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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复刊词–火种不灭,精神长存

曾有人问:“你们还在坚持什么?” 我说,我们坚持的不是幻想中的明天,而是为那些被迫沉默的人,保留一个可以继续说话的出口。赉志而殁的先烈在看着我们,当年的先驱依然是我们的荣誉编辑。 这本杂志,叫《在野党》。 她诞生于铁锁重压之下,在中国民主党草创之初,在浙江的民居里,在地下印刷机旁,在那些没有头条却被审讯的夜里。她的前十一期,是一个时代最微弱却最倔强的声音;是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冒险的尝试;是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承载。 她的创刊者毛庆祥先生,因坚持信仰长期入狱;继任编辑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他们一个个相继被捕甚至被迫害致死。到第十一期后,《在野党》被迫停刊,那些拿笔的人,被换上了囚服,那些原稿,被国保特务抄家没收。 这不是结束,只是沉默。 不是失败,只是等待。 二十七年后,在洛杉矶,在这个可以说真话的地方,在中国民主党旗帜依然高举的所在,《在野党》第十二期回来了。《在野党》是一块我们共同耕耘,留待我们共同收获的土地。 她不仅仅是一份复刊的中国民主党党刊,她是一种薪火相传,一种精神宣示,是一次记忆的归来,是从牢房、流亡、恐惧中走出的字句,是写给故人、同道和尚在黑夜中的故国。回望艰难征程,记录民主步伐,探讨前进道路,共建未来中国。 我们不敢奢望它能唤醒多少人,也不指望它能改变什么结构。我们只是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崩塌之前,文字仍是抵达灵魂的最深路径。 所以我们写,写历史的断点,写权力的暴行,写自由的火苗没有熄灭,只是沉沉地伏在心里,等待下一次被风点燃。 今天,就是那一次。 你正在读的这本《在野党》,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接续他们未竟的句号。你参与她,就是对先驱最好的致敬;你阅读她,就是心还活着的证据;你转发她,就是为自由递出的一个机会。 我们写,因为我们还相信。 我们写,是为了不让历史只剩沉默。 自由从未死去, 只是沉默片刻。 火种不灭, 精神长存。 朱虞夫 中国民主党《在野党》编辑部 2025年6月 · 洛杉矶 The Flame Endures, the Spirit Lives On “What are you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one once asked. I replied, We are not holding on...

复刊词——为了不被遗忘的声音,为了尚未完成的使命

作者/耿冠军 责任编辑:鲁慧文 1998年,《在野党》在白色恐怖的余波中诞生于一纸呐喊。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又遍布铁锁的年代,一群志士以笔为剑,在暗夜中点燃思想的微光,试图照亮被封锁的言说之地。它曾短暂高飞,又被暴力击落;但它从未消失,只是在沉默中等待归来的一天。 今天,我们宣布:《在野党》复刊了。 这不仅是一本杂志的回归,更是一个时代良知的觉醒。我们复刊,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回应时代更深的危机。中国正处于空前的政治寒冬,自由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良心犯被投入黑牢,异议者被标签为“敌人”,而人民的声音被算法封锁、被宣传机器抹平。在这种时代,我们不能沉默。 ...

