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3 月, 2026

文｜林小龙采访：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资料整理：林小龙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陈西，基督徒，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自1980年代起，他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发表政论文章一百七十余篇，著有五十万字《绿色文化工具书》。因坚持民主理念，他三次入狱，累计服刑二十三年。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教师的他，被当局“选定”为贵州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在国家机器的指认下，他从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承担者——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的民主进程紧密绑定。从此，牢狱、伤痕与打压成为常态，但“做一个反者、做一个公民”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上期采访回顾了他的人生转折与苦难经历，也呈现了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通过制度约束驯化权力，而非制造新的权力循环。他寄望年轻一代延续反对派传统，记录历史，推动自由、民主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然而，出狱后的陈西并未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他原本应像普通退休教师一样，安稳地回归生活，却发现自己过去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体系被当局系统性剥夺。尽管家人为他多年缴纳了社保，地方社保部门却以判刑期间不计入缴费年限为由，粗暴地取消了他本应享有的养老金，将一个本该安享晚年的公民逼入长期的不确定与困顿之中。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异议人士群体中并非孤例：无数因为坚持信念、追求自由的人，即便服完刑期，依然被剥夺退休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昔日为推动宪政民主、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精力与付出，被赤裸裸地否定和掠夺。 对陈西而言，这种制度性的“延续惩罚”无疑暴露了中共权力的冷酷与无情：惩罚从未在庭审结束后止步，极权通过行政、司法、社会机制层层加码，持续重新界定他的身份与权利，使他无法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轨迹。在独裁极权下没有公正、没有救济，只有一套精心设计、永不停息的权力机器——专门针对那些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人而运转。 每一次被取消的养老金，每一次行政阻碍，都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中共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 林：您从出狱之后，共产党对你的养老金是如何处理的？ 陈：我出狱之后，我对社保局、军人事务部进行了投诉，我家里人给我交了社保，但是社保局说我坐牢十年，给我取消了，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一种契约的不履行，更是一种落井下石。我已经受到了惩罚，共产党的这种行为是跟法律相抵触的，完全就是以地方的行政法规去处罚我。之前我是贵州省贵阳学院的教师，1989年因“64”事件被学校开除。 林：当社保部门告诉你取消你的社保待遇的时候，有没有提供书面解释和法律依据？ 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是以贵州省的行政法规给我解释的，我认为这跟法律不相符，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因为我坐牢，我退伍军人的待遇可以取消，但是我坐牢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的正常待遇不应当给我取消。 林：您是否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陈：我进行了行政复议，从社区到观山湖区到贵阳市政府，他们是这样答复我的“根据贵州省的行政法规，坐牢期间的缴费不应当计算在内”。地方性法律法规与法律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我在我的投诉状中给到了建议，法律的处罚是有边界的，但是你们对我的处罚是没有边界的，你们可以剥夺我退伍军人的优待，曾经我作为一名军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你们对我的处罚无异于“无期徒刑”。 林：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保状态，那么现在你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陈：如果按照正常工龄来计算，那么我可以领到5~6千，社保局有二十年的工龄没有给我算，加上五年的军龄一共是二十五年，家人给我交了十八年的社保，一共是四十三年。 林：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单纯的行政行为还是一个政治惩罚的延续？ 陈：这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没有进入法治国家的理念，而是阶级斗争，还是旧理念的模式，遇到“敌人”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姑息。 林：您去反应你的情况的时候是否有工作人员暗示过您的情况跟别人的不一样？ 陈：没有暗示过我，社保是我的家人给我交的，但是处罚我的法规文件是不给我看的，除非我同意他们的处罚，都是暗箱操作。导致这种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马列主义”时期，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随时都要求“意识形态”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党治”国家，全由共产党统治。 林：据您了解像跟您一样的所谓的“政治犯”是否遭到同样的遭遇？ 陈：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党治”的受害者。 林：现在您没有养老金，那么您的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陈：主要是来源于我的家人。 林：那么您现在住房、医疗开销压力大吗？ 陈：压力肯定大，现在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物价还高。现在当地公安、政法委四十多个人轮班看守我，“疫情”早就过去了，但是“红袖章”还在我居住的这里，每年他们统计过花在我身上的慰问费是200万元，共产党的维稳经费是很高昂的，管理国家的经费是全球最多的，这就是专家学者已经公布的。五年前我出狱的时候，当时公安局的某位大队长曾经用一千万让我“息事宁人”，但是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不是为金钱而活，你们把我这种精神看得太渺小了。早期贵州另外两位民运人士就是这样处理的，改革开放初期每人给了五十万让他们放弃民运。 采访并非发生在同一空间。记者身在海外，陈西本人仍在中国，交流只能通过远程方式断续进行。但正是在这种被时间、地域与审查层层隔开的状态下，一个个细节得以被反复确认、拼接与记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清晰的表达。惩罚可以剥夺自由、切断收入，却始终无法彻底消除一个人对尊严、法治与自由的坚持。这，或许正是陈西至今仍被严密“看守”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出狱”并不意味着惩罚的结束。对一些人而言，它只是另一种长期惩罚的开始。贵州民运人士陈西，正是这样一位始终被制度持续追逐的人。 当制度以无边界的权力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公民的责任不仅是自保，更是守护普遍的法治原则与社会正义。 陈西选择的不仅是生存，更是长期的社会实践：通过记录历史、捍卫自由、批判权力。 他试图为极权社会留下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制度的野兽面前，公民的理性与良知可以成为驯化力量。 Chen Xi: A Life Punished, Yet a Faith Unextinguished Interview: Lin Xiaolong Editor: Zhang Zhijun Responsible...

