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权即毁灭权”
——略论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困境
郑存柱
一、问题的提出
1819 年,美国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在 McCulloch v. Maryland 一案中确立了一项至今
仍在美国宪法学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命题——"征税权涉及毁灭的权力"(the power to tax
involves the power to destroy)1。这一命题表面上服务于联邦至上原则(Supremacy
Clause)下州权力对联邦机构课税之合宪性问题的论证,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
个具有普遍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征税权并非中性的财政技术工具,而是一种内含强制性、
塑造性、乃至毁灭性的国家权力。Marshall 之后两个世纪的美国宪法判例史,包括
Pollock v. Farmers' Loan & Trust Co....
中国民主运动的根基建设 ——在全球化流散时代，重新理解“建设”
连载第一部分：
作者：倪世成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引言：历史有时会在地下缓慢转向
人们谈论中国民主运动时，总喜欢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年过去，它始终难以形成真正稳定而持续的力量。有人把原因归结于高压环境，有人把原因归结于组织松散，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于人性的复杂。
但今天，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更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是否正在缓慢形成。因为很多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过去，其实根本无法完成。
过去的中国民主运动，长期处于一种高度压缩的状态。很多人身在国内；很多组织无法公开存在；很多刊物只能短暂出现；很多讨论刚刚开始，便已经被现实打断。在那样的环境里，能够持续发声，本身就已经非常艰难。
因此，今天重新回望过去，也许不应该只是轻易用一种后来者的姿态去批评前人。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那个时代，没有条件。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其实一直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一直有人：办刊物、做论坛、保存历史、翻译文献、建立媒体、维系中文公共讨论空间。很多今天仍然能够被看见的历史记录，本身就是一代代人艰难保存下来的结果。
只是过去的条件，使这些努力往往难以长期沉淀。很多论坛存在几年便消失。很多刊物，一旦停刊便彻底断裂。很多经验，随着一代人的离开而迅速散失。很多讨论，来不及进入长期公共知识体系，便已经被时间冲走。
过去的海外中文世界，长期更像一种漂浮状态。零散、脆弱、难以积累。
但今天，历史正在慢慢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离开中国，分散到世界各地。有人是为了自由，有人是为了生活，有人是为了下一代，也有人只是无法继续忍受一种越来越封闭的空气。
而无论原因如何，一个新的现实正在逐渐形成：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形成一个长期存在、全球分布的海外中文社群。这件事，也许会比很多人今天意识到的更加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过去很多无法长期完成的事情，第一次开始真正拥有现实条件。互联网、数字档案、全球协作、云端出版、视频传播与AI工具，正在慢慢改变组织方式。
过去，一场活动结束之后，很多资料很快便会散失。今天，却第一次可能被长期保存、分类、整理、归档。过去，一个论坛停办之后，很多讨论也随之消失。今天，却完全可能形成持续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知识积累。过去，一个刊物一旦中断，很多思想便会断裂。今天，却开始拥有形成全球协作与长期出版网络的可能。
因此，今天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是：“重新发明一切”。而是：如何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存在的努力之上，建立更长期、更稳定、更系统化的积累。
因为很多真正重要的变化，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轰动。它不会立刻改变世界。甚至很多时候，外界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
它更像植物在地下缓慢扩展根系。表面上，也许仍然松散、脆弱、并不成熟。但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往往恰恰是那些在地下不断生长、彼此连接、逐渐深入土壤的部分。
过去几十年里，其实一直有人在做这些事情。而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过去分散而脆弱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彼此连接、长期积累与持续深化的可能。这本身，也许就说明：中国民主运动的根系，正在比过去更深地进入土壤。
一、真正改变历史的，往往不是瞬间的激情，而是长期积累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民主运动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并不仅仅来自外部压力。很多时候，它更来自一种长期无法积累的感觉。
一代人付出巨大代价，很多事情却很难真正留下来。一次活动结束，很多内容迅速散失。一个论坛停办，过去几年讨论也随之中断。一个刊物停止出版，很多思想积累便跟着断裂。
很多时候，人们仿佛总是在重新开始。而这其实是非常消耗人的。因为一个运动如果长期无法形成积累，它就很难真正产生“历史感”。它会不断停留在一种：即时性的状态。今天激烈，明天沉寂。今天聚集，明天散去。
于是很多人会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仿佛一切都只是短暂波动。但如果认真回头观察历史，就会发现：真正能够长期影响世界的力量，往往都拥有一种很强的“积累能力”。
欧洲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改变现代世界，并不仅仅因为出现了几位伟大的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它逐渐形成了：出版网络、知识沙龙、长期公共讨论、跨地区思想传播。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些名字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并不是因为他们一时激烈。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被不断：出版、传播、争论、引用、整理。最后，慢慢沉淀成一种新的文明结构。
美国建国时期同样如此。真正让美国制度逐渐稳定下来的，并不仅仅是独立战争本身。更重要的是围绕制度展开的大量长期讨论。例如《联邦党人文集》之所以今天仍然被研究，并不仅仅因为它支持美国宪法。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把当时围绕联邦制度、司法独立、权力制衡的讨论，真正系统化、文献化了。两百多年后，人们仍然能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进入那个时代的思想现场。因为真正长期影响历史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瞬间的口号。而是那些能够被长期保存下来的公共知识。
东欧剧变时期同样如此。很多后来真正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并不只是街头抗议本身。而是长期存在的：地下出版、知识圈、公共讨论、社会协作网络。波兰“团结工会”后来之所以能够成长为真正影响国家结构的力量，也不仅仅因为一次工人运动。它后来逐渐形成了：出版、教育、长期组织化能力、社会协作网络。
很多历史经验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件事：真正成熟的民主运动，并不仅仅依赖激情。它更重要的是：能否逐渐形成自己的：记忆、文献、制度、公共知识、长期协作结构。
而过去的中国民主运动，长期最缺少的，也许恰恰就是这种：长期积累能力。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很多时候，确实是历史条件限制。过去的环境，很难允许长期公开积累。很多资料甚至保存下来，本身都具有风险。因此，今天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是否定过去。
恰恰相反。正因为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人艰难地保存这些东西，今天这一代海外中国人，才第一次开始拥有继续深化它们的可能。而这也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也许终于开始从一种长期“生存状态”，慢慢进入一种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如何继续发声。而是：如何让很多东西真正留下来。
二、中国民运真正缺少的，也许不是热情，而是“组织记忆”
而当一个运动开始真正思考“如何留下来”时，它其实已经发生了某种很深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它开始不再只是关注眼前。而开始思考：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还能留下些什么。
很多时候，人们会低估“保存”这件事。总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行动的人、发言的人、组织的人。而记录、整理、归档，似乎只是辅助性的工作。但如果认真观察历史，就会发现：很多真正改变历史的文明，本质上都极其重视：保存。为什么古代中国历代都重修史书？为什么欧洲长期保存大量书信、手稿与档案？为什么美国会长期公开保存总统文献、政治档案与历史记录？
因为一个文明真正长期的力量，很多时候恰恰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够激烈”的东西里面。它们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具备长期记忆。而没有长期记忆，一个群体就会不断重新归零。过去很多中国民运活动的问题，并不在于缺少激情。而在于：很多思想没有真正留下来。很多经验没有真正传递下去。很多讨论结束之后，思想也跟着消失。于是很多问题不断重复。很多组织一次次重新开始。很多新人进入之后，又只能重新摸索。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消耗。
而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改变这种局面的条件。因为数字化时代真正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传播速度。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真正改变了“长期保存”的能力。过去，一场活动结束之后，资料很容易散失。今天，却完全可能：数字化归档；多地备份；长期数据库化；全球协作保存；AI辅助整理；长期分类检索。
过去，一个论坛停办，很多讨论便随之消失。今天，却完全可能形成持续几十年的长期知识积累。过去，一个刊物中断，很多思想便彻底断裂。今天，却可能形成全球化协作出版网络。
这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第一次真正开始拥有建立“组织记忆”的现实条件。而这种变化，也许比很多短期性的激情更加重要。因为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往往并不是某一次情绪爆发。而是：被长期保存下来的文明积累。因此，未来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仅仅是：“办更多活动”。而是：如何建立属于中国民主运动自己的：长期档案体系；长期论坛体系；长期出版体系；长期知识协作网络；长期公共讨论空间。
