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7 月, 2026

活动通报 铭记709 · 捍卫人权 · 声援正义 为纪念“709人权律师大抓捕”十一周年，声援所有因坚持法治、捍卫人权而遭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和良心人士，中国民主党纽瓦克支部将于2026年7月9日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和平抗议集会。 活动信息活动名称： 铭记709人权律师大抓捕十一周年抗议集会 活动时间：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下午2:00—4:00 活动地点：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1450 Lagun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活动主题铭记709 捍卫人权 声援正义活动诉求铭记709人权律师大抓捕历史，拒绝遗忘。 声援所有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及良心犯。 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因言论、信仰及维权而被关押的政治犯。 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法治与基本人权。 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表达诉求，共同守护自由、公义与法治精神。 组织单位中国民主党纽瓦克支部 工作人员 发起人： 张善城、王战士，汪峰 活动召集： 方政、胡丕正 活动主持人：周君红 活动策划： 陈森锋、李树青 活动义工： 周小俊，吴志创，陈所明，李小林 诚挚邀请 历史不能遗忘，正义不能沉默。 我们诚挚邀请关心中国人权、法治与自由的朋友共同参加本次和平集会，以行动纪念709事件，声援仍在坚持良知与正义的人们。 时间：2026年7月9日（星期四）下午2:00 地点：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1450 Laguna Street, San Francisco,...

记者:张致君 2026年7月5日，一场聚焦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学术座谈会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三民主义能否救中国》为题，邀请八九学运亲历者、文献学者、网络“孙文学校”创办人封从德博士担任主讲。多位海外异议学者、民运人士及年轻一代华人到场，围绕“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当代启示、中国未来制度承接框架以及政治转型的潜在风险展开了深度研讨。座谈会所在地自由雕塑公园，地处加州内陆荒漠，因长期展示“六四”、香港抗议及中国人权议题的大型地标性雕塑，已成为海外许多华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坐标。与以往聚焦于历史伤痛纪念的集会不同，本次座谈会在漫天黄沙与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装置间，呈现出一种冷峻的学术思辨氛围。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中）在现场发言）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表示，自由雕塑公园未来除了持续用雕塑这种艺术展现形式反抗暴政，也会逐渐搭建民主政治学术研讨会，讨论主题也不仅从历史清算与政治抗议等“解构性叙事”出发，同样会增加对宪法文本、过渡期合法性来源等“建构性制度设计”的理性探讨。会议先对7月2日在联合国门前为抗议中共对藏人压迫而自焚的Pawo Lobga Rangzen悼哀。 （与会者悼念藏人Lobga Rangzen） 在主旨发言中，封从德首先表示该次研讨会的”救国“应当再”重建民国“之后，提出用”三民主义，四六宪法，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政治行动第一步，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脉络中进行诠释。他认为，三民主义并非历史陈迹，而是应对现代政治危机的“现成制度框架”。对中国历史的充分认识，不被中共统战下的思想与谎言历史所污染至关重要，这会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反对派道路的判断力。 他在会中详细分析了中共在海外民主运动中的统战思想与语言叙事，解释了中共对反对运动中的词汇污染，例如他解释”和理非“中的”非暴力“是严重被曲解的，”非暴力“并不代表放弃”武力革命“，但中共将“武力”与“暴力”的含义混淆，暴力是非法的，而武力是合法的，中共的统战叙事就是将反对派合法的叙事方式变成非法叙事方式，进一步引起反对派内部分裂;再例如他指出，反对派不要落入”统独叙事“，这也是中共分裂反对派的统战战略之一。 封从德尖锐地指出，后极权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并非“如何打破旧体制”，而是“旧体制崩溃后的权力真空与社会失序”。 他借用“普京化”一词，警告转型初期因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强人政治复辟、民主形式化的危险。他在会中提到了中共的“沉船计划“，指出中共在全球所部署的经济、科技等战略部署不仅仅是在扩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在为其政权崩溃后的政权部署，中共将现有大量资金与技术资源外移后，得以保留中共的政治势力，再分裂中国，制造混乱，中共自己占据中国现在疆域板块中资源最富饶的沿海等枢纽区域。 （封从德主讲并回答与会者提问） “三民主义的精髓在于其整体性。民权保障自由，民生约束资本，民族确立认同。这套互为表里的架构，能有效对冲转型期极易出现的流氓无产阶级民粹主义或威权政客的窃国倒退。”封从德表示。 作为“民国宪政法统”的坚定捍卫者，封从德在会上多次提到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四六宪法”）。他主张，该宪法由当年全中国各党派共同制定，具备无可辩驳的历史正统性。在未来转型期，直接宣布“回归四六宪法”并将其作为临时宪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制宪成本，避免社会因“重新发明轮子”而陷入分裂。 然而，这一具有鲜明立场的“回归法统论”，在现场参与者内部随即引发了激烈的路线交锋。支持法统派的人士在发言中主张“继承资产”，认为历史法统是成本最低、最能凝聚共识的平稳过渡工具。 新宪派与联邦派则对该路径的可操作性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四六宪法”在政治现实、地缘政治及国际承认层面存在巨大的历史断层，面对当下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与地方治理，其过渡机制设计显得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对接的抓手。