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连载

张致君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像一块咸鱼，腥味大得可以把路边摊的苍蝇都熏晕过去，可偏偏还有人把它供在堂屋正中，说是“国宝级腌制工艺”。我年轻的时候不信邪，觉得既然现实臭，那就用力洗一洗，也许能洗出点清香来。结果我去医院工作那几年，洗到最后才发现，那不是鱼，是一条已经烂掉的蛇，你越洗，它越腥。 我永远忘不了医院楼道里那些躺不进病房的老农民。他们一个个蜷缩着，像被霜打蔫了的秋菜。有人痛得直哼哼，那声音顺着白瓷砖回荡，听起来就像医院聘请了专业哭丧队。而就在同一栋楼上，电梯一上去，到了高干病房，窗帘是丝绸的，床单是进口的，空气里飘着的不是消毒水味，而是水果盘里的哈密瓜味。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些病房还住不满，空床位像一张张白得晃眼的讽刺纸，上面写着：穷人不配生病。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到这种场景就直想骂娘，可骂娘没用，我试过。骂了以后，我被护士长骂回去：“你以为你是谁？你配管？”我那一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社会，最不值钱的不是卫生纸，是普通人的命。卫生纸至少还算生活必需品。 后来，我分配去乡下医院跑业务。到了一个穷得能把人眼泪逼出味道的村子。那里的人连穷都穷得很讲究，穷得有层次，有结构，有多年沉淀、无法超越的历史底蕴。一个老大娘热情招待我，端出一碗鸡蛋羹，那鸡蛋黄得像太阳一样灿烂，可我知道，那不是太阳，那是她家一个月的营养配额。我不敢吃，那一口下去，我怕我会吃掉他们家的希望。我正打算把碗推回去，两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扒在窗台上盯着看，眼神比狼崽子盯肉还渴。我的泪水当场掉进碗里，我把碗递过去，大娘一把夺住，又把两个孩子往外赶，赶孩子的姿势熟练得像是在赶鸡。那一刻我才明白：贫穷最残忍的地方不是没得吃，而是教会母亲先赶走孩子，再招待客人。 回城以后，带着满脑子问号去找当官的人。我问他：“当年你们喊着要翻身、要解放、要人人平等，现在咋整成这样？难道你们当年革命就是为了这个？”他嘴里叼着一支高档香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你懂个屁，这叫阶段性国情。”我听了差点笑死。原来我们吃不上饭，叫阶段性贫穷；看不起病，叫阶段性资源倾斜；活得不像人，叫阶段性过渡。这个国家从来不缺词汇，缺的是把词变成现实的诚意。 后来我有幸出国见了世面。第一次是参加啤酒节。成千上万人一起喝酒、扭屁股、抱着陌生人唱歌，快乐得跟过年拆红包一样。一个老人举着啤酒向我敬酒，他一口闷下去，笑得胡子都抖。我本来想跟着笑，可我脑子里突然蹦出医院楼道上那个呻吟的老农民。他一声声“哎哟哎哟”像被复制粘贴在我耳边。我那啤酒一喝到嘴里，竟苦得像中药。 我以为这是偶然，结果不是。我去看了外面世界的海滨嘉年华。那里跳舞的姑娘个个青春得像刚从阳光里摘出来，她们旋转着、跳跃着，裙摆开合之间能让整条街的男人忘记自己姓什么。一个姑娘拉着我一起跳，她浑身都在快乐，像是把欢乐拆成碎片往空气里撒。我正准备跟着她转几圈，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是河北山路上拉煤车的少女们——那些少女被煤灰糊得像黑炭，年纪轻轻，背却佝偻得像活了七十岁。我当时腿就软了，舞也跳不动了，像被人在胸口按了一块石头。 最让我难受的是美国的万圣节。我看着孩子们满街跑，装神弄鬼的，笑声能把乌云吓走。美国孩子抢糖，我脑海里却一直回放那个被母亲用扫帚赶走的中国孩子。别人是扮鬼玩，我们是真鬼活。 那几年我走南闯北，看别人怎么活，也看我们怎么苟。我越看越觉得，一个国家让老百姓活得有没有尊严，看广场上人笑得开不开心其实没用，要看的是：穷人能不能安稳睡觉、生病能不能活下来、孩子能不能不用靠赶走来学会做人。 