很多东西，在今天看起来也许仍然微小、松散、甚至脆弱。但真正重要的变化，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不会一夜之间成熟。不会立刻改变世界。它更像地下缓慢扩展的根系。表面上，也许仍然看不出什么。但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往往恰恰是那些正在地下不断连接、不断积累、不断深入土壤的部分。
而今天，也许正是这样的阶段。
三、中国民运需要建设自己的“民主基础设施”
很多时候，人们谈论民主运动，仍然习惯于一种非常“事件化”的视角。仿佛一个运动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一次足够大的抗议；有没有一次震动世界的事件；有没有某个突然出现的历史转折点。
但真正成熟的文明，很少只是靠一次事件形成的。更多时候，它是一种长期缓慢生长的结果。很多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形成初期，甚至并不显眼。大学刚出现的时候，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讨论空间。早期报刊刚出现的时候，也未必有人意识到它会改变现代政治。很多最初的公共论坛，也往往规模很小。但后来，它们慢慢变成了：知识网络；公共空间；社会协作结构；文明的一部分。
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同样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今天很多东西，看起来仍然分散、粗糙、并不成熟。很多论坛规模不大。很多刊物传播有限。很多讨论仍然停留在摸索阶段。很多组织仍然缺少稳定结构。但也许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它现在还不够强大。”
而是：它是否已经开始形成一种过去没有的东西。例如：越来越长期存在的中文论坛；越来越稳定的海外中文媒体；越来越完整的数字档案；越来越持续的公共讨论； 越来越强的全球协作能力。这些东西，也许今天仍然远不成熟。但它们本身已经说明：一种新的结构正在形成。而这种变化，很可能不会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出现。它更像是一种：缓慢生长。
很多真正重要的历史变化，往往在刚开始时，并不会立刻被意识到。因为它们最初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起眼。但后来，人们才会发现：真正改变未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最喧闹的瞬间。而是那些长期缓慢积累下来的东西。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民主运动很多时候更像一种：不断被打断的历史。很多努力刚刚开始，便已经中断。很多经验来不及沉淀，便已经散失。很多思想甚至还没有形成公共知识体系，就已经消失。
而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可能。过去那些彼此孤立、彼此分散、难以长期积累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互相连接、长期保存、持续深化的条件。而这本身，也许就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正在慢慢从一种“瞬间政治”，转向一种真正的“长期建设”。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成功。历史从来不会自动前进。很多东西依然可能中断。很多努力依然可能失败。但至少，今天第一次开始出现了一种过去并不存在的历史条件。而真正重要的，也许正是这一点。因为一个文明真正开始成长，很多时候并不是从它最强大的时候开始。而是从它第一次真正开始形成“根系”的时候开始。
连载第二部分：
作者：倪世成
编辑：钟然
四、建立记录制度：没有记录，很多事情就会重新归零
而当一个运动开始形成“根系”之后，它的意义其实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一些短暂聚集的人。也不再只是一次又一次彼此分散的行动。它开始慢慢形成一种：能够自我延续的结构。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变化。因为过去很多中国民运组织，长期都存在一种很强的“临时性”。很多事情主要依赖少数核心人物维持。一旦某个人离开，疲惫，发生冲突，或者生活发生变化，整个系统就很容易迅速停滞。
于是很多组织长期陷入一种循环：建立、扩张、内耗、分裂、消失。很多经验也随着一次次循环不断流失。而真正成熟的文明结构，往往并不依赖某一个人长期存在。它更重要的是：能否逐渐形成一种：即使人员变化，很多东西依然能够继续的能力。
大学为什么能够延续数百年？报纸为什么能够跨越几代编辑？很多政党、研究机构、公共组织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因为真正被保留下来的，并不仅仅是某些个人。而是：制度；文档；传统；协作机制；长期知识体系。
而过去，中国民主运动长期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制度化积累能力”。很多东西太依赖个人。很多经验无法真正进入长期公共结构。很多组织缺少：稳定流程；长期档案；协作规范；人员培养机制；知识传承结构。于是很多事情很难真正沉淀下来。
但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了改变这种局面的条件。因为数字化时代真正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传播。更重要的是：它开始让长期协作变得可能。过去，一个刊物很难长期维持。今天，却完全可能形成跨国家、跨地区、长期协作的编辑网络。过去，一个论坛很难长期积累。今天，却可能形成持续十年、二十年的长期数据库与思想档案。过去，很多经验只能停留在个人记忆中。今天，却开始拥有形成：长期知识库；长期文档系统；长期组织档案；长期协作平台；的可能。
而这种变化，也许会比很多人今天意识到的更加深远。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第一次开始拥有从“个人化结构”，逐渐走向“制度化结构”的现实条件。
而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僵化。真正成熟的制度，恰恰是为了：降低对个人的过度依赖。保护后来者能够进入。保护经验能够传承。保护组织不至于一次次重新归零。
很多时候，人们会误以为：民主只是选举。但真正成熟的民主，其实首先是一种：组织文化。它意味着：规则高于个人；制度高于情绪；长期协作高于短期冲动；知识积累高于瞬间表达。
而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也许才刚刚开始真正进入这样的阶段。这个阶段，未必轰动。甚至在外界看来，也许仍然显得缓慢、零散、并不成熟。但很多真正重要的历史变化，本来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不会立刻开花结果。它更像地下缓慢扩展的根系。安静，缓慢，却在不断深入土壤。
五、从活动组织，走向真正的思想生产
而当一个运动开始真正进入“长期建设”阶段之后，它的目标其实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过去很多时候，人们更容易把民主运动理解成一种：“反抗”。反抗压迫，反抗审查，反抗专制。这种反抗当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很多黑暗甚至不会被世界看见。
但一个成熟的民主运动，最终其实不能只停留在“反对什么”。它还必须开始回答：自己究竟要建设什么。这其实是一个比“反抗”更困难的问题。因为反抗很多时候依赖激情。而建设则需要：耐心、协作、制度、积累、长期主义。
很多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在“反抗阶段”往往非常强大。但一旦进入真正建设阶段，便迅速陷入混乱。因为它们缺少长期制度文化。缺少公共知识积累。缺少组织协作能力。缺少一种真正能够长期运转的公共结构。
而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也许第一次开始真正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过去很长时间里，很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
但今天，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海外，一个新的问题开始慢慢浮现：如果未来真的存在一个长期的中文民主公共世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它是否能够：长期保存历史、长期积累知识、长期培养后来者、长期维持公共讨论、长期形成制度文化、长期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已经不只是“运动问题”。它们开始接近：文明问题。因为真正成熟的文明，并不仅仅依赖激情。它更重要的是：能否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公共结构。
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论坛、刊物、档案、数据库、长期讨论，这些东西看起来并不“激动人心”。甚至显得缓慢、琐碎。但历史上真正长期影响世界的文明，往往恰恰极其重视这些东西。因为它们知道：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往往不是一时情绪。而是：那些被长期保存、不断积累、持续传承的公共知识与制度结构。
为什么今天人们仍然能够研究古希腊？为什么欧洲启蒙运动仍然持续影响现代世界？为什么美国建国时期的思想今天依然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因为它们不仅发生过。更因为它们被：保存、整理、出版、归档、不断重新进入公共知识体系。
而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也许第一次开始真正拥有建立这种长期积累结构的可能。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顺利。很多东西依然可能中断。很多努力依然可能失败。很多组织依然可能分裂。但真正重要的是：一种过去长期不存在的历史条件，正在慢慢形成。过去那些零散、短暂、彼此孤立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彼此连接、长期积累、持续深化的可能。而这本身，也许就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正在慢慢从一种：“不断重复的短暂抗争”，逐渐走向一种：真正长期的文明建设过程。
六、制度化，而不是个人化
很多时候，一个运动在早期阶段，都会不可避免地依赖某些核心人物。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资源有限、环境困难、组织尚未成熟的时候，总需要有人主动承担责任。很多事情，也确实是靠少数人硬撑起来的。但如果一个组织长期无法从：“个人推动”，逐渐转向：“制度运转”，那么它最终往往会变得非常脆弱。
因为一旦：某个人离开，疲惫，发生冲突，或者现实生活出现变化，很多事情就会迅速停滞。
过去很多中国民运组织，其实都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组织本身并没有真正形成稳定机制。很多运行方式，仍然主要依赖：熟人关系、个人信任、临时协调、个体经验。于是组织很容易陷入：内耗、分裂、不信任、长期重复同样的问题。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很多新人很难真正进入。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流程，没有制度，没有公开协作机制，没有长期知识传承。于是组织内部，很容易逐渐形成一种：“个人中心化”的结构。而这其实与民主本身的精神，是存在矛盾的。
因为真正成熟的民主组织，最重要的一点，恰恰是：制度高于个人。这里所说的制度，并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官僚结构。也不是为了压制个体。恰恰相反：真正成熟的制度，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个体。
因为当很多事情：有公开规则；有透明流程；有明确分工；有长期文档；有协作规范；那么组织内部，对人的依赖就会下降。很多事情，不再只能依靠少数核心人物硬撑。新人也更容易进入。经验也更容易传承。组织也更容易长期稳定。
