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主政治的运作
作者:祝正明
实现政治民主,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如何产生民意?(二)、如何制约权力?(三)、如何形成决议?民主政治经过两百年的摸索和发展,到今天,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一整套完善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民主政体的四项组织原则:分权原则、代议原则、多数原则、任期原则。
(一)分权原则
民主政治思想认为,不能过于相信人的忠诚。人的私欲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势必使人类社会陷于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没有制约,政府并不会比普通人更少犯错误。
有权力就会有腐败,拥有绝对的权力,就会有绝对的腐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制止腐败。
如何制约权力,是民主政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论在权力上、在组织效率上、在经济实力上、在人员数量上,与任何形式的民间组织相比,都要强大得多。它掌管着与国家国民经济有关的各部门,其下属的众多的机构管理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中央政府或其下属部门的任何一项行政指令或条例,都将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官员都能时时处处为平民的利益着想,那无疑是广大百姓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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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概念:一般来讲,政府是指统治国家的政治权力机构的总称,但在分权制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家政治权力分别由三个机构掌握: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通常也被单独称为政府。
但是,假如他们漠视百姓的利益,恣意妄为、刚愎自用,百姓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即便只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或者是个别人的不负责任,也足以使众多百姓的利益生灵涂炭。就算他是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官员,曾经取得过人民的信任,但当他手中掌有大权,具有与其原先完全不同的地位,身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以后,他是否还会保持其在做平民百姓时所持有的思想观点和激情呢?对此,谁也不敢作出保证。人本身就是多变的动物,当他发现自己有众多机会而又无任何风险就能为自己或亲属捞取好处时,他未必能保持廉洁自律。他很可能成为因为握有权力而自持高人一等、粗暴蛮横、盛气凌人的新贵族。就算公民是具有强烈主权意识的公民,对自己权益遭到侵犯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并能做出迅速反应,但是,普通百姓要想直接抑制身居高位的人的行为,绝非易事。即便他们有良好的组织性,组成各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团体,随时可以游行抗议,但是这种民间团体的分散力量仍然无法有效地同政府庞大的专业力量相抗衡。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为所欲为,握有权力的人总是有滥用权力的趋势,那些经过选举产生的人也不例外。那么,进行选举是否还有意义呢?民主政治思想认为:防止滥用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分权制,以权力约束权力,非得把制定法律的权力交给代表人民的集合体——议会,人民才能感到安全和放心。
减少当局权威有两种方法,一是剥夺当局在某些情况下的自卫能力,二是将权力分散,分别交给许多人掌握,分散权威之后,权威的不可抗拒性和危险性就被减弱,但权威本身并没有被破坏,既削弱了官僚的权力又加强了政府的权威。
分权制的中心思想就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按照法制社会权力性质的不同,分为三种不同的性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交由不同的机构和人员来掌管,使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防止掌权者权力过大。将滥用权力的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人都有一种名誉感,当人知道有人在监督自己时,往往会自觉把事情做好;当人知道无人监督时,则往往会放任自己。
分权制减弱了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使任何人要想操纵整个国家机器都不再可能。假如某个大权在握的人一意孤行,徇私舞弊,即便其任期未满,也能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将其革职或弹劾,而不会引起任何政治动荡。这就是三权分立,或三权鼎立,如下图所示。
对总统的制约:总统缔结条约,任命官员,设立部、局机关必须由国会同意;
政府财政预算,财政拨款必须由国会批准;国会可以对总统的欺诈、受贿等渎职犯罪行为提出弹劾,由最高法院进行审判。
对国会的制约:总统可以否决法律和财政议案;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不符合宪法而无效。最高法院和总统对国会制约的目的在于防止国会在少数人的操纵下匆忙通过不成熟的法律。
对最高法院制约: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有提名权,国会批准任命,并有免职权,国会决定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最高法院判决的执行,大部分情况下要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协助。
任何社会,如果三种权力合为一体,由当权者独揽一切,就无人能动摇当权者的地位。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由同样的人行使,就会给人性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由于他们有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与广大民众有不同的利益,他们就会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行政管理者或其下属给百姓造成的损失或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的,有权裁判的人或机构提出申诉,以期得到补偿和解决。如果谁敢与执政者相对抗,他们总是能让法官找出罪名给你定罪。如果立法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则可以完全控制总统,使总统成为议会的傀儡。
法律由执政者来制定,法律就会成为为政府服务,约束百姓的工具。只有使国家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分离,才能保障法律能服务于百姓的利益、约束政府的组织过程和运作方式,使它不会偏离民众的需要,因此,立法权必须高于行政权。同样,执政者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具有民意代表性的司法机构来监督行政权的行使,制裁行政权的滥用行为,才能保证行政权被正确而慎重地使用。因此,可以认为,一个国家,要想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就必须确保两点:第一,必须将政府的权力进行分立;第二,必须按照公开的明文规定组织政府,依法治国。
制订法律必须能代表民意,立法机关必须是民意的代理议事机关,由一批地位平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选代表组成,由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及法律草案进行仔细、充分、全面的分析讨论,制订、通过和修改法律。立法机关被称为国会或议会,民选代表即国会议员,由全国各地民众按事先分配的名额直接选举产生,定期改选。
国家的公共事业、日常事务由政府、即行政机关来管理,行政机关的任务就是依照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法律,解决社会各类问题,应付临时性事件,就一些简明问题,颁布政策性文件,管理社会各项公共事务,为人民大众及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发展。政府的下属机构众多,其设立、撤销和预算经费必须有代议机关批准。民主政治的实践表明,行政权由一人掌握比由数人掌握效率要高得多,对社会更有益,因此,该项权力保留由行政机关首脑个人掌管,实行个人负责制。政府首脑必须由国民选举产生,定期改选,候选人由各党派推荐,经初选、预选后进入最终决选。
