20元的涨幅如此微薄，政府工作报告却将其作为重大民生成就大书特书，新华社发通稿，央视做专题，地方官员齐声表态。难道不是一场精心演出的戏码——用廉价的姿态，换取廉价的合法性？ 有人会问：一亿多农村老人，为何沉默？ 答案如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核心逻辑，正是系统性地摧毁一切有组织的抗争渠道。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的农民协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农民在政治上从来不是平等的公民。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选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选区的8倍——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工人的政治权重，等于8个农民。这一不平等比例在1995年缩减为4:1，直到2010年才实现名义上的同等。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机器面前，许多农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利抱怨。从取消农业税到发放养老金，每一次微薄的“恩赐”都被包装成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深切关爱”，让本应是公民权利的东西变成了感恩戴德的理由。一位山东农民的儿子这样描述他的父母：他们觉得领了这点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宣传无处不在，早已将麻木顺从解读为满意。 还有更沉重的数字。武汉大学学者刘燕舞的研究揭示，许多中国农村老人因无收入、丧失劳动力、患病、子女无暇照顾，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5年间，每10万名65岁以上农村老人中，有21.99人选择自杀。更令人心碎的是，在刘燕舞的田野调查中，一位老人听说政府要发钱后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这句话，应当刻在每一个谈论“中国崛起”的人的心上。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极为奇异的存在。在国际舞台上，它以大国身份纵横捭阖，与美国并称G2，主导多边论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它对最需要保障的群体吝啬至极，每月163元的养老金，甚至抵不上一张北京地铁月票的价格。 这并不是发展阶段的限制，横向比较可以更清晰。印度2024年农村养老金约合人民币400元；巴西农村最低养老金与城市最低工资挂钩，约合人民币1800元；即使经济体量差很远的泰国，其农村老人也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且配套医疗覆盖更为完善。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缺钱，而是选择把钱花在哪里。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近年来最高频的口号之一。然而，当我们追问：谁的富裕？答案不言而喻。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始终都在体制内循环——从国家到中南海，从城市到城市，从官员到官员。农民，始终瑟缩在这个循环之外，用沉默和忍耐，承载着这个“崛起”奇迹的底部重量。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成员。中国农民养老金问题，不只是一个轻飘飘数字游戏，不只是一个政策问题，它是关于尊严、关于公正、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 一个不愿意善待自己农村老人的政权，不论在国际舞台上如何粉饰，其所谓“执政为民”的宣称，都是对历史的欺骗，对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公民的侮辱。 老农沉默，不代表没有委屈。土地上的每一条褶皱、每一颗老茧、每一行浑浊老泪，都是这个政权亏欠人民的历史账单。历史的账，终须清算。 中国农民真的等待了太久。他们等待的，不是又一次涨价20元的恩赐，而是作为公民理应得到的平等与尊严。 The People Who Fed China Have Been Abandoned by China —On the Pension Crisis Facing Chinese Farmers and the...

作者：张维清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一、 60秒的雷霆：神权的幻灭与暴政的终结 2026年2月28日，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世界屏息凝神，目睹了一个血腥时代的戛然而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自诩“真主代理人”、统治波斯大地数十年的独裁者，在美以联军的精准斩首行动中，成为掩体下的亡魂。 ...

