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3 月, 2026

（一） 索求赔偿、恢复律师执业         赔偿：按照上海市相应年份的律师平均收入的标准赔偿自2020年4月1日起至恢复本人律师执业之日止的收入损失（含两年半期间限制人身自由的损失）。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你们好！         记得，上次给上海市委、市政府写公开信是四年前上海封城期间，要求当时的书记李强和龚正你鼓气勇气，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解封上海。        我是2021年1月29日在李强任中共市委书记、市长龚正、局长陆卫东期间被“合法”注销律师执业证的中国公民彭永和       之所以是合法，那是因为上海是要脸且会“用法“的地方————注销的事实依据是“无律所聘用”。       然，事实是，前后我签订了三家律师事务所。        2020年3月30日签订的第一家在我办完手续离开原所不到十分种就来电了，说：“听律师说你有政治倾向问题，我不能拿律所去赌”。为此，我特意写信给上海市司法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做了一个视频，问：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在上海是可以做律师的？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在上海是不可以做律师的？强调：本人接受普世价值，坚决反对专政、反对独裁——如果这属于政治倾向。         ——你们两位是不是跟我有同样上述的“政治倾向”？我赌你陈吉宁一定是！理由：你在英国的书没有白读！         2020年7月14日第三家律所的主任中午请我吃了午饭，饭后让我帮他完善修改聘用合同条款，下午离开律所一个半小时左右，这家律所主任就打电话过来说：“司法局说你不能转到浦东来，我没想到你情况这么严重（签合同前我对他大致讲了我的情况）。为此，我又做了一个视频说：“在上海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阻止本人律师执业，找律所签合同的事情没有告诉任何人，手续也还没有提交到司法局，怎么就被知道了呢，难道是我被跟踪了或是通信被监控了，这跟踪监控的活司法局能干吗？        后，“厕所革命”领导人季孝龙出狱期间国保来我这“深刻交代”时说.........——二位猜猜他们说了什么？        律师证被注销大概就两三天后，国保跟我说，该信访信访，该诉讼诉讼。我回复说：“我是白痴吗？我去向把我律师证干掉的人申冤，我脑子坏掉了”？       向对自己做局的人寻求救济维权，是不是脑子坏掉——书记、市长你们说是不是？        全国的公民、访民你们说是不是？        律师证被合法注销后，我就被24小时，两班倒，每班2人，看守了两年半！       疫情上海封城期间借“         ”公开信，委托李强书记帮我问问龚正你——上海市民会允许你们这样糟踏他们纳税的钱吗？ ————借此机会，我要再问一下全体上海市民——你们同意他们这么做吗？      文述到此，请问：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我彭永和的律师证是不是被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的某些“滥用职权”的腐败份子搞掉的？我彭永和有没有权利要求赔偿？我彭永和的律师证该不该恢复？                另外，本人制定的《上海市律师协会选举和罢免规则草案》已经发给律协和司法局，规则的制定和促进颁布是我对上海全体律师作出的承诺。麻烦二位帮我一个忙、帮上海全体律师一个忙——要求上海市司法局限期上海市律师协会制定颁布《上海市律师协会选举和罢免规则》——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可以吗？          就以上问题的处理，我期待你们两位的作为。同时，我邀请全体中国公民，尤其是上海的市民和律师跟我一起做这个见证。           最后，2026年1月1日我被11人安全从北京带回上海，带回上海前两天的12月30日晚上在北京发生的我跟上海公安一起“锻炼健身”的故事，哪天兴趣来了我跟你们讲讲。         结尾，看到此文的中国公民、外国友人如果你知道或判断是谁非法阻止我在上海律师执业，麻烦联系我或者有关部门，陈吉宁书记、龚正市长公务繁忙就不要打扰他们了，以便后续本人维权、党和政府打击腐败。       本人微信电话13816353773，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沈庄村15组52号。                                                              公民：彭永和                                                        2026年3月1日 An Open Letter from Former Shanghai Lawyer Peng Yonghe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I) Seeking Compensation...