解释法律、监督法律的执行,裁决各种争端,对违法事件进行审判的权力,则交由独立的、不受行政机构控制的司法机关来行使。其最高机关为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主要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执行、审判违宪行为、裁决涉宪纠纷。它有权判决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成员由数名地位相等的大法官组成,按多数制原则通过决议。人选通常以间接民意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
三权分立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而总结出的一种有效、合理而简捷的民主政治结构模式,它使掌权各方即拥有明确的权力,又不能滥用这种权力。这种模式已经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得到应用,被证明有效可靠,保证了民主制度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它的另一个优点是,行政上重大疑难问题的决策交由国会集体研究讨论决定,能增加决策本身的可靠性,减轻执政者个人对重大决策所承当的过重的责任,节省其精力用于事务性管理。
分权制的特点:
(1)它不是积极地增进效率的制度,而是积极地防止滥用职权的制度;不是为了避免权力之间的摩擦,而是直接通过不可避免的摩擦,使民众从专制统治下解脱出来。
(2)它是对掌握、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人,持以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
(3)它具有自我协调解决内部争端的机制,是注重民众权利的政治组织原则,目的完全在于维护公民的自由与人权。
一个国家有无独立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它是否由民主选举产生,是否能充分代表民意,在换届时是否能平稳过渡,是否能进行长期稳定的运作,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可以称为是真正民主、文明、法制社会的根本标志。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除了将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还将庞大的行政权进一步分离出半独立性质的人事权和财政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机构,目的亦在于进一步有效地防止执法者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
(二)代议原则
民主政治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家根据民众的意志来治理。但是,民众的意志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意志可能就是民众的意志,也可能根本不是民众的意志。因此,如何产生民意,如何将民意这一概念具体化,是实现民主政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实现政治民主的原始方法,就是以全体公众集会的方式,讨论国家的政策、法律,行政管理等社会公共行为,以多数制形成决议,委派专人去执行,这是直接民主制,即由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的行使。它的优点是:每个人都亲自参与决策,关心社会问题,讨论社会问题,最终形成妥协达成一致,使得每个成员都能感觉到自己作为集体的一员,实实在在地参与了决策过程。
一个国家,从经济立法到处罚刑事犯罪,从建设电站道路到筹集警察经费,从监督食品卫生到进行环境保护等等,社会事务极其繁多,是否都能让全体公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在一起讨论决定呢?显然,直接民主制在小国或小的行政区可以实现,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地区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明显差异的大国实际上无法操作。另一方面,处理各种事务必须要有专门的知识和能力,在当今社会的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问题层出不穷,复杂多样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只能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而且也未必都很精通。其次,公众也不可能都有充分的空余时间来考虑与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他们还要忙于处理自己工作中的各种事务,为应付日常生活而忙碌,人们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感兴趣。因此,除非个别关系到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有必要交由全民进行讨论公决外,社会的日常事务由全体公民共同直接管理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全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并不适宜讨论问题,用这种方式管理国家效率非常低下,不具备可操作性。
但是,尽管民众不可能都有各种丰富的知识、足够的兴趣、充分的时间参与政治决策,他们却有充分的能力判断在他们中间谁最有能力和知识,代表他们的意志,维护他们的利益。在现代社会,民众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授予他们决策的权力,让他们替自己制定政策。实践表明,民众对选派自己的代表代替他们去参与政治事务,既有能力又有兴趣。由此,让一批直接由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议事机关来代替公众讨论制订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就是代议制,这是一种间接民主制。它能够满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三点:
(1)代表公民的意志;
(2)保证议事者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充分的议政能力,使社会的精英分子不受任何出身的限制就能脱颖而出,为大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3)充分的议事效率。
代议机关的代表数量应能对全国民众的民意有充分的代表性,同时应避免人数过多,造成代表机构过分庞大,降低议事效率,增加国民负担。
如果议事者并非由人们直接选举产生,而由已经掌握行政大权的人指定,则这种“代表”只会代表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能保证他们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确定人选时的任人唯亲,无法保证这些人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充分的议事能力。代表人数庞大,不仅使议事效率低下,还会成为国家的一大财政负担,使立法机关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养老院,政府政策的举手机器,当政者手中的橡皮图章。这是专制统治下立法机关的实质。
代议制是简化由民众直接参与讨论与处理国家公共事务所可能引起的混乱、纷争,提高议事效率的一种方法。是国家最高权利属于全体人民的一种政治形式。代议机关的工作是商议各种影响到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制订法律,并监督其执行情况。各国的实践表明,代议机关能很好地胜任这项工作。实际上,也只有它才有权力从事这项工作。
在代议制政体下,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权人,能够通过投票或参与竞选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他们自然会更关心国家的公共事务,如有兴趣和能力,还会有担任公共职务的机会。这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一个社会的统治管理者是否经过具有竞争性的、由全体公民自由地、公开地、不记名地选举而产生,是一个社会是否已摆脱专制统治的具体表现。
编辑:赵杰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Chapter 7: The Oper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uthor: Zhu Zhengming
To achieve political democracy, three critical questions must be resolved: (1) How is the popular will...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连载)
作者:张兴贵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第四节)
第二章 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产权、价格与激励机制(第一节)