例如，一个论坛如何长期运行。谁负责主持、谁负责记录、谁负责摄影、谁负责整理、谁负责发布、谁负责长期归档。如果这些事情逐渐形成：文档、流程、SOP、长期协作规范那么后来的人，就能够不断接续。而不是每一次都重新摸索。
再例如，一个刊物如何长期运转。如果完全依赖某个主编个人，那么一旦这个人停下来，整个系统就可能迅速停滞。
但如果逐渐形成：编辑制度、校对机制、作者协作网络、长期文档管理、资料归档机制， 那么刊物就开始真正拥有长期生命力。
真正成熟的组织，并不是没有核心人物。 而是： 即使人员变化，很多东西依然能够继续。因为真正被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只是某个人。而是：规则、制度、协作网络、组织记忆、长期知识体系。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真正强大的组织，往往都极其重视：流程、文档、制度、长期协作机制。
因为它们知道：一个组织真正的稳定性，并不来自某个人永远存在。而来自：当个人变化时，整个系统依然能够继续运转。
而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同样需要逐渐建立这种意识。因为民主本身，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口号。它更是一种：组织文化。如果一个组织内部，无法长期建立：透明机制、协作机制、长期制度、知识传承，那么它很难真正成长为成熟的民主组织。
因此，未来中国民运真正重要的方向之一，也许并不是继续强化：“谁更重要”。而是逐渐建立：更稳定的制度、更长期的协作、更公开的流程、 更可传承的组织结构。因为真正强大的组织，最终不是忠于某一个人。而是忠于：规则、制度、协作、长期公共目标。而这，也许才是真正现代民主组织最深层的根基。
七、像写代码一样，不断迭代民运
很多时候，人们会把民主运动理解成一种激情驱动的事情。仿佛只要：情绪足够强烈，口号足够响亮，态度足够坚定，很多问题自然就会解决。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真正长期有效的组织，很少是“一次性完成”的。它们更像一种持续迭代的工程。
这一点，其实很像现代软件开发。没有哪个大型系统，一开始就是完美的。
很多系统：从 v1.0 开始；不断发现问题；不断修复漏洞；不断优化流程；不断升级结构；最后才逐渐成熟。
而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同样需要建立这种：长期迭代思维。过去很多时候，一场活动结束之后，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未来更重要的，也许是：活动之后，是否真正进入：总结、分析、复盘、优化、升级。
例如，一次论坛效果不好。过去可能只是：“这次没办好。”然后结束。但如果采用长期迭代思维，问题就会变成：为什么讨论不够深入；为什么记录不完整；为什么互动不足；为什么新人参与困难；为什么资料整理太慢；为什么传播效果有限。然后下一次继续优化。
这其实已经开始进入一种：工程化组织思维。很多真正成熟的团队，其实都是这样运转的。它们并不是靠一次伟大的爆发。而是靠：无数次细节优化。
例如：宣传方式升级；协作工具升级；档案系统升级；论坛流程升级；媒体传播升级；数据整理升级；培训机制升级；安全机制升级。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很细。甚至不够“激动人心”。但长期积累下来，会彻底改变一个组织的能力。
过去很多中国民运组织长期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很多事情缺少长期迭代。很多经验没有沉淀。很多问题不断重复。很多组织长期停留在一种：“临时状态”。
而现代社会真正强大的系统，几乎都具备一种能力：持续优化自己。这一点，其实不仅适用于技术系统。也适用于：组织、媒体、出版、公共讨论、民主运动本身。甚至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完全可以逐渐形成一种：自己的“组织工程文化”。
例如：每次活动之后：自动归档、自动整理、自动建立数据库、自动分类标签、自动同步资料、自动生成长期索引。AI时代，很多过去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今天第一次开始变得现实。
过去，一个大型活动之后，光是整理资料，可能就足以耗费大量时间。今天，却完全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大幅降低长期积累成本。而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也许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它甚至可能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协作网络。它的力量，也许不只来自某个中心。而来自：大量持续积累的：文献；档案；数据；论坛；出版；协作节点；长期知识生产。
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只是：“办成一次活动。”而是：整个系统，是否比过去更成熟了一点。如果每一次活动之后：记录多一点；流程清晰一点；协作顺一点；文档完整一点；思想深入一点；新人更容易进入一点；那么长期下来，整个运动就会逐渐形成真正的积累。而这，也许才是未来中国民主运动真正需要建立的东西：
一种能够长期自我优化、自我积累、自我进化的能力。很多时候，一个文明真正强大的地方，并不在于它从不犯错。而在于：它是否具备不断修正自己的能力。
连载第三部分：
作者：倪世成
编辑：钟然
八、从“流亡政治”走向“文明建设”
过去很多年里，海外中国民运往往长期处于一种“流亡政治”的状态。很多人离开中国之后，首先面对的是：生存、身份、安全、重新开始生活。而政治表达本身，也更多围绕：抗议、揭露、声援、对抗。这些当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声音，很多压迫甚至不会被世界看见。
但今天，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海外，一个新的问题也开始慢慢浮现：海外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长期公共空间？过去很长时间里，海外中文世界始终存在一种很强的漂浮感。很多论坛存在几年便消失。很多媒体因为资金、人事或内部冲突迅速瓦解。很多讨论长期停留在碎片化状态。很多经验没有真正代际传承。很多时候，人们仍然更习惯于：“临时聚集”。而不是：长期建设。
但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了不同的条件。因为今天的海外中国人，已经不再只是少量短暂停留的流亡者。而开始逐渐形成：长期存在的全球中文社群。而这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不应长期停留在：“流亡政治”的阶段。
而应该逐渐进入：文明建设。所谓文明建设，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大词。
它其实意味着：开始真正长期建设：中文公共空间、中文知识体系、中文档案体系、中文出版体系、中文思想平台、中文协作网络、中文制度文化。过去很多时候，海外中文世界长期缺少的，并不是声音。而是：稳定性。
今天一个平台出现，明天又消失。今天一个论坛热闹，几年后资料全部失踪。很多思想，没有真正沉淀下来。很多经验，没有真正传递下去。
而一个成熟文明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恰恰是：长期积累。一个文明是否成熟，很多时候看的并不是：它有没有瞬间的激情。而是：它能不能长期保存自己的：记忆、思想、文献、经验、制度、公共知识。
为什么古代中国重修史书？为什么欧洲保存大量书信、手稿与档案？为什么美国大量公开总统档案、政治文献与历史记录？因为真正成熟的文明都知道：如果没有长期记忆，一个社会就会不断重新归零。
而过去，中国民主运动长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长期文明积累能力。很多事情刚刚开始，便已经中断。很多经验刚刚形成，便已经散失。很多思想甚至还来不及进入公共知识体系，就已经被时间冲走。但今天，情况开始第一次发生变化。互联网、数字化、全球协作与长期海外社群的形成，正在慢慢改变这一切。
今天完全可能逐渐形成：长期论坛、长期文库、长期数据库、长期出版网络、长期公共讨论空间、长期中文知识协作体系。而这些东西，也许比很多人今天意识到的更加重要。
因为真正改变未来的，往往不仅仅是一次巨大的爆发。更是：长期而缓慢的建设。很多东西，在当下看起来并不耀眼。甚至显得缓慢、琐碎、不够“激动人心”。但几十年之后，人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往往恰恰是这些：看似不起眼，却持续积累的东西。未来的人回头看这一代海外中国人时，不应该只能看到：零散的视频、碎片化的口号、短暂的情绪。而应该能够看到：一个正在逐渐形成中的：中文公共思想空间、中文民主知识体系、中文长期协作网络、 中文制度化建设过程。
而这，也许才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因为真正能够改变历史的，往往不仅是反抗。更是建设。真正成熟的民主运动，最终也不仅仅只是：“反对什么。”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开始建设未来。也许今天这一代海外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这样的历史条件。
结语：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往往不是激情，而是建设
很多时候，人们谈论民主运动，总习惯于关注那些最激烈、最耀眼的时刻。例如：一次大型抗议；一次广场集会；一次震动世界的演讲。这些当然重要。
因为很多历史转折，本身就离不开公开表达。但如果认真回头观察历史，就会发现：真正能够长期改变社会的力量，往往并不仅仅来自这些瞬间。
更来自那些：缓慢、长期、持续、甚至并不耀眼的建设。很多文明真正重要的部分，往往都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大学如此；出版体系如此；档案馆如此；现代制度如此；公共知识体系同样如此。它们真正强大的地方，并不是瞬间爆发。而是：能够长期积累。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民主运动长期处于一种高度压缩的环境之中。很多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持续发声，本身就已经非常艰难。
因此，今天重新回望过去，也许不应该只是简单批评前人。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那个时代，没有条件。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其实一直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一直有人：办刊物、做论坛、保存历史、翻译文献、建立媒体、维系中文公共讨论空间。很多今天仍然能够被看见的历史记录，本身就是一代代人艰难保存下来的结果。
而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过去分散而脆弱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彼此连接、长期积累、持续深化的可能。而这本身，也许就说明：中国民主运动的根系，正在比过去更深地进入土壤。全球化流散的海外中国社群；互联网与数字化工具；长期公开讨论空间；全球协作网络；这些东西，第一次开始让很多过去无法长期完成的事情，真正拥有了现实可能。
因此，中国民主运动未来真正重要的问题，也许已经不再只是：如何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短暂的表达。而是：如何开始建立一种能够长期积累、长期协作、长期传承的中文民主公共世界。它需要：档案、论坛、编辑部、出版、数据库、长期知识生产、长期制度建设、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协作。
很多东西，也许不会立刻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在当下看来，显得缓慢、琐碎、不够“激动人心”。但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往往恰恰是这些：看似缓慢，却持续积累的东西。
未来几十年后，人们回头看这一代海外中国人时，不应该只能看到：零散的视频、碎片化的口号、短暂的情绪。而应该能够看到：一个正在逐渐形成中的：中文公共思想空间、中文民主知识体系、中文长期协作网络、中文制度化建设过程。