朱虞夫先生： 您好！ 近日拜读您与郑存柱先生联名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恢复政协的正常功能：邀请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通篇阅读之后，我对您长期以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勇气与坚持，依然深怀敬意。您在提案中提出，希望恢复政协设立之初的政治协商精神，让包括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在内的不同政治力量进入协商体系，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向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这种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政治进步的愿望，本身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认真思考之后，我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以坦诚而尊重的方式向您提出讨论。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以来，其政治结构、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对社会的控制机制，已经形成了高度封闭且自我保护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中，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空间极为有限。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短暂的“政治协商”的表面景象，但很快便以严厉的政治运动作为收场。1957年的反右运动，正是一个深刻而沉痛的历史例证。许多原本被邀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最终却被打成“右派”，其后数十年的人生命运因此彻底改变。 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不得不对“体制内部改良”的可能性产生深刻怀疑。 表面上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设计上，本应成为多党派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但在现实运作中，所谓“民主党派”早已成为体制内的附属组织，它们在政治上公开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真正独立的政治立场与监督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政协更多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而非真实意义上的政策辩论与制度监督平台。 因此，尽管您提出邀请反对派政党与异议人士进入政协，是一种试图恢复制度本意的努力，但这一设想依然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中国共产党愿意主动开放权力结构，并允许真正的政治竞争与监督存在。 而这一前提，在现实政治逻辑中却显得极其脆弱，不现实的。 纵观近几十年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习上台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逐渐放松对社会与政治空间的控制，反而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更加集中化和收紧化的趋势。独立媒体空间不断缩小，民间组织受到严格限制，言论环境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真正的反对派进入政协，恐怕不仅难以实现，甚至在现行政治环境中几乎没有现实可能。 更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恰恰说明现行体制已经积累了大量深层矛盾。如果一个制度在几十年时间里始终拒绝建立真正的权力制衡机制，拒绝允许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监督，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很难通过局部修补来完成自我更新。 正因如此，我个人逐渐形成一种较为悲观却也更加现实的判断：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部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政治结构中长期积累的问题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权力长期缺乏监督与制衡时，制度内部往往难以自我纠正。真正的政治转型，往往来自社会力量、历史环境以及制度压力的综合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执政集团的自觉改变。 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期待一个已经高度固化的权力体系主动开放，不如更加清醒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任何政权，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只要长期背离社会公义与人民权利，终究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历史长河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统治集团，最终大多都成为时代的过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理性、和平与文明的原则。恰恰相反，在面对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时，更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与道义的坚持。对于过去历史中发生的种种政治迫害与制度性伤害，也终究需要在未来某个阶段通过公开、透明、法治化的方式进行历史清算与责任追究。