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连载

作者：祝正明 （一） 专制政体的形成 翻开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史。每个人都有想为所欲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就像在自然界的其它动物群体一样，一直存在着弱肉强食现象，其惨烈不亚于任何物种间的生存竞争。 原始部落内个体体力的较量，产生了部落首领。部落之间的实力竞争，产生了地方领主。领主之间的武装冲突，产生了国王。国王之间征战的结果，产生了皇帝。最终，一个控制地域广泛的国体成立。皇帝统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将国家划割成若干区域，再分别册封给信得过的大臣和皇室贵族们去镇守；这些大臣皇族再将自己的辖区划分成更小的领地，册封给更小的自己的臣属去统领；官僚依次衍生，权力依次分散，直至将统治势力延伸到村镇、家户；最终形成了封建专制社会典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下面，是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最上面，则是君主皇帝一人。 在封建专制社会，政府获得统治权力的手段是暴力，政府维持统治的根本手段仍然是暴力。 封建专制社会是在人类原始部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当地区间差异较大，原始部落较多，发展不平衡时，对文化的传播、商贸的繁荣、边远落后地区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封建专制统治模式是一种维持性的统治模式，长于保守，短于创新。当人们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生活时，统治者尚有充分的经验和精力去应付各类社会问题。当社会进入革新年代，涌现大量前所未闻的新生事物时，由君王一人决定一切的统治模式立即就会表现出其拙劣性，即便君王非常精明能干，廉洁奉公，也会出现既无经验、也无精力时间去应付的状况，由武断决策造成的失误便会屡见不鲜，由怠慢延误造成的损失也会不计其数，呆板的体制将明显制约、阻碍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大发现和产业革命的出现，将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工业科技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日趋复杂化，专制社会已无能力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弊病，以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它、摆脱它。 （二）专制政体的弊端 专制制度在组织结构上有自我稳定的机制，能够起到基本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因此，它能够长期存在。...

作者：陀先润 第二篇：亲儿子的命运——马共与泰共 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秘密来到北京。 他来的目的很明确：告诉中国同志，马共打不下去了。从二战结束时的一万多人，到现在躲在泰马边境丛林里的不足六百人，打了十几年，什么都没打出来。英国人走了，马来亚独立了，新政府对马共的清剿越来越有效，丛林里的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难。陈平准备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带着剩下的人出来谈判，换一条活路。 接见他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告诉他：东南亚的形势即将发生巨变，对共产主义越来越有利，不要改变政策，要继续打下去。 陈平回去了，继续打。 十八年后的1979年，陈平再次被叫去见邓小平。这一次邓小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再支持马共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两次谈话，同一个人，完全相反的指令。两次谈话之间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在乎。 马共的历史，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25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派了一个助手南下到南洋，在新加坡建立了南洋共产主义支部。这就是马共最早的前身，从第一天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分支，不是在马来亚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是被种下去的。1930年，在胡志明的主持下，南洋共产党正式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几乎清一色是华侨，领导层全是华人，建党的钱是中国出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定的。 这个先天条件，后来成了马共无法摆脱的致命伤。马来西亚政府把马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华人对马来人的统治战争，让马共在当地始终无法真正发动群众。你打出去的旗号是共产主义革命，但当地的马来人看到的是一群华人拿着枪要来领导他们，这场仗从政治上就输掉了一半。 但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马共一度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英国人给了他们武器，马共组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控制了马来半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武装人员超过一万人。