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3 月, 2026

闻道读书会特别场 奥运冠军背后的父亲：一个关于成长与选择的真实故事 最近，一位年轻的华裔奥运冠军 Alysa Liu，正在成为新的美国偶像。 她的成功不仅属于体育，更关乎家庭、教育与价值选择。 而在她背后，有一位引人关注的人物——她的父亲，刘俊律师。 作为“六四”一代的亲历者，他不仅培养出一位世界级运动员， 更在人生关键时刻，做出了坚定选择： 拒绝来自中共的金钱诱惑，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 这一故事，已在海外华人圈广泛传播，引发深度讨论。 订座链接，凭二维码入场：https://www.eventbrite.com/e/1985394544528?aff=oddtdtcreator 闻道读书会特别场 闻道读书会特别场，来和书友们现场畅聊好书，分享阅读的乐趣吧！ 地址：2077 Gold St ，San Jose，CA 时间：Friday,Mar 20th From 7 pm - 9 pm

作者：张宇 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六周年的日子。 六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34岁的武汉医生在隔离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官方通报说，他死于新冠肺炎。但所有清醒的人都知道，真正夺走他生命的，并不只是病毒，而是一个把“说真话”视为威胁的政治体制。李文亮不是疫情的制造者，却成了体制失控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共安全的破坏者，却被当作“造谣者”按在地上训诫。 李文亮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没有召开记者会，没有煽动恐慌，没有对抗政府。他只是以一个医生的本能，在同行之间提醒一句：“注意防护”。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值得尊重的职业操守。但在中国，这却触碰了中国共产党最敏感、也最致命的神经——权力对信息的垄断。 正是在那一刻，李文亮被选中了。不是因为他多么出名，而是因为他足够普通。一个普通医生的声音，竟然能够动摇体制的“维护稳定”，这本身就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与恐惧。于是，训诫代替讨论，封口取代了防控，政治维稳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 六年过去，中国共产党试图用“烈士”称号为李文亮盖棺定论，用时间冲淡责任，用遗忘完成洗白。但有些问题，注定无法被掩埋：如果当初没有封口，会死这么多人吗？如果真话不是罪，李文亮还会死吗？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拒绝被再次欺骗。因为当一个政权必须靠压制真相才能维持运转时，李文亮的死亡，就不是一场悲剧的终点，而是无数悲剧的起点。 如果必须追究李文亮的“错误”，那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 2019年12月底，李文亮在一个仅限医生的微信群中，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类似SARS的不明肺炎”，建议大家加强防护。这不是公开发声，不是媒体爆料，更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一名医生在面对异常病例时，最本能、最职业、也是负责任的反应。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种行为只有一个名字：专业预警。 但在中国，它被定性为“散布谣言”。 这个定性本身，就已经荒谬到近乎残酷。因为如果连医生之间的专业提醒都必须等待官方允许，那么医学就不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附庸；防疫也不再是公共卫生行为，而是一场服从测试。 问题从来不在于李文亮“说错了什么”，而在于他不该在没有得到政治许可的情况下说任何话。中国共产党无法容忍的，并不是真假问题，而是控制权问题。真相如果不是从官方口中说出，即便完全正确，也被视为威胁；专业判断如果不服务于政治，即便挽救生命，也会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医生，被拉进派出所；一张无需法庭、无需证据、无需辩护的训诫书，被强行按在他面前。那不是法律文书，而是权力向个体发出的赤裸警告：你可以是医生，但你不能先于党说话。 更讽刺的是，李文亮后来感染病毒，并最终去世，恰恰证明了他当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谣言”，成了现实；所谓“维稳”，成了灾难的前奏。但在中共的体系中，正确与否从来不是评判标准，服从与否才是。 因此，李文亮真正的“罪名”只有一个：他在一个以谎言维持秩序的体制里，说了一句实话。而当一个社会把“说实话”定义为原罪时，任何专业、任何良知、任何普通人，都会随时成为下一个李文亮。 李文亮的遭遇，迅速完成了一次高效的社会教育——它不需要文件下发，不需要会议传达，却精准地让每一个人学会了同一件事：沉默，是最安全的专业选择。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最可怕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对每一个人施暴，只需要让暴力被看见一次。恐惧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进入制度、进入组织、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判断中。久而久之，封口不再需要命令，自我审查会自动运转。 在这样的环境中，疫情失控并不是意外，而是结果。 当早期预警被压制，当专业判断被噤声，当所有人都在等待“上面的态度”，病毒却不需要态度。它不理解维稳，不尊重权威，也不在乎政治正确。它只遵循生物学规律，而恰恰是这些规律，被中国的政治系统忽视。 更讽刺的是，当灾难已经无法掩盖，舆论开始反噬，中共并没有反思体制本身，而是迅速切换叙事：从“没有人传人”到“人民战争”；从“造谣者依法处理”到“感动中国英雄”。责任被稀释，错误被模糊，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制度问题，再一次被推入沉默。 李文亮并没有等到一个真正的道歉 ，社会也没有等到一次真正的反省。相反，这种“以恐惧换稳定、以沉默换秩序”的治理逻辑被证明是可行的，于是被继续沿用。 