第四节 确定性谬误:复杂演化系统与线性机械论的冲突
共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认识论缺陷,在于其采用了过时的线性机械论世界观,来理解本质上属于复杂非线性演化系统的人类社会。
一、还原论与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
19世纪的物理学盛行“还原论”与“拉普拉斯决定论”。拉普拉斯曾断言:如果有一个智者(即所谓的“拉普拉斯妖”)知道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他就能够利用牛顿力学公式计算出宇宙过去和未来任意时刻的状态。
共产主义的历史观深受这种机械决定论的影响。它试图将复杂的社会变迁,简化为“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 ”的单向线性因果链条。它相信只要控制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总开关”,就能按预期产出完美无瑕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现代科学(尤其是系统论、混沌理论与复杂性科学)已经深刻揭示:由海量相互作用的自主个体构成的社会系统,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复杂适应系统”。
二、涌现性与不可预测性
在复杂系统中,整体的属性并非各部分属性的简单线性叠加,而是通过个体之间纷繁复杂的局部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的。例如,语言不是由某个古代语言学家坐在书房里一次性设计出来的,而是无数人在几千年交流中自发演化出来的;货币不是由某个国王发明的,而是交易双方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长期实践中自发挑选出来的市场媒介。
复杂系统具有以下几个根本特征,直接宣告了共产主义宏大规划的破产:
涌现性不可预先计算:你无法通过研究单个分子的属性来预判龙卷风的轨迹;同理,中央计划部门也绝不可能通过分析单个工人的生产率,来预判整个社会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
蝴蝶效应与敏感的初始条件:社会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正负反馈回路,微小的扰动可能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行政部门下达的一个微小指令(例如调整某种农产品的收购价),可能会在几年后引发全局性的农业崩溃与饥荒。
个体的适应性行为:人不是棋盘上任由摆布的棋子(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批判的“棋盘棋子谬误”)。当国家出台一项计划政策时,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会根据这项政策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如搞地下黑市、消极怠工、偷工减料)。这种自下而上的“反向适应”,会迅速冲垮自上而下的政策初衷。
三、试错机制的阻断与试错成本的无限放大
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试错与演化”过程。在自由社会与市场经济中: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在尝试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组织形态。
绝大多数尝试都会失败(企业倒闭),但这种失败的成本被限制在局部(由投资人与企业承担)。
极少数成功的尝试会被市场筛选出来,被全社会模仿和推广,从而推动整个文明向前演进。
这是一个极其高效的“演化算法”。
然而,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体制阻断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试错机制。由于公有制消灭了私人资本与独立创业的可能,所有的创新和决策都必须经过中央计划部门的审批。这导致了两个致命的认识论困境:
创新的窒息:任何突破传统框架的创新想法,在面对官僚体制的层层审批时,都会因为不符合既有的“五年计划”而被扼杀在摇篮里。官僚体制天生偏好守成与标准化,排斥不确定性。
错误的全局化与灾难化:在市场中,一个企业老板决策失误,顶多导致一家公司破产;但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顶层,一旦中央规划者犯错,这个错误就会被行政机器无限放大到整个国家。例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密植与深翻农业政策,或者苏联对李森科“伪遗传学”的行政强制推广,都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本章小结:认识论破产的必然逻辑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之所以终究无法实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道德建设不够完善,也不在于具体执行者的能力高低,而在于其核心理论框架建立在一座认识论的沙丘之上。
共产主义假设:
人类能够彻底掌握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历史决定论谬误);中央机构能够收集并处理全社会所有的经济与社会信息(全知规划者幻觉);复杂的社会知识可以被完全统计化和集中化,而忽略了决定社会运转的分散知识与隐性知识(哈耶克知识问题);人类社会可以像一部机械一样被自上而下精密设计,而否定了社会作为复杂系统的自发演化属性(机械论谬误)。
当一种政治与经济理论在认识论层面违背了信息传播的物理规律、人类理性的边界以及复杂系统的演化逻辑时,它在现实中的崩溃就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何时”的问题。
放弃“全知理性”的狂妄,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的不可彻底设计性,是人类走向理性与成熟的必经之路。也唯有在此认识论基础之上,倡导分权、保护私有产权、尊重自发秩序与自由选择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为人类的繁荣与尊严提供永续的保障。
第二章 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产权、价格与激励机制
在第一章中,我们从认识论的视角剖析了共产主义如何陷入“全知理性”的狂妄,并阐明了中央计划体制在信息收集与处理上的根本局限。然而,共产主义的认识论困境并非仅仅停留在“缺乏信息”的层面,它在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上同样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结构性屏障——“产权—价格—激励”不可能三角。
任何一个社会要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转、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技术的不断创新,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清晰的私有产权划分:作为市场交易与风险承担的法律前提;
自由形成的价格信号:作为衡量资源稀缺程度与引导经济计算的唯一尺度;
内生的有效激励机制:作为驱动个体付出劳动、承担风险与进行创新的动力源泉。
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诉求,正是试图通过全面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来同时消灭价格机制与市场竞争,进而构建一个由全社会统一计划、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然而,经济学基本规律表明,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互相锁定、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一旦消灭了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信号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经济计算随之陷入瘫痪;而失去了价格信号与私有产权,基于个人利益与风险责任的有效激励机制便会瞬间瓦解,最终必然沦为普遍的惰性、严重的资源错配以及全社会性的物质匮乏。
本章将系统梳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的理论成果,深入剖析公有制下价格机制瘫痪的内在逻辑,并揭示公有产权如何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地悲剧”、代理人危机以及经济活力的全面衰竭。
第一节 算力无法替代市场:米塞斯“经济计算问题”的理论奠基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的划时代论文。这篇论文犹如一颗炸弹,彻底击碎了共产主义关于“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高效”的理论神话,由此引发了二十世纪经济学界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
一、什么是“经济计算”?
