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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在野党杂志第十七期–电子版

《在野党》总第十七期.PDF下载

永远的自由人——纪念彭陈亮牺牲一周年 (Farias,1994–2024)

作者:何愚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导语:时隔近一年,当我重看Freeman为俄乌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所做的悼念视频,仍被他不畏牺牲的遗言深深震撼。11月4日夜,我收到朱老转来的视频链接并嘱托(https://youtu.be/bq0lrW25l30?si=wTZzrvR0wijT6QDg):“今天是彭陈亮在乌克兰牺牲一周年,请整理成文,刊登在第17期。” 我这才恍然记起——他已离去整整一年。承此重任,诚惶诚恐,深思再三,我决定尽量还原Freeman的口述,用文字为彭陈亮立一座可被反复阅读的纪念碑。他们是战友,也是至交;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现将Freeman的口述与回忆整理如下。 一、遗言与心愿 “我是国际志愿军战士。如果哪一天我有不测,请把我的照片和我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放在曾圣光(第一个 阵亡的台湾志愿兵)的旁边。不回大陆,愿永远以这面旗覆盖我的身躯。青天白日满地红,或乌克兰国旗也可以。我们为自由而战、为民主而战。如果哪天台湾发生战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支援台湾。跟共产党干到底。” 二、他与我们的故事 我与Farias相识于2024年4月。那天凌晨,我乘大巴抵达利沃夫,他车站等未见我抵达,因宵禁先回到住处。我下车后辗转他的住所,他就在门口过道迎我。那一晚我们拥抱、长谈至两三点。我知道他话多,他也对我无话不谈。 此后我们几乎每天联系。训练分配上,我进入乌军一支机械化单位,他去了以轻步兵为主的国际军团。9月29日,我们最后一次共同休假,归队后依然常互通电话,有时一聊一两个小时,彼此的朋友、喜欢的姑娘、军中的烦恼,无所不谈;我们一起做频道节目(四期),一起被网暴、被禁言;一起给支持者写明信片,看八九、李老师、曹兴诚的节目时一起大笑或吐槽,连遗嘱都互相托付。 三、觉醒的路:从“小粉红”到“自由人” Farias大陆教育式洗脑,早年也曾是“小粉红”,甚至批评过蔡英文总统“两岸互不隶属”的表述。进入社会体会到民间疾苦与不自由后,他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并为早年的言行致歉努力以行动践行信念。 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后,他抨击官方对死亡数字的掩盖; 多个中华民国双十节,他在向友人间展示青天白日满地红; 去福建“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标语下拍照并发声:“去你的一国两制”; 白纸运动中,他在朋友圈举白纸; 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他怒斥普京为战犯。 因此,他多次被社媒禁言、被公安请“喝茶”,甚至被关押至派出所。但他并未停止战斗,还常告诫我:即使我们两人中有人阵亡,另一个也要 Keep Fighting,直到极权不再威胁我们。 他在身份认同上拒绝陷于民族主义:平日不愿自称“中国人”,自称“精神美国人”或“西台湾人”,强调自己是一个为自由民主而战、良知仍在的人”。正式场合需填写籍贯,他也如实写“中国”。他痛恶“民族复兴”式口号,笑言“都已身在海外,却执念要“堂堂正正做中国人”,就像逃离地球还惦记堂堂正正做地球人一样可笑!。 俄中阵营有谣言——他是雇佣兵。实际上他参军后自购装备的开销往往大于薪资;若是“真雇佣”,我们还巴不得拿到该有的“雇佣兵薪水”。事实上,我们所得勉强够买一个瞄准镜或热像仪。 四、险途与背运:被骗、被关、仍不回头 去乌克兰参军,他历经签证与手续的层层阻碍,甚至被骗子反复敲诈。曾被一个化名“李勇”(真名或为“曹子靖”)之人骗取至少三千美元。(该人不断编造理由索要钱财从未提供实质性帮助),即便被以“寻衅滋事罪”关押七个月,他仍一步步走向战场与前线。 五、精神上的美国人,心归利沃夫 2015年,他在美国海外领地塞班岛接受美式军事训练,自此深爱美国与美军,常穿带星条旗的服饰。若有人问起,他会说:“我是精神上的美国人,我为美国国旗所代表的价值而战。”许多美国队友与教官也因此欣赏他。 在乌克兰,为践行信仰,他常佩戴美旗,但介于俄间谍,猎杀及某些俄语区民众的,亲俄反美情绪。安全起见,我劝他保持低调,他坚持说道:“我们是Freedom Fighter,不能因敌人的压力而隐藏自己,否则与在中国的处境有何区别!?” 谈起“Homesick”,他想念的是利沃夫。既因城市古典的气息,更因所爱之人——他的女友是利沃夫人,那里的家人也喜欢他。我们一起走过利沃夫的大街小巷,还拍过一期视频;在市中心唯一的军人公墓,他对我说:“若不幸阵亡,愿葬于此。” 六、自愿出击与未竟的转队 他最后一次执行的是自愿任务。按道理他已处于面试通过,待转入步兵小队的过渡期,完全可以不出任务。但他说:“俄军正疯狂进攻,若他不去就会是别人去”。而在那样的时刻,即便待在安全地方,一觉醒来也可能被包围,危险也不小。俄军极限施压导致出现的失误、沟通不畅与士气低落,也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但归根到底,还是他的责任心使然。 他本可留在无人机单位当飞手(因其持有工程学本科、做过健身教练与无人机教官),但他心心念念要做一名合格的步兵,与敬佩的三位台湾志愿军并肩作战。他顺利通过面试,却未等到手续完成。 我们也曾劝他转入“战争科技升级”的支援项目——以他的特长,或许能对整体作战效能提升作出更大贡献。他坚持要先积累更多一线经验,再去做那件事。他认为这样更有说服力。我理解他,只是如今,有乌克兰朋友反复追问:我们当时是否应该 Try Harder,再多拉他一步? 七、噩耗与承诺 2024年11月初,顿巴斯前线。11月4日下午2:30,我从他同壕的队友口中得知他阵亡,随后又多方确认,至今仍恍如在昨日。他生前交代我:一旦牺牲,请我妥善处理他身后信息,确保以正确的方式被传播,不受俄中的歪曲与污蔑。 他曾托付我说:若他阵亡,用青天白日满地红覆盖他的身体(他也认同在身上覆盖乌克兰国旗),不要把他送回大陆;他愿意葬在乌克兰——这片他深爱的、为之献身的自由之地。为买两面台湾国旗,他曾托两位台湾朋友协助、也因此欠我几十美元——我很高兴他“欠着我”,从未想过要他还。 那几天,我的手机上全是泪水。英国女兵Tanya问我:“Why Farias? He is such a nice guy.”我一时无言。我们曾说好:不管发生什么,都要Keep Fighting Till the End. 现在,他不在了——我仍会遵他的遗愿,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八、记述与辨伪 俄方曾故意把他“说成台湾人”,意在泼脏水与误导。事实上,他出生于中国云南、持中国护照,是我们已知的唯一一名中国籍在乌服役的自愿军。二次面试时,指挥官与军官对他连问三十分钟。因为他们从未见过中国籍志愿者。他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雇佣兵”。他是自由人。 他在三十岁刚过不久就离开。他是我的战友、朋友、挚爱、自由的人。他以英雄的方式活着,也以英雄的方式离去。若“英雄”意味着“为他人作出极其勇敢的行动”,那么他当之无愧。我们成立“民主卫队”的初心,是保卫我们所热爱的自由民主——特别是前沿阵地的乌克兰与台湾。如今没有了你,我常感力有不逮。但我会遵你所愿:Keep...

