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8 月, 2025

Guns Turned on the People — Tyranny Is Doomed to Collapse 作者：何清风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2025年8月3日，一场以“抗议中共党卫军建军98周年”为主题的集会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前举行。数十名民主人士和正义之士齐聚一堂，以铿锵有力的呐喊，向世界揭露中共军队的罪行，呼吁推翻暴政，还权于民。这场集会不是庆祝，而是控诉；不是沉默，而是觉醒。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党员赵雪峰主持，他以满腔热血，带领众人发出对自由与正义的深切呼唤。赵雪峰在开场发言中直指中共军队的本质：“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抗议！8月1日，中共所谓的‘建军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必须揭露和谴责的日子！”他痛斥中共军队早已背离“人民子弟兵”的初心，沦为维护一党专制的暴力机器，“它的枪口从未对准外敌，而是始终瞄准追求自由、捍卫尊严的人民！”赵雪峰血泪控诉中共军队的累累罪行，他历数中共军队自1949年篡权以来的暴行，揭开其“人民军队”的虚伪面纱。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血染长安街，无数追求民主的青年魂断于此；新疆集中营：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遭受酷刑和文化灭绝，中共军队是这一暴行的执行者；西藏信仰压迫：军队摧毁寺庙，迫害僧侣，剥夺藏人信仰自由，用暴力践踏人权；日常维稳的铁拳：从维权人士到普通上访者，从网络异见者到宗教信徒，中共军队随时化身“维稳”工具，压制一切反对声音。 ...