作者：司空先让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在浙江有这么一个类似当年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夫人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民主党人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女士。      胡晓玲女士出生于名门之后，母亲祖上是嘉兴名门望族蒋光焴，蒋光焴，清著名藏书家。(1825—1892)当年在嘉兴赫赫有名的“衍芬堂”就是祖上在嘉兴府的府邸。     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加上性格活泼，更是受人尊敬喜爱。胡晓玲的母亲在民国时期就在杭州铁路公司重要部门工作。     1947年，胡晓玲的母亲因曾无意间被同学拉进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加上其出生成分不好，在共党掌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甚至差点送命。胡晓玲也因此从小就遭受歧视和不公，这经历对胡晓玲之后支持民主党人毛庆祥反中共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980年，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当得知胡晓玲与79年“民主墙”的热血青年毛庆祥谈恋爱时，是坚决反对的。    毛庆祥，杭州人，出生于1950年。曾在上海警备区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        1979年，发端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影响到浙江，以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毛庆祥曾参与天安门“四五”运动被判过刑，后平反）为基础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将杭州的民主墙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并形成了一个部落“黑暗中的盗火者”，相互交流思想与认识，并萌发了许多生机勃发的民刊（起源“出自民间”“宣扬民主”故称民刊），而毛庆祥就是参与其中的杰出人士之一。       正是这段时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有着共同志向的胡晓玲与毛庆祥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进入了爱恋阶段。在世俗人的眼里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后的胡晓玲下嫁出生贫寒的毛庆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尽管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意决已定的胡晓玲还是将户口本偷了出来毅然决然地与毛庆祥走进了民政局登记拿到了结婚证书。       1981年4月1日，毛庆祥先生和胡晓玲女士喜结伉俪，婚后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历了福州、广州、桂林、北京、青岛、上海等地，见到了王希哲、刘国凯等民运先驱，还带回了《告各界（行业）人民书》广为应用，加强了浙江民运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庆祥被中共当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81）47号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三年。       1984年8月刑满释放后，毛庆祥不畏当局的打压继续从事民运活动。      1999年6月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再次被捕，11月9日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毛庆祥拒绝认罪服法，服满刑期。       浙江自成立中国民主党以来，监狱中就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在坐牢，前后坐牢的达36人，至今仍在坐牢的有3人。这些民主党人的刑期加起来近200年。      1999年，毛庆祥第二次被当局逮捕并判刑8年。就在毛庆祥被判刑的当年，胡晓玲上班的杭州棉纺针织厂，出台了所谓企业转制政策，就是裁减员工，让工人拿很少一点钱买断工龄，或提早退休每月拿很少一点退休金。胡晓玲选择了提早退休，可胡晓玲一个人这点退休金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孩子还小，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的时候，孩子的学杂费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没办法只能寻求再去打工上班，经好姐妹的介绍，去了一家杭州邮政器材厂工作，可没上几天班就因毛庆祥在狱中申诉，并将申诉材料在探监时交给了胡晓玲…… 当时的国保为了阻止胡晓玲将“申诉材料”递交到检察院，先是威胁胡晓玲，如果递交上去的话，在狱中的毛庆祥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胡晓玲没理会国保。可国保没过几天竟然去了“邮政材料厂”对胡晓玲进行威胁和施压……结果厂方领导一见阵势也倍感紧张，所以第二天厂领导就让胡晓玲不要去上班了。胡晓玲因此失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陷入困境的胡晓玲其生活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没办法只能不时向亲戚朋友借钱，时常打点零工艰难度日。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养育孩子，全力支持毛庆祥的民运事业。       每当看到中国民主党人被判刑，胡晓玲心痛无比。她深知，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被判刑的民主党人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和陪伴。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主动联系其家人尽可能提供帮助和情绪安抚……在胡晓玲的带动和帮助鼓励下，不少民主党 人的夫人们也勇敢站出来，自发团结起来与当局抗争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谴责。     在毛庆祥坐牢期间，胡晓玲不仅要照顾年老的双亲、培育孩子、上班工作，还坚持每个月去监狱探望夫君。 就探监这事，对于中国民主党人夫人这个群体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只有通过探监，才能知道丈夫在监狱里是否遭受不公或虐待，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监能安抚亲人情绪。可以想像，一个人在大牢里呆着，如果没有亲人的关心和探望，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这种痛苦有时可能比坐牢本身还受煎熬！     这里我特别提一下，民主党人吕耿松第二次坐牢11年，在浙江长湖监狱服刑期间，其妻汪雪娥每月至少一次前往探望。杭州至湖州长湖监狱为90公里，来回是180公里，刑期是11年要来回跑132次（132次x180公里=2376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大半圈还多！      由于组建中国民主党案同案的民主党人吴义龙是外地人，在杭州生活相当困难，胡晓玲时常给他送些钱物，在杭州的其他中国民主党人夫人群体也会伸出援助之手，让他度过艰难困苦时期。     如今胡晓玲已7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可还经常去养老院看望照顾身陷囹圄的中国民主党人邹巍90多岁的老母亲。      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先生，在谈到胡晓玲帮助受难者民主党人家人时是深有体会和感触的。当朱虞夫先生第一次坐牢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夫人性格内向懦弱，怕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朱虞夫先生托人带话给胡晓玲，希望她能帮助其夫人克服恐惧和焦虑。在胡晓玲的鼓励帮助下，朱虞夫先生的夫人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就这样，在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的夫人群体一直以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下度过了一个个的艰难时刻。      