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He

作者：景辉辰编辑：韩瑞媛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2025年9月22日 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中，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绝非偶然，而是党国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结果。党政权力与国有资本深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资本一体化”模式。在这一体制下，民营资本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时可能被打压、设陷、甚至被清算。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夹缝中生存，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资产被吞并、自由被剥夺。 一、权力的红线：不容挑战的附庸地位 在党国体制下，民营资本的发展必须以服从权力为前提。表面上，政策鼓励民企发展，但一旦企业规模过大，形成独立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权力红线。因此，许多打压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和政治手段的体现：突如其来的调查、严苛的监管、巨额罚款，甚至强迫企业家“公开表态”。这样打压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民营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必须服从权力的附庸。2020年，蚂蚁集团即将上市，估值超3000亿美元，原本将创全球最大IPO。但因马云公开批评监管体系，上市在前夕被紧急叫停，随后公司被要求全面整改，马云本人一度消失。此事凸显民企一旦触及权力红线，便难逃政治打压。 二、资本的围猎：国资主导的吞并游戏 中国最核心的金融、能源、土地、通信等领域，几乎全部掌握在国有资本手中。凭借政策与资源优势，党国资本在竞争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这意味着，即便民营企业有创新和竞争力，也很难长期立足。很多时候，打压并不是终点，而是吞并的前奏。企业在被压低后，要么被迫低价转让股份，要么被剥夺控制权，最终被纳入国有资本的体系。2018年，民营巨头安邦保险因“严重违法经营”被监管接管，创始人吴小晖被判刑。接管后，其核心资产被国有资本重组，转入大家保险集团，实现了民企向国企的低价吞并，凸显国资对民营资本的主导和围猎。 三、安全的焦虑：打压背后的政治动机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真正的原因并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权安全。民营资本一旦形成独立力量，便会带来社会影响力与潜在的独立性，这是党国体制无法容忍的。因此，周期性的整肃不仅是一种经济管制，更是一种政治宣示。它提醒所有企业家：在这个体制下，资本只能依附权力而存在，否则就会被清算。2021年，滴滴出行上市后因数据和信息安全问题被监管调查，App被下架整改并罚款。此举凸显民营平台一旦形成独立社会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政权安全红线，向所有企业家传递“资本必须依附权力，否则将被清算”的政治信号。 四、现实的印证：从互联网到房地产 这种逻辑在中国被一次次验证： 互联网平台经济从繁荣到一纸政策下被“一夜清零”。房地产行业从“支柱产业”沦为“高风险领域”，大批民营房企轰然倒下，数百万从业者顷刻失业。 这些并非市场规律下的自然调整，而是权力出于政治安全和经济控制需要所做的直接干预。 五、结语：体制的必然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既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个别政策失误，而是党国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必然逻辑。财富的积累和自由的空间，最终都可能被权力吞噬。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营资本的困境，揭示了党国资本主义的真实逻辑，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桎梏 Why Private Capital Is Repeatedly Suppressed — The Truth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Series II) Abstract: The systemic root...

作者：毛一炜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22岁的张雅笛，本是普通留学生。她在法国学习藏语，结识藏人，加入“华语青年挺藏会”，只想推动汉藏之间的理解。她曾前往云南迪庆，亲眼探访藏人拆迁问题。本应在九月赴伦敦继续学业，却在回长沙探亲后失踪。至今已四十余天。 她的家人请了律师，却被一句“涉及国家秘密”拒之门外；张母寻求帮助，也遭陌生人粗暴阻拦。这样的手法并不陌生：先是失联，再是秘密关押，最后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张雅笛没有罪。她只是学习一门语言，关心被忽视的人，勇敢追求真相。可在这样的体制下，信仰被视为罪，言论被视为罪，关心少数民族命运也可能换来牢狱。今天是她，明天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人。 我敬佩她的勇气，也因此更清醒：在高压之下，站出来是必须的。无论是海外留学生、活动人士，还是单纯关心真相的人，都可能成为监控与打压的目标。 我们不能沉默。记住她的名字，记住她的勇气，就是抵抗恐惧的开始。 我们要大声说： 信仰无罪！言论无罪！ 立即、无条件释放张雅笛！ 