——一个亲历强制流产女性的时代启蒙与反思 作者：钱钰琳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叫钱钰琳，出生在1991年的中国海南。我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计划生育是一项正确而必要的国策，课本上说，它让国家摆脱了贫困，让社会更加稳定有序。那时候，我从未怀疑过这些话的真实性，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对生育的管理，是一种合理的安排，而不是对个人的干预。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怀孕，我才真正明白，这项所谓的“国策”，意味着什么。那一年，我被医院查出怀孕八周，因为没有结婚，我被认定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随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直接进入我的宿舍，把我带到医院，在未经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实施了流产手术。那一天，我躺在手术台上，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内心的绝望强烈，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而是可以被一种更高权力决定命运的对象。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手术，而是一种无声却彻底的否定，它否定的不只是一个未出生的生命，也否定了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当拥有的选择权。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一切，我告诉自己，这是国家政策，是时代的要求，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可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中国开始全面开放二胎、三胎，甚至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催促女性生育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的疑问，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同样是怀孕，在2012年，我的怀孕被认定为错误，被强制终止，而在今天，怀孕却被赞扬，被鼓励，被视为一种对国家的贡献。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生育是一种责任，那么当年为什么不允许我承担这种责任？如果生育是一种权利，那么当年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利？当一种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年代，被完全相反地定义为错误和正确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对与错，究竟是基于什么标准？ 我逐渐意识到，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政策背后，个体从来不是被真正考虑的中心。计划生育时代，国家需要减少人口，于是女性的生育被严格限制，甚至可以被强制终止；而当人口开始下降，国家需要增加人口时，生育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女性再次被赋予新的角色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决定权始终不在个体手中，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权力结构之中。女性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被当作一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的工具，而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存在。 这种认识，并不是在一瞬间形成的，而是在经历和时间中慢慢累积起来的。我开始明白，我曾经经历的强制流产，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更是一种时代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在那个逻辑里，个体的意愿可以被忽略，个体的痛苦可以被解释为必要的代价，而个体本身，只是一个更大目标中的一部分。当我再看到那些鼓励生育的宣传时，我感受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清醒，因为我已经明白，在那种体系下，生或者不生，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属于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可以被定义、被改变、甚至被强制执行的决定。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思考自由的意义。我逐渐明白，自由并不是单纯拥有某种权利，而是拥有决定是否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可以被强制不生，也可以被鼓励必须生，那么她真正缺少的，并不是生育本身，而是选择的权利。当一个社会可以在短短十几年之间，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却从未真正面对和反思那些曾经被迫放弃的生命和人生时，我开始意识到，真正需要被启蒙的，不只是个人，而是对个体价值本身的重新认识。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尊严，并不在于她是否生育，而在于她是否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时代的需要所决定。 When Will My Womb Truly Belong to Me? — The Awakening and Reflection of a Woman Who Experienced Forced Abortion Author: Qian Yulin ...