青年首相（二）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 (Part Two) 作者：程铭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远在1936年10月3日，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然而，这篇文章仅昙花一现。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脆弱的、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去目标，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尾崎秀实谈到，中国的统一，源于蒋介石与四万万民众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1937年1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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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V): From the Wildfires of Zhejiang to a Nationwide Blaze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杭州的民运之火随着夏天的来临而不断升温，王有才一次次的抓抓放放，使许多来访者分头找到我们几个老民运的家里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酷热的烈日下，殷蔚红踩着克朗克朗响的破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回奔波；王培剑也经常过来给我讲讲组党方面的法律问题；徐光携夫人黄晓航抱着新生婴儿来我家，带来他的文章《抓不完的民主党人》，看到他们把那么小的孩子带出来，我心里很佩服这对年轻人的勇气；北京的艺术家严正学先生也是冒着酷暑来到杭州找到我，我将他带去王荣清家，后来严正学告诉我，王把他卖给了警察。刘贤斌与一位记者朋友也在那个时候来杭州，因为我不熟，就在他们面前很少说话，以至于那位记者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滔滔不绝的祝正明却被她记下许多不便公开的言论，使他十分恼火。 1998年酷暑八月，严正学来杭州，左起前排张玉祥、严正学、朱虞夫、王荣清，后排祝正明、毛庆祥。 1998年6月组党的消息传开之后，各地的许多民运人士来杭州考察“取经”，并希望我们能去各省“传经送宝”，把中国民主党热热闹闹的搞起来。大家碰头的时候就聊起了派人去各地“点火”，把各省民主党建立起来。吴义龙自告奋勇，说大家都走不开（有上班的、有做生意的），他刚把硕士论文交上去，最近没事。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大家一起筹钱给他作路费，列了各地方要找的民运人士名单和地址（当年组党运动兴起前，中国民运是“签名运动”，出了某时事事件，写一篇文章，大家都来签名，所以大家都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将各地的活跃人士找了出来，印在一张纸上，让吴义龙每到一地，按图索骥。出资的人，王荣清负担大头，其他人也都尽力凑上。一直在杭州积极参与活动的姚遵宪表示愿意陪着吴义龙一起去跑（事后知道这一路的食宿都是姚遵宪买单的，二十六年后，杨海还提起，当年吴义龙是坐飞机去的西安。但是吴义龙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四川刘贤斌和湖南谢长发、西安傅升、辽宁唐元隽和冷万宝、重庆、黑龙江、甘肃、云南、广东朋友都先后来过，武汉秦永明是毛庆祥的老朋友，大约98年七月底由毛陪着一起去。那天毛庆祥从武汉回来告诉我，他们到武汉热得不得了，找到秦永敏的时候，秦在他卖煤气灶、高压锅零件的摊位上午睡，摊上放着一只传真机（秦当时在办《人权观察》），把秦叫醒，建议他一起搞民主党，秦一口就答应了，并立刻筹建了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这个名称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王有才当时是个比较豁达的人，对名利很淡泊，鄙视追求个人权力，所以他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平等对待各省的筹委会，让大家都来唱戏。只是王有才不赞同我搞街头政治，随便让“阿狗阿猫”都拉进民主党里来，他认为社会上招聘员工都有门槛，参加民主党怎能没有门槛呢？其中我最受大家诟病的就是，我把王荣清拉进民主党里来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曾经在民主墙时期与公安一处合作，出卖过朋友。是的，我对此也是非常无奈的，毕竟草创的民主党有许多事要做，却缺乏做事的人，我搜罗扒剔，鸡鸣狗盗都需要。对于浙江自称是“中国民主党”的浙江筹委会，为其他省市的筹委会留下发展空间的做法很受大家欢迎，浙江不占山为王的谦卑做法使各省民主党踊跃建立，蔚成风气。 后来，从王希哲处，我了解到，海外后援会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地的组党活动，他们尽力为各地购买传真机，为各地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吴义龙在行程中也遇到尴尬时刻，九八年8月底，他找到北京某大佬家，对某说，希望某也能在北京成立民主党，某谨慎地对吴说，我们到里面谈。到里面，某对吴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愣住了，这个问题使他猝不及防，他是被派来“点火”的，不是来找个“主席”的，就在那里尴尬地笑。某一看没戏，就下了逐客令：“你去吧，我不搞！”天气酷热，吴义龙满身汗湿，央求某让他冲个凉再走。某把吴带到淋浴间，吴却长时间没完，某不放心进去看，吴的内裤挂在卫生间门把上，破的像渔网，某就干脆拿去扔了，挂上一条新内裤。吴沐浴完找不到内裤了，就大声喊。某让吴穿上那条新内裤。后来，因为吴义龙讲了找某大佬组党未成的事，某感到很不体面，就曝光了这内裤的事，某当时有句话是：“吴义龙这小流氓与我玩，我玩得他找不到内裤！”也算是在严酷日子里的一点轻松花絮。 从某家出来，在走访名单上找到任畹町的地址，去找任，任二话不说就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在9月17日向北京民政部门提交申请。撵走吴义龙后，某大佬立即公开发布了他的“多读书、广交友、缓结社”倡议，但似乎响应的人不多，大家对组党的热情更高。在全国各地陆续公开组建了二十几个“筹委会”后，某大佬坐不住了，11月6日，要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提倡“缓结社”的人出来摘桃子，自然遭到以浙江为首的几乎所有民主党人的反对。终于他“要走在全国朋友的前面”，在11月9日搞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自任主席，七个人封了六把交椅，任命了三位副主席，其中一位是天津的吕洪来。其时，吕洪来正在杭州做水果生意，需要杭州朋友帮忙，大家都去了。我问吕，你这个“副主席”怎么回事啊？”吕说，“老某这个人啊，就这个脾气，也没和我打个招呼，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某大佬是第一个反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人，这些事实，当时都有公开记载。某拒绝搞民主党，又反对不成，召集了几个人，在11月初也打起了“中国民主党”旗号。虽然凑了“京津党部”，各地的“筹委会”没人买他的帐，于是他又心生一计，对秦永敏说，搞“筹委会”的太慢了，要马上成立全国党部。 几天后，某大佬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浙江一直是他的眼中钉，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党部，他任主席，准备二个副主席，一个是秦永明，因为你们浙江是首先组党的，给你们浙江留一个位置，限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定个人出来，报给我，否则你们浙江出局了，长江以北我负责，长江以南秦永敏负责，以后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你们浙江的份了。也许他怵于当时在吴义龙面前不加掩饰流露的对“位置”的极度渴望，他在电话中大骂吴义龙：“吴义龙这个小流氓想跟我玩，我玩死他！”我实在听不下去，就把话筒交给正好在身边的祝正明了。祝正明一声不吭的听着他骂，骂完了，挂了电话，祝正明对我说：“我们不理他，管自己。” 这个电话告诉各个朋友后，大家对北京的反应都很冷淡，王荣清觉得浙江应该选出一个负责人来，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对毛庆祥说，这个负责人就让年轻人去当吧，让他们锻炼锻炼，我们民主墙时期的年长者退下来为民主党的发展把把关，王荣清和李锡安对我的提议也没有反对意见。当时除了我们四个年纪大些的，年轻人只有祝正明和吴义龙了。祝正明反应平静，但是吴义龙却来劲了，要争做老大。王荣清就提出，六个人投票决定。投票结果四比二，祝正明四票，吴义龙二票。吴争不成就自荐他做对外发言人，大家都同意了。王荣清提出要我做秘书，因为我的威信放在那里，笔头还可以。我推辞，但是大家都附议，我只得接受下来，没想到王荣清又提出这个秘书要带个长，也被大家附议。 吴义龙满口含混不清的桐城官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让海外记者听不清，所以他们还是打电话来找我们几个老民运了解情况，吴义龙知道后，特意告诫大家：“你们以后不要再接受记者采访了，我才是发言人。”  1998年十二月初，接待来杭州声援王有才的各地朋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第一号公告 The Origins of...

The Military Belongs to the Nation, Not to a Political Party! — The 749th Jasmine Action 记者：李聪玲 洛杉矶现场报道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 Good Films 作者：华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一部宣扬仇恨、扩大分裂的电影，绝不是一部好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艺术媒介，承载着传递情感、启发思考、塑造价值观的使命。一部好的电影，应该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促进理解与包容，而不是挑起对立、煽动仇恨。 以仇恨为卖点的电影，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搏得眼球，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而负面的。扩散仇恨的电影往往通过刻画刻板印象、妖魔化特定群体来制造冲突。这种做法不仅缺乏艺术深度，还会加深社会偏见。 《南京照相馆》将日本民族描绘成“反派” “坏人”，这种单维的叙述方式不仅扭曲事实，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激化矛盾。试问，一部让观众带着偏见离开影院的电影，怎能称之为“优秀”？好的电影应该激发观众的共情与反思，而不是煽动对立。经典影片如《阿甘正传》或《辛德勒的名单》，通过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让观众感受到希望与团结的力量。而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却往往利用恐惧和愤怒来操纵观众情绪，忽视了艺术应有的治愈与启迪功能。这样的作品，或许能带来票房，但却失去了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真正价值。 作为观众，我们也有责任选择支持那些传递普世价值观的电影。让我们用观影的选择，告诉创作者：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与仇恨，而是理解与希望。一部好电影，应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更糟。让我们远离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拥抱那些温暖人心、启迪思想的佳作！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