我后来明白，我们国家的现实，是一种奇特的体质：越荒诞的事越能长寿，越正常的事越夭折。就像一个孩子，天生偏食，只吃腐肉不吃新鲜蔬菜，吃久了，竟然吃出了感情，觉得腐臭才是家乡的味道。 有一年，我路过一个新建的小区。大门修得富丽堂皇，像宫殿，进去之后楼间距窄得像棺材。业主们天天在广场舞和装修噪音里争夺生存权，一个广场舞大妈跳得太投入，把旁边晾衣绳给扯断了，半条裤衩挂在她头上。她跳完一曲才发现，摘下来还嫌弃裤衩掉毛。那副样子，比嘉年华还魔幻。 我站在一旁看他们互相对骂，从物业骂到祖宗，一秒不耽误。我突然想起那些在街头把啤酒碰得叮当作响的陌生人，他们喝醉了抱着彼此唱歌；而我们喝醉了，抱着彼此掐脖子。仿佛快乐到了中国，就变得沉重，像背上一口棺材——你越想抬轻，棺材里就越躺进一个人。 我们不缺欢乐，我们缺允许欢乐存在的土地。欢乐在这里像违法建筑，稍不注意就要被清理。 不是我们不会笑，是笑容需要许可证。孩子要在规定的时间笑，成年人得在指定的场合哭，连梦见自由都要小心隔墙有耳，免得梦也犯法。 我常常觉得，我们这片土地像一条无形的绳子，一头绑着现实，一头绑着希望。现实往下拽，希望往上飞，久而久之，那根绳子被扯得像人的神经一样发紧，只差一下下，就可能断掉。断的时候不会响，反而很安静，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痛，连喊叫都省了。 有时我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仿佛空气中漂浮着细碎的叹息声，那些叹息像看不见的尘埃，从尘封的历史里飘出来，又落在每一个人的肩上。有些人感觉沉重，有些人感觉麻木，而更多的人，早已习惯把叹息当成呼吸的一部分。 人们活得像被关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剧本早写好，角色分配好，台词都要求背诵。我们从小被训练成适应舞台的演员，却没有人问过我们，想不想下台。 我想起那两个扒着窗台的孩子。他们不知道窗外是什么，但眼神里有一种微弱的亮，是人性最后一根火柴。我怕那火柴被生活的风吹灭，又怕它点燃，却照出我们不敢看的真相。 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被生活耗成灰的人。他们年轻时眼睛清澈，像河床里被水冲洗过的鹅卵石，可过了几年，眼神就变成了被煤灰涂过的玻璃，又脏又不透光。有的人忘了自己曾经想拥抱什么，只记得怎样才能不挨揍地活下去。 人只要活得久一点，就能明白一个残忍的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死于疾病、意外或衰老，更多的人死于一种无形的东西——失望。失望慢慢啃噬人心，直到某一天，你对着镜子发现，那张脸已经没有从前的模样。 我有时候在夜里失眠，会突然问自己：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的国家能让普通人像树一样自然生长，而我们只能像盆景，被修剪、被绑扎、被塑形？盆景确实漂亮，却没有自由伸展过枝丫。 如果一个社会最成功的，是教会人沉默，那它最失败的，也是让人忘了声音。 我走过了许多国家，看过许多街道上不同的影子。有些影子昂首、有些影子雀跃，而我想起我们街道上的影子——它们多数是匆忙、压缩、沉重的，好像影子也怕被现实踩碎。 有一天，我在异国的一条长椅上坐到黄昏。夕阳落下去，光像温柔的潮水一样涂在街道上，把人的影子拉长。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理想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种让人不必低着头活着的空气。 如果空气是甜的，人就活得像春天；如果空气是苦的，人就活得像冬天。 而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太久没有闻到春天的味道了。 我常常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土地突然安静下来，那会是什么声音？