那是马共历史上唯一一段真正强大的时光，也是他们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 然后，一个叫莱特的人出现了。 莱特是越南籍华侨，说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进入马共的时候，正是中共和马来亚之间的联络完全中断的那段空档，没有任何人能核实他的身份。他就靠着这个身份，在马共里站稳了脚跟，一路做到总书记。 没有人知道他同时在为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工作。 1942年2月，马共决定在一个叫黑风洞的地方召开秘密会议，出席的是马共和抗日军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日本人提前得到了通知，包围了现场，把所有人杀了个干净。那是马共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清洗，几乎所有的核心骨干都死在那里。莱特原本应该出席，临时说车子坏了，没能到场。 战后他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说服马共把辛苦积攒的武装力量解散了，说要走合法斗争的路线，不要和新的殖民政府正面对抗。马共信了他，把枪交出去了。然后他卷走了党的全部经费，消失了。 1947年，他在泰国曼谷被泰共党员认出来，追上去当街击毙。 莱特死后，马共才开始彻查，发现他当年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出卖的影子。黑风洞的屠杀，武装力量的解散，每一次马共遭受重创，莱特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到了这个时候，人死了，证据没了，一切都只能是推断。 马共用了整整十年，才从莱特造成的破坏里重新站起来。这十年里，一个外来的间谍把马共掏空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马共的根本问题：它没有真正扎进马来亚土地里的根基，离开北京的指挥和保护，它就是一盘散沙。 莱特走了之后，马共真正的终结者出现了。这个人不是英国军队，不是马来西亚政府，而是一个叫李光耀的年轻律师。 1950年代初，李光耀从英国剑桥留学回来，回到新加坡开始执业。他主动找上了马共的外围组织，找上了各个左翼工会和劳工团体，说要帮他们打官司，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他在这些组织里混得如鱼得水，很快成了新加坡左翼圈子里人脉最广的人。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合法的政党，叫人民行动党，用议会选举的方式来争取政权。他的理由很充分——马共是非法组织，进不了议会，只能在丛林里打游击，而打游击已经证明行不通了，不如走合法路线，把力量引入体制内。马共的人觉得这个思路有道理，开始全力支持他，帮他拉票，帮他组织工人和学生，把他的人气一点一点做起来。 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新加坡大选，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首席部长。 权力到手之后，李光耀开始动手。 他动手的方式是一个一个来的，不是一刀切，而是精准打击。首先是马共背景的人，凡是有组织关系的，全部逮捕，关进监狱，不经审判，无限期关押。有人一关就是十几年，有人关到白发苍苍，有人关到死在狱中。内部安全法给了他这个权力，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法庭，一纸命令就够了。 然后是中共南方情报系统派来的人，也就是那批以学者、教师、报人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者。这批人他没有关，而是礼送出境，客客气气地把你送走，走之前甚至还给你道别。南洋大学是当时中共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基地，李光耀直接把它关掉，说是要合并到新加坡大学，理由冠冕堂皇，没有人能当面反驳。 最后是那些曾经帮他竞选、帮他拉票、把他送进议会的左翼同僚。这些人里有他的战友，有他的朋友，有在最艰难的时候站出来支持他的人。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进监狱，用的罪名是勾结共产党，威胁国家安全。其中有人在狱中待了将近三十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老人。 李光耀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华人世界里难得的政治天才。这个评价大概是对的。但天才的代价，是由那些帮过他的人用一生来承担的。马共和左翼力量把他送进了议会，他用他们的尸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然后建立了一个在华人世界里独一无二的高效威权体制。 新加坡的马共，就这样被彻底消灭了。 失去了新加坡的马共，退回到马来半岛的丛林里继续打。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困境：领导层是华人，在一个马来人占多数的国家搞武装革命，永远都会被定性为外来势力入侵。他们在丛林里坚持，坚持了一年又一年，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困难，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薄弱。 丛林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描述过。那些在里面待了几十年的人，大部分没有留下文字。偶尔有人回忆，讲的是常年潮湿的丛林、腐烂的树叶、永远不够吃的食物、时刻警惕的神经。他们结婚、生子、老去，在那片丛林里过完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他们的孩子在丛林里出生，有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这一切，都是因为1961年邓小平那句"要继续打下去"。 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当面告诉他：你要和东盟国家搞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东南亚的共产党。邓小平答应了，然后找来陈平，告诉他中国不再支持马共。 