在民主党人毛庆祥前后获刑11年多中。胡晓玲和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地过着常人不可想象的日子。      胡晓玲就靠自己的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到孩子念大学了，教育费很高，只靠这点退休金根本不够，还要打零工，跟朋友借点钱和亲友的资助。儿子13岁的时候，爸爸就不在身边，在性格等方面对孩子的成长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就在这样艰难日子里，胡晓玲坦然面对现实，引导鼓励孩子要坚强，不要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卑，自暴自弃；培养其积极向上的性格。儿子在母亲良好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下，非常努力地读书学习。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前往迪拜发展，历经千辛万苦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迪拜站住了脚跟：创办了网络媒体，传播介绍阿联酋（迪拜）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旅游、美食……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使者。      胡晓玲以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实际行动不仅默默守住了心中的信念，更是守护支撑起了一个被当局击碎了的家庭。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版的“十二月党人”夫人！       向中国民主党人夫人群体致敬！    Remembering Ms....

——写在2026年的国际妇女节 作者：张致君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三月的风吹进城市，空气带着潮湿与寒意。街角的梧桐树在风中轻轻摇晃，枝叶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某种被压低的低语。 城市看起来依然正常：地铁照常运行，咖啡店门口排着队，商场的大屏幕滚动着广告和节日祝福。 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里，一些声音正在悄然消失。 女性博主的账号消失了，性少数群体的讨论区消失了，脱口秀演员小帕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禁。她们曾经写下的文字、发出的笑声、表达的愤怒与困惑，就像被风卷走的落叶，在互联网的地面上再也找不到停留的地方。 许多人曾经相信，互联网会让表达变得更加自由。但在中国，这片海洋布满了看不见的渔网。人们看不见它，却随时可能被困住。人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游动，实际上每一步都在被监控、被记录、被计算。 中国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公共表达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那些曾经可以被讨论的话题——身体、婚姻、性别平等、性取向、家庭暴力——逐渐被重新划入危险的领域。 红线在移动，在收紧。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中国当代政治叙事中，女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一种以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置于国家目标之后，而社会角色则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义。 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通常被定义为三种角色：母亲、妻子和家庭照顾者。 这种角色定义并非偶然。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问题逐渐被视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鼓励生育，从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再到各地推出的生育补贴和住房奖励，国家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种以家庭和生育为核心的社会价值。 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 官方媒体频繁强调婚姻与生育的重要性，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女性独立、性别平等或婚育选择的讨论，却被视为“西方思想”或“极端女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女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逐渐形成张力。 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身体自主与社会平等，而国家主义更强调人口结构、社会秩序与家庭稳定。当女性开始公开讨论不婚、不育、家庭暴力或职场性别歧视时，这些讨论往往被视为对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 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审查或个别案件中，而是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矛盾：当国家试图通过家庭和人口政策塑造社会结构时，女性的自主选择往往成为最先受到限制的领域。 2022年初，一段来自江苏徐州农村的短视频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铁链锁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她的脖子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墙上，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头发凌乱，眼神空洞而惊恐。 据当地村民说，她已经为所谓的“丈夫”生下了八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国社会的“铁链女事件”。 许多女性在深夜刷到这段视频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每天谈论科技与繁荣的社会，却仍然存在这样的场景：一个女人像牲畜一样被锁在屋里，被迫不断生育。 公众开始追问：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是谁把她卖到这里？ 但随着调查的展开，官方通报却一次次改变说法。地方政府先称她是“精神病患者”，后来又说她是“走失人口”，再后来又承认她可能是拐卖受害者。 几份通报之间互相矛盾，却始终没有给出清晰解释。 与此同时，大量前往徐州调查的志愿者和公民记者遭到警方阻拦，一些女性调查者甚至被警方带走讯问。互联网上关于铁链女的讨论迅速被删除。 一个女人被铁链锁住的身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被锁住的公共话题。 在铁链女事件之前，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打击。 2015年3月，五名女性权利活动者计划在妇女节前夕发起反性骚扰宣传活动。她们原本只是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发放反性骚扰贴纸。 后来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她们，行动尚未开始，便被警方同时带走，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拘留。 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和多个国家政府呼吁中国释放她们。37天后，她们被取保候审。 但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许多女性主义组织被迫关闭，一些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 NGO 逐渐消失。 李翘楚长期关注劳工和女性权益。2021年，她因发布有关人权和刑讯逼供的文章被逮捕；202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在中国，女性不仅难以讨论性别议题，也难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2018年，中国媒体人弦子公开指控知名主持人朱军曾在央视后台对她实施性骚扰。 