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座谈会并未流于枯燥的历史复述，而是展现了强烈的时代感。在互动环节中，与会者就两岸体制差异、以及“三民主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再解释”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思想激荡。针对年轻人提出“如何将三民主义推广和三民主义在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台局势中是否还有受众”这一隐忧，封从德给予了积极回应。他赞同并鼓励年轻一代打破意识形态框架，从历史文献中汲取关于“三民主义“运用的智慧，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语言向年轻世代重新阐释。 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在落日余晖洒满大漠时落下帷幕。正如与会研究者所言，这场在沙漠中展开的政治辩论，其意义或许不在于立即拿出一套完美的建国方案，而在于它在威权政治的阴影之外，保留了一处探讨中国未来可能性的“理论绿洲”。尽管“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法统路径在现实政治层面仍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此类社群内部共识的建构与思想火花的碰撞，正为未来的宪政转型做着知识上的防震准备。 主办方透露，未来自由雕塑公园将继续推出围绕“中国政治”的系列深度研讨活动，将这一思考持续引向深入。 摄影:刘敖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Feng Congde Discusse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作者：李聪玲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中国政府表示，这部法律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然而，在我看来，这部法律并非真正促进民族团结，而是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教育、宗教和言论领域的控制封锁的一项立法。我反对这部法律，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团结并不能建立在独裁统治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平等、尊重和多元之上。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要求所有民族拥有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历史叙事。一个真正成熟和自信的国家，应当能够包容不同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和历史记忆，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塑造一种唯一正确的民族认同。当国家将特定的民族观念上升为法律要求，并贯穿教育、文化、媒体和社会治理时，这已经最大程度压缩了合法表达和文化发展的空间。         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忧虑。西藏的藏语教育、宗教活动和传统文化近年来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因此担心新法律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使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传承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则表示，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持续投入资源保护藏族文化、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围绕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影响，各方长期存在明显分歧。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是一项新的立法，更像是他们长期担忧不断累积后的又一个象征。        就在这部法律生效后不久，一名被流亡藏人组织确认身份的藏人活动人士Lobga Rangzen，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身亡，希望借此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据警方，这名男子因严重烧伤死亡；流亡藏人组织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极端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的未来以及藏人的处境。中国政府则一贯表示，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        没有任何生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政治立场，自焚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它也提醒世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声音长期无法被听见时，可能会采取极端而悲剧性的方式表达诉求。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让许多流亡藏人感到，他们的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和宗教自由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已有一百多名藏人在中国境内以及流亡社区发生自焚事件。这些事件在流亡藏人看来，是对西藏现状的绝望抗议；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这些行为受到分裂势力煽动，危害社会稳定，并依法予以打击。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而言，这部法律同样引发担忧。近年来，新疆政策持续受到国际关注。一些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以及部分国家政府批评当地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并对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受到限制表示关切；中国政府则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表示相关措施属于依法反恐、去极端化和促进发展的政策，并认为外界批评存在政治化倾向。正是在这种持续存在重大争议的背景下，这部法律可能进一步巩固现有民族治理模式，使民族文化和宗教表达面临更大的压力。      ...