中国在湖南益阳给马共建立的秘密基地关掉了，马来西亚之声广播电台停播了，武器供应和经费全部切断。马共在中国培训的干部被遣返，那些在中国待了多年、学会了一口普通话的马共干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又撑了十年，1989年，马共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泰国政府的见证下，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宣布解散，成员放下武器，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誓效忠。作为交换，马来西亚政府承诺不追究法律责任，愿意回国的发一笔补偿金安置，留在泰国的划出几块土地让他们居住。 解散时大约还有一千多人，是当年一万多人的零头。 一部分人回了马来西亚，领了钱，找个地方过日子，从此不提过去的事。另一部分留在了泰南边境，住进了泰国政府划出来的几个村子。这几个村子后来被冠以一位泰国公主的名字，改造成了旅游景点，叫朱拉彭公主村，一共四个村。游客去那里喝咖啡、拍照，买当地人做的土产纪念品，脚下的土地曾经埋过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问。 陈平想回马来西亚，被政府拒绝了。他在泰国等了很多年，2013年在曼谷去世，终究没能回家。他第一次去北京见邓小平的时候四十岁，死的时候八十八岁。这四十八年，他把自己最好的岁月全部交给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从来都不是他能决定的。 泰共的故事和马共高度相似，只是结局更加诡异。 泰共比马共还要纯正。1926年由中共南洋支部直接建立，1942年正式建党，第一任总书记李启新是中共党员，后来回国当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明白的人都明白——它是中共情报和统战系统在香港的核心机构，以新闻机构为掩护，实际上做的是情报工作。泰共的第一任总书记，本身就是情报系统的人。这样的党，和中共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言而喻。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全球共产党被迫表态站队，泰共是东南亚第一个公开支持中国的共产党。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考虑，因为他们就是中共系统的一部分。1962年，中国在云南建立了泰国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开始对泰国进行革命宣传。1965年，泰共正式开始武装斗争，中国提供培训、武器和经费，全力支持。 泰共打了十年，稳扎稳打，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1976年是他们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那一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曼谷的大学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军队镇压，死了很多人。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逃进丛林，加入泰共。武装力量从几千人急速膨胀到八千人，控制区域波及泰国将近一半的省份。泰国政府一度非常紧张，认为革命真的要来了。 但1979年，一切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 中国决定联合泰国共同对抗越南，不能再维持对泰共的支持。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停播，所有援助切断。老挝在越南的压力下，把境内的泰共武装全部驱逐出境，泰共失去了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没有了援助，没有了退路，泰共迅速瓦解。大部分成员接受政府招安，陆续走出丛林。到1991年，武装力量全部消失。 但有一件事始终是个谜。 泰共1976年之前的领导层几乎全是华人，是中共直接培养或派遣过去的干部。这批人在泰共解散之后，泰国政府没有通缉他们，没有审判他们，连一纸大赦令都没有发，就好像这些人从来不存在一样。他们去了哪里，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泰国政府不说，中国政府也不说，双方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件事被压在水面以下，从此再没有浮起来。 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历史里，消失是最好的结局。它意味着你回来之后仍然是自己人，仍然可以在体制内得到妥善安置。那些留下名字的，反而是真正被抛弃的人。陈平留下了名字，所以他死在泰国。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没有留下名字，所以他们安静地回来了，从历史记录里消失，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马共打了六十四年，从1925年建党到1989年解散。泰共打了二十五年，从1965年到1991年。这两个中共最忠诚的亲儿子，一生都在按照北京的指令行事。北京说打，他们打。北京说停，他们停。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从来没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做过一个重要决定。 最后，马共的普通战士老死在异国他乡改造成旅游景点的村子里，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记录里，那些在丛林里死去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棋子就是棋子，用完了就该收起来。至于棋子自己怎么想，从来不在棋手的考虑之内。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The Party’s Pawn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s Export of Revolution Author: Tuo Xianrun Part...