在讨论米塞斯的论断之前,必须首先厘清经济学中“技术计算”与“经济计算”的本质区别。
技术计算: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既定的物理手段达成某个具体的工程目标”。例如,建筑工程师可以利用物理学和力学原理计算出:建造一座跨海大桥需要多少吨钢材、多少立方米水泥、多少工时。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问题。
经济计算:关注的是“在成千上万种可选的技术方案与资源组合中,哪一种方案在经济上是最划算的,最能够节约稀缺资源以满足全社会最紧迫的需求”。例如,建造这座大桥究竟应该用钢材、预应力混凝土,还是用木材?如果用钢材,这些钢材如果省下来去制造农用机械或者建造医院,是否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任何一个生产目标都有多种技术路线可以实现。一个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技术上能不能做”,而是“经济上值不值得做”。没有经济计算,人类就无法在无限的生产可能性中做出合理的选择,整个社会生产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资源浪费与盲目试错之中。
二、逻辑推导: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真正的价格
米塞斯指出,合理的经济计算必须依赖一套统一的、能够动态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估值尺度。在现代复杂社会中,这套尺度只能是货币价格。米塞斯递进式地给出了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的逻辑链条:
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彻底废除了生产资料(工厂、土地、矿山、机器)的私有制,将其全部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
交易行为的消失:由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国家),生产资料在不同工厂和部门之间的流动,不再是买卖行为,而变成了同一个实体内部的行政调拨。
价格机制的瘫痪:没有买卖,就没有市场交易;没有市场交易,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
经济计算的破产:没有生产资料的价格,中央计划部门就无法计算任何工业品或工程项目的生产成本,也就无法比较不同生产方案的投入产出比。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资本家在决定是否开采某座矿山时,他会计算矿石的预计售价与开采所需的设备、人工、运输成本。如果预计收益高于成本,说明该开采行为创造了价值;反之则说明是在毁灭价值。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由于生产资料没有市场价格,中央计划官员面对庞大的原材料和设备库存时,完全不知道它们的真实价值是多少。计划部门只能用物理单位(如几吨钢材、几千千瓦时电、几百个工时)来记录投入,但这完全是“将苹果与牛肉相加”。你无法用“3吨钢材 + 500度电”与“2吨木材 + 100个工时”去直接比较谁更节约,除非它们都能被折算为统一的货币成本。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导致经济生活的完全盲目。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在黑暗中摸索,但它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经济原则。
三、兰格模式的破产与现代“数字计划经济”谬误
针对米塞斯的批判,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等提出了所谓的“竞争性社会主义”或“试错定价模型”。兰格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保留消费品市场,但在生产资料领域,中央计划部门可以扮演“市场”的角色(扮演的哪有真的好呢,说明还是需要价格系统)。计划部门先凭空设定一个初始价格,然后观察市场上该商品的供求状况:如果出现短缺就抬高价格,出现过剩就降低价格,通过不断试错来逼近“均衡价格”。米塞斯与哈耶克迅速对“兰格模式”进行了致命的反驳:
官僚缺乏承担风险的机制:自由市场中的价格试错是由无数自负盈亏的企业家用自己的真金白银进行的;而计划官员用国家的资产进行试错,既不承担失败的财务后果,也没有动力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契机。
静态拟合无法应对动态演化:兰格模型假设经济体系是静态的,计划部门只需计算出一组固定的均衡解。但现实经济是高度动态的,每分每秒都有新的技术、新的偏好、新的资源被发现。行政试错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市场演化的速度。
现代变体:“算法与大数据能复活计划经济吗?”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代某些“科技乌托邦主义者”重新拾起兰格的旧论,声称:“米塞斯时代的计划经济失败是因为当时缺乏算力。如今有了超级计算机与实时监控网络,中央系统可以实时获取每个人的消费数据,直接联立求解数千亿个联立方程式,从而实现‘数字计划经济’。”
这种观点完全误读了米塞斯与哈耶克的理论核心:
算力再强大,也只能处理已经发生的历史数据(如你昨天买了什么),而无法预测和计算在未来特定边际条件变化下人类的心理选择与主观估值。
更重要的是,没有自由价格,数据本身就是失真的。如果电商平台上的价格是行政管制的,那么抓取到的“消费数据”只反映了强制配给下的被动选择,绝不代表消费者真实的边际偏好。用超级计算机处理失真的数据,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输出更加荒谬的计划指令,而不可能复活计划经济。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政治民主》第六章2-3节
作者:祝正明
(二)民主政治的任务
任何社会,要使社会生活有序化,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实行法制。但是,法制社会并不等于就是民主社会,一个治理得很好的、有条不紊的社会有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权的专制社会,其法律被作为统治者手中的一个工具,仅用于约束百姓的行为。政府官员自己制定法律,可以将政府官僚自己所有行为合法化,当统治者侵犯百姓的利益时,百姓将无处告诉,无处伸冤。因此, 只有使法律凌驾于政府之上,对政府也有约束力,才能真正有效保障百姓的利益。民主政治的任务就是建立起对政府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当政府行为与民间利益发生冲突时,由完全独立的、 有民意代表性的第三方担任裁判者,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公平合理地解决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冲突。这一法律体系能否建立,取决于全体公民是否有充分的主权在民意识,是否有充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正义感,公民自身的这三项素质是这一法律体系存在的支柱。
民主法制的原则就是政府各部门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 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如果警察要逮捕公民或进行征税,他必须能证明其行为有法律依据,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并能经得起独立法庭的验证。如果政府官员要扩充自己的权力,必须有立法机关的授权。 依法治理的原理在于如果一个公民受到政府的不良影响, 他应该有能力直接就行政部门行为的合法性向法院提出质疑,而不是仅限于向该部门提出抱怨。法庭必须能独立于被控告的行政机关而存在,人员、经费不受行政机关的控制,能自主决定司法行动,能够裁决,宣布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公正、无效并要求其赔偿损失。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超越职权行事,国家首脑与普通警察一样,都要在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三)民主政体的优点
进入本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并以空前的速度带动了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给全人类带来了幸福繁荣。概括起来,民主政体有以下几项优越性:
一、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返回到广大民众手中,消除了国家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由个别人决策所产生的任意性,确保了国家政策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全社会的总体利益,避免了个别人的决策失误给全社会造成的危害。政府的职责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为社会提供大多数人所共同需要的公共服务,而不是由政府官员去指挥命令公众按他们的意志办事。
法律是大多数人意志的结晶,公正的立法程序能够确保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严和地位,约束了政府官员的行为,使政府官员丧失了特权,保证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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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
作者:张兴贵
