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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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沉默与制度暴行

作者:毛一炜 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柴静在节目《柴静专访赖恩典》中记录了170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在生死线上拼命杀敌的人,在和平年代却被中共制度迫害、迫于沉默。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制度对历史与社会控制的明证。 抗战老兵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看着战友倒下、血肉横飞。战争结束后,本应得到尊重的他们,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政治运动的靶子:有人被贴上“反动”“叛逆”的标签,家人被牵连;有人被迫参加批斗会,当众检讨“历史罪行”,忍受辱骂与身体折磨;还有老兵被关押、殴打,精神濒临崩溃。曾在生死线上奋不顾身的人,在和平年代被制度羞辱,过去的牺牲与痛苦被彻底否定。 这种沉默不是偶然,而是中共制度的本质体现。中共长期将历史作为统治工具,通过宣传、洗脑和封锁真相维持权力。敢于讲述战争残酷的人,会被威胁、打压或标记为“敏感”。赖恩典记录的故事,仅是冰山一角;在官方叙述中,老兵经历几乎完全消失。制度剥夺了他们表达的权利,使沉默成为生存的唯一选择,也让社会对真实历史失去认知。 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不仅是肉体折磨,更是精神与尊严的摧残。老兵被迫公开检讨自己,揭发同袍,家园被抄,亲人被连累。战争中拼下的生命力,在和平年代被政治运动消耗殆尽。他们的经历被视作“敏感”,不被允许记录,声音被彻底封杀。制度冷酷地将牺牲和痛苦转化为政治工具,让恐惧成为社会常态,让历史被粉饰、记忆被操控。 赖恩典的镜头揭示沉默背后的真相,也暴露中共制度对历史的操控。掩盖历史不仅伤害个体,更控制社会,让真相被扭曲。那些用生命经历战争的人,本应被记录、被尊重,却被迫消失在制度制造的沉默中。老兵的控诉,是中共暴行的证据,也是对权力的直接挑战。每一段血泪都应被记录,每一个被迫沉默的人都应被铭记。 沉默必须被打破,制度的掩盖必须曝光。中共无法抹去真相,历史不会因恐惧而消失。每一个抗战老兵的故事,都是对制度暴行的控诉,也是对人性践踏的见证。权力掩盖的阴影终将被光照透,沉默也必将被打破。对制度的控诉不仅是为老兵发声,更是为整个社会争取认知、真相与未来。 The silence of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atrocities Abstract: Chai Jing recorded the oral history of 170 veteran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第一期 夏业良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与出路(上)

https://youtu.be/27Kht4QI0xY?si=E_32BB_a642vYXnp

第二期 夏业良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与出路(下)

https://youtu.be/i9Na84UMflo?si=zd7hbErS9VZGA3_2

疫情三部曲(二)——人声鼎沸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人群里并无喉舌,只有被迫的气息;可气息一齐吐出,便比锣鼓更整齐。” 我常想,人群的声音从哪里来?从喉头?从胸腔?都不是。真正的声音,常从禁声处长出来——像石缝里的草,越压越硬,越割越锋利。 那三年里,城在罩子底下,人人学会用“安静”表态。安静久了,嗓子像收了一张欠条,欠条上没有数字,只有一个“随时”。于是人说话之前,先掂量“随时”,说到一半,便打住:小心。但有一种声音不掂量,它从缝里钻出,借谁的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空气里第一次听见了“人”的回声,而不是告示、通报、喇叭、口号。 