作者：陀先润   第一篇：幕后那只手 1969年的缅甸北部，一批中国年轻人正在哭着往山上跑。 他们背着弹药，没有枪。任务是把弹药送进山顶的坑道，给里面坚守的战友。从集结地到山脚下大约一公里，美军的炮火把这一公里变成了一条死亡走廊。一个亲历者后来回忆，他用高倍望远镜看着一百多人冲出去，炮火散去之后，进入坑道的只有三个人。第二天，又是一批人哭着往上冲。 这些人是中国的红卫兵，是文革武斗中的失败派系。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去缅甸打仗，政治污点可以一笔勾销，打完仗回来算参加革命，一切既往不咎。于是他们跨过边境，加入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中国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打仗。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缅共内部有一条秘密指令：这批中国人要被放在战斗第一线，逐渐消耗掉。 他们不是战士，他们是炮灰。而决定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去过缅甸。 同一时期，在大半个地球之外的约旦，一批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约旦军队俘虏。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其中一批人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关在一起。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约旦人，他们是中国人，是混在巴勒斯坦法塔赫武装里的中国军事顾问。 他们在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群众组织。这件事后来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弄大，于是这批人悄悄被遣返，这段历史从公开记录里消失了。 再往北，在纽约的法拉盛，华人社区里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中国派来的情报人员如果出了麻烦，只要跑进法拉盛，就能安全换身份或者离开美国。这个规矩不是最近才有的，它的根基从1930年代就开始建立，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法拉盛已经是一个任何外部力量都很难渗透进去的安全区。 在日本，一个叫重信房子的女人在2000年被捕时，护照上有二十多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两年。她是日本赤军的领袖，一个在中东活动了几十年的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秘密基地。中国政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知青，约旦监狱里被单独关押的中国顾问，纽约唐人街深处的秘密网络，在北京有据可查的日本恐怖分子。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它们背后有同一只手在操控。 这只手，叫中联部。 中联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1951年正式成立。它的官方定义是负责与各国政党开展交流合作的机构，听起来像是个专门接待外宾、互赠礼品、发表联合声明的礼宾部门。2024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向联邦议院正式发出警告，称中联部是一个情报组织，要求德国政界人士提高警惕。这个警告发出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存在了七十多年。德国人花了二十年才搞清楚对手是谁。 这不是德国人笨，是这个机构本来就不想让你知道它是什么。 中联部最核心的功能从来不是联络，而是渗透。它在东南亚孵化并控制了多个共产党，在中东扶持武装组织，在美国建立秘密基地网络，在日本培植极左势力。它用过的工具包括枪支弹药、秘密电台、假护照、政治顾问、帮派组织和选举干预。它做这一切，从来不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出现。 要理解中联部是什么，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人。 孙海燕，中联部前副部长，曾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1990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军训期间入党，政审干净。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国家安全系统和情报系统开始大规模从当年入学的名校学生中招募人员，挑选标准是背景干净、政治可靠。孙海燕是那几届被招募的人之一，很可能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进入了情报系统。 1995年本科毕业后，她公派赴日本攻读法学硕士。那个年代能够公派出国的人，要么家庭背景过硬，要么已经和某个系统建立了关系。她1997年回国，直接进入中联部，第一个岗位是政策研究室。研究室是中联部的情报分析核心，对外可以挂学者头衔，实际上生产的是供高层阅读的战略情报报告。她在这里一路做到副主任，然后转任中联部一局副局长、局长。 中联部一局负责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的政党运动，也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这些组织的总负责部门。换句话说，孙海燕从情报分析起步，最终成为情报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后来她去新加坡当大使，是为了给自己的履历做一层包装——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需要公开履历，如果简历上全是中联部的各局各处，太过扎眼，挂一段大使经历，对外就成了外交系统出身的人。 这种包装不是孙海燕一个人的做法，而是整个系统的惯例。 与孙海燕形成对比的是刘建超。他是正宗的外交部系统出身，后来被调入中联部担任部长。他高调访美、会见布林肯，以中联部部长的身份做外交部长该做的事，在中联部内部是严重越界。