因为真正成熟的民主运动，最终不只是敢于反抗。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开始建设未来。很多真正重要的变化，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轰动。它不会立刻改变世界。甚至很多时候，外界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它更像植物在地下缓慢扩展根系。表面上，也许仍然松散、脆弱、并不成熟。但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往往恰恰是那些在地下不断生长、彼此连接、逐渐深入土壤的部分。而也许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真正重要的变化，恰恰正在这里发生。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 Reinterpreting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ed Diaspora
Part 1 of the Series...
《政治民主》第三章 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第四期）
作者：祝正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翻译：戈冰
（一）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人民有自由讲话、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权利。言论自由并不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话的自由。它是指人们对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表看法，就自己认为有缺陷的方面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实际上，许多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老百姓从未感到过自己讲话受到限制，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对统治者提出批评，没有想去改变它们。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设想过自己能够改变它们。
发表言论是民众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时的文明表现方式，是民众在发现社会问题时有责任感的表现。言论自由是批评的自由、反对的自由，是发表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实和见解时不受惩罚的自由。
社会之所以必须保障言论自由，不仅是因为发表言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因为保护批评与反对的言论能自由发表出来，同保护建议性的言论能自由发表一样，对完善社会的法律、调整决策、改善弊端大有裨益。不听取反对者的意见，就不能集思广益，也就不能对问题的实质进行明智的剖析。反对意见的存在有助于避免不成熟的决策出笼，使决策受到严格审查，使它们的缺点充分暴露。事实上，真正有益于社会的政策，都是那些最能经受得住论战考验的政策。
建议的自由和反对自由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民主所需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并非只限于口头上，而且包括一切能发表言论的形式和渠道，如广播、电视、书籍、报纸、杂志、传单、小册子等。因此，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闻与出版是表达言论的具体形式，是言论的传载媒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也就无所谓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口头言论只能影响到极少数人，经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传播媒介，才能使言论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全社会有关的政治见解，也只有全社会都知道才有意义。因此，新闻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支柱。专制统治者限制言论自由的主要办法就是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审查媒体的报道内容，控制其政治倾向，掌管其人事安排。使有影响、有见地的批评性论点根本无法与公众见面。
要使言论和新闻出版有充分的自由，政府就不得对新闻出版界的言论内容进行事先检查和限制。不得对新闻机构发号施令。其经营管理、内容制作、人事安排均应能够自主决定。政府不得干涉。实际上从民主政治的性质来说，政府也无权干涉新闻出版自由，如果它干涉该项自由，就可以认定它绝非是民主政府。民主政体下，对付新闻出版界发表有损他人权利的言论的方法，是让被侵权人能方便地通过司法诉讼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限制言论的发表。
（二） 言论自由的阻力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有压制言论自由的共同恶习。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某些人的观点不加以制止，传播至整个社会，国家与政府即会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貌似合理的借口之下，他们堂而皇之地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物色几个愿意为其歌功颂德的小文人，对他们自身的无能造成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些不堪一驳的借口，在他们一手控制的媒体上，进行瞒天过海式的诡辩，实行愚民政策。实则以全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维护着极少数人剥削性质的荣华富贵。
在集权专制社会，同其它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一样，传播媒体完全被政府控制，有关社会真实情况的信息无法自由传播。只有身居社会最高层的几个人，才能得到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内部资料。信息的流动是单向性的，即由各个基层权力组织逐级传向最高层，经过筛选，加工、修改后，再以完全不同的面目，从最高层逐级向基层传播。普通百姓只能接触到经过审查人员恩准的、用于教育民众的内容，以免百姓因思想觉悟不高而遭受“危害”。
即便这种信息流通方式，也并不总能保持畅通无阻，各级官员或许出于对上司工作的照顾，或许担心上司会认为自己工作不力而出现了问题，对已发生的问题，常会卡住不报，而对于成绩，则会夸大其词，胡编乱造。使得最上层的官员也并不总是能了解到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一举一动都有部下安排好，甚至连他们的大脑在想什么也都由部下给考虑到，习惯于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就算他们能全面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也绝对不可能酝酿出创造性的思维、提出远大的抱负，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
终身制本身就会使国家的统治权由一些七老八十、老态龙钟的顽固愚朽之辈来掌管，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分析处理大量的情况资料，只会给出笼统的、过时的指令，结果，必然使得社会的新闻媒体死气沉沉，空洞无物，充满说教色彩，除了会议报道和对英雄人物的赞美，民众很难得到有价值的内容。
政府设立新闻出版审查制度，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做法，唯一有效的解释无疑就是认定人民是愚蠢的，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容易上当受骗。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口口声声颂扬人民的伟大，处处不忘打“人民”的牌子，把自己誉为人民的代表，将自己的统治封为是“人民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做法极其荒唐，却也极富欺骗性。
压制言论自由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会败坏社会风气。敢讲真话的人被关进监狱，阳奉阴违的阴谋家却官运亨通。民众生活在谎言之中，听到的是空虚的高调，看到的是官僚们霸道的行径和伪善的表演，这些无疑都会对百姓产生很大的感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学会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因为这样做很奏效，很管用。在言论恐怖的极端状况下，人们甚至在日常讲话中也要小心谨慎。讲真话被认为是一种冒失行为，正直的品性被认为是一种不开窍的愚蠢表现。结果，窒息了公民的正义感，必将导致整个社会公共道德逐渐堕落。最可悲的社会制度莫过于让人过着一种在最熟悉的人之间讲话，也需要互相提防的日子。
迫害并不能使人成为真诚的信仰者，只能使人成伪君子。政府以强权剥夺人民表达思想，发表意见的权利，禁止人们吐露心声，禁止在公共场合集会、结社，是人类社会最残酷、最不人道，最让人厌恶的做法。
对社会性问题能够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往往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道德情操，有理智头脑的人。正是他们能首先意识到并总结出政治意识与社会结构上的缺陷，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于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也最容易触动当权者的要害与利益。因此，集权统治者压制言论自由，遭受迫害的往往是那些仗义直言的社会优秀分子。也正是他们，最忠于自己的见解，最能感受到独裁者控制舆论的罪恶用心和残酷无情。那些不关心社会进步，随遇而安、麻木不仁的人，则很少能感受到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对自己有什么影响；那些见机行事、唯利是图、毫无原则的人，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政府在压制言论自由。压制言论自由，受打击的是少数人，受益的也是少数人，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
压制自由言论，不允许人们自由地探讨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不让批评、反对的声音出台，并不等于这种政治模式就完美无缺。尽管它可以被颂赞为完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能保证它不是骗人的谎言呢？谎言变成真理并不困难，一个人将谎言重复一百遍，就可以在他的脑袋里变成真理。
一种为许多人所赞成和拥护的真理，在同谬论对阵时竟然不是对手，显然是一件可悲的事。凡是经得起考验的事物，都不需要借助惩罚条例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一种观点，是否有道理，就要允许它讲出来，让广大的民众自己去判断。公正社会的实质就要用见解对抗见解，用论点对抗论点。用暴力压服不能说服的对手，用强权武力叫对手闭嘴，无论能找出什么借口，动机多么良好，都是一种卑鄙可耻的怯懦行为。
禁止叫喊一座快倒塌的房子要倒塌，禁止人们研究倒塌的原因，禁止人们对其倒塌做好准备，并不能阻止它倒塌。其结果，在它倒塌时，只会造成人员、财产的更大损失。尽管那些年迈的房屋建造者愿意和它同归于尽，但是，并非其他人都应该做其殉葬品。一座房子的倒塌并不等于世界的毁灭，人民有能力处理掉建筑垃圾，在原来的地方构造新的建筑。
Chapter 3: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uthor: Zhu Zhengm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Ge Bing
(I) Freedom...