这既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真正和解与重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先生长期以来以诗人与行动者的身份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您的经历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也十分希望未来中国的政治讨论能够更加坦诚、多元，而不同路径之间也能够彼此理解、相互讨论。 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我们或许有不同的判断与策略。但所有追求自由、法治与尊严的人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尊重公民权利、拥有制度制衡、能够保障人性尊严的现代国家。 谨以此信表达个人的一点思考，若有不当之处，尚祈海涵。 顺颂 安好。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之春》《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缪青 2026年3月6日 朱虞夫回复缪青： 缪青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 ！我完全赞同。中共的本质难道还有人比我更清楚吗？王某的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我还不知道其醉翁之意吗？有人对苍蝇说，我给你消消毒，苍蝇不会答应，因为它的本质必须是脏的。但是可以通过苍蝇的讳疾忌医让大家更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我发此文到群里的时候给张致君说，用意一，给中共添堵；用意二，给国内民主党朋友打气。与其空喊口号，不如大家都来为“两会”献计献策。 An Open Letter to Mr. Zhu Yufu Mr. Zhu Yufu: Hello! Recently, I read the "Proposal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Restoring the...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2026年1月18日，在北加州藏人文化中心举办的藏历新年市集中，华语青年挺藏会设立摊位，举办“为藏人政治犯写明信片”活动，呼吁外界关注仍被关押的藏人良心犯处境，并持续声援此前被中共当局逮捕的华语青年挺藏会成员张雅笛。这是该会第二年以此形式表达对藏人追求自由与人权的支持。 在去年已整理完成的20位藏人良心犯资料基础上，主办方今年新增整理了10位，均涉及因非暴力表达、宗教活动、文化保护或社会倡议，而被以“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等模糊罪名判刑或长期羁押，关押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川、青海及西藏自治区的监狱系统。 本次活动由华语青年挺藏会发起，组织者包括一名匿名工作人员，以及 Pema、段荆棘、小翠、卢克等人。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族裔和背景的民众参与，现场不断有民众驻足了解藏人政治犯的个案，并亲手书写明信片，表达关怀与声援。 活动现场陆续有藏人及藏族孩童前来参与。当他们得知该摊位主要由华语背景的参与者自发组织，并长期持续为藏人政治犯发声时，多位藏人表达了真挚的感激之情。其中一位藏族朋友表示，在海外看到汉人主动声援藏人处境，让他们感到并不孤单，也让跨族群之间建立理解与信任成为可能。 多位活跃于湾区的人权与民主运动人士亦到场担任义工，参与书写明信片并向公众介绍相关个案。亦有多位中国民主党成员到场支持，以实际行动声援藏人政治犯及相关人权议题。 活动现场，不同族裔的参与者在摊位前驻足交流。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妻在询问活动内容时，也就「在美国举办反共或人权相关活动，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亲共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骚扰」这一问题，与主办方成员展开了进一步的交流。讨论随后自然延伸至两岸关系、民主制度与威权扩张等议题。 两岸观点交锋：抵抗意志与民主生活 针对台海局势的复杂性，作者此前在湾区的某场活动中，曾分别与两位台湾年轻人进行交流。当谈及中共对台文攻武吓时，其中一位避而不谈，另一位则认为“大陆现在发展不错”，若抵抗换来的是战争与死亡，他宁愿选择“和平统一”。 对此，台湾女士 Stacy 表达了不同看法：首先，在讨论两岸议题时，Stacy 以「台湾」与「中国」作为清楚区分，而非使用「中国大陆」或「大陆」，以避免将台湾纳入中国主权叙事框架，并凸显台湾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历史、政治与社会主体性的民主社会。接着，她认为，这两位年轻人反映的是目前台湾民调中的少数「投降派」（约二成），多项公开的民调资料显示，比例超过一半，甚至在某些调查中超过六成，展现出愿意抵抗武力入侵、守护家园的战斗意志（乌克兰人战前约四成）。Stacy 的回应，令现场关心台湾人民处境的大陆民运人士稍微松了一口气。 当被问及旅美台湾人对政治与台海局势的关注度时，Stacy 表示，台湾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密切相关，从地方首长到总统选举，公民参与已如同空气与水一般自然。她观察到，相较之下，中国大陆似乎较少人关心与讨论公共事务。对此，作者现场补充并澄清：大陆并非无人关心政治，而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公开讨论，勇于发声者往往面临打压甚至有刑事风险；官方宣传中反覆强调的「民主」「自由」与「法治」口号，恰恰反映了现实环境中的匮乏。 威权压迫与扩张侵略 相较于香港、图博（西藏）与维吾尔（新疆）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体系下，并承受不同形式的制度性压迫，台湾在历史上从未被中共统治。香港近年快速收紧的政治控制、西藏长期的宗教与文化压制，以及新疆对维吾尔族群的高度监控，皆显示威权治理对社会自由的实质冲击。台湾所面对的，则是一个试图透过政治、经济、资讯网络与军事手段扩张影响力的极权国家，而非既有统治关系下的内部压迫。 历史上，当年随国民党迁台的人口仅占台湾总人口的少数，台湾社会本身具有不同于中国的族群结构、历史经验与民主化路径。这样的背景，也使台湾在面对统战与安全威胁时，展现出独特的社会韧性。 国际评比与未来展望 在谈及台湾的民主表现时，Stacy 援引国际评比指出，根据经济学人资讯社（EIU）于 2025 年 2 月底发布的「2024 民主指数」，台湾全球排名第 12、亚洲第...