第一章 第二节 “全知规划者”的幻觉:中央计划经济的信息困境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图景中,私有制与市场竞争被视为混乱、无序与浪费的根源(即所谓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了消除这种无序,共产主义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收集全社会的资源、需求与生产能力信息,然后制定出一套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宏大计划。
然而,这套构想建立在一个隐性的、却极其脆弱的认识论假设之上:存在一个“全知”的中央规划者。
一、信息海啸
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国家每天产生的经济行为与交易信息是无与伦比的。从一粒纽扣的生产成本,到千家万户对某种食品的实时偏好;从某家工厂机器零部件的磨损程度,到下一个季节服装样式的流行趋势……这些信息的数量以海量计算。
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将这些庞杂的信息全部上传至一个顶层决策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再由该机构计算出每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原材料分配额度以及出厂价格。在现实运行中,这种模式立刻遭遇了信息处理能力的物理极限:
信息的失真与延迟:信息在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过程中,必然遭遇极其严重的时效滞后与人为篡改。基层的生产单位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降低自己的考核指标,有强烈的动机虚报需求、隐瞒产能。
计划的僵化与脱节:当中央计划委员会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制定出包含上百万种商品的“五年计划”时,市场实际的需求、技术条件与自然环境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讽刺现实。
二、假定“数据已知”的逻辑谬误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往往会假定“已知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求解均衡价格”。许多早期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奥斯卡·兰格)据此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算力(如现代计算机),中央计划部门就能联立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式,从而实现比市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观点的致命漏洞在于:它把经济学数学模型中的“假定已知”,错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已知”。
在现实的市场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供给函数”或“需求函数”等待计划部门去收集。消费者自己往往都不清楚自己在三个月后具体需要买什么、愿意为此支付多少价格,直到他站在商品面前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生产者也不知道某种新产品能否成功,直到它投入市场接受检验。
这些数据只有在市场交易的动态过程中才会产生。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在没有市场交易的前提下事先收集这些数据,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结构性信息屏蔽与反馈机制缺失
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中,信息是通过价格波动和盈亏信号进行实时纠偏的。如果某种商品短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就会立刻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进入,短缺随之缓解;反之亦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高频、敏感的反馈回路。而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取消了自由价格与市场竞争:
纠偏机制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计划部门无法获知某种商品究竟是真正过剩还是假性过剩,是需求不足还是分配不均。
错误无法被及时识别,甚至会被政治意志不断放大,直到演变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大匮乏或严重的资源浪费(例如,一边是重工业钢材的极大过剩,一边是轻工业日用品的极度匮乏)。
第一章第三节 哈耶克知识问题:分散知识、隐性知识与价格机制
对共产主义认识论缺陷最致命的解构,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中,哈耶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传统概念,给中央计划经济贴上了认识论上的死亡标签。
一、知识的两种形态:科学知识与“特定时空知识”
传统观念(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知识”就是指那些可以被公式化、文字化、统计化的科学定律、技术数据和生产指标。如果知识仅仅是这些,那么理论上将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确实是可行的。
但哈耶克指出,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亦可称为分散知识或隐性知识。
这类知识包括:一个机器操作工对某台旧机器特定脾气和磨损状况的直觉掌控;一个季节性商人对当地突发天气变化引发的特定商品需求的敏锐察觉;一个物流调度员对某条道路临时拥堵所掌握的避让路线;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对某种商品的边际偏好。
这类知识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
高度分散性:它零散地分布在数以亿计的社会个体头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其全貌。
不可文字化与不可统计性:许多隐性知识甚至连拥有者自己都无法用语言精准表达(如“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但我无法用物理公式向你解释我如何保持平衡”),因而根本无法填入行政统计表格中上报给计划部门。
瞬息万变性:这类知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随时生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二、价格机制的本质:一种分散信息的通信系统
如果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高度分散、不可集中且随时变化的,那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究竟是如何实现协调运转的?
哈耶克的答案是: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价格绝不仅仅是买卖商品时付出的货币数量,在本质上,价格是一个极其巧妙的信息压缩与传播系统。例如,假定世界上某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锡矿开采技术,或者某个主要锡矿发生了塌方导致产量剧减。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罐头制造商来说,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锡的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政治、自然或技术变动,他也不需要去读计划部门下发的文件。他只需要看到一件事:市场上锡的价格上涨了。
这个上涨的价格信号,立刻将庞大复杂的全球供求变化信息,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动,并向全球所有的相关经营者传递了一个指令:节约用锡,或者寻找替代品。
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哪个人在扮演“指挥官”,也没有任何中央计划机构在下达命令。价格机制通过自发形成的信号网络,协调了全球数以亿计互相不认识的个体的行动,使得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高度精准且迅速的重新配置。
三、共产主义对价格机制的摧毁
共产主义体制强行废除了私有产权与自由交易,取消了真正的市场价格,转而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进行行政定价。
这一举动在认识论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直接切断了社会上唯一能够高效传递分散知识的信息网络。
当价格不再由自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计划官员凭空制定时:
价格就彻底失去了表达稀缺程度与个人偏好的功能。
价格变成了一串毫无意味的行政数字,无法指示资源的真实价值。
整个社会陷入了“信息的黑暗时代”。
计划部门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价格参照系的经济黑洞。他们不知道应该生产100万双鞋子还是1000万双鞋子,不知道应该把钢材分配给农机厂还是汽车厂。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任何资源分配的决策都变成了盲目的拍脑袋和政治博弈。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吕峰
Why Communism Is Structurally Unachievable
Chapter One — The Epistemological Trap: Omniscient...