《政治民主》（三）权力的来源（第三期）
文：祝正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人们经常说某人有权某人无权，那么什么叫权力呢？权力就是支配别人的强制力，在遇到不服从时，使对方受到各种惩罚的能力。当人们事先就了解到服从的好处与不服从的坏处，形成了感觉上的默契，对某人的指令自觉服从，就可以认为该人拥有权力。如果服从没有好处或不服从没有坏处，权力就会动摇，权威就会丧失，只有奖罚分明，才能维护权威。
权力从何而来？一般来说，权力的来源有五种：威望、暴力、宗教、约定、财富。拥有其中一项，就可以拥有权力，而拥有三项以上，就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
一、威望
人有智商的高低，知识的多寡，能力的强弱，处理各种问题时所用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周密性不同，因此成功率也就不同。知识丰富、聪明能干的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做事的成功率高，如果该人品德高尚，人们自然就会钦佩他、信任他，服从他作出的决定，他就会逐渐具有威望，威望的影响力无形中就会转换成支配力。但是，拥有威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能做到的事，更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在一个群体，只有极少数智能高强、品格高尚的人才能获得威望。
二、暴力
当一方不愿服从另一方时，另一方拥有的暴力能够强制对方服从，否则便可以惩罚对方，而对方反抗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损失，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使其不得服从。由此，暴力就衍生出了权力，拥有暴力的一方就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力。军队是用来实施暴力的专用工具，因此，也可以说，拥有军队就可以直接拥有权力。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仅依赖于军队的镇压和威慑而存在，则无异于一个强盗政府。
三、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明的用来解释自身与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意念性学说，许多宗教相信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人的生老病死、旱涝丰歉、吉凶祸福，它们总结出人应遵守的伦理关系，如果违反，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而布道者和宗教领袖由于暗悉其中奥妙，能向人指点迷津，因而获得人们的崇拜。某些宗教在使人们相信了其教义的同时，也将宗教领袖进行了神化，使人们认为他是能够理解、代表神的意志的人，或干脆就是神，他的意志就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使得人们就象服从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服从他的号召，从而获得对民众的巨大号召力或支配力。
四、约定
一群权利(注：权力与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指强制他人服从的强力，权利是指自身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平等的人，事先约定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按照规则公平竞争，获胜的一方取得某种利益，失败的一方放弃这种利益，这就是约定。如果失败方不遵守事先约定，旁观者便主动加入，胁迫败方遵守。竞争获胜后享有利益的大小，在事先约定的范围内，获胜者不得随意超越。在一个取消身份等级限制的自由平等社会，这是一种直接以自身能力取得权力的方法，解决了有限的资源在不够分配时出现的问题，并能使有能力的人在短期内脱颖而出，竞争过程本身往往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这种以公平竞争方式取得权利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将竞争规则文字化，约定双方共同遵守，已成社会活动照章有序化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财富
拥有财富者总是可以雇佣别人去干他想干的事，他可以用多给钱去鼓励对方，也可以用少给钱或不给钱去制裁对方，使对方服从他。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雇佣与被雇佣现象。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与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全兼容，与人类的智商、能力和本性相适应，为人类社会所普遍认可。
显然，如果社会体制能保证有威望的人，按公众普遍认可的规则，以公平竞争方式选出领导人，行使事先规定的权力，就能使社会既有高素质的人来为人民服务，又能保证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权力也不会被滥用，只有这种权力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权力。
（四）道德与法律
随着人口的增加，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有时这种冲突甚至会严重到威胁个人生存的地步，如果互不妥协，时常两败俱伤。因此，在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料变得逐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懂得合作的好处，即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欲望进行适当的克制，作出一定的让步，人们才能和平共处。这就有赖于人们共同遵守一系列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会使个人的行为受到某种约束，但这样做对大家对社会都有好处。这一系列人所公知的，共同认可的、不需要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就是道德，它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的稳定和延续而自发产生的，它的约束力依赖的是人的荣誉感和作为群体一员的责任心。在一个相对稳定，没有人员流动，发展缓慢的传统社会，人们从小就接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并将其世代相传。当然，不遵守的人总是有的，但这些的人付出的代价通常是丧失威信、名誉或被排逐出群体。这种惩罚方式在固定群体内通常是有效的。
传统道德通常只注重熟人、朋友、家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义务，依靠家族戒律作为实施保障，对解决家庭与部族内部的矛盾行之有效，但对部族之间的冲突，陌生人之间、社团之间的争端时常无能为力。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迅速变化与发展的社会，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以致每代人的习惯都有所不同，道德规范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就会遇到问题。当人们的生活与居住流动性较大时，传统惩罚方式的有效性也会大大下降。这些因素都将使传统道德起到的维持秩序与安定的作用明显降低。由于传统道德的非文字化、含糊性、非强制性，对人的行为不能形成统一的约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复杂多样化，违反传统道德的人就会增加，结果，社会就会表现出道德水准下降，犯罪率上升。
最早设计的法律制度，就是要求部族之间放弃报复行力，由代表公正的第三方按规定程序，以机械式的审讯方法核定事实，制定惩罚方式和赔偿数额，以调节并最终终止私人争端和部落冲关。一个社会根据自己的民族习惯，将个人、社团、公司的行为准则及惩罚方式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就形成了法律。
法律本身也可以被当作一种工具，可以为各种政府、阶级和意识形态所采用，为某个阶级服务，因此，法制本身仍然会存在合法不一定合理的现象。但是，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依法治国都有好处，它能直接明确地告诉人们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统治者按既定的公布的法律来管理社会，防止下层官员凭一时兴起，以临时的命令和草拟的决议来专断行事，减少官僚的随意性对民众造成的危害。
法律较之道德的进步之处在于它能够将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容表现得更具体、更全面、具有强制性。由于它的执行者是全社会性的执法机构，无人能够逃避，从而使法律成为现代社会维持治安、解决争端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实行法治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法律是否健全；第二，法律由谁来制定。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法治是否能行之有效，是否准确、合理、公正。法律影响着社会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其作用与传统的道德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每个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应当关心法律的内容。良好的法律，应能充分代表民意，反映民情，是道德的明文表达形式。
在文明社会，法律是为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要求全体公民共同遵守，因此，它必须能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它的颁布、修改、废除必须经过全体公民的同意或他们授权的代表的许可，否则，所谓的法律就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法律。
法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由社会的统治者或由他们指派的人员来制定。由于统治者有自己的地位、特权，他们的利益不可能与普通公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这种法律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他们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修改法律。法律是辅助独裁者统治的工具，其作用与民众的需要背道而驰，不是用来服务于民众，而是用来管制民众。
法律的不健全的另一表现就是内容粗糙简陋，在许多问题上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或者不详细，含糊其辞，都会给民众造成困惑，给社会带来混乱，使法治的有效性下降，这种情况在专制制度下经常发生，结果大大增加了政府执法人员及司法人员的个人意志对法律的影响，使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实施情况，同样的案件经不同的法官审判，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当百姓对执法人员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与控制手段时，这些滥用手中权力的现象就会泛滥，司法人员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法治成了人治。在后门、关系、贿赂比事实、证据、道德更能赢得官司的情况下，公民的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反而会受到素质低劣的司法人员的侵害，最终必将使法律本身威信扫地。我们经常听说的“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莫不包涵着对这种法律的蔑视。
法律的威信依赖于公众对其公正合理性的认可程度，任何一种被公众所蔑视的法律都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五）政体的种类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和政治体制，归纳起来，政府管理形式可以按四种模式进行分类：专制模式、经济模式、主权模式、民主模式，见下图：
1、专制模式
专制统治模式是人类生活社会化以后，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一种最自然的统治模式，尽管原始，却也简便、稳定有效，任何人只要取得统治权，都会以自己的意志建立起能确保自己政令畅通的此种统治方式。
（1）君主家族政府：
政府的政治行为由一个世袭家族控制，一人按家族继承规则取得全部统辖权，成为世袭君主，其余家族成员把持政府各要害部门，血亲以外的人进入政府，处于只能利用，不能重用的地位，君主对百姓握有绝对的生杀大权。
（2）寡头独裁政府：
政府由拥有绝对权力的寡头一人控制，寡头与幕僚之间不一定有血亲关系，寡头通常以某种意识形态将部属聚结在一起，政府要员的行为不受家族纪律的约束，政治决策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易将国家拖入战争，决策效率高，失误大，损失严重，统治往往只能维持一代人。