中国新的文字狱时代

作者:张宇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毁掉一个民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篡改他们的语言。”——乔治·奥威尔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呼吸。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不是它的楼房有多高,不是它的高铁建得有多长,也不是工厂的机器转得有多快,唯一的标准是它的人民能否自由地说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许多词语正在被悄悄“消失”。“离婚”成了不祥的话题,“自杀”成了禁忌的词汇,“维权”“抗议”“真相”这些原本属于公民日常表达的词语,却被网络算法和系统判了“无声”的死刑。 文字狱是封建帝王专制的利器,是古代中国专制统治者对文人的一种政治迫害。它的历史几乎与帝制本身一样长,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尤为严酷。一个读书人写了“天地会”三个字,被判谋反;一首诗中用了“明月”二字,被解释为怀念前朝,当立斩;一句“白云苍狗”,也可能被扣上“影射圣上”的罪名,轻则流放,重则斩首。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但今天,当我们打开电脑或手机,看到“此内容无法显示”,内容“涉嫌敏感”时,看到一个个词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难道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字狱吗?现代中国因言获罪的例子还少吗? 不同的是,古代的人知道自己被禁言;而今天,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更加恐怖之处:当沉默变成了习惯,不公就会显得理所当然。 当一个国家连字句都要审查,它不只是怕言语——它害怕的是人民思考。如果人民学会说出真相,谎言就再也无法稳固!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11月1日在洛杉矶星光大道举行的集会活动) 2019年,中共在举行大型阅兵式庆祝建国70周年之际,抓了很多所谓的“辱国人士”。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网上说了几句官方不喜欢的话就被抓走。其中一个案例让我觉得最为荒谬,一位四川网民说:“阅兵有什么好看的”,一位山东网民说:“祖国没有养你,是你妈养的你。”结果二人双双被拘留。 45岁的黄根宝是徐州市一家国企的高级工程师,2019年6月1日,他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罪名是在Twitter等平台上侮辱国家领导人、损害国家形象。服刑期间,他与20多人一起住一个牢房,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包括上厕所。他和妻子都失去了工作,现在他靠送外卖养家糊口。 2020年4月,北京三名90后疑因备份新冠疫情期间被删除的文章失踪,陈玫和蔡伟随后以“寻衅滋事罪”被正式逮捕。 也许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那些因发表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言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人。位居榜首的一定是李文亮医生,2020年1月1日,他和其他七人因试图向亲朋好友发出新冠病毒的警告而受到训诫。2020年2月6日,李文亮死于新冠病毒,人们现在把他当作新冠疫情爆发的吹哨人来纪念。但因新冠病毒言论受到行政处罚的还有其他587人。 还有一些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知名人物,比如地产大亨任志强,他曾暗示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最后他被重判18年;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他接连发表批评当局文章被革职;出版界“侠女”耿潇男,她声援多位良心犯被起诉“非法经营罪”;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她抨击共产党是“政治僵尸”被开除党籍;记者张展,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 …… (图片为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意为:中国那些起来吹哨的人,他们要背负非常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监狱、可能是失踪。) 当前中共政权将“惟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谁反对共产党、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谁就是反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司法的量刑手段,对维护人权、倡导民主、争取自由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予最为严厉的镇压、抓捕以及迫害。 直到已将社会主义法治确定为宪法原则的今天,这种镇压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文字狱在国民的唾弃中愈演愈烈,并把它改头换面,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中共将其纳入司法执法的范围,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一罪名绝对是与宪法原则及其精神背道而驰,它与上述强加在国民身上的所谓“反革命罪”同工异曲,其功能便是以法律的名义镇压和迫害敢于对中共独裁提出批评的民主人士。