第五章-第六章 民主政体的形成
(四)政治参与意识
作者:祝正明
公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能否建立并长期维持下去的关键。民主社会政府的构成与行为完全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观点与信念。具体包括:政府机构应该如何设置?政治家应起何作用?政府应该如何运作?
民主得以实现,社会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使反对派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第二,必须有明文条例使公众能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控制官员,当选民选择其他领导人后,原政治领导人必须自觉下台。
民主政治若要成功,民众必须有两种普遍的素质:第一, 关心政治,坚信自己的判断,容忍各种内容背道而驰的政治宣传; 第二,当多数人的意志与他们的意见相反时,必须乐意服从。如果各党派团体固执己见,势必使国家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之中。
例如按照宪法的规定,某位总统候选人获得了竞选的胜利, 应替换原总统,如果只有宪法的规定,这件事并不会发生,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全体人民对竞选规则已有了事先的了解,都一致认为必须去遵守,包括落选者的支持者们在内,他们事先就有思想准备,尊重选举结果,如果是对方获胜,就接受对方的领导。 同足球比赛一样,大家按规定的方式往对方球门踢球,时间一到, 进球少的一方就要自动认输。
公民持有何种政治观点与政治期望是决定与控制政府行为和官员作风的根本因素。如果公民根本就不指望政府官员会考虑自己的意见,不指望决策者对自己负责,对官员的武断与反复无常不闻不问,认为贪污腐败是正常现象,就会给独裁专制创造天然条件,独裁专制就会自然衍生并发展壮大。许多国家尽管有良好的宪法,但却仍转变成为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大众没有民主的信念,没有联合起来采取主权人的行动,使国家只有民主的形式,没有民主的实质,民主成了统治者骗人的招牌。
因此,公民必须坚定地期望政府能按公众的意志办事,官员能做到真正有效地为自己服务,公民对政府所抱的高度期望是民主社会的政治能按照民意长期运作的唯一保证。民主社会的公民绝非是麻木的、绵羊式的,而是睿智的,活跃的。
一项国际性民意调查表明,不同国家的普通公民对自己的政治影响能力具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参见下表。调查提问的内容为:对一条不公正的法令,你认为你能对它的修改发挥影响吗?
表中数据为回答“是”的人所占的百分比。
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墨西哥全国政府的法令75%62%38%28%38%地方政府的法令77%78%62%51%52%
一个国家的百分数高,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社会就是最民主的社会,它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民主气氛更活跃,民主的理论更深入人心,民主政治的信念得到了百姓和官员的更多认同。这些基本的信念是:
政府的统治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
政治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对人民负责任,人民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
人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和机会平等;
多数人统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保护公民中少数人的利益;
言论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信仰自由;
结社自由;
选举是选择领导人的最好办法;
落选者必须主动地,安静地交出领导权;
不负责任的、不正派的、品德低下的人必须马上离开政府领导岗位;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认为自己能受到政府官员的平等对待83%83%65%53%42%认为普通人在社团中很活跃51%39%22%10%26%
政府官员只是行政权的受托人,他们不是人民的主人,只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只要人民高兴,随时可以把他们抬起来,也可以把他们拉下去,他们只有服从的义务,无权争论条件,讨价还价。他们的任务是去做人民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不要少做,也不要多做,因为多做时常也会是一种侵权行为。
注:表中数据为一些国家的公民在接受一项民意调查时对所提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所占的百分数。
人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动物,再聪明仔细的人也可能犯错误,达官贵人在传统上有轻视平民的习惯,懒惰与自信的本能时常使官僚们忽视了百姓的利益还常常毫无察觉。因此,民众必须警惕政府官员的行为,监督他们,评论他们,通过集体的力量撤换他们。
民众可以非常关心政治领导人的产生,但他们并不能告诉领导人如何去制定政策,他们只能对政策作出评价,当政策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时作出反应,并在下届选举时决定是否投该领导人的票。民意可以告诉领导人往什么方向去做,但并不能告诉领导人怎样去做。
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类似于一种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通用的思维和交流方式,人们掌握一种新的语言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当人们一旦掌握和习惯了它,要人们不再使用它,就不再可能。
第六章 民主政体的形成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几乎实行的都是专制统治,一部分人总是控制着另一部分人,要他们缴纳劳动所得,甚至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但是,这并不符合人类自由的天性。只要一有机会,被控制压迫的一方就会起来反抗,改变控制关系,使自己成为新的控制者。人类社会的权利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有时是如此惨烈,以至于不仅摧毁掉经过数十代人才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财富,甚至使千千万人自己也在搏杀中丧命。这种以强权进行统治的模式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与人类已有的文明、理性和智商不相容,文明社会必须及早摒弃。
(一)民主政治的起源