公布她的现状，确保司法公正，杜绝非人道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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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空先让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吴可正 我出生的年月（1957年），恰逢以打断知识分子精神脊梁为目的的反右运动如汹涌潮水般掀起，紧接着几年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艰难岁月的开始，饥饿如影随形，笼罩着每一个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上面有一个正处于长身体关键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每日辛勤劳作，然而全家依旧处于半饥半饱的困顿之中。无奈之下，在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将我送到了桐庐芦茨湾的外婆家寄养。其实外婆家的粮食也是不够吃的，时常要吃麸糠野菜糊糊。好在芦茨湾山野溪沟里有时也能捉到一些鱼虾和小动物补充一下动物蛋白质。 芦茨湾，那是一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宁静小村落，村里的村民大多姓方。据族谱记载，唐代处士方干（‌方干，836年-888年，字雄飞，号玄英，唐代著名诗人）曾在芦茨湾隐居。外婆和舅舅住在一起，那时的舅舅大约十九岁光景，年轻且充满朝气。由于他是方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属于单传，从小便多受点宠爱，得以读书识字。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舅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家族的资助，成为了乡里少有的读书人。他平日里喜欢舞文弄墨，对诗词文章有着浓厚的兴趣，总能在闲暇时光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书写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我来到外婆家后，便常常喜欢跟着舅舅。舅舅会带着我穿梭在芦茨湾的山间小道，采一些野果子和芦苇的嫩芽根给我吃，有时还会讲鬼故事给我听，吓得我有时晚上会做噩梦惊叫……这时我外婆会拿一只小酒盅放满米，再放一枚银戒指在米里然后包上一块手帕，在我胸前一边上下左右舞动，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似乎在驱赶邪魅。一套流程下来，然后打开手帕，发现之前一整酒盅的米凹下去了一小半，这时外婆的整个脸都舒展开了，兴奋地说，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小鬼被赶走了……等懂事后的我每每想起外婆的“法术”有点好笑，但我知道外婆对我的爱是深切无比的。 就这样，我在外婆的芦茨湾快乐的生活了3年。 我6岁那年被父母亲接回到了杭州。在我读初三的时候我从父亲那里得知舅舅死了（母亲有意不让我们知道这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家族里出了一个”反革命“是非常非常忌讳的事）。 若干年后，我大致了解到了我舅舅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和惨死的大致经过—— 那场史无前例“文革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将人们卷入了无尽的漩涡之中。舅舅，这个平日里只知埋头读书，在乡办小学里做做代课老师什么的，不知在“文革”中何时何地触犯了“文革运动”的大忌，或许是他在与友人交谈时，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对某些政策的不满；又或许是他写的某篇文章中，一些观点被误解为是对“文革”的攻击。总之，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舅舅一夜间成了批斗对象，他们给舅舅扣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一刻，外婆惊呆了，如同天塌下来了，她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舅舅被带走后，外婆家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舅舅被关押在县监狱接受所谓的“审查”和“改造”。在那段日子里，他不时遭到殴打、羞辱等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最后，我舅舅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和痛苦，决心以一死来抗争！那天在监狱放风时舅舅不知从什么角落里搞到了一条尺巴长的铁条，突然大叫着冲出监狱牢门前的警戒线作出了要行凶越狱的样子（其实是只求一死）结果随着几声枪响，我的舅舅方志刚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片罪孽深重的土地上空又多了一个飘荡的冤魂！ 当得知舅舅惨死后，外婆每天以泪洗面不久也因悲伤过度随舅舅而去了…… 得知舅舅是这样的惨死的，如同一场沉重的噩梦，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中。舅舅原本可以在乡野平淡无奇的过完一生，却因为那个荒唐暴政的年代，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残忍地剥夺了。 如今，舅舅的离世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每当我回到芦茨湾，看到那熟悉的山水，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舅舅的身影。 2001年初，我被当局以“煽颠罪”而坐牢，冥冥之中似乎与我舅舅有着某种命运的交织。 选自《我所经历的人和事碎片（一）》 司空先让 杭州 2025年9月11日 My Uncle — Fang Zhigang Author: Sikong Xianrang Responsibl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Wu Kezheng The year I was born (1957)...

作者：朱虞夫呜喑中华泪。看苍生、几多蹂躏，百年昏醉。民主人权知何处?满眼邪魔浊水。算恶毒、文章被罪。牛骥一皂鸡凤杂，正杜鹃啼处发苍翠。君赴难，料无悔。梦中数度驱魑魅。赖使君、肩担道义，笔端锋锐。万众怨时霹雳作，正气能消壁垒。放眼看、枝头新蕊。狱火炼得精魄在，向明天孕育自由蕾。沙不见，劲草萃。2010-08于杭州 责任编辑：罗志飞翻译：何兴强 To the Tune of — In Response to Lü Gengsong’s Feelings By Zhu Yufu Silent weeps, the tears of China.Behold the people,how much they’ve been...