起初,声音很小,像针落在棉上。有人在窗口和猫说话,有人在电梯里和镜子说话,有人在核酸队伍里和鞋带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发现鞋带是聋子,猫是哑巴,镜子只会复述。那晚之后,声音才找到同伴:一张举起来的白纸,响过任何字。 许多人以为人群的声音一定嘈杂,其实不然。那晚,我走在“中路”,人很多,声却不乱。有人低声唱旧歌,不唱到高音;有人念被删掉的句子,不念到句号;有人举起无字的牌子,让风替他读。最吵的其实是路灯和摄像头,它们嗡嗡作响,好像蜂巢被惊动了。蜂巢怕烟,人群怕什么呢?怕的不是警棍,也不是冬夜——怕的是第二天的解释把这一夜解释没了。 解释是一门雄壮的学问,擅长把“看见”改写为“误会”,把“参与”改写为“围观”。它像一辆勤劳的清运车,天不亮就出来,把街上的脚印一并铲走,扫把收尾,水车一浇,天地清白。可是我知道,铲不掉的那一层在鞋底,水冲不掉;更有一层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去。 我在路口看见两个青年,一男一女,像刚下晚自习。他们没有喊,只站在军队的面前。男的手抖,女的眼稳。一个年纪较长的男人路过,皱眉:“别闹。”女孩子点点头:“我们不是闹,我们只是想把声音拿出来晒晒。”男人叹口气,走远。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反对声音,他是怕声音受潮——受潮的声音会发霉,霉里长出麻烦。 不久,果然下雨。雨是公告做的,细、密、勤。它滴在词上,滴在传言上,也滴在真相上。人们把纸收起,放进书里,书又放进抽屉。抽屉一关,里面响了一声很轻的“哑”。从此,许多人改学“点头”,点头不湿,点头也不响。唯有我偶尔把抽屉拉开一指宽,让一条缝透气。缝里有旧夜的气味——冷、醒、干净。 人群的声音不是谁的私产,这点叫管理的人很苦恼。他们爱按片区分配:此片唱赞歌,彼片讲故事;这一段齐步走,那一段齐步站。可声音像水,遇到缝就流,遇到墙就绕,遇到堵死的地方,便往土里渗。渗久了,地皮会湿;地皮一湿,草就要出来。于是有人忙着铺石板,把草根一并压住,再竖一块牌子:此处不宜生长。牌子立得多了,城里绿地反而多起来——全是牌子做的绿。 有一天,广场上出现几叠小小的音符,是谁匆匆写下,没来得及用。它们像迷路的蚂蚁,一会儿排成字,一会儿散成沙。我蹲下看,认出几个旧时的词:发问、讨论、辩驳、批评。它们在风里打颤,像一桌冷掉的饭。我伸手想把它们捧起来,忽然一阵“噤声”的风吹过,音符四散,落在每个人的袖口里。袖口立即严实起来,像给心口加了一道围巾。 人群的声音还有一种,叫“沉默中的同意”。这同意不是投票,是交换:你不说,我也不说;你不看,我也不看;大家都不知道,便等于没发生。久而久之,不说话的人越来越多,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少到什么地步呢?少到连“沉默的人”也要找个沉默的人作证,证明他一直沉默。于是出现一种新职业:沉默鉴定师。他站在你旁边,看你三秒钟,便盖章:沉默合格。盖多了章,他的手生起老茧,茧里也有声音——是硬度太高时发出的摩擦。 我问一位朋友:“你那天去了么?”他说:“我在网上围观了。”我又问:“看见什么?”他说:“看见很多人被看见。” 我想了想,这句倒也公道。被看见是人群的第一课,第二课是互相看见,第三课才轮到“听见”。那晚,我们学到第二课;至于第三课,老师尚未到场——或者已经到场,只是不发声。 后来,城恢复“秩序”。秩序是一张整洁的桌布,盖住桌面上潦草的划痕。人群散去,石榴花谢,路灯继续亮。人们相互点头,像从同一部手册里学出来的礼貌:不提问,不追忆,不泼冷水。只是每当夜深,风从街角拐进来,总会碰掉一两句压低了的词,它们滚在路沿边,叮叮当当,像迷你钟。钟不大,却提醒得很准:那晚并非梦。 至于那一夜之后的“人群之声”,有人在档案上给它另取了名字,名字很长,读完要喝水。我懒得背,依旧称之为“声”。声在,不必多说。声若不在,多说也无用。写到这里,我忽然自笑:一篇讲“人群之声”的文字,竟大半时光在讲沉默。可这并不矛盾——真正的声,往往从沉默里出;真正的沉默,也常被声照了一下脸。 我把稿纸翻过来,背页空白。空白上风正好。 我用指腹轻轻一抹,像摸一个孩子的头,摸到了微小的涌动:那不是话,那是气。气在,便有声;声在,便有人。而我不会收笔。 The Pandemic Trilogy (II) — The Clamor of Voices Abstract:There is a kind of sound in crowds called “consent in silence.” This...