不是沉默的安静，而是一种心里终于放下重担的安静——像一个走了很久的人，第一次停下来，敢深呼吸。 那天，也许不会有庆典，也没有人需要挥舞旗帜。街上的汽车照样堵，菜市场的摊贩照样吆喝，孩子们照样追着气球跑。不同的是，人们的眼神，会悄悄变亮一点点。亮得不夸张，只够照见自己的影子，不再那么灰。 一个真正的理想国，不需要宏大，它应该像雨后的空气一样自然。人走在路上，不再觉得尘土粘在肺里，而是觉得风轻轻擦过脸颊，像在提醒：你终于是你自己了。 我想象有一天，医院的走廊不再躺着挤不进去病房的人。那些曾经哼着痛的人，不是因为奇迹，而是因为制度不再把他们排除在门外。高干病房仍然可以存在，但不再是天空，而只是其中一层楼。病床不再区分身份，医生不再分贵贱，病人进门时不需要低头，只需要报名字。 我想象有一天，孩子们不用扒着窗台流口水看别人吃东西。他们坐在同样的课桌前，不必为户口、出身、背景、关系而战。那天的教室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老师的教诲，而是孩子们笑声在墙上撞来撞去——那笑声不再害怕被人制止。 我想象有一天，我们不再把沉默当成教养，不再把谎话当成智慧，不再把麻木当成生存技巧。人们走进办公室、工厂、田野、街头、海边，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是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做的事。丢掉一个工作不会像坠入深渊，而像是渡过河流暂时湿了鞋。 我想象有一天，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不再抱怨“我年轻时怎么怎么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再重复老路。他们的皱纹是岁月留下的，而不是忧愁刻下的。他们看着夕阳，不会急着回家，因为无论回哪个家，都是自己的家。 我想象有一天，人们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不同的话，而不会被要求统一口径。争论不再是撕裂，而是修补。不同的声音像不同的种子撒在土壤里，可以争阳光，但不互相拔根。 我的理想国很小，小到用一只手就能捧住。它没有水晶宫，没有金色大门，更没有神降奇迹。它只是让人活得像个“人”——抬得起头，哭得出声，笑得自由。 可我越想，心里越发疼痛。疼得像在胸腔里塞进了一块冰，越捂越冷。 因为我知道，我们距离那一天，不是差一条街、一座城，而是差一层厚得看不见的墙。那墙不是水泥砌的，是很多代人积累的恐惧与顺从堆起来的。 墙外的世界有人在歌唱，墙内的人睁着眼做梦。梦里，天空是亮的；醒来，天花板压得像石板。有人把梦刻在心里，有人把梦藏在枕头底下，有人干脆把梦撕碎，当成纸塞进鞋里垫脚。 我害怕有一天，我们走到生命尽头，才发现自己活得像公园里那种被铁丝绑成造型的树。枝条长得整齐，叶子生得标准，从不越规。可当链条打开，它已经不会自由生长了。 理想国不是给孩子们看的童话，它是成年人不敢承认的渴望。那渴望藏在每一次我们“差点说出口却忍住”的话里。 我相信那一天会来，但它不会像节日一样提前通知，不会有礼炮，也不会有口号。它会悄悄降临，就像春天第一片叶子鼓起来时，没有声音，却改变了整棵树。 等那天来临，我希望我们还有力气抬头，还有勇气认出它。 我害怕的是——等那一天终于来了，我们已经习惯低着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害怕的是—— 当那一天无论我们是什么党派，无论是什么背景，无论是什么观点的一群人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候，却忘记怎么举起手中的酒杯，忘记笑是什么样子的了。 “A Promise Is No Jest”: My Republic of Ideal By Zhang Zhijun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is like a slab...