作者/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吴可正 2025年9月10日，罗永浩在微博上公开吐槽：“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他同时呼吁国家立法，强制餐厅标注菜品是否为预制菜。随后，他在直播中进一步强调，自己并不是单纯反对预制菜的工艺，而是反对餐厅在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使用预制菜。他提出了两个核心诉求：一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必须得到保障；二是国家应尽快出台预制菜的明确定义和标准。 为了证明说法，他还在社交媒体中展示了部分媒体探访西贝门店的影像，指出冷冻鱼、袋装汤料等现象，并公开悬赏10万元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真凭实据”。在9月12日的直播中，他明确表示自己并无“针对西贝”或“针对贾国龙”的个人敌意，而是希望通过这次事件推动行业透明化与制度完善。罗永浩的直言很快引爆了舆论，网络上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留言支持，表达了自己对“预制菜进餐馆却不标识”的愤怒。显然，这不是一次个人的口水战，而是公众对食品安全长期焦虑的集中爆发。 面对汹涌的舆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和企业方面迅速作出回应。首先，贾国龙在公开采访中坚决否认“西贝菜品属于预制菜”。他解释称，西贝部分食材确实经过中央厨房的统一加工处理，但这与“预制菜”不同。按照他理解的定义，预制菜是“工厂生产、冷冻包装、加热即食”的模式，而西贝依然保持现场烹饪、调味，只是通过中央厨房切配、分份以保持标准化。为了挽回声誉，西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致顾客的一封信》，并公开罗永浩所点13道菜的完整制作指导书，试图证明“非预制菜”；宣布全国门店后厨对顾客开放，只要符合防护规范，就可随时参观。推出所谓“罗永浩菜单”，即把争议菜品单独列出，并打出口号：“不好吃，不要钱”。计划开放原产地、中央厨房、工厂等参观路线，增加透明度。 与此同时，贾国龙宣布将起诉罗永浩，称对方的不实言论已给西贝带来巨大损失。他透露，9月10日至12日短短三天，西贝日均营业额下滑100至300万元，这已是公司成立以来遭遇的最大外部危机。可以说，西贝在这场舆论风暴中被迫从强硬反驳转向“自证清白”，而危机背后的核心，依旧是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 然而，当西贝公开后厨实际操作后，诸如不用鸡肉熬制的“鸡汤”、存放一年的冻羊腿、保质期长达两年的儿童餐专用西兰花等画面迅速在网络走红，令公众“大开眼界”。这种“中央厨房加工”与“预制菜”几乎难以区分，而多数餐饮企业为了营造专业餐厅的形象，并不会主动向消费者说明出品背后的真实情况。 中国餐饮业规模庞大、竞争激烈，预制菜近年迅速崛起，背后有三大驱动力：一是成本压力——原料上涨、房租高企、用工紧缺，迫使餐企寻求低成本模式；二是规模复制——连锁扩张需要口味统一、流程可控，预制菜成为最佳“标准化”方案；三是资本推动——被包装成“千亿赛道”，产业链迅速成型。然而，追求效率和利润，并不等于食品健康与安全。 而公众对预制菜的反感，并不仅仅因为口味，而是出于深层的不信任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到“毒生姜”“苏丹红鸭蛋”，公众一次次经历“舌尖上的灾难”，信任早已脆弱。背后折射的是制度性问题：监管缺位，地方政府往往顾及税收和就业，不愿严格执法；官商勾结，违规成本极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缺乏监督渠道；逐利至上，资本逻辑压倒公共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新兴食品模式都容易被怀疑为潜在隐患。 中国要走出食品安全困境，需要强化监管执行，确保标准统一、执法严格；提高信息透明度，让食材来源、加工方式和添加剂使用可被公众查询；加大违法成本，遏制官商勾结和违规行为；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减少过度加工和添加剂依赖，同时保持食品营养与口感；并加强公众教育与社会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的机制。 今天的预制菜风波不仅是餐桌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隐喻：它像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复制”模式——追求规模与效率，却牺牲了品质与安全。它揭示了公共治理的软肋——信息不透明，监管缺位，资本绑架政策。它让人们直面一个现实——普通人对制度的依赖比想象中更深，而制度却往往让人失望。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一顿饭看似琐碎，却连着生命健康、社会信任与制度公正。罗永浩和西贝，只是一次舆论的契机。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真正保障食品安全的制度，是否能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吃到安心的饭，是否能让普通人在餐桌前不必怀疑自己是不是“实验品”。预制菜不是洪水猛兽，但若任由资本裹挟、监管缺位，它就可能成为新的“毒药”。守护餐桌，其实就是守护未来。 The Predicament of China’s Food Safety Seen Through the Xibei “Pre-prep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