疫情三部曲(一)——纸上无字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写字要胆子,擦字要钉子;故而最响的,常是那张什么也不写的纸。” 我向来不信天灾能连续三年。天灾不过一口气,人祸才是长命烟。三年前,城门忽然合拢,门缝里吐出几张告示,字迹大得像春联:为了大家好。大家于是各自回家,把门反锁,把窗钉死,把嘴巴也用胶纸贴上。街心的石榴树照开,开得像无声的火,可那火只用来照花名册——谁出门谁回家,几时出、几时回,门口摄像头一睁一合,像庙里的钟。庙钟不问人,只问规矩。 规矩日日更新,比天气还勤快。昨日可以下楼做核酸,今日不行;昨日核酸阴的可以上班,今日也不行;昨日“静默”,今日“再静默”。我见过邻居家乳名“壮壮”的孩子隔着铁栏杆冲我笑,牙缝里卡着面包屑。第二天他不笑了,栏杆那头多了一块红纸,上写:封。第三天,壮壮与红纸一起不见了。我本想问问,可问话需要出门,出门需要通行证,通行证需要理由,而我没有“必要的理由”。于是我把嘴角的面包屑抠掉,仍然沉默。沉默也是一种通行证,还是万能的。 我在窗里数日光,光像一枝没气的铅笔,时粗时细。偶有刺耳的喇叭车驶过,喇叭喊话,声音一半像劝、一半像审:“不要聚集,不要传播,不要思考——哦,不,是不要信谣。”我便想起古书里说的“绝学无忧”,此处稍作改良:绝言无忧。无忧久了,连梦也变得安静,梦里人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点头算是最大的风流。 直到有一夜,风忽然换了方向。西北城传来火光,火光里有人喊娘,喊得嗓子像被门扣住。第二天城里贴出讣告,字仍旧很大,意却很小:一切正常。可街心的石榴花却在风里乱跳,像谁掌心攥紧又张开——张开的,是一张白纸。白纸没有字,偏生最吵。它越空,人的心里越满;它越轻,人的脚步越重。于是许多人走到路灯底下,举起那一张空白,像举起一口无名的碑。碑不写字,写字就要被涂黑;碑不雕像,雕像就要被推倒。人们便举空白,空白里有他们不敢写、也来不及写的全世界。 我也去了。不是去写,而是去看。乌鲁木齐、长安、广场、河边,每一座城都有一条街叫“中路”,因为它们都在我们心里正当中。年轻人站在那儿,像新磨的刀——不是要砍谁,只是想照照自己到底长成了什么样。他们唱歌,有人把歌词吞回肚里,只把曲调扔给夜风;他们说话,有人把名字藏在口罩里,只把眼睛亮给摄像头。我看见一位姑娘举纸的手在抖,纸也抖,纸上的无字便像千百个小黑字在跳。旁边有个小伙子笑,她问笑什么,他说:“我第一次拿起纸,发现比拿起任何东西都沉重。” 我知道,这一夜之后,白纸会被没收——不是从手里收,而是从记忆里收。收走以前,总得先装裱。于是城里忽然勤快,忙着给每张纸加框、给每双眼睛加帽。帽子上有字:聚集,煽动,扰乱,寻衅。字多了,纸就轻了,手也空了。它们要把一夜的火,改写成一阵风,风吹过,叶落尽,树还在。树在,是为了明年再开石榴花,好让人误以为这一切周而复始,天下太平。 不过,还有人不太识相。他带了台不大不小的机子,站在路灯和白纸之间,用镜头把夜色一寸寸折叠,叠成一部我要叫它“人眼的备忘录”的东西。他不喊口号,也不挑灯火,只让街上的脚步自己响,让纸边的沉吟自己长。他只是把“看见”这件事,照相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姓陈,名字像雨后的玻璃:品霖。玻璃最怕被敲,可也最爱反光。他把那夜的风映在玻璃上,玻璃便有了温度。可温度一高,玻璃就容易碎。果然,没多久,有人来敲门;门开了,他的机子被装进袋子里,他的人被装进另一只袋子——袋子叫“手续”。手续走得很快,说辞走得更快:上传、传播、寻衅、滋事。四个词像四颗钉,把一个拍过“空白”的人钉在文件上。文件夹厚得像城墙,城墙外头,石榴花照旧开。 有人问我:你看这些年,总算是“解封”了不是?我笑笑。解封像拆创口贴,贴久了,皮都跟着走。门上的白条撕了,心上的那一道还粘着。那道看不见的封条更牢,它把许多夜晚封在我们喉咙里,遇到风就勒一下,提醒你:别抬头,别出声,别做梦。若一定要做,做个省油的梦——梦见排队,梦见核酸,梦见“为你们好”。