从疫情到后来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套模式的不断复制： 先封口，再失控；先否认，再宣传；先牺牲个人，再歌颂集体。 李文亮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的遭遇，清楚地展示了一个事实：在一个惩罚诚实、奖励服从的体制里，灾难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制度必然。 当整个社会被训练成“不要第一个说话的人”，当所有专业都学会向权力低头，下一次悲剧的种子其实已经种下。而它是否爆发，只取决于时间。 在李文亮去世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完成了一次熟练而冷酷的叙事转换。 他被“平反”了。他被追授“烈士”称号。他被纳入官方纪念体系，成为可控的符号。 表面看，这是对一个逝去医生的肯定；但本质上，这是一场权力对责任的系统性逃避。 真正的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是谁下令训诫？依据是什么？程序在哪里？如果李文亮没有“被造谣”，为什么当初要他签字认错？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当时惩罚他的权力，是否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伤害？这些问题，没有调查，没有问责，也没有结果。 所谓“平反”，并不是为李文亮讨回公道，而是为了体制止血。它的目的不是厘清责任，而是尽快终结讨论；不是修正制度，而是恢复权威。通过赋予他“烈士”的身份，中共成功地把一个制度性问题包装成了一场个人悲剧，再把悲剧纳入可被管理的叙事之中。而真正需要被审视的制度，却因此逃过了清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文亮事件之后，同样的封口机制并没有停止。相反，它被证明是“有效的”，于是继续被复制、被常态化。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不同阶段的公共事件，权力依旧优先选择控制信息，而不是尊重事实。 这恰恰说明，所谓“平反”并没有带来任何制度性改变，它只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情绪安抚，是对公众愤怒的临时止痛药。真正的责任人没有付出代价，真正的机制没有被拆除，真正的问题仍然完好无损。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纪念意味着反思，意味着改革，意味着不再重演同样的错误。而在中国，纪念往往意味着盖棺定论——不仅为逝者盖棺，也为问题盖棺。 因此，“烈士”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一道封条。它告诉人们：故事已经结束，不必再追问；错误已经翻篇，不必再讨论；体制已经自省，不必再质疑。 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拒绝追责、拒绝反思、拒绝改变的体制，不可能从悲剧中学习。它唯一学会的，只是如何更高效地掩盖、更熟练地转移、更冷静地等待人们遗忘。 而对李文亮而言，这样的“平反”，不是安慰，而是第二次伤害。 李文亮的存在，戳破了中共长期维持的一个核心谎言——它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保护人民、依靠专业治理国家。但当一个真正站在公共安全一线的医生被当作威胁处理时，这个谎言就瞬间破产。体制所展现的，不是自信，而是恐惧；不是能力，而是脆弱。 更致命的是，李文亮让无数普通人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反对党”，而在于你是否说了不该由你说的真话。 这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安全的诚实”。只要你的事实先于官方口径出现，只要你的判断不受政治控制，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训诫、被噤声、被牺牲的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极权维持统治的关键工具。 李文亮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需要靠压制医生、恐吓专业人士、封锁预警信息来维持秩序，那它到底在害怕什么？答案并不复杂。它害怕的，是事实本身；是无法被指挥、无法被统一口径、无法被“正确引导”的现实。它害怕普通人意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知，官方叙事并非天然正确，真相并不一定掌握在权力手上。 李文亮不需要被神化。他的危险性，恰恰在于他的普通。他证明了一件让中国共产党极度不安的事实：不需要反抗者，只要还有人坚持不说谎，谎言体制就永远无法真正安全。 六年过去了，李文亮的名字仍然被允许出现，但他说过的话，却依然危险。 如果一个政权真心尊重真相，那么说出真相的人不需要以死亡换取清白；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以人民生命为先，那么预警者不会先被训诫，再被追授； 如果所谓“平反”不是谎言，那么同样的封口、同样的恐惧，就不该在六年后依然存在。 但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什么都没有改变。 李文亮的悲剧，没有终结在他的死亡那一天，而是被制度完整地继承了下来。继承的不只是训诫书这种具体手段，而是一整套以控制代替治理、以封口代替责任、以遗忘代替清算的统治逻辑。 李文亮不是体制的例外，而是体制的必然产物。 六年过去，我们真正要纪念的，不是一个已经无法说话的人，而是那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惩罚诚实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不再开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李文亮的死亡，就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使在谎言构筑的高墙之内，真相仍然在敲门。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拒绝成为一个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的人。 A truth teller dies in a system of lies Abstract: Li Wenliang's death is not only a personal...