作者：胡平 去年7月6日，达赖喇嘛九十华诞，达赖喇嘛发表讲话，对自己的继任问题作出明确阐述。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达赖喇嘛制度将会延续。 「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Gaden Phodrang Trust）及其董事会，将负责寻访并认证转世灵童；该基金会将遵循藏传佛教传统，并与各大教派领袖及其他宗教领袖协商。 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即中国之外。 不出意料，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这番阐述表示强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其核心内容亦可归纳为三点： 必须在中国国内寻访； 必须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 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然而，中共的这三项主张皆站不住脚。  一、关于「国内寻访」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早已有于中国以外寻访转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诞生于蒙古，是蒙古族人。当时中国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图并不包括蒙古。 其理甚明：藏传佛教的弘传本就超越西藏地域与中国国界。活佛转世的寻访范围主要依据藏传佛教的信仰传播与信众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来，藏传佛教的信仰圈已涵盖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诸地，因此在蒙古与印度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早有先例。  当代以来，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流亡印度后，藏传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国之外的信众达五六百万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欧美各地；事实上，中国境外已有多位转世活佛，其中不少并非藏族。因此，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既合理，又完全正当。 二、关于「金瓶掣签」 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签」方式介入达赖喇嘛转世的认定，但实际上，真正依此程序认定的达赖喇嘛仅一两位，多数历代达赖喇嘛——包括现任第十四世——均未经过金瓶掣签程序而确定。 退一步说，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并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满清皇帝介入转世事宜，是基于与西藏间「施主与上师」的特殊关系。 然而中共当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何以有资格干涉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早已明言：「现今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视佛教为愚昧落后的象征，且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若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也说得过去；但如今却是中共坚持要自己寻找魔鬼的转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再去找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转世，然后再来干涉我的转世，那才合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插手。」 他并补充道：「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若出于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则无人需要承认或信奉那个孩童。」 三、关于「中央政府批准」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称：「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的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 此说并不符合事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非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事实上，民国政府曾有意干预，但西藏政府并未理会。从寻访、确认到坐床，均由西藏摄政王及僧团自行完成。坐床典礼时，民国政府仅派蒙藏委员会代表吴忠信前往观礼。 阿沛·阿旺晋美于1989年即明确指出：「没有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这回事，他只是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观礼’而已。」 为何民国政府当年希望参与？因当时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为宗教领袖，又为政治领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脑。对国民政府而言，作为宗教领袖的产生他们无权干涉，但作为地方政府首脑的产生，则与中央有关。为体现「中央—地方」关系，他们主张至少须经中央认可。然而，多数藏人并不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从属定位。结果，国民政府欲干预而未果，只能派员观礼。中央方面报称是「主持」，但藏方仅视之为「贵宾观礼」。 从民国角度看，他们的干预尚有一点道理——因当时政教合一。但此理于今日已不复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实现政教分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退出政治职务，仅保留宗教领袖身份；而中国境内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法律上也规定达赖、班禅不再是地方政府领导人。既如此，现今中共当局又有何理由干预其转世？ 此外，中共当局还声称「藏传佛教没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说同样错误。2013年6月，《亚洲周刊》（第27卷第22期）刊载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访谈，文中指出：「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极为关键，因为它属于史实而非观点。凡了解藏传佛教史者皆知确有其事。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其间并非一成不变，今后亦可调整。而决定是否变革、如何变革的权力，自然在达赖喇嘛本人与藏传佛教机构及信众之手，与中国政府毫无关联。 此处，不妨参照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制度，以助理解。 在十一世纪以前，罗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仍需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会议与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确认后，才正式规定教皇可由枢机主教单独选出，惟法、西、奥三国君主仍保有否决权。至二十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此种世俗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遂成为首位无需世俗介入而由教会单独选出的教皇。 由此可见，早期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影响极大；随历史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削弱，终至归零。  昔时君主干预教皇继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彼时教权与王权互为依存：新教皇须得到君主认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权神授」。 随后政教分离制度确立，教皇继承制度的改革由教会自行决定，非世俗权力所能干预。今日欧洲已完全政教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世俗君主登基亦无需教皇加冕。 这即是政教分离——国家机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国家。  达赖喇嘛已多次阐述转世观念、制度起源与寻访方法，强调：达赖喇嘛转世属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皆无权干涉。其立场——无论从藏传佛教传统、政教分离原则，或藏传佛教全球化的现实——皆完全合理、正确。 简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达赖喇嘛的事，是藏传佛教的事，与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毫无关系。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中共当局炮制的那一套「寻找与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办法，错误而荒谬。未来若真推出所谓「官方达赖喇嘛」，必不会得到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众的承认。这场政治操弄注定成为历史笑柄，最终被彻底废弃。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the Dalai...