人类对自由和和平生活的向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美好政治制度与社会模式的探索也从未中断过。早在两千四百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就设想了一个政治平等、个人自由的国度。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对君主的权力应有所限制,主张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财产公有、发展教育,这一理论对促进当时古希腊模式选举制度的建立并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与柏拉图年代相当的东方的孔夫子,则提出“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哲学思想,其用意亦在于劝告社会中的强者适当地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缓和社会矛盾。这对中国保持数千年的相对繁荣与东方强国地位也起到一定作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和睦共处作出了贡献。四百八十多年前,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要财产属于私人所有,就不可能根除贪婪、纷争、掠夺、战争以及一切社会不安定因素。莫尔在他 1516 年出版的《乌托邦》——书名含义为“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实行财产公有制,不管什么产品,吃的还是用的,都汇集到每座城市的指定市场,家家户户到市场取用东西,不付钱,也不付任何其它代价,数量不受限制。因为该国物资充裕,取之不尽,在自己家里积存物资完全是多此一举;他们不生产工艺品、美术用品以及其它只能供奢侈享受而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物品;以农为本、重视教育、医疗免费、每天工作六小时;由于彻底废除了私有制,因此住宅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无需门锁,并可以随意调换住宅。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共产主义大家庭。
但是,莫尔并未构想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空想家。
一百二十年前,真正的无产者马克思将实现这一空想的方法具体化。即由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暴力手段没收有产者的财产,来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第一个以此方式成立的政权——巴黎公社——不久成立,但是,在其短暂的七十二天生命中,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及不可妥协性成了其过早夭折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缺陷之一:它无力解决领导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分歧,这种矛盾时常严重到使其行政组织陷于瘫痪的地步。
巴黎公社尽管失败了,但是对理想国的坚定信念,最终还是使地球上成立了许多类似模式的国家。然而,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公有制并未能改变老百姓的地位。消灭了私有制,并不能消灭掉人的私心。在公有制社会,仍然需要管理者,而这些管理者很快就会变成特权阶级,演变成新的贵族。而且,由于所有生活资料的分配使用权都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百姓被剥夺了一切个人财产,很快就使百姓陷入了更加险恶的境地,被任意调拨驱使,出现新的剥削与压迫。而获得政权的工具——军队,成为了新的统治者维持自己统治的暴力机器。“公有制”与“人民当家作主”并无因果关系,一种是经济制度,一种是政治制度,经济改革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可以说,实现财产的公有制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并非是成功的尝试。同莫尔一样,马克思只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或许可以被称为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但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和政治学家。
相反,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反独裁专制的变革尝试,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纵观历史,古希腊实行民主选举执政官的制度,曾使其强盛一时,成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并带来了文化、艺术、哲学的繁荣,成为今日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罗马实行的政治民主也有同样的效果,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百人大会每年选举一次国家的执政官,并以选举产生权力相对独立的大法官、检察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决策,促进了国家有序合理的管理,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使罗马帝国空前强大,在其短暂的五十三年历史中,征服了包括西班牙、大不列颠、土耳其在内的几乎整个欧洲,以及北部非洲的广大地区。
古罗马之所以强盛是由于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罗马内部的各种势力得到协调和平衡,避免了权贵之间的内部斗争,一致对外。元老院组织健全,执政官忠于职守,法律开明,检察官廉洁奉公,社会民风朴实,思想自由。元老院是国家兼有立法和管理权的机关;执政官是最高行政长官,每年由百人团会议选出两人,任期一年,享有最高指挥权;检察官是大罗马权力独立的高级长官,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主要负责户口调查,财产登记和征集壮丁,后兼管财政事宜,监督风纪。只是后来由于国家扩张的速度过快,导致执政官的权力膨胀,掌握了全部立法、司法大权,少数贵族重新独揽了军事、宗教、政治及其它一切职位,恢复了专权,废弃了选举制度,最终使国家走向衰败。
在十六世纪的英国,一部分有团体意识、有社会地位的人逐渐结成同盟,他们怀有敌意地与王权相抗争,最终推动社会走向了议会制民主政治道路。十七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开辟了民选议院参政议政的先例,首先带来了产业革命,国力大增,使其在其后的两百年里,势力迅速扩展到全世界,在大于其本土一百四十倍的土地上建立了殖民地。美国民主制度的确立,使北美从一个荒无人烟、土地板结的原始未垦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汲取各国之精华,在工业、农业、科技发展上独领风骚。而日本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民主模式,使其从一个以农业为主、工业资源极其匮乏,在文化、艺术上经常派人向中国学习的儒教岛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军事大国。
民主政治制度的成功及其所制订的政策的合理、明智、人道,极大地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信心与志气。它给社会带来的自由平等,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希望。成为全世界人民人心所向的一种政治制度,以至于许多大独裁者也念念不忘对民主的敬意。希特勒曾公然宣称他所建立的制度是“更高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墨索里尼...