外交是台面上的事，中联部做的是台面下的事，两套系统的逻辑完全不同。刘建超搞不懂这个区别，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的目标是接任王毅的外事办主任位置，中联部不过是一个跳板。这是他后来出事的根本原因。 一个从大学时代就被招募、在系统内部成长了三十年的情报官员，和一个空降进来走过场的外交系统官员，在同一个机构里，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对比，本身就说明了中联部是什么。 中联部在1971年成立了内部研究组，后来扩展为研究室，对外可以挂教授、学者的头衔，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和政党情报的分析中心。到了九十年代，研究室的部分成果开始对外发行，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当代世界》杂志。这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的东西，从来不对外公开。 2003年到2004年间，中联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重建。这次重建不是换人，而是换功能。工作重心从政党交流和情报分析，开始向情报收集乃至情报行动方向转移。配合当时启动的大外宣工程，中联部开始系统性地介入各国议会政党，扶持小党，安插人员，干预选举。德国人后来花了二十年才意识到的事情，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在中联部的内部逻辑里，它扶持的那些组织和人员都是棋子。棋子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棋子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通知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从来不认识。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年轻人，马来西亚丛林里打了四十年的华人游击队，约旦监狱里的中国顾问，中东沙漠里流亡的日本赤军——他们都以为自己在为某种理想战斗。他们不知道，在北京的某间办公室里，有人随时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就像扔掉一颗用过的棋子一样简单。 这个系列，就是要把这只手背后的故事，一件一件讲清楚。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The Party's Pawn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s Export of Revolution Author: Tuo Xianrun Part I: The Hand...

作者：祝正明 （三)言论自由的意义   人类的行为方式并无固定的模式可世代通用，任何人想把一种固定的模式作为人类千年通用的准则都是枉费心机，其作用反而是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反对、批评的意见与建议，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然动力。保护言论对政治思想、政府结构、政府官员进行反对或批评的自由，目的并不是出于对批评者个人的关心，更非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言论能及时地使社会发现自己的缺陷，使社会明白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反对、批评的言论，较之拥护的言论，更能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    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反对的言论也许并不动听、并不在理，但是，让它们有发表的机会仍然是必要的。只有保护了这些言论，才能集思广益，使各种有关政治理论和政治结构的问题、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能够接受严格的检验，使存在的缺陷充分暴露，也才能使那些最能经得起论战考验，最合理，拥有最多支持者的见解与论点来主导社会的各项事务。最终使全体公民的利益得到最好的维护。  一个社会，就算其宪法、法律、社会结构、政策已经到了很完美的程度，仍然应该让反对者与拥护者有均等的机会表达意见。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对之进行评论，正可以使已有的优点更深入人心，获得更多的支持，人们更自发地拥护，也正是最好的加强巩固它们自己的机会。  在一个公共场所，对于一个宣讲革命的人，没有人肯定周围的群众会作出何种反应。人们可能报以掌声，也可能把他轰下台，或置之不理，嗤之以鼻。宣讲者可能是位煽动家，但群众不可能是一煽就动的暴民。即便是鼓吹推翻一个合理合法的政府，只要他还没有动手侵犯别人的利益，就应该容忍他发表言论，不要去打扰他，允许他象路标一样站在那里，借此也可以表明我们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能在种种错误的导向牌面前经受得住考验，没有误入歧途。  批评的自由，发表反对言论的自由，无论多么不受欢迎，在民主制度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民主是民众的意志参与决策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必然依赖于民众的各种主张能够自由地提出并进行自由地讨论。执政党压制批评意见和反对意见的行为，无论有多少理由，都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  如果说出版一本书就会导致信仰的破灭和政府的垮台，那么，这样的信仰就应该破灭，政府就应该垮台。它之所以会垮台，正说明了它信仰的伪善、结构的缺陷和制度的腐朽已经使它不堪一击，而并非单单是一本书造成。事实上，一个愚昧无知、专横贪婪的政府官员，比一个仗义执言的作家，更能使政府威信扫地，更能对政府的垮台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民主是民众参与全社会治理的过程。