作者：张维清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本期关注被迫害人士：邹巍 邹巍：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政治犯。 最新迫害事实：2026年2月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被迫害简历： 2012年1月12日，因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被杭州市警方十余人突然冲进其家中进行大规模搜查，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 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因其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詹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2024年7月20日，因悼念刘晓波去世7周年，与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2024年8月29日，与昝爱宗被杭州市拱墅区批准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罪名予以正式批捕。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2026年2月13日，下午两点半在浙江杭州的法院开庭审理，被判刑三年半，昝爱宗被判三年。 《在野党》人权观察部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撤销判决、无条件释放邹巍和昝爱宗，停止以“寻衅滋事”等口袋罪对迫害异议人士与民主人士进行系统性迫害。和平悼念不是犯罪，追思逝者不是犯罪。任何压制良知与言论自由的行为，终将受到人民的唾弃与历史的审判！我们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华人，团结起来，推翻中共，结束独裁暴政，推动中国走向自由与法治。 ‘The Opposition Party’ China Human Rights Observation Briefing Issue No. 22 (February 13, 2026)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Hu Lili ...

作者：朱晓娜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2025年2月17日，李延贺一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官方通报称，其因“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通报还表示，当事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李延贺是台湾出版机构八旗文化的出版人，多年来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书籍。2023年，他在上海探亲期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此案在很长时间里缺乏公开信息，直到判决公布，外界才逐渐了解案件结果。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如今身在海外的华人，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感到十分沉重。因为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表达不同意见可能带来的后果。我曾经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被当地警方上门要求删除相关内容。当时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普通公民的表达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那次事件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言论环境以及公民权利问题。我逐渐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公开讨论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当不同意见无法被表达时，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后来我来到美国，在这里接触到了更多关于民主制度、公民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理念。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社会里，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由表达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开始参与海外华人的民主活动。 过去两年中，我多次参与与中国人权和民主议题有关的公开活动，包括纪念历史事件的集会、声援政治案件的抗议活动，以及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公共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我参与的相关活动已经超过80场。在这些活动中，我不仅参与集会，还举牌发言，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许多活动都有媒体报道，也留下了照片和视频记录。 对我来说，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政治表达，更是一种责任。我相信，一个社会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允许历史与现实被不断讨论，才有可能真正进步。出版、写作以及公共讨论，本来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延贺案再次提醒我们，在当今世界，思想与信息早已跨越国界传播，但制度之间的差异仍然深刻影响着个人命运。同样的观点、同样的书籍，在不同制度之下可能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才更加珍惜表达的权利。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我仍然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希望未来有一天，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在不必担心风险的情况下讨论历史、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务。 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说，表达本身或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某些环境下，它却意味着勇气。正因为经历过压抑与限制，我们才更加明白自由表达的价值。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Freedom of Speech Through the Case of Li Yanhe Author: Zhu XiaonaEditor: Hu Lili ...