（3）多头贵族政府：
国家政治行为由一批拥有对地方牢固的控制权的贵族或军阀把持，他们自己收税，甚至握有军队，政府领导人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他们联合起来，能很容易地调换政府领导人，国家很难形成一致的统一行动。
（4）政教合一政府：
政府大小官员兼任宗教的传教士，政府主要领导人被神化，成为民众崇拜的偶像，即便是错误的决策，仍然能被奉为圣旨得到贯彻执行，迷信色彩浓，排斥外来文化，对异议者施刑残酷。
2、经济模式
经济统治模式是指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所有、使用、分配方面的管理方式，经济模式直接而显著地影响着民众的生活方式。
（1）部落经济政府：
部落为基本生产单元，商品自给自足，部落之间甚少商品交易，内部成员劳动分工，财产公共所有，由酋长实行配给制，定期向君主缴纳贡品。
（2）土地册封政府：
政府或君主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土地册封给幕僚或大贵族使用，大贵族则将土地册封给下一级的贵族使用，最小的贵族则将土地封给农民使用，农民及下级贵族依次将自己收获的一部分缴纳给上一级贵族或君主，贵族不从事体力劳动，练兵习武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公有经济政府：
个人除极少量个人物品外不拥有任何财产，财产全社会共有，社会财富的生产、经营、分配、使用实际上由政府官员控制支配。
（4）私有经济政府：
个人社会财产的主人，政府对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产生的利润按比例提成。
3、主权模式
主权模式是指政府权力的产生及使用方式。
（1）单一制政府：
国家为一个独立、统一的社会形态，实行同一种法律和管理模式。
（2）联邦制政府：
国家由一批相对独立的小国组成，各小国在法律和管理模式上保留自己的地方特色。
（3）殖民地政府：
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和控制，政府官员由另一个国家指派，实行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管理模式。
4、民主模式
民主模式是指国家的法律政策，政府行为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来控制的政治体制，实行法制，对政府领导人实行分权制和任期制，新闻自由，民选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1）君主立宪制政府：
国家有国王或皇帝，但只具象征地位，没有政治权力，权力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掌管。
（2）总统制政府：
由经国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掌管国家的最高行政权。
（3）内阁制政府：
国家行政领导人由国会议员多数选举产生，通常为多数党领袖，如其失去国会支持，则需辞职。如国会随后不能以多数形成决议，提出新的首相人选，象征性的国家首脑国王或总统在总理的建议下可以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全民大选，产生新的议会。
(III) The Sources of Power
Written by: Zhu ZhengmingEdited by: Geoffrey Jin Proofread by: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by: Lyu Feng
Abstract:This article begins...
《政治民主》第二章 人性与社会结构（第二期）
作者：祝正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收录，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首先对人的本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政治结构本身就是以“人”作为主体的，政府要么是以管理人为目的而建立，要么是以服务于人为目的而建立，政府本身就是由人组成。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人性的弱点，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人性的弱点体现在政府的行为之中。
（一）人的共同习性
人是一种动物，尽管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远远有别于其它任何一种动物，人不再需要去追杀猎物、采摘果实以维持生存，人类依然无法脱离动物的实质，人依然有许多与其它动物完全一样的本能。这些基本的本能需要包括：进食饮水、避暑御寒、繁育后代、保持安全、休息娱乐等，人类活动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以满足这些本能需要为目的的。尽管在现代社会，机器的采用和生产的专业化使人类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做着各种各样与直接满足本能需要无关的事情，但目的只有一个，人们由此得到的报酬可以兑换成食物、饮料、衣物、住房等满足本能需要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交换，没有人会天生喜欢天天按规定的时间去操作乏味的机器，搬运毫无兴趣的货物，忍受肌肉的酸痛。
人其次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在一个拥挤的世界，当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懂得进行合作的好处，与自己的亲朋好友或部族组成团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安全，因此，人时常也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在集团内部，为了防止出现混乱，维持秩序，人懂得相互间需要遵守一些共同的约定，克制自己欲望，这使人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
人与其它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人拥有巨大的记忆力。而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则几乎又无限制地增加了人类的记忆力。知识与经验的广泛积累与传播最终使人类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同时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人类所有创造发明的目的可以说只有一个：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大的收益。
好吃懒做是人的本性，人不喜欢体力劳动。
人类研究自身问题由来已久，对于那些富于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有部分的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以后才开始变恶。马列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恶”的根本原因是财产的私有制，人对财产的占有欲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由此产生出压迫、剥削等丑恶现象。而实现财产的公有制，则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所有财产的主人，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在为自己做，工作中就会产生出无穷的积极性。而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共的，人人有份，人们再去占有财产已毫无意义，从而可以消除掉人的私心。当人们在为自己工作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人工作，自然就会出现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团结友爱的社会气氛，形成一个完美的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理想社会。
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个出发点很好的理论并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人的私心并不会因为消灭了私有制而消除，当人们努力进行单调乏味的劳动，付出酸痛不适的代价后，发现自己并不能得到与辛勤程度成比例的收获，看到的是无数的别人，甚至是看不到的人都在共同享用自己的成果。当人们以逸代劳时，分享的东西并不会明显减少，人的智慧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就很清楚了。其结果，在经过短期的狂热以后，是惰性而不是积极性，成了财产公有制社会人的共同特征。几乎没有人一直愿意为了能让无数的人共同享用自己的成果而去努力创造发明和从事劳动，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均富社会”成了“均贫社会”。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或者说自私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在人类的婴儿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对婴儿的仔细观察可以表明，婴儿都是以极端自我为中心的，他会毫无顾忌地想占有任何他认为是有用的东西，其动机完全出自于他自己的需要与愿望。成年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能够克制自己的需要，懂得合作与忍耐的好处。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婴儿的特征仍然会暴露无疑。人的私心是不可磨灭的，人只会首先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点并不会由于改变了财产的所有制而随之改变，也不会因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而改变。
同样，人类学研究表明，人还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的群体活动动物，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远远有别于原始生活方式，但是，人们对自己的亲人、对朋友的关心与热情总是胜过对待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类似于洋葱的结构，一层又一层，由亲至疏。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陌生人，为陌生人作无私奉献。
人还有其它种种常见的弱点：高傲、固执、逞强、虚伪、懒惰、贪婪等等。人性特点具有可塑性，就像橡皮条。橡皮条在外力作用下可以改变自己的形状，但外力撤除后，就会很快恢复原来的形状。与此类似，人在受到外界制约时也会改变自己的本能习性，但当这种制约消失后，人性的弱点很快就会恢复。
人性远非是完美的，人性具有种种弱点和缺点，而政府官员和普通人并无两样。对人类的这些本性，在研究政治问题，构造政府结构，选任政府领导人时，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当然，统治阶级并不希望人民大众认为他们是有这类缺点的。他们总是试图让民众相信，他们大公无私、谦虚好学、知识渊博、英明正确。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众放心地接受他们的统治，使他们的特权能够轻轻松松地维持下去。
如果一个初衷良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之上，过高地估计了经济所有制对人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人对群体的责任心、积极性、同情心，忽视了人性的种种弱点，对这些弱点没有任何预防与制止措施，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不免会偏离原来的设想，最后扭曲、变态，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任何一个政治社会，政府都是一个最庞大的组织，没有任何其它民间社团的实力能与之相对抗，政府具有排他性，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而任何人一经当权，品尝过权力的味道，就不会再自愿放弃权力。因此，一种社会制度和政府一经创立，重新再进行改造往往非常困难，绝非是在短期内由少数人就能做到的事情。
有政府就有政府官员，政府的权力总是要由政府官员来执行。这些官员在人性上和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些人手中却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能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财产公有制条件下，他们成了所有社会财产的实际支配者，直接获得了支配百姓生活的巨大权力，掌握了百姓的生杀大权。然而，这些人也贪图个人生活的方便舒适，当他们发现他们能很方便地用权力换取物质享受后，他们很快就会组成与权力大小相对应的特权阶层，享受各种不同规格的待遇，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统治阶级。