民主党因缘(二):新生儿的涉世初期

作者:朱虞夫 编辑:鲁慧文 责任编辑:罗志飞 新生儿的涉世初期 申请的第二天,王有才被国保抓去审问了八个小时,将他放回家后,就失去了自由——门口有一个便衣小警察坐着监视他(这个蒋姓小警察从此与中国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与此起彼伏的浙江民运的缠斗中屡立战功、一路迁升)。与王有才当时一起热血沸腾的战友们,在知道王有才被控制后,嗅出了危险的气息,纷纷隐退自保,也没有人继续中国民主党的作为,王有才济世经国的谋划没人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当年王有才有个同学在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他搞到了全省处级干部名录交给王有才一份,王有才印刷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准备与《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一起寄送给那些干部,王有才想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是此时此刻他身边没有人,他只能自己动手装函邮寄。因为王有才秀才一个,没有多少危险性,加之当时当局还顾忌中美之间的蜜月关系,尚未打算严厉镇压,看守的小国保坐不住了就去附近逛逛街,时不时有人溜进王有才家去看他,小国保看到了也并未严加阻止,有人找来对王有才说,参加你们的民主党有什么好处呢,能拿钱还是能当官啊?王有才被弄得苦笑不得。这个蒋姓小国保也趁着没人,向王有才提出想加入中国民主党,王有才同意并吸收了他。蒋国保对当时的形势也看不懂,以为中国民主党真有可能成立,他近水楼台先打一个眼,脚踩两只船。 因缘二插图:当年的小特务蒋晓敏终于上了恶人榜,这辈子爬上了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王有才根据中共的需要被抓,随着国际社会的关注放:他被抓了,没有影响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他被放了,也没有机会参与民主党里的各种事务。当局抓他判他实在是政治需要,完全是一个冤案。是我害了他。在他最后一次被捕前,我们在岳庙对面的茶室晤面,当我伸出手与王有才握手时,他将手缩了回去,他对我完全违背他构想的,将民主党的发展诉之于街头政治的做法十分愠怒。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对不起他,我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困扰。11月下旬,法院审理王有才案,后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便衣国保,上城区国保大队长张建华回来,随口就对我说:“王有才说是你朱虞夫害了他。”我当时认为是张挑拨离间的话,没有在意,现在想想,确实如此。 在王有才被控制在家的日子里,我已经根据王炳章、王希哲的指点招兵买马在拉人搭班子了,我还带王荣清去看王有才,事后王有才可能听说了王荣清不可靠,更对我有了看法。当时我还动员另外几位民主墙旧友加入,他们说,你既然把王荣清弄进来了,我们就不来了。我感觉他们是害怕风险的托词,后来王荣清去世不在了,也没见他们加入。 王荣清倒是干劲十足,在草创阶段做了很多工作,我也有证据他一直与国保暗通情款,递送了许多情报给警方,那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按理在第一次大抓捕中,他应该在列,偏偏他没抓,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我们都被抓后,他还是惹恼了警方被抓被判了。无论如何,因为民主党是主张公开、理性的,王提供的情报价值也不大(严正学先生强烈反感被王出卖另作别论),所以我在他被抓后,为他保外就医,向他离婚的前妻和弟弟做劝解并发起募捐,大力帮助他。 ...