⸺兼论现代普世⼈权与威权治理逻辑的根本冲突 作者：Cooper Guan/《在野党》采访部记者编辑：李晶 翻译：彭小梅 ⼀､ ⼀场被重新定义的“新闻审判” 黎智英案并⾮普通的刑事案件 它更像是⼀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审判｡ 案件的核⼼争议，不仅是个⼈⾏为是否触法，⽽是新闻活动本身是否被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由是权⼒监督的重要机制，⽽在威权政治结构中信息控制则被用作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核⼼⼯具｡ 黎智英的审判实际上反映了⼀个问题：当权⼒将自由⾔论视为⻛险时，法律是否仍然是法律，还是仅成为政治⼯具。 ⼆､ 新闻⾃由的国际法基准与现实背离 国际社会对于新闻⾃由与表达⾃由有明确规范： 世界⼈权宣⾔ 第19条，明确保障思想､ 良⼼与表达⾃由 包括传播信息的权利｡ 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将新闻与⾔论⾃由列为核⼼基本权利｡ 联合国⼈权理事会多次强调，国家安全不得成为压制媒体的模糊性理由｡ 黎智英案所引发的争议，恰恰集中在以下⼏点： 首先，国家安全概念的⽆限扩张。新闻评论､ 国际交流被纳⼊“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 其次，法律的模糊性与追溯性适⽤，使⾏为⼈在事前难以判断合法边界｡ 第三，本案程序公正的国际质疑。包括陪审制度变化､ 审理透明度下降等｡ 当法律不再提供清晰预期时，新闻⼯作者⾯对的将不再是法律⻛险，⽽是制度性危险｡ 三､ 威权信息治理，从内容管理到思想控制 黎智英案并不是孤⽴事件 ⽽是更⼤信息管控体系的⼀部分｡这⼀体系具有典型特征： 特征一，从“内容审查”升级为“意图审查” 不再仅关注具体信息真假 ⽽是追究观点⽴场与其产生的潜在影响｡ 特征二，从“违规处罚”转向“刑事化表达” ⾏政监管逐步升级为刑事指控 形成寒蝉效应｡ 特征三，从“媒体管理”延伸⾄个⼈表达 普通公⺠的社交媒体⾔论也被纳⼊管控范围｡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 新闻机构趋于⾃我审查；公共讨论空间急剧收缩；社会共识形成机制被削弱。最终，社会失去真实信息与理性讨论能⼒｡ 四､ 新闻伦理的悖论，当追求真相成为⻛险 新闻职业伦理要求：独⽴调查、权⼒监督、公开讨论。但在被⾼度控制的信息环境中，这些职业要求反⽽可能成为⻛险来源｡ 这产生⼀种结构性悖论，越专业､ 越独⽴的新闻⾏为，越可能被视为威胁｡⻓期来看，这影响将从传媒行业扩张至整个社会。使学术研究受限，创作表达萎缩，让公共政策失去反馈机制，最终损害国家治理本身的理性基础｡ 五､ 法治的核⼼不是法律⽂本，⽽是权⼒边界 真正的法治，不取决于律的数量，⽽是看法律是否限制权⼒，法律是否保障少数派与异⻅者，法律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如果法律主要⽤于规范⾔论、定义思想、惩罚批评，那么它更接近“统治技术”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黎智英案引发的国际关注，本质上并⾮针对个案，⽽是对法律⼯具化趋势的系统性担忧｡ 六､ 社会舆论的⻓远影响：信任结构的瓦解 新闻⾃由不仅是媒体⼈的权利 更是社会的公共资产｡ 当公众意识到媒体⽆法独⽴报道、信息存在系统性过滤、表达可能带来⻛险，社会将出现三种长期不良后果：一是信任断裂，官⽅信息与⺠间认知脱节｡二是谣⾔⽣态化，真实信息缺失反⽽滋⽣谣⾔｡三是公共讨论极端化，中间理性空间消失｡这对任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是⻓期隐患｡ 七､ 新闻⾃由不是特权，⽽是⽂明社会的基础设施 黎智英案，不仅关乎⼀个⼈的命运。当新闻成为罪名，社会失去的不只是记者，⽽是对现实的共同理解能⼒｡ 现代社会的稳定，不来⾃沉默，⽽来⾃开放的信息流通、多元的意⻅表达、独⽴的监督机制。真正的强⼤，不是没有批评，⽽是能够容纳批评｡ 新闻⾃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