这一案件迅速引发中国版的 #MeToo 讨论。 许多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案件审理过程异常艰难，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频繁被删除，弦子本人也遭遇巨大舆论压力。 2022年，北京法院判决弦子败诉。 这起案件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一场性骚扰诉讼，更像一次社会试验：女性是否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答案令人沮丧。而发起“米兔运动”的黄雪琴，至今仍在狱中。 2021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微博发布长文，指控一名高层官员性侵。 帖子在二十分钟内被删除。随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无法讨论这一事件。后来，彭帅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未提出性侵指控”。 她在镜头前微笑。那种微笑平静得让人不安。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多所大学的 LGBTQ 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中关闭，一些高校要求相关社团停止活动。 在官方媒体的叙述中，“性别多元”被描述为“西方文化渗透”。许多年轻人发现，她们曾经用来交流的社群一夜之间消失。 沉默再次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更多女性少数群体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结婚或者形式婚姻，而性别暴力隐藏在这些不真实的关系中，许多犯罪在婚姻框架下变成“合法”。 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人口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代的一胎政策，到后来逐步放宽为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 当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时，国家的政策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人口生产者”。 官方媒体不断强调婚育责任，地方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从现金补贴到住房优惠。与此同时，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法律，一些地方开始限制单身女性冷冻卵子。 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再次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处处彰显了中共统治下威权国家的性别政治。而在国际上中国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把性别问题纳入政治叙事的国家。伊朗的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定，2022年年轻女性马赫萨·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拘捕并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强调传统家庭价值，并通过法律限制“同性恋宣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政府也不断强调“家庭主义”，反对性别多元政策。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在性别议题上却呈现出相似趋势：国家试图重新定义女性角色，将其纳入民族、人口或传统价值的叙事之中。 而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空间往往最先受到压缩。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运动之所以常常成为威权政府警惕的对象，并不仅仅因为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因为女性运动往往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女性运动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女性问题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婚姻、教育、就业还是生育，这些议题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女性开始组织、发声和行动时，她们往往能够迅速触及广泛的社会群体。 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女性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潜力。 在威权体制中，政府通常通过控制媒体、压制反对党和限制公民社会来维持权力。然而，女性议题往往从日常生活出发，很难完全被政治化，也很难完全被压制。 当一个关于家庭暴力、性骚扰或拐卖人口的事件引发讨论时，它就不仅限于一个个案，也可能迅速演变为对制度的反思。 正是如此，许多威权政府往往对女性运动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国，“女权五姐妹”因反对性骚扰活动而被拘留，弦子的#MeToo 案件遭遇重重阻碍，铁链女事件的讨论被迅速压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中共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恐惧。 在中共的威权政治的逻辑中，任何能够跨越社会阶层、激发公众共鸣的议题，都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 而女性运动，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 当中国的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讨论自己的身体和权利时，这些看似私人和日常的议题，往往会被中共置于高度敏感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女性的声音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表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 历史也一再证明，极权可以压制声音，却很难彻底消灭记忆。 每一次被删除的帖子、每一个被封禁的账号、每一段被消失的讨论，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们会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痕迹，在私人聊天、海外媒体和零散的叙述中继续流传。 铁链女的影像曾震动整个中国互联网；女权五姐妹的拘押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平等也可能成为一种“敏感议题”；弦子的控诉、彭帅的失声、李翘楚的判刑，也让更多人看见权力与沉默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被压下了热度，但它们改变了许多人的认知。 在中共的威权社会中，权力往往试图让历史变得短暂，让公众忘记昨天发生过什么。 但社会记忆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会在新的代际之间缓慢传递，在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中重新出现。 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许会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但它们不会真正消失。 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不满，而是关于尊严、身体与自由的基本问题。 三月的风仍然在城市之间吹过。 梧桐叶一片一片落下，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哪怕红线不断收紧，哪怕沉默再次降临，那些微弱却真实的光点仍然存在——在记忆里，在语言里，在那些仍然愿意讲述的人心中。 Women's Voices in an Authoritarian Era—Written on the...