梦醒了,手机里还会跳出提醒:今日新增零、社会面零、舆情零。零真是好字,圆滑,没有棱角,塞进任何缝里都不硌人。只是被零包围久了,人也就学会了把自己削成一个零,恰好镶进缝隙,彼此安之若素。 我偶尔也去街上走。街上新换的路灯又白又冷,照得人影像没栽稳的树。有人把那一夜剪成了短视频,发上去,像把纸鸢放进天井。天井很高,风也很高,可除了四面墙,再没有云。纸鸢绕了一圈,线被人轻轻一扯,稳稳落回地面,落在“违规”的标签上。贴标签的手很熟练,像老裁缝缀扣子,找准洞眼,一戳、一拉,一颗扣子就端端正正系在你胸口。你若觉得勒得慌,它会说:“这是为了体面。” 体面原来也分配。分配像口罩,一人一只,罩住不同的脸,露出同样的沉默。有时我看见公交站里的告示牌,镜面反光,反出来的不是广告,而是几年前空荡荡的车站——那时候车并不空,是城在空。空城的风喜欢说话,可风后来也学会了避嫌;它绕开人群,去吹没有备案的草。 我也想过写点什么。写字是一种坏习惯,像咳嗽,会传染。有朋友劝我别写,写了也别发,发了也别贴真名。我说好。于是我改了个名字,像给尸体化妆。化完妆的尸体看着舒服,大家都敢靠近。只是我写着写着,笔尖沾上一点冷汗——那是纸渗出来的。纸是白的,汗也是白的,干了就不见。我把汗吹干,继续写。写到后来,忽然觉得这文章最好什么也别写,空着。空着的文章像那张纸,既省事,又省命。我便在页眉打一行字:此处无字。页脚也打一行:此处更无字。如此一来,上不言,下不语,中间的沉默就像一枚硬币,两面都是真。 陈君的纪录片里有很多人,举纸的,不举的;唱歌的,闭眼的;走过的,停下的。我也混在里头,像一滴水混进水里。后来他被带走,我才猛然觉得嗓子有点沙,像吞进一粒玻璃渣。医生说多喝水。我确实渴,可水越喝越干,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人说时间能磨平一切,我看未必。时间只是把凸起磨成不痛的形状,叫你忘了它还卡在肉里。等你翻身的时候,它又硌了一下,你便知道,三年的封门没有真的过去,白纸也没有真的过去,甚至连那台机子里微微发热的芯片,都没有过去。它们化在空气里,像看不见的粉尘,时不时被呼吸带出来,又被我们自己咽回去。 有人要我给这几年下个名字。我不敢。起名是种权力,权力是种病,它爱把复杂的痛,简化成方便的药名。我只好照旧,用一张纸,白纸。纸不说话,可它在风里翻动,就像一只手从水底探上来,摸到谁算谁。摸到我时,我把它按回去,笑道:别闹。按下去的那一刻,我听见远处像有人在敲门。敲了三下,又三下。门没有开,心先开了一条缝。缝里有一点光,像石榴花刚要绽。花开得慢,慢到足以让人误会它根本没开过。可我知道——它开过。开过一次,就够我一辈子记。 到这里,本可收笔。可我又想起那些喜欢“为我们好”的人,他们最怕的不是谣言,是记性。记性像草,禁了还长。于是我决定把记性放进一个无字的匣子里,贴上标签:无害。倘若有朝一日,有人问起:那一夜,你们见了什么?我便把匣子递过去,叫他自己照一照,匣子里有他,也有纸,也有镜头。镜头的玻璃反射出一张脸,脸上既没有口号,也没有笑,只有一对眼睛——不是怒,是醒。 醒来的人不一定说话。醒只做两件事:把窗打开,和把灯关小。窗打开,风就进来;灯关小,影子就不那么吓人。至于别的,我不敢想,也不敢教。教人是危险的行当,尤其在一个连风都要备案的地方。便这样吧。我写到这里,停笔,像医生把刀从伤口里慢慢抽出来,刀是冷的,血是热的,二者互相谁也不服。等它们自己去交涉,我只把纱布按住,再叮嘱几句:别跑跳,别哭闹,别去看热闹。因为看热闹的人,迟早也会变成热闹里被看的人。 纸上无字,字在纸外。 你若要看,抬头;你若不看,低头。 抬头有风,低头有土。 二者之间,刚好够一张纸通过。 Epidemic Trilogy (I) -- No words on paper Abstract: Urumqi, Chang'an, Square, Riverside, every city has a street called "Zhonglu", bec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