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现代法治精神和宪法原则的一个悖论。其唯一的表现就是“霸王硬上弓”的强权镇压和凶残的政治迫害。它无非是一条镇压言论自由和迫害思想自由的独裁暴政的锁链,这条蔑视宪法,打压自由民主的锁链终究会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建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政治洪流中被彻底打碎。 中共压制语言的力量,绝不会一直成功,每当真相被遮蔽,人们就会用新的方式去表达它。 语言被删,人们就创造新的词汇; 话题被封,人们就换一种语气去问。 这是人类思考的本能,也是意识的反抗。 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再高的墙,也挡不住思想的流动。中共试图控制语言时,它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恐惧——害怕被质疑,害怕被揭穿,害怕被记住。 历史告诉我们: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只要对国民实施专制独裁的极端统治,这个国家政权都会在国民的声讨中轰然垮塌。 China’s New Era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Author: Zhang Yu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极权制度下“小事”变“大祸”的逻辑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在极权制度中反复上演的悖论现象:一件“小事”总被放任,直至演变为席卷区域性甚至全国的“大事件”,而当危机彻底失控,政权又总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以雷霆之势平息一切。这看似矛盾的循环,并非偶然,而是极权治理逻辑的必然产物。它既暴露了权力的傲慢,也折射出权力的脆弱;既是日常治理的失效,更是危机应对的表演。 一、小事被掩盖——信息垄断与纠错失灵 极权制度的核心,是对信息、资源和权力的绝对垄断。在这种结构中,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视为对整体叙事的威胁,因此从一开始就被系统性掩盖。 信息流动被层层截留。基层官员深知,上报负面消息意味着政治风险。于是,瞒报、淡化、归类为“个案”成为常态。一件普通的民生诉求,在乡镇被视为“无理取闹”,在县里被归为“局部问题”,到省市层面则消失在“总体稳定”的报告中。中央决策者看到的,永远是经过“优化”的现实。 权力结构拒绝纠错。极权制度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基层不敢、也不能在问题萌芽时主动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上级指示不得擅动”——这种垂直依赖,让“小事”失去了被及时处理的可能。结果是小病不医,终成大患。 二、大祸爆发——压力积累与减压阀缺失 当小事被长期积压,社会矛盾就像地下岩浆,持续升温。极权制度看似坚不可摧,实则缺乏弹性。它没有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多元的监督作为“减压阀”,压力只能以更剧烈的方式爆发。一方面,社会信任持续瓦解。民众反复经历“投诉无门、维权无果、真相被掩盖”的过程,逐渐形成集体记忆:小事无人理,大事必引爆。一旦某个偶然事件触碰神经——无论是一起交通事故、一次执法冲突,还是一段网络视频——积怨便瞬间被点燃,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技术加速了事态失控。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远超管控能力。一段视频、一个帖子,可在数小时内冲破所有封锁。技术与民意的双重合力,往往让“小事”在转瞬之间升级为“大祸”。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非常态应对与治理表演 危机全面爆发后,极权制度祭出“杀手锏”——集中力量办大事。军队、警察、宣传、财政等资源被迅速整合,以摧枯拉朽之势平息风波。这种模式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摆平”局面:封路、抓捕、删帖……动作迅猛,规模宏大,外界往往为之震惊。但这并非治理能力的体现,而是危机应对的“非常态”。它依赖不受约束的权力,可跨部门、跨地区、无视程序调集资源;不受监督的决策,不计成本、不问效率;不受问责的后果,前期失误无人负责,深层问题并未解决。 四、恶性循环的根源——反馈机制的结构性缺失 为什么极权制度总陷入“小事→大祸→集中力量”的循环?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正常的治理反馈机制。在民主社会,小事通过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推动政策调整;官员受监督,必须承担责任。在极权制度,小事被瞒报、积压,直至突发危机才启动应急;官员只对上负责,无需面对民众。于是,放任→失控→强力压制成为唯一路径。 极权制度看似强大,却在“小事”面前暴露了致命的脆弱。它掩盖小事,是为了维护面子;它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为了挽回局面。但每一次循环,都在透支公信力、积累新隐患。真正的治理,不是在危机中“力挽狂澜”,而是在日常里“防微杜渐”;真正的强大,不是能“办成大事”,而是能让“小事”不再酿成大祸。一个不敢正视小问题的政权,终将被大问题拖垮;一个只会“集中力量”的制度,终会发现,再大的力量,也填不满信任的裂缝。 Why “Small Incidents” Become “Great Disasters” Under Totalitarian Rule Abstract: In totalitarian systems,...