总则概述：公民宪法的灵魂 作者：程伟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吕峰 引言：一部优秀的宪法乃法治之魂 在历史的洪流中，宪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权力，更在于勾勒出一个国家的精神与未来。《公民宪法》以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为核心政治理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宪政蓝图。其第一章总则，作为宪法的灵魂篇章，明确了国家、宪法和军队的定义，明确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以特别条款为宪法注入了特别的权力制约体系。《公民宪法》以民治为核心，超越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范式，勾勒出未来公民自治型社会的愿景。本文将初步解读第一章内容，并在后续文章当中逐条解读每一条款的详细内容，揭开《公民宪法》的思想内核，带领读者走进中国民主未来的宏伟蓝图。 一、公民宪法的精髓：民治为魂 《公民宪法》是以“民治”为核心的全新政治哲学，由民治逐步推导出民主、民权、民生和民族，民治是“1”，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以及更多的公民权利则是“1”后面的“0”，没有民治这个“1”，有再多的“0”都是毫无意义的存在。民治由两个核心理论组成：一为公民自治，即自我管理，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以及权利与义务，一个人处于社会中有义务进行自我管理，公民负有义务的同时则享有对等的权利，享有权利的同时则需要负有对等的义务；二为公民治理国家，公民治理国家是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国家是公民组成的国家，是公民治理国家，而非国家（统治者）统治公民。这一核心理念打破了传统政治的精英垄断权力、王权（皇权）垄断权力的传统政治理论，主张公民不仅是权力的来源，更是治理的主体。是由公民来治理国家。 由民治出发，引导出民主为公民表达意志的机制制度，即为民主之制度；因有民主之制度，方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公民权利，即为民权；因公民有了民权，公民能有效行使民权，以建立一个关注公平与福祉的社会，即为民生；公民的生存得以更好的保障，人们才有更多的可能复兴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能守护国家的独立与文化传承，民族即民族之文化。《公民宪法》以民治为根，串联起民主、民权、民生、民族，形成一个逻辑闭环的政治理论体系，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支点。 二、《公民宪法》的核心内容：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总则作为《公民宪法》的开篇，奠定了宪法的基调与框架，其内容涵盖以下关键要素：  国家的定义：第一章明确国家为“民治之国”，主权完全归于全体公民。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更是公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旨在实现民治之下的公平、正义与繁荣。  宪法的定义：宪法被定义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超越一切权势，确保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的原则贯穿治理始终，确保国家的法治根基牢固，公权力的来源正当。  军队的定义：军队被定义为“公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其核心职责是保卫国家主权与公民权利，而非服务于任何个人或派系，杜绝军事干政的可能性。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包括言论、结社、信仰等，同时负有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的义务。民治理念贯穿其中，鼓励公民通过选举、监督与直接参与，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  宪法的特别条款：第一章引入创新的特别条款，为宪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提供保障。这些条款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调整治理机制，以应对危机或重大社会变革，确保宪法的生命力。 三、公民宪法对中国民主的启示 《公民宪法》第一章以民治为核心，勾勒出中国民主的独特路径。它回应了西方民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避免了过度集权与民粹主义的双重陷阱。通过将公民自我管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公民宪法》赋予公民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打破了传统政治的被动参与模式。