如果权力能明显地给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好处，人们就会处心积虑地去争取官位，并培植自己的势力，试图终身任职，甚至传给后代。如果官僚们拥有绝对的支配百姓行为的权力，在使用权力时又能不受约束，他们就会感到自命不凡而变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或者出于懒惰的本性而固执己见、麻木不仁，在遇到反抗时就会野蛮残酷地镇压，要求百姓对他们绝对服从，甚至强行驱使百姓去为他们及他们的阶级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最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还是会演变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演变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国外有个研究小组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将一批自愿接受试验的青年学生以抽签方式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人充当囚犯，另一组人充当狱警，在一起过一种类似于监狱的生活。然而，两个星期以后，研究人员发现试验已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他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充当狱警的人开始对“囚犯”进行肆意的欺压、咒骂、虐待。而充当囚犯的人则充满了憎恨、绝望，随时准备逃跑。
这个试验对于人性是一个很好的揭露。它表明：当一部分人可以随意处置另一部分人，而对方又没有任何对付办法时，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只要有政府，有拥有权力的官员，也就永远会存在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倾向。尽管人们可以推翻旧政府、旧官僚，由民众中间有能力，了解百姓疾苦的人掌权执政，但这些人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他们的利益仍然会逐渐与平民的利益相脱离，仍然会逐渐变成新的官僚阶级，产生新的压制。这类现象在历史上周而复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每次只是在历史上多增加一个朝代而已。
可以认定，只要人拥有了支配他人的权力，而又不受任何制约时，藐视他人，运用权力驱使他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是当权者皆有的一种倾向，这在研究政治问题时必须深刻牢记。
尽管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世界各地的人种、民族在智商上并没有明显区别，有区别的只是气候、环境、习俗、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人性的弱点上，世界各地的民族也没有区别。因此，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取得的成功尝试和治理经验，完全可以互相吸取采用。
政治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并没有国境的限制，就像任何先进的科学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够普遍适用一样，对于其真正的优越性，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感受到，并最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戴与欢迎，成为全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有些地方保护主义者尚未了解该产品的性能，却已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他们大肆强调本地区的民族习惯不同，宣称该产品不适用于该地区，排斥外界新产品，拒绝百姓接触，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其极少数人的的特权利益。
（二）人的个性差异
人有许多共同属性，但还存在明显的个性差异。人不仅在身高、体重、外貌上各不相同，而且在知识、经验、为人方式上各有不同，人有智愚勤惰之分。如果一种社会理论或制度忽视这一点，并试图使所有的人收入平等，则无疑是惩罚勤劳的人，奖励懒惰的人，抑制有能力的人，纵容无能之辈，扼杀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培养人的惰性与庸俗性。这样的社会貌似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除非直到所有的人都变得同样平庸，同样懒惰，同样无能才会有真正的平等。其结果，整个社会将变得死气沉沉，停滞不前。生产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持生命。可以说，在经济上使人人平等富裕的社会理论，虽出发点良好，但实施后必将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人的能力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先天性的，也有因后天成长环境不同而造成，总之，原因多种多样。
社会要想迅速进步和发展，必须依靠有效的组织管理，这项工作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好，只有少数出类拔萃，能力卓越的人才能胜任。
也许有人认为，精明的人整起人来更可怕，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假如社会允许官员滥用职权，又不会使其受到惩罚，蠢猪和天才同样都会给百姓的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社会要想避免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措施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并随时约束和撤换他们，使其明白，想保住官位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尽最大努力地为民众服务。实践证明，在严格的惩罚与制约手段面前，掌权者滥用职权的倾向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由这个社会最有能力的人来进行组织与管理，不仅是各级政府，企业、社团、科研机构等概不例外。只有让最精明能干，最勤奋，最有创造性的人担任重任，组成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才能保证社会得到迅速发展。
如何才能发现在智慧和才干上最适合担任某一职务的候选人？如何才能将社会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这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有能力的人并不总是不招自来，贤才往往蛰伏在简棚陋室之中，并非是有任用权的大人物都能有机会发现的。
必须相信，人民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有充分的识别判断能力，挑选出最能干的人来为自己提供最好的服务，人民大众是自身利益的最好维护者，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好监护人。因此，选拔领导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由民众自己来进行广泛的、普遍的、直接的选举。
竞选过程可以培养竞选者的荣誉感，公民的信任可以增加当选者的责任心、公正性和工作热情。
同时，报酬应该与贡献相适应。由于这些人给社会所创造的价值与贡献明显大于普通人，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物质奖励。实际上，也只有充分的报酬，才能吸引到有能力的人出来担任公共事务的组织领导工作。当然，报酬必须是公开的，限额的，绝对不能是靠权力可以去秘密捞取的。报酬过低，往往会成为腐败者捞取好处的心理借口。
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人收入平等，并不等于人们的政治权利平等，一些人可能更完全地受制于另一些人，在经济不平等的私有制社会，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人就无法拥有政治平等，政治平等是机会的平等，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实施自己的权力，能取得多少财富，只取决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特权。政治与经济对社会特征的影响可用下表表示：
社会绝对不应该提倡经济上的人人平等，而应该鼓励和保障具有创造力和良好组织管理能力、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以有效的物质奖励，激励广大民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将广大民众个人的创造力转变成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当然，贫富之间不应有过大的差距，特别是由一些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应当鼓励。比如，由于贫困而无法接受适当的教育，竞争的条件与基础不公平等。第一种情况，可以向高收入的人征收高比例的税收，对贫困的人进行补贴，提供免费的基本教育，并资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第二种情况，应由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当产生垄断性经营时，扶持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小者。总之，还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让强者带动弱者提高生活水平，但绝对不能用简单的平均财富的方式。社会要鼓励有能力的人冒尖，又要对财富的过分集中进行适当的调控，对无能的人进行适当的补贴照顾。
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人在人口总数中都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水平，能维持正常而体面的生活。其分布象一个菱形，如右图所示。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可以对法律和政策起决定作用的。选举持什么样政治、经济观点的人主持政坛，完全取决于民众。应当相信，民意是能够兼顾贫富双方的利益的。
《Political Democracy》Human Na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uthor: Zhu ZhengmingCollected by，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Lyu Feng
To study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政治民主》长篇连载（第一期）
作者：祝正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编辑：李聪玲 翻译：戈冰
内容提要
本书共十二章，探讨了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政府与百姓的相互关系，专制政权的特征，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理论和民主政治活动的具体做法，剖析了民主政治所特有的政府结构模式，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和社会发生政府重组的各种途径。相信在百姓对政治问题普遍不甚关心和了解的状况下，对增强百姓的参政议政意识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如何促进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促进政府高效廉洁地为人民服务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探讨。
民主政治的内容
集权统治者认为，社会离不开他们，是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安定和秩序，没有他们就会天下大乱。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不需要有政府，政府不仅向人民征收苛捐重税，还制定大量的惩罚条例来约束民众，没有他们，人民可以更自由幸福地生活。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众本身并不须要政府，只是因为民众有一些共同需要，才须要建立起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来满足民众的这些需要，民众据此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权限仅限于使他们能服务于民众而不能加害于民众，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原理。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人的不信任基础之上的，认为人只要拥有权力，就存在滥用权力的趋势，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使用，不给政府官员留下任何滥用权力的空间，以充分完善的法律制度建设，来保证社会时刻有一批优秀分子在为人民提供服务，同时，还有其他一批同样优秀的社会精英分子时刻在监督与提防着他们，一旦发现这些人中有人不称职或滥用职权、贪污腐化，任何一位都会随时被撤离职位，受到惩罚，从而保证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在被使用时能够满足百姓的苛刻要求。除了周期性的选举以外，绝大多数民众都可以尽管放心地去从事他们的工商业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所需做的只是偶尔看看这些人提供的述职报告，健全的制度建设会使政府自动地像仆人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而周期性的选举，即是防止这些人形成新的阶级的手段，也是显示人民始终是权力的主人的表现，人民可以随时收回交给这些人代为行使的权力，交给新的一批人去行使。