民主党因缘(一):王炳章点火九州

作者:朱虞夫 编辑:鲁慧文 责任编辑:罗志飞 王炳章点火九州 1998年二月初,王炳章博士“风风火火闯九州”,来到杭州。那天,老友毛庆祥邀我早上去开元路口的“开元茶室”喝茶,见见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们。他对王博士来杭的事只字未提。  我来到茶室,看到王东海、毛庆祥、王荣清、戚惠民等老友,但是大家都没有泡茶,甚至都没有坐下来,我感到气氛有点奇怪,但也不方便问,就自己拉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王东海出去了,然后毛庆祥出去了,戚惠民与我在寒暄了几句也去“上厕所”了,久久不回。剩下我和王荣清面面相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一会,手足无措,实在无趣,就悻悻然各自回家了。 事后方知,当时他们是把王荣清和我带去做掩护,因为圈内一直认为王有些不可靠,而我在民主墙以后已经脱离多年,怕我们去见王博士会造成危害,也为了他们去少年宫的安全,把我们留在茶室吸引公安的注意力。 但是那天去少年宫见王博士的人没有一个认得王博士,只是感觉来人风度很好,自我介绍是“做医生的”。在谈到“那人”的谈话内容时,见过的人都提到,“那人”说要他们成立政党,但是大家都认为目前成立政党风险太大,时机不成熟,只能以后再说。基于大家尚对我有疑虑,我也不方便置喙,只是感到与王博士缘慳一面,殊为抱憾。 四月份的某天,我去王东海家(我供职的上城区房管局离他家不远,我经常顺路去他那里转转),王东海有点认真地问我:“虞夫,你对组党怎么看?” “好啊!”我说。 “为什么?那样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当前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当局既想从西方得到经济利益,又不愿顺世界潮流而行,进行承诺已久的政治改革。西方白左也自欺欺人、一厢情愿地陶醉在当局的虚假宣传中,未来堪忧。当局目前还不想与西方交恶,信誓旦旦不走老路,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目前组党的风险相对比较小,我们不妨促一促。 “许多年来,我们生活在这头猛兽的暴虐之下,如今它难以为继,向西方示好,说自己不再残虐老百姓,西方相信了它的说辞,以为绥靖政策有了成效。没人愿意揭破它的真面目。它占着一大块地盘在呼呼装睡,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日显窘迫,我们不妨去推它一下,要么它挪一挪身子,给老百姓让出一些活动空间,要么让它露出本来面目——吃了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组党是高压线,会坐牢的。”王东海说。 “是的,我们既然投身民运,就应该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听说它们最近向国际社会宣称将签署联合国的重要人权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有可能不久后会开放党禁,当然也有可能不开放。有人会问,既然要开放,你们何必冒这样的风险,等开放了再组党吧。问题是,它们已经在历史上玩过多次帽子手法,我们民运人士作为社会压力集团,主动提出要求,将计就计,将球踢给对方,让对方的行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台湾如果没有民进党的顽强抗争,蒋经国未必会开放党禁,一举使台湾实现了民主转型。当台湾开放党禁后,一窝蜂地许多人都去注册政党,数量令人咋舌,却没几天就关门大吉了,只有民进党赢得了人心,因为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努力奋斗过,坐过牢,作出过牺牲,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党。” 王东海认同了我的观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二月初王炳章先生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发芽了。他们在酝酿组党的事了。 其时,我还没有见过王有才。大约在九六年,老朋友陈立群在与我聊天时,希望我将78—79年杭州民主墙的事写点回忆录,我就写了《盗火者—杭州79民运回忆》,立群看后拿给王有才看,王有才看后对立群说“你们那时候搞得很好啊!”并有结识我的意愿,立群回复了我。 1998年6月25日,单位组织员工去中山中路的上城区房管局“普法学习”,中午我顺便去王东海家,王东海家里没人,大门、房门都开着,客厅中间的方桌上放着一沓纸,我拿起来看,一份是《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另一份是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报告,申请人王有才、王东海和林辉。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门外走廊上有人进来,到了门口脚步停了。少顷,我听王东海在说:“这个就是朱虞夫呀。”原来走在前面的是王有才,他走到门口,看到屋里有个戴头盔的大个子,心里一惊,以为都还没去申请,警察就已经上门来了。 因缘一插图:注册多年后重逢林辉 他们三人进来后,说起这场误会,大家哈哈一笑。王有才向我说起他们三人准备下午去申请的事,问我对这事有什么看法,我想到王东海太太程云惠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如果王东海此去被扣,程云惠会陷入困境,于是我对王东海说,把你的名字换成我吧,你万一出了事,阿惠谁来照顾。不承想王东海说,我如果回不来,阿惠你来照顾,你照顾我放心的。王有才也说,这事已经定了,不要改了,我们如果进去的话,你们在外面声援接着干。 转眼一点多了,他们要去民政厅递交申请,我也要去单位了。一起走到楼下,在东太平巷窄窄的巷子里,骤起的凉风吹乱了大家的头发,我一一与他们握手告别,林辉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心里涌上了“萧萧易水”的句子。 整个下午,我都牵挂着他们三人的安危,从三点后接连给王东海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直到快五点的时候,王东海接了电话,我问他申请注册的事,王东海说民政厅办事人员说,这种事没有遇到过,叫他们把申请材料放在那里,交给领导“研究研究”。民政厅对这种情况只能按《社团法》处理:需要申请人提供五十个以上成员的名单;秘书长以上人员的简历和五万元注册资金。 王有才的安排很有策略,这天是克林顿访华到达西安的日子,谅不至于在国际媒体的焦点关注下抓几个政治异己分子添乱。再则,其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士,不希望开历史倒车。民主党兴,德国《镜报》记者问李鹏中国国内组党的事,李鹏说这是决不允许的,不久张德江取代李泽民,准备对浙江的民主党人展开镇压。在李鹏表态后,江泽民也说要把民主党消除在“萌芽状态”,2002年面对舆论汹汹的国际压力,余怒未消的江来浙江讲他的“三个代表”,说“有的地方出了怪事,不解决、不报告。”推脱长达半年多的民主党组党事件他一无所知。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迫使共产党将自己包装成“全民党”,抛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 王有才在去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同时,已经在网上向外界作了公布,一时间成为了海外媒体的关注焦点,海外媒体纷纷来电采访报道,海外民运也十分踊跃地给予支持和谋划。王炳章先生不遗余力地联系我们,他与王希哲、连胜德是最活跃的支持者。我几乎每天都接到王炳章先生的电话,他明确告诉我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窗口期,与其等着克林顿红利消退,等着他们“研究”完了腾出手来镇压,不如趁这空档做大做强。王博士说:“虞夫,你们趁着这个机会到街路上去发展中国民主党成员,见一个发展一个,抓紧做大做强,形成势了就不容易被镇压了。” The Origin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uthor: Zhu Yufu · Editor: Lu Huiwen · Chief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u Huiwen Dr. Wang Bingzhang...

情景喜剧《疯人院》 第二集 疯人言论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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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喜剧《疯人院》 第一集 欢迎来到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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