同时，其对军队的严格定义与公民权利义务的平衡设计，确保了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条款的设置则为宪法注入动态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技术革命、全球化等新挑战。在当今世界，民主的实践面临诸多困境：西方民主饱受分裂与低效之苦，威权体制则难以回应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公民宪法》提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又吸纳了现代民主的普世价值，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主流政治体制发展的方向。它不仅是一部法律文本，更是一场关于中国民主未来的思想实验，也是全体中国人相互签署的共同契约，激发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团结：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与文化自信的同时，赋予公民真正的治理权力？ 结语：迈向民主的星辰大海 《公民宪法》第一章总则以民治为魂，勾勒出一幅令人振奋的民主图景。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未来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植根于自身文明的创新实践。践行民治、民主、民权、民生和民族政治理念，促进中国迈向一个自由、民主、正义、平等、求实和繁荣的未来。 点击查看《公民宪法》原文 ...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校对：林小龙 翻译：吕峰 世上最怕鬼的，不是病弱之人，不是孤魂野宿的孩子，而是手里握着刀子、腰上挂着印章的那些“大人”。 他们说自己无所畏惧，铁腕而威严，号称一声就能让千万人肃立如僵。但只要一个死人名字被人低声提起，他们就如同看见了厉鬼：眉毛竖起，耳朵发抖，腿脚不由得发软，急急忙忙把嘴堵上，把海边封了，把花束扔走。 奇怪么？不奇怪。 因为鬼不可见，所以最难防。活人你可以关，报纸你可以删，手机你可以查，但死人呢？死人什么都不做，却偏偏什么都能做。一个死人若活在记忆里，便比千军万马还要厉害。于是他们怕死人，怕得比怕活人还厉害。 我听说好些名字不能提，提了就是“寻衅滋事”。寻衅？谁寻谁的衅？一个躺在海里的骨灰，如何去寻活人的衅？倒像是活人自己寻着鬼，日日夜夜不让它安息。 古时候，人们敬鬼神，祭之以酒肉，图个心安。如今政权怕鬼魂，见之如仇敌，怕得要把海封上，把风管住，把浪也圈起来。仿佛风若呼一声，浪若翻一下，就会喊出那个名字。 于是出现了奇观：世上最强大的政府，拥有最庞大的警察队伍，最尖锐的机器，却要耗费千百人力去对付一把纸灰，一束花，一声低语。 有人在海边轻轻放下一朵花，转身就走。 花没开口，海没作声，只有浪一层一层打过来。过后几个人半夜冲到他们家里，紧张得像大战之前，把放花的人投入监狱，想把记忆踩进暗无天日的深渊中。我心里忽然明白：原来他们不是在踩记忆，他们是在踩自己心里的影子。 这影子是什么？是怕。 怕一个死人被记起，怕一个名字传下去。怕久了，就连空气里都充满那名字。你越怕，它越近。你越压，它越响。于是，他们像和空气打仗。手里拿着刀，却砍不着空气；砍不着，就只好乱砍活人。 我笑他们像夜里怕鬼的孩子。孩子怕鬼，拉着被子捂头，还要喊“我不怕我不怕”。喊得多了，正好证明他就是怕。 他们也一样：号称强大，偏要天天警惕一个死人；口口声声稳定，偏要四处捕人；整日嚷嚷信心，偏要删帖删得手忙脚乱。这不就是捂头喊的孩子么？只不过孩子丢的是觉，这些“大人”丢的是脸。 死人本无害。死人若真有害，那只能说明活人的心亏。你若心正，他就是灰；你若心虚，他就是鬼。 可惜他们宁肯把死人当鬼，也不敢让死人当人。 于是海不能望，碑不能立，花不能放，名字不能说。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要与一个名字决斗。斗来斗去，名字还在，人心也还在。到最后，只剩他们自己被名字逼得发狂。 “中国人的脊梁，总是从死人那里长出来的。”——这话怕是真的。 因为活人弯腰，死人反而直立。死人直立着，便成了镜子。镜子照见谁低头了，谁弯腰了，谁在替权力磕头。 所以他们最怕镜子。怕死人立着。怕死人在记忆里站直。怕活人看见后，心里也要试着直一回。 他们可以堵嘴，却堵不了心思；他们可以删字，却删不掉回声。名字被禁，名字反而更响。就像一口井被板子盖住，底下的水声反而闷得更沉。时间一长，板子还是要烂开，水要冲出来。 怕鬼的政权，其实早就是鬼。 他们活着，却日日担心阴魂，夜夜检查墓碑，连死人都不敢让人去祭。活人怕死人，死人却让活人失眠。若真有鬼，鬼大约也是笑的。笑活人劳师动众，弄出一个笑话：生人怕死鬼，死鬼反成主人。 我在心里冷冷地想：连死人都怕的统治者，还能怕谁呢？他们怕的是影子，怕的是空气，怕的是自己。 终有一日，他们要被自己吓死。到那时，也要进墓地。他们到那边去，大约还得继续抓鬼。 A Ruler’s Word Is No Jest: A Regime Afraid of Ghosts Author: Zhang Zhijun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Lin XiaolongTranslator: Lyu Feng The ones most...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有件大好事，人人谈得热闹：“国库要补窟窿了。” 窟窿倒不是城墙下的那个洞，而是深不可测的铜盆，只不过盆里原来是满的，后来变空了。空了便响，引来了新的规矩。 ...