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斩首”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情绪已经压过理性。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美国政府捕获，阿里·哈梅内伊被美国政府击毙，无论是针对委内瑞拉的强人政治，还是伊朗的神权结构，外界都曾反复出现同一种声音：一个独裁者倒下，是否就会改变国家现状？ 在威权政体转型的公共讨论中，政治精英的突发性更迭常被赋予过度跨时代的意义。“个体清算”仅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突发事件”，无法自动诱发“结构性转型”。公众对“强人政治”的瓦解常抱有一种基于“政治清算叙事”的乐观预期。 必须先说清楚一点——独裁者的灭亡，从道义上讲，永远不值得同情。长期依赖压制、恐惧与控制维系统治的人，其权力终结本身，就是历史对权力滥用的回应。强人政治本质上压缩社会空间、扭曲制度运行、制造系统性恐惧。它的终结，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在价值判断上都不需要替它辩护。 但问题在于，肯定独裁者的灭亡，并不等于可以把那一刻当作制度重生的完成。 以委内瑞拉为例，在马杜罗执政时期，权力高度集中，司法与军方被深度政治化，反对派长期受压。国际社会多次预测“临界时刻”即将到来，甚至出现过短暂的权力对峙。但真正改变国家命运的，并不是某个瞬间的冲击，而是军方站位、制度安排、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如果这些结构没有重组，强人离场也未必带来制度性自由。 再看伊朗，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掌握宗教合法性与宪政之上的权威。外界长期设想“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走向。但伊朗真正的核心，不仅是个人，而是“最高领袖—革命卫队—宗教监护委员会”这一整套权力体系。如果体系仍然完整，换人并不意味着换轨道。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独裁的本质，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一种结构安排。 如果权力结构允许一个位置同时拥有军队的最终控制权，司法的最终解释权，媒体的话语垄断权，行政的任命主导权。这样的政权无论是谁掌控，都是在制度惯性中强化集中。因而人们在庆祝独裁者的灭亡只是历史的节点，却绝不是历史的终点。 一位叫Iman Jalali的伊朗人对体制的恐怖分析尤其警醒：哈梅内伊死了，很好。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伊朗已经为这一时刻准备了地球上最严密的应急计划，每个关键职位都设有四级继任机制，军事打击事先获得授权，地区指挥官无需德黑兰的命令即可采取行动。 当文章被读到时，新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诞生。政府没有被推翻，体制承受了冲击，而这一切正是体制设计的初衷。所有可信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更有可能变得更加强硬，而不是温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更加活跃、更具威胁。对于伊朗人民而言，这种制度韧性可能带来比哈梅内伊本人更严重的压迫。 情绪让人渴望一个干脆的句号。多年压抑之后，人们自然希望看到象征性的崩塌。但政治现实没有句号，只有结构。如果结构没有被拆解，真空只会被新的力量填补。在高度集权体制中，权力真空往往引发内部重组，而不是自动民主化。历史多次证明，混乱中人们对“稳定”的渴望，反而可能为新的权力集中提供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把政治想象成一次“终极清算”是危险的。它让人误以为问题的根源在“某个人”，而忽视了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 权力如何分配。 权力如何被监督。 权力如何被限制。 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否认独裁者应当退出历史，而是明白制度没有约束机制，新的强人随时会出现。民主从来不是独裁者倒下的自然结果。它是一种制度设计的产物，是规则被写进法律、被执行、被普遍接受的结果。它意味着任何人掌权，也不能为所欲为；即使掌权者拥有多数，也不能压死少数；即使最高领袖声称代表国家，也必须受法律限制。 在强人政治中，人们习惯等待“关键人物”。在成熟制度中，人们依赖规则。民智不是情绪高潮，而是规则意识的形成。是多数人开始理解权力必须被拆分、军队必须国家化、司法必须独立、媒体必须开放，并愿意为这些原则承担责任。公民社会的成长，比任何戏剧性节点都更重要。 独裁者的灭亡，值得肯定，它象征着压迫性节点的终结。但真正值得庆祝的，不是独裁者名字消失，而是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拥有那样的权力。如果权力仍然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位坐上去的人，可能只是换一种语言、换一种风格，却在同样的轨道上运行。 情绪可以推翻一个象征，理性才能建构一个制度。历史不会因为一次震荡就自动改变方向。方向取决于结构是否重组，规则是否重写，权力是否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真正的胜利，不是强人的终结，而是强人政治的终结。 前者是事件，后者是结构。 中文世界中“斩首习近平”的呼吁绝对是对个人权力滥用的一种回应，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存在。但中共的体制也早已设计得天衣无缝：权力不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深深嵌入了党、军队、宣传体系、官僚网络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结构。谁上位，国家机器照样运转。 中共不依赖个人，它是依赖制度化的权力链条。军队、公安、宣传、行政、地方党组织，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即便习近平倒下，继任机制、核心领导班子、应急指挥体系早已准备完毕。