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

作者: 周小星编辑:胡景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当今世界,很多人对“中国”的误解如此之深,他们把对中共的批评误解为是对中国的批评,并把这种批评延伸到整个中华民族,把中共极权的傲慢等同于中国人的面孔。其实,这种混淆视听正是中共最擅长的政治伎俩。要让世界重新理解中国,第一步便是分清: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 这几年我经常听到一句话:“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每次听见,我都心里一紧。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中共的暴行,是极权的傲慢,是战狼式的咆哮,可那一刻,中国人却成了替罪羊。于是我常常想:到底要多少年,我们才能让世界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 中共喜欢把自己和中国绑在一起。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攻击共产党就是辱华”,它通过语言混淆偷换了概念,把一个政权的存亡,变成一个民族的生死。可是真实的中国远比共产党悠久。早在马克思出生前两千年,中国就已经有了《诗经》,有了孔孟,有了丝绸之路。那是文明的中国,不是党国。中共只是一段历史的意外,一个民族的噩梦,它不是中国的全部,更不能代表中国。 许多外国人混淆中共与中国,这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它把14亿中国人推到自己的前面,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十四亿人”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护身符。它声称代表中国人民,却从不允许中国人民代表自己。那些敢于发声的人,要么被消失、要么被审判、要么被迫流亡。它用“中国”的名义压制“中国人”;用“国家”的名义对抗“个人”;用“人民”这个政治术语来代替“公民”;用“爱国”的名义要求人们沉默。这种故意混淆和政治绑架,是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精致暴力。 中国不属于共产党,中国人也不是共产党的奴隶。看看那些被囚禁的律师、被驱逐的记者、被拆毁的教堂,还有那被禁声的网络,你就知道,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承受怎样的艰辛和苦难。他们才是这个民族的良心,代表着被压制的中国。反对中共不是仇视中国人,恰恰相反,那才是对中国人的尊重。只有反对中共,这个民族才有未来,才有希望。 “CCP ≠ China ≠ Chinese”。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是一场思想的复原。它让我们从语言里夺回真相,也让世界学会分辨一个政权与一个民族的区别。苏联共产党不是苏联,不能代表俄罗斯;纳粹也不是德国,不能代表德意志。同样,中共不是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不在天安门城楼上,更不在于那面巨大的党旗,它在人民的心里,在那些仍相信自由与公义的人心里。 我始终相信,五千年的文明社会不会被一个政党改写。终有一天中共会像苏共一样被历史抛弃,但中国会留下来,中国人也会留下来。到那时,世界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这句话不仅是事实的澄清,更是尊严的重建。 The CCP Is Not China, and I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Chinese People Author: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