作者：冯仍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每年的3月10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往往只是日历上平常的一天。但对藏人来说，这一天不是普通的纪念日，而是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历史伤口。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抗争，随后局势急转直下，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从此进入一个漫长而沉重的时代。流亡藏人把这一天称为“西藏人民起义日”或“西藏抗暴纪念日”。而中共官方则一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武装叛乱”被“平定”的开始，并将后续叙事导向定义为所谓“民主改革”。同一段历史，被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长期撕扯，这本身就说明：西藏问题，从来不是一句官方定性就能掩盖过去的。 图中为达赖喇嘛骑马逃亡（图片来自国际西藏运动） 说实话，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能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早已被过滤、删改、定向灌输。很多历史，不是我们不想知道，而是中共根本不想让我们知道。就像我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补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一样，西藏的1959年，也是我到海外之后才开始认真去看、去想、去面对的一段历史。 当我慢慢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震动。因为我发现，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的，不只是1959年3月10日那一天的抗争，更是在纪念一个民族在强权面前不肯彻底屈服的尊严。那一天之后，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寺院，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在自己家园中按自己方式活着的权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西藏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行政问题，而成为全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人权与民族自由问题。 让我特别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这段历史并不是沉默的。1959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一份正式外交电报里写到，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原则”，并表示美国人民“怀着钦佩”看待藏人捍卫自由、反抗中共压迫统治的努力。这样的表述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不是某个学者的评论，也不是媒体报道，而是美国国务院正视历史档案中的文字。它至少说明一点：早在1959年，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叛乱”问题，而是关乎人民自由与政治命运的问题。 美国国会后来也多次就3月10日作出正式记录和表态。2000年《国会记录》收录的参议院文本，明确提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因担心达赖喇嘛安危而聚集守护，并提到随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及中国方面对事件的镇压叙述。到201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 S. Res. 429，更直接把1959年西藏起义59周年纪念定为“西藏权利日”，并再次把3月10日界定为西藏人民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历史节点。2024年，美国参议院又提出纪念西藏人民为自由而起义65周年的决议草案，继续沿用“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ibet”这样的表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年的涉藏报告，也持续把“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列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控制、限制进入和提高戒备的重要敏感时期。 这些美国政府文件当然不等于全部真相，也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它们至少留下了一个清楚的记录：这段历史不是不存在，不是没人看见，更不是中共一句“平叛”就可以永久盖棺定论的。 对我来说，纪念西藏人民起义日，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受。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出来、在压制和遮蔽中一点点补上真相的人，我越来越明白：中共最害怕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抗争，而是人们开始记住历史、重新命名历史、拒绝接受它强加的历史解释权。它害怕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不只是流亡藏人，不只是海外纪念活动，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那些年被定性为“叛乱”、“风波”、“动乱”的，也许恰恰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些普通人捍卫尊严的时刻。 西藏人民起义日之所以重要，就在这里。它提醒我们，一个民族即使被强权压住，也未必会真正沉默；一个历史真相即使被封锁几十年，也不等于它已经死去。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次警醒：不要相信暴政垄断的叙事，不要让恐惧替代记忆，不要让遗忘成为帮凶。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能完全替藏人发声，而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流亡者，越来越能理解那种被体制压迫、被历史噤声、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痛。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在这一天，郑重地向1959年3月10日站出来的藏人致敬！ 他们当年守护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也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他们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更是一段不能被中共彻底抹去的历史见证。 3月10日，不该被遗忘。西藏人民起义日，不该被遗忘。那些为了自由而站出来的人，更不该被遗忘。 March 10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 Reflection by an Exile on Tibe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