权力空缺不会变成民主自由的空白，而是被制度化安排的下一位掌权者迅速填补。清掉一个名字，政治也不会解放。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器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已经学习了如何在震荡中自我稳固。任何外部冲击、内部动荡，都不会让制度本身被撼动太久。军队和安全系统有明确指挥链条；地方党组织在平衡中央与本地利益中已形成自我保护机制；宣传和舆论系统能够在瞬间重塑合法性。斩首只是切掉了一个象征，却不能拆掉支撑权力的框架。幻想中有人认为下一任会更温和、会开放空间，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权力空缺往往促使体制强化，而不是松动。继任者必须维持党的统一和权力集中，否则体系会崩塌。 如同伊朗的哈梅内伊，核心人物的倒下并没有撕裂制度，制度反而借此机会显示了韧性和自我延续的能力。中共也同样如此。 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倒下”上，本质还是在消费强人逻辑，只是从崇拜换成仇恨。真正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司法、军队、宣传、官僚体系依然可以被新的掌权者无限扩张。斩首幻想只会让你忽略长期问题，而政治现实永远关注结构。 所以人们在幻想斩首习近平能带来自由，请先清醒：斩首只是事件，制度才是结构。前者短暂，后者长久。任何真正的改变，都必须从结构入手，而不是偶像。 对于我们来说，独裁政权必然灭亡，只是先别呼吸，路还很长，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Political Reckoning Is Not the Same a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uthor: Zhang Zhijun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全球覺醒》第六十二期 自由之鐘 時刻敲響 全球覺醒 民主聯盟 消滅獨裁 推翻暴政 活動主題：要尊嚴不要施捨 揭露獨裁政權下的虛假女性幸福 每逢三月八日，這個本該追求權利與平等的日子，總被中共異化為讚美獨裁政權的荒誕頌歌，但我們無法忘記計劃生育對女性的殘害。這個政權利用媒體大肆宣傳所謂的“女性幸福”，試圖用虛假的溫情掩蓋其長期以來對女性人權的系統性踐踏。這種建立在謊言之上的政治秀，是對每位覺醒女性的極大侮辱。 當中共在會堂裡自我標榜時，無數追求真相的華人女性正身處鐵窗或監視之中。從因白紙運動被捕的年輕學子，到為丈夫維權的律師妻子，再到那些在網絡封鎖中試圖發聲卻被瞬間銷號的普通女性，中共的統治邏輯從未改變：順從者被當作裝點門面的“花瓶”，覺醒者則被視為政權的威脅。在所謂的「兩會」名額中，女性代表只是點綴，她們無法代表底層女性的真實苦難，更無法在事關尊嚴與權利的決策中發出獨立聲音。 中共維持統治的暴力與謊言，在女性議題上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們一邊耗費民脂民膏進行統戰宣傳，一邊利用影子代理人在海外實施跨國鎮壓，試圖讓追求自由的華裔女性也陷入恐懼。我們要撕穿這層溫情的畫皮，正告獨裁者：女性的尊嚴不需要施捨，女性的權利不容許交易。我們將持續發聲，直到每位中國女性都能在沒有恐懼的陽光下，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與民主選票！ 我們的口號： 打倒獨裁暴政，解放中國女性！ 謊言治國必亡，自由精神永存！ 要自由不要枷鎖，要真相不要洗腦！ 時間：2026年3月8日(星期日)3:30PM(下午) 地點：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 地址：443 Shatto Pl, Los Angeles, CA 90020 活動召集人：...

作者：刘炳良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习近平总书记： 您好！ 我是一名离开中国逃亡海外的中国公民，中国民主党党员。今天以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心系国家兴衰的公民身份，向您进言。 目前的中国，地方不敢言实情，专家不敢讲真话，官员以“不出事”为最高追求，百姓生活看不到希望，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不畅，经济萎靡，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各种社会隐患聚集。 ...

文：刘炳良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全球趋势的体现。独裁者们往往无视人民的不满和外部的不同声音。以色列的精准打击展示了情报和科技的威力；美国对马杜罗的生擒突显了美军在世界范围的干预能力；哈梅内伊的死亡则证明了联合行动的致命性，这些事件颠覆了独裁者的自信。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的结局早已是前车之鉴，如今马杜罗和哈梅内伊的命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教训。 对当今的独裁者，如朝鲜的金正恩、俄罗斯的普京或某大国想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人，这是一个严峻警示。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恐惧之上，但科技进步让“斩首”行动更易实现。情报渗透、无人机和国际联盟，能在不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结束统治，使独裁者绑架人民作为人质成为妄想。哈梅内伊的死亡尤其震撼，因为它针对一个拥有核野心的国家，显示出西方不愿容忍持续威胁。 最终，这些事件敲响的警钟是：独裁并非永存。权力如沙堡，外部风暴一来便倾覆。独裁者若不转向改革、尊重人权，或许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们自己！历史证明，铁腕往往换来可悲的结局。在这个互联时代，独裁者的孤立主义已成过去，全球正义的钟声正越敲越响！ ——刘炳良 The Changing Face of Future Warfare Sounds the Alarm for Dictators! By Liu BingliangEdited by Gloria Wang, Proofread by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