民主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同于历代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形成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格局。它首先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收回到人民手中，然后运用一种科学的机制，建立、控制与监督政府，使民众始终保有这种权力。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增进全民利益为目的的运动，全体国民是其受益者，因此，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参加这项运动，促进民主政治的早日实现。
政府及其作用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可能已经发觉：不论你生在何时，身处何地，都会受到别人的管制，不论你是一贫如洗的平头百姓，或者是腰缠万贯、被人前呼后拥，都同样无法摆脱这种管制。有人总是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必须服从他们，如果你不服从，就会受到他们严厉的对待和残酷的打击。他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法架避，这就是政府和它的雇员。
多少年来，我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现实，认为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象必然就会伴随有山水草木一样，自然就有朝廷或政府，它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法摆脱。
这种概念已经变成我们社会的一种遗产，代代相传，以致于当突然没有皇帝朝廷或政府时，人们便会惊惶失措，坐立不安，赶紧要立一个新皇帝，即便他非常的年幼无知。否则，就认为一定会天下大乱。
政府跟百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在起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要人们向它进贡纳税。任何人，不管是个体摊贩、私营业主还是收入稍高的工薪阶级，任何形式的厂矿、企业、公司等，都要将自己辛苦经营出来的一部分利润或个人收入上缴给他们。这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其次，他们制定出很多的法律、条例，规定人们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做的。如果你不避从他们的规定，与他们对抗，他们就会对你进行罚款，没收你的财产，甚至拘禁你的人身，扼杀你的生命。他们依靠广泛的税收，养活着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和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击溃任何来自民间的反抗。它们中的许多人不从事任何劳动就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无任何特长仍能花天酒地。它们在内部划分势力范围，规定层层等级，享受各类特权。它们有时贪污腐化，恣意妄为，甚至敲诈勒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耸人听闻的事件都与它们有关。
既然如此，干吗还要政府呢？没有它们，人们不是可以生活得更好吗？
回答是：也不行，有很多事情，还必须要由政府来做。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政府来维持社会治安、保障经济合同的履行，需要政府来修筑道路、管理交通、兴办教育、医疗、管理老年人的退休保障，需要政府来监督食品卫生、控制环境污染，建立应急医护消防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即便是很有组织能力、很有威望、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富豪或公司。
显然，社会还是存在着各种公共和社会福利问题，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机构也就是被称为政府的机构来解决和管理的。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没有政府，人们也将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显而易见，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根据民意设立，受民众的控制，为民众利益服务、以满足民众需要为其存在目的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脱离民意，漠视百姓利益，依靠自己的暴力工具强制征收税款、暴力镇压反抗而维持其存在的强权政府。
但是，既然需要设立政府，不管其建立的基础是依靠暴力或依靠民意，都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必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广泛的权力，政府官员大权在握，在政府官员以这种权力社会安定提供某种保障的同时，这种权力也给他们侵犯百姓的利益提供了种种机会。他们可能忠心耿耿地为大众服务，也可能会滥用职权。结果，人民大众得到社会安定的好处的同时，往往也有可能付出过重的经济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人身自由代价。
那么，难道民众非得在享受政府提供的益处的同时，也必须忍受它对民众可能会有的种种伤害吗？
人类有充分的智慧去战胜自然，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人类社会自身的这个问题，却成了人类追求幸福的一大障碍。人类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它吗？这是无数仁人志士思考过、并进行过种种探索和尝试的问题。现在，它再一次摆到我们面前。所幸的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前人进行的大量成功和不成功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选择最佳方案，少走弯路。
实际上，政府及其组织结构也和人类社会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人类完全有能力对它进行设计、改造。探讨理想的政治模式，对各种社会问题及弊端的起因进行研究，以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是人类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事，这也正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像其它自然学科一样，政治学同样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是为人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的。人类有能力对政治模式和政府结构进行不断的实践、总结与改进。
但是现在，当我们还很年幼，尚未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之前，我们就被灌输了某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该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去思考问题，以致于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在这种思想理论中寻找依据，或者打上它的旗号才会感到放心。这就产生了一种悲剧，本来是人们掌握了一种思想理论，结果反而却是这种思想理论控制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成了这种理论的仆人，不是它在为我们服务，而是我们在为它服务。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就像各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在不断发展一样。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进行仔细而公正的研究而不发现其缺点是不可能的。试图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与社会制度当作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不允许触动是荒谬的，停留在某种社会体制而自认为已经达到了顶峰，只能是极端愚蠢的表现。
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愿意主动交出权力，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在专制统治时代，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常常具有危险性。因为这会触及少数大权在握的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可能给探索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正是极少有人敢于或愿意进行这种探索的原因。尽管社会非常需要有人去做这项工作，却很少有人会去做。
但是，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是促进社会福祉的最有效工具，而一个腐败的政治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最可怕敌人。那么，相对任何其它科学而言，政治科学就应该是人们最值得花精力去研究的科学。
地球上曾经存在及目前正在运作的政府中，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需要与社会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同步进行。任何政权也不应该坚持不改自己的制度，尤其不应对探索人类社会各种问题及解决办法的行为进行惩罚，限制富于创造性的探索。正是因为有了思想的自由地探索，科学与技术才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只有让思想自由地探索，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发展到更美好的境界。（下期待续）
祝正明简历
祝正明，男，汉族，浙江江山人，工程师，1962年10月2 日生，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分配在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被评为联合公司先进生产者，1988年调入杭州，从事过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设备调试等技术性工作，并担任车间主要负责人。1998年春被选拔参加省经委举办的全省大中企业管理人员工商管理培训班，为期三个月。
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痛恨专制不平等现象。
89年学运期间，曾在北京天安门发表演说，并向天安门学运领袖递交过十条政治运作建议，“六四”后回杭潜心从事西方历史、政治思想史研究，遍阅各主要图书馆的大部分有关民主的中外文书籍，95年开始，从基本民主观念入手，写成《政治民主》一书，98年1月完稿，联系近十家出版社无人敢接印，4月进行自费印刷，遭查封。
98年6月初，分析了国内社会现状和政治时局，积极筹划建党活动，起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并进行印刷、散发，联络诸位民运朋友于6月25日前往注册，从而掀起了一轮冲击党禁的全国民运浪潮。1月10日，遭抄家，被抄走电脑、打印机、数字收音机、数千页文稿、通讯录、大量《公开宣言》和《章程（草案）》等三十一种物品，被关押十六天，监视居住五十天。于11月8日经选举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负责人，全国筹委会筹委。
祝正明于99年初被捕，同年年底因中国民主党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Political Democracy (Serialized Novel)
Abstract: Democratic politics asserts that power originates from the people, imposes strict constraints on government, emplo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