第一章 第三节 作者：程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1937年7月7日，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夜间作战演习，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装填了弹药”。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中远远地、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墙，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这是一个寂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10点40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这是演习士兵误发的空包弹。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满洲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在片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对此，清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心断然膺惩，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那个失踪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兵在演习时迷路了。“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几十年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地伊七说，他时年20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的当年兵”；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踪”。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店。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11时57分，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时年45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但我觉得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合。”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完成战斗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木的电话后，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的29军进行交涉。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29军副军长，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1935年12月，在勒逼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成为北平市市长。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与此同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人的规模。但1936年4月18日，东京宣布增兵华北，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一个多月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1771人猛增到5774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之所以采取“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痛感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改驻丰台。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一旦卢沟桥失守，北平将旦夕沦亡。 1936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注意到了这个因素。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1937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6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尽管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新步兵操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平城。也是这个月份，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洲事变的爆发地。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7月7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得进城检查。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在此之外，为解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松井太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2时3分，一木大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得知志村菊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命令部队照常行进，并包围宛平县城。他后来谈道：“作为我的想法，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态。他唯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城搜查”的新借口。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3时20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近了卢沟桥、宛平城。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并架起大炮。这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从这里射击，炮弹可以直接落入宛平城内。紧接着，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可直接与北平通话”；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牟田口廉也打来了电话。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一木再也忍不住了。他告诉牟田口廉也，中国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后来，他这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不能让战争打不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对此，一木更加急切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便是个机会……在此之际，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策。”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可以打。”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4点20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7月8日上午4点20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一木当即下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一个多小时后，尽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尽管这一行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但一木还是以不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一时之间，一发发炮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官今井武夫少佐，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年生，日本长野县人。作为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他亲历了那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并亲耳听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而天麻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后来回忆说：“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记者们散去了。在参拜招魂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南方响起了大炮声，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这时候开始下起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今井开始回顾几天来的蹊跷际遇。 6月26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次日，他邀请今井武夫见面，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对此，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态。 无独有偶的是，也是这一天，29军宣布北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本清福中佐也来了，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7月6日也就是事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他宽慰石友三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但石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他恳求说：“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意图。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7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一天，在瓢泼大雨中，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他的老熟人、132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就这样，几分钟后，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了。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决定。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这个命令，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Part three) Author: Ming Cheng Editor:...