—— 一年六個“首創”的探索與突破 作者：趙紀森 編輯：王夢夢 翻譯：戈冰 過去一年多來，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影視部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積極探索以影像、節目與公共活動推動民主理念傳播的新方式。從節目製作到公共行動，從文化表達到國際聯動，影視部以志願精神和創新方式，為民主運動開闢了新的傳播空間。這不僅是一次技術層面的嘗試，更是一種在限制中尋找突破的實踐。 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影視部在洛杉磯全委會的工作中創造了六項具有開創性的實踐，在組織合作、輿論傳播與公共參與等方面取得突破。 一、以志願協作重塑影像生產方式 影視部率先嘗試以志願方式製作節目，成功推出《瘋人院》與《焦點瘋談》兩檔節目。節目製作過程完全由黨內志願者完成，劇組成員均為黨內人士，並以義務方式參與演出與製作。 在沒有專業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這種零成本製作模式充分展現了黨員對民主事業的熱情與投入，也證明了創意與團隊合作可以突破資源限制，讓政治表達以更加生動的方式呈現。 二、跨區域協同：從分散個體到集體行動 影視部發起全球聲援于朦朧的行動，迅速得到中國民主黨全美各地支部的響應。各地支部在同一時間段內共同參與聲援活動，形成了一次跨區域協同的集體行動。 與此同時，全球許多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組織與個人也紛紛加入聲援。大量同情于朦朧遭遇、反對中共漠視人權的社會人士在不同國家發聲，使這次行動形成了跨地域、跨群體的國際聯動聲援。 這種跨地域的協同行動，突破了傳統組織的地理限制，使分散的個體形成可見的集體聲音，呈現出一種去中心化卻高度連結的行動模式，也顯示出民主理念在全球語境中的共鳴能力。 三、將公共議題轉化為可感知的影像敘事 影視部在節目內容創作上，嘗試將當前社會熱點事件融入節目議題之中。透過節目討論與評論，對中共政權在相關事件中的責任提出質疑與問責。 這種將公共議題與媒體創作結合的方式，使節目不僅具有娛樂性，也具有公共討論價值，從而擴大了民主運動在輿論場中的影響力。 四、以數位平台連結全球公共意志 在國際公益平台發起的聯署行動，最終獲得超過70萬份簽名。 這一成果的意義，並不僅在於數量本身，而在於它證明：在數位時代，公共意志可以跨越國界被快速聚集，個體的微小行動也能在網絡中形成可見的力量。 五、打破邊界：讓不同立場進入同一空間 在多次線下活動中，影視部突破傳統模式，主動邀請黨外人士甚至非反共人士參與活動。 透過公開交流與事實展示，使更多普通民眾能夠直接了解共產黨體制下的人權問題與歷史事實。這種更加開放的活動形式，為不同立場的人提供了交流與思考的空間。 六、從政治走向文化：公共記憶的重建 影視部還發起了一項具有文化象徵意義的活動——為一位已故娛樂明星建立紀念長椅銘牌。 這一活動以公共紀念的形式，表達對自由精神與公共記憶的尊重，也使民主運動在政治之外，增加了文化與人文層面的表達。 用影像記錄時代，也參與時代 回顧這一年多的探索，影視部的工作規模或許並不龐大，但其創新意義卻值得肯定。從零成本節目製作，到全球聯動聲援；從公共議題討論，到文化紀念活動，每一次嘗試都在拓展民主運動的表達方式。 影像不僅是記錄工具，更是一種傳播力量。 未來，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影視部仍將繼續探索新的創作形式，通過光影與公共行動，記錄時代、傳播自由與民主的理念。 Light and Shadow as a Sword: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Department of...

会 议 提 案 提案名称 ： 恢复政协的正常功能:邀请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提案人 ：中国民主党:朱虞夫、郑存柱提案日期 ：2026 年 3 月 4 日提案类别 ：政治体制改革 一、案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设立之初，其核心宗旨在于将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各团体的代表纳入政治协商框架，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原则。然而，当前政协的实际运作已严重偏离这一初衷，真正的反对派政党和持不同政见者被全面排斥在外，政治协商名存实亡。本提案旨在呼吁恢复政协作为政治协商机构的正常功能，切实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相关规定，向包括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在内的各界人士开放政协席位，使政治协商制度回归真实、多元、包容的本来面目。 二、历史依据与现实背景 （一）政协的历史初衷。1949 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共有各党派、各界别、各团体代表共 662 人出席，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多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统一各方力量、共商国是。彼时的政协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协商功能，各方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 （二）1957 年后的转折。反右运动后，政协的政治协商功能逐渐弱化。民主党派中大量敢于直言的人士被打成“右派”，从此以后，政协逐渐从政治协商机构异化为形式上的“统一战线组织”，反对意见被视为禁区，真正的政治协商名存实亡。 （三）当前政协的结构性缺陷。现今政协的委员构成中，各“民主党派”均自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或独立声音。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民间组织代表、不同政治观点持有者均无法进入政协平台。这使得政协失去了其作为“政治协商”机构的核心意义。 三、提案内容与具体建议 基于上述历史依据与现实分析，本党郑重提出以下建议： 1. 开放政协席位给真正的反对派政党。允许包括中国民主党在内的未注册政党及独立政治团体派出代表参与政协会议，使政协席位真正体现“各党派”的多元性。 2. 邀请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为长期关注公共事务、人权事业、法治建设的独立人士提供政协委员席位，包括但不限于维权律师、公共知识分子、独立媒体人、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等。 3. 保障政协委员的言论自由与谏正质询权。任何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期间的发言、提案、质询不得作为政治追诉的依据，确立政协委员谏正免责权。 4. 建立政协提案的强制回复机制。政府部门对政协委员的提案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书面回复，并向社会公开，接受全体政协委员的质询和监督。 5. 改革政协委员选拔机制。政协委员应通过其所代表界别的民主协商或选举产生，而非单纯由上级指定，以增强政协委员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6....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再次提高20元。这个数字被包装为“民生改善”，被当作国家关怀农村老人的证明。然而，当我们把这20元放进真实的生活语境中，就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制度性的敷衍，甚至是一种对底层群体长期忽视后的象征性安抚。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20元能改变什么？当一碗面接近20元，一次普通就医远超其数额，这种调整几乎不具备实际意义。农村老人每月两三百元的养老金，本就无法覆盖基本生活，更不用说医疗、护理与意外支出。当国家以如此微小的幅度调整养老金，却将其宣传为重大民生进步时，问题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真正的矛盾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长期建立在对农民的制度性牺牲之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农民排除在现代福利体系之外。数亿农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承担了通货膨胀与公共服务不足的风险，却在年老之后只能领取象征性的养老金。这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缺乏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的环境下，公共财政的使用优先级往往由少数决策者决定，而非通过社会讨论形成共识。农民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独立组织表达利益诉求的空间。他们的养老困境很难转化为制度压力，只能被动等待自上而下的“施舍式改革”。当权力无需为选票负责时，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自然最容易被忽视。 与此同时，大量资源被投入到维稳体系、形象工程以及各种宏大叙事中，而基础民生保障却长期停留在低水平微调。养老金每年象征性上涨几十元，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强化一种危险的信号：只要社会缺乏反抗能力，再不合理的待遇也可以被合理化。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政策调整，让不公平逐渐常态化，让底层群体习惯于低预期生存。 有人将这种政策称为“德政”，因为毕竟是增加了。但真正的德政，应当是保障人的尊严，而不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一个国家如果在拥有巨大财政与发展成就的同时，仍让农村老人依靠两三百元度过晚年，那么问题显然不在于有没有能力，而在于有没有意愿。 因此，农民养老金只涨20元，并不是简单的财政选择，而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一个高度集权体制在面对底层民生问题时的真实态度：可以缓慢调整，但不愿触动结构；可以象征改善，但避免制度重构。只要权力缺乏来自社会的有效约束，这种局面就很难根本改变。 对于普通人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这20元是否太少，而是为什么在一个强调“人民至上”的政治叙事中，最需要保障的人却始终站在福利体系的边缘。真正的民生改善，应当以人的尊严为尺度，而非以最低生存为底线。当一个社会无法保障最基础的养老尊严，其发展成就也将失去根基。 作者：毛一炜 翻译：戈冰 2026.3.15 Peasants’ Pensions Rise by Only 20 Yuan Abstract: With peasants’ pensions increasing by a mere 20 yuan,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ir act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