——2026年7月2日自焚前最后公开讲话 编者：冯仍 2026年7月2日，旅居美国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尕然赞（Lobga Rangzen）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长期实行的高压统治。经送往医院抢救后，于当晚因伤势过重去世。 据现场视频显示，洛尕然赞在联合国总部外竖起雪山狮子旗，并开启 Facebook 直播，随后点燃自己，以生命表达对西藏命运的抗议。 据其友人介绍，洛尕然赞在行动前，于自家车库录制并发布了最后一段视频，同时在个人 Facebook 页面发表遗言。值得注意的是，“Rangzen（然赞）”并非其本名，而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名字，在藏语中意为“独立”“自由”。这一名字既体现了他的政治信念，也成为其毕生追求的象征。因此，本文尊重其本人意愿，统一采用“洛尕然赞（Lobga Rangzen）”这一译名。 在遗言中，洛尕然赞向仍生活在西藏境内、长期承受高压统治的藏人表达敬意，并将主要内容留给流亡海外的藏人。他呼吁流亡群体珍惜自由民主的环境，不忘自身责任，停止内耗、加强团结，继续为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及民族未来努力。他强调，自己此次行动并非出于个人生活困境，而是希望以生命唤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持续关注。 以下内容根据洛尕然赞生前公开发布的视频进行听译整理，力求忠实呈现其原意。为便于中文阅读，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作了适当调整。 以下为其遗嘱内容整理 (听译): 我们在国外举办任何活动，都是为了抗议中共对境内藏地的高压政策，反抗中国对藏地藏人的统治。今天，我想说几句话。 对境内藏人，要谢谢他们，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因为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大的勇气，为拯救我们藏民族的语言、文化与尊严，不断努力。因此，我没有什么资格再对他们说什么。 我今天主要是想对流亡藏人说四点： 第1， 流亡藏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流亡当中，享受着自由民主的生活。这样的自由民主，是尊者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尊者让我们拥有自由，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内耗，也不是要让我们用民主自由之名，在内部彼此斗争。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图伯特的自由发声，为图伯特的未来想办法。尊者达赖喇嘛曾经说过，生活在国外的藏人，不要因为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就感到满足，因为图伯特境内的藏人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第2， 我们要明白，藏人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尊者达赖喇嘛是世界的和平导师，他为所有众生的和平与幸福奔波，所以他不会把话说得太多、太重。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为什么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没有任何自由？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面临被消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连供奉尊者达赖喇嘛法相的权利都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国家。不是的，我们有国家；只是我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 第3， 流亡藏人不要再分地域、教派，而要真正团结起来。 中共打压藏人时，并不会区分你是康巴人、安多人，还是卫藏人；也不会区分你属于哪一个教派。他们同样打压所有藏人，也同样破坏所有宗教。所以，我们在外的藏人，真的不应该再分什么康巴、安多、卫藏，也不应该再分各个教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为恢复藏人的自由、为藏民族的独立，做出更多努力。 第4， 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停止应该去做的事；真正的哀悼，是继续为图伯特奋斗。 如果这一次我要做一个大的行动、一个引起轰动的行动，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所以，该跳舞的还是要跳舞，该唱歌的还是要唱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让年轻一代的藏人，能够接受并传承自己的语言与文化。 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迎来尊者达赖喇嘛九十一岁华诞。我希望全球各地的藏人，都要盛大举办尊者的祝寿活动。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就只停留在悲哀或默哀之中。 我们真正需要悲哀、需要默哀的，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发起更大的行动。 我今天要做这个行动，不是因为我缺乏衣食住行，不是因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一切，是为了图伯特的独立，为了图伯特的抗争。 因此，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如果你们真的要哀悼我，请按照我在这里所说的愿望去做。希望每一个人都为图伯特的事情继续努力，继续奋斗。最后，我想说：图伯特民族的独立万岁！博嘉洛 （图伯特必胜 ）！！！ ...