宪法第六条：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     作者：何清风 编辑：程铭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引言：    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其意义在于背后所承载的思想体系与治理逻辑。本宪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是国家领土的性质、范围以及归属方式，这一条款涵盖了国家存续与主权完整的根本保障。倘若没有清晰的领土观念，国家便无法更好的维护公民赖以生存的空间，若缺乏合理的领土制度设计，终将导致主权领土的丧失，以及成为政客交易的筹码。因此，本条是奠定国家领土基础的重要法理依据。 一、领土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    本条开篇即言：“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领土是固有的疆域，是全体公民赖以生存的家园，非经国家立法院以特别案表决通过的，不得减少任何领土。”这一条款明确两层含义：    其一，领土是“固有疆域”，并非可随意分割或放弃的交易物，国家的疆域从历史与现实中延续而来，承载着无数代人的耕耘、文化与生存记忆。将其定义为“固有”，意味着领土不是某一届政府的私产，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    其二，任何对领土的减少必须经过“特别案表决”。特别案不同于一般性法案，其门槛更高，代表程序更严谨，不仅要在立法院获得通过，且表决程序包括公民投票表决。这体现了宪法作为全体公民相互之间的契约，对领土完整负有共同的责任与相同的权利，避免因政府官员的外交妥协与私利而轻易割让。 二、领土增加的程序与意义    条文又规定：“国家领土增加的，由国家立法院以重要案表决通过。”这里形成了与“减少”相对应的逻辑。减少需要“特别案”，增加则需要“重要案”。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现实当中，领土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因历史发展、民族意志、国际合作甚至宇宙开拓而不断扩展，故对增加领土作出规定，以适应未来国家发展的需求。    为何增加时只需“重要案”而非“特别案”？原因在于扩展疆域通常符合国家利益，能够带来资源与安全的提升，不存在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仍需立法院审慎决议，以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治理风险或国际冲突。制度的设计既强调疆域稳固，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余地。 三、第一款的解析：领土的全域性    第一款列举了国家领土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河流、湖泊、草原、沙漠、山川、戈壁、海域、空域、海外领土和星外领土等本国行使主权的任何区域。”此条款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 全面性：从传统的陆地、河流到现代的空域、海域，几乎囊括一切地理空间，避免出现模糊地带，也为后续立法提供了法条参考。 前瞻性：特别的提出“海外领土和星外领土”，这是对未来空间探索与外太空主权问题的预先回应，宪法并未局限于现有地理空间，而是将眼光投射到星际文明层面，这也是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终将实现的。 主权核心：关键在于“本国行使主权的任何区域”。换言之，领土的本质并不单在物理地理的范围，而在于主权的有效实施。无主权之地，纵有疆域之形，亦非国土；有主权之地，即便远在星外，也属于国家的合法疆域。 四、第二款的解析：领土的所有权类型    第二款规定：“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领土分为私有和公有两种类型，私有类型的仅自然人或私法人所能拥有，公有类型的仅公法人所能拥有。”    此处是五民宪法的独创性所在。传统宪法大多将“领土”与“国家”直接绑定，极少涉及领土所有权的多样化。而本宪法将领土区分为“私有”和“公有”，这与五民宪法整体强调公民权利与多元主体治理的理念高度一致。 私有土地：指可被自然人或私法人合法取得的土地、地产等。这里不仅是承认私人财产权，更是将其提升为“领土权”。所谓“领土权”即公民拥有国家领土的权利，这与“国家是公民的国家，是公民建立国家”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国家是全体公民共同组建的，国家领土则自然是公民所拥有的。 公有土地：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领土是广袤的，对于非公民所有的土地，以及对于一些公权机构所属的土地，设为公有土地，以规范国家领土的管理工作，明确所有权的边界，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相对平衡。 五、第三款的解析：立法授权与制度弹性    第三款规定：“自然人、私法人或公法人取得领土所有权的，由本宪法授权国家立法院另立法规定。”此款承上启下，将具体的领土所有权规则留给立法机关去细化。这种安排有两重意义： 宪法的原则性：宪法只规定基本框架，不陷入细节，避免过早僵化和条款臃肿。 制度的弹性：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结构和科技变迁，领土的性质与归属形式可能不断变化。比如太空海洋的开发等，而且，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联邦制国家，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这些都需要在未来通过立法来动态调整。 六、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五民宪法第六条不仅是对领土的规定，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民族在近代曾因割地赔款而饱受屈辱，领土问题在民族记忆中留下了深刻伤痕。因此，本条强调“不得减少”与严格程序，正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制度保障。    同时，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竞争之中。海洋权益、极地通道、太空资源等正在成为新的博弈焦点。五民宪法前瞻性地纳入“星外领土”，使国家在未来国际秩序重构中占据了法律与战略的先机。 七、结语    宪法第六条，写下的不只是疆域的范围，更是国家存在的尊严与未来拓展的方向。国家领土既是先辈们的遗产，也是后世子孙的根基；既是物质的疆土，也是民族精神的边界。唯有守护这一疆域，民族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与和谐的理想。     ——“五民主义”奠基人、《五民宪法》撰写人何清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O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