而人的正确判断依赖于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众就不可能了解有关的背景知识，不知道存在的问题，不晓得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民意也就很难显得明智，很难使决策达到最优化。公民有权知道自己生活的社会的情况，有权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公民神圣的知的权利，任何人均无权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现代文明是对话的文明，这意味着各种意见应能够进行自由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便于将各种思想观点加以对比，共同改进。因此，言论自由包括在思想和著作方面犯错误的自由。社会必须珍惜这种自由，这种看上去无用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在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办报、出书以后，任何人的观点都能够在自由的新闻出版媒体上发表出来，乏味的说教报道很快就会从传播媒体上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大量事实性、评论性和观感性的报道，从而能极大地增强新闻媒体的信息量、可信度、趣味性和观赏性，增加民众对新闻媒体的阅读量和收视率、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缩小民众与政治的距离，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会同步增加，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准，改变社会的风气都会带来明显的好处。                    （四）鼓吹与煽动    鼓吹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大鸣大放的辩论与鼓吹是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鼓吹任何东西。一切党派，不论其观点如何偏激，都有同样的权利去鼓吹任何东西。口头鼓吹如此，文字鼓吹也一样。    煽动是鼓吹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主张都是一种鼓吹，每一种鼓吹都是一种煸动。它们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相信。煽动、鼓吹、挑动，在民主国家中，决不能被视为非法，它们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人人都有自由地煽动、鼓吹的权利，不论什么都可以，包括鼓吹暴力革命。只要没有以暴力违法，口头攻击现行的法律亦不违法。    在民主社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鼓吹任何主义。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在专制制度下曾被封为禁书的书籍，都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印刷、发行、出售、阅读、研究。这样做，并不等于就是社会赞同了作者的观点，也不是为了保护出版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使各种赞成、反对当代社会制度的人的一切观点，都能让公众了解到，让民众自行判断正确与否，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公民神圣的选择权利。    当然，民众也有暂时被愚弄而误入歧途的可能。但是，民众有能力很快察觉和纠正。对付这种愚弄的有效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一个能干的煽动家会发现，要煽动群众在短时期内相信他并从事某种行为是有可能做到的事，但要将群众长期维持在这一状态中则绝无可能。因此，完全不用担心存在这种误导的可能性，民众有能力发现其问题，人类理智的判断力是邪恶所无法战胜的。  大吵大闹，粗野放肆的辩论与攻击是民主政治的特色。那些经常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政治家必须对此有所心理准备，必须具备相应的忍耐力，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观念，并把支持自己观点的人从自己的阵营中拉走。民主之所以奇特，在于它要求有权力的一方具有和反对派共处的意向，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和讨论问题，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把权力交给对方。    没有在剧场禁止叫失火的法律，因为，如果真的失火，众人还要感谢他，如果没有失火，受到惊扰的众人随后自然会惩罚他。因此，用不着制定法律禁止人们在剧场叫失火，只要有惩罚造谣与诽谤行为的法律就足够了。 ...

作者：左智海 诸位中国主人翁： 大家好！ ...

——略论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困境 郑存柱 一、问题的提出 1819 年,美国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在 McCulloch v. Maryland 一案中确立了一项至今 仍在美国宪法学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命题——"征税权涉及毁灭的权力"(the power to tax involves the power to destroy)1。这一命题表面上服务于联邦至上原则(Supremacy Clause)下州权力对联邦机构课税之合宪性问题的论证,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 个具有普遍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征税权并非中性的财政技术工具,而是一种内含强制性、 塑造性、乃至毁灭性的国家权力。Marshall 之后两个世纪的美国宪法判例史,包括 Pollock v. Farmers' Loan & Trust 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