第八篇:换一张脸继续——新时代的旧把戏
作者:陀先润
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冬天,北京的中南海里有一批人在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苏联解体了,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垮掉,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了历史最低谷。中共自己在那年六月刚刚经历了天安门事件,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孤立让北京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外武装革命布局,也在那几年里陆续走到了尽头:马共1989年解散,缅共1989年分裂,泰共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瓦解。
那一批人得出了一个结论:武装革命这条路走不通了,不是因为理想错了,而是因为工具过时了。要继续扩展影响力,需要换一套工具。
这套新工具在1994年开始成型,内部有一个代号,后来被称为大外宣工程。它的核心思路是:不再用枪,改用钱;不再扶持游击队,改为影响媒体、收买政客、渗透学术界;不再在丛林里打游击,改为在议会大厅里布局。
换句话说,棋盘没有变,棋子的种类变了。
2003年到2004年,大外宣工程进入第二阶段,规模大幅扩展。中联部在这一轮重建里正式转型,从一个支持海外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机构,变成了一个系统性影响各国政党、议会和媒体的机构。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海外业务也大幅扩张,开始在全球华人华侨社区里建立更密集的网络。这两个机构分工合作,一个负责影响外国政党和政客,一个负责管控海外华人,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共对外渗透的两条主线。
德国是最早意识到这件事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即便如此,德国也用了二十年才认识到这一问题。2024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发出警告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在德国议会里经营了将近二十年,有议员、有顾问、有各种以学术交流和商业合作为名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那些和中联部有关联的德国政界人士,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个情报组织打交道,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参加一个正常的国际交流项目,只是在接受一笔合理的演讲费或者咨询费。
这正是新工具和旧工具最大的区别。旧工具,也就是武装革命那套,棋子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信仰,知道自己在为谁战斗,哪怕最后被抛弃,至少曾经清醒过。使用新工具时,许多棋子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棋子。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生意,在做学术,在增进国际理解,实际上已经被编进了一张他们看不见的网里。
澳大利亚是另一个典型案例。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了一系列和中共有关联的政治献金案,多名澳大利亚议员和政党接受了来自有中共背景的华人商人的巨额捐款,其中有人在接受捐款后,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改变了立场。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澳大利亚随后修改了外国干预法,把接受外国政府资金并为其利益游说定为刑事犯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随之急剧恶化,贸易战打了好几年。
加拿大的情况更复杂。加拿大情报安全局在2023年发布报告,确认中共通过统战部网络干预了加拿大的联邦选举,支持亲北京的候选人,打压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政治人物。干预的手段包括向特定选区的华裔选民散布定向信息,组织华人社区团体为特定候选人拉票,以及通过微信群传播针对特定政客的负面内容。这些操作在技术上和五十年代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帮会组织动员选民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平台从街头换成了手机屏幕。
孔子学院是这套新工具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很多人把孔子学院理解为单纯的文化推广机构,或者单纯的情报搜集机构,这两种理解都不完整。孔子学院的核心功能,是在各国高校里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关系节点,通过这个节点影响学术讨论的边界,让某些话题变得敏感,让某些研究方向变得困难,同时培养一批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学者和学生,让他们成为未来各国政界、学界、媒体界的友好力量。这是一个以十年、二十年为周期的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情报行动。
美国在2019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关闭孔子学院,目前大部分已经关闭。但孔子学院关掉了,统战部在美国高校里的其他渠道并没有关掉,只是换了名字,换了组织形式,继续存在。
海外华人社区是这套新工具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维度,也是最深入的一个。统战部在全球华人聚居地区建立了密集的组织网络,以同乡会、商会、学生会、文化协会的名义出现,覆盖了从纽约到悉尼、从多伦多到伦敦的几乎所有主要华人社区。这些组织的功能是多重的:监控海外华人的政治立场,向北京汇报持异见者的活动,在选举期间动员华裔选民支持特定候选人,以及在关键时刻组织华人社区表达对北京政策的支持。
对于住在海外的普通华人来说,这张网是无处不在又几乎看不见的。你参加同乡会的年夜饭,你在微信群里转发春节祝福,你参加商会组织的商务论坛,你不知道这些活动中,有多少与统战部的网络存在关联。你更不知道,如果你在公开场合批评了北京的某项政策,你的名字可能已经被记录在某个地方,等到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需要在国内办什么事的时候,那个记录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
这是一种比枪更有效的控制,因为它不需要任何明显的强制,它靠的是人们对可能后果的模糊恐惧。
华为、中兴这些企业是新工具箱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担忧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只是担心通讯设备里有后门,更深层的担忧是:当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大量依赖来自中国的技术和设备,这个国家在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时,还有多少独立行动的空间?这种风险并非纯粹的假设,而是现实中的地缘政治问题。
把这些新工具和本系列前面讲的那些旧故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令人不安的事:逻辑完全一样。
五十年代,中联部向马共的领导人承诺支持,让他们继续打仗,然后在需要改善和马来西亚关系的时候,一个电话停掉所有援助。今天,统战部向海外华人社区的领袖们提供各种资源和荣誉,让他们在当地社区里为北京发声,然后在他们不再有用或者开始表达独立立场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让他们知道不合作的代价。
五十年代,中共向法塔赫派遣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帮助阿拉法特建立组织架构,但同时保留着随时切割关系的选项。今天,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政治遗产,但同时在贷款协议里埋下各种条款,确保北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关系转化为政治筹码。
棋子的形态变了,棋手的逻辑没有变。
习近平上台之后,这套新工具的使用力度大幅加强,相关行动也变得更加急迫和冒进。原本那些需要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慢慢经营的布局,开始被要求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可见的效果。这种急迫性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暴露。
澳大利亚的政治献金案是暴露,加拿大的选举干预报告是暴露,德国的议员被策反是暴露,黑命贵运动背后的中共资金链被追溯是暴露。这些暴露接连发生,不是因为西方情报机构突然变得更聪明,而是因为操作变得太急、太粗,留下了太多可以被追溯的痕迹。
邓小平当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把中共在东南亚的武装革命布局悄悄收掉,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反应。习近平用了不到十年,把几代人辛苦建立的新型渗透网络大规模暴露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视野之下,触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共影响力行动的系统性反制。
这个代价有多大,目前尚难看清其全貌,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张花了几十年才织成的网,正在被一个网眼一个网眼地拆开。
但网被拆开之后,那些被编进网里的人怎么办?那些在海外华人社区里参与了统战活动的人,那些接受过中共关联资金的外国政客,那些在孔子学院里工作过的学者,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棋子的人。他们的处境,和当年在缅北丛林里的知青、在马来西亚丛林里的马共游击队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被编进了一个自己看不清楚的游戏里,等到游戏结束,没有人会替他们收拾残局。
马共的普通战士老死在泰国边境的旅游景点里;缅北的知青回到中国之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那些今天被卷入统战部网络的棋子,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已经给出了足够清晰的参考答案。
这个系列从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年轻人开始,到这里结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棋子,同一只手,同一个逻辑。
那只手从来没有停过。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Section 8: Changing Faces to Continue — Old Tricks in the New Era
Author: Tuo Xianrun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