作者：李彬妹 如果有人在很多年前问我，什么是民主，我或许只能给出书本上的定义：人民拥有选举权、政府依法施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时候，这些词汇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离普通人的生活十分遥远。我从未认真想过，一个制度究竟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后来，我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书籍和历史资料，也逐渐了解到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随着了解不断深入，我发现，自己向往的并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能够真正保障普通人权利的制度。 很多人谈论民主，总喜欢从政治人物、选举结果或者政党竞争开始。但在我看来，民主真正的价值并不体现在这些宏大的政治场景，而是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不同意见公开存在？一个普通人是否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而不必担心遭受报复？媒体是否能够持续监督公共权力？法院是否能够依据法律而不是权力作出裁判？这些问题，看似普通，却直接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我开始关注台湾，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是完美的，民主制度同样会出现争议、冲突甚至混乱。但正是因为存在不同声音，人们才能通过公开讨论、媒体监督、司法救济和民主程序不断修正错误，而不是让一种声音长期垄断公共空间。 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台湾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几乎无处不在。政府提出新的政策，媒体会持续报道，专家会发表意见，民间团体会组织讨论，普通民众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最终，一项政策是否合理，不再只是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而是在不断沟通、辩论和修正中逐渐形成社会共识。 有人认为，这样的过程效率太低。我却越来越觉得，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决策速度，而是决策质量。因为每一项政策背后，都关系着无数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没有充分讨论，没有不同意见的参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再高效的决定，也可能给很多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理解民主制度为什么如此强调程序。 程序并不是繁文缛节，而是为了防止任何权力轻易越过法律边界。每一道程序，都是对权力的一次约束；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社会对公共利益的一次平衡；每一次司法审查，都是法律对行政权力的一次提醒。 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政府拥有多大的权力，而是政府愿意接受多少监督。 台湾几十年来的发展，也让我看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从威权时期到今天的民主社会，它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改革过程。新闻自由不断扩大，司法制度持续完善，政党轮替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社会越来越活跃。这些变化告诉我，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更依赖制度不断自我修正的能力。 当然，我并不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做到尽善尽美。那里同样存在政治对立、社会分歧和各种现实问题。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当问题出现时，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可以依法监督，可以通过制度推动改变，而不是只能沉默接受。 这种能力，比所谓的完美更加重要。 我曾认真思考，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需要民主？后来我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普通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去左右公共决策，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一套公平、公开、透明的制度。 民主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意见一致，而是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够被听见；法治不是为了让政府更方便管理人民，而是为了让政府首先受到法律约束；新闻自由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让真相拥有被社会看见的机会。 正因为不断了解这些制度运行的细节，我开始越来越向往一种真正尊重人的社会。 这种向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加富裕，也不是因为哪一种制度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拥有基本尊严、每一种声音都有表达空间、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的环境之中。 我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普通人在面对公共权力时，依然拥有法律赋予的底气；能够让每一个家庭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不必担心自己的选择轻易被外界取代；能够让每一位公民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依然相信法律会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 也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相信，民主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种能够让普通人拥有安全感、尊严感和未来希望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制度，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尊重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限制公共权力，才是一个现代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础。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Why I Begin to Yearn